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方法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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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v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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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篇2

>>>無論文化如何不同，對任何社會這可能都是平等適用的。在傳統中國人和現代西方關于爭端解決的觀念之間，存在著一些相似之處。不能下結論認為只有中國傳統社會喜歡仲裁或調解。在現代西方社會，仲裁頻頻用于解決諸如婚姻有關的糾紛，而訴訟似乎用于解決商業、合同或侵權糾紛。但中國傳統觀對各類爭端都一樣。這似乎表明西方和傳統中國在爭端解決上觀念有所不同。

>>>在西方，“傳統已將訴訟留給律師，希望他們在法律基礎上解決商業糾紛。”對一些西方人來說，中國觀念不可接受：法定權利怎么能放棄？普通法的基本原則，正如胡曼所言，是“財產、權利、義務不受限制?！狈ㄔ航o出的判決“要么讓你什么都有，要么讓你一無所有。”即便平等規則也不能改變基督教義。如果有爭端存在，訴訟方式就會被采用，而且案件判決取決于當事人的實力。在法院系統流行一句話，“公眾關注的不是鼓勵當事人嘗試和平解決以達到最輕微的利益調整。”因為“在社會大眾看來，這種解決方式是懦弱的表現，”而且“正義也不會因此而實現”。但是，對追求提高審判效率的西方人來說，中國模式是一個潛在的思想寶藏。

>>>值得肯定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從沒喪失其影響力，甚至在以后也是如此。的確，它在過去曾受批判，而且1949年之后出生的幾代人都沒有受過它的教育。但是，一名北京官員承認，在那樣無法無天的時代，“傳統”在處理個人和商業糾紛上起著部分作用。因此，對這樣一種有著極大影響力和反彈力的文化的深入理解，不僅具有學術價值，而且還有利于提升解決現代爭端的水平。

>>>在傳統中國，厭訴歷史悠久。有不少諺語反映了這種態度，如“餓死也不當賊：煩死也不告狀”、“想活別打官司，想死別進地獄。”其原因之一是訴訟人遭衙門的訟師和衙役盤剝，衙役和走卒就靠這個吃飯。另外，規避訴訟也在一個比較深的層面上反映了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不同的哲學流派在避免爭端上都持認同態度。他們認為爭端（當事人各方沖突的表白）擾亂了社會的和諧秩序和宇宙的總體秩序。因為，按照中國人的世界觀，人與自然相互交織，形成一個無法分離的整體而延續存在...和諧或一元的思想，被中國人不斷變化地加以表達，來強調其主旨。

>>>因此，用于解決爭端的訴訟方式受到批判。毫無疑問，儒家在這一點上起了主要作用，道家、法家、佛教和墨家也涉足其中。除了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其它流派都可在中國早期哲學著作《易經》中找到根據。在《易經》中，訴訟方式受到批判因為它最終給有關各方帶來災難。這給傳統中國爭端解決定下了基調。

>>>但不能認為中國哲學一層不變。就拿儒家為例吧。漢代的儒家與孔子自己的哲學有相當不同之處，它與宋代的儒家也有區別。盡管如此，他們有一點還是一樣：即應避免訴訟。在此，我們可以把不同時代的儒家看成是一派。在討論其它學派也可以這樣。但也不能認為所有的儒家都反對訴訟。有一些就認為訴訟不可避免，甚至認為訴訟有好結果。他們的觀點也應加以考慮。

>>>和諧

>>>歌頌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題。人們只要和睦相處、相互尊重就有可能和諧。因此，傳統中國的司法官吏的作用就與現代社會的法官不同。司法官吏的首要任務是教育人們注意舉止。據說，在舜帝任命皋陶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法官時，任命一詞強調的就是后者有教人法律的職責。司法制度的最終目標，按照孔子的說法，就是營造一個沒有爭端或犯罪、更適于居住的社會。采用法律或懲罰是想建立一個沒有這些東西的理想社會。在漢及其后的朝代，政府都變相地采用法律。他們都認識到法律存在的切實需要，認同僅靠教育和道德引導不足以使人們具有良好形為。而法律則能夠。

>>>不同學派都歌頌和諧。荀子，孔子的一個追隨者，將它與社會結構的調整聯系在一起。他說，人類擁有至關重要的呼吸、生命和知覺，再加上一種道德與正義感。這就是他們成為世界上最高貴物種的原因。在體力上，他們不比一頭公牛厲害，在速度上，他們比不上馬：但馬和牛卻被人役使。為什么？我認為是因為只有人才能形成社會而動物不能。人為什么能形成社會？我認為是由于社會分類。社會劃分怎樣轉化為行為？我認為是因為人類的道德與正義感。因此，如果他們的道德與正義感應用于社會分類，和諧就會產生。如果在種類間存在和諧，就會產生聯合：如果聯合，就會產生巨大的體力；如果有巨大的體力，真力就會產生；真力產生，就能戰勝萬物...如果社會不是基于社會劃分而形成，就會產生爭端；如果有爭端，接著就發生無序；如果存在無序，就發生支離破碎；如果存在支離破碎，就會出現軟弱；如果存在軟弱，就不可能戰勝萬物。這就是為什么即便在最短時刻也不能忽視規距和道德原則。

>>>在這里，道德和正義促成社會和諧。其結果使社會結構形成。

>>>在傳統中國，“個人被融于社會，并附屬于群體與和諧觀中?！焙椭C觀假定社會最初處于萬物各得其所的完美理想狀態。這種狀態后來被打破。為保持和諧，必須順應天道。以這種天人合一觀，人道最終得到天道的預兆。這種思想至今仍具有影響力。

>>>對中國人來說，社會和平不意味著每個成員的主體權利得以協調。他們認為，正如西方人所說的，社會不是為個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早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它一直處于和平狀態---除非其中一分子打亂了它。

>>>這給中國式的爭端解決提供了哲學基礎：爭端或沖突是壞事因為它擾亂了和諧，預防爭端比事后解決要好。

>>>儒家

>>>因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仲裁較多，儒家思想常被借用。對儒家來說，成功解決爭端的關鍵不是維護受害者權益或判給無過錯方以損害賠償，而是用道德規則教育當事人。這些規則中蘊含有中庸和忍讓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們采取直接沖突或極端措施（如訴訟或暴力）以捍衛自己的權利。忍讓思想不讓人們堅持維護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權享有?！叭套尫从沉巳后w優于個人的思想，它要求沖突雙方相互妥協以重建公平?！?/p>

>>>如果人們遵循這些思想，他們就會始終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慮，并運用自制來防止爭端。君子不與人爭。他不應只為自己利益，尤其是當這樣會使他人受損時。追求物質利益要讓位于保持和諧。道德的基本規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p>

>>>如果社會上的所有成員都照著做，當然不會有爭端。進一步講，儒家思想的本質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沒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個人最終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權益的行為以向他人證明自己是怎么做的。這樣，就會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爭端也就會變少，即使有一點也能很好地加以解決。

>>>儒家道德規范對外表現為禮。歌頌禮反映了儒家傳統思想。“禮的普遍效力基于古代圣賢開創天人合一的事實而產生”。

>>>儒家的世界觀實質上是靜態的。否則，古代圣賢的智慧無法形成規范后代人行為的禮的基礎。按照這種世界觀，原始的和諧是完美的。任何變化都只會擾亂它。其實，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國傳統思想家。他曾承認自己只在傳播傳統思想而沒有創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禮是周代的東西。在一個封閉的條件下，習慣成了規范人際關系的最好準則。在社會或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下，人們可以僅靠遵循習慣來避免沖突。這樣，習慣就更為人所接受，因此社會和諧就得以維持。長者被視為權威，因為他們似乎知道地更多。這種假設是產生服從權威的態度的原因之一。

>>>正如儒家看到的，一個人與不同的人保持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兩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隨著他們關系的改變而改變，而禮則明確了他們待人接物的適當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規范并遵徇禮，社會將會和諧。那么防止爭端的最好方式將是教育人們遵循禮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爭端，解決它的過程將被視為一次對沖突各方進行道德教育的機會。其目標是教人怎樣按禮去做。

>>>法家

>>>在戰國時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強國。每個諸侯的欲望都是稱帝。為了達到這一點，法家提出“法治”原則，其含義是要求人們必須遵守國法，不做法律禁止之事。人們之間的爭端會削弱一個國家。為打贏官司，沖突各方需要花費時間和資源。如果有過多的人際糾紛，國家的終合國力只會銳減。為了強國，法家采取防止爭端的嚴厲措施。

>>>爭端預防也與法家的以法為本思想有關。商鞅認為，人類社會最初并無法律，因為古代的人過著一種簡樸的生活。后來，人們傾向于拉關系并開始擴展其自我利益。結果，沖突和爭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社會上的強者和多數人在弱者和少數人面前占有優勢，并利用后者。為避免沖突和爭端，古代圣賢基于規范人際關系的目的而制定了法律，限定了他們的權利和義務，并區分了所有權。按照這種理論，爭端預防是法律的目的之一。法律是實現這一目的的工具，按照慎到的觀點，它是良好行為的標準。尤其是它強調了所有權和財產權的重要性。他說:“一兔走，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按照慎到的觀點，爭端預防的成功取決于所有權定義的范圍。法律應盡可能細化，不給爭端留有空間。

>>>正因為強調爭端預防，法家對爭端解決就不是特別關注了。在理論上，考慮這個問題沒有必要。有一套好的法律，就不應有爭端。哪里有爭端，哪里就應按照法律解決。當事人打官司的好處是判決的基礎。如果沒有法律來控制局面，那么法律就應進一步完善以解決存在的問題。其目標就是對未來出現類似問題進行預防。

>>>墨家

>>>雖然總的來說，墨家思想不被諸侯所接受，在戰國時期它還是很有影響力。墨子，并不明確表示人們不應與他人存有爭端。

雖然如此，我們仍可推斷他是頌揚和諧的。到墨子時，中國正處于動蕩之；“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p>

>>>因此，沖突和爭端不可避免。墨家相信痛苦只有一個原因：人們相互不愛惜。為解決這個問題，墨子主張人們應。如果這樣，社會就會出現“強不持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的局面。在這個什么都不會出現的社會里，就不應再考慮訴訟，事實上也沒必要了，因為總體上人們將不存在一點爭端。

>>>墨子不光嘴上說，也將其主張付諸實踐。在戰國時期，他們組建了一個高度紀律化的行動組織。其首領稱為巨子。其它成員稱為墨者。巨子對他們發號施令，也能處決他們。其目地是改造世界使之更利于居住。

>>>應該指出，墨家采用了一種功利的觀點來推廣其“兼愛”思想。他們表示，愛他人必將最終讓全體受益。這種態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對人性的信任。人們存在爭端有兩個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們為擴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擇手段，哪怕傷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別是非沒有標準。當存在不同標準，爭端就不可避免。處理爭端的最好辦法，要么是解決，要么仍用堅持天道的預防爭端規則。正如墨家所理解的，這一規則是“兼天下而愛之”。

>>>墨子用一種悲觀的論點看待人性。他不認為人們沒有外界干預就能考慮周全。在這一點上，他與法家是一樣的。但這兩個學派的解決方案各有不同。法家采用懲罰，墨子采用誘導。墨子主張，誘導最終可使人人都彼此愛惜（“兼愛”）。

>>>道家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個人主義。因為道家關注的不是人際關系，他們從不細化人們為人處事的規范。但同其他學派一樣，道家也帶有和諧思想。這不難理解，因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動蕩的春秋戰國時期發展起來的。進一步講，這也涉及其對衰退的偏好。對道家來說，事物的初始階段是最好的。這種見解并不少見。事實上，在每個文明的神話時代，和諧常被頌揚以充當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類社會的原始狀態。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特別是在道、儒兩家看來，就是這個被頌揚并持續了兩千多年的和諧。

>>>對莊子來說，與自然保持一致，與他人保持和睦關系，是一件最快樂的事情。與他人發生爭端，受到公眾的譴責。道家以自制作為必要元素來構筑和諧社會。正如老子所言，“罪莫大于多欲，禍莫大于不知足?！?/p>

>>>人們存有爭端是因為他們有欲望并不知足。老子提出，人應盡量無欲。因此，他們不應斤斤計較。老子視爭端為壞事。他為人們給出指導性原則，而不直言其主張：“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p>

>>>老子描述的理想社會沒有爭端。從其字面理解，可以認為是每個人過著完全隔離、不與他人來往的生活。不鼓勵為私權斗爭。老子主張，如果沒有爭端，大家會很開心。盡管說人不應為私權斗爭，但他在表達這一意思時態度并不拐彎抹角。他相信作出忍讓的人最終將擁有更多。天道偏愛保持自然，越無為越能持久。其實，一個與世無爭的人才是順應天道的。這一思想稱為“天道無為”。因此，天道損有余而奉不足。避免訴訟的最終會獲勝?？偟膩碚f，原則上應是：“不要發生爭端，采用調解?！?/p>

>>>根據老子的說法，法律沒必要存在也不會被接受。建立理想社會的第一步就是摒棄法律。其思想是為了讓人回歸到天真狀態。這一觀念產生的理由是是“法令滋彰，道賊多有。”這不是法律虛無主義。老子并沒有說不應遵循規則。起碼天道是必須遵守的。其基本精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p>

>>>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國版本。盡管認為天道無情，老子仍主張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為制定法律是為了顛覆天道，如“損不足而奉有余”，這與天道是相違的。因此應摒棄法律。莊子也持同一觀點，他主張“避斗折衡，而民不爭”。

>>>并不意味著這遵循規則的人將情況更好。一個人如果犯了錯或貪得無厭，最終仍將被上天懲罰，因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p>

>>>佛教

>>>佛教在漢朝以后對中國產生影響。據說，在公元381年左右，中國西北部的大多數人都信佛。一個出家三次的皇帝還宣布以佛教作為國教。盡管中國的儒家勢力更大，佛教仍在漢--唐哲學發展中占統治地位。佛教起源于國外，其法律觀與儒、法、道三家截然不同。

>>>在某些方面，它類似道家。其中心思想是提升自我以求完美。它與道家一樣，都不關注人際關系。好像它也不追求和諧。但和諧思想在佛教世界觀的發展中也很重要。宇宙的每個單一部分的成長都依賴于其它部分，因為它們全都是緊密交織的的。為達到完美境界，人和其所處的宇宙必須融合。如果宇宙不和諧，這就不可能發生。因此，沒有和諧就不會有提升。

>>>帶著對和諧的頌揚，佛教試圖避免一切爭端。用佛教的話就是“出家人與世無爭?！?/p>

>>>儒家關于訴訟的觀點

>>>盡管儒家哲學具有很大影響力，但現實中的社會不可能和諧，爭端也是不可避免的。憑借其巨大影響力，儒家思想自漢代以來成為正統學說。大體上儒家規則被人們接受。四書五經也成了判斷民事活動的客觀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中國的好官，首先要是個儒家。因此，儒家的厭訴與傳統中國的爭端解決習慣高度相聯。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儒家提出儒家模式在現實中行不通。

>>>在傳統中國社會，“只有職責而無權利，只有家庭而無個體，只有干涉而無自由，只有特權而無平等，只有忍讓而無爭端?！彼幌裎鞣降摹胺ㄖ巍庇^那樣“注重社會本位、保護弱勢群體”。它只“考慮賢人標準”。這也是它為何在實踐中常被濫用的原因。這種制度在一個只存在君子的理想社會里可能行得通，但它希望人人都能自制和無爭則不現實。在傳統中國，“權利不是西方人認為的那樣絕對、固有和不變。在中國，隨著相關權利改變，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和相關職責也發生改變，條件也在重新定義權利?！币粋€人的權利和義務的大小取決于他的道德和社會地位，因為強調職責，個人權利保護就顯得不足。因此，居于高位的人欺壓無權的人就很常見了。就算現在，中國社會的最新權威研究仍表明：

>>>在描述爭端時，信息顯示人們支持傳統儒家模式，強調群體利益和維護宇宙和諧，表示喜歡仲裁、不想打官司。而在現實中，法律行為被描述成追求個人利益為權利關系競爭和傾軋。

>>>在傳統中國，官吏被稱為“父母官”。其任務之一是保護普通人。但并不是所有的”父母官“都以海瑞（明代的一名法官，以“在解決財產糾紛時為著窮人”而聞名）為榜樣。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反其道而行之。自從推行儒家模式以來，設圈套是常有之事。因此一些儒家擺脫常規方法不足為奇。這些人贊同用訴訟解決爭端。明朝大臣邱浚認識到“人們有欲望是自然的。因此，避免訴訟是不可能的，應采取訴訟?！鼻宕笕宕奘鲆渤诸愃朴^點。他主張“每個人類社會都存在訴訟。當人們相互交易，訴訟是常有之事。這是人性決定的，不可避免?！边@代表了不同于傳統模式的一種爭端解決的觀點，它承認沖突和爭端是自然的。事實上，相同的觀點早有耳聞，但由于傳統中國的爭端解決基礎，它不被廣泛不接受。

>>>初看，崔述似乎提出了一個爭端解決的理性觀點。但深入研究，我們就會發現他的理論也保留了傳統的東西。其目標也是構筑一個沒有爭端的理想社會。根據他的理論，是否有爭端，取決于行為正當（不是合法）與否（不是非法）。如果正當方總是勝訴，不正當方總是受罰，就沒人敢做壞事。如果沒人做壞事，就不會有爭端。要是這樣，一個理想社會不用斗爭就能創建一個。一套理論給官員強加了一個少不了要與正統觀點相聯系的繁重的職責。但這兒的重心變了。官吏不應以個人身份卷入本已交給他們查辦的事情中，他們應站在正當方的立場來解決爭端。因此，就有必要培養協調能力。

>>>結論

>>>儒、法、墨、道四家和佛教原則上都贊成和諧。其共同點是避免爭端。一些儒家已接受爭端是常有的觀點。但其理論實質上與孔子的其它弟子的意見是一樣的。他們同意排除爭端，但又想用另一方式構建理想社會。

篇3

論文關鍵詞: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研究對象

論文摘要:近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日趨活躍，其研究對象與其他社會學科研究對象的交叉與重疊之處越來越多，這些學科各自獨特的研究視角是使它們獨立開來的標志。從體育社會學的方法論、原理體系等方面著手，運用文獻資料調研及比較、歸納等邏輯分析方法，對該學科的研究視角進行了闡釋，認為此學科是運用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體育社會學所形成的一套比較系統的概念、命題、假設及理論框架對其學科研究視角具有規范作用。

隨著體育社會實踐活動內容的不斷豐富，體育社會學的應用研究越來越廣泛，該學科成為體育社會科學領域中常用的學科名稱，它的性質和作用得到了較充分的討論和界定。但是，何為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卻很少有人問津。從學科方法論上探討體育社會學與其相近學科之間的關系，遠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似乎只要對體育領域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就可以冠之為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其實，研究視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把芯恳暯鞘强茖W共同體普遍認同的思維框架，是一種研究的范式，也是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等的更高層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較長時期的穩定性;分析角度則是研究者個體對研究對象具體屬性的選擇性研究，或者是對研究過程的不同方面的選擇性研究等，可以隨意轉換”。體育社會學是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一門基礎學科，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諸多基礎學科視角為我們認識體育現象的本質與規律，及促進現代體育的發展與繁榮都可以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認識深刻地影響著體育社會學的學術規范。本文主要通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探析，借以明了體育社會學的學術空間，同時也試圖揭示體育社會學在體育科學體系中的價值。

1、社會科學一些學科研究體育現象的視角

社會科學是科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研究肩負著兩個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體問題的新知識并提供解決意見;二是，為社會成員提供考察社會現象的主要形式。這兩個使命的有機結合將有效地推動社會科學向著專業化與獨立化的方向發展。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約，而且還受到社會分工方式與水平、大學設定學科的需要等的影響。近代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呈現出學科獨立和專業化分工的格局，從本質上說，是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過程。但是，社會科學在自身建制化的過程中，由于過度強調職業標準的獨特性、專業語言和理論體系的統一性以及研究調查的客觀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確造成了與公眾的隔膜。美國學者羅伯特·N·貝拉認為:“關心整體并不意味著把來自各個專業學科的事實加在一起。這類事實只有依據一種能包括各專業學科、又能形成一種整體概念的參考系統來加以闡述才會變得具有重要意義。這種概念不一定能簡單地從尋常所謂的跨學科研究中形成。因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它所涉及的知識不只是來自鄰近學科的有用見識，而是完全超越學科界限的”。由于社會問題具有很強的綜合性與復雜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單個學科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它必須建立在多學科、多視角的整合與分析的基礎之上。

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同樣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因此，運用多種社會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方法分析體育現象，并揭示體育社會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是我們認識體育社會屬性的必需手段。體育社會科學是研究體育與人、體育與社會相互關系基本規律的學科群，主要相關學科有哲學、史學、文化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用社會科學對體育這一社會現象進行研究，旨在從理論上做出闡釋，為體育社會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方向做出評判，為在實踐中進行體育決策、建立和完善我國體育方針、政策、法規和制度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學者們運用眾多社會學科在體育領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諸多社會科學的分支應用學科，如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法學、體育史學等。這些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如體育社會學與體育史學就是研究內容相近，研究視角卻存在本質差異的學科。體育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如體育群體的特征與互動形式、體育組織的結構與功能等。體育史學是根據體育發展的時序性，研究體育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進化與退化、分化與組合等現象，通過對體育發展與演進的過程研究，對體育的歷史進行系統的認識。體育史學以時間的概念為基礎，是對體育現象發展過程的歷時性縱向研究。體育社會學雖然也進行歷時性研究，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目的是在紛繁復雜的體育現象中尋找具有本質的、相對穩定的、重復性的聯系或關系，從而對體育現象進行解釋與預測。

2、體育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

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基本性質、結構、類型以及合理性標準等內容的理論系統。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是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其學科研究視角形成的理論基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起著規范與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涉及相互聯系的3個層次，即哲學方法論、一般社會學方法論和體育社會學方法論。

在知識領域，理論既是關于研究對象的描述和解釋，又是關于研究對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說，理論不僅是關于認識客體和客觀屬性及其運動規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還是在已有的、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知識基礎上向新的知識領域滲透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論就是方法。哲學作為理論的最高形式，無論是對于自然現象的研究，還是對社會現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哲學理論既是表述社會現象的最高理論，也是認識社會現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學的精髓是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關于社會發展和社會認識的理論，它準確地反映了“在現實的歷史過程中繼承和否定的統一”和主客觀因素“在社會認識中的相互關系”。因此，唯物辯證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體地說，唯物辯證法是幫助社會學研究者確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綱，編制研究程序和選擇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則系統。哲學方法論是體育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對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具有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與哲學的關系，是具體的社會科學與哲學科學的關系，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體育社會學的最基本的任務是研究體育活動中的各種社會現象，揭示存在于體育活動中的社會現象的本質、相互聯系及其發展規律。在對體育社會現象的研究過程中，無論在理論前提預設上和在基本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導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學世界觀的影響。

對于體育社會學研究者來說，僅僅具備正確的思維方式是不夠的，他還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會學理論作為自己研究的出發點，一般社會學理論是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了社會學基本概念和概念間的關系，提供了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框架及結構變量的相關分析。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架構是在進一步分析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聯系基礎上得到的，體育社會學理論要給出研究者的是“具體變量”。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包括作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論假設和價值觀念，還包括研究者用來解釋資料、引出結論的標準或準則。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指導著體育社會學研究者怎樣提出假說，怎樣選擇必要的證據來說明自己的理論觀點。具體地說，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必須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與經驗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既要研究社會學理論向體育現實經驗的滲透，用社會學理論解釋體育現實經驗，又要說明體育現實經驗對社會學理論的支持。2)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發現或形成問題。研究和論述體育社會學理論探索活動范圍內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分析和確定評價與接受理論的準則。3)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和功能問題。對體育社會學理論做出靜態和動態的結構分析，揭示體育社會學理論的解釋、預見等功能。4)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問題。研究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演變與更替過程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經過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提示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分析，最終得到了關于體育社會現象的具體變量和理論框架。只有經過這樣一個理論思維過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準確地把握體育社會現象中各要素的本質特征和要素間的本質聯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種具體的理論假設，從而保證體育社會學經驗研究的質量。

3、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現象的視角

體育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運用多維視角進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說明任何可能性，在說明一種研究視角時，人們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對象體系和理論體系相混淆。“研究視角并不是依據對象體系來劃分的，而是根據理論體系來劃分的，對象體系只是說明了某種研究視角的必要性，理論體系才能說明某種研究視角的可能性”。體育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對象世界，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體育社會學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概念、命題、假設及理論原理以及一個比較完整的相關分析框架。從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演進而言，早期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多為社會學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國社會學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表的“芝加哥的市立運動場”及1918年美國社會學者羅斯發表的“作為社會問題的成人娛樂”等。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只限于體育與閑暇及體育與文化的關系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后，不論是競技體育還是大眾體育在國際社會都得到迅猛發展，體育這一社會現象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體育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展到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領地，如體育與政治、經濟等的關系、體育群體、體育組織、體育社會問題、體育社會化等諸多領域。原波蘭科學院體育科學委員會主席畢格紐·克拉夫契科與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蘭體育社會學”一文中對西方體育社會學的總結指出，20世紀60年代后，體育社會學才真正獨立起來，并在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上都獲得了全面進展，西方體育社會學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轉型與農村體育、城市體育、精英體育的社會學問題等領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育職業化問題、政府管理體育的職能、體育組織的社會學問題及體育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等領域。伴隨著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地位漸漸得以確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與體育運動面臨的越來越多巫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密不可分。因此，體育社會學領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視應用性研究，探討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 x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研究中分化出來的，是社會學理論在體育領域的大量應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在理論上則是運用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在研究體育群體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體育情境中社會互動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方法;在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角色規范理論，使我們對體育社會化的研究成為可能;在研究體育組織時，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為我們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職業體育組織的經濟行動、政治行動和社會行動是分別執行職業體育組織的生存與發展、達到特定目標、行動整合與模式維持的功能，相對于職業體育組織的結構功能框架來說，職業體育組織行動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維持職業體育組織的系統均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職業體育組織舉辦販災義演活動、到社區與球迷搞聯歡活動，如果從經濟學的投人產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經濟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動，而從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卻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體育社會學也是直接援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如社會調查中的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等，并對某些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采取定量的分析。

4、當代杜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趨勢擴大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

目前，“在社會科學中流行的分類方式是按照學科來分，并且認為特定學科的獨立性是與特定的研究對象相聯系的，研究對象決定特定學科的屬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們發現，往往許多學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對象，或者說，研究某個對象是單一的學科無法勝任的，這樣，傳統的社會科學分類和組織方式發生了危機。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經常需要考慮和解決的，不只是學科內的問題，還有學科之間的關系，而且，這種學科之間的關系也不只發生在社會科學內部，還要處理與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關系，或者說，把在自然科學長期發展中所醞釀的科學精神以及人文主義傳統或人文科學在歷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這不僅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和管理問題，也是一個創造學的問題，局限于單一的學科和角度，往往會妨礙社會科學的創新和發展。

從學科分化史來看，研究對象、方法、范疇、領域、內容、路線、主題等，在不同時期都曾單獨或組合成為學科分界的標志。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標志性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發生變化。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各學科不斷交叉、滲透，以往以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為分科模式的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研究對象逐漸趨同，研究領域逐漸重疊，研究方法互相借鑒。社會科學出現了不可忽視的融合趨向，學科分化與交叉已成為一種重要趨勢。先生曾對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做過精辟總結，“多科并存、緊密交叉、互相促進、共同發展”。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趨勢表明，任何研究對象都不可能成為某些學科的世襲領地，體育社會學作為一種極具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在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視角變得更加廣闊，研究領域也不斷拓展。自1898年起美國學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開始從社會學視角研究體育現象。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大眾體育領域，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體育教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對象相互重合之處越來越多，體育社會學的視角涉及到體育教育、職業體育、運動訓練等諸多領域。如體育消費既是當前體育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體育社會學關注的熱點，從體育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消費，并不僅僅是因為體育消費具有一些獨特的非經濟特征，更重要的，是因為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消費有自己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社會學中的互動理論、交換理論、沖突理論等，它們較之體育經濟學所運用的供給需求分析、消費積累分析、投人產出分析等理論是一些不同的理論模式。盡管它們分析的對象可能是同一社會現實，但體育經濟學側重的是供給與需求關系對體育消費的影響，體育社會學側重的則是家庭及社會群體等對人們體育消費的影響。以體育與暴力為例，心理學從本能論的角度認為，暴力攻擊性是與生俱來的、獨立的、本能的心理傾向;體育社會學則將體育運動看作消除社會暴力的安全閥，認為打擊對方的運動就是一種被壓抑的攻擊驅力的釋放或宣泄的替代過程。在這些領域形成的諸多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不但促進了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也顯示了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價值，體育社會學所獨具的綜合性研究視角，為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體育社會現象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5、結論

1.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等諸多社會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

2.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是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形成的理論基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起著規范與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經過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提示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分析，最終得到了關于體育社會現象的具體變量和理論框架。

篇4

從哲學層面理解區域音樂，是指區域性音樂研究的哲學方法論所要解決的問題。自然，區域音樂研究的哲學方法論固然不能如等同于理化公式那樣加以實驗及定理。特定區域的音樂文化我們一般視之為區域音樂的活動地域空間。在這一空間中，作為音樂藝術主體的——“人”，為區域音樂文化的展開提供了前提條件，同時也制約著區域音樂文化發展演化的進程；另一方而，區域中所強調的空間范圍，也成為“人”在創造音樂的歷史進程中的一種表述方式。

一、安徽民間音樂的區域性個性特征

江淮大地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深厚。古往今來，淳樸的淮河兒女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在勞作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民間音樂文化，這些作品表現了人民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美好理想的追求，散發著濃郁的鄉土氣息，這些傳統音樂文化源遠流長。傳承至今，仍有不少音樂文化資源很好地保留了下來，成為安徽各民族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千百年來，安徽民間音樂文化陶冶著安徽各族人民的性情，孕育著安徽各族人民的民族心理，調適著各族人民的社會制度、生活秩序，豐富著各族人民的情感，給人們以滋養和慰藉。因此，對這些民間音樂文化遺產進行有效的保護和傳承，其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安徽音樂具有多元一體的特征，同時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安徽民間音樂文化的稀有性是它的特點，是安徽民俗文化中一個色彩繽紛的文化遺產寶庫。但由于經濟現代化和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使安徽民間音樂文化遺產的傳承任務顯得日益緊迫。當今，我們在遵循一般保護原則基礎上，結合安徽民族文化生態背景和特點，理應探討一下該如何傳承安徽民間音樂這一珍貴遺產。

二、安徽民間音樂文化的區域性傳承之我見

民間音樂的區域性傳承在現實生活中，對其展開討論和研究的力度遠大于真正執行操作的力度。其主觀原因是思想認識的問題。安徽民間音樂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理應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社會對民間音樂藝術的冷漠是思想認識問題的具體體現。安徽民間音樂的傳承需要社會氛圍，尤其需要社會干預這種特殊的本文由收集整理途徑。而現實社會中，我們身邊的媒體很少有安徽民間音樂文化傳承的平臺，教育層面也很少涉足這方面的教育與科研。

當前，隨著流媒體技術和網絡技術的日益發展，安徽很多傳統民歌所面臨的已不僅僅是令人憂心的“冷遇”處境，而是瀕臨消亡的“悲慘”險境。對安徽民間音樂文化的區域性傳承，其方法措施在理論上應是一個系統的、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并且應當以靜態保護與活態保護相結合為基本原則。給予音樂藝術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是保護問題，更是傳承的問題。

首先，宏觀角度來看，比如，作為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可以在政策干預層面加強引導和加大宣傳力度，大力弘揚民間音樂文化，這是對文化傳承的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安徽民間音樂文化遺產蘊涵著豐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盛大節日，安徽各地都上演著特色鮮明、文化內涵豐富的傳統歌舞，這既是挖掘、展示、保護和傳承民間音樂文化的最佳契機，更是激活音樂文化遺產生命力的有效途徑，同時也是充分挖掘音樂文化遺產所蘊涵的經濟文化功能的有效途徑。因此，政府應成為保護與傳承的主導力量，加強對音樂文化藝術的發掘和保護，使之被更多的人們所欣賞、學習、研究和傳承。讓人民有對本土族音樂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具體執行時，可以有文化主管部門因地制宜的成立相關音樂文化的研究中心，比如“黃梅戲藝術研究中心”①、“皖北花鼓燈藝術研究中心”②、“鳳陽花鼓藝術研究中心”③等等。同時聘請部分退休的科研人員以及一些有名望的民間藝人擔任課題任務，并且培養藝術研究人才的梯隊建設，做好文化建設的基礎性工作，編輯出版必要的關于安徽民間音樂文化研究的書籍和論文，以及相關的影像資料。

其次，我們還要充分運用現代多媒體技術，對民間音樂實施永久性的底層保護。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對音樂文化遺產進行有效的保護是目前較流行的傳承民間音樂文化的做法，即通過現代科技手段對民族民間的音樂文化進行采錄，然后以各種載體加以保存。這種做法有很多可取之處，它將傳統的收集、采錄的方法與現代科技優勢很好地加以結合。此舉雖然使得民間音樂文化遺產得以存留，達到對人類歷史文化的忠實記錄，但這樣的做法卻使原本扎根于民眾生活中的音樂文化藝術日漸脫離人們的生活，其內在的社會功能和文化功能也隨之削弱和消亡，最終只能成為后人閱讀觀賞的史料文字和歷史片段，這種結果違背了傳承的初衷。由此可見，要使得音樂文化遺產生命力不衰，始終保持鮮活的因數生命力，只有讓它始終扎根于人民的生活當中，始終在人民的口傳身教當中，才是萬全之舉。

再者，專才教育也是傳承民間音樂音樂文化遺產的一種有效途徑。教育是文化傳承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如何在現代教育中保護與傳承民間音樂文化遺產是當代文化多元化時代的一個重大的課題，這當中有一個在遵循教育基本規律與原則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問題。安慶師范學院地處安徽地方戲黃梅戲的發源地——安慶市，該學院于2011年有教育廳牽頭，整合相關學校的學科門類，成立黃梅戲藝術職業學院，隸屬音樂系，旨在服務于地方戲曲黃梅戲的挖掘、傳承與發展。該學院從招生、人才培養、藝術實踐、人才輸出等各方面都因“區域”制宜、因“戲種”制宜做了很多個性化的調整和改革。

三、余論

縱觀地域性藝術的發展，一個地方樂種或區域音樂文化大多是由或大或小的、作為藝術主體的“人”在操控，他們“操縱”著藝術的萌生、沿襲、發展、變革以及消亡。因此，“人”是民間音樂創作的主體，是本源；但是在音樂藝術傳播的過程中，“人”也是音樂藝術傳播的途徑和源動力。

在現代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面對強勢文化的劇烈沖擊，樸素的安徽各族人民在接納現代音樂文化的同時，如何正確認識本土音樂文化的獨特性、稀有性及其在多元化環境里的價值，進而身體力行地對其加以發掘、保護和傳承，已成為政府主管部門、普通音樂工作者、民間藝人、院校學生、甚至是每一個欣賞者迫在眉睫且意義深遠的工作。

注釋：

① 安慶市黃梅戲藝術中心是安慶市文化產業發展的重點工程。是集研究、創作、排練、演出、展覽、藝術制作等于一體的多功能藝術研究與演藝中心，2009年5月投入使用。

篇5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學術界在思索拓展新的思維空間和學術新維度的深層問題，但在人文科學長期僵化思想壓抑中，已然無法尋繹到新的思想資源和入思角度催生新的思想，也無力從人文體系中產生新思維的平臺。于是以"科學"的名義，尋找人文科學轉型的地基，成為時代的內在焦慮和要求。并進而在科學方法論中，獲得人文科學學術思想轉型的可能性。

當人文科學和文學意義處于僵化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倫理遮蔽之中時，人們開始重新詢問藝術本體存在的意義，而要抵達藝術本體意義的深層，則必須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學方法論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名義使僵化意識和保守心態無可責難，而且可以追蹤世界最新的思維方法--盡管是自然科學方法。這樣，中國學術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現了用自然科學方法全面而整體性地進入人文研究領域的現象，并持續了相當的時間。這一學術史的新現象值得學界認真審理。

一新方法論的引入與人文科學視野拓展

80年代"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無論是哲學界的"主體性"還是文論界關于"主體論"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空前凸顯。美學界李澤厚的"積淀說"，文論界劉再復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文藝界的"對人性的呼喚"，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當然，由于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某種理論的雜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特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新思想出現的信號，即對新方法論的要求成為打開人文社會科學新思維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們越來越明晰地意識到，方法論與本體論具有價值同一性。本體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達本體的中介。一定的本體論或世界觀原則在認識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表現為方法。方法論是有關這些方法的理論。沒有和本體論相脫離、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純粹的世界觀或本體論。于是，方法論作為本體論研究的前奏出現在中國人文科學界。其后，幾部重要的科學方法論的著作的陸續出版，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運動有重要的借鑒和提升作用。這些著作有：《哲學研究》編輯部編《科學方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樓著《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陳衡編著《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趙壁如主編《現代心理學的方法論和歷史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譯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北京：中華書局，1983）。尤其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更是在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到達"新三論"即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等，進一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向人文科學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學方法論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們一再質疑--盡管也有在魯迅《阿Q正傳》研究方面用系統論比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來，科學方法論在對藝術本質的思考產生強大沖擊力的同時，人們所用一套科學圖解式的范疇大談文學藝術：信息、反饋、系統、耗散等仍然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望文生義地誤讀科學方法論亦不在少數。當科學方法論熱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藝術本質、文學史的本源是什么的問題仍堅若磐石。當然，這不能怪科學方法論的無能，實在是它因越界而無法解答?？茖W并非萬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這界限揭示出科學不是藝術，藝術世界既不想又不能變成科學世界?？茖W方法論可以在某些局部打開一個文藝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觸角無法伸進文藝本體之中，藝術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思的源頭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現代人文科學方法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方法，女權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共時態地涌進了學界。人們在最初接受譯著譯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應，并誕生了一批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文藝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啟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的三部方法論的著作，在學界引起了重要的反響。如：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學研究新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外國現代文藝批評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藝研究新方法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時，張卓民、康榮平編著《系統方法》，（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選編《新方法論與文學探索》，（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文研究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新闡釋層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現了，"思維空間"獲得新的高度，"價值維度"得到重新觀照，"主體精神"亦有了相當的發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方法滲入文藝研究方法中，在文藝時究領域出現了諸如整體、要素、層次、結構、功能、敘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疇。藝術方法論也從摹仿論、功用論、表現論向形式論轉化。文學研究方法告別了作為實現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狹窄的專業領域，在新世紀中喚醒了新的方法論意識，開始以一種更清醒更自覺的姿態尋找方法系統的建立。理論批評家爭先恐后創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擴大文學研究的話語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個個新的批評流派，跨入了文藝研究方法變革的時代。這時期，出版了多種關于文藝理論和其他學科方法論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漢寧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鵬著《辯證邏輯與科學方法論》，（西安：西安交通

大學出版社，1987），王春元、錢中文主編《文學理論方法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續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趙吉惠著《歷史學方法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編《現代科學方法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藝學方法論講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張余金編《科學方法論》，（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劉蔚華主編《方法論辭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爾凱姆(E.Durkheim)著《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美)威爾遜(Wilson,E.B.)著《科學研究方法論》，石大中等譯，（上海：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孫小禮著《科學方法論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孫世雄著《科學方法論的理論和歷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王鴻鈞、孫宏安著《中國古代數學思想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書等主編《社會科學方法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段毅、牛宏寶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見到，當代文論研究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領域對藝術進行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借用現代哲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原型方法、語言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符號學方法研究文論和文學史現象，學界出現了新觀念層出不窮，不斷翻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方法翻新的表層，其深層正表露出這樣的意向性：人們渴望通過新方法，去對不確定的生命過程加以意義界定，從而展示出人的現實處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保守的文化心態使真實的生命意義被遮蔽，人們只能通過新方法抵達反思的源頭，通過語言的重新解釋與已退隱的東西照面--通過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隱不彰的意義多元化地呈現出來。

進入90年代，方法論研究已經失去了80年代那種奪人的氣勢，而成為一種學理研究在不同學科中穩步地進行著。出版有：徐本順、殷啟正著《數學中的美學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陳嘉明著《當代西方哲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納主編《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朱立元、程介未編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何國瑞著《文藝學方法論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黃修己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胡經之、王岳川主編《現代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盛鈞平著《最新思維方法論》，（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論導論》，（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馮毓云著《文藝學與方法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陳保亞著《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1898-199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郭曉川著《中西美術史方法論比較》，（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__），劉明今著《方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__）等。不難看到，這些著作在各自層面上推進了方法論的研究，有不少在整體構架和思路上遠遠高于80年代的著作。這些著作在整個文化藝術話語轉型時期，運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結構、人物心態、語碼符號、意義增殖等問題，具有研究"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但是我要說，話語轉型時期的文藝方法研究，的確對門類繁多的文學現象加以多元多維的分析，然而作為一種崛起的當代文藝方法論思潮，再也沒有80年代那種振聾發聵的力量了。

二當代中國文論方法論學術史的意義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80年代的科學新方法僅僅具有敞開言路、推進新學的意義，而人文科學新方法尤其是與文藝本體關系密切的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解釋學、接受美學的精神，促使文藝方法論超越了科學方法論維度，開始重視西學人文科學方法論，進而使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轉型--以現代批評方法取代傳統批評方法。現代批評方法本質上是對文學生產、作品結構、讀者接受這一總體過程各環節的思維活動的評判。其思維方式構成了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而四種連續的思維程度構成完整的辯證分析方法模式。第一個思維程序是準備，選擇一個基本出發點，確定分析的原則，并在客觀背景上考察對象的總體圖景。第二個思維程序是近觀和環視，即在中距離和近距離觀察對象，細細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聯系、含義和意義。第三個思維程序是潛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內部結構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結構、各要素組合的意義。第四個思維程序是領會本質，會通前三個程序而達到對作品的完整認識。這種新的綜合，在螺旋式認識過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這意味著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面的結構?，F代文藝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于，批評方法不再是單一的、零碎的，而成為吸收融合各門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個有機方法論體系。這一體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哲學一邏輯方法、一般批評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學一邏輯方法"，吸收當代哲學的精神資源，面對種種文藝現象，廣泛采用歸納、演繹和分析綜合等邏輯方法加以評論。其二，一般批評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讀者和社會這四維關系中對其中某一維度進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種具體的批評方法。如側重作家心理和創作經驗的研究，則產生文學社會研究、傳記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論等；強調作品本體研究，則產生符號學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側重讀者接受研究，則有文藝現象學研究方法、文藝解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而注重社會文化研究，則有文學解構主義方法、西方文藝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乃至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書信日記"考辨法"--發現作家創作心態、創作規律、構思過程以及作家身世與主人公的"投射"關系等；細讀法--通

過細讀發現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義"；"評點法"--以只言片語對文中的關鍵點加以印象式的批評，或隨點隨評，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較法"--通過作品與同代作品比較，作品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作品比較看出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社會統計法"--通過計算機計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關著作用詞頻律、關鍵字出現的次數和文字風格等；"文化場"--對文學背后的權力運作進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誤讀文化現象；"癥候研究法"--通過文化癥候分析比較值計算等精確方法，來規定、解釋或描述某些文學現象。在我看來，哲學一邏輯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學的氣質，能在總體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氣勢，但是容易空通話而脫離文藝的具體時間，出現作品闡釋的失效。一般批評模式能夠產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發現對象的獨特性和另類型，但是逃不脫"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觀研究法，其當代運用能體現文學研究不同側重點、不同維度的批評個性。應該說，文學研究方法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演變的有機體，是探索文學藝術奧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藝本體論真正出場，才代表了當代中國文藝研究精神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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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理工科大學 哲學素質 哲學教育

哲學素質就是在學習哲學理論和進行哲學思考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并內化在思想和行為中的、具有普遍基礎地位和指引價值的生活理想和認知方法，它是對哲學的愛好和善于進行哲學思考的習慣。一般來講，它包括思辨體悟素質、批判反省素質和系統思維素質等內容。對于理工科大學而言，培養學生哲學素質具有如下意義：

1.發展較高的哲學素質是理工科大學增強核心競爭力的需要。在我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建設學習型社會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新形勢下，高等學校，特別是理工科高校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的教育和研究，實現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融合，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因為哲學社會科學不僅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為國家創新體系提供價值引領和精神動力。華中科技大學楊叔子院士曾深刻地指出:“沒有科學的人文，是殘缺的人文，人文中應有寶貴的科學基礎與珍璞；而沒有人文的科學，也是殘缺的科學，科學中應有豐富的人文精神與內涵。”

2.培養較高的哲學素質是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培養全面發展人才的需要。在我國，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分離，重理工、輕人文的傾向還普遍存在，理工科高校尤為突出。受學科性質的影響，我國大多數理工科高校在辦學思想上強調培養專門人才，過分強調對學生進行專門知識的傳授，往往側重于工程技術層面的知識傳授和技能的提高。將培養目標定位于某一領域的專家，程度不同地存在著“職業至上”的思想和“重理輕文”的傾向，從而使得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的發展顯得相對不足。人文素質的匱乏和人文底蘊的不足，直接影響著大學生的就業和進一步發展，也嚴重影響了大學生全面素質的提升。

3.培養較高的哲學素質有助于提高理工科大學生理解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邏輯嚴密、全面系統的哲學思維方式的鍛煉有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提高。哲學方法論是最普遍、最一般的理論與方法,具有良好哲學素質的大學生往往善于把哲學方法論和具體學科的學習聯系在一起，能把一般方法論應用于具體問題的解決；能夠熟練地從個別的、特殊的事物中觀察、發現事物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能夠以事物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認識為指導， 進一步認識那些尚未認識的事物。具有善于發現問題的敏銳洞察力， 是哲學素質的一種表現。具有良好哲學素質的大學生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在學習中能夠發現問題， 發現熱點、難點、重點， 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

4.培養較高的哲學素質，使學生養成批判反思的習慣，有利于理工科大學生人格的培養。哲學作為追求真、善、美的學問，引導人們在求真、向善和愛美中達到人格的統一?！皩W哲學的目的，是使人作為人能夠成為人，而不是成為某種人。”

由于理工科大學大多沒有專門的哲學專業和哲學系，學生沒有進行系統哲學訓練的機會。理工科大學的哲學課主要是作為思想政治課的基本原理課。因此，理工科大學哲學教育往往存在以下一些主要問題：

（1）認為學習哲學無用。很多學生甚至有不少老師認為哲學是抽象的，沒有什么實際用途。特別是理工科的學生囿于自身的專業特性，把實用性當作學習的第一要務，先入為主地排斥哲學學習和哲學思維的訓練。由于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學生明顯地受到實用主義的影響，在學習上急功近利，重操作性技能，不注意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選修課程看實用價值，閱讀書籍也往往與找工作時是否有用掛鉤。許多在校大學生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證上，諸如考大學外語等級證書、計算機應用等級證書，甚至對考駕照、考各種職業證書也非常熱衷。目前，“效益至上”的觀念已經延伸到了大學校園。在我們接觸的學生中，不少人表示不愿意進行抽象的理論思維，認為學理論在社會上很難生存。在高考填報自愿時，受老師和父母的影響，學生不能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以畢業賺錢多、工作好找為主要考量標準。進入大學后，學生忽視長遠發展，盲目追風學熱門課程。由于這些原因，許多大學生對哲學不感興趣。另外，應試教育進一步限制了大學生哲學理論思維水平的提高。應試教育使學生把哲學學習單純當作拿學分或者得成績的途徑。學生在談及學習哲學課的目的時，回答“為了通過考試獲得學分”或者“為將來考研做準備”者不在少數，因為哲學在各種考試的政治理論（特別是在研究生入學考試和公務員考試）中占有很大比重。這樣，學生接受哲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分數、為了考試。為了取得好的分數，學生上課只是在被動地聽講，考前復習時通過大量背題來應付。哲學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思維能力的使命在應試教育面前就被淡忘，哲學素質的提高也只能是一種奢談。

（2）把哲學教育等同于哲學原理的教育。把哲學當作哲學的全部內容，忽視了外國哲學、中國哲學等豐富的哲學內容。由于很多理工科大學都沒有獨立的哲學系甚至是哲學教研室，沒有相對完整的哲學教學團隊，因而沒有辦法開設系統的哲學課程。目前，大部分理工類高校開設的哲學課主要是“哲學原理”課。哲學原理是哲學教育的重要內容，但不是惟一的內容。新課程改革后，哲學的教學內容相對減少，要達到對哲學原理真正地把握， 還需要了解哲學發展的歷史和經典的哲學文獻。只有通過辨別、體會各哲學流派思想發展的經驗得失，才能使學生明了哲學理論變化和發展的邏輯脈絡，進而完整準確地理解哲學。

（3）把哲學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或者政治課劃等號，認為哲學就是政治說教，沒有多少實際的內容，是空洞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國教育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從小學到大學，在不同層次上開設包括哲學理論、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政治學等方面的課程，這些課程被統稱思想政治教育課。大學階段的公共哲學課，是“兩課”教育的組成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哲學教育往往以知識傳輸取代思考辨析，以簡單的是非標準割裂理論的有機聯系，以概念化的公式和“原理”斬斷哲學與活生生的社會實踐之間的血肉關系。結果是：一方面，沒有取得應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教育者反過來將思想政治教育視作“假、大、空”的說教和教條主義的公式；另一方面，哲學被受教育者戴上了“抽象理論”、“空洞教條”的標簽， 忘掉了哲學“愛智慧”的本質。

（4）由于部分哲學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片面強調哲學觀點、哲學派別、哲學體系的講解，把哲學教育作為知識傳授的學科，從而沒有在哲學教學實踐中體現哲學的本性。

針對以上一些問題，我們對理工科大學哲學素質教育進行了一些探索，認為下列一些做法是重要的：

1.轉變哲學教育觀念，提高思想認識，深刻認識哲學教育的重要性。改變那種把哲學教育等同于原理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片面看法。立足基本原理教育，拓寬哲學教育內容，把發展的最新成果貫穿到高校哲學學科建設和教材建設中。哲學教師在教學過程有意識地培養學生哲學思維能力，特別是培養較強的問題意識，使學生養成提出問題、思考問題的良好習慣。在教學過程中不局限于已有的教科書，不斷擴大教授的內容，特別是跟蹤當代哲學的前沿問題，使學生開闊眼界，接觸廣闊的哲學領域。結合學生的生活和實踐，解決學生生活和學習過程中碰到的實際困惑，使哲學教育教學充滿生活氣息。

2.深化教學改革，加強哲學社會科學的課程、師資和教材建設，靈活運用多種方法，提高哲學教學質量。理工科大學要根據實施素質教育的要求，結合專業課程設置的特點，科學合理地調整課程設置，有計劃地增加哲學社會科學課程，優化課程結構，深化教育教學改革。以理論課的教學改革為突破口，加強哲學課程體系建設，帶動哲學教育的整體發展。同時，加強師資隊伍和教材建設，組織教師編寫適應大學生特點和素質教育要求的高質量教材，給學生介紹哲學經典讀本，吸收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重視教師自身的人文素質和人文精神的培養，提高教師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業務水平。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要實現教學主體由教師向學生的轉變。改變“一言堂”、“滿堂灌”的授課方式， 探索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 師生互動互教、平等切磋的教學方法。要由重知識傳授向以方法培養為主、兼顧知識傳授轉變。由于課堂時間有限，可以開設課程網站，利用互動平臺，在課余討論哲學話題交流學習心得，也可以共享哲學資源，使哲學教學活動延伸到學生的生活中。

（2）拓寬哲學教學內容。不僅教授學習哲學原理，還講授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將哲學理論和學生本專業實踐相結合，思考在實踐中碰到的哲學問題。增設與不同專業相關的哲學選修課程，特別是設置與理工科大學各專業相關的哲學課程，如科學哲學、心智哲學等。

（3）指導學生閱讀哲學經典。在讀書方法指導的過程中著重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比如，在閱讀哲學經典著作時，先介紹哲學問題的發展脈絡，追問某一哲學文本或某一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問題，圍繞著這一中心問題大致存在著怎樣的問題域，其中的各個問題又是一種怎樣的關系，以及各個問題在整個問題域中所處的地位。在閱讀過程中提醒學生注意文本中的前提，這些前提往往是在文本中沒有明確說出的，要求他們反省這一前提的合理性。經過這樣不斷的訓練，學生的思維水平式將得到逐步提高，學生也在此過程中享受到思考的樂趣。在此要強調的一點是，在閱讀的過程中，應有意識地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思考總是建立在語言基礎上的，對于初學者而言，如果僅僅是內心的思考，而不通過語言表達出來、展示出來的話，那么，這種內心的思考往往容易陷入混亂和含混，而表達，恰恰就是一種幫助初學者梳理、清理自己的思考的一種好方法，通過表達可以幫助初學者澄清自己思考上的一些混亂和迷霧，因此也是一種完善學生哲學思維素質的有效途徑。此處所謂的“表達”，可分為兩種形態，一是口頭的語言表達能力，二是書面的語言表達能力。為此，我們通過讀書討論會（seminar）等形式針對某個問題或某些原著討論辯論學生感興趣的問題，在思想的交鋒中磨練自己的思維品質。書面表達能力可以通過寫讀書筆記或撰寫小論文的形式進行。

（4）改革哲學的考試模式。改革單一書面考試的方法，采取論辯討論、哲學演講，社會實踐等多種方法進行考核。為了將考試與教學目標相配套， 在設計考試大綱時， 將考核的重點放在檢驗學生是否具備基本的哲學素質，能否進行哲學式思考，能否應用哲學原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等綜合能力方面?？己舜髮W生學習哲學的效果，除了考察學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識、基本原理以外，還要看他們運用理論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水平?？荚嚪椒梢造`活多樣。

3.發展新興交叉學科，大力加強哲學學科和專業建設。發揮理工科大學自身優勢，堅持以理工科為主，注重學科的交叉、滲透與融合，多學科綜合化地發展新興學科和專業，實現科學教育與哲學教育的融合。比如，與服裝設計、建筑工程等專業合作開展藝術哲學、美學教育教學，與機械工程、生命科學等專業合作開展工程倫理、生命倫理的教育教學，與心理學專業合作開展心智哲學、認知科學等新興學科的教育教學工作。為此，理工科高校應以需求為導向，改革學科和專業設置，調整學科和專業結構，培育和發展新興交叉學科和專業。同時，要加強哲學社會科學課程體系建設，改變原有的人才培養模式，全面推進和實施素質教育，把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不斷引向深入，這對于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培養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和創新精神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實現理工科高?？茖W教育與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根本性措施。

4.加強校園哲學文化建設，開展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和校園哲學文化活動。高校的校園文化建設是加強哲學教育的重要方面。通過讀書會、演講賽、哲學沙龍等活動，給學生創造一個思想交鋒的平臺，提高他們的理論思維能力和表達水平，在全校范圍內形成濃厚的學習哲學、討論辯論哲學問題的風氣，使學生逐漸養成哲學思維的習慣。此外，還可以設立學生哲學社團，不定時邀請校內外專家哲學講座，回答學生的疑難困惑。高校的校園文化建設是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的重要方面。理工科高校的校園文化具有鮮明的理工科特色，其人文精神氛圍不夠濃厚，校園文化建設的人文基礎相對薄弱。因此，理工科高校要切實加強校園文化建設，大力開展校園文化活動，努力營造濃郁的校園文化氛圍，培育優良的學風和校風，發揮其對大學生潛移默化的教育和塑造功能，提升大學生的人文素質和精神品格。同時，要積極組織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活動。理工科高校要積極創造條件讓廣大學生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社會、了解社會，根據學校教育教學的實際情況和具體要求，注重實踐性教學環節，積極組織生產實習和社會實踐活動，將哲學社會科學教育融入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之中，不斷提高理工科高校大學生的人文素質，培養人文精神，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適應社會的能力。

參考文獻：

[1]楊叔子.中國大學人文啟示錄[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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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專物理教學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重視對學生綜合素質和能力的培養，以適應現代社會發展對中專人才的需要。為此，在中專物理教學中可以運用行為導向教學法等現代教學方法和手段來加強對學生能力的培養。

一、中專物理教學中應培養的能力

1.加強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

思維能力是人們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運用思維的基本方法形成概念并造成判斷和推理，從而獲得對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認識的能力。它包括形象思維能力和抽象邏輯思維能力兩種形式。一方面，形象思維能力在物理教學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物理學是一門以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大多物理規律都可以用實驗演示，很多物理知識是建立在具體或理想的模型之上。因此通過具體形象或圖景去認識物理知識是最常用的方法，就單從物理本身的這一特點上說，學生形象思維能力的培養是學好物理的前提。另一方面，抽象邏輯思維是學習物理必備的能力。思維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重要的主觀來源，是智力的核心和標志。在中專教育中我們就應當注重發展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培養他們思維的靈活性和創造性。

2. 加強學生自學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

一方面，自學能力的培養和形成對學生的全面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學能力是指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自覺主動地總結自己學習活動的方式、規律，有效地組織、利用影響自己學習活動的各種因素，以成功地完成學習任務的能力。另一方面，創新是實施素質教育的關鍵。培養創新型人才，就必須著眼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和科學素質的養成。為此，中專物理教師必須用新世紀的教育觀點，積極構建適應和推進創新人才培養的新理念，努力探索，開拓進取，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二、中專物理教學中能力培養需要注意的問題

在中專物理教學中長期以來存在著應試教育的觀念，使得中專物理教學無法適應能力培養的需要。為此，在中專物理教學能力培養中必須注意要轉變傳統的物理教學觀念和教學方法。傳統的中專物理教學強調基礎知識、基礎理論、基本技能的三基訓練，使得很多學生僅停留在掌握知識的水準上，頭腦中不能建立哲學方法論與物理方法論的聯系。為此，中專物理教師要樹立素質教育觀念，強調發展，突出能力，在傳授知識中，關注學習過程，重在傳授學生物理的思考方法，使學生掌握物理思想和方法的實質。

三、中專物理教學中能力培養的途徑

1.中專物理教學中運用行為導向教學法培養學生的能力

行為導向教學法是能力本位的教學方法，它關注學生的關鍵能力、綜合職業能力與全面素質的培養。中專物理教師要積極的掌握和運用行為導向教學法，以滿足中專教學改革的要求。行為導向教學法指全面的和學生積極參與的教學，這種教學是以職業活動為導向，以人的發展為本位的教學。

(1)項目教學。這是行為導向教學中一種代表性的方法。它的基本模式包括:作為出發點的項目創意;為研究項目創意而產生的方案;確定行為步驟的計劃;實施;項目結束等。該教學方法注重實踐教學，讓學生在動手實踐中學習，從而提高了學生的動手能力。如在教學中適當安排一些探索性和開放性的問題，給學生提供自主探索的機會，讓他們去想辦法解決，可以討論，可以動手實踐，可以查資料，讓學生在觀察、操作、討論、交流、猜測、歸納、分析和整理的實踐過程中，理解、掌握和運用知識，探究和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在動手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同時也學習了知識，從中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

(2)演示教學。演示教學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可以進行重復教學，并隨時進行學習評價和指導。演示教學有效地提供了一種人為的環境，讓學生分析與處理各種問題，從而大大提高了教學效果。在物理教學中，教師應重視演示教學，創造適合教學的物理環境，讓學生接觸觀察具體形象，讓學生產生最典型的感性認識，學會觀察具體材料，把抽象變生動，把難變易，從而培養并提高他們的形象思維能力，以更好的理解知識、掌握知識，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3)引導課文教學。引導課文教學法是借助一種專門的教學文件及引導課文，通過工作計劃和自行控制工作過程等手段，引導學生獨立學習和工作的項目教學。它是項目教學法的完善和發展。在引導課文教學法中，學生主要通過自學的方式，學習新的知識、技能和行為方式，學生需要按照給定的引導問題，學習掌握解決實際問題所需要的理論知識，從書本抽象的描述中刻畫出具體的學習內容。如在電磁感應現象的教學中，可以給學生提這樣一個問題:既然電流能夠產生磁場，反過來，磁場是否也能產生電流呢?同時，給學生做一個引導思路的演示實驗:將一根銅線直接繞在條形磁鐵上，銅線的兩端接入檢流計。結果:無電流產生。此實驗吸引了學生的注意，絕大多數學生自覺進入思考狀態，從而掌握了課本中抽象的知識。

2.在中專物理教學中要開展探究實驗教學

當前在中專物理實驗教學中普遍存在著只重視簡單的操作練習的傾向。教材中的演示實驗和學生實驗，從器材、方法到表格設計都是按照規定好的步驟和方法進行的，教師很少去引導學生對實驗過程進行思考和探究，導致學生只是按規定好的步驟和方法機械的做試驗，根本不能領會實驗的原理、思想和方法，不利于學生的能力的培養。為了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自學能力和創新能力，在物理教育中應加強探究實驗教學，引導學生主動思考，自己去設計實驗方案，設計表格，讓學生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例如，教師在講授利用伏安法測電阻的實驗時，可以啟發學生這樣思考:利用伏特表和電流表測出的電壓和電流可算出待測電阻的阻值，能不能只用一個電流表或電壓表來測量電阻呢?如果能，還需哪些輔助器材?怎樣測量?請說出你設計的方案并畫出電路圖。這樣可以極大地提高學生學習物理的興趣，發展學生的個性，活躍學生的思維，提高學生的能力。同時，在中專物理實驗教學中還應該注意形成豐富靈活的觀察實驗類型和開展豐富多彩的科技活動。

參考文獻

[1]肖懷達.中專物理教學中學生形象思維能力的培養[J].衛生職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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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因果關系 大陸法系 英美法系

一、大陸法系中的因果關系理論

大陸法系國家直至19世紀中葉，才在如殺人、傷害等特別場合對刑法因果關系加以考察。19世紀后半期，自布黎首次提出刑法中因果關系理論的條件說后，相關理論便不斷地被提出。而大陸法系國家對因果關系理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條件說、原因說以及相當因果關系說三種學說上。首先，條件說主張只要符合“無前者則無后者”的邏輯結構則成立刑法中的因果關系且眾條件間無差別。這雖能幫助法官直接對案件的因果關系鏈條作出判斷，但該說著重于因果關系的客觀性的判斷，將一切引起結果發生的有機條件都納入原因的范疇，較作為以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前提而被研究的刑法因果關系的范圍而言則過分寬泛，且條件說不承認條件間所起作用的差別性，必然導致追責時無法正確判斷客觀危害程度，更無法區別責任的大小。其次，原因說主張“在先行的諸事實中，存在原因與條件的區別，前者即原因對后行事實的發生有原因力，從而對后行事實立于因果的關系；反之，后者即條件沒有原因力，從而對后行事實不是立于因果的關系” ，但由于其對“原因與條件”之間的區別標準不明確，要從眾多條件中篩選出原因，不論從理論還是從實際操作上都有很大難度而被學者否定。最后，是現在作為日本刑法學界主流觀點的相當因果關系說。該說中的關鍵問題在于對“相當性”的判斷，其判斷層次與判斷方法從兩方面展開：第一，行為的相當性判斷（廣義的相當性判斷）；第二，因果過程的相當性判斷（狹義的相當性判斷）。 前者適用于行為直接作用于結果的情況，同時對于刑法中被害人特殊體質的場合進行了因果關系的解說，后者對因果關系進程中的介入因素進行了分析。在對行為的相當性判斷中，又分為主觀說、客觀說、折中說三派，其中主張“相當因果關系的判斷基礎是行為時一般人都可以認識到的情形和行為人所能夠特別認識到的情形” 的折中說受到廣泛支持。對因果過程相當性的判斷，要一并討論介入情形和先行行為對于因果關系認定的影響。即當介入因素的預見可能性存在時，先行行為和結果之間具有一般的因果關系；如介入因素是不能預見的，則要將介入因素從判斷基礎中排除，進行相當性判斷。同時也必須考慮介入因素的作用大小。筆者認為由于刑法因果關系判斷的復雜性，三種學說仍存在缺陷，如主觀說對相當性的判斷基礎同過失與故意范圍大致相同，有重復評價之嫌疑；客觀說基于行為當時的客觀情況，使因果關系范圍成立過寬；折中說由于要求行為人的特別認識，亦是依靠主觀判斷左右因果關系的成立與否，與因果關系所屬的客觀性相悖。然而，相當因果關系說既考慮了條件關系的客觀性，也注重因果關系的規范性，且并不排斥多因一果的情況，避免了原因說必須選一的尷尬問題，是值得學習的。

二、英美法系中的因果關系理論

英美法系在長久的司法實踐中形成了“雙層次原因學說”對因果關系進行考量，首先判斷事實因果關系，再確認法律因果關系，最終確定是否成立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其中前者是判斷的基礎，在不存在事實原因的場合下，亦無法對法定原因進行分析。

事實原因建立在直觀和客觀的前提下，根據“BUT-FOR”公式對其進行判斷：如果危害行為不存在，則不會發生這一危害后果，那么該危害行為就是該危害結果發生的原因。此公式能夠滿足比較簡單的案件中的判斷的需要，但對比較復雜的因果關系問題，則要在確認了“事實上的因果關系”之后，再根據法律的規定或者要求進行另一層次的評價，進而選出具有法律價值的危害行為，成立“法律上的因果聯系”。

法律因果關系，“這個概念的基本意思，是行為人所實施的導致法律保護的他人受到侵害，法律認為行為人應當負責的行為就是法定原因。” 法律原因是為了彌補事實原因擴大因果關系范圍的缺陷，從事實原因中進行篩選出能夠作為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的部分。對于篩選的標準應當如何確定，英美刑法學界主要包括如下觀點：近因說，預見說、政策說、普通因果關系說。首先就近因說而言，雖然學界對“近因”并無準確定義，但其在考察介入因素是否成立近因時卻有創新之處。其次，預見說對因果關系的判斷標準是行為人的主觀認識，使其的存在與否完全依賴于主觀認識，與人們的基本常識不相符合，而因果關系的判斷只能從客觀方面進行，不應以主觀因素為轉移。第三，政策說認為“不能把確定刑法因果關系完全看做是個事實問題，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法律上所做的一種選擇，目的就是為合理地、公正地追求刑事責任，奠定客觀基礎，以充分實現刑法的社會保護和保障功能” ，即政策說是根據否符合法律精神和政治需求方面來考慮法律原因的成立與否，但該說的內容漫無邊際，有很大概括性和含糊性，也使其在司法實踐中具有不確定性。最后，普通因果關系說認為“刑法因果關系問題，是個純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無關，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的因素” ，該說將刑法因果關系看做一個純粹的事實問題，希望能夠脫離法律和價值的判斷，但其忽略了評價者作為社會人而存在，其觀念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價值評判的影響，所以運用普通觀念進行因果關系的判斷是無法脫離對價值判斷與法律政策因素的考慮的。

三、兩大法系因果關系理論比較分析

根據前文的論述，兩大法系對該理論的研究因為法文化之間的差異而存有諸多不同，如德日刑法偏重基于刑法基本邏輯進而分析研究，英美刑法著重從總結司法經驗入手；德日刑法已將“相當因果關系說”作為通說指導司法實踐，而英美法系對因果關系理論仍然沒有一個相對公認的學說；德日刑法主張因果關系一概交由法官判斷，而英美刑法主張將事實原因交由陪審團認定。盡管如此，兩者間仍然有相似之處，而這些作為對同一命題深入研究后的相似成果，具有共性的參考價值，值得我們對此進行論述了解。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兩大法系對該理論的研究都認識到需要區別于哲學中的因果關系理論，而受哲學方面的影響較少。兩者的關注點都為刑法基本理論方面的研究，雖然英美法系通過歸納總結審判經驗作為切入點，大陸法系則從研究刑法基礎理論方面入手來解決刑法因果關系方面的問題，但都沒有運用經典的哲學論據來直接論證刑法因果關系理論。這種脫離了以哲學引導刑法研究的方法更符合刑法作為一門社會學科的研究要求，也更具有現實意義。

第二，在邏輯結構上，兩大法系的因果理論邏輯結構大致相同，在本質上具有相通性?！按箨懛ㄏ档臈l件說和英美的事實原因理論可以說別無二致，它們所要解決的都是因果歷程的本體問題，為法律原因的篩選或稱結果責任的歸屬提供客觀基礎；而大陸法系的相當因果關系說及其補充理論客觀歸責與英美的法律原因又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所要解決的已不是因果歷程的本體問題，而是結果責任的歸屬問題?！?如大陸法系中因果關系理論幾乎都是為限制條件說的無限擴張而產生，而條件說所確定的即為事實上的原因，后續發展的理論也正是為了確定這些事實原因中的法律原因。另外兩者都認為應該以兩層次，即先解決客觀存在的事實原因，再解決法律原因的邏輯來解決刑法因果關系問題。

第三，在判斷標準上，兩大法系的判斷標準都是以一般人的觀念或者經驗為基礎。儲槐植教授就指出：“就美國刑法而言，雖然不用”相當因果關系“這樣的表述方法，凡是從實質內容上來分析，美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近因說和預見說實際上均以'量'（可能性大小）為標準，以經驗（正常人的經驗）為基礎?！?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套判斷因果的思維邏輯，而在確定事實原因的層面中，主要依靠的就是普通社會經驗來判斷條件與結果之間是否成立一般情況下的因果關系；在確定法律原因這一層面中，尤其是對于介入因素的判斷，不論是對其獨立性還是異常性的判斷，都是依靠一般人的“常識和公正”作為最后評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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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家法治發展；區域法治發展；多樣性統一；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

一、若干概念之涵義與本文的討論范圍

在對本文的論題展開之前，有必要先行厘清若干概念的內涵，這里主要有區域、法治發展以及區域法治發展等相關概念，以便確定本文的討論范圍，認識論題的時代意義。

“區域”亦可稱之為“地區”，這是一個含義豐富的多層次的范疇。從全球的角度而言，區域不僅僅意味著以地理因素為基礎的空間結構，而更多地是指通過穩定的經濟的或政治的協議所建立起來的、一定地域范圍內甚至是跨地域的國家之間的經濟的或政治的乃至軍事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作為重要法律文件，《聯合國》第八章專門設定了區域體系的法律框架，這樣區域體系就成為介于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之間的一種具有全球意義的次級國際體系?！岸稹币詠恚@種基于經濟的、政治的、地理的、生態的乃至軍事安全的諸種共同聯系的區域性次級國際體系，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深刻地改變著當代國際關系格局及其發展走向。從民族國家的意義上講，區域一詞則表征著在一個國家的范圍內以特定的行政管轄層級為基礎的地區單元，或者是以一定的地緣關系為紐帶而形成的若干個行政管轄層級所組成的地區單元的集合體。在傳統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區域形態，既有著相對穩定的構成機理，又有著各具特點的表達形式。比如，郡縣制構成了古代中國行政區劃的一條主軸。秦帝國以來的各個王朝的行政統轄區域，大體上都按照郡縣制的架構，結合一些具體的社會歷史的因素加以劃分，進而形成一幅皇朝統治的疆域版圖。而在不同的皇朝統治年代，郡縣制的外在表現方式又呈現出豐富多樣的歷史特點，藉以裨于皇朝更加有效地轄馭四方、治理天下。在當代中國，區域與行政統轄層級往往交織在一起，因而區域概念有了更加豐富的內涵及其表現形式。誠然，郡縣制這一傳統中國行政轄區的基本主軸并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盡管建國之初曾經一度實行行政大區制度，但是，“省”和“縣”依然成為中央政府實施國家治理的基本行政依托。然而，時下中國的行政統轄層次繁復多樣，在建國之初省級政府分出的行政公署的基礎上，又出現了“大市”或“較大的市”這一介于“省”和“縣”之間獨立的行政管轄層級。加之，在我們這個統一的多民族的東方大國，基于國家統一、民族和諧和有效的邊疆治理等多方面的考慮，確立和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區域以及行政管轄層次亦有著鮮明的特點。不僅如此，隨著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逐步實施，區域與行政統轄層級彼此交錯的非均衡格局開始形成，超越現行行政管轄層級的省份與省份之間、“大市”之間的區域性協調發展機制迅速成長起來。中央政府對不同區域的經濟社會發展，設定各有側重的發展目標，作出不同的政策安排，省級政府亦是如此。因之，當代中國的區域概念的內涵與形式確乎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偟目磥恚∮蛞约耙蕴囟ǖ鼐夑P系為基礎的若干省域的結合根據我國中央政府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基本上把全國經濟區域劃分為東部沿海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等等。當然，這里還有一些更為細致的區分，諸如，長江三角洲地區，環渤海灣地區等等。市域（設區的市）以及同樣一般以相鄰的地緣為紐帶的若干市域的結合，和縣域這樣的基本的地區單元，大體上構成了當下中國的多層面的區域概念。正是在這樣的多層面的區域或地域概念的基礎上，融入特定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歷史的、文化的乃至地理環境等等諸多因素，便會相應地形成區域經濟、區域社會、區域政治、區域法律、區域歷史、區域文化和區域地理等等歷史和現實的概念，從而給我們認識國家范圍內（包括當下中國）的區域生活狀況打開了一個廣闊的思想天地。

區域法治發展是與國家法治發展密切相關的。關于法治發展，這個概念與法制現代化概念具有相通的意蘊。正如我們多年來不斷論及的，法制現代化反映了從傳統的人治型價值一規范體系向現代的法治型價值一規范體系的歷史性轉型與變革過程。時下正在歷史性地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正是在這一轉型與變革的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呈現出創新乃至現代化的發展趨勢。因之，當下中國的國家法治發展，就是要致力于從前現代社會法律系統向現代社會法律系統的轉變，實現從傳統法制向現代化法制的歷史性躍進，而這個時代進程的基本目標，乃是堅持和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本質意義上講，這一國家法治發展趨勢和走向，意味著法律文明價值體系的巨大創新，反映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從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到法律行為的各個領域變化的多方面進程，進而確立與全球法治發展進程相協調而又充滿濃郁的民族意味的制度安排、價值觀念及其生活準則系統。很顯然，作為國家法治發展的有機構成要素的區域法治發展，乃是國家法治發展在國家的特定范圍內的具體實現，它所展示的乃是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這一特定過程中法律文明及其價值基礎在特定地域中展開的具體生動的法治場景。所以，區域法治發展與國家法治發展在基本性質、主體內容與總體目標諸方面，都是內在一致、并行不悖的，絕不存在一個脫離國家法治發展的歷史進程的孤立的區域法治發展。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至于說區域法治發展這一概念的復雜性，主要是指區域法治發展的概念能否成立，這無疑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論題。在這方面，學界的認識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大體上已經或正在形成共識，即：區域法治發展的概念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本文的以下部分將要對這些問題從方法論的角度作進一步的論證與闡釋，這里所要提出的原則性的看法是：盡管區域法治發展與國家法治發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但是，在法治發展的起點、條件、過程、動力機制、實現方式等等諸多方面，區域法治發展與國家法治發展之間無疑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正是這種差異性或個性特征，恰恰是需要我們認真地加以對待的，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區域法治發展對國家法治發展進程的深刻影響，以及國家法治發展與區域法治發展之間的必要的張力及其互動過程，從而確證區域法治發展的蓬勃生機和強大生命力。

從方法論角度研究國家層面的區域法治發展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基礎理論工作。而國家層面的區域法治發展研究的方法論，是一個多層次的有機系統。本文擬從法哲學方法論的意義上加以探討，以期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

二、“多樣性統一”的命題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導言中，馬克思在闡述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時，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方法論原則。在他看來，第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原則，反映在經濟學產生時期所走過的歷史道路之中。比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后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迸c此相反，第二種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則反映了這樣的思維過程，即：“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或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這就是說，通過思維的抽象力，抽取一類對象的共同點，把握客觀對象的某個方面、某個片斷的簡單規定，構成思維或敘述的起點，進而從局部的、簡單的規定，上升為全面的、綜合的、深刻的概念系統或普遍的理論概念體系。很顯然，這是兩種迥然相異的方法論原則。按照馬克思的看法，第一種方法以近代早期的重商主義學派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配第等人為代表，他們的論述通?！皬膶嵲诤途唧w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币虼?，“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最初的認識對象，表現為無限豐富的現象，成為認識過程中的直觀和表象，進而“蒸發”出一些抽象的一般關系。而第二種方法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運用，則是從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思想家那里開始的。“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币罁@樣的方法論原則，“如果我們從人口著手，那么，這就是一個渾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近的規定之后，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渾混的關于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這樣，通過理論思維，把作為思維的起點的那些抽象簡單的規定，再現被認識對象的內容，使之不再是一個關于整體的渾沌的表象和感性的直觀，而是一具表現為必然的和綜合起來的許多規定和關系的總合體，從而獲得整體的具體規定。

由此，馬克思強調，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過程乃至一切科學思維的兩個階段，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或者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二者處于同一思維過程之中，二者彼此依存，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然而，對于形成和建立一個理論概念體系來說，“后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并且是科學思維“所專有的方式”。在這里，馬克思提出了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即：“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睆某橄笊仙骄唧w，這是科學理論思維所特有的、把直觀和表象材料加工改制成概念的方法。也就是說，把在經驗上得到的直觀和表象材料，放在應有的邏輯聯系之中，考察它們之間的客觀必然的相互聯系。經過這一過程，人們就可以在概念運動中反映、再現、復制所考察客體的自我發展的客觀過程，使“整體的表象”成為“多樣性統一”的具體的整體。

馬克思關于“多樣性統一”的整體的具體規定的方法論原則，為我們研究區域法治發展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第一，要使國家法治發展這一概念成為“整體的具體規定”，就必須著力探討構成國家法治發展這個既定的、具體的、生動的整體的若干單方面的、比較簡單的基本單元或要素，即以特定空間形態[省域、市域（設區的市）、縣域及其有機聯結的相關地域]表現出來的法治發展狀況為基礎或出發點，考察這些基本單元的區域法治的一切歷史的與現實的差異性。離開了對特定區域法治發展狀況的深刻把握，國家法治發展的概念就可能流于“整體的表象”。第二，如果說國家法治發展的概念是一個“具體的總體”，亦即許多規定和關系的總合體，那么區域法治發展的概念則是對于這個“具體的總體”的單一性、直接性和形式的普遍性的抽象。也就是說，區域法治發展構成了國家法治發展這個“具體總體”的若干單一的規定性，它不斷地從自身中進一步規定自己，從而愈加豐富起來，最后重新返回到國家法治發展這一普遍性的“具體總體”之中。第三，國家法治發展不應當是若干個區域法治發展的簡單羅列，而是各個區域法治發展之間的必然的有機聯系的嚴密結構。每一個別的區域法治發展，都是國家法治發展這個體系之網上的紐結，因而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井然有序的。因此，就必須把每一個別的區域法治發展作為一個有機的系統來看待，揭示各個個別的區域法治發展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進而把握由若干個“局部的規定性”所表達出來的“整體的具體”或“具體總體”。因此，馬克思關于“多樣性統一”的辯證邏輯命題，構成了我們認識和思考區域法治發展現象的法哲學方法論的基礎。

馬克思指出：“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因此，如同整個法的現象以及國家法治的運動發展一樣，區域法治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它總要受到一定規律的支配，不是區域法治發展決定這些規律，而是這些規律決定區域法治發展。在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過程中，存在著社會主體的能動意志和一定社會經濟必然性之間的矛盾。推進區域法治發展的社會主體的能動意志，歸根結底總是受到一定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和統攝。所以，國家范圍內的區域法治發展之所以是一個社會的自然歷史過程，就是要從區域法治發展的現象系統中劃分出支配區域法治發展的社會經濟關系系統，并且把它們當作決定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全貌的基本關系，進而把區域法治發展看作是一個受到一定規律支配的活的有機體。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區域法治發展具有不可抹煞的客觀性質。但是，同其他社會現象的運動發展一樣，區域法治發展的內在規律性是通過社會主體的能動的自覺活動表現出來的。這是因為，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規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主體從事區域法制實踐的規律，是區域法治發展的進程中社會主體活動的產物和條件。因而，區域法治發展運動規律和社會主體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動總是處于內在的相互聯系之中。因此，在區域法治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常?？梢钥吹?，有的社會主體對本區域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及其規律性的認識深刻而準確，從而有意識地把本區域社會經濟關系法權要求轉化為生動的區域法制實踐；反之，有的社會主體對本區域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法權要求無法自覺地加以把握和轉化，從而妨礙或延緩了本區域法治的進步與發展，這充分體現了區域法治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社會主體的主觀能動性的差異性。因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看出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亦具有不容忽視的主觀性。

更進一步地來看，區域法治發展中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的對立統一關系，實際上反映和影響著區域法治發展的多樣性統一的運動樣式。如前所述，由于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有著內在的客觀規律，所以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呈現出合乎規律的“自然歷史過程”。因之，所謂區域法治發展的多樣性統一，就是指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在這里，區域法治發展的統一性，意味著在一個國家范圍內，不同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不可能是處于互不相關、絕對排斥的狀態，因而必定會構成國家法治發展這個“總體”；意味著區域法治發展與國家法治發展乃是一個法治的發展與命運的共同體，國家法治發展這個“具體總體”統攝著區域法治發展這個具有豐富關系的“許多規定”，區域法治發展必須以維護國家法治的統一和權威為基本前提；也意味著在不同的區域法治發展進程中確乎存在著內在的統一性，存在著共同的必然的區域法治發展的運動規律，這就要求我們從不同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中，努力探尋區域法治發展的共同的普遍的規律。

不僅如此，區域法治發展亦具有鮮明的多樣性的品格。從廣泛的法律文化意義上講，人類社會的法律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不同民族或國度的法律文化，在不同條件的作用下，總是循著特定的路徑發展演化。在同一個社會形態之內，不同國家的經濟、文化和思想發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它們的國家形態和政治體制方面也有差異，每個國家又有其特定的歷史發展、習慣和民族傳統特點，況且這些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人口狀況等也不盡相同，等等。這些復雜的因素，勢必會使法律文化的運動呈現出五彩繽紛、豐富多彩的歷史特點。對于國家范圍內的區域法治發展來說，它的一個鮮明特性就是具體性。國家法治發展是由一定的國家法律制度、法律體系及其法律實踐、法律思想、法律心理所聯結而成的運動之網。作為這面運動之網上的每一個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都獨具個性，并且這種個性不是僅僅具有相對意義的特殊性，而是一種不可絕對重復的個體。盡管在區域法治的發展進程中，不同區域法治發展之間常常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也只能是“相似”而已。正因為不同的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富有如此鮮明的個性色彩，所以當下中國的區域法治發展才呈現出這般的豐富多姿。誠然，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國家法治發展的加快推進，區域法治發展的歷史個性有可能逐漸減弱，但是，國家法治或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表明，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并沒有因此而變成呆板劃一的群體的堆積。伴隨著國家法治發展的時代進程，區域法治發展的內容與方式只會愈來愈絢麗多姿。這是毋容置疑的客觀趨勢。因此，我們應當深入研究各種不同的區域法治的特殊的發展進程，進而深刻揭示多樣性的區域法治發展的特殊的本質性特點。

很顯然，國家范圍內的區域法治發展是一個多樣性與統一性有機結合的過程。一方面，區域法治發展的多樣性是統一性的基礎。離開了區域法治發展的多樣性，就無法科學地解釋歷史上存在的和現實中依然表現出來的千差萬別的區域法治現象，也就無法科學認識區域法治發展的統一性，其結果只能使國家法治與區域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成為超越時空的神秘的力量，從而成為捉摸不定的虛幻之物。另一方面，區域法治發展的統一性又是多樣性的必然表現形式。認識和考察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不能簡單地停留在區域法治發展的多樣性層面之上，而應當深入下去，從復雜多樣的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的多樣性的表象背后，揭示出制約區域法治發展的一般性規律。否則，我們就只會把區域法治發展的空間展開，看作是一個充滿了一大堆偶然現象的雜亂無章的法治序列。

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之所以會呈現出多樣性統一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區域法治發展所賴以存在的一定社會生活條件的歷史差異性。這里重要的是，在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結構、歷史進程、文化傳統和地理環境條件等關鍵性因素的程度不同的影響和作用下，區域社會及其區域法治形成了經久相沿的空間差別。正因為如此，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呈現出千姿百態、迥然相異的面貌。這也從一個側面映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規律（尤其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大國），從而展示區域法治發展的多樣性的特質。但是，這種多樣性與統一性并不是絕然分立、互不相容的，它們之間乃是“同一個東西的兩極”的關系。一定的區域社會生活條件的諸因素與區域法治現象的運動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經濟條件歸根結底還是“唯一能使我們理解這個發展進程的紅線”。這是區域法治發展運動的多樣性統一的最深刻的根據所在。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理解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何以會產生那些不同點和相似點，也才能揭示各種特殊的區域法治現象的運動發展的特殊規律，并且從中加深對支配區域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的透徹把握。

三、個別化方法的分析原則（上）

為了進一步揭示區域法治發展多樣性統一這個命題的價值意義，有必要深入考察構成國家法治發展這個豐富的“具體總體”的基本地域單元的區域法治現象這個生動的“許多規定和關系”。從法哲學意義上講，區域法治發展的多樣性之所以構成統一性基礎，是因為一般只寓于個別之中，并且通過個別來實現。這里的作為“一般”之載體與實現途徑的“個別”，顯然具有特殊重要地位。運用個別化的分析方法研究區域法治發展現象，有助于我們透視區域法治發展運動多樣性的內在奧秘。

辯證法大師黑格爾曾經對一般、特殊與個別的關系作過精辟的論述。按照他的看法，在人們的心目中，似乎概念只是單純的抽象的普遍性，不是關注概念形成的特殊部分，而是堅持其共同之點，其結果導致人們在情感上覺得這種概念是空疏的，只認為概念是抽象的格式和陰影。其實，概念是豐富的、生動的、具體的東西，它包含普遍性、特殊性、個體性或個別性三個環節，普遍性“是指它在它的規定性里和它自身有自由的等同性”，特殊性亦即規定性，在這里，“普遍性純粹不變地繼續和它自身相等同”，而個體性或個別性則“是指普遍與特殊兩種規定性返回到自身內。這種自身否定的統一性是自在自為的特定的東西，并且同時是自身同一體或普遍的東西?！币虼?，概念的普遍性并不是一個單純的與獨立自在的特殊事物相對立的共同的東西，而是不斷地自己在特殊化自己，必須把真正的普遍性與單純的共同之點加以區別，而不能混為一談，這一點極其重要。在黑格爾看來，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個體性這三個環節是不可分離的，而在這三個環節中，概念的個體性或個別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皞€別就是從區別出發而在絕對否定性中自身反思的概念”。概念之所以是完全具體的東西，就在于概念同它自身的否定的統一，作為自在自為的特殊存在，這就是個體性或個別性。而個體性或個別性作為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構成了概念的自身聯系和普遍性?！爱敻拍畹慕y一把具體物提高到普遍性，而又把普遍的東西僅僅了解為被規定的普遍性時，這就正是個別性，它是作為自身相關的規定性而發生的。因此，抽象是具體物的分離及其規定性的個別化。”概念作為具體的東西，乃是個別內容與抽象普遍性的統一。不僅如此，“出于同一的理由，特殊的東西也是個別的東西，因為它是被規定的普遍的東西，反過來說，個別的東西也同樣是特殊的東西，因為它是被規定的普遍的東西?！彼裕毡楹吞厥庖环矫骘@現為個別之變的環節，另一方面它的本身又是總體的概念，而“只是在個別中被建立為它們自在自為地所是的東西”。由此，黑格爾提出了如下的重要論斷：“個體的即是普遍的”?！耙磺惺挛锒际莻€體的，而個體事物又是具有普遍性或內在本性于其自身的；或者說是，個體化的普遍性。在這種個體化的普遍性中，普遍性與個體性是區別開了的，但同時又是同一的?！?/p>

很顯然，黑格爾關于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和個體性（個別性）的辯證關系的論述，無疑被包裹在客觀唯心主義的神秘的外殼之中，在他那里，現實事物不過是概念的普遍、特殊、個體（個別）三個環節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而已。因此，“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后來的德國思想演進過程中，黑格爾關于“個體化的普遍性”的學說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在19世紀后半葉德國的所謂“世俗歷史主義”中又有了新的意義表達。按照有的學者的看法，歷史主義的本質在于它用個體主義的觀察視角取代關于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主義的觀念，取代了任何試圖尋找人類生活的一般法則和一般類型的企圖。這種試圖把普遍性與特殊性截然分開的方法論原則也受到了批評，以至于有的學者提出“具體的普遍性”的分析原則。實際上，這種“世俗歷史主義”的思潮旨在于同以孔德為代表的社會實證主義歷史觀相抗衡，以便為德國的歷史主義正名。這一思潮在社會學領域，通常被認為是理解社會學的發源地，它由威廉?狄爾泰所開啟，經由威廉?文德爾班和海因里希?李凱爾特到馬克斯?韋伯而集大成。作為“解釋學之父”，狄爾泰把理解的方法視為精神科學或人文科學的一種特殊的方法，認為“一門科學，只有它的對象通過建立其在生活、表達和理解三者關系之間的態度而與我們發生聯系的時候，才屬于人文科學。”狄爾泰極力強調個體或個別對總體或整體的價值意義，指出：“理解總是以個別物為其對象”，“但我們理解個體是借助它們彼此之相似性，它們內部的共同性。這一過程假定了普遍人性與個體化之關聯，個體化在普遍人性基礎上延展于精神生存之多樣性之中，而在這一關聯中我們不斷地在實踐上解決內心仿佛經歷朝向個體化之提升的任務?！雹檎峭ㄟ^理解，單一的個體性與總體性或普遍法則之間建立了聯系。生命的總體只有在種類的意義被理解之后，才能被把握?！霸谶@里，對個體的理解有助于對總體的理解。所有其他類型都是如此。意義在于對類型的理解，只有通過它，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庇纱?，狄爾泰對理解過程中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加以說明，認為客體化僅僅對個體化說來乃是異己的需要加以解釋的他人精神世界的符號和密碼，在理解的主體與對個體的理解之間應當存在某種介質或媒介物，這就是客觀精神，理解的主體正是通過客觀精神來把握個別的客體化，因為在客觀精神中，客觀化已經表現為屬于共同的東西，即屬于某種類型的客體化。通過客觀精神，我們理解了“不同個體在由可感世界的客觀化而構成的共同背景中所形成的各種形式”，“它的范圍從生活方式到經濟形式直至這個社會所形成的最終的整個系統，包括道德、法律、國家、宗教、藝術、科學和哲學。”

德國新康德主義哲學的弗萊堡學派代表人物威廉?文德爾班和海因里希?李凱爾特在狄爾泰的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文德爾班從方法論上區別了自然科學與歷史學，把這種區別看作是法則科學與個體科學，重復性、常規性與個體性、獨特性之間的區別，進而強調自然科學與歷史學的分類，是一種純粹方法論上的分類。“自然科學追求的是規律，歷史研究追求的是形態。在自然科學中，思維總是從確認特殊關系進而掌握一般關系；在歷史研究中，思維則始終是對特殊事物進行親切的摹寫”。在這里，文德爾班反對實證主義的歷史哲學的主張，不贊同所謂的“從歷史中建立一門自然科學”的口號，指出：“與這種觀點相反，我們必須堅持：人類的一切興趣和判斷，所有與價值有關的評價，全部是建立在個別的、一次性的東西之上”。這是作為一門嚴格科學的歷史學的內在價值之所在。作為文德爾班的學生，海因里希?李凱爾特進一步系統地闡述了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原則區別。他提出所謂“形式的分類原則”，認為這種分類原則是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對科學加以分類，據此可以把文化科學概念與自然科學概念截然劃分開來，而二者的區別體現了歷史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的形式對立。在這里，李凱爾特闡述了一個他認為對于方法論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觀點，即：“科學需要一個選擇原則，根據這個原則，科學就能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把所有材料中的本質成分和非本質成分區別開來。相對對于現實的內容來說，這個原則具有形式的性質；這樣一來，科學的‘形式’這個概念便清楚明白了?！币蛑?，“科學方法的特點顯然取決如何分開現實之流以及如何把本質成分挑選出來的那種方式”，進而把現實的直觀內容納入概念的形式之中。在這里，重要的是要把握概念形成的原則和方式。李凱爾特強調，普遍化方式是自然科學方法的本質性特征，認識自然就意味著從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發現自然規律的概念就意味著形成關于現實的絕對普遍的判斷。“如果沒有通過普遍化的方法對世界進行簡化，那就不能對世界進行計算和支配。在個別和特殊之物的無限多樣性沒有通過普遍概念得到克服以前，這種多樣性是使我們感到頭暈目眩的。”而對于文化科學問題來說，則是不能用普遍化方法加以詳盡研究的。文化科學總是力圖從現實的個別性方面說明現實，這種現實決不是普遍的，而始終是個別的。與自然科學的普遍化方法不同，文化科學的個別化方法旨在于從個別性和特殊性的觀點來觀察現實。比如，歷史總是“力求使它的敘述僅僅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個與所有其他對象不同的對象，這個對象可能是一個人物，一個世紀、一個社會運動或一個宗教運動，一個民族或其他等等，歷史學借助于這種方法使聽眾或讀者盡可能接近于它所指的個別事件。”當然，文化科學并不排斥普遍概念，但是對于科學的邏輯學的區分來說，文化科學使用的普遍概念，僅僅涉及它用以構成其個別化敘述的那些因素的或大或小的“精確性”。不論文化科學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普遍概念，都不可能對文化科學構成奠基性的意義，因此，自然科學的普遍化方法與文化科學的個別化方法這兩種方法所固有的思維目的、思維形式恰恰是相互排斥的，這兩種方法之間的原則性的邏輯區別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李凱爾特通過對“解釋”與“理解”的涵義的辨析，力圖對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區別作進一步的界定。他指出：“在解釋中，是將不同的部分整合為一個整體，而在理解中，則是沿著相反的方向將整體分解為部分”。對于作為文化科學的歷史學來說，歷史理解通常意味著“既是對真實存在的個體性的‘再創造’，又是對那些存在于個體性之中的非真實意義的‘理解’?！边@里所說的“非真實的意義”，乃是所有文化都共同遵循的某些共同的價值基礎。李凱爾特進一步分析說，作為體現個別化方法的文化科學的歷史學，它的歷史概念的形成是受一定的原則指導的，這就是文化價值。文化現象以及那些被我們當作文化萌芽階段或類似之物而與文化現象相聯系的現象，與價值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必須從與文化價值相聯系的觀點去觀察現實。這一文化價值立場的認識論或方法論的意義就在于，“只要把對象看作整體，那么對象的文化意義就不是依據于它與其他現實的相同之處，而是依據于它與其它現實的相異之處?！边@就是說，基于文化價值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對特殊的個別之物及其一次性過程感興趣，要求應用歷史的、個別化的方法去認識特殊和個別之物，認識現實與現實之間的相異之處，進而把去觀察的現實看作是特別的和個別的。因此，文化與歷史之間的價值聯系，表明文化概念能夠使歷史成為一門科學，也就是說借助于文化概念來形成“個別化的概念形成的方法”。認識到這一點，是至為關鍵的。這種“個別化概念形成方法”的功能意義就在于，在價值聯系原則的指導下，它能夠從那些純粹的不能加以科學表述的異質性中把可表述的個別性提取出來?！拔幕拍罱o歷史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條選擇本質成分的原則”，“通過文化所固有的價值以及通過與價值的聯系，可敘述的、歷史的個別性概念才得以形成?！币虼?，李凱爾特關于選擇性原則的先驗判斷帶有顯明的唯心主義先驗論的色彩。但是，他堅持把文化科學看作是以個別化方法為認識論與方法論特征的客觀而嚴格的科學，突出文化價值對于個別化的概念形成方法的指導性原則地位，并試圖調和普遍性與個別性的關系，強調個體的統一性基礎來自獨特性，證明個性統一性或獨特個性的不可分割性（而這僅僅是和某種價值相關的個體的統一性）。這一思想對馬克斯?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有的學者把馬克斯?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準則稱之為“個體性因果分析”方法，這是有道理的。面對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思想界關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或文化科學的相互關系及其方法論問題的激烈爭論，韋伯堅定地承繼著自狄爾泰以來的理解社會學的學術傳統，捍衛著文化科學的個別化或個體性的方法論準則。但是，韋伯的方法無疑有其獨到之處，因而具有深遂的原創意義，散發著熾烈的理性之光。與以往的思想家把理解與解釋加以彼此對立的看法不同，韋伯強調理解與解釋之間的相互關聯與彼此補充的互動關系，認為理解與“意義”有著密切的聯系，而“意義”有兩種含義，一是指在給定的特殊行動者的具體情形中實際存在的意義；二是指理論上被設想出來的主觀意義的純粹類型，這種主觀意義被歸之于給定的行動類型中假設的活動者，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這種主觀意義都不是指某種客觀上的“正確”意義或者某種形而上學層面上的“真實”意義。而對這種主觀意義的行動即主觀上可理解的行動的解釋，就成為社會學和歷史學這樣的關于行動的經驗科學的基本使命。因之，在韋伯看來，關于“理解”的概念，它有兩個方面的意義，首先，它是對諸如此類的給定活動包括言詞的表達的主觀意義所作的直接觀察理解。其次，它是指解釋性的理解，對于關注行動的主觀意義的經驗科學來說，說明需要被這樣解釋的可理解的有意義的行動的現實途徑。“在所有這些情況下，理解都牽涉到出現在下列情況之一中的意義的解釋性把握：（a）歷史研究中的情形，即對具體的個體行動的實際預期的定義；或（b）社會學的大眾現象，即現實的預期意義的平均值或相似性；或（c）適合于科學闡述的純粹類型（理想類型）的普通現象的意義?！鄙鐣茖W是一門致力于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動并進而對原因和結果作出因果說明的科學，而這里所說的“行動”是在行動著的個體把主觀意義附著在他的行為之上的意義上加以界定的。因此，探討行動著的個體的行為動機及其后果，進行因果性的解釋，就成為屬于文化科學范疇的社會學的重要任務。“對具體行動途徑做正確的因果解釋，只有在這種明顯的行動和這些動機被正確地理解，且同時它們的關系成為有意義的和可理解的情況下，才能達到?！睂τ诖隧椆ぷ?，自然科學是無法勝任的，因為它只局限于闡述自然過程中的整體與部分的功能關系以及諸客體和事件中的因果統一性；而個體的可理解的主觀意義是社會文化科學或社會學的主題，對作為社會的集體狀態組成部分的個體行動作出主觀的理解，則是社會文化科學或社會學知識的特有性質與任務，這是在自然科學中絕不可能獲得的東西。在這里的因果解釋問題上，韋伯對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進行了片面的曲解，認為唯物主義歷史觀作為一種對歷史實在作出因果解釋的公式，“只有經濟的原因被說明（或者顯現出）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方式發揮作用時，他們對一個歷史文件作出因果解釋的要求才會得到滿足”，“相信經濟‘因素’是‘真實的’因素，唯一‘真實的’因素，是一種‘最終無所不在的決定性的’因素?！碑斎?，韋伯在評析德國法學家魯道夫?施塔姆勒對歷史唯物主義法律觀的歪曲時，注意到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的首要目的，是要區分“物質”的東西與“意識形態”的東西，并且指出無論對哪個“個別現象”進行因果回溯，都會發現對經濟現象的說明，會牽涉到政治、宗教、倫理、地理及其他條件，同樣地，對政治現象的說明，也會牽涉到經濟條件和其他各種條件。這表明在韋伯那里，經濟因素乃是對行動著的個體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解釋鏈條中的一個方面，而不是歸根結底的唯一的決定因素。不僅如此，韋伯對馬克思關于一切特殊規律和發展結構的“理想類型”思想，也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認為“凡是使用過馬克思的概念和假設的人都知道這些理想類型對評價現實的巨大的、獨特的啟發意義?！?/p>

總的看來，韋伯把旨在于把握個體的可理解的主觀意義的解釋性的理解，看作是個體性因果解釋的一種基本形式，進而區分了致力于抽象規則的自然科學或法則性科學與追求特定具體知識的社會文化科學或現實實在的科學，強調我們感興趣的那種社會科學，是一門關于具體現實的經驗科學，“我們的目的就是理解我們在其中生活著的現實的獨特性質”。正是從上述立場出發，韋伯對作為價值概念的文化給予高度關注，指出只有當我們把經驗現實與價值觀念聯系起來才成為“文化”，進而在賦予現實以意義的價值指導下，對現實的關注以及根據現象的文化意義對受價值影響的現象進行選擇和分類。由此，韋伯建立了一個對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文化科學具有根本性意義的理想類型的概念分析工具系統，并且把關于歷史事件和形式的文化意義的認識看作是這個“概念結構”的獨一無二的終極目的。

四、個別化方法的分析原則（下）

通過扼要地回顧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的演進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對于包括法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個別化的分析原則之重要意義就在于：探討包括法的現象在內的社會生活現象，固然要注重揭示該現象的變化運動的基本規律，藉以探求社會生活的固有法則，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研究社會現實生活中歷史地形成的具體的個別的關系或結構，關于區域法治發展問題的研究，亦應如此。實際上，當下的一些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日益顯現出這種個別化的方法論取向。比如，在歷史學領域，在重視民族國家總體歷史研究的同時，區域研究日益興盛，對區域社會史的關注慰成大觀。這些年來，在研究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進程時，一些學者把區域分析方法應用到以區域、省份或者地方為中心的較小的單位，力圖反映處于轉型過程之中的近代中國社會的區域性與地方性的變異內容和幅度，這一方法論被視為“中國中心取向”的主要理論特征之一。又如，在中國法律史的學術領地，探討特定地區的歷史上的法律問題，已經成為區域法律史研究的新的興奮點，諸如關于近代上海租界法制及其歷史影響的考察，關于中國古代和近代地方司法檔案的系統整理與研究，等等。再如，在法理學研究中，有的學者把地方法制或行業法治作為特定的研究對象，這方面的探討還在不斷深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當然，也許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與史學領域的區域研究方法并不屬于同一個方法論層面，但是區域社會史、法律史、經濟史等等的研究，確乎體現了重視歷史的具體經驗現實的獨特性分析這一“個別化的方法”的本質性要求。那么，運用個別化的方法論準則分析區域法治發展問題，需注意哪些基本的方面呢？

第一，按照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應當妥當地處理好整體性與個體性的關系。黑格爾關于“個體性的普遍性”以及馬克思關于“許多規定的總體”的論斷，確證了整體性依存于個體性，個體性體現普遍性且為普遍性之基礎的辯證關系，思想深刻，意味深長。毫無疑問，在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必須貫徹整體性的原則精神，反映國家法治發展的基本走向和根本要求，這是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權威在各個區域法治發展進程中的必然表現。國家法治發展的準則是體現在區域法治發展中的一般的、相對穩定的、不斷重復的東西，因而是區域法治發展的最強大的基礎和動力，制約和影響著區域法治發展的方向與效果。另一方面，也必須貫徹個體性的原則要求，實際上，國家法治發展通過區域法治發展的具體途徑，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強度表現出來，不能把國家法治發展作為大寫的符號同區域法治發展截然對立起來。因此，一個必然的結論也就會自然得出：不僅要重視國家法治發展，也要看到國家法治發展在實現過程中的區域差異性，進而重視和推進區域法治發展。

第二，按照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應當注意揭示和概括個體性行動的本質性的關系和屬性。在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中，同樣存在著本質性的與非本質性的關系的區分問題。從哲學意義上講，“本質是映現在自身中的存在”，是客觀事物內部存在著的規律性的東西。認識區域法治發展的現象，必須運用反思的觀點，認識區域法治發展的本質性意義。在這里，一是要從邏輯上把握區域法治在區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充分認識到“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因之，區域法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區域社會發展的制約。二是要深入分析區域法治發展與區域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充分肯定區域法治發展對于區域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在這里，不僅要考察區域法治發展影響區域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要指出區域法治發展作用于區域社會發展過程的復雜情形。三是要深刻把握一定條件下區域法治發展與區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規律，認識到區域法治發展并不是同區域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它有時會先于或落后于區域社會發展并與其發展要求相矛盾。這是一種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區域法治發展現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揭示出蘊藏在區域法治發展的現象內部或背后的本質性關系，進而賦予區域法治發展問題以更加豐富的內涵，使之不至于成為一個簡單的抽象的法學命題。

第三，按照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應努力探尋個體性行動的因果性聯系。在一定社會條件的作用下，區域法治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矛盾運動過程。在這里深入追溯社會主體在推進區域法治發展的過程中，出于什么樣的動機的考慮，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而導致特定結果的實際過程，這是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所提出的個體性因果分析的基本要求。馬克思的如下論述會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認為，一定社會獨特的政治結構和法的現象，都是建立相應的經濟形式上的。在任何時候，都要從一定的經濟形式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國家形式以及法權現象，找出最深的秘密和隱蔽的基礎?！安贿^，這并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無數不同的經驗的事實，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程度差別，這些變異和程度差別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所提供的事實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币虼?，對于法哲學來說，要對區域法治發展現象進行因果性分析，就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影響社會主體推進區域法治發展進程及其實現結果的原因和因素是多樣復雜的，經濟因素并不是影響區域法治發展及其變革進程的唯一因素，而應當正視，承認和努力揭示各種非經濟因素對區域法治發展進程的深刻影響，把握區域法治現象的運動發展的內在機理。

第四，按照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要把特定的諸要素中從現實中加以升華而形成思維類型。韋伯的個體性因果分析方法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努力找尋個體性行動的因果聯系的理解尺度，進而構造了一個以理想類型為基本表征的理解社學的概念工具系統。按照他的看法，運用這種理想類型概念分析工具，可以使對個體性行動的因果解釋變得更加清晰和可理解?！袄硐腩愋偷母拍顚⒂兄谔岣呶覀冊谘芯恐械耐茢嘣虻哪芰Γ核皇恰僭O’，但它為‘假設’的構造提供指導；它不是對現實的描述，但它旨在為這種描述提供明確的表達手段?！彼?，韋伯把理想類型概念和結構的盛行，看作是一門學科處于青春期的特有的癥狀，強調就理想類型被認為具有經驗有效性或者是一種類概念來說，“科學的成長總是意味著對理想類型的超越”。隨著時光的流逝，韋伯的理想類型學說對社會科學的創新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流淌過程中，我們研究區域法治發展問題，有必要從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出發，把特定的諸要素從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進程的現實中抽取出來，加以概念的升華，形成一定的思維類型或理想類型。進而，運用這一思維類型及其概念工具，考察區域法治發展進程中的各種歷史的和現實的材料，這樣便具有發現的功能。面對著轉型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的重大歷史的與時代的議題，大約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經嘗試著建立一個理論概念框架，試圖運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批判地繼承以韋伯為代表的理解社會學的“理想類型學”方法，提出了由十一對方式變項所組成的概念工具系統，以期形成新的“理想類型學”的分析工具，進而為中國法制現代化問題提供一個基本的分析框架。時至今日，我感到這套概念分析工具的主體內容依然可以用來對于近代以來中國的區域法治發展問題的探討，但需要加入必要的區域性的變量因素和條件。這十一對方式變項運用于區域法治發展的分析過程之核心，即在于把人治的式微、法治的興起作為近代以來中國區域法治轉型發展的基本評估概念工具。而在當下的中國，區域法治發展進程中的二元結構并存的法律狀態，提示我們在運用這套概念工具系統的時候，要更多地考量這一進程及其結構的復雜的歷史性因素。

第五，按照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應當注重對研究對象的具體的歷史性分析。在19世紀晚期德國思想界的歷史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尖銳論戰中，個別化方法的理論分析原則得到了突出和強化，進而成為世俗歷史主義思潮所信奉的文化科學或社會文化科學的基本的方法論信條，并且被轉化為由馬克斯?韋伯所建立的理解社會學的個體性的社會行動理論系統。所以，韋伯熱情洋溢地說道，對于歷史學科這一永遠年青的科學中的一員來說，文化之河不斷地向它們提出問題，“它們工作的核心不僅在于超越一切理想類型，同時也在于新的理想類型的必然出現?！币蛑瑐€別化方法的分析原則本身有著深厚的歷史感。當我們運用這一方法論原則分析中國的區域法治發展問題，擬應意識到這一理論分析原則及其概念系統乃是歷史關系的產物，它們的規定性是從對區域法治發展的歷史與現實的過程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結果的綜合，從而對因果性地解釋區域法治發展現象的所有材料提供了思維上的方便。換句話說，我們研究中國的區域法治發展問題，應當確立這樣的歷史分析基點，即：“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這就是說，要通過深入的歷史性分析，證明區域法治現象的運動發展的內在必然性，證明區域法治現象從一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系秩序的歷史邏輯。要用歷史的眼光和態度去考察不同類型的區域法治現象，在這里首先要占有大量的區域法治現象的材料，闡明這些材料、事實之間的內部聯系及其差異性，分析它們的各種發展形式。當然，反映區域法治發展狀況的材料和事實總是錯綜復雜的，它好比一條鏈條，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善于把握那些影響區域法治的運動發展基本格局的典型事實材料。只有這樣，才不至于使研究工作受到某些次要的、不典型的事實或材料的影響。此外，在考察區域法治發展現象時，要把它們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加以分析。如果不從特定的歷史形式與范圍來分析區域法治發展現象，就不可能理解它一定歷史時期中或發展階段上特定的區域法治發展形態所處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可能合理地評估它的應有的歷史價值。并且，各個歷史時代區域法治現象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條件有所差異，因而它們的具體歷史特點亦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計到所有這些一般的歷史條件及其具體特點，那就根本無法揭示一定時期區域法治發展現象的內在的文化價值屬性。

第六，按照個別化的方法論原則，要高度重視價值基礎和價值評價的特殊意義。這個問題至關重要，我們有必要結合李凱爾特、韋伯的相關論述，作更為深入的討論。與實證主義否定價值的觀點相反，李凱爾特把價值看作是一種指導歷史材料的選擇進而指導一切歷史概念形成的東西，把“價值聯系”視為文化科學的個別化方法得以形成的指導原則，認為“價值能夠與主體的活動相聯系，并由此使主體的活動變成評價”，“價值的實質在于它的有效性”，但是歷史學都不需要討論價值的有效性問題，“價值的有效性并不是歷史問題，肯定的或否定的評價也未構成歷史學家的任務”；但是，這絲毫不意味著否認文化價值所應有的有效性，文化概念“不僅在其形式方面是事實上被普遍承認的價值總和，而且就內容而言也是和這些價值的系統相聯系”，“不管對這些文化價值的事實上的評價如何，這種有效性是這些文化價值所應有的?！庇纱?，李凱爾特提出了文化科學客觀性問題，強調文化科學的客觀性是由文化概念的客觀性所決定的，而后者又是由文化價值的客觀性所決定的，因而文化科學的客觀性的最深厚的基礎在于我們大家企圖促進和支持的那種一般的普遍的文化價值。韋伯吸收了李凱爾特關于價值聯系原則和文化科學客觀性的思想（盡管他并不贊成李凱爾特關于文化科學的客觀性來自于普遍文化價值的觀點）。在他看來，價值判斷屬于主觀性的范疇，乃是個人主觀情感作用的產物，它不是經驗科學所能解決的問題?！耙婚T經驗科學不能告訴任何人應該做什么――但能告訴他能夠做什么――以及在特定條件下――他想什么。的確，在我們的科學中，個人的價值判斷試圖影響尚未被明確承認的科學觀點。它們已經引起持續的混亂，甚至在決定各種事實之間簡單的偶然相互聯系的領域，它們也會根據實現個人理想的機會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即是否有可能獲得某物，而對科學論點做出各式各樣的解釋。”誠然，科學認識需要了解個體性的社會行動的動機，這就必然涉及到價值問題，但是在這里，價值的本質并不在于真實的事實性，而是其有效性?！安贿^，判斷這種價值的有效性是一個信仰問題。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在探討人生和宇宙意義的思辨解釋中得到解決。但是，關于價值有效性的判斷肯定不屬于現在人們所實際從事的經驗科學的范圍。這些終極目標不斷地經受著歷史的變化，因而是不確定的，這一經驗上可證明的事實并不影響科學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分，這與人們經常認為的恰恰相反?！币虼?，韋伯強調在科學研究中重要的在于研究者要保持價值中立的態度，而不要做出價值判斷。應當看到，針對人們對韋伯命題的誤解（即認為經驗科學不能把主觀的評價作為它分析的論題），韋伯鄭重地說道：“不管我過去說過什么，下述‘異議’是非常嚴肅地提出來的：科學致力于獲得‘有價值的結果’，也就是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更進一步說，論題的選擇起本身已經包含了‘評估’?！痹谖覀兛磥?，毋容諱言，作為一門經驗科學的法學，固然要解決法和法律實際上是什么的問題，而且要致力于探討法和法律應當是什么的問題，這是法律科學的學術使命之所在。法制現代化的歷史實踐證明：法律不僅建構于非人格的關系之上，法律是無感性的，是以形式上正當合理的程序制定出來的，因而成為每個人行動的一般模式，從而使人的行為及其后果具有可預期性；法律也是對基本原則的闡釋、維護和實現，諸如正義、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等。因此，在區域法治發展問題的研究過程中，不僅要關注形式問題，也要研究價值與價值評價問題。這就是說，我們要更為深切地關注作為區域法治發展研究的核心意義的“法治”，盡管這個概念的內涵多樣，眾說紛紜，但從本質意義上講，“法治”乃是指謂一種形式法治基礎上的實質性法治的概念。比之形式法治的概念，實質性法治的概念更加關注國家所確立的個人合法愿望和尊嚴可能得以實現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與文化的條件，重視法律下的自由與秩序的良性互動，因而強調維護法治的核心價值。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我們把握區域法治現象的運動發展的時代趨勢，無疑大有裨益。

五、小結

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正在經濟、社會、政治、法律、文化諸領域全方位的深入展開，這是又一場深刻的偉大革命。這一革命性的變化，必然反映到區域法治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推動著區域法治的運動、變化、發展與轉型。為了給這方面的研究確立更為扎實的基礎，本文著重從法哲學方法論意義上探討區域法治發展的理論分析工具。在進入方法論的討論之前，本文主要界定了區域、法治發展和區域法治發展三個概念的基本規定性。一般來說，區域既有全球意義上的區域概念，又有國家層面上的區域概念，后者主要涵蓋以行政轄域層級為基礎的省域、市域（設區的市）和縣域三個層面的地區單元，以及以地緣關系為紐帶的若干相同行政轄域層級的地區共同體，由此構成了本文的討論范圍。法治發展反映了從傳統法制向現代法制的轉型變革的歷史過程，它與法制現代化的概念有著相通的意蘊。而區域法治發展則是與國家法治發展相對而言的，它是國家的國家法治發展在特定空間范圍內的具體展開和實現，從而構成國家法治發展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

篇10

關鍵詞：國際市場營銷：雙語教學；探討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各行各業急需大批既有專業知識又能在國際交流中施展才干的高層次復合人才。相應的，我國的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發展也同步跟進，越來越多的高校開設雙語課程，雙語教學也成了我國教育理論和教學實踐廣為關注的一個熱點教改問題。筆者根據《國際市場營銷學》雙語教學中的實踐和體會，對《國際市場營銷學》課程的雙語教學提出一些設想和建議。

1、雙語教學的含義

雙語教學初始于20世紀初期，但真正被各國廣泛運用則是在20世紀60年代。在國外，大多采用(bilingual education)“雙語教育”而很少使用“雙語教學”的提法。所以對于“雙語教學”，國際社會尚無統一的定義。英國著名的朗曼出版社出版的《朗曼應用語言學詞典》所給的“雙語教學”的定義是能在學校里使用第二語言或外語進行各門學科的教學(The use of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in school for the teaching ofcontentsubjects)。

目前，我國高校，教育行政部門和研究機構、學術論文，都無一例外使用“雙語教學”的提法，約定俗成，筆者亦以授用。但是，“雙語教學”這個現代教育中出現的新概念，應該理解為：教師在學科教育中交互使用本族語和外語甚至完全使用外語進行教學活動，以滿足學習者的工具型的學習動機(instrumentalmotivation)和融合型的學習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簡而言之，所謂的雙語教學，是一種在學科教育的教學活動之中，交替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的教學模式。在用母語進行部分學科教學的同時，也使用外語進行部分乃至全部非語言學科教學。

2、國際市場營銷雙語教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國高校雙語教學探索試點，始于2002年。2005年教育部要求“要提高雙語教學課程的質量，繼續擴大雙語教學課程的數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雙語教學乘勢而上，在普通高校本科教學中全面展開。同時，雙語教學作為教育國際化戰略的一部分，也是中國本土較為快捷地培養“復合型、應用性”國際化人才的寶貴契機和必然選擇。站在這個角度看，國際市場營銷課程雙語教學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應該理解為：

2.1課程本身比較適合雙語教學

“國際市場營銷學”是一門引導學生以國際市場營銷環境為背景，應用營銷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解決企業在國際營銷中所面臨的問題的學科，具有較強的知識性、實踐性與實用性。這門課程本身就來自西方，因此開展雙語學習是它的應有之義。雙語的教與學，不僅易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還有利于學生較快地熟悉西方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等社會環境，掌握扎實的市場營銷理論知識。所以，雙語教學是根據本課程的特點展開的。

2.2有利于強化英語語言能力

現在各高等學校都非常重視外語學習，學生外語水平穩步上升。當前，在校大學生大部分已通過國家英語四級、六級考試，有的甚至達到專業八級水平，能夠較快適應雙語教學的要求，這進一步提高了學生的英文閱讀綜合能力，擴充了詞匯量，掌握了英文專業術語。對于學生畢業之后的工作和學習具有很高的價值。

2.3順應就業市場的需求

在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國際化、強勢化的新形勢下。隨著國際商務活動日趨頻繁和國際經濟技術交流的日益擴大，中國經濟的“國際市場國內化，國內市場國際化”的發展勢態日趨明朗日趨深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高校人才的培養也將步入與世界接軌的知識型社會，國際交流能力成為其所必須具備的能力之一。

2.4促進學科與學術前沿融合

《國際市場營銷學》雙語教學改革，有一個特點和兩個方面的要求。特點是授課教師應當具備較高的英語水平，學生有一定的英語基礎。教學方面，由于本課程系國外引入的新學科，全面詳盡地了解課程設置、教材、參考書、教學理念和教育方法，乃是基本立前提。結合我國教育實際，因材施教，乃是基本立足點?？蒲蟹矫?，本課程內容變化快，如風推流沙，與國際市場風云變化同步。因此，教師應相當熟諳本學科通用的學術體系，更多地關注國際學術研究的前沿動態，及時引進到教學過程之中，研究市場營銷學的地區性和國際性的對立統一關系，推動本學科的教學科研向前發展，躍上新的高點。

3、國際市場營銷雙語教學的模式

關于雙語教學的模式，不少人都借鑒西方各國實施的觀點，比如，雙向式雙語沉浸教學模式(Two-wayBilingualimmer-sion)、保持型雙語教學模式(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過渡性雙語教學模式(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綜合式豐富雙語教學模式(Integrated-Enrichment BilingualEducation)等。但是國外的這些雙語教學模式是針對雙語環境的國家或地區提出的，其應用也都有特殊的社會意圖與教育目的。

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以及各高校自身特點，在推行雙語教學的改革實踐中，應遵循“由少到多、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因材施教、量力而行”的原則實施遞進式的雙語教學。這種教學模式將雙語教學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用英語簡單滲透專業術語。學生初次接觸雙語教學時，心理與視聽上都有一個適應的過程。所以課程以中文講解為主，給出專業術語的英文解釋，鼓勵學生逐步消除對生詞的陌生和畏懼，提高學生對雙語教學的信心和興趣，從而逐漸習慣閱讀英文原版教材。

第二階段：中英文交叉滲透教學內容。本階段必須加大英文的使用程度，鼓勵學生用英文作課堂筆記，用英文完成作業。在這個階段，學生能得到相應的英語聽說訓練，同時也能幫助其對專業內容的準確理解，而且可以進一步降低他們閱讀原版教材的難度，從而提高他們專業知識學習的興趣。

第三階段：英文完全滲透于教學內容。本階段用英文歸納重點和難點，讓學生的英語技能得到全面訓練，形成用英文思維的習慣。具體訓練方式：在課堂回答、小組討論、專業論文、作業以及試卷等等方面，要求學生充分使用英語。為使課堂教學更加生動、活潑。同時也保證教學質量，筆者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結合教學對象的英文水平，主要采取第二、三階段交叉調整的模式，并有針對性地采取以下方法：

3.1采用案例教學法

我院是外語院校，學生的英文基礎普遍較好。因此，筆者 在雙語教學中，毅然使用國外原版教材，引進了國外的知識體系，探索性地運用了一些新的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成效尚好。國外教材顯著特點是以開放式的論述方式展開知識體系，側重于對問題、方法和結論的歸納、理解、比較，遵循和體現了認知過程的科學規律。所謂認知過程，實際上就是學生在學習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過程。因此。筆者的教學理念和教學原則也出現轉變，重過程而非重結果，一切都在過程之中。案例教學法具體而生動地體現了“過程論”的哲學方法論本質，能有效地促進學生在課堂上通過案例分析而將理論與實踐融為一體，加深學生對所學理論知識和具體方法論的理解，較快地提高他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筆者比較成功地運用了案例教學法，受益尚佳。

在教學過程中，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向學生講授國際市場營銷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較多地介紹分析跨國企業的成功或失敗的營銷戰略案例。一方面能夠提高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知識，另一方面能夠增加學生對國際營銷領域現狀的了解。

3.2全員參與式教學

為體現全體學生參與，更好地實現師生互動，筆者采用以下方式鼓勵學生積極參與：(1)小組學習。每次課堂討論開始，都隨機組合4-5人為一小組，打破學生平時好友抱團的習慣，既能做到優勢互補，又能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小組的討論過程和發言人的闡述，都鼓勵學生盡量使用英語。(2)Presen，ration。每學期剛開始時，便布置學生自愿組合，每組2人，準備完成15-20分鐘的英文報告。Presentation的選題自理(書上知識點范圍)，形式不拘，充分發揮學生的想象力和創新能力。此形式一方面能調動學生的自主學習的興趣，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二是能促使每個學生都能有機會站在講臺上參與教學互動過程，打破某些學生的心理障礙，樹立自信心；三是為幫助學生今后在工作崗位能順利進入角色而提供一個鍛煉綜合能力的機會。

4、雙語教學改革的薄弱環節

四川外語學院的雙語教學改革具備語言優勢，起步較早。筆者留學回校從事雙語教學，已經4年。在教學改革上進行了探索性嘗試，既有成功，也存在薄弱環節。

4.1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

雙語教學的最大難點在于起點高、要求高、難度大。學生在單位時間內面臨學科專業知識的學習和深度的專業英文術語的學習，學習任務重、難度大。一定的英文基礎，是學習的必備條件。筆者在商學院非外語專業的不同專業方向的本科教學過程中，經常發現部分學生對雙語教學有抵觸情緒，英語程度較差的學生尤為明顯。一些學生在交流上有畏難情緒，上課時注意力容易分散，不能達到預期的雙語教學效果。另外，為了使學生在課堂上能更好地跟上教學節奏，《國際市場營銷》雙語教學往往強調課前預習，讓學生在課前提前理解英文案例背景資料；強調課后復習，消化課堂上的重點與難點。這就相當于對學生的自主性學習有了更高的要求。

4.2充分調動學生參與的興趣與熱情

雙語教學強調的是師生之間用英語進行專業學科的教與學，交流與互動，目的是掌握學科的知識要點，而不僅僅是或淪為學生聽老師上英語課。因此，教師的第一目標，是在雙語教學過程中激發學生的學習愿望、學習興趣，培養他們強烈參與的積極性，以及用英語思維和表達的能力。

4.3合理設置考核方式

考試是一種測評手段，也是撬動學習積極性的方式之一，鑒于雙語教學的特殊性，筆者更看重考試對學習積極性的激發，設置了比較合理的有針對性的考核方式。為求全面評估雙語教學效果，靈活運用筆試、口試、閉卷、開卷等考核方式，加大平時成績的比重。并兼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水平(包括課堂發言、討論及Prescntation)。爭取達到這樣一個計分比例：平時成績占40％，期末筆試占60％。合理的考核方式，能夠激勵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思維能力以及知識掌握能力。

另外在期末考試的試卷上，多設計一些能體現學生獨立解決問題、分析問題能力的主觀題，少一些死記硬背的客觀題。我們應該認識到不僅是教學方式上的改革，考核方式也需要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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