社會變遷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變遷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博弈假設本文對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的演化博弈模型作如下假設:1.確定博弈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規定城鎮企業職工社會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那么繳費主體則為企業和職工。①演化博弈研究的對象是一個“種群”，注重分析種群結構的變遷，而不是單個行為個體的效應分析。［8］從整個社會保險制度的征繳資金來源看，可將企業和職工視為兩個不同的群體，他們的目的是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2.確定博弈主體的行為策略空間。企業除了遵從制度要求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外，還可能采取退出或抵制策略。社會保險由政府壟斷提供，以法規為保障強制實施，如果企業拒絕參保將面臨被勞動監察部門和社會保障部門嚴厲處罰，影響企業的聲譽，因此企業會盡量以合作的態度參加，故退出行為一般不會發生，本文也就不考慮此種行為。抵制行為是指企業在表面上遵從社會保險制度的相關規定，但實際上并不認同參與社會保險可以為其帶來最大利益，會采取少報、漏報繳費基數或繳費人數等方式以盡量消除社會保險制度對其造成的影響，實現利益增進?！渡鐣ｋU費用申報繳納管理暫行辦法》第十條規定“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由企業在其工資中代扣代繳，任何企業和職工不得干預和拒絕”，那么職工繳費與否完全由企業決定，繳費決策地位的不對等使得職工處于劣勢，但職工可以根據企業是否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來調整自身的工作態度以降低這種不對等程度。如果企業及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這將能夠提高職工的滿意度，職工將以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如果企業為了減輕負擔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將導致職工利益受損并造成其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下降，職工可能因此對企業心懷不滿而降低工作積極性，甚至采取某些過激方式來報復企業。故職工的行為策略空間為“積極反哺，消極響應”。3.確定博弈過程并引入獎懲制度。由于繳費決策完全由企業決定，職工會根據企業的行為而做出響應。然而在現實中，企業逃欠社會保險費可能存在與職工共謀的現象，如高收入職工不滿足較低的社會保險待遇，低收入職工傾向于獲得當期收入來降低流動性約束。高收入職工一般是人力資本較高者，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企業為了留住他們往往會提供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并為其購買補充性商業養老和醫療保險。隨著當期現金工資的增長、人們養老意識的增強和社會保險制度的逐步完善，低收入職工因短視或流動性約束而放棄參加社會保險的意愿在不斷降低，同樣希望通過參加社會保險制度來抵御未來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們認為這兩類職工與企業形成的共謀現象會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逐漸消逝。本文的博弈過程設定為:當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后，職工會努力工作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促進企業增產和提高收益;若不努力工作，企業會采取一些隱性措施增加職工的工作成本或降低職工的經濟收益。當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后，除非給予職工一定的經濟補償，②否則職工會將企業瞞報繳費基數或少報職工人數的行為舉報給勞動監察部門和社會保障部門，企業會遭受相應的懲罰。

(二)構建博弈模型令R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除繳納社會保險費外獲得的長期穩定收益，Q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時獲得的短期收益，C為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總額(包括職工的代扣代繳部分)，D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時給予職工的經濟補償額，W為職工的工資，P為企業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后職工未來收益的貼現值，α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產出系數，β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但給予職工少量經濟補償時職工反哺企業的產出系數，γ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而職工不反哺企業時減少的工資系數，λ為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卻沒有補償職工而被舉報受到的懲罰系數(包括補繳未按規定申報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

二、演化穩定策略

假設x為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的比重，1－x為選擇消極抵制策略的比重;y為職工選擇積極反哺策略的比重，1－y為選擇消極響應策略的比重。企業選擇積極遵從和消極抵制策略時的期望收益μ11、μ12以及企業整體的平均期望收益μ1分別為。當企業以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選擇任何策略的收益無差異。當x＞x*時，由于F''''y(0)＞0且F''''y(1)＜0，則y*=1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狀態，動態演化路徑如圖2(b)所示。當企業以高于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的策略選擇逐漸由消極響應向積極反哺轉移，最終積極反哺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當x＜x*時，由于F''''y(0)＜0且F''''y(1)＞0，則y*=0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動態演化路徑如圖2(c)所示。當企業以低于x*的水平選擇積極遵從策略時，職工的策略選擇逐漸由積極反哺向消極響應轉移，最終消極響應是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

(一)動態復制系統穩定性分析由式(7)、(8)可以建立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博弈的動態復制系統，該系統的局部均衡點構成演化博弈均衡。根據上文對企業和職工的演化穩定策略分析可知，該系統共有五個局部均衡點:(0，0)、(1，0)、(0，1)、(1，1)、(x*，y*)。為確定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變的最終結果，需要對該動態復制系統的各個局部均衡點進行穩定性分析。Friedman(1991)提出用微分方程描述群體動態時，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分析可由該系統的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分析得出。［9］據此，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可以由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分析得到。從表2可以看出，局部均衡點的行列式值和跡的正負性與職工收益情況無關，它取決于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較。通過判別職工選擇積極反哺策略時企業選擇不同策略的收益(1+α)R－C與(1+β)Q－D，以及職工選擇消極響應策略時企業選擇不同策略的收益R－C與Q－λC兩組條件的大小關系，可以確定該復制動態系統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表4中的結果顯示，在相應的約束條件下，局部均衡點(0，0)、(1，1)在動態復制系統中達到穩定狀態，(積極遵從，積極反哺)、(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該演化博弈的穩定均衡策略。如圖4所示，若初始狀態在D區將收斂于點(1，1)，形成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良性循環累積;若初始狀態在B區將收斂于點(0，0)，產生企業抵制制度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和職工利益受損而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的惡性循環現象;若初始狀態在A區或C區時，穩定均衡點取決于企業調整策略選擇的速度。若初始狀態在A區，如果企業及時調整決策，使選擇積極遵從策略的比重大于x*，演化動態將穿過L2線進入D區，最終穩定均衡策略將為(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反之則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3.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動態復制系統無穩定均衡點，該演化博弈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表明企業和職工的策略選擇具有隨意性。4.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局部均衡點(0，0)在動態復制系統中達到穩定狀態，(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該演化博弈的穩定均衡策略，卻是劣均衡狀態。企業為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優勢而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職工無法忍受利益受損而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容易形成群體利益受損的惡性循環。

(二)參數討論通過對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化博弈的動態復制系統穩定性分析發現，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情況決定著最終的演化穩定策略，不同收益關系下將形成不同的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積極遵從，積極反哺)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且時，(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和(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消極抵制，消極響應)是演化穩定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不存在演化穩定策略。本文研究的主旨是通過觀察繳費主體在收益最大化下逃欠費行為的演變過程，采取相應措施來不斷調適和修正其策略選擇，以實現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最優均衡狀態，促進社會保險征繳管理的有序運行。根據研究的需要，上述四組條件中的后兩組條件無法實現最優均衡狀態將不予考慮。在前兩組條件中，均有(1+α)R－C＞(1+β)Q－D，則β＜［(1+α)R－C+D－Q］/Q。這表明當企業選擇消極抵制策略并給予職工少量經濟補償時，職工反哺企業的系數應盡可能的小，使得企業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所獲得的短期收益小于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所獲得的長期收益，倒逼企業選擇積極遵從策略。前兩組條件的區別表現為第二組條件下有兩個穩定均衡策略，要避免(消極抵制，消極響應)劣策略的發生，主要取決于R－C與Q－λC的大小關系。當λ－1＞(Q－R)/C時，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演化博弈存在唯一的優穩定均衡策略，避免了劣策略的形成。即當企業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的懲罰系數大于短期額外收益與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比例時，企業會選擇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由此，本文提出社會保險逃欠費的最優懲罰系數λ=(Q－R+C)/C+ε，其中ε為可調整參量且ε＞0，政府相關部門可以通過不同時期征繳率的變化情況調整ε值的大小來調適和修正企業的逃欠費行為。這種可調控的懲罰力度對逃欠費企業的震懾作用較大，能夠有效地遏制企業逃欠費沖動，引導企業在面臨嚴厲處罰情境下做出積極遵從制度要求的選擇。從圖3可以看出，當β減少、λ增加時，y*增加，鞍點(x*，y*)沿著L2線上升，D區的面積減少，逐步向穩定均衡點(1，1)靠近，最終形成企業遵從制度安排及時足額繳費和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哺企業的良性循環狀態。

三、結論與展望

1.社會保險繳費主體逃欠費行為關系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僅與企業的決策有關。動態復制系統的穩定性由該系統的雅克比矩陣的局部穩定性決定，觀察表2可看出，局部均衡點的行列式值和跡的正負性與職工收益情況無關，而是取決于企業在不同策略下的收益比較。判別企業收益(1+α)R－C與(1－β)Q－D以及R－C與Q－λC這兩組關系的大小，可確定該復制動態系統局部均衡點的穩定性。

2.企業在不同策略下收益的大小關系決定著該演化博弈模型最終的穩定均衡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存在唯一的穩定均衡策略(積極遵從，積極反哺)，且是優策略;當(1+α)RR－C＞(1+β)Q－D且R－C＜Q－λC時，存在兩種穩定均衡策略(積極遵從，積極反哺)和(消極抵制，消極響應);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存在唯一的穩定均衡策略(消極抵制，消極響應)，卻是劣策略;當(1+α)R－C＜(1+β)Q－D且R－C＞Q－λC時，不存在穩定均衡策略。例如，地方政府為了增加就業和稅收而放松對社會保險費征繳工作的管制，企業追求相對競爭優勢瞞報少繳社會保險費造成職工利益受損，職工無法忍受利益受損會做出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的決策，容易形成群體利益受損的惡性循環累積，這將不利于社會保險制度的良性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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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變遷 民俗 保護

一、社會變遷對民俗的不利之處

（一）推進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拋棄舊的生活方式會毀掉原有手工藝傳承土壤

文化傳承人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夠“更舒適”，而不是能夠“更有意義”，他們的文化就是現實生活本身。［1］例如某地域村民習慣在自家四合院里的“飯屋”支“鏊①灶”，攤做煎餅吃的飲食習慣。如果因“舊房改制和異地搬遷”要求搬住進五層樓房，無形之中在毀滅“某煎餅”這種傳統飲食制作和生存的土壤。當地煎餅已被申報為“非遺”保護對象。一種文化是否為民眾認可，不在于這種文化是傳統的抑或現代的，而在于它是否為民眾的生活帶來實際的利益。［1］村民不知自己就是“某煎餅”生產制作的非物質文化傳承人，不自覺地固守著傳統居住和生活習慣間接保護了該“非遺”存活根基，習慣傳統四合院居住格局。

（二）集約化生產方式也在消解和弱化地方感

新農村住房改造項目是好的，但是無形中也在使鄉村住房格局和樣式單一，有同化的趨向。鄉村旅游，要突出地方特色，才具有吸引力，而現在做的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建造，統一搬遷入住新房，這種推進新農村住房改造的方式是有問題的。不否認近年來很多農民在城市里買了新房子，戶口卻在原籍還占有著耕地。國家可以通過新農村建設對這樣的農民順水推舟讓其成為工人。但是中國的工業是否能夠吸收足夠的國人就業，并從農村解放出大批的勞動力，從而在農業領域實現區域化、集約化、機器化的生產作業還是需要慢慢的過渡。傳統的小農經濟經營方式已經存在這么長的歷史，自然有存在合理性，而美式現代化農場作業也并不全然被證明完全更適合中國社會的發展。

（三）現代的學校教育，剝奪了傳統社會自上而下濡化和涵化下一代人的場域，無形中切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途徑

現代的孩子，適齡就被送進了學校。從前那種在十二、三歲逼著自己的女兒學“攤煎餅”的風俗習慣，早就蕩然無存。因為孩子上學，母親的手藝沒了傳承的對象。伴隨社會的變遷，曾經用會不會做煎餅評價新媳婦的觀念變得開放，很少人在乎或者知道保護及傳承“煎餅”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手藝了。現在我們正處在遺棄傳統手藝，又無意識去保護傳統手藝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渡階段。除了在保護宣傳上做得不夠，我們自身的素質還有待更大的提高。

（四）信息化對文物古跡和民風民俗的摧殘

正統與異端在地方社會場域中對峙。村民原本想借神廟神仙體系模仿國家官僚系統建構，表達對艱辛生活遇到不確定性給以心理安慰和精神超脫。村民既想依靠權力政治來消解民間信仰的不確定性，亦想尋求民間信仰來表達對權力政治的批評和超越。廟只是民間信仰觀念化物質載體，形式沒有了，并不代表信仰的消失。信仰觀念本就是無形自在的存在，除非中國的農民全消失了。

某通信集團公司是國有控股企業。其為了節省架設高塔的資金，選擇天然山丘做制高點，霸占、拆毀了擁有著幾百年歷史×山神廟。當地村民緣于免輻射的考慮，也因此很少登山頂在去拜祭×山神廟。重陽節登高習俗也銷聲匿跡。這種話語霸權，強權讓老百姓無言訴苦，老百姓只能說廟毀了，風水被帶走了?！肮俅笠患墘核廊恕焙汀坝绣X能使鬼推磨”正在現在傳統鄉村上演。人都說沒文化真可怕，掌權者利欲熏心，明知會得罪百姓而為之，目光短淺，缺乏做人基本的良知，無視百姓宗教情感和利益。

二、對民俗保護兩點建議

（一）全球化與地方知識、利益的調適需要時間

就像商品市場一樣，“全球化”的實際結果是出現了一種標準化的趨勢。［2］美國的“麥當勞”、“肯德基”、“迪士尼”正在全球遍地開花。中國也在上演著復制方特歡樂世界、劉老根大舞臺等科技和文化產業。雖然中國引進“麥當勞”“肯德基”牌子是美國的，但“中國的麥當勞”風味已經是本地化了，即融合了地方元素在里面。這是地方文化與全球化的調適的結果。但是，不是所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都能轉化成旅游商品，并且能突破地域的束縛，自力更生。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事項一旦脫離了原生的情景，便失去了詼諧、幽默的韻味，這方面多在語言類民間文學、民間曲藝等方面特別突出。有些地方小戲本就是特定場域里藝術奇葩，轉化成普通話表達，會失掉地方特色。將其進一步轉化成文化產品、旅游文學作品出售需要一個過程。對藝人創新能力也是一個挑戰。因此，需要聯合民間藝人與學術專家共同探討并可以借助當下娛樂時尚符號創新，可保有原始特色和時尚兩種。

（二）質疑保護“非遺”是國家和政府不自信的保守保護政策

被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俗事項，被特意的保護起來，為的是讓其存活下去，但是目的雖好，可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真正生命力在民間的草根階層。無論是國家還是非政府組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體保護只是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它生存的地域空間在現代化工業社會漸漸消失。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是一種不得已權宜之計，因為現代化的步伐之快，讓人只能被牽著鼻子走，等變主動時，或許已經來不及了，這樣案例不勝枚舉。鑒于此，除重點保護傳承人外，還得成片區域劃定保護范圍，并且伴隨著現代化步伐對非遺認定基礎上創新、重構，借助旅游、文化創意產業宣傳非遺保護非常必要。

三、結語

本篇論文以社會變遷對民俗四大不利影響為敘事為主，在此基礎之上，以懷疑的口吻簡要提了兩點建議。主要是從“非遺”保護政策保護范圍和主體局限性，以及有些民間文學從地方走向全國范圍過程可能失去“地方性”本色。兩方面從政府層面對于傳承人施壓，及傳承人自身生計和傳承手藝創新方面都有待質的提高。

注解：

① 鏊，讀ào，［字義］：一種鐵制的烙餅的炊具，平面圓形，中間稍凸。

參考文獻

篇3

1990年，在各方面原因的綜合作用下，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終于同意再版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懸即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場關于"公"和"私"的大討論，在漢語世界也反響熱烈。不過，這種舶來的"公"和"私"概念可不是我們傳統的思想范疇所能比擬和對付得了的，因為它們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思想史范圍，而成為一個集思想內涵、社會意義和政治功效于一體的綜合性概念，僅僅從某個角度根本不足以把它們闡釋清楚。

該書的中文譯本已經由學林出版社推出，我在這里不想鸚鵡學舌一般地簡單復述其內容，也不想越廚代庖，強為讀解文本，相信每個人讀完會有自己的理解。故此，我只想就書里書外所引起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該書的問題意識和問題范圍，可以說，這也是該書的一個元問題。眼下，國內外有一股熱潮，傾向于把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公共性"范疇僅僅局限于政治層面，或者單純追溯其"政治公共領域"的歷史起源（一直上溯到古希臘），或者僅僅關注其當代政治效果（用以解釋東歐的所謂"糾補革命"和拉丁美洲的政治變遷）。"公共領域"/"公共性"作為一個綜合范疇，被單一化為政治范疇；"公共領域"/"公共性"范疇所開出的一系列現代性問題被還原成政治問題。這樣做，恐怕不合哈貝馬斯一貫的交往理性批判思路。按照哈貝馬斯的原旨，"公共領域"/"公共性"問題首先是一個社會思想史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由此引發出來的不光有現代政治運動，更多的還是現代社會動員、現代社會變遷以及意識形態轉型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這一點，在該書的基本結構上反映得一目了然。我們可以看到，哈貝馬斯在明確了"公共領域"/"公共性"范疇的歷史起源之后，分別沿著社會結構、政治功能以及意識形態等路線對"公共領域"/"公共性"的現代轉型線索逐一加以追問，問題之清楚，思路之明晰，結構之嚴謹，邏輯之森嚴，引證之廣博，真是嘆為觀止；更何況，哈貝馬斯當年才剛剛出道，初試身手，即大露鋒芒，難怪日后十分了得。

在為新版所撰寫的序言中，哈貝馬斯反復強調該書對于其整個理論體系和思想進路的基礎意義和規范作用。我們都知道，在當代思想語境中，哈貝馬斯的理論首先或主要是一種現代性話語，是一種試圖從社會和思想兩個層面上澄清現代現象和現代本質的學說。如果說《交往行為理論》還其整個現代性理論的導論的話，那么，《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則是其一份提綱。提要性而非體系性，是該書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該書比較難懂的一個根本原因。

其次是思想背景問題。眾所周知，哈貝馬斯的思想背景極其復雜，加之他主張跨學科研究，給閱讀、理解、翻譯和解釋他的著作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哈貝馬斯在寫作該書時的身份還比較簡單，說白了，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小學徒"。雖然他當時已經發現批判理論從規范到方法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他對批判理論的基本精神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是堅決捍衛的。因此，就《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而言，哈貝馬斯的思想背景遠不及后來的《交往行為理論》那么復雜，也沒有《后形而上學思想》（Nachmetphysisches

Denken）那么凌亂，更沒有《事實與價值》（Faktizitaet

und 轉貼于

Geltung）那么模糊，而是相當的單純，基本上還是以（當然是經過其導師阿道爾諾和霍克海默加工后的批判）為主。他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區分、對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明確以及對政黨意識與民眾意愿的分析，都具有濃厚的色彩。把這個時期哈貝馬斯思想中的色彩淡化掉或抹殺掉，顯然是不負責任的，也是讓人無法接受的。

如果說哈貝馬斯當時對的理解有什么不足的話，那就是方法論上的規范化和抽象化。方法論的突出之處表現為"社會批判"（外在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內在批判）的緊密結合。在該書中，哈貝馬斯對的意識形態批判方法掌握得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一方面，他從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當中抽取出一種理想型的"公共領域"/"公共性"，另一方面又把這個理想范疇當作規范，對社會福利國家中的公共生活方式加以批判。他比較強調"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因素，這就導致他對其實踐因素的忽視或輕視，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烏托邦內涵被他放到了一邊。因此，哈貝馬斯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概念具有非常強烈的非歷史和理想化特征，因而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最終只能限于規范層面，而未能達到預期的歷史高度和社會深度。其實，綜觀哈貝馬斯的整個理論體系和思想進程，這種非歷史和理想化的特征一直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現。這或許也是人們寧愿叫他"當代的黑格爾"，而不太情愿稱他"當代的馬克思"的原因所在。

不過，哈貝馬斯在方法論的"失足"，卻為我們批判和運用他的理論留下了余地和提供了方便。當代中國處于急劇轉型過程當中，現代性的沖動一波強似一波，政治變革、社會變遷、文化認同的危機以及個體信念的矛盾，都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也是我們的傳統理論資源所難以解釋和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公共性"規范批判為我們從事當代中國的社會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當然，這決不意味著我們要唯他是從，而是說他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技巧值得我們借鑒和落實。

最后是書名翻譯問題。該書原名為》Strukturwandel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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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臺”這個稱呼，在當代中國音樂學界已經是無人不知的了?！皷|有二人轉，西有二人臺”，都是泥土芬芳十分濃郁，民族風格十分鮮艷，透露著往昔底層老百姓心態情致的獨特表演藝術品種。東邊的，山東、河北百姓跑關東；西邊的，山西百姓走西口，陜北百姓走北草地。在為生計拼搏的漫長歲月里，兩邊不約而同地創造了集歌舞、器樂、曲藝、戲曲與口頭文學于一身的表演藝術品種。

可是，有誰能夠把“二人臺”置于歷史與地理縱橫交織的宏偉坐標中，確認它為三大文化板塊地緣交融所形成的“西口路”經濟文化生活的結晶，對它進行高視角的觀照和細致入微的透視？有誰能夠深入到當代二人臺班社里，跟演員和演奏員們三番五次不辭辛勞重走西口路，親身體驗那表演小組和觀賞群體在山溝僻壤間魚水相依、互動相激的鮮活場景，那充溢生機的民俗文化氛圍？有誰能夠把鄉間土屋墻上用紅紙張貼的賬單――把演出若干場的出資人姓名和款項盡行公示的紅榜一幅幅拍攝下來，作為當代文化生態的活見證搜集保存起來，統計梳理出來，進行音樂社會學和音樂文化學的研究？除了楊紅，我還沒有發現第二人。

楊紅專著《社會變遷中的二人臺研究》近日由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這是她2004年獲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的學位論文。這篇博士論文的方法論采納法國文化人類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所倡導的“參與客化法”（王銘銘譯名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這方法的特點在于：不僅強調研究者對于所研究文化事象的親身參與，而且要求把“局外”與“局內”溝通融合，充分“對象化”，達到高度客觀性的認知?？少F的是，楊紅不僅從理論上準確地把握了這一方法，而且身體力行，把這方法的精髓化作自己的科研實踐，去采錄，去詢問，去統計，去梳理，去洞察。因此，她所廣泛閱讀的大量文獻資料就從紙面上活躍起來了，成為“客觀性認知”的歷史支撐和地理鋪墊，共同還文化事象以深度真實的本來面貌。

關于二人臺在當代的生存際遇，有必要再度重視“路文化”這一概念。在近幾百年間，二人臺藝術是在“西口路”的經濟文化獨特生態中萌生、發展并成熟起來的，它的表演場景是“西口路”上一個個“點”的鄉鎮市集，給它注人經濟與文化養分的是這些“點”上的底層老百姓。近幾十年來，二人臺的不少劇團開始登上大城市的國營劇場，不少人認為這就是標志著二人臺藝術“登大雅之堂”的“輝煌”時期。楊紅的田野調查展示了三類文化生態的對比：（1）國營編制的劇團劇場，(2)都市娛樂場所的火爆炒作，（3)民間班社在鄉間的流動演出。我們能從對比中看出，保持著二人臺固有生命力的，是第三類文化生態。那么，第三類文化生態何以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呢？是由于：它不脫離傳統音樂文化的沃土，它滿足廣大農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它在密布于廣大地域的許許多多“點”上吸納又播灑民族文化資源。這三項文化優勢，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路文化”。我們不妨大膽地斷言，二人臺在新世紀要保持自己的勃勃生機，必須牢牢握住那“路文化”的命根子。

“路文化”概念的建立，讓我們能從“二人臺”這一特定地域特定時期的文化事象上升到概括化的文化定性，轉而尋訪各種“文化流”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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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孔子的道德學說是構建在春秋時期宗法血緣關系遭到破壞、宗法等級制度逐級崩潰的社會變遷的基礎上的;也是構建在禮治思潮興起、人們重視社會秩序與社會規范重建的思想資源基礎之上的。在具體的構建上，它以“仁”為核心，也包括一系列的道德規范與道德修養方法，由此開創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

孔子的道德學說是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鮮明特色，其道德學說開創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由孔子開始在中國思想史上才有了針對社會普通的個體成員的獨立、系統的倫理道德理論。本文試圖對孔子道德學說構建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一、春秋的社會變遷——社會基礎

春秋時期的社會變遷是孔子道德學說得以建立的社會基礎。春秋的社會變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社會經濟方面。青銅和鐵制農具逐漸運用于農業生產，牛耕開始使用。施肥、除草、中耕、灌溉等農業技術得到全面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的提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春秋中后期，社會上開始出現了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如《論語·微子》中子路遇到的長沮、桀溺和荷丈人都是獨自耕作的農民?！蹲髠鳌べ夜迥辍酚涊d的降為農民的原晉國大夫冀缺夫婦也是以個體家庭為單位進行農業生產的?！对娊洝分幸灿胁簧俜从硞€體農民家庭生活的詩，如《王風·君子于役》、《鄭風·女曰雞鳴》等。在工商業領域世襲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出現了獨立的私人手工業者和私商，象著名的工匠，如魯國的公輸般，鄭國的大商人弦高，越國的范蠡，孔子的學生子貢等。春秋中后期，社會上出現的大量脫離原有族屬的個體家庭和個體勞動者，使宗法血緣關系遭到削弱，宗族組織開始瓦解，獨立的個人意識開始出現。

2、政治上西周的宗法等級制度遭到破壞。首先，是周天子作為姬姓大宗子的天下共主地位的喪失。平王東遷洛邑以后，由于不斷的賞賜和諸侯爭奪，王畿范圍不斷縮小，經濟軍事實力也不斷下降。而鄭、晉、齊、楚、秦等諸侯國的勢力卻不斷上升，出現了大國爭霸的局面。他們越來越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很多諸侯不再向王室履行繳納、貢賦、朝聘、會盟的義務。相反，諸侯動輒出兵討伐周王，召喚周王去盟會。周天子的權威喪失殆盡，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漸漸只具有象征意義。其次，大宗、小宗之間出現爭奪與兼并。如晉國曲沃武公攻滅晉侯緡，而奪取了大宗子的地位。魯國三桓以小宗控制魯國公室大宗。另外，從西周末到春秋中期各諸侯國的異姓卿大夫宗族開始強大起來，也構成了對公室公族的嚴重威脅，如晉國的韓、趙、魏等大族，齊國的國、高、管、陳氏等。最后，嫡長子繼承制開始遭到破壞。嫡長子繼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在西周后期就遭到了來自周王的破壞。如周宣王強行立魯武公庶子括，周幽王廢嫡立庶。春秋時期，各國廢嫡立庶的事件多了起來，如宋國宋宣公舍嫡長子與夷而立弟穆公;魯惠公死時違背立嫡原則，由庶子隱公繼位。上述宗法等級制度的破壞，使原有的社會調控機制逐漸失去效力，從周天子到各諸侯國君的權威不斷遭到削弱，禮樂征伐由“自天子出”變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執國命”。宗族宗法制度出現了從上到下的逐級崩解。貴族集團以前那種簡單的家長制和等級制的統治方式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政治形式了。

二、禮治思潮的興起——思想資源

隨著春秋時期宗法血緣關系開始遭到破壞、宗族宗法制度的逐級崩解，舊有的政治等級關系趨于瓦解，原有權威的喪失，依靠天然血緣關系建立的社會秩序遭到破壞。與此同時，社會上開始出現了脫離原有族屬的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個人的價值開始得到顯現。統治者不能再把民僅僅當作臣民來保護，而必須要當作人來對待。舊有的天命鬼神觀念和宗族血緣關系已不能很好的起到維系統治的作用了。在這種政治形勢下，政治統治的重點就不再表現為強調權威的作用，而在于建立針對所有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在于統治方式的制度化，在于社會規范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在原有貴賤有序、尊卑有常的社會秩序遭到破壞的春秋時代，人們倍感秩序的重要性，于是人們在既有的政治文化資源中重新發現了“禮”。春秋時期“禮”受到了政治家們的高度重視與廣泛關注。人們把“禮”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獨立出來，從政治理論的高度論述禮的政治功能，以禮治國成為時人的共識。

春秋時期在政治思想領域的一大變化即是禮治思潮的興起，“禮”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了多數人的普遍認同，人們把禮上升到治國的根本大法的高度。《左傳·隱公十一年》載:“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薄蹲髠鳌は骞荒辍份d衛國北宮文子言:“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國語·晉語四》曹負羈對曹伯言“禮以紀政，國之常也?！?/p>

與曹負羈的話相類似的是《左傳》桓公二年載晉大夫師服所言:“夫名以治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睏畈?“體為‘體用’之體，意謂禮為政治政法之骨干”，師服認為禮是政治統治的核心。與這種認識相類似的言論還有《左傳》僖公十一年載周內史過言:“禮，國之干也?！薄蹲髠鳌氛压迥贻d子太叔所云:“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左傳》定公十五年載子貢言:“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薄蹲髠鳌分杏写罅康亩Y也非禮也的評判，人們把禮視為認識上的是非準則和品分人格高低的標準。人們往往根據各級貴族外在的禮儀、禮容判斷其修養的高下及政治生命力的興衰。《左傳》閔公元年載，齊欲伐魯，齊公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仲孫湫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后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边@里仲孫湫即根據魯國仍行周禮的情況判斷其國勢未衰?！蹲髠鳌焚夜贻d齊國莊子聘魯時，臧文仲看到他“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北銊褓夜Y好齊國，因為“國子為政，齊猶有禮?！?/p>

《左傳》定公十五年載邾隱公來朝見魯定公，子貢即根據兩國君的禮容對兩君的政治命運做出了判斷:“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病，君為主，其先亡乎!”《國語·周語上》載，周襄王年間，太宰文公及內史興到晉國對晉文公行錫命禮，內史興即根據晉文公在行禮過程中能嚴格按錫命禮的規定行事，告訴周襄王:“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痹凇秶Z》、《左傳》中這樣的記載不勝枚舉，是否有禮及行禮的好壞已成為反映各國興衰的一支“晴雨表”。

春秋時期禮無所不在，在王權衰落，權威喪失，戰亂頻繁的動蕩時代里，禮成為內政，外交及個人行為的基本準則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人們突破禮的周旋揖讓的形式來認識禮的政治功能和本體意義。《左傳》昭公五年載:魯侯去晉國，自郊勞至于贈賄，全無失禮之處。晉平公認為昭公“善于禮?！贝蠓蚺妪R認為“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濒攪嗦淙肴甘种?，昭公無能為力;人民投到三家門下，不為公室效勞，昭公不知自己面臨危難，卻還利用與大國結盟去凌辱小國。昭公分不清“禮之本末”，“屑屑焉習儀以亟”是舍本求末。《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趙簡子問子大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問:“敢問，何為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則實之?！瓰榫忌舷拢詣t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這里把禮提升到自然的秩序與規律的高度，并認為禮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這一點可參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國大夫北宮文子所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即在于對處于不同階層的社會成員的社會角色的劃分與行為的規范。

三、仁學思想——具體內容

春秋時期由于以宗法等級為基礎的舊有社會秩序的破壞使得政治家們在理論上重視禮的維系社會秩序的功能，導致禮治思潮的興起。但從實踐效果來看卻并不理想，禮并沒能建立和穩定起春秋時期的社會秩序。春秋時期恰恰是歷史上社會運作最無秩序的時期之一，司馬遷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是一個尚利尚力，物欲橫流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下且不說政治家們企圖用來穩定社會秩序的禮本身就具有建立在宗法血緣基礎上的致命弱點，就算它是一套適應新的形勢的新的制度，在這樣一個人的意識開始覺醒，人的價值開始被發現的時代，僅靠外在的制度規范的建設也不可能有效的規范人們的行為。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還要有個人內心的道德自律，要有道德的建設。

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孔子親身體驗了這個時代的社會無序。孔子的時代宗法等級制的崩毀已經到了“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的地步。他自己生活的魯國也已經是“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論語·季氏》)對于現實社會中這種“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論語·顏淵》)的社會無序現象，孔子非常的痛心疾首，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禮崩樂壞”的局面，使社會恢復到往日的安寧秩序。要實現社會的有序，孔子所利用的手段是等級名分制即正名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僭禮不越位，在這一點上他與春秋時的政治家的認識并無二致?？鬃颖人郧暗恼渭腋呙鞯牡胤郊丛谟谒吹搅水敃r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獨立個人，人的意識開始覺醒的事實，也看到了單純的外在規范的不足之處。他試圖為禮的外在規范找到一個人們內在的心理情感依據，使外在的強制規范變為人們的內在的自覺認同，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這一點在孔子對宰我問“三年之喪”的回答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與其父母乎!”(《論語·陽貨》)孔子把行“三年之喪”禮制的原因直接歸結為基于血緣的親子之愛的情感需要，把禮的基礎直接訴諸人的心理情感需要。從而對這種禮制的遵循就是一種自覺的需要而不是被迫的服從?？鬃舆@種對禮的改造是相當深刻的?？鬃痈匾暥Y的精神實質，禮的情感基礎。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孔子認為，沒有對禮的內在的心理情感的認同而只具有禮的外在的儀節形式，禮的生命力實際上已經喪失，這樣的禮也是不能長久施行的。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為政》)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為政》)如果人們沒有對禮的一種內在的心理情感的認同，沒有內在的道德修養和道德自律，人們自然不會按照禮的規范行事。在繼承西周時期“德”的思想和春秋時期禮的思想基礎上，孔子創造性提出了“仁”的理論范疇，把“仁”作為“禮”的一種內在的心理情感的基礎，試圖通過人們內在的道德建設來實現對禮的自覺認同。“仁”作為一種最高的政治與道德理想而成為孔子的思想體系的核心。“

首先孔子“仁”的學說是針對社會上出現了大量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個人意識覺醒這一情況而提出的。“仁者人也”(《禮記·中庸》)“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孔子所謂愛人，是表示人我關系的一個及其廣泛的哲學概念。凡是一切與人為善、利人成人的感情和行為，都可以說是“愛人”，都可以歸之于“仁”。孔子向統治者提出必須將人作為一個真正的人看待，把社會成員當做獨立的人去對待而不是僅僅當作自己的臣民當作毫無生存能力的“赤子”那樣去保護。這就要重視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真正把社會成員當成平等獨立的個人看待，在施行政令時就會以一種恭敬、虔誠、莊重、嚴肅、負責的態度對待人民，而不是漠視人民的權利和要求，真正做到如孔子所講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論語·子罕》)。

對統治者而言，“仁”就是要保民惠民給民以實際的好處，要輕徭、薄賦、省刑、庶、富、教，要“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即廣泛地給人民以好處，又能幫助大家生活得很好。統治者要行仁就必須“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統治者要怎樣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認為這首先要從“親親”中去培養這種感情?？鬃拥膶W生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孝順父母，敬愛兄長，這就是仁的基礎?？鬃诱f:“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近指與自己最貼近的父母兄弟;譬，譬喻，“能近取譬”就是能以自己對父母兄弟的感情來理解我與一般人的關系。把自己愛父母兄弟的感情和行為施于其他人，那就可以做到“愛人”達到仁?？鬃拥娜适紫葟难壖易鍍炔孔銎穑殖搅搜夑P系的極限。只有這樣以血緣的親情之愛推廣開去，才能做到推己及人，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在積極方面才能做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而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在消極方面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孔子的“仁”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同時它更是一個道德概念。孔子不僅僅強調為政者的道德修養對政治統治的重要作用，他更把目光投向了擺脫宗法血緣關系束縛而獨立出來的個人。更強調具有獨立人格的社會普通成員的道德修養，道德自律對維系社會安定秩序的重要作用。只有“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外在的制度規范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在《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提出了針對普通社會成員的道德修養準則并大量論述了如何進行道德修養，這成為孔子“仁”的主要內容?？鬃邮恰叭省?、“禮”并舉的，他看到了外在規范與內在自律不可偏廢，但他卻更重“仁”，“仁”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對禮的重要作用的認識，春秋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經作了充分的闡述了，而孔子所看到的正是當時大多數政治家都忽略掉的東西，也就需要他詳細的加以說明了。

“仁者，人也”，(《禮記·中庸》引孔子語)朱熹注《孟子》“仁也者，人也”說“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即“仁”是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有的品德，這是孔子對“仁”的又一個基本的規定?！叭省笔强鬃訛槿怂幎ǖ母鞣N道德品質的總稱，是人所應具有的理想人格，是每個人都應該努力追求達到的人生的一種精神境界。人的生命的精神價值即表現為人格，健全的人格正是生命的精神價值的實現，在這里孔子突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類的意識。既然“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就是每個人都應努力去追求達到的東西，這樣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就不是服從外在權威，外在律令的需要，而是作為人的一種類的意識的內在情感的需要。它直接服務和服從于人本身?？鬃油ㄟ^“仁”的概念釋禮為仁，把外在的強制規范變成了一種內在的心理情感的需求，為原有的韁死的制度規定性的禮注入了新的活力?！叭省笔且粋€內容豐富的道德范疇，孔子為社會中的個人規定了許多需要遵循的道德品質。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闭垎栔?，曰:“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恭即莊重、謙遜，寬即寬厚、寬容，信即誠實、誠信，敏即勤敏，惠即施恩惠于別人?？鬃影堰@幾方面作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質，并多次加以強調。當樊遲問仁時，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還說:“主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除了繼續強調為人謙遜誠信外，孔子還特別強調了敬、忠。敬是指一種臨事莊重、認真的態度，忠是指忠誠、忠實。孔子強調為人要寬容，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要不念舊惡“犯而不較”(《論語·泰伯》)。為人要講誠信，孔子針對不講誠信的社會現實曾經感慨地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車兀，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除此以外孔子還講“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剛、毅、訥也是孔子為人所規定的道德品質。剛是剛強，毅是果決、堅毅，木是質樸，訥是不輕易言語，這也是人們所應有的道德品質。好學善思也是良好的品德，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背艘酝狻叭省钡牡赖缕焚|還包括“直”、“智”、“義”、“勇”、“和”以及“溫”、“良”、“儉”、“讓”等內容。

那么怎么樣才能具有和保持這些品德呢?孔子認為能否具有這些品德，關鍵在于個人的內心自覺與主觀努力程度。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只要個人經常進行自我反省，加強道德自律，就能做到。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曾子也講:“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論語·學而》)孔子特別強調學習對于道德修養的意義，主張多聞和多見。他認為良好的道德品質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靠后天學習得來的。只有不斷學習，人的道德認識和道德水平才能不斷提高。他的學生子夏曾經說過:“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即廣泛地占有知識，提高自我覺醒，堅定志向，對不懂的事情切實向人請教，由近及遠，由易到難地進行周密思考，仁的精神境界主體現在這里面了?？鬃右牡茏觽儗W文、學詩、學理、學道，其最后的目的都是為了達到仁，樹立其行仁的自覺。

孔子重視自我修身和道德自律，是希望以此來培植人們的道德品質，使人們按所公認的道德規范行事，以此維護等級制的“禮”，恢復往日安定的社會秩序。不可否認孔子所要維護的禮已不再是原封不動的周禮，而是用現實生活中的人道主義和理性主義加以合理的改革和解釋后的禮。但它畢竟還是等級制的禮。孔子希望人們通過道德自律來自覺認同個人在等級制中所處的地位，這顯然脫離了當時的政治現實，但孔子卻由此開創了先秦倫理道德文化。在此之前尚無一位思想家提出過全面的道德品質的內容，也沒有人對如何培植道德進行過論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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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摘要：近年來政府鼓勵發展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各地的文史工作單位與藝術工作者，紛紛投入鄉土重建的行列。傳統饒富宗教色彩的民俗節慶注入了藝術創新、招攬觀光、開發文化商品的經濟性目的。民俗節慶也成為推展文化產業，促進地方發展的重要項目。本文以文化生態研究的觀點，為擴大文化營銷，提出民俗節慶文化活動項目策劃模式，期待有助激發我國文化產業的潛能與活力。

關鍵詞：民俗節慶，文化活動，項目策劃

1、項目背景

我國民俗節慶承襲漢民族傳統文化，并包括源自各地方宗教祭祀的民俗慶典和原住民祭典。傳統農村社會的民俗節慶往往結合耕作季節，富有祈福、消災、演藝、休閑的多種意義。尤其民俗節慶期間搭配敬神、祭祀、團聚而來的藝陣、團康和各式各樣的神佛繞境、花燈、蜂炮、舞龍、舞獅、抬轎、踩高蹺等民俗表演，在民俗祭典文化薪傳的意義之外，更以繽紛熱鬧的氣氛帶動民氣，成為象征地方特色，吸引觀光人潮的重要活動。[1]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我國社會變遷促使農村生活與民俗節慶的風貌逐步改變。

分析民俗文化活動的現代意義，在其原始的懷古念舊與追溯民族情感，凝聚社會人心的集體認同意識之外，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文化活動藉著現代化的生產與再制造，擴充提供消費和服務的功能，已跳脫了早期對所謂文化工業的負面思考，并融入知識經濟發展的洪流。隨著全球化的競爭與挑戰，民俗文化活動被視為有效展現某一個地方或某一個社會、國家的生活經驗、藝術特質、人文風貌和宣泄真摯熱情的標志。[2]它是彰顯地方感及塑造獨特文化地景的絕佳題材。

2、項目目標

從參與觀察的角度來看，節慶活動（festivals）是當代各地民俗文化當中，同時擁有象征傳統習俗精神，能夠號召吸引較多民眾參與，易于結合親近的民俗氛圍，創造因提供經驗、產品、服務，而滋生的經濟效益。時人探討文化產業有必要深刻重視這一環。

本文以我國的民俗節慶文化活動為標的，循文化營銷與文化生態研究的途徑，藉此透視民俗節慶文化的構成要素和變遷趨勢，并分析民俗節慶文化活動項目策劃實營銷推廣，期待有助于提升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潛能與活力的正向思考。

3、基本流程

民俗活動的源起具有人們日常生活中所共享的文化意義，它是經由互動的社會過程而來，不僅單獨存在于個人。也在群體活動的創造與累積的過程中，成為一種象征地方特色的知識總合。[3]

本研究的文化活動項目策劃過程具體包括：（1）、構想執行，（2）、再制造，（3）、營銷、宣傳、流通、（4）、展示銷售等四個階段。我國的民俗節慶除了沿襲傳統的動態基調，隨著工商業生活步調的轉變，加上推動社區營造而興起的促銷地方產業和發展觀光的功能，成為文化產業的一環。以前述‘民俗節慶文化活動相關利益人模式’分析，民間參與的范圍包括：呈現地方生活風貌、藝術成份、精神價值的文化制造者；具有執行傳播，擴散宣傳效果的文化營銷業者；以及提供前來參與的顧客和消費者各種感觀體驗及休閑服務的文化服務業者三大類。進一步細分尤以下列各項最常見。（1）、宗教及公益團體：包括傳統的寺廟、宗教團體，及當代非營利性組織的公益文教基金會，他們通常是民俗節慶的發起或贊助單位。（2）、地方文史工作者：無論是團體或個人性質之文化志工，對于協助節慶活動之企劃、推動、考證與服務，往往提供絕佳的輔助。（3）、藝術工作者：包括傳承傳統藝術的戲劇、藝陣、表演以及尋求推陳出新或結合流行風尚元素的藝術創作者。（4）、地方產業供應者：原屬地方生活主軸的地方產物提供者，如年貨大街的商家、木雕藝術節的雕刻業者。（5）、衍生性文化產品制造者：如元宵燈飾的飾品制造商。（6）、營銷及傳播業者：包括媒體傳播及當代承攬策展或執行活動企劃的經紀公司。（7）、觀光服務業者：民俗節慶活動的功能融入大眾消費文化，增加了文化觀光與知識經濟的意義，食、衣、住、行等民生性質的消費服務成為節慶活動的重要項目。

本研究認為民俗節慶文化活動四個階段不一定像工廠化生產流程那樣一個接一個，有時候其實是既重疊又互動。事實上這些分工也存在于不同的執行單位之間，亦即垂直整合的合作模式是采取將原來個別執行的專長領域結合在一起，藉以提供較為完整的價值鏈。

4、營利模式

具有民俗傳承與創造經濟效益的民俗節慶活動，不但不在文化資產保存法嚴謹的保障范圍，也非強化創意生產的文化產業項目。[4]而民俗節慶的文化活動涉及歷史、宗教、禮俗、藝術、經濟、營銷、體驗、服務等不同面向的學術研究與經營實務。因此，民俗節慶活動的價值鏈帶動文化、觀光、商業的實質效益是不爭的事實。

5、可能遇到的問題及對策

文化研究的命題在討論文化意義產制過程中，以所謂文化循環的概念來觀察，當代文化事業的生產、再現、認同、消費與管制的接合過程，每個層面都有其必然的影響力，各個層面的接合與連結會決定文化意義如何被接受或生產。

民俗節慶源起自俗民時節慶典，經過不斷的積疊與創新，雖然可能因創新元素加入或懷抱不同的愿景而調整作法，但其根植于俗民生活的原始意義仍是維持永續綿延的原始動力。但時下許多新興節慶活動的內容設計，往往標榜國際化、藝術化、大型化，成為追求商業效益的觀光產業。[5]許多民俗產業曾創造一季數十萬人潮參加的盛況。這種操作模式隨著社會經濟景氣不佳，終于因虧損嚴重而宣布停辦；與此相同，許多藝術節也經歷類似的同樣命運。因此，民俗節慶活動必頇投入更多文化行政的扶持與學術研究的基礎，才有可持續發展的可能。

6、相關結論

傳統民俗節慶結合鄉土神佛祭祀，融入藝陣、戲曲表演，是匯聚村民共享迎神、喜慶、群集娛樂的節日，也是鄉土藝術展現的最佳平臺。那是俗民文化最核心的一部分，具有文化的、歷史的、社會的、藝術的多層涵意。隨著社會變遷與政府的文化行政提倡多元文化并蓄，透過富麗農村、社區總體營造、一鄉一特色、鼓勵文化產業化等政策的推動，當代我國的民俗節慶活動呈現一方面尋根復古，一方面不斷推陳出新。創新的民俗節慶發展出以藝術文化發展觀光、為社區營造促銷地方產業、維持民俗祭典又加入創新作法等三種類型。

當代文化產業研究強調承襲傳統文化藝術，結合現代體驗，發展兼俱文化與經濟的雙重效益。不可忽略的是人文藝術的美感，社會發展的理性價值，無論如何添加創新元素，它仍是文化生態綿延不斷的原動力。我國的民俗節慶活動在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潮流中，將持續發展。期待透過文化活動項目策劃合作，追溯民俗的傳統因素，融入現代生活，共同開創兼具吸引世人關注，又能令人回味無窮的美感體驗與享受。（作者單位：遼寧地質工程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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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明代白銀；貨幣性質；流動；市場選擇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明代白銀問題的研究一直是明清經濟史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就白銀問題的提出而言，明清時人對于白銀便有著自己的看法，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的內容上：一是白銀作為貨幣材料的問題；另一是這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在幣制幣材方面，因明初統治者推行無準備金之鈔法，致使大明寶鈔在前中期的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而鈔法不暢導致流通領域白銀的使用逐漸抬頭，于是有人主張用白銀來作為幣材。到了明代后期，“銀荒”問題也為時人所關注。關于明代中后期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時人對其印象頗深。面對白銀的不斷流入，中國國內出現了嚴令海禁和開放海關的不同主張，這種爭論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了清代前期，相關的論述也較多，此不贅述。然而，明清時人對于白銀問題的看法，或是單純從幣制幣材的角度來看待，或是對于白銀內流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因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主張。

近代以降，關于明代的白銀問題，梁方仲、百瀨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漢升等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至于最近十幾年來關于此問題的介紹可參見筆者的另一論文。從國內外對于中國貨幣史的研究近況來看，關于歷史上中國貨幣的盛衰論、進步論等論點逐漸遭到不同程度的質疑，使得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并且能夠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貨幣史上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問題，已經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質疑，為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明代白銀的深層次問題提供了依據。白銀貨幣化是不是一種“白銀進步論”觀點？明代白銀在中前期發揮的作用是不是折射出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怎樣認識實物貨幣的性質和意義？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國貨幣的結構發生改變并與世界的經濟連為一體？

如何不斷加深我們對于歷史上許多問題的理解，其關鍵在于我們的“問題意識”有多強。對于明代白銀問題的思考和解讀當然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話題。在此，我希望本文中的許多不足之處能夠得到有關方家的指正和見教。

二、明代中前期的市場狀況與白銀問題

對于明代初期以及中期經濟情況的客觀認識，是我們正確認識明初貨幣經濟水平的前提。傳統史家往往容易受“王朝周期性”的論點束縛，認為明初社會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社會經濟必定會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從整體的角度來考察明代中前期的經濟發展狀況，我們很容易發現一些容易忽略的問題。這種整體上的認識，一般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時間縱向上的考察和經濟體各部門橫向上的考察。

我們來看看宋、元、明長時期中國經濟運行的狀況。在這方面，全漢升做出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幾篇論文中為我們介紹了自宋至明中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并指出在這一較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白銀的購買力不斷得到提升，而且明代的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較宋代而言相差甚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物價低或者工資低意味著一個社會的生產量和銷售量規模有限，對經濟的擴展很不利，這側面也反應了經濟體的萎縮程度。事實情況果真如此嗎？香港學者劉光臨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經濟各部門的貨幣成分，從價格、勞務工資、貿易、考古出土和錢幣數量等方面的具體分析中他得出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印象，那就是明代初期的去貨幣化政策已經嚴重遲滯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加上通貨供應的不足，使得明代社會的交易需要跌落到公元8世紀以來的最低谷！

新近的研究表明這種對明代中前期經濟萎縮的提法越來越值得關注，因為無論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貨幣的角度，這種論點都會得到驗證。

1.商品交易與市場的萎縮

明王朝建國前后，出身貧農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許多發展農業經濟和限制商品經濟的措施。他欲圖構建一個定額化、以實物經濟和勞役為主的經濟體制，學界有人干脆稱之為“洪武型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對于市場經濟的擴展是不利的，具體的表現而言便是商品價格和勞務工資的極端低廉，以及商品貿易的低度發展。

以白銀來看，明代的米價在16時期前半期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準，離宋代物價的高峰時期相差3-4倍左右，從銅錢的角度看，宋明物價拉的更大。明代16世紀前半停留在300來文每公石，而這只相當于宋初的水準，距宋代高峰值時相差100―200倍左右?？梢娒鞔奈飪r之低。從金銀的比價來看，和宋元相比，低廉的多。宋元的每兩金價約折合白銀為10.3兩，而明代每兩金價約為宋元時代的一半，也即5―6兩左右，另還有關于江南絹價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價之低。

16世紀中葉前明代田價和米價表

（與明代的米加相比，宋初米價一般在100文-300文之間，中后期及南宋時期，宋代米加一般為1000-2000文，甚至2000文以上，折合成白銀也高出明代數倍。在田價方面，宋初約為0.5貫，最高達15貫，年均約為6-7貫，折合成白銀約為3-7兩左右）

明初物價的低廉直接導致勞務工資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區宋明官僚和士兵的工資竟相差達到150倍左右（宋約為3000文一月，明代約為200文左右）。而實際上，這種低廉的價格水平并非構建在強大的國力之上，而是明初實物經濟的直接體現，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6世紀上半葉。市場的不發育與各地經濟的脆弱性直接導致了明代16世紀前“明代空窗期”的出現，例如在宣德時期，京畿附近地區的商人貿易狀況仍然是：

“奔走負販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p>

可見商業貿易利潤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們大多處于這樣一種生活狀態“凡可以養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其“乘勢射利者亦鮮”。農民自給自足，百姓過著與市場不相往來的生活，當然會形成市場和商業的不斷萎縮。

實際上，對于明初市場的探討，雖然要從以上的角度來分析。但是對于要素市場、遠距離貿易、消費需求、商品供給、城鄉市場體系等方面細致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題，這個工作只能留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從傅衣凌和萬明整理的徽州土地契約文書來看，民間土地買賣的情況在明代前中期除了永樂一朝數量較大之外，其他時期的數量遠遠小于明代中后期。誠如以上所講，明代中期前商品經濟和市場發展的水品不能高估，這從以下的貨幣分析當中也可以得到相佐的解釋。

2.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

正如筆者認為的那樣，白銀在明代中期以前一直處于實物貨幣性質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實質反映的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遲緩與萎縮。從歷史上來看，實物貨幣這個概念對于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先秦時期的貝幣，民族邊疆地區的金銀貨幣和鹽幣，唐宋時期的縑帛，元代的木牌、鹽包，明代的谷物、縑帛等，為我們分析歷史上的實物貨幣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深諳中國貨幣史的日本學者早就區分了商品貨幣（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之間流通的不同層次和領域，并細致分析了它們在流通過程中作用的不同和其他特性。但是人們對于明代前中期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卻殊難理解，因為這樣一種世人皆知的貴金屬怎么會是一種代表落后經濟發展水平的實物貨幣？這是因為這個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定位和解釋白銀在實際流通中發揮的狀態和作用，否則明初白銀流通的許多問題便難以得到很好的解釋。

眾所周知，研究者對于某種貨幣的分析和考察一般是從其實際流通中所發揮的作用來看待其職能。因故經過仔細探究白銀流通的重要時期宋代之后，我們可知白銀貨幣化的觀點很難以成立，因為宋代白銀作為貨幣其職能的發揮不僅有限度，而且常常與縑帛等共同使用并稱為“銀帛”。這個時期的白銀實際上就是一種實物貨幣。

自元至明，白銀一直在市場中可以見到，尤其是在國家經濟出現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或經濟混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情況下，白銀往往與谷物、縑帛，甚至像元代出現的紙帖子、竹牌等一起使用。因此，有學者認為：“實際上的中國貨幣史，應是各種各樣地區性本地通貨的出現與王朝自上而下試圖在疆域內統一幣制的努力，兩種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過程?！?/p>

如果我們證明明代中前期的白銀也是一種實物貨幣的話，那么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也就難以令人信服。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定學界對于白銀貨幣化的研究成果，畢竟前人對于白銀貨幣化過程的考究可以讓我們較為詳盡的考察到白銀這種實物貨幣所發揮的作用。

具體而言在明代前期，無論是民間土地的契約買賣還是政府的稅課當中，都有白銀在流通領域的足跡。關于土地契約方面，因另一文有所論述，故此不講。關于政府課稅折銀的情況，我們先來看看史料的記載：

十九年，“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 悉拆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

三十年，“自二十八年以前, 天下逋租, 咸許任土所產, 折收布、絹、棉花及金、銀等物。”

從賦課的史料中我們得知，白銀的征收是和許多實物貨幣一起的。此外，此時期白銀的使用領域還包括賞賜臣下，賞罰罪行等特定領域，這從許多史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不言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白銀等實物貨幣的不斷抬頭與明寶鈔的運行不暢相關，到了宣德年間，寶鈔達到了幾乎需要不時的禁銀法令來通行，可見民間用銀情況的普遍，據史料載：

“比年巨商富民,并權貴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銀,以致鈔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欲通鈔法,許官員軍民以鈔中鹽,貪利者竟以昏爛之鈔中納,一人動以千計,及支鹽發賣,專要金銀,鈔愈不行?！?/p>

由此可見，自明前期到中期白銀這種實物貨幣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盡管整個明代前期不遺余力的施行“銀禁”政策，但白銀的流通終究開始廣泛起來，白銀不僅有時單獨流通而且常常與谷物、縑帛一起發揮著輔幣的作用。

實物貨幣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度，更折射出這一時期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從對史料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明代實物貨幣的存在大約持續了一百多年，即貫穿于明代的中前期，這正切合了以上關于明代中期以前市場分析所得出的結論。

3、貨幣結構的轉變

日本學人說過：“考察貨幣經濟正是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必須研究的主題”。到了明代中期，在中國貨幣史上出現了一次重大的貨幣結構的轉變，即錢鈔結構轉變為銀錢結構。因為這次轉變使得貴金屬白銀正式確立了主幣地位，也使得中國的貨幣結構進入了以白銀為主且銀錢兼用的階段。實物貨幣經濟在慢慢消退，商品經濟逐步得到巨大的釋放，社會進入蓬勃的發展階段，最終晚明社會出現了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

有學者從白銀貨幣化的角度來分析晚明社會變遷，值得注意。在這里，我只想對學界著筆較少的明代貨幣結構轉變的原因進行些思考并試圖解釋。不可否認，這次貨幣結構的重大轉變是與晚明社會變遷同步的，白銀兼具貴金屬貨幣性質和世界貨幣性質的二重性也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特殊性和新方向。在我看來，引起這次貨幣結構轉變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1.國內貨幣經濟的萎縮和恢復與通貨不足的矛盾要求明代的貨幣結構進行轉變。

2.東亞經濟圈的擴大與全球貿易的新內容，使得處于主導地位國家――中國的寶鈔和銅錢難以充當世界貨幣的職能，因而轉變勢在必然。

3.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最終完成貨幣結構的轉變成為可能。

以上所述，我們歸結起來便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雙重壓力要求明代貨幣結構進行轉變，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白銀貨幣終于擺脫實物貨幣階段，正式進入貴金屬貨幣階段。

二、明代中后期白銀的流動

明代中期以后（成弘之際，約為15世紀末16世紀初）國內市場上的白銀流動開始頻繁起來。在16世紀中葉上下外國白銀大量流入之前，國內白銀流動的市場先期建立起來。然而從以下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國內白銀存量的不足始終制約著明代經濟的發展和起速，最終由于海外白銀的流入加上國內外白銀流動市場的切合終于使得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連為一體，明代蓬勃的經濟發展也有了可靠的劑。

1、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

通過上文所講，在國內市場上明代白銀的使用一直存在。但是囿于國家為了維持寶鈔地位而不斷施行禁銀令的制約，白銀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領域流通。政府的課稅、土地買賣市場、江南富商大賈的貿易買賣等數額較大的方面可以見到白銀的蹤跡，很顯然在明前期白銀的使用在國家法令的嚴禁之下是較為零星稀散的。尤其是永樂時期，政府禁銀比較徹底，以至于民間契約上只見寶鈔、縑帛、谷物等。到了宣德、正統時期，白銀的使用明顯增多，促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便是鈔法的敗壞。宣德時規定：

“凡以金銀交易及匿貨增直者罰鈔”。但是,“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沙滯不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一萬貫?！?/p>

盡管在課稅、賞賜方面，白銀仍在使用。但是國家法令有時候也會出現矛盾不一致的地方。從洪武到宣德，在民間仍然有鼓勵犯罪罰銀的規定，可謂是國家一定程度承認了民間用銀的合法性。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實物貨幣在宣德皇帝統治時期是運用最廣泛的，尤其是縑帛和谷物，這從契約和記載中可以知道。黑田明伸說過：“實際上，通貨不穩定迫使人們轉向物物交換的現象，即使到了20世紀，也是反復出現的”。很顯然明中前期通貨的不穩定一直影響著市場運行的狀態，使得實物貨幣大量存在。市場運行的不暢反過來又制約著人們對于更高通貨的需求，最終使得社會經濟發展的遲滯和貨幣制度運行的混亂。

然而在此，我們關注的重點并不是這一復雜混亂的貨幣使用狀況，而是要知道從何時起，白銀逐漸取代其他通貨逐漸在流通領域取得主要地位使得一定規模的白銀市場建立起來。從契約的情況來看，正統時期寶鈔已經不見蹤影，白銀已經取得主幣的地位。景泰、天順時期民間使用白銀率是極高的。有學者指出：“至成化年間，90件契約中，無一例外地使用白銀交易，從而說明民間交易中完全實現了貨幣白銀化?！?/p>

盡管在正統時期，白銀在民間的流通市場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實際上中國國內白銀的開采量是越來越低，正統時期的年均銀課量還最低。至正統、成化時期，明朝經過大約一百來年的開采，國內白銀的累計總產量約為3千多萬兩，這個數字遠遠低于唐宋時期的產量。即使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量，據估計總數也不超過5-6千萬兩。在銅錢方面，據最新的研究顯示：從洪武元年到隆慶時期，明朝一共鑄幣約為320-480萬枚，加上唐宋錢的遺留，16世紀時期明代規范銅錢的總量大約為3600-5400萬枚，相當于北宋一朝總量的12-21%左右。

明代與宋代貨幣存量情況表

由此可知，在成、弘之際的國內市場上，無論是賦役方面的田賦、徭役、關稅、鹽茶稅、馬政、匠役等折銀，還是民間市場上白銀的流通，都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經濟的有限規模。據史料記載，：

在弘治時“清江鎮，臨郡一都會也，山水環繞，舟車輻輳……昔饒裕今鮮蓋藏。……百年來人文日盛，而商賈之業衰矣。”

而且，反應通貨緊縮的另一個例子便是這一時期的朝貢貿易。明政府自宣德以后便開始收縮海外的朝貢貿易，而且在對待貢物上，打破了以往“厚往薄來”的原則出現了與貢使討價還價的，以市價估之的情況，反映了明中期財政上的拮據狀態。

在國際市場上，明代前期白銀的流動主要以朝貢貿易為主。這個時期白銀的流出流進，在賞賜與貿易的相抵之下，凈額量都很少。到了明代中期，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不僅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的有限規模，而且隨著明代前中期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使得中國對于白銀有著近乎饑渴的需求。因而有人就說：“無論是日本銀礦的開采，還是美洲銀礦的開發，在時間上都與中國白銀貨幣化產生的巨大的白銀需求，市場迅速擴展的時間相銜接，而流向又是再清楚不過。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白銀貨幣化推動了日本、美洲白銀礦產的大開發”。這個結論意味著，國際白銀的流動是由于中國市場對于白銀的極大需求造成的。實際上，學界以前不曾有這樣的提法，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在正德年間（1505-1521），就有葡萄牙人進入中國界內要求開展貿易，但是真正意義白銀貿易的變化是在明代嘉靖年間（1521-1566年），官方朝貢貿易和私人貿易使得中國從日本獲得了數量可觀的白銀數量。在國際貿易中，日本是最早向中國輸入白銀的地方，時間大約為16世紀40年代。不僅日本的許多銀礦在此時逐步開發生產，而且他們貿易的對象主要是中國。因此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與通貨不足的矛盾使得中國異常需求白銀，但是國內白銀規模的限制造成了中國市場上出現了一個重大的白銀需求缺口，于是國際上白銀的流動開始變得頻繁起來，白銀貿易的巨大利益開始拉動中西方的供求市場。

2.國內外市場的切合與數量問題

中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切合一般認為是在16世60年代，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嘉、隆之際。這時期海外白銀的流入不僅有日本，還有后來加入的馬尼拉、南亞、中亞等地。學界曾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些成果使得我們更能清晰的看到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和大致過程。

我們先來看看海外白銀流入的路線問題。弗蘭克指出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主要有三條：日本-中國、美洲-馬尼拉-中國和歐洲-中亞和印度-中國，同時他認為中國在18世紀以前獲得了相當于世界產量一半大約60000噸的白銀。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把流入中國白銀的路線主要歸結為兩條：日本和馬尼拉，這條路線上的白銀又包含兩條小路線，即西屬美洲-馬尼拉和歐洲-馬尼拉路線。萬明把這些路線總結性的概括為：中國-東南亞-日本、中國-馬尼拉-美洲和中國-果阿-歐洲?？偹苤?，海外白銀的主要來源有兩個地方，即：日本和西屬美洲。因此為了方便白銀流入數量的估算，大家傾向性的用這兩條源流來分析和估算白銀流入的大致數額。

從中外的史料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明代中后期中國通過各種類型的貿易從海外大量輸入白銀。然而在中國傳統時代，由于缺乏數字統計手段使得我們難以確切知曉到底有多少數額的白銀流入中國。因此，關于白銀數量的估算引起了中外許多學者的矚目和研究。目前，我們從這些研究當中可以得到許多信息，這不僅僅是白銀流入數量的問題，更是中外幾代學者孜孜不倦融會中西方資料和進行廣泛學術交流的見證。

明代海外白銀流入數量估算表

對于上表的數據，我們可以在學者相關的論著中輕易得到。由于單位和時間的不統一，致使上表的數據的理解還是有點困難。另外對于白銀數量的估算研究還可以在吳承明、錢江、劉軍以及外國學者的研究中找到，但是上表列出來的這些人，只是因為筆者的傾向性意見，加之有些新的研究成果總是在不斷總結原有成果的基礎上得出來的，因此以上的新舊結果代表了學界對于白銀數量估算問題的大概情況。

大體而言，學者對于自16世紀40、60年代到明亡（1644年）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估算為1萬噸至2、3萬噸左右，也就是2億兩至4、5億兩左右，而且多數學者傾向于2-3億兩左右。盡管難以明確，但這個數字無論怎么看都是一個難以忽視的數字，因為相比國內白銀的存量而言，海外白銀流入的數量之巨，渠道之多是以往學界沒有注意的，其對中國經濟的意義自然是有待于重新評價。有學者說：中國商品和白銀之間的貿易，形成了市場網絡的世界性連接，而白銀這種世界貨幣把中國社會的變革和世界的變革聯系在一起。以白銀為中心的貿易網絡，成為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初步構建的一個明證。

3.世界市場的形成與白銀流動的貨幣意義解釋

布羅代爾說過：“貴金屬的作用似乎從來沒有像16世紀那樣重要，當時的人們毫不猶豫地把貴金屬放在首位。”如今學界就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在16世界中葉以后逐步形成的論點已經達成共識，其實質恐怕沒有人能夠否認白銀流動在其中的作用，正是這種“絲綢之路錢幣”流通使得中國與世界逐步形成一個共同的經濟體系。從此，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改變。就中國而言，蓬勃興起的市場貿易和規模擴大的商品經濟使得晚明社會發生了深遠影響的社會變遷。

對于明代中后期白銀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尤其是這種流動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意味著什么卻出現了不同的解釋。以往白銀貨幣化論者（白銀進步論者）認為正是中國的白銀貨幣化需求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白銀的開采和周轉，從而使中國是以一個主動的姿態參與構建世界的經濟體系。然而有人卻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貨不足和經濟體制問題使得通貨結構經歷著異常危險的狀態，由于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的市場經濟和通貨制度才得到挽救。同時他們對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種白銀進步論的觀點，是對歐洲經驗的簡單解讀。

筆者以為，對于明代白銀問題及其中后期流動的考察，應該從中國獨特的貨幣結構和社會制度框架來進行解釋。日本學者說：“無論是貨幣還是市場都不能獨立于制度而存在，對于制度而言也是一樣”。明代的白銀在其中前期一直處于實物貨幣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體現了明政府貨幣制度設計構架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同時導致了明代前中葉錢鈔貨幣結構的不穩定性。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雙重壓力使得明代的貨幣結構面臨著急需轉變的境地，而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最終為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提供了可能，使得白銀得以擺脫實物貨幣的地位從而走向貴金屬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白銀流動的意義無法低估。

四、結語

通過上文對于有明一代白銀流通、性質和流動問題的重新考察，筆者以為明代的白銀貨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其發揮的作用和性質并不相同。明代中前期白銀以及其他的實物貨幣的存在和輔助地位說明了明代經濟體的規模和發展程度。通貨不足和實物貨幣的大量存在一直遲滯著明代市場、貨幣和商品經濟的發育。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面臨市場壓力和民間通貨需要的明代經濟最終又是在市場的影響下選擇了白銀作為主要貨幣，但是白銀的有限來源使得社會經濟的規模一直難以得到有效的擴大，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為中國貨幣結構的構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在以白銀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因其參與世界的銀貨貿易并大量吸收海外白銀的能力使其商品經濟和市場得到極大的刺激和拓展。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理解白銀內流對中國意義的兩種不同論點，旨在說明正確理解中國貨幣經濟和貨幣結構的狀況也是認識中國歷史的一條主線。

（指導老師：林文勛教授）

注 釋：

丘浚主張恢復金銀的貨幣地位，“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大學衍義補》卷27，《銅楮之幣下》（引自文淵閣四庫資料，以下同）。王世貞也指出“是以白金之為幣，長也”《州史料后集》卷37。顧炎武也說“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故由是命”《日知錄之余》卷2，《禁金銀》.

尤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靳學顏、陳子龍等人為代表，見其相關著作。也可參見葉世昌：《中國貨幣理論史》，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1頁.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中國錢幣》2012年02期.

（日）柿沼陽平在其最近的貨幣史文章中反思了中國貨幣史上的盛衰論等觀點，同時介紹了日本眾多學者重新闡釋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問題的研究狀況：貨幣區域論、多元性貨幣經濟的流通、貨幣流通領域的層次性和不對稱性、貨幣經濟的主角等論點值得關注。見其文：《中國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01期.

林文勛：《唐宋社會變革論綱》，導言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全漢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濟史研究二》，中華書局2011年版?！蹲运沃撩髡畾q入中錢銀比例的變動》，《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出版，1972年8月版。關于物價方面的變動，還可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96―413頁.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370、519、356、501頁.

全漢升：《宋明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濟史研究二》，第84―85頁.

吳承明：《16世紀和17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考述》，齊魯書社2008年版，第5-6頁、41-6頁.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Roxanna.M.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明宣宗實錄》卷64.

轉引自田培棟：《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陸太守序》.

在這方面，龍登高做了大量的研究，見其：《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指出14-19世紀（明清時期）是中國傳統市場的成熟時期，當然他這個提法是就整體狀況而言的，但他沒有就明代前中期的市場狀況做出特別的介紹.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關于明代后期的土地買賣狀況，可參見李文治：《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

林文勛：《南詔貨幣流通分析》，《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01期?！对颇瞎糯泿盼幕l展的特點》，《思想戰線》，1998年06期.

李埏：《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歷史研究》，1964年03期.

元代史料，（明）楊士奇撰《歷代名臣奏議》卷67，《治道》說：“市井懋遷，難以碎帖。店鋪多用鹽包紙片，酒庫則用油漆木牌。”這里的鹽包、紙片、木牌等均是實物貨幣.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高聰明：《論白銀在宋代貨幣經濟中的地位》，《河北大學學報》，1994年03期。同見汪圣鐸：《兩宋貨幣史》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關于宋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可閱王文成：《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元末情況見呂午：《左史諫草》，戊戌中云“：近來州縣權時施宜，或為紙帖子，或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百文，雖不可以通行，而各處行之為便?！?/p>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87頁.

顧炎武：《日知錄》卷11.

《明史》卷78，《食貨志二》.

《明宣宗實錄》卷55.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一文，也可見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明孝宗實錄》卷197云：“云南專用海肥, 四川、貴州用茵香、花銀及鹽布, 江西、湖廣用米、谷、銀、布, 山西、陜西間用皮毛?！?/p>

（日）柿沼陽平：《中國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中有較具體的解釋.

《明太祖實錄》卷251中記載：“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論價，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固有是命?！?/p>

《明會典》卷37.

《明宣宗實錄》卷105中記載：“既瞽, 又以母故傷人, 可肴之, 令出銀十兩, 付死者家備葬。”

董郁奎《試論明代的白銀及其流通》，《浙江學刊》，1988年03期.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46頁.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關于明代國內市場上白銀的存量，應該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額。據估計，唐、宋、元3朝白銀的總產量約為3.7億兩左右，但是這個數字沒有考慮中間流去國外的數字，實際上白銀在宋元時期曾大量流失國外。參見李隆生：《明末白銀存量的估計》，《中國錢幣》，2005年01期.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詳可參見萬明：《白銀貨幣化視角下的明代賦役改革》，《學術月刊》，2007年5月第39卷5號.

崇禎《清江縣志》卷1，《市鎮》.

田培棟：《論明代的朝貢貿易》，《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頁.

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數量的估算》，《中國錢幣》，1995年03期.

國內的白銀市場，既包括商業貿易市場也包括國家貢賦市場對于白銀的需求，因而有學者指出中國能夠大量吸收世界市場上的白銀就是因為貢賦市場的周轉和吸納能力，見陳春聲、劉志偉《貢賦、市場與物質生活―試論十八世紀美洲白銀輸入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系》，《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05期25卷.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8頁.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6頁.

梁方仲、全漢升、百瀨弘以及歐美學者von Glahn、Yamamura等均有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近年來弗蘭克、吳承明、萬明、莊國土、錢江等學者均有關于明清時期白銀流入數量估算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頗有成效的成果.

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頁。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見梁方仲、全漢升、弗蘭克、萬明等學者的相關論著，因這些論文和著作經常被引用，固此不再詳細列出。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694頁.

其實，林文勛早就提出了“錢幣之路”的學術概念，并指出大家要重視研究古代史上對外貿易之路上的錢幣周流及其帶來的文化和經濟上的影響。見其：《錢幣之路：溝通中外關系的橋梁和紐帶》，《思想戰線》，1995年05期.

篇8

見到辛自強的時候，不禁驚訝于他的年輕。

年輕得甚至有點像個毛頭小伙，只是眉宇間有一些儒雅之氣。

光看外表，可能很少有人會覺得他是一名博士生導師，他也許是記者見過的最年輕博導。他生于1975年，2002年在北京師范大學獲得心理學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在該校評為教授、博導，2010年調入現在的單位中央財經大學工作，目前是該學校社會發展學院的心理學教授和副院長。

他還先后主持過國家級課題4項以及若干省部級課題，在國內核心學術期刊發表過120多篇論文，出版了《問題解決與知識建構》、《社會變遷中的青少年》等數本心理學專著。2007年以后，辛自強也開始以英文在國外，迄今已達15篇。

術業有專攻

現在，心理學好像已經進入尋常百姓家，很多年輕人都會聊幾句心理學，尤其是“文藝青年”們大多曾經喜歡談論弗洛依德、弗洛姆之類的話題，那么辛自強所從事的是什么樣的心理學呢？

據介紹，他自己目前研究的領域以社會心理學為主，兼及認知心理學等。他這么說：“我認真考慮過職業方向的問題。我私下很喜歡讀精神分析學派的書，包括弗洛伊德、弗洛姆之類。但是，從剛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就決定這輩子不做心理咨詢工作。實際上心理學的領域非常廣闊，我更喜歡做心理學的研究工作。心理咨詢基本是一對一地幫助別人，范圍有限。然而，科學研究一旦有所發現，有所進步，可能會影響更多的人。”

認知心理學屬于基礎性的心理學分支，辛自強早年研究較多的是“數學認知”：即研究小孩子怎么學習數學，怎么理解數量關系和數學概念，怎么解決數學問題。他工作后的第一本書《問題解決與知識建構》就是關于這個方面的。雖然是心理學的書，卻被教育科學出版社的“教育博士文庫”收錄并出版，這也是該文庫中第一本心理學專著，也間接證明了他的研究在教育領域的實際價值。

辛自強關于數學認知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國外同行的關注。比利時著名的心理學教授范徹菲爾（L. Verschaffel）主編一本書，邀請全世界一二十個國家的學者一起寫，其中就邀請辛自強負責書中一章的撰寫。近期，國外學者組織編寫《亞洲數學教育手冊》，他又被邀請撰寫專章。辛自強解釋道：“踏踏實實地做研究，成果慢慢會被別人認可?！?/p>

心理學的妙用

在認知心理方面的基礎性研究外，近年來隨著工作環境的變化，辛自強將主要研究方向轉向了社會關切度更高的社會心理學。

改革開放三十年，人們的心理健康狀況有何變化？到底是“世風日下”，導致人們的心理健康“一代不如一代”？還是“倉廩實而知禮節”，人們的心理狀況因而變得更好？作為研究者，辛自強不是去爭論，而是通過實證研究尋找事實作為證據。

辛自強和他的團隊在這方面做了多年的探索。2008年，他出版了《社會變遷中的青少年》一書，提出自己的發現：近20年來我國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不斷下滑。

這個研究并不容易，因為研究者無法再去直接調查過去幾十年的人群，歷史已經發生了。辛自強獨辟蹊徑，采取獨特的橫斷歷史研究方法，先后開展了近10項關于心理變遷的研究，得到了一系列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他的課題組已經成為全世界開展橫斷歷史研究最主要的兩個課題組之一（另一個為美國圣地亞哥州立大學的頓芝教授（J. M. Twenge）帶領的課題組），這種研究為在宏觀上確定我國不同人群的心理變遷規律提供了依據，方便了心理的社會預測與預警。

當然，這個研究結果似乎與中國經濟的進步不那么“同步”。但或許這就是研究的價值所在——揭示我們料想不到的規律。辛自強想通過心理學研究去揭示甚至干預一些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大白楊是速生樹種，長成以后我們要用的時候會發現木質不堅硬，不細致。我們的社會也是一樣，改革開放30多年里我國的經濟發展非?？?，但我們要關心發展的質量問題，要解決伴隨而生的社會問題和心理問題，而不僅僅關注經濟增長速度?！?/p>

又如，辛自強與合作者今年剛發表的成果表明，當前大學生對他人和社會的信任遠低于十年前的大學生，呈逐年下降趨勢?！拔覀兿胝f明什么？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觀念的普及，人們對人生和人性的觀念都發生了變化，同時，也影響了人們的關系。中國傳統的社會規范和靠‘面子’維持的社會關系被打破了，一時間信任水平就下降了。但是如果新的規范和觀念慢慢確立，情況也許就會好轉。”

創新的真諦

辛自強坦言自己非常喜歡現在的工作。 “我特別喜歡閱讀和思考，也很樂意通過自己的研究把一些社會上的問題說清楚了，很多猜測和爭論都缺少證據，我們卻能用證據說話?！边@些都是他成就感的來源，如果把自己知道的再教給學生，那更是一樁樂事。

辛自強自小有愛讀書的習慣，他自小在農村長大，當地沒什么書刊，能找到的書他幾乎都看。大學四年中也沒有當過班干部，也不是班里成績最好的。但他每周都到圖書館借3、5本書，全部看完，然后下周再去還書、借書——就這樣過了充實的4年。直到現在，他還是一有空就讀書。

即使有興趣，但不花點苦功，恐怕事業也不會那么順利。事實上，辛自強的刻苦程度是相當驚人的。有些時候，為了一個研究項目，或者寫書，他可能連續幾天不下樓；當年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看的英文資料大多是用B3大小的紙復印的，疊起來至少有一米多高。

辛自強老家是山東沂蒙山區的，他的小學和初中階段，老師基本都是民辦教師，條件很艱苦。小學前四年上的都是“復式班”——即不同年級的學生混在一起上課。他上學那年還要自己帶凳子去上課。到高中時，教學條件才有所好轉，但由于基礎不好，他成績在全班倒數之列，很快他憑借超人的努力，在高二第二學期就追上去了，成為名列前茅的學生。及至他考上大學，就更珍惜難得的學習環境了。

時下，創新、創造成為一個討論的熱點。作為心理學學者，他對這個問題又是怎么看的呢？一次在清華大學舉辦的關于創造力與教育的論壇上，來自北大、清華的學者發言之后，辛自強發言的題目是“創造力：這種‘力’存在嗎？”他提出，可能根本不存在一種可稱為“創造力”的特殊的心理過程或能力?；蛟S一個人的作品或思維的產品是創造性的，但導致這個結果的思維過程就是一般的思維過程，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這個觀點令臺下一片嘩然。要知道，這些聽眾都是研究創造力的專家或研究生。

其實，辛自強不是嘩眾取寵，他對創造力有自己深入的看法。他認為，并不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創新、創造的前提一是要有知識基礎，二是要有好的思考方法。教育不能徑直去教創造力，而是教授知識，啟迪思考。

篇9

關鍵詞：城市競爭力；城市濱水區；特點；作用；價值性；驅動性

城市濱水區是居民活動的重要空間，是城市空間結構的組織軸和城市的綠化生態軸，也是理想中的旅游地，常常被譽為一座城市的“門戶”和“窗口”。近年來，國內外不少城市對城市濱水區進行了合理的規劃建設，如紐約花園城、悉尼海灣、日本橫濱、上海浦東陸家嘴、廈門員當湖周邊等。這些著名城市都是通過對城市濱水區合理而科學的設計，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特色，吸納資源并進一步優化，以此提升了城市競爭力，帶動了整座城市經濟文化發展。

一、城市核心競爭力及其特征

城市競爭力是城市的政策制度、經濟、文化、精神文明、信息、價值觀、知識體系等各種因素組成的有機整體，代表著一座城市在其發展區域內進行資源優化配置的能力，體現著城市的管理能力。城市競爭力是近幾年提出的概念，很多方面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一些學者認為城市競爭力通常指的是城市的綜合競爭力，而一座城市要想實現突破性的發展，必須力求核心競爭力的全面提升。

借鑒企業核心競爭力，可認為城市核心競爭力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力歸納，既蘊藏在城市內部特征之中，又是城市所獨有的競爭優勢，能使城市在長期競爭中獲得主動權。作為核心競爭力，其有四個特征。一是價值性：在創作價值和降低成本上比對手做得更好；二是獨特性：自身所獨有的，對手難以復制和代替；三是延伸性：向有發展潛力且前景好的新領域延伸的有力支持；四是驅動性：帶動城市一系列相關領域迅速成長，并衍生出新領域。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經濟始終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中，因而城市核心競爭力的內涵也不斷變化著，想要營造城市核心競爭力，需從整體出發，把握住城市核心競爭力的整體特征和功能。

二、城市濱水區開發設計對提高城市競爭優勢的作用

在城市發展中，城市濱水區開發設計不斷重復著，是城市應對社會經濟變遷的關鍵性因素。為了進一步探尋城市濱水區設計與城市競爭力之間的關系，需了解城市濱水區在提高城市競爭力上的作用，所以文中從城市核心競爭力特征出發進行詳細探討。

（一）從價值性分析

從經濟學角度看，我們當前正處于“后福特制”時期，其基本特征可概括為“持續創新+敏捷制造”和“專業化+網絡化”，與之前相比，后福特制是一種生產組織方式變革，蘊藏著巨大的后發優勢，它是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國家提高競爭力的重要契機。在這樣背景下，城市濱水區表現出很大的資源優勢，尤其是多元的、復合的且頗具意義的，正由于它的稀缺性及其滿足現代生活上的優勢催生了相當大的市場價值。例如，上海浦東陸家嘴、廈門員當湖周邊都是如此。

（二）從獨特性分析

城市濱水區是特殊的城市空間，也正是因此產生了與其它城市空間類型不同且獨特的優勢。例如，荷蘭鹿特丹將港口發展成為獨特的城市景觀，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發展成了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分別是各個城市參與競爭的獨特優勢。由于城市濱水區在物質空間和社會體系等方面都有著獨特性和差異性，一旦城市濱水區的特殊性建立起來，其它城市濱水區就難以復制和效仿，從而顯現出自身的競爭優勢。

（三）從延伸性和驅動性分析

就城市濱水區發展歷程看，它可以借助濱水區開發設計形成的優勢促使城市在多個市場產生影響，拓展更多的產業形態，從而帶動城市發展。從很早開始，港口區便以便捷和低成本的運輸產生內在驅動力，成為一座城市的起源，例如香港、澳門、深圳、鹿特丹等。由此可見，城市濱水區資源的開發設計與城市發展形成了互為因果、循環積累的機制，加之城市濱水區業務涉及眾多，包括商業、運輸業、通信、金融、保險等行業，聚集了大量人口，為拓展其它領域產生了巨大推動力，最終拉動了整座城市發展。

三、城市濱水區設計與城市競爭力之間的關系

綜合考慮以上內容，總結到城市濱水區設計與城市競爭力之間關系如下。

第一，城市濱水區利于提升城市形象。城市濱水區設計賦予了一座城市與眾不同的獨特性，使其形成了區別與其它城市的特色，充分發揮自身的符號功能，直接影響城市形象（正效應），城市以此來吸納各種資源，推銷產品和提供服務。另外，成功的城市濱水區設計與發展延伸出來服務功能強化城市競爭優勢，當這種優勢與城市歷史文化、自然環境等結合在一起時，就會形成新的資源優勢，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時也為城市發展產生內在助力。

第二，城市濱水區設計發展可有效提高城市管理能力，提升核心競爭力?；诔鞘懈偁幜Φ膭討B性，我們不難發現城市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演變都是從自然資本到金融資本，再到人力資本主導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城市形成了不同的資源和管理能力，而城市的競爭優勢正來自于資源的差異性和城市運作資源的獨特性。當然，城市對資源的運作形式是自身管理能力的體現，從戰略角度看，這也是城市核心競爭力的主要來源，對城市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至關重要。

第三，城市濱水區總能使城市適應社會形態變遷和產業結構調整，以此維持核心競爭優勢。在長期發展中，城市濱水區和城市競爭力之間形成了一定聯結機制，隨著彼此相關的變化，城市核心競爭力必然呈現不間斷的動變變化，隨之帶來產業結構調整。加之，在各種因素作用下產生的社會形態變遷使城市面臨巨大的挑戰，而城市濱水區開發設計和發展能使城市很好地適應這種社會變遷和產業結構調整。

第四，城市濱水區利于構建生態城市，發展城市在自然環境、生態上的資源。在后工業時代，城市濱水區除了以工廠、碼頭等地標，主要發展游憩和景觀，以滿足城市居民對生態環境和旅游休閑等方面需求，同時還能美化城市、恢復城市生態環境，幫助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提倡建設生態城市的當下，成功的城市濱水區設計顯然有助于提高城市競爭力。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成功的城市濱水區設計與城市自然環境和資源結合在一起，能產生其它城市難以復制的資源優勢，使城市符號功能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吸引大量人口、帶動當地各行各業發展、拓展新領域等，從而增強城市在更多市場上的核心競爭力，刺激并推動市場產生生產動力，促進城市發展。同時，城市濱水區能保護城市自然環境、維持生態平衡，并美化城市，這對城市的長遠發展有著深遠的戰略意義?！?/p>

參考文獻

[1]周群雄.濱水地區住宅建筑的規劃與設計.建材技術與應用，2010（8）.

[2]路迪民.中外城市濱水區開發比較研究.求實，2010（11）.

[3]汪淑芳.濱水地區城市設計研究.合肥工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篇10

其中，廣西民族大學秦紅增教授就是長期關注中國民族地區和諧鄉村建設與發展的踐行者。十余年來，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秦教授就中國鄉村社會變遷及民族地區鄉村建設問題，先后發表《科技下鄉的人類學視野》、《文化農民研究》等系列論文，出版《桂村科技：科技下鄉中的鄉村社會研究》、《瑤族村寨的生計轉型與文化變遷》及《手工藝里的智慧：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化多樣性研究》等著作，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尤其是《科技下鄉研究》和《文化農民研究》，開拓了中國“科技人類學鄉村社會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中國鄉村人類學學科體系的發展與不斷完善。

近期，秦紅增教授又推出《鄉土變遷與重塑——文化農民與民族地區和諧鄉村建設研究》（以下簡稱《鄉土變遷與重塑》）。該書于2012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全書共分八章，共約30萬字，為2007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文化農民’與民族地區和諧鄉村建設研究”最終結項成果，是“社會圖像叢書”之一。全書圍繞“文化農民”與中國民族地區和諧鄉村建設這一主題，從民族地區和諧鄉村生態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三個維度展開研究和論述，既有高度的理論探討和概括，又有詳細的個案描述和分析，不僅回應了當下關于中國鄉村人類學鄉土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基本理論問題，而且提出了推動中國民族地區和諧社會建設的主要措施和對策。

一、和諧鄉村：《鄉土變遷與重塑》的新視角與新突破

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政府官員和社會各界都一直試圖推動中國傳統鄉土社會建設，進而改造中國農村社會，并進行了有益嘗試和探索。但是，由于特殊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的限制，都沒有能找到破解限制中國鄉土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有效辦法和持久之道。在此背景下，《鄉土變遷與重塑》則對新時期中國鄉村社會建設提供了新視角和新思路。秦教授提出，和諧發展是民族地區鄉村建設的核心和目標。只有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文化之問的和諧，才能真正推動民族地區的鄉土社會建設與進步。在推進民族地區鄉土社會和諧的發展過程中，搞好和諧鄉村生態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三個方面，實現生態、社會與文化的“三位一體”，達到“人的和諧”這一根本目標和最終價值追求。因此，可以說，《鄉土變遷與重塑》一書將“人的和諧”作為中國鄉村建設的最終目的和最高價值追求，回歸了中國傳統文化“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避免了以前研究中對鄉土社會主體——農民的忽視或者過于強調制度和政治的作用的弊病，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實現了鄉村人類學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探索的新突破。

二、文化農民：《鄉土變遷與重塑》的新概念與新理論

在傳統中國社會，農民往往會被貼上“落后”、“愚昧”、“邋遢”等標簽，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詞，是“沒有知識”的象征。但是，事實上，在傳統推動鄉村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沒有鄉土社會的主要組成群體、人數最多的居住者和建設者——農民的積極參與和支持，一切就無從談起。因此，可以說，對農民的這一定位和推動鄉村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這是知識分子、政府官員和外來群體干預鄉土社會發展的“主觀想象”，其結果不言而喻。

《鄉土變遷與重塑》一書關注到這一尖銳問題并進行了理論思索和回應。在大量實地調查與研究的基礎上，秦紅增教授明確提出了“培育文化農民”的觀點。在他看來，鄉村建設在于再造農民和農民再造，實質上包含著對農民角色的定位問題。他指出，當把農民定位為落后、保守的話，那么農民只能處在被改造的地位。反之，當把農民定位為擁有特定鄉土知識和現代技能，有著自我發展能力的話，農民自然就成為鄉村的再造者。他認為，中國的文化農民有經濟頭腦、勤勞、善于學習、有判斷力、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強。他們擁有自我發展的素養和鄉土知識，擁有對現代農業科技和市場經營知識的高度敏感性及習得能力，能夠發展干預和自我發展有機結合。在個案基礎上，秦紅增教授進而歸納出文化農民的群體特征：一是素養，如勤勞、有經濟頭腦、會變通、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強等；二是知識，無論是現代的技術知識還是鄉土的經驗積累；三是技能，即能夠擁有現代農業技能或實用技術?？梢哉f，對于文化農民而言，“素養和知識是基礎，技能是核心”，文化農民的生成關鍵在于“現代農業技能的習得”。

可見，秦紅增教授“文化農民”這一新概念的提出，顛覆了人們對中國鄉村社會傳統農民形象的固有看法，將長期以來當作被改造對象的農民看成改造社會的主體力量，將古板、老套、陳舊和保守的傳統農民“改造”成“有知識”、“有文化”、“懂技術”、“有本事”的新時代寵兒。周大鳴教授在為本書作的序——《人類學、鄉村社會及人類未來》中說道：中國“農村、農民和農業已不再是昨日黃花，而是生機勃勃，情趣盎然”的了。可以認為，“文化農民”概念的提出，不僅為中國民族地區鄉村社會建設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和新的思考路徑，而且也豐富和充實了中國鄉村人類學的理論架構和學科體系，同時也引導人們重新審視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本書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三、文化多樣：《鄉土變遷與重塑》的新建構和新思路

面對來勢洶涌的全球化、城鎮化和市場化的巨大沖擊，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似乎也無法避免“被全球化”、“被城鎮化”和“被市場化”的命運，因此，秦紅增教授明確提出要大量培育鄉村文化農民，通過生態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來推動和諧鄉土社會建設，維護傳統文化的多樣性。他指出，文化多樣是民族地區和諧鄉村建設的統領，民族地區的鄉村和諧必須也必然體現出文化的多樣性。民族地區和諧鄉村社會建設要集生態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為一體，共同維護和保持民族鄉村社會的文化多樣性，實現鄉村社會個體即農民個體的和諧，以達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文化之間和諧的最高境界。

此外，從全書內容安排、個案選擇和行文等角度來說，《鄉土變遷與重塑》也獨具特色。從內容角度看，《鄉土變遷與重塑》一書將專題研究與系統研究、個案研究與一般研究有機結合，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從個案選擇來看，秦紅增教授的田野個案不僅有中國廣西、云南等西部邊疆民族地區，而且還有祖國腹地鄂西和湘西的調查，更有中國寶島臺灣地區、鄰國孟加拉國等地的調查個案。這些個案還具有調查時間長、田野點多、資料豐富等特點。同時，這些個案調查，不僅涉及到苗族、壯族和瑤族等民族文化，尤其還關注到這些少數民族的公共衛生、養老模式、留守兒童、公共空間、文化展演、生計模式、傳統工藝等現實問題。在具體論述過程中，既注意宏觀論述，又關注細節描寫；既關注民族和地域性特征，又關注個案特征的發揮與張揚，展示出了極強的立體感和宏大的歷史觀。

《鄉土變遷與重塑》一書是秦紅增教授從事中國鄉村社會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探討中國民族地區鄉村和諧社會建設的最新成果，更是構建“文化農民”理論、搭建和諧社會研究體系的有益嘗試，是當下中國鄉村人類學研究的重要代表性成果，原創性和開創性特征突出。《鄉土變遷與重塑》一書的出版與發行，不僅對中國鄉村人類學學科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具有重要理論價值，而且對推動中國民族地區和諧社會建設具有極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值得一讀。

參考文獻：

[1]黃金.科技人類學與文化共生——《手工藝里的智慧：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化多樣性研究》讀書札記[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