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社會科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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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

科學合理性一直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內容。正如邏輯實證主義代表人物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所言，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是闡明科學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勞丹在《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也有對科學合理性極為重視的類似表達。同時，科學合理性理論一直是科學哲學中眾說紛紜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內容。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哲學家們大多把科學知識視為自然之鏡，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此時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當以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標準科學合理性模型(又稱邏輯合理性模型)為典范，該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規則，例如：邏輯規則、算術規則、數學及科學方法論等。以卡爾納普、賴欣巴哈等為代表人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把觀察看作是不可懷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單靠經驗可決定理論真偽，通過制定對應的規則來檢驗定理，進而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正如賴欣巴哈所言：“哲學不過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歸納邏輯應當是科學知識合理性的根據，理論之被接受……是以事實到理論的推論為基礎；這個推論不是演繹的，而是歸納的。所給予的是觀察材料，觀察材料構成確定的知識，理論是通過確定的知識被證為有效的?！盵1]值得一提的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注重把邏輯和方法的不變性作為科學合理性標準，并沒有考慮科學發現中的歷史、社會和心理因素。緊隨其后，批判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隨者雖然在劃界標準、科學邏輯的性質上與邏輯經驗主義有著嚴重分歧，對他們的意義標準并無興趣，排斥歸納邏輯，但他們的科學方法論仍然是科學邏輯，只不過是比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更強的演繹邏輯而已。同樣，他們也沒考慮科學發現范圍內的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學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學哲學的首要原則就是選擇一些方法論原則，以構成全部科學研究的說明性工作的框架。在這種哲學的指導下，人們就應該可以把科學展示成具體體現這種科學哲學的各種原理，并且是根據它的教誨而發展的某種過程。只要人們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根據哲學來表明科學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確立在科學方法論原理上的工作稱為“合理性重建”或“內在的歷史”。同時，拉卡托斯認為給社會學家預留了一個角色，讓他們以“外在的社會史”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說明的非理性的殘余物。拉卡托斯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①內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學發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說明科學發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對于外在史來說，內在史具有一種重要的優越地位，外史不過彌補了存在于合理性與現實性之間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屬于“病態”社會學研究，亦即科學方法無法充分說明的所有問題，就移交給社會學家進行研究，進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說明。拉卡托斯說：認為科學的內在的歷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歷史是第二位的，因為外在的歷史之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由內在的歷史界定的。外在的歷史要么對速度、位置、選擇性等以及對人們根據內在的歷史解釋的各種歷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說明；要么在歷史與人們對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時，提出對這種不同之發生原因的經驗性說明。但是科學增長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說明。

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中，把科學合理性與進步性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進步的理論選擇?？茖W進步則表現在一個理論總體解題效力的提高，即盡量擴大已解決的經驗問題的范圍，同時盡量縮小反常問題和概念問題的范圍。同時，勞丹對“認知社會學”提出了警告：“我們若要研究科學的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盵2]230在他看來，科學的合理性只是意味著整體上遵循科學的方法，并不是說科學家的行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強綱領SSK的原則不能界定一個值得承認的科學實踐方式(即知識社會學)，它對科學實踐的說明也不能用于說明它自身。勞丹希望社會學家扮演著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與思想史和認識論完全不相干的科學的非認識的社會學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劃界原則的前提條件下進入認識論。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建議社會學家遵循一種“外理性原則”。按照這種方法論的約定，“當且僅當那些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解釋時，知識社會學才可能參與對信念的解釋。”[2]217這種思想史家與知識社會學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頓·史密斯[3]的支持。牛頓·史密斯認為，至少存在關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說明，可以用來決定一個確定的信念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數科學哲學是“內在”于科學的認識論之中，區分了科學知識的標準、證據與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認識論之外的社會因素之間的區別。在社會學內部，由羅伯特·默頓所確立的規范的社會學傳統，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占統治地位，強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自然科學，但堅持科學制度與規范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拒絕社會學介入科學知識的成功內容。默頓學派一直關心的是科學工作是怎么樣在制度化與文化中體現出來，恰當地解釋它們為什么會脫離了已有的社會規范。

面對著科學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務，布魯爾與巴恩斯提出了強烈的異議。對知識內容在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強烈不滿。為此布魯爾提出了對稱性原則。對稱性原則是布魯爾強綱領的核心[4]，其具體內容是同一類型的原因應當既可以說明真實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對稱性原則堅持，無論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觀點還是不合理的觀點，只要它們為集體所堅信，就全部都應平等地作為社會學的探究對象，都應訴諸于同樣類型的原因獲得解釋。這就意味著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認識論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別優越的地位。從而否定了理性模式，為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尋求合法依據。布魯爾曾經多次舉一個例子[5]來說明這種對稱性?？紤]兩種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個部落中，都有一些人們傳統的信念，以及人們普遍接受的被認為比其他理由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每一個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達其偏好的詞匯。面臨著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與另一個部落文化信念之間進行選擇時，每一個人都很自然地傾向于自己的文化傳統。對部落的人來說，這些文化傳統將會提供可用來對信念的選擇進行證明的或辯護的規范與標準。關鍵在于，社會建構主義認為，他們的選擇與評價像這兩個部落的成員的選擇及評價一樣，是與環境密切相關的，并不存在著與環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范，并且“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種環境中可算作是某種信念的“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在另外一種環境中會被看作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因此，社會建構主義所關注的并不是“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它所關注的恰恰是“可以作為證據的原因”的理由。堅持知識與信仰是一回事。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人們只能夠依賴于其部落的傳統信念來對真理與謬誤做出“直接”的肯定。社會建構在社會語境下對科學合理性的一種解讀，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內容最終被歸結為某一共同體采用的社會文化規范，消除了科學合理性的客觀理性基礎。正如馬丁·霍利斯在《社會對實在的破壞》一文中所言，“強綱領的目的是腐蝕掉人們所熟悉的客觀性概念之理性基礎”[6]。

布魯爾的上述觀點引發了勞丹與他的一場著名的爭論。勞丹認為，不論科學研究的個體還是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構成對稱性主題。首先，就科學研究的個體而言，他在采納某種理論信念之前，必須具體說明該理論信念的因果關系和邏輯基礎，用因果關系解釋理論信念，通過邏輯推論過程完成因果解釋，這樣就可成為保證其理性信念的原因。與此相對的，對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釋卻需要極為不同的解釋，因為它們是“由社會和心理行為的直接行為導致的信念”[7]59。勞丹曾舉例說：“如果接受某種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結果，那么認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會或經濟原因引起的就毫無道理了。對信念Y和Z的接受當然也可能是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此時我們可以認為對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會境況的間接結果。但是這并不能用來反駁以下說法：對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說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結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與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關，那么對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說明看來應該根據理性之外的因素來作出，例如該信仰者社會(或心理)的狀況?！盵2]207其次，就科學研究的群體而言，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產生的條件也完全不同?！拔覀兛梢栽O想，人類社會存在兩個群體：一個是非理性社會，另一個是理性社會。在理性社會中，人們只能在仔細懷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動者(指理性社會群體)自我意識到與自然相關部分的因果聯系后才會采納信仰，這些相互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構成理性行動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會里，即允許存在認識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里，每個人可以采用獨立于任何公共的認知政策的信仰。每個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沒有；每個人可以有信仰的證據，也可以沒有等等?！盵7]62理性社會和非理性社會的信念形成社會機制完全不同，兩種不同信念來源于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基礎，這直接駁斥了布魯爾的對稱性原則。

對上述勞丹論證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觀點，布魯爾予以激烈的批評和反駁。布魯爾認為，勞丹的理性解釋模式實際就是“手段—目的計算模型”，該模型不論用于科學研究個體還是群體都缺乏說服力，更無法否定對稱性。他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貶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經歷恐嚇、賄賂、洗腦或者損傷后的頭腦內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產生真的不同嗎?布魯爾認為，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比不過是表明了“大腦是一個計算的機器”，“理性”表明機器處于運行狀態，“非理性”是表明機器中斷和失控的標簽[8]。機器的運行和中斷不過是裝置的兩種可能的物理狀態，這種狀態不需要任何先驗的評價，“運行”和“中斷”的語言體現了對稱性原則。布魯爾還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把對稱性理解為“完全因果同質”即同種原因只能產生同種結果。而實際上，同種原因完全可產生不同的結果。

總之，勞丹在這爭論中始終堅持外理性原則，堅定地捍衛科學合理性理論。而布魯爾則一直堅持要用對稱性原則來取代科學哲學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張對所有的信念進行社會因素解釋。勞丹在這里不僅強調了知識，而且還強調了知識是真實的內容。從這一點來看，像勞丹那樣要求把產生真實信念的機制與產生錯誤虛假機制區分開來的做法看來是合理的，因為它是借助了自然來進行的辯護機制。但如果強調的是“制造過程”，那么要求解釋產生信念的機制，而不問其認識論地位如何，同樣也是合理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布魯爾認為除非社會約定，否則不會存在著這樣一個過程，能夠區分出真與假的信念，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發現的語境取代辯護的邏輯

社會建構與科學哲學之爭的關鍵還在于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之爭?？茖W或更為一般的經驗探索，就是利用種種手段去發現世界可能是如何，但無論什么樣的結果出現，得服從具有權威的哲學判斷，以確保是合理的知識?？茖W哲學本身就具有某些毫無疑問的評價標準，如一套先驗的邏輯范疇，無論是在康德意義上，還是在邏輯實證主義意義上，這套規范都是無時間性的。

社會建構主義關鍵點在于拒斥這種“第一哲學”，他們認為，首先，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的區分是非常難以進行的；其次，有關勞動分工的問題，也即科學家的工作在前，哲學家的工作在后。這特別在邏輯經驗主義的工作中體現得最為突出，他們趨向于把科學哲學視為一種在時間上后繼，是尋求對“完成了的”陳述系統的永恒的評價標準。再次，它還會產生出科學家自己在評價他們工作的角色與權利的問題，因為它同樣把評價權威置于科學家之上，以致蔑視實際的科學工作者的能力與決定權。

社會建構主義還認為，作為一種合理的論證的辯護模式，消除了科學研究實際上所涉及的艱苦工作。在具有邏輯重構特征的論證被形成之前，(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所感興趣的)幾乎所有的艱苦工作都已經完成。但對哲學家來說，論證是很有規則的，它并不會顯現科學家實際上所顯現的工作步驟。這種重構或許可能表明我們外行人能夠接受的科學結論，但這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理想化了認知活動的概念。如果認為這種重構代表著科學家在制造知識過程中的實際推理，那么這與科學家的實踐的認知活動無關。

這種區分還具有更進一步的意義。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對發現的(邏輯)理性的明確拒斥。邏輯實證主義視發現的過程為隨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運的。因此，科學哲學傾向于放棄對歷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或者說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進行研究的實際場所的混沌狀態的語境。獲取帶有真理主張的理論的科學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社會與歷史環境中獲取了他們帶有機遇與幸運的成果，但科學哲學家總是要施展他們的想像力、理論與實驗方法的嚴格性來制止這類混亂的語境，他們所制造的理論能夠被合法化與建構為真理的命題，他們為科學家制造了帶有徹底簡明與確定特性的邏輯的評價標準。

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科學發現的語境，就像語境自身一樣，是不能被化為經驗的。但對辯護語境的分析卻給形式邏輯以特權。“賴欣巴哈有關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語境的區分的要點在于有關科學數據產生的信息是無關于對這些數據的評價的?！盵9]還有另外一種區分，即“內部”與“外部”之分，內部被確定為邏輯的，而外部被認為是經驗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會建構主義的突破點就在于尋求發現中邏輯的作用，尋求辯護中的科學合理性的產生的社會致因。這樣，邏輯在發現中就具有作用，社會與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價值”在辯護中也就扮演著重要角色。

隨著“價值”一詞的引入，兩種語境的區分中的問題最終顯露出來：傳統的科學哲學所持有的發現的與辯護的區分，目的在于強調上述“價值”對理論的評價(規范標準)的無關性。規范并不是來自于經驗的結果：兩者間有著一個無法逾越的界線。兩種語境的區分是邏輯實證主義的中心教條。社會建構主義否認這種鴻溝的存在。因此，從一開始，強綱領SSK與科學哲學的對抗，甚至超過了它與默頓式的科學社會學的對抗。強綱領SSK要求用社會學來取代科學哲學，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樣：“布魯爾不斷地把傳統哲學及其‘理性主義’的認識論作為一種特殊的目標。強綱領的整個事業就是特別關注于用社會學來取代所有的傳統的認識論，繼承了被稱之為哲學的所有主題”[10]。

科學哲學家認為觀察與推理對辯護是關鍵的。社會建構主義聲稱，當他們把觀察與推理置于其真實的語境之中時，這些實踐看起來并不像是哲學家所歸屬的辯護的結果。也就是說，科學家不僅是在觀察；他們在特殊的場所，為特殊的目的而設計與操作特殊的實驗，他們用特殊的測量儀器來計算特殊的樣本，他們為特殊的田野研究選擇特殊的場所?？茖W家并不理性；他們解釋觀察與實驗，他們支持或批評猜測或假說，他們推理出結果，他們把模式擴展到新領域。在他們進行的所有活動過程中，他們有著多種理由來進行一種特殊的選擇與決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應用、審美價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費者的利益、對形而上學與意識形態的反映。這些就是包含在“社會”大傘下的各種因素。社會學家主張知識生產就體現在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著這樣的實際實踐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脫離了在哲學描述中的理想，知識并不具有傳統哲學所描述的那種優越性。

三、以建構論取代實在論

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問題，在波普看來是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并且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科學方法論中尋求答案，因為，方法論可以解釋科學在提供有關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識方面的優越性。在波普以前，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是通過經驗積累的經驗證據來為理論做出辯護，科學家運用確定的事實來證實理論，如果他們成功了，那么科學就在向真理邁進。波普意識到，這種實證主義的策略會因為歸納問題而擱淺。因此，他更偏向于證偽而不是證實，用猜想代替了確定的真理?？茖W通過大膽的猜想與嚴厲的批判而走向真理?？茖W家從問題出發，走向邏輯概括與基本語句，這些理論概括與基本語句在原則上都是可反駁的。猜想越大膽，科學(客觀知識)進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學必須接受嚴厲的判決性實驗的檢驗，盡最大的努力去反駁理論。沒有什么理論能夠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學不是證實的游戲(尋求與普遍的理論相吻合的證據)，而是反駁的游戲(尋求證據來反駁它)，科學理論不是確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膽的猜測。波普的證偽主義為區分科學語句與非科學語句提供了一個劃界標準。對波普的劃界標準，柯林斯認為其問題集中在證偽性的經驗證據是否具有可重復性這一點上?？勺C實性或可證偽性作為一個邏輯條件，而證實與證偽卻是實際的觀察與實驗的過程，波普與柯林斯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爭論的焦點在于，證偽是用直白而清晰證據去反駁理論，還是說證偽過程具有解釋的模糊性，只有通過復雜的社會磋商來解決。此時，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謂的“實驗者回歸”的問題：最著名的論證出現在其《改變秩序》一書所討論的韋伯對引力波探測的實驗中。最初的發現刺激了大量在實驗上“重復驗證”的努力，包括許多物理學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測器”。結果是一組類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測實驗，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結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引力波是否已經被探測到的問題同樣也是實驗是否有能力的問題，什么樣的探測器被正確地設計的問題。如果我們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樣圍繞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就能說什么樣的實驗是有能力的，什么樣的探測器是好的。如果我們知道了什么樣的實驗是能勝任的，我們就能說引力波是什么樣的。這樣，在柯林斯看來，并不存在嚴格的標準來判斷一種合理的實驗結果或者一種好的實驗儀器，所有評價儀器的標準依賴于儀器在實驗中所產生的結果。這樣就導致一種實驗的循環：好的實驗儀器只有通過其獲得的正確結果來定義，而正確的結果只有用好的儀器才能獲得。柯林斯堅持認為這種不正常的循環總是要困擾任何實驗者。這就是“實驗者回歸”。在實踐中，這種回歸是通過科學家之間的談判來解決的，并且這種談判并不依賴于任何認識論的標準，而是靠解釋學的力量來解決的，特別是由參與這場爭論的科學家盟友與其敵人所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過程。“核心群”成員的活動，是運用“磋商策略”來打破實驗者的回歸，其結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滿意的“適當的科學知識”。正是“核心群賦予社會偶然性以方法論的正當性”[11]。這就不僅對實驗證據的確定性，而且對其合理性也產生了懷疑。因此，實驗并不能為科學知識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礎。所以，在柯林斯看來，正是科學家之間的談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決定著什么作為一種有能力的實驗，決定著什么才能算作實驗結果，因此，這項研究對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提出了挑戰。確定某些實驗是否重復、是否可信，這僅是權力的顯現，是一種文化與修辭的游戲，結果，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就成為科學家之間磋商的產物，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

總之，20世紀70年代布魯爾提出了強綱領之后，標志著科學哲學出現了社會學轉向，傳統的科學哲學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應該承認強綱領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這主要因為它突破了傳統哲學預設的自然科學知識內容不可被社會學家碰的，打開了科學知識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科學知識的廣闊的社會與文化的分析語境，正確地看到了社會與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種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社會因素是首要并且是決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借助于權力與修辭手段社會性建構出來的；在這建構過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幾乎不起任何作用。這種貶低甚至完全忽視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斷了知識與物理世界的聯系，顯然消解了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性，也沒有給科學的內在邏輯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樣：“在對科學知識的實際產生和演化過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狀態的基本作用被社會語境所取代(在這種社會語境中研究資源以一種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認識論術語，諸如實在論和相對主義，應該相應地用社會術語所取代(諸如由某些研究資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證據等)。而這必然導致去消解科學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學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與揭示自然奧秘聯系在一起?！盵12]因此，對科學哲學中傳統問題的探討，我們不光要重視社會維度，也要更重視自然維度，不能顧此失彼。當然，我們也不贊同科學哲學中的反映論傳統，我們應該從理論走向實踐，從表征走向干預。這種實踐的科學觀它包容了諸如自然與社會、理性—非理性、主觀—客觀、主體—客體、物質—精神、可說—不可說等一系列矛盾的辯證運動，實踐范疇因而具有不可還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過程客觀性?？茖W實踐中所融入的所有的異質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實踐的開放性過程中歷史性地注入科學實踐的過程，并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制造出科學。這一過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強行地化歸為單一要素(如化歸為自然，或化歸為社會)，而是一種辯證的綜合，科學是在各種異質性要素的辯證的綜合的語境之中突現出來的。

摘要：社會建構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向科學哲學提出了挑戰，目的是要用社會實在論來取代自然實在論。這種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以發現的語境取代辯護的邏輯、以建構論取代實在論。

關鍵詞：社會建構；科學哲學；科學實踐

參考文獻：

[1]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M].伯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78.

[2]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M].方在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

[3]SMITHWN.Therationalityofscience[M].Boston：Routledge&KeganPaul，1981：238-257.

[4]大衛·布魯爾.知識與社會意象[M].艾彥，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7.

[5]BARNESB，BLOORD.Relativism，rationalismandthesociologyofknowledge[M]//HOLLISM，LUKESS.Rationalityand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Press，1983：29-30.

[6]HOLLISM.Thesocialdestructionofreality[M]//HOLLISM，LUKESS.Rationalityand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Press，1982：69.

[7]LAUDANL.Thepeudoscienceofscience[M]//BROWNJR.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Ho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

[8]BLOORD.Thestrengthofthestrongprogramme[M]//BROWNJR.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Ho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84.

[9]SEAGELH.Justification，discoveryandthenaturalizingofepistemology[J].PhilosophyofScience，1980，47：297-332.

[10]SLEZAKP.Bloor''''sBluff[J].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1991，5(3)：241-256.

篇2

盡管本刊采取了有力措施加強校對工作，但迄今仍未能徹底杜絕文章中的極少錯別字。我們一直都非常歡迎讀者朋友在閱讀本刊過程中，隨時挑出錯別字，以凈化作品?，F特在本版設“除蕪”小欄目，請將您挑出來的錯別字隨時通過電子信箱或信函告知，我們將視實際情況刊登并寄致樣刊。

另，從今年起，歡迎各位對本刊各期封面評頭品足，我們將擇優刊發在本版“面譚”小欄內，并致樣刊、稿酬。

?感悟?

朱鐵志先生從醫院收費制度“忽發奇想”到編輯也可以照此規矩“創收”。受此啟發，我作為教育工作者，照葫蘆畫瓢為學校“創收”：學生每天入校門先登記，收費五元，這是“掛號”；想聽高級教師講課，收費一百元，這叫“專家會診”；進入教室聽教師講課，各科收費不等，一般每節課一百元左右，這叫“全方位檢查”； 具體項目另行收費，如物理做實驗當然要另行收費，一百或二百不等，這相當于“儀器檢查”，類似于心電、B超、CT等；體育、音樂、美術等專業化程度較高，收費要多一些，當然可以自愿選擇，不過建議檢查的你不檢查，后果自負；如語文，學會一個生字交五元，學會一個生詞交十元，學會一個句式交三十元，這是“用藥”；英語是進口的，成本太大，收費自然更高一些，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至于有在學校住宿的、吃飯的、喝水的、上廁所的，當然是按規定各交各的費了，為了方便學習嘛，相當于“住院治療”，路途遠的總不能天天來回跑吧？

（讀2010年12月[中]《忽發奇想》）

趙玄靜（黑龍江）

讀罷《趙作海案善后官員的精神暴力》一文，很有感觸。在權力泛濫的社會，醫生救死扶傷的天職，需要患者用紅包感謝；警察保一方平安的責任，需要居民拿錦旗感謝；勇奪金牌為國爭光，要先謝國家，后謝父母；領導下鄉送溫暖，被溫暖者要流著淚感恩戴德；見義勇為犧牲者的家屬，接受采訪時要說“十分安慰和自豪”……權力導演下裸的精神暴力，就這樣淋漓盡致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唯有將權力關進牢籠，讓每個人的權利都能得到憲法的保障，讓所有人都有尊嚴的活著，才能徹底消除權力的精神暴力。也唯有如此，構建服務型公民社會的目標才能實現。

（讀2010年11月[中]《趙作海案善后官員的精神暴力》）

胡齊明（廣東）

您好！

我酷愛讀書寫作。我寫雜文和評論，也寫散文和哲學社會科學論文。在寫作中，我堅持自己獨立的觀察和思考，堅持提升文章的哲理意義，堅持文藝的美和感情，也堅持自己獨立的風格。自上個月以來，我已完成了十篇雜文和評論，兩篇散文，兩篇論文。不過，投出去的文章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我向你們也投過稿）。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獲得編輯的青睞？要如何才能打動編輯？為何投稿后音信全無？

我認為雜文應當有如下性格：同情痛苦，仇恨侵害，批判媚俗，蘊含哲理。

渴望交流，敬請賜教！希望這次不讓我失望。

祝工作順利！

蔣用成（四川）

蔣先生：您好！

正如您所說，寫作貴在“堅持”。每個人在初涉文學殿堂的時候，都會如您一樣遇到一些挫折。在此，我們希望您不要灰心，建議您多多閱讀名家名作，從他們那里汲取文學養分，提升寫作素養；同時，自己也要不斷嘗試，堅持經常動筆，積累創作經驗。

篇3

關鍵詞：教育服務貿易；貿易逆差；高等教育

中圖分類號:F279.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392（2008）08-0023-04

一､我國教育服務貿易逆差的表現

（一）我國接受外國留學生與派出留學生的比例嚴重失調

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承諾，對境外消費未作任何限制，對過境交付未作承諾，允許具有一定資格的境外教育服務提供者來華工作。由于以上承諾，加入WTO后，我國赴外留學人數增長迅速，吸收國外來華留學人數有所增長，但遠趕不上前者的增長勢頭，因而我國的教育服務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從表1可以看出，從2000年以來，我國大多數年份出國留學的人數要大于來華留學的人數，呈現“逆差”狀態。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已經達2000萬，居世界第一。以OECD經濟合作組織國家外國留學生占本國在校大學生人數3%標準計算，我國每年招收的留學生可以達到60萬人之多。即便是招收留學生最多的2006年，也僅僅達到了此標準的27.12%，可見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巨大的差距。

（二）我國教育服務貿易中的外匯流入與外匯流出也存在巨額逆差

除了人員“流出”與“流入”的“逆差”外，從資金的流向上來看，我國赴外留學的費用要高于來華留學的費用。雖然近幾年來華留學人數，特別是自費來華留學人數的增加給我國教育市場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收入。但與我國留學生付給其他國家的費用相比，差距很大。我國1997年修訂的《自費來華留學生收費標準》為：以人民幣計算，文科類專業：（1）本科大學生：14000―26000元/學年；（2）碩士研究生：18000―30000元/學年；（3）博士研究生：22000―34000元/學年；（4）短期生，學習時間約為一個月的，3000―4800元；學習時間約為三個月的，8000―10000元。（5）理科和工科類專業比照文科相應類別學費標準上浮10%―30%；（6）醫學､藝術､體育類專業比照文科相應類別學費標準上浮50%―100%。?？粕推胀ㄟM修生比照本科生標準收費；高級進修生比照碩士研究生標準收費；研究學者比照博士研究生標準收費。加上生活費､旅游費和其他費用，每個留學生每年大約花費5―6萬元人民幣，以年均10萬在華自費留學生的高限計算，由教育服務貿易的出口帶來的外匯收入也僅為每年50―60億人民幣。

而在歐美，留學生的學費是本國學生的2―4倍，普遍在15000-25000美元/學年之間，哈佛大學更是高達30000美元/學年。從我國各類留學咨詢機構了解的情況來看，以人民幣計算，自費留學去英國需要8―18萬/年，去加拿大需要12―15萬元/年，去澳大利亞､新西蘭需要8―10萬元/年，去日本需要14―17萬元/年，去美國每年需要20萬元以上。而且近年來各國學費標準還有上漲的趨勢，按照每人每年12―18萬人民幣的低限來計算，我國平均每年有近10億人民幣的教育資金流向國外。

二､我國教育服務貿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一）制度性原因

1.我國現有的留學生激勵制度不完善。一是我國現有的留學生獎學金種類及金額較少?？v觀教育服務貿易發達國家的做法，獎學金是吸引外國留學生的一種重要杠桿。發達國家為了擴大教育服務貿易的出口額，紛紛設立各種獎學金來吸引留學生。美國的獎學金有聯邦獎學金､私人基金獎學金､學院內獎學金､系科獎學金､假期獎學金等種類，而且金額和享受獎學金的人數比例也較高。目前，我國的留學生獎學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主要有外國留學生獎學金､長城獎學金､HSK獎學金､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外國漢語教師短期研修獎學金等幾種。金額低，種類少，覆蓋范圍小。只有少量公費留學生可以獲得政府獎學金，對高達90%的自費留學生則很少有相應的激勵手段。而大部分高等教育機構及民間團體､企業由于缺乏相應知識，很少為外國留學生提供專項獎學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留學生規模的擴大。二是相關規定缺乏彈性。通常來說，能享受到各類獎學金的留學生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留學生需要邊打工邊籌措學習費用。但我國相關法律卻對外國留學生打工進行了嚴格限制。2000年國家教委頒布的《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管理規定》第六章第三十六條規定：“外國留學生在校學間不得就業､經商､或從事其他經營性活動”。這一規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費留學生的進入。而教育服務發學生合法打工。如法國為了解決留學生打工難的問題，內政部和就業部于2002年1月兩條政令，允許外國留學生在學業中進行半日打工，學業結束后，只要提供雇用證明，就可變學習居留為工作居留。德國政府修改后的《外國人法管理條例》也允許外國留學生勤工儉學，給每年在本州畢業的約11000名外國留學生中的前1000名以無限制的工作和居留許可。

2.招收外國留學生主體資格的缺失。目前，我國只有500多所經教育部批準的實施全日制高等學歷教育的普通高等學校具有招收外國留學生的資格。民辦教育機構均被拒之門外。這與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與需求是不相適應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留學教育服務出口規模的擴大。以漢語教學為例，目前全球共有2500萬外國人學習漢語，而我國卻僅有400多家從事留學生短期漢語教學的教育機構。一些民辦教育機構由于政策的限制，無法開展對外漢語培訓，從而影響了留學生招生規模的擴大，造成了我國具備招收外國留學生資格的教育機構性質過于單一，數量過少，制約了教育服務貿易的擴張。

3.醫療保障制度不完善。對于沒有收入或收入微的外國留學生而言，教育服務出口國能否提供完善的醫療保障制度也是決定其選擇方向的一個重要因素。許多發達國家的醫療保險系統己比較成熟，如在英國，只要留學超過六個月，就可以享受國家健康體系的免費服務，無需購買醫療保險。日本國際教育交流協會設立了“外國留學生醫療補助制度”，留學生在醫院接受治療后，可持醫療費收據與國民健康保險證到留學生科申請補助，將會獲得個人支付醫療費80%的補助。而我國教育部從2000年起才開始為享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來華留學生購買醫療保險，對自費留學生只是規定其可在任何一家保險公司購買保險。這種做法顯然對大多數自費留學生缺乏足夠的吸引力。

（二）微觀原因

1.我國高等教育相對規模較小，導致教育服務貿易出口規模遠低于發達國家。一國的高等教育規模越大，所能吸收的外國留學生的絕對人數也就越多。我國雖然在2003年就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國，但由于我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為美國的5―6倍，因而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特別是優質教育仍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接受高等教育對大多數青年人來說仍屬于奢侈品。這種現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教育服務出口比較優勢的形成，形成了進口大于出口的貿易態勢。我國社會經濟的其他方面已經進入了買方市場，但高等教育仍處于賣方市場。同時，隨著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越來越多，對高等層次教育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在國內高等教育資源不能滿足其需求的情況下，很多人寧愿花費較大的代價到國外去接受優質的高層次的教育，這就引發了出國留學的人數快速增長的態勢。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的社會地位和國際知名度己經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但還不具各大規模招收留學生所需的資源，教育資源的有限性從根本上制約了我國接受留學生的數量和規模，也是我國在教育服務中處于逆差地位的重要原因。

2.我國高等教育總體質量不高，國際化程度低。一國的總體教育質量是服務貿易發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總體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國內一流高校還未能擠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這自然制約了來華留學的高質生源的數量。從我國科學論文在國際三大權威索引（SCI）､工程文獻索5l（El）和國際科技會議論文索引（lSTP）所占總數的世界排名來看，近年來我國的排名在穩步上升。2005年科學引文索引（SCl）､工程文獻索引（El）和國際科技會議論文索引（ISTP）分別排世界第五位､第五位和第二位（見表2）。盡管中國近年來科研產出數量增加很快，但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占世界科學知識生產數量的比重仍然很小。從占世界SCl論文的比例來看，美國基本上穩定在30%左右，英國在8%左右，日本､德國也在7%左右，而中國僅占5%左右（見表3）。從在國際上的引用率來看，我國與美､英､德､日等國的差距較大，只與中國臺灣和韓國接近。

據相關資料統計，世界一流大學的外國留學生已占到學校總人數的15%以上，如斯坦福大學為21.8%，哈佛大學為20%，麻省理工大學為21.7%，牛津大學為22.5%，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生部外國留學生所占比例更是高達60%之多。而我國留學生人數只占高等學校在籍人數的0.5%左右。即便是招收留學生最多的北京大學也僅為10%，清華大學為5%。

3.專業學科要素票賦和優勢分布不均衡。我國針對外國留學生開設的專業較少，且主要局限于漢語言､中醫､戲曲等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專業，理､工､藝術､體育等專業相對還較少，商業和新興技術學科還很薄弱。而美國各大學針對留學生設置的專業高達5000多種，日本也有3000多種，英國更是高達8000多種。

三､改善我國教育服務貿易逆差的對策建議

（一）宏觀方面的對策

1.進行制度創新，有效解決留學生的學習費用問題。為了吸引更多的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我們可參照發達國家的做法，進一步拓寬籌資渠道，擴大留學生獲得獎學金的額度，提高資助額度，在現有的以國家撥款為主的留學生獎學金制度的基礎上，各省級財政也可拿出一部分資金設立“基地”獎學金，同時鼓勵民間團體､企業設立面向外國留學生專項獎學金。

即便是擴大獎學金的覆蓋范圍后，能獲得各類獎學金的留學生也只是少數。大多數留學生仍需要通過課外打工來籌措學習費用。近年來，我國每年有在讀外國留學生己經超過10萬人，面對如此豐富的人力資源，建議對有關法律做一些適應性的修正?？梢钥紤]允許在我國進行全日制學習的外國留學生和進修學者兼任一定的勞務，允許外國留學生經過合法的申請程序在我國的產業､經濟､文教等部門做一些兼職。這樣一方面可以部分解決在華留學生的學習費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解決一些企業和事業單位對具有一定的語言技能和工作經驗的外國人的臨時需要，節約了成本。

2.放寬對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限制，鼓勵優秀民辦高校參與招收留學生。根據波特的國際競爭優勢理論，本地競爭會迫使廠商降低成本，改善品質和服務，并創造新的產品和工藝。為促進我國教育服務貿易的發展，可以考慮適當放寬對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限制，允許一些實力強､質量好､口碑好的民辦高校招收留學生，擴大高校之間約有序競爭，通過競爭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如果允許民辦高校每年招收1―2萬留學生，將會拉動近百億的教育消費。

3.完善現有的外國留學生醫療保險制度。2003年，教育部與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與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關于中國政府獎學金來華留學生綜合保險的合作協議》，規定教育部將在未來5年每年為享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來華留學生投保中國平安保險公司“來華留學生綜合保險（團體險）”，最高賠付金額高達51萬元人民幣。該協議在完善來華留學生醫療保險制度萬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其對象只是針對享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留學生。如前所述，來華留學生中90%以上是自費留學生。目前我們應完善針對來華留學生的具有社會保險性質的醫療保險制度，隨著外國留學生醫療保險體系的完善，可在適當的時機把參加醫療保險作為外國留學生入學的一項必備條件，為更多的自費留學生提供這萬面的服務和保障。

（二）微觀主體對策

1.整合高等教育資源，發揮聯合辦學的放大和匯聚作用。要素票賦理論，國家所擁有的要素票賦的差異是產生國際貿易的重要原因。一國如果能對生產要素進行優化組合，在某種商品的生產中多使用其充裕的便宜的生產要素，就會在該商品上擁有比較優勢。適用于教育服務貿易領域，一國能否提高其在國際教育服務市場上的份額并從中獲益，不僅取決于該國高等教育的比較優勢，而且取決于其提供教育服務的生產要素組合是否具有競爭力。

根據教育部的規定，我國共有500所左右高?？梢宰灾髡惺樟魧W生，但目前存在著留學生云集少數名校，發展嚴重不均衡的現象。為了避免名校效應帶來的消極影響，可以考慮區域內高校聯合招生的模式，把各大高校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按學科和專業來聯合培養留學生，實現優勢互補，創造“1+1>2”的效果。各高?？梢詮穆摵限k學中獲取比其單獨活動大得多的利益，從而形成資源共享，利益共享的良性合作模式，有效擴大我國留學生的整體招生規模。

2.加快教育品牌建設，走教育服務品牌特色化道路。品牌是市場發展的產物，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經濟發展趨勢下，消費者對品牌的認識甚至多過對產品或服務本身的認識，這就使得品牌成為市場競爭中的有效工具。對教育服務貿易而言，由于教育產品的無形性特征，使得消費者對教育服務的質量很難進行衡量，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這種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也就顯示出了教育品牌的重要性。

與發達國家相比，雖然我國的教育服務競爭力較弱，但在提供教育服務的資源稟賦方面也有一走的優勢。目前我國在教育服務貿易領域的優勢項目一是漢語言文化教育，漢語言文化教育在我國有著絕無僅有的資源優勢，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世界范圍內學習漢語的需求日益高漲，尤其是2008年奧運會將在中國舉辦給我們提供了漢語言文化教育服務貿易發展的絕佳時機。我國應該抓住機遇，充分發揮這一領域的優勢，創設名牌課程來吸引更多的留學生。二是中醫藥學教育。據統計，多年來，來華學習中醫藥的留學生人數一直居自然科學中留學人數的首位。國外高等中醫藥教育雖然起步晚，但在管理模式､教學方法､產學研萬面有許多我們應該借鑒的地方，我國應該學習其精華，為我所用，提升我國高等中醫藥院校的辦學水平，同時通過開展各種文化交流活動與形式多樣的合作辦學，打響中醫藥教育品牌，從而擴大我國的教育服務貿易市場份額。

參考文獻：

[1]王亞飛，《論“后過渡期”我國境外消費教育服務貿易》[J]，《廣東商學院學報》.2006（1）：10-14。

[2]茹宗志､朱蘇飛，《論我國國際教育服務貿易逆差及對策》[J]，《現代大學教育》.2005（5）：49-53。

[3]陳文芳，《發展我國教育服務貿易的思考》[J]，《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6（2）：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