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新經濟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家新經濟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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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上市銀行；核心競爭力；評價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5-0009-02

1銀行核心競爭力及其評價方法

銀行核心競爭力是一個銀行能夠長期獲得競爭優勢的能力，它是銀行所特有的、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技術或能力。銀行核心競爭力的評價方法有許多種，就目前而言，CAMEL評價法，即美國銀行“駱駝評級體系”的簡稱，是比較有效的評價方法。它分別代表了銀行的資本充足性、資產質量、經營與管理、盈利、流動性等五個方面的經營狀況。這五個方面的第一個英文字母連起來就是CAMEL。CAMEL的運用始于1979年。當時由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FFIEC）推薦，為聯邦儲備委員會及其它銀行機構所采納。近二十年來，CAMEL被證明是一種有效的評價和監控工具。下面我們嘗試用CAMEL評價中國上市銀行的核心競爭力。

2上市銀行的競爭力評分：基于駱駝評級體系

我們根據各上市銀行2011年的財務報表和銀監會出臺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風險評級體系（暫行）》，按照盈利能力20%，資產質量20%，資本充足度20%，管理水平25%和流動性15%的權重將各單項得分折算為分值，匯總得出各銀行2011年的最終得分。

說明：各指標評分采用百分制，兩個子指標各占50分。資本充足度：資本充足率>=8%，計6分，每遞增1%加6分；核心資本充足率>4%計6分，每遞增1%加6分；資產質量：不良貸款率30%計30分，每遞增5%加10分；盈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10%計20分，每遞增2%加10分；流動性：存貸比25%計3分，每遞增1%加2分。

3結果分析

從上可知，建設銀行在資本充足率方面以出色的發揮奪得第一，工商銀行則微弱的差距屈居第二，中信銀行以其多方面出色的能力摘取探花。處于第一集團的三個銀行兩個是國有商業銀行，建設銀行的各方面的狀況都令人滿意，工行作為業界老大也不負眾望。相信在卓越的管理和盈利能力下，三個銀行會發展的越來越好。緊接其后70-85分檔的是招商銀行，還有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招商銀行以其優秀的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位居第四。本次盈利能力的強弱各銀行間有較大差距，優秀的如招商，而華夏和浦發的3分則有點意外，基本決定最終的排名。位于及格線以下的是光大銀行。其資本充足率，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都非常不理想，最終成績也是不盡如人意。通過13家中國上市銀行2011年財務報告，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各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各銀行在資本充足性和資產質量方面上都很出色，只是參差不齊的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多少能反映各銀行的業績水平。

4增強我國上市銀行核心競爭力的策略

入世以來，我國上市銀行的核心競爭力有所提升，具備了一定國際競爭力。但是，中國大部分上市銀行的核心競爭力與國際大銀行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為此必須進一步提升我國上市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具體來說，可從以下4方面著手：

一是強化風險控制體系。風險控制能力代表著銀行經營管理的水平，是其核心競爭力的突出表現。協調好業務創新和拓展與風險內控之間的關系，才能實現各項業務的

持續快速發展。二是提升銀行創新能力。銀行的市場地位

取決于創新，創新能力是構成銀行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上市銀行應該以客戶為導向，從組織創新、產品創新、服務創新、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等方面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

三是優化銀行組織結構。銀行要以客戶為導向，按照扁平化、集中化、專業化的要求，業務管理、風險管理、審計監督分離，逐步變“小總行、大分行”為“大總行、小分行”，按照“事業部制”方向，實行“雙線運營”，逐步加強公司、同業、零售（個人）等業務線的垂直化運作管理。

四是深化人事改革，增強人力資源。銀行核心競爭能力的提高最終要落實到人，人力資源的競爭成為銀行間競爭成敗的關鍵。因此，要深化人事改革，建立和健全銀行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積極引進國際型、創新型金融人才，加大內部人才培養力度，創造有利于人才脫穎而出的良好氛圍。

參考文獻

[1]歐明剛，張坤.城市商業銀行競爭力評價報告[J].銀行家，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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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地理；產業集聚；規模經濟

1、引言

以克魯格曼、藤田等學者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形成于20世紀90年代，其宗旨是將區域經濟學帶進主流經濟學的殿堂。國內學者關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對國外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評析，并在此基礎上與我國實際問題結合進行論述。本文總結了國內學者對新經濟地理理論與產業集聚關系的研究成果，對現有研究的不足進行簡單述評并對進一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2、新經濟地理理論的基本內容

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以克魯格曼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的提出為標志，在經濟理論中實現了時間和空間的融合，從而為經濟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它闡明了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導致空間經濟的形成和演變的[1]（邱競、薛冰，2008）。對于傳統的經濟地理學不能解釋一些現象，如在純自然條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優勢的地方卻成為了工業集聚的中心以及兩個自然條件方面非常相近卻可能在工業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現，新經濟地理學抓住了導致工業集聚的最為本質的經濟力量―收益遞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兩個地區的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 [2]（金煜、陳釗、陸銘，2006）。劉長全[3]（2009）總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主題包括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的“空間集聚”和“區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數學定量分析，建立了中心―、國際專業化、全球和產業擴散、區域專業化及歷史和期望對區域發展影響等模型，認為新經濟地理的理論來源與模型特點決定了其非常適合分析市場深化與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要素流動、產業分布變化和產業集聚趨勢。謝燮、楊開忠[4]（2005）。楊盛標，張亞斌[5]（2009）從改進的角度認為新經濟地理的幾個基本模型都是在某些理想的假設下建立起來的，研究者可以從改變壟斷競爭函數形式、考慮異質工人、非同質的區域空間、拆散廠商的完整性等方面放松前提出假設，從而使理論研究更加貼近現實。

3、新經濟地理理論與我國產業集聚

產業集聚是指同一產業在某個特定地理區域內高度集中，產業資本要素在空間范圍內不斷匯聚的一個過程。生產商的集聚有利于產生當地的專業化供應商，進而產生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廠商的地理集聚有利于專業技能的產生和信息的溢出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創新[6]（克魯格曼，1997）。對產業集聚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學家研究的熱點，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斷發展，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在經濟開放之后均出現了地區間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且這些國家都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這些現象是新古典的增長理論無法解釋的，而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產業集聚和地區間差異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就[2]。國內學者通過研究我國產業集聚現象，對新經濟地理理論進行了檢驗，并其指導我國實踐進行了一定的發展和創新。

一個新的理論產生，需要通過實證檢驗，并不斷的完善，從而更好的指導實踐，同樣，新經濟地理理論也需要在我國的實際情況下進行檢驗。金煜等通過對我國產業集聚現象的實證分析，得出一個地區企業數量的產業外部性和地區消費者購買力對于工業集聚的前后向聯系均為正，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使得優勢地區保持領先。李娟，鄭平等[7]（2011）通過分析東莞外資主導型產業集聚與產業轉移的現象，也驗證了產業集聚和產業轉移是向心力和離心力動態均衡的結果，提出了在產業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需要一定的組織和干預，以減少轉型成本。在傳統理論難以對“義烏商圈”的形成發展做出解釋時，任光輝[8]（2008）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視角，認為其形成過程是義烏小商品市場不斷拓展及其主導下的區際分工協作格局形成的過程，伴隨著市場規模擴張和區際分工協調模式的轉換，逐步跨越區域發展的“非均衡陷阱”進而帶動周邊地區的協調發展。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工業發展產業集聚的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高度正相關，也證實了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科學性[9]（韓永彩，2011）。

一個獨立的理論難以對現實經濟做出完整的解釋，所以有學者認為應該結合不同理論還分析我國產業集聚的現象。張明倩，臧燕陽，張琬等[10]（2007）結合傳統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利用1999―2003年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導致中國地區產業集聚的因素，結果得出了與貿易理論的預期相同的結果，交易成本對產業集聚形成產生顯著的負向作用，新經濟地理學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的假設并未使產業的區位選擇突破運輸費用和區域保護的限制，并發現產業的市場外部性對產業集聚有著不顯著的正影響。張杰飛，李國平，柳思維等[11]（2009）將Harris-Todaro模型與新經濟地理模型相結合，賦予農業剩余勞動力假設，并考慮中國戶籍制度所導致的遷移成本，建立一個內生的勞動力轉移模型，得出單個傳統政策措施的經濟效果不佳，在促進農業技術進步的同時，只有逐步放松戶籍制度才能取得最佳的經濟效果，計劃生育政策仍具積極作用。胡潔，陳彥煌等[12]（2011）結合了城市失業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建立了一個兩國兩部門的新經濟地理失業模型，認為伴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本國資本外移，存在失業的本國會出現“產業空洞化”趨勢，運輸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本國制造業可能全面外移，制造業最終完全聚集于外國。

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外，國內在理論方面幾乎沒有什么創新之處，但在現有理論基礎上，國內學者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進行了的一定拓展研究。陳林生，李剛等[13]（2003）從四川省的發展現實出發，通過對基本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做一些拓展后，得出城市體系將會演化成數量不斷增加的，分散的，專業化的小城鎮。周加來、李剛[14]（2008）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內，引入要素流動和經濟政策對我國區域經濟差距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認為形成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新經濟地理因素的影響下，具有區位優勢的東部沿海地區吸引了中西部地區大量的生產要素，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導向作用，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差距呈現出逐步擴大的趨勢。鄭劍鋒[15]（2009）則從浙江經濟發展的經驗出發，加入了制度因素，得出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種要素本身，而是通過其特定的經濟組織形式來組織和協調各種要素的生產與利用，從而最終促進經濟發展。

理論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用于指導實踐，我國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差距都比較大，因此怎樣將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研究成果運用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是一項迫切而且非常重要的課題。從政府的層面，部分學者認為地方政府行為在政績考核指引下具有過度作為傾向，政府應建立一套綜合指標判斷本地經濟狀況，一旦發現市場出現了集聚的雛形，需從本地實際條件出發，積極扶持，做好聚集發展的宏觀規劃[16]（柴志賢，2007）。市場開放度方面，城市級別、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狀況、信息傳播等要素是影響中國會議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加大對外開放程度有利于對會議中心城市集聚[17]（張琰，郭英之，2008）；加大地區之間的產業聯動，有利于加快物流集疏運網絡建設，使商品和要素市場一體化以擴大市場規模，吸引更多企業到港口集聚以壯大經濟實力，促進技術進步實現規模報酬遞增（韓永彩2011）。姚林如，高翔等[18]（2009）的研究表明，在初始經濟結構對稱的條件下，“偶然因素”導致的消費需求轉移會使得均衡時的地區資本份額發生變化，并可能產生“中心――”極端的集聚效應；另一方面，地區貿易自由度的提高將削弱資本的集聚效應，然而這種影響是有限的，受“偶然因素”使地區資本形成產生的集聚效應，會出現“路徑依賴”，因此，要使地區轉向均衡發展，需要打破“偶然因素”的影響，這就需要政府加強對本地區經濟的了解，并通過一定的經濟手段指引地區產業的集聚。

4、述評

綜述所述，國內學者對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研究還停留在總結和評述層面上，應該加強對學科的基礎理論研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為我國經濟發展服務；在運用新經濟地理理論解釋或者指導我國產業集聚時，雖然有一定的創新和拓展，但還是存在硬套的現象，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工業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西方的產業集聚性質和我國產業集聚性質存在質的差別，我們不能一味人家的理論搬過來解釋或者指導我們的實踐，應該結合我國產業集聚的現狀和特點，對理論進行一定的修正和改善，從而更好的服務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步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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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煜，陳釗，陸銘.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與經濟政策[J].經濟研究：2005（4），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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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謝燮，楊開忠.勞動力流動與區域經濟差異[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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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娟，鄭平.東莞外資主導型產業集聚與產業轉移――基于新經濟地理的分析[J].華東經濟管理：2011（1），62-65

[8] 任光輝.市場規模擴張、區際分工轉換與“義烏商圈”之謎―一個基于新經濟地理的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08（1），14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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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陳林生，李剛.四川城市化戰略選擇―一個新經濟地理模型的啟示[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11），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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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鄭劍峰.從制度、地理之爭到新經濟地理――關于浙江經濟發展的一個分析框架[J].經濟研究導刊：2009（14），136-138

[16] 柴志賢.產業集聚、演化與政府作用――基于新經濟地理視角的考察[J].經濟論壇：2007（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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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增長重要性雖然提升，但促轉型仍將是未來政策重心。促轉型與穩增長的策略目標博弈將貫穿全年，穩增長的需求決定政策的力度，促轉型的背景影響政策工具的選擇，而促轉型將始終是政策的重心。政策轉向與制度改革一樣重要，以長帶短、以改求穩的政策風格下，不會出現政策強刺激：一方面，穩增長政策主要依靠財政與投資微刺激發力；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已轉向，全面放松可能性很小。房地產風險釋放，經濟預期弱平衡將向下打破?；久娴娘L險主要來自房地產領域，一方面，其觀點預期已成型，而風險將逐步釋放，并波及投資、關聯產業、金融三個層次；另一方面，政策主要關注金融層面的系統性風險防范。小批多次的微刺激，難以對沖房地產拐點的壓力和去產能化的影響。

在分析宏觀經濟決定A 股走勢的同時，還須清晰地看到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那就是滬深A股中老態龍鐘的企業至今還占據著主導地位，而諸如百度、騰訊和阿里等新興產業比重太小。這個現象背后凸顯出更深層次的問題：A股市場結構已遠遠背離了全球經濟的走勢。

在A股市場唱主角的企業已經落伍或即將成為夕陽產業。一句話，A股市場缺乏新經濟的血液。追根尋源，這是我國以審批制等行政手段為主來管理股市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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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作為反壟斷法的一項重要制度在WTO、全球化、知識經濟大背景下，面對出現的新情況和新，應作出適當的回應。本文擬將適用除外制度置于此背景中，并結合國情對適用除外制度作出進一步的探討和。

關鍵詞：反壟斷 適用除外制度 WTO 經濟全球化 知識經濟

一、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的概念及其基礎

反壟斷法適用除外制度作為反壟斷法的一項基本制度在各國反壟斷立法中均得以確立。所謂反壟斷法適用除外，亦稱適用豁免，系指在某些領域對某些事項不適用反壟斷法。具體而言是指在某些特定行為或領域中允許一定的壟斷狀態及壟斷行為存在即對某些雖屬限制競爭的特定協調或聯合或單獨行為，反壟斷法不予追究的一項法律制度。

壟斷的概念相當復雜，在經濟學、法學研究中，人們廣泛地使用這一概念，但是在法律界至今也沒有為之下一個精確的定義。經濟學家們經常將壟斷視為一種極端的市場結構形式，它是指一家廠商供應整個市場，不存在競爭。①顯然，經濟學家將壟斷理解為一種狀態，但是在法學上，壟斷不僅指狀態還被表述為一種行為，即“限制競爭行為”，構成反壟斷法上的壟斷必須具備以下兩點：違法性和應受處罰性。然而經濟學研究表明，壟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非都應受到法律的否定或制裁。首先，壟斷能帶來規模效益。它是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和技術進步的產物，本身就是進步的標志。正如有學者指出，“反壟斷法反對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大，而是任何獨占市場的企圖，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簡單的企業優勢，而是借助該種優勢對于競爭機制的扭曲與蹂躪；它限制的并非企業通過先進的技術，優秀的經營策略等正當商業行為獲得的市場支配地位及高額利潤，而是其出于減滅競爭壓力，長期輕松獲取壟斷利潤的目的，以非正當的方式對于該地位的維持與濫用；它所保護的并非弱小企業的弱小，而是保證它們獲得平等的機會。”②由此可知，反壟斷與促進規模經濟是不矛盾的。其次，依照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在某些領域是需要避免過度競爭。因為，在這些領域里進行自由競爭無益于公共利益，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均不利，而進行適度的壟斷則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經典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將市場結構劃分為四種具體形態：完全競爭、完全壟斷、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完全競爭和完全壟斷的市場結構均有其理論上的合理性但缺乏現實性，現實的市場結構是處于二者之間的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在產品差別化條件下，寡頭壟斷實質上也是壟斷競爭。這一點是經過產業組織學派的充分論證了的。因此，經濟學家們常說“壟斷競爭是特別重要的”。壟斷競爭是在舊經濟中常見的一個特征，同時這一特征在新經濟（又稱知識經濟）表現得更為明顯?！靶陆洕敝溉齻€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行業，第一個是機軟件的制造業；第二個是由以因特網為基礎的企業（包括因特網接入提供者，因特網服務提供者和因特網內容提供者）構成，第三個則是以提供用來支持上述兩個行業的通訊服務和設備的行業。這些行業主要生產智慧財產，即計算機代碼，而非實體性的物品（通訊設備是例外）。智慧財產的特征是固定成本相對應于邊際成本而言很大，但是一旦創造出來，生產額外拷貝的成本很低。③新經濟的這一特征決定了創新的成果只有通過獲取市場壟斷力量，才能產生贏利，如果缺乏市場壟斷力量，市場主體將收不回投資。因為為了競爭，市場主體只能將創新產品的價格壓低至邊際成本，從而無法彌補其高額成本，長此以往，新經濟的動力創新將不復存在，在此意義可以說“新經濟發展依靠創新，創新需要壟斷，新經濟時代壟斷的普遍存在是不可回避的事實”。④新經濟時代技術的更新可謂一日千里，而壟斷的取得更多是依靠知識、技術、信息、創新意識等“知本”。這種壟斷地位事實上是很難保持的，正如克魯格曼（P·Krugman）所言：“當你在通用汽車公司干，你知道你的競爭對手是誰，他們在干什么。但是，如果你從事或諸如此類的行業，那么可能打敗你的對手的名字你連聽也沒有聽說過，這樣你就不可避免地一直承受著競爭的壓力。”可見，新經濟時代壟斷是絕對的，競爭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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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新經濟主要是針對傳統經濟而言。按照西方經濟理論，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旦失業率低于6%，通貨膨脹率就會急劇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來，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特別是90年代后期經濟增速平均超過4%，失業率降至3.9%，而核心通貨膨脹率卻低于2%。一些經濟學家把美國出現的這種“高增長、低失業、低通脹”即“一高兩低”的經濟稱之為新經濟。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率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除了資金和勞動的投入引起的增長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技術要素的增長率。測算表明，1995年以來，信息技術對歐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每年推動經濟增長約0.2個百分點，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下跌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降低，20世紀80年代，硬件設備、軟件和通訊服務的價格平均每年分別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別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別達到10%、1.4%和1.3%。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自1995年以來每年降低0.2個百分點。

新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技術產品的使用，計算機擁有量、上網人數、移動電話使用量、電子商務發展等是主要的指標。在這些領域，歐盟遠不及美國，根據初步的估計，1999年，歐盟每100人均擁有計算機為20臺，不到美國的二分之一；歐盟只有14%的人上網，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電子商務額約為170億歐元，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動通訊電話擁有量和美國持平。歐盟人均對信息技術產品的支出約為1600歐元，不及美國的一半。實證分析也表明，在歐盟，信息技術以外的部門沒有因為利用信息技術而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總之，雖然，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推動了其經濟的增長，但從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看，歐盟要比美國落后5年。

二、歐盟新經濟落后的原因

從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和形成的經濟結構看，歐盟與美國同屬工業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比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明顯。但為什么新經濟首先出現在美國而不是歐盟。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

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了不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稟賦和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按照這一理論，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建立了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鼓勵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量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和軍工產業的技術外溢等。人才優勢是美國最主要的比較優勢，美國的信息技術人員比例明顯高于歐盟，在歐盟內部，芬蘭、愛爾蘭、瑞典等信息產業發展快的國家其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員比例居于歐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和第一發起人效應，即使歐美在信息技術發展初期的差異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與開發以及專業化生產的正反饋作用而使美國形成巨大的比較優勢。歐美雙邊的信息技術貿易也說明了美國有比較優勢，近幾年來，歐盟從美國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占雙邊貿易的25%，而美國從歐盟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僅占雙邊貿易的6%。

經濟體制差別的理論論證了歐盟僵化的經濟體制束縛了新經濟。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相對僵化。歐盟嚴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費用、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約束等各種就業保護措施和強大的工會勢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極高，抑制了企業利用節約勞動成本技術的積極性，減低了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需求和應用。其次是金融體制不成熟，缺乏創新。美國實行的是股權資本主義，其發展的路徑為：個人創業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風險投資在美國的出現和迅速膨脹被認為是一場金融革命和股權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它為一些極具發展潛力和成長前景但又有高風險的新興科技企業提供投資，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術企業并使之迅速發展，英特爾和微軟等都是通過風險投資而成長為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的。而歐盟國家多為銀行債權資本主義，其儲蓄大多流入資產雄厚的少數大企業，許多依賴于科技成果創立的新興企業因其無形資產不能做為抵押品而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支持，銀行也不會提供風險投資，從而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建立新企業的各種行政障礙、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嚴重分離等科研體制僵化也阻礙了信息技術的發展。

三、歐盟發展新經濟的舉措

雖然在新經濟方面，歐盟落后于美國。但歐洲具備趕上來的機會和條件，一是歐美從事新經濟的企業已相互兼并和投資；二是可以利用美國現有的經驗和做法；三是歐元啟動以后，歐洲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籌資越來越方便。但歐洲必須在經濟結構改革和科教兩個方面行動起來。去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并把該計劃提高到和歐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同樣的高度，此外，還制定了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等各種計劃，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美國的水平。其發展信息技術的主要政策如下：

1．堅決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把物價穩定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減少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從而鼓勵投資和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2．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步伐，改善信息技術應用環境。建立統一的電子商務法，實行統一的專利法。到2001年完全開放電信市場，2001年前歐盟境內所有學校上網，政府采購全部上網，加強網絡培訓，鼓勵終生學習，。

3、發展風險投資市場。風險投資作為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對高成長性的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與美國相比，風險投資在歐洲仍處于不發達階段。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額達到了33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15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達到180億歐元；而歐洲的風險投資額僅為12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7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為50億歐元，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風險投資行動計劃，主要措施為：加快歐盟內部一體化的步伐，使跨國金融活動更加便捷，專業投資人執行統一的結算規則，改善便于企業獲得資金支持的金融條件，并斥資2.3億歐元對企業獲得貸款和風險投資等進行支持；成立7賢人委員會研究加快歐盟資本市場一體化政策。

4、培養企業家精神，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基礎，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利用社會基金資助各種宣傳和推廣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的活動，加強職業教育和在職培訓，創建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其次，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提高研發水平和產品開發能力，利用統一專利法保護創新企業的技術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對企業在開業和營業等方面的種種限制，優化企業發展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環境；第四，提供企業國際化經營和多種形式的信息服務；第五，發展包括電子商務、網絡、信息、老齡服務、特色旅游、社區服務等在內的技術型、經濟型和社會型等新型服務業。

5、鼓勵科技體系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創新是提高競爭力和促進就業的重要動力。在創新能力方面，歐洲遠遠落后于美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差距在進一步擴大。1998年，歐盟15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1.8%，而美國為2.8%。同時，研究與開發力量分散，研發和成果商品化脫節，沒有形成統一的科技市場。歐盟委員會已計劃設立歐洲研究區，以減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勵研究單位和企業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同時，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國外的技術人才。

篇6

關鍵詞：馬來西亞，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轉型，

馬來西亞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國家之一。自1977年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以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馬來西亞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始終未能突破全球高收入水平分界線。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下，馬來西亞收入分配結構失衡、自主創新能力缺失、人力資源發展遲緩、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等問題凸顯，“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成為束縛馬來西亞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瓶頸。為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以來，以新總理納吉布為首的新一屆政府采取措施積極，力圖重燃馬來西亞經濟活力，突破經濟發展瓶頸。

一、馬來西亞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二戰之后，世界上許多國家經過努力，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先后從低收入國家行列成功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由于絕大多數國家在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過程中，經濟增長仍然依賴原有的發展戰略和增長機制，增長陷入停滯狀態，人均GNI難以突破，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等收入陷阱”即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1萬美元。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現包括：國內收入分配結構失衡，貧富分化嚴重；產業結構未能成功轉型升級，技術和知識貢獻率很低；金融體系脆弱，抵抗外部市場波動能力差；城市化問題嚴重；民主進程緩慢；腐敗滋長和權利尋租現象橫行。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非常少，國際公認成功跨越的國家和地區僅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而大多數東亞國家和拉美國家至今都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其中，馬來西亞就是東亞地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獨立之后，馬來西亞曾是東亞地區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甚至要比韓國更早一些。20世紀70年代馬來西亞通過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外資和技術發展勞動密集性產業，迅速走向工業化。1977年馬來西亞的人均GNI就已經達到103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同期韓國人均GNI為930美元，屬于低收入國家。1995年馬來西亞人均GNI為4010美元，經濟發展進入中等偏上水平，開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但由于收入分配結構失衡，金融體系脆弱等因素，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緩慢。1998-2010年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率只有2.07%。21 世紀初馬來西亞進行了經濟結構調整，但只實現了經濟的溫和增長。2000年馬來西亞人均GNI為3420美元，只有同期韓國人均GNI的34.5%。 2010年馬來西亞人均GNI為776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此時已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韓國人均GNI高達 19890美元，遠遠超過馬來西亞。

二、馬來西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從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關鍵在于經濟體經濟發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能否成功轉換經濟增長動力機制，順利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馬來西亞現行經濟發展中，收入分配結構、人力資源發展和政治體制等方面都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轉型形成了極大的掣肘，不消除這些掣肘因素，馬來西亞就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

（一）馬來西亞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導致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不足，致使國內經濟轉型乏力

從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看，一國經濟起飛階段，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當經濟發展進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之后，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下降，經濟增長需要尋找新的驅動力，擴大內需成為支持經濟增長新的突破口。因此投資率經歷了先升后降的過程，整個變化過程類似一條馬鞍型曲線，而消費率則經歷了先降后升的演變過程，呈現出倒馬鞍型曲線。比如，1970-1990年，韓國投資率從25.4%上升至37.5%左右，居民消費率從94.6%下降至 75.4%以下，1990-2010年，韓國投資率從37.5%下降到29.2%左右，居民消費率75.4%從上升到83.5%左右。從總體上看，亞洲 “四小”由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過程中，都伴隨著投資率的下降和消費率的上升。在這個過程中，居民消費率普遍達到70%以上。而 2000-2010年馬來西亞居民消費率僅維持在60%左右，仍未達到亞洲“四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消費率水平。此外，馬來西亞居民消費結構也不盡合理，馬來西亞食品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高達20%左右，而日韓食品消費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僅為13%左右，和日韓消費結構相比，馬來西亞明顯是一個生存型的消費結構。

馬來西亞經濟增長未能成功從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很大程度是因為馬來西亞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國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間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09年馬來西亞基尼系數為0.462，已經遠遠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是亞洲財富分配最不均衡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15%最富有的階層掌握了80%的社會財富，而85%的社會大眾僅僅掌握了20%的社會財富。15%最富有階層人均收入為36784美元，85%的社會大眾人均收入為 1623美元，兩個階層的收入相差22.7倍。2009年仍有2.3%的馬來西亞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貧困線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國家貧困線之下，8.2%的農村人口生活在農村貧困線以下。這種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容易激發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是社會不穩的根源，威脅馬來西亞經濟平穩快速增長。近年來馬來西亞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向高收入群體傾斜的趨勢，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例不斷下降。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4-2009年馬來西亞20%低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由6.5%下降至4.5%，60%中間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由48.8%下降至44.0%，而20%高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由44.8%上升至51.5%。和高收入者相比，中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中低收入者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費，所以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上升所帶來的消費增加不足于彌補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下降所帶來的消費下降，結果導致馬來西亞的中產階級難以發展壯大，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不足，馬來西亞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轉型缺乏驅動力。

（二）人力資源發展滯后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制約國內產業結構升級

馬來西亞曾依靠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而迅速走向工業化。隨著馬來西亞經濟發展，馬來西亞國民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勞動力成本也隨之上漲。在與中國、越南等低生產成本國家競爭中，馬來西亞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其產業國際競爭力也隨之下降。由于歐美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需求持續下降，馬來西亞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越來越困難。面對低成本國家的競爭和歐美國家的需求疲軟，馬來西亞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遇到了空前的挑戰，由此馬來西亞進入了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以知識技術密集型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調整階段。

由于馬來西亞大部分企業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生產，長期被鎖定于加工制造等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在技術研發和品牌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缺乏比較優勢，使得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面臨重重困難。目前馬來西亞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面臨的主要問題有：馬來西亞人才外流現象嚴重，現行教育體制僵化過時，國內高端技術人才嚴重缺失。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國外的馬來西亞人約為150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的5.3%。這些移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工人和專業人才，因而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人才流失。雖然馬來西亞對教育領域進行了大量投入，但馬來西亞教育體制僵化過時，被馬來西亞企業界批評教育內容嚴重脫離生產實際，產學脫鉤嚴重，無論從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無法為市場提供所需要的技術人才和專業人員。馬來西亞現有人力資本已經到了極其短缺的地步，2006年馬來西亞每一百萬人中從事研發活動的研究員和技術員數量分別為372人和44人，遠遠低于日韓研發人員的比例，同期日本和韓國每一百萬人中從事研發活動的研究員和技術員數量分別為5416人、584人和4187人、587人。2010年馬來西亞美國電子工業（MAEI）稱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馬來西亞中小型企業面臨著工程師和技術員嚴重短缺，并且呼吁政府允許繼續雇傭外籍員工來彌補勞動力的短缺。2010年馬來西亞政府公開承認馬來西亞擁有嚴重的人力資本赤字。另一方面，馬來西亞研發投入不足，企業自主創新動力匱乏，研發能力薄弱。根據世界競爭力年鑒，2009年馬來西亞研發經費投入（R&D投入）約為11億美元，只占馬來西亞國內生產總值0.64%，遠遠低于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對RSLD的投入。2009年馬來西亞獲得美國專利和商標局（USPTO）授予的專利數僅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韓國獲得的專利數分別為493件和 9566件。可以看出，馬來西亞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企業的技術自給率很低。馬來西亞的高新技術多半是由外資和合資公司掌握，而本土企業維持經營多是依靠資源紅利、人口紅利和政策紅利，而不是依靠技術和研發水平的提高。高端技術人才缺失和低下的研發能力嚴重損害了馬來西亞移動產業價值鏈的動力，嚴重影響了馬來西亞經濟結構升級轉換。

總體來說，馬來西亞如今在低端產業和初級產品生產加工方面，面臨著中國、越南等低成本國家的競爭，受到了這些新興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低端擠出效應。在高端產業和高附加值產品生產上，馬來西亞又難以在人力資本、產品質量、技術研發上和發達國家競爭。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瓶頸嚴重阻礙了馬來西亞經濟進一步增長，是馬來西亞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

（三）體制改革滯后和腐敗問題制約馬來西亞經濟增長

戰后馬來西亞的政治進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戰后到新經濟政策實施前（1971年）；新經濟政策實施（1971年）到改革運動興起（1999 年）；改革運動興起（1999年）至今。戰后到1999年是馬來西亞威權政體的形成階段，1999年改革運動興起標志著馬來西亞威權政治開始面臨轉型壓力。馬來西亞曾通過威權政體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完成國民經濟起飛。但當經濟發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馬來西亞仍繼續沿用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腐敗問題、權力尋租、市場行為扭曲現象大量浮現，嚴重阻礙了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同時，馬來西亞的政治文化深受族群主義和種族文化影響。這種族群主義對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的消極影響十分明顯，因為這一主義追求自身族群利益，并適時凌駕于其他族群之上，這嚴重破壞馬來西亞的社會民主和社會安定。比如，1971年頒布的新經濟政策就帶有明顯的種族傾向，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原住民優先政策。依照新經濟政策規定，銀行貸款、商業經營許可和政府工程都要向馬來人傾斜，并且提出了土著、非土著和外國人的經濟比率調整目標。這項政策嚴重打擊了馬來西亞非馬來資本的生產積極性，造成馬來西亞大量私人資本出逃，嚴重影響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由于政府直接參與到微觀經濟運作上，導致馬來西亞出現金錢政治。

由于馬來西亞國內對權力缺乏堅強有效的監督機制，馬來西亞權力泛化濫用現象嚴重。腐敗掠奪和破壞馬來西亞的公共財富，使馬來西亞公眾利益直接遭受損失。在國際透明組織公布的2011年全球腐敗印象指數排名中，馬來西亞腐敗印象指數（CPI）為4.3，世界排名第60，這是1995年以來馬來西亞貪污指數排位最差的一次。全球金融誠信組織稱，馬來西亞是除了中東和其他洲的一些石油輸出國之外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據全球金融誠信組織統計，2000-2009年年間馬來西亞人均外流贓款為5320美元。同時，在馬來西亞權力作為要素流入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惡化馬來西亞整體經濟環境，嚴重妨礙馬來西亞私人資本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1-2010年間馬來西亞私人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總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10%左右。其中，2010馬來西亞私人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總值占GDP的10.3%，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私人部門投資水平的1／3，也是亞洲私人部門投資最低的國家之一。

（四）馬來西亞工業化發展和城市化發展失衡，城市化問題凸顯

馬來西亞城市人口增長速度已經遠遠超過馬來西亞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造成馬來西亞過度城市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城市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1990年，馬來西亞城市人口為906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比重為49.8%。2000年，馬來西亞城市人口為145l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比重為62.0%，城市化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2.2個百分點。到了2010年，馬來西亞城市人口高達2051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比重為72.2%，城市化水平比2000年提高了10.2個百分點。亞洲開發銀行（ADB）預測2030年馬來西亞城市化水平將達到77.6%。過度城市化導致馬來西亞城市化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經濟支撐，馬來西亞城市化過程中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收入問題以及住房問題凸顯。此外，過度城市化會導致城市發展與工業發展爭奪資源，反過來制約了馬來西亞工業化進程。 三、馬來西亞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措施

在2020年成為先進國家的共同遠景指導下，馬來西亞采取一系列積極應對措施，試圖為馬來西亞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有利的制度條件。

（一）馬來西亞推出經濟、政治與社會轉型方案

為了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實現經濟結構轉型，2009年以來馬來西亞政府相繼制定新經濟模式方案、政府轉型計劃，提出一個馬來西亞概念，試圖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方面消除和清理影響馬來西亞經濟社會結構轉換的因素。

在這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措施中，最為系統的當屬2010年3月馬來西亞政府推出的新經濟模式方案（NEM）。它集中體現了馬來西亞新一屆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針和經濟發展思路，并將成為指導未來10年馬來西亞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NEM的主體框架分為：三大發展優勢、三個階段目標、四種動力和八項戰略改革措施。其中，三個階段目標分別為：2020年人均GDP達到15000美元～20000美元；使所有人充分受益于國家財富增長；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害子孫后代的利益。四種動力分別為：堅定的領導和政治意志力；動員人民群眾形成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動的推動力；在政策執行中不斷改進和提高政策的適應力。八項戰略改革措施包括：重振私營部門活力、培養高素質人力資源、提高國內經濟的競爭力、強化公共部門、實施透明和市場友好型的平權政策、知識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增長源泉和確?？沙掷m發展。

2010年1月，馬來西亞政府推出政府轉型計劃（GTP），GTP的宗旨及目標：公平對待所有族群，各族群權益將受到保護；以民為先，關注人民的需求；通過透明化與責任制，以績效為先。該計劃分為三個階段：2010至2012年、2012年至2015年以及2015至2020年，主要包括了六個關鍵成果領域，即打擊腐敗，減低犯罪，減少貧困，提高教育，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城市公共交通領域。

2010年9月，馬來西亞政府推出了一個馬來西亞概念，一個馬來西亞的宗旨是維護及鞏固馬來西亞多元種族的團結以面對各種危機及挑戰，這預示著馬來西亞政府將更注重民主和睦、民族團結和消除種族歧視，為新經濟模式方案的實施提供良好的群眾基礎。

（二）重視人力資本發展，注重培養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鼓勵技術研發

2010年，馬來西亞政府在一個馬來西亞概念、政府轉型計劃和新經濟模式的基礎上推出了第十個大馬計劃。第十個大馬計劃所提出的十大理念中，其中有四個理念是需要高質量的人力資本作為支持的。新經濟模式中提出的12個國家重點經濟領域中，七個是高度依賴熟練勞動力的領域，如信息和通信技術、金融服務和電子電器產業。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2020年成為高收入國家的宏愿，建立一支受過教育、富有創造性和創新精神的勞動力隊伍已迫在眉睫。馬來西亞政府提出未來將重點提高馬來西亞的勞動力質量。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將成為提高勞動力質量的重要辦法。為了吸引外國人才和扭轉馬來西亞人才外流現象，2011年1月，馬來西亞“人才公司”成立。該公司將與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合作，共同籌劃全國人才的藍圖，并且負責從學校教育到勞動力培訓的所有人才問題。這一舉措將提高馬來西亞經濟競爭力，幫助馬來西亞向高收入國家轉型。

馬來西亞在科技創新和研發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大的進展，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制約著馬來西亞經濟轉型。政府已經承諾將促進科技創新，鼓勵研發和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1992年馬來西亞成立科技發展公司，科技發展公司的主要作用是促進馬來西亞國內對新企業進行投資，并且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研發。 2009年科技發展公司撥款1.43億馬元給95家企業，同時用3.50億馬元參股50多家企業幫助企業進行研發創新。另外，馬來西亞通過產業集群的方式鼓勵技術創新和研發。2007年開始，馬來西亞將生物技術、信息和通信技術、海洋和空間研究和科學技術服務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

（三）發揮私人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步放寬對外國資本的限制

近年來，馬來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不斷下降，馬來西亞政府開始專注于為私人部門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發揮私人資本對馬來西亞經濟轉型的推動作用。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在由馬華公會和戰略分析與政策研究學會合辦的華人經濟大會上說：“私人部門對2020年遠景規劃的項目和投資是必不可少的，第十個大馬計劃每年6%的增長目標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來推動，其中大部分資金將來自于一個更加有活力的私營部門?！?001年至2010年間，馬來西亞私人部門固定資本形成總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10%左右，馬來西亞尋求在未來10年實現私人投資翻一番。馬來西亞政府智囊機構宣布政府核準的131個項目所需4440億美元總投資，其中的60%將來自私人公司，32%來自于政府相關公司和8%來自于州。和過去10年政府投資主導社會總投資，私人投資僅占總投資10%左右的情況相比，這將在根本上改變馬來西亞的投資格局。

為了實現經濟社會的轉型升級，馬來西亞近來放寬對外國投資的種種限制。2009年6月，馬來西亞政府宣布不再要求上市公司拿出30%的股權出售給馬來人，但這不適用于戰略性產業如電信、供水和能源。上市公司仍有必要出售25%的股權給民眾，而其中的一半必須出售給馬來民眾。政府允許股票經紀及單位信托公司外資持股由原來的49%上升至70%，基金管理公司外資持股可達100%。同時，馬來西亞政府收回了馬來西亞外國投資委員會（FIC）的大部分權力。馬來西亞的外國投資委員會曾包攬馬來西亞一切外資相關事務，經常無端對外國資本施加各種限制和阻攔，被外國投資者諷刺為馬來西亞競爭力提升的障礙。為了鼓勵外國投資，馬來西亞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并與40多個國家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與大部分主要工業化國家簽訂投資保障協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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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之爭由來已久。自凱恩斯大戰哈耶克以來，這兩種主張截然相反的思潮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辯論。兩大陣營紛紛涌現出了大量優秀的學者和專家，兩種主義也交替上位，成為一時的主流。本文試圖通過對新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的宗旨進行闡述分析，再聯系進幾次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進而得出結論：新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都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救市藥方”，它們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改良了或發展了資本主義，但是都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私有制與社會化生產之間的矛盾。因此雖然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對這兩種經濟思想進行實踐，但是經濟危機依然不斷發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所引發的，只有對資本主義基本制度進行改革，才能徹底解決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的諸多問題。

【關鍵詞】

新經濟自由主義；國家干預主義；分配

一、國家干預主義和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發展歷程及主要觀點

（一）國家干預主義國家干預主義是西方國家公共管理職能發展的一個階段，主要是指反對自由放任的經濟狀態，主張政府介入經濟，由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控制，并直接從事大量經濟活動的一種經濟思想和政策。其在當代則集中表現為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于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系統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并立即在西方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現象也被稱為“凱恩斯革命”。

（二）新經濟自由主義新經濟自由主義是從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由主義思想繼承發展而來，強調自由放任理論與政策的經濟學體系。20世紀70年代之后，凱恩斯的需求管理和宏觀總量經濟學無法解釋“滯漲”現象而遭到越來越激烈的攻擊，代表新自由主義的各種學派應運而生，新經濟自由主義走上了歷史的舞臺，并對之后乃至今天的世界經濟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以哈耶克為代表人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信奉自由放任的原教旨主義市場經濟，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之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通過對哈耶克的哲學觀、經濟觀的發展和繼承演化出諸多學派，觀點各異，但核心都是對自由市場的推崇，在此不進行贅述。

二、兩種主義對于再分配制度的觀點

新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對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干預和各種“不合理的”稅收，支持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認為政府對再分配領域的干預侵犯了人們的自由，違背了自由市場，降低了社會的經濟效率。哈耶克抨擊了政府通過累進稅制進行再分配以改變社會不公的做法。他認為，經由累進稅制進行收入再分配，不公是產生不負責任的民主行動的主要根源，而且還涉及未來社會之政體特性所依賴以為基礎的至關重要的問題。累進稅制的問題，最終是一個倫理問題，而且在民主制度中，真正的問題在于，如果人們充分理解了累進稅制原則的運作方式，那么它在當下所獲得的支持是否還能繼續。如果要確立一種合理的稅收制度，人們就必須將下述觀念作為一種原則予以承認，即決定稅收總量為多少的多數人，也必須按照最高的稅率來承擔稅負；如果該多數決定以一種在比例上較低的稅率形式給予經濟貧困的少數以某種救濟，則當然無可反對。為了防止濫用累進稅制，社會必須構建防御性的屏障。而國家干預主義則支持國家干預國民收入再分配，通過國家調節和干預經濟生活，以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為核心，通過財政赤字和舉債的方法可以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凱恩斯認為收入分配不公是產生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原因，所以要實現充分就業均衡必須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他認為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方法主要有三種：第一，提高富人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加強對富人直接稅的征收。第二，消滅食利者階層。第三，凱恩斯認為只要國家立法，甚至通過赤字財政政策，大幅度提高社會福利，提高工資標準，即采取“普通福利”政策，就可以抑制經濟危機。

三、結論

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西方世界經歷了幾次嚴重的經濟危機。通過之前闡述的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政策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新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交替“上位”，成為西方世界走出經濟危機的“藥方”。在經濟進行調整，經濟運行重歸穩定狀態的時期，西方政府也曾選擇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力圖使經濟長期穩定增長，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無論西方資本主義政府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經濟危機依然周期性的爆發，最近幾年更是危機頻發，各國政府黔驢技窮。

回顧西方世界幾次經濟危機，不難看出：如果我們真正“回到馬克思”，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危機的深刻根源將暴露無遺。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于由私有制導致的貧富階層財產性收入差距過大。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刻根源在于它的經濟結構和制度結構，其形成資本性收入和勞動性收入在分配比例上的長期失衡。這種分配結構長期積累的問題是公平缺失、貧富懸殊、消費萎靡等經濟現象，導致了社會性動蕩。這些問題反過來又會沖擊總需求并使經濟長期偏離均衡狀態,集中爆發的表現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進而導致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

要想從根本上認識當代西方世界的“經濟新常態”，需要我們對資本主義制度及市場經濟的運行有更深刻的理解、認識。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解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矛盾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論是信奉經濟自由主義還是強調政府干預，二者的理論都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決定的財產權按資分配和由此而來的社會兩極分化問題。而西方政府施行的再分配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這種貧富分化有所緩解，但是財產和財產權利問題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核心，行使私人財產權利的自由，是資本主義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前提和基礎，這種根本性問題不能由再分配的方法解決，徹底擯棄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找到這個困局的出路。對資本主義制度最激進的批判來自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批判的焦點正是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馬克思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和由此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經濟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缺陷，并概括出“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為人們認識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提供了正確地理論方法。

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了數次經濟危機。但是事實證明，即使資本主義國家對它的自由市場制度加以重新調整，他們也不會從根本上觸動私有制這個基礎，而只會力爭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這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自身的基本矛盾。除非從基本制度上進行改革，否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只會陷入“爆發經濟危機———政府救市———爆發經濟危機”的死循環之中，無法自拔。

參考文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危機與經濟學理論反思”課題組;楊春學;謝志剛.國際金融危機與凱恩斯主義.經濟研究.2009年第十一期.

[2]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危機與經濟學理論反思”課題組;劉迎春.國際金融危機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反思.經濟研究.2009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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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經濟的認識理論界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有人認為，新經濟就是全球化的經濟。也有人認為，新經濟就是人力資本時代的經濟。當然，還有人把它歸納為網絡經濟和與網絡相聯系的眼球經濟等等，不一而足。關于新經濟，可以說一百個經濟學家有一百零一種以上的說法。確實，我們面臨著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需要重新歸納總結認識的時代。

另一方面，迄今實踐的發展尚不充分，因而尚不能給我們提供一個關于新經濟的確切定義。而實踐變化也確實證明我們對新經濟的認識還比較浮淺。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大家都認為高科技將扭轉世界發展的前景了，全世界的經濟增長將出現前所未有的輝煌。但是，誰也沒有料到，在2001年，世紀之交的20世紀最后一年和21世紀第一年，我們面臨的居然是如何抑制增長衰退的問題，以及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問題。美國經濟也在努力地和衰退做斗爭。2000年5月，代表美國新經濟的納斯達克指數曾一度攀升到5400多點，9?11事件后，納斯達克指數又一度跌到1400點。人們認為能夠帶來社會生產面貌變革的IT業，恰好是在新經濟發展過程中破產最快，裁員也最厲害。當然，中國目前經濟增長的趨勢仍然是比較好的。但是，是不是能夠長期保持"一枝獨秀"這么一個局面，應該說不確定因素還是非常之多。

目前，有人甚至說舊經濟又在重新抬頭，舊經濟正在考驗、挑戰新經濟。實際上這個趨勢從2000年底、2001年上半年就開始出現了。如美國加州2001年初爆發的電力危機。加州是所謂新經濟、高科技產業、IT產業的集中地，硅谷就在這個地方。在新經濟高科技產業的心臟地區爆發電力危機，這種外在的現象可以理解為新舊經濟矛盾沖突明顯趨于激化的一個基本表現。美國政府在2001年5月份出臺了一個《新能源計劃》準備重振舊經濟。引起注意的是，美國在其新能源計劃里，沒打算依靠核能、潮汐能、地熱能或者生物能等新能源形式解決美國可能潛在的能源問題，而是重新在傳統能源上尋找出路。這是一個令人關注的新事。美國的所謂新能源計劃著重于重建大規模的火電廠，重新重視煤炭的開掘和優化利用。甚至不惜降低美國環境保護的標準，不惜把多年來封閉的阿拉斯加等自然保護區開放，用來尋找新的資源，即傳統能源?！缎履茉从媱潯坊旧鲜且粋€向舊經濟傾斜的計劃，是強化原來人們以為是衰退產業、夕陽產業領域的資源配置的政策。

上面描述的納斯達克指數的暴跌以及大批網絡、IT產業的裁員，這成為了美國目前經濟的一道新風景線。包括北京的中關村都處在一個24小時、60分鐘裁員的危機中。新浪的王志東事件其實不是一個偶然的，這不在于王志東個人品質是好是壞、能不能和人協調，而是因為我們過去過度地夸大了創業型企業家或者核心技術人才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過度貶低了資本這種傳統要素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人們對資本要素的認識還處在不斷的反復過程中。在過去很長時間中，人們認為貨幣資本、實物資本才是資本，人力資本不是資本；后來，人們說人力資本是最重要的資本?，F在，新經濟發生反復，人們又說人力資本不重要了。對于新浪事件，我們不去描述它的具體過程，也不去評論，我們只是說，這不是偶然的，這是全世界新經濟反復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體現。

債市融資前景廣闊

2000年以來人們都在講，中國的股票市場也得開創業板，開二板市場。一開始叫風險板，后來改叫創業板。我們社會化、公眾化資源集中的渠道應當拓寬。利用市場化的形式完成工業化以及推進向市場化、工業化轉變，傳統的股票市場可能不能夠滿足新經濟、高科技，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融資要求。我們應當注重研究和開辟二板市場。但從目前看，中國的資本市場發育中很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增長速度最快、規模擴張最快、承擔作用最大的不是二板市場，而是最傳統不過的債市融資。資本市場本來就包括兩部分，一個叫股市，一個叫債市。股權融資、債權融資本來就是工業社會發展中將分散的資源通過市場化、公眾化、社會化的方式集中的根本途徑。這個途徑當然還有些變形。比如銀行，銀行不是債市，但銀行是間接的債權。你把錢借給銀行，銀行再把錢借給企業，衍生出來的債權融資的一種特例。其實更直接的融資是債券，企業發債券。債市是開礦山、辦鋼鐵廠、化工廠，到修高速公路這種工業化過程中資金密集型產業發展的主要支撐之一。但我國在過去這些年中，債市呈現為連續萎縮的情況，和股市的快速擴張形成鮮明的對比，成為中國資本市場一個明顯的發展不平衡。事實上，2001年以來中國的債市正面臨一個悄然起動的態勢。2001年我國的國庫券發行意味深長。在過去兩年中，債市不斷萎縮是因為在此前這個債券市場上流通的品種非常少，非常單調，基本上沒有企業債，就是國債。國債基本上就是中短期，其中真正的短期都很少。而且從1998年至2000年發的國債基本上是不上市的。那么隨著原有的國債到期，債市的交易規模、交易量、交易品種越來越小，越來越萎縮。到2001年我國的債市則有了很多新的、雖然并不引人注目的重要跡象。比如說，在2001年6月份嘗試發行了120億元的15年期的國債，一個月之后又發行了20年期的國債。這種15年以上長期、超長期的債券在中國國債史上是少見的。這意味著很多值得重視的經濟信息。在1997年末1998年以來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有了變化。不是不積極了，而是有了別的變化。這種變化就是積極財政政策向戰略性財政政策轉變。

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本來都是短期經濟政策。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都是短期政策，在一兩年之內調整總供給、總需求之間關系的政策?？偣┙o不足，增加投資，刺激生產；總需求不足了，政府帶頭花錢，刺激經濟。1998年，最開始我們認為中國所面臨的普遍性的供大于求形勢不過是短期問題。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整體上經濟發展不充分是個顯然易見的事實，怎么會有過剩問題呢？怎么會有供大于求呢？人們以為這不過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和1995年、1996年我們抑制通貨膨脹政策的滯后反應。所以抑制通貨緊縮，應對供求失衡的第一條措施，就是眾所周知的1998年增發1000億元的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最開始的這個積極財政政策，用傳統的經濟理論解釋就是應對短期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不平衡。但顯而易見，人們很容易聯想到15年和20年期的國債，它不是應對短期總供給總需求之間平衡關系的。這說明財政政策與戰略手段已經發生變化。所謂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正在靜悄悄地向戰略性的財政政策轉變。國債不僅僅用來調整當年總供給總需求之間的平衡關系，而且可能將越來越多地用來調整15年、20年甚至更長的戰略周期內周期性的變化，削峰填谷。因此，這個品種本身的推出可以說意義重大。

還不止于此，這15年和20年期的國庫券發行，還有一個創新：它的利率是固定利率。人們都知道，銀行的利息沒有長期固定的，變化很正常。一年之內連續降個十回八回的，中國老百姓已經接受了。知道利息是可以不斷地升和降的。那么國庫券的利息一鎖定就是15年、20年，這意味什么呢？有幾個方面的意味。一個是向社會給出了一個中長期基本利率變化的預期，至少是政府的財政部門對未來一個長時期內基礎利率變化的范圍的預期。政府對中長期利率的預期，這很重要，對老百姓的信心、對投資者資金成本的計算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信息。而且這個預期實際上還包含著政府對未來長期過程中發生通貨膨脹可能性的估計。對市場來說，這個國庫券的發行還意味著有可能更多地讓這種可周轉、可交易、可流動的債券進入市場。因為銀行的利率經常會變化，那么顯而易見，國債作為一種投資品種，二級市場的價格一定會隨著銀行這種基礎利率的降或升表現為升或降。假如你去年買的國庫券，這是固定利率，現在銀行降息了，你這10年期的已經持有一年了，銀行降息一個百分點，那么你這個債券的價格可能在二級市場上升7％甚至8％，因為要把后10年一年一個百分點一次在價格上體現出來。如果銀行升息，就會呈現相反的趨勢，這個債券二級市場的價格表現就會跌。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債券市場價值和基礎利率之間的關系，很容易理解。恰好因為有這種關系，固定利率才給投資者在債市這個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中留下了投資和投機的余地。股民們或資本市場參與者有句話：不怕漲也不怕跌，就怕沒行情。不管漲和跌，關鍵是只要有行情，就有賺錢的機會。中國的股市目前還沒有做空機制。實際上，有沒有做空機制不是根本的，關鍵是要有行情。固定利率就是給這個國債品種在二級市場的操作留下了種種預期，留下了債券價格變動行情的較大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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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日本地震；政權更迭；新經濟增長戰略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3283(2012)01-0043-03

一、日本《新經濟增長戰略》的提出

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經濟經歷了兩個“失去的十年”，實際人均GDP年均增長只有1.0%左右，導致日本社會出現了消費不振、財政赤字增加、失業人數高居不下、國民對未來社會保障失去信心等情況。雖然日本自民黨歷屆政府都把治理整頓經濟、恢復民眾信心當作頭等大事，但成效有限，經濟復蘇和發展始終缺乏強勁動力，最終成為日本自民黨失去執政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9月，以鳩山由紀夫為首的政府上臺以后，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逐步消退，為了兌現競選承諾，給予國民更多希望，保住首相“座駕”的“長坐久安”，開始著手制定擬在重新使日本經濟恢復發展的經濟發展規劃。

2010年6月，出任政府第二任首相的菅直人在“履職演說”中對以往經濟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以及日本經濟社會的現狀進行了概括總結，指出日本經濟以前所走的“第一條道路”和“第二條道路”已經無路可走，必須尋找日本經濟發展的“第三條道路”，這也是政府集體智慧的結晶。

所謂“第一條道路”就是以“公共事業”為中心的經濟發展路線。這一路線在20世紀60、70年代因道路、港灣、機場、高鐵等大型公共事業的投資建設給日本經濟帶來了高速增長局面，也成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但到了80年代，當這些社會基礎設施建設趨于完善時，這種“公共事業投資”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不能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效果”成正比，并開始顯現“經濟泡沫”。到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又實施了過于依賴市場的“市場至上主義”，推行了一條“以生產為核心，偏重供給”的經濟發展路線——“第二條道路”，即企業可以通過采取“合理化”措施，優化機構，裁減人員，恢復企業業績等。然而，“第二條道路”非但沒有使日本經濟得到快速增長，還造成了國民失業率增加，生活水平下降，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國民對政府失去信心等后果。

菅直人政府所尋找的“第三條道路”就是“從以往經濟發展政策失敗中汲取教訓”，推行一條符合現實的經濟發展，把具體解決經濟社會的種種問題都作為能創造出“需求與就業”的良機，從而帶動經濟增長的道路。

2010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日本未來十年經濟戰略的主體規劃——《新經濟增長戰略》規劃，也被稱為實現政府提出的將日本打造成一個“強有力的經濟”、“強有力的財政”和“強有力的社會保障”的“三強”目標的具體計劃。

二、《新經濟增長戰略》概要

《新經濟增長戰略》（以下簡稱《新戰略》）規劃是日本政府對此前已經制定的各種經濟發展計劃的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是日本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主體框架規劃。《新戰略》提出了實行“以解決經濟社會現有問題、以擴大需求和增加就業為重心，促進經濟成長”的經濟政策。在2020年前實現經濟增長的7個戰略領域和21個重點“國家戰略項目”，創造總計500萬個就業機會和123萬億日元的市場需求的目標，并有針對性地列出330多項具體實施措施及時間表。主要目標有：2011年中實現消費者物價指數由負轉正；盡快將失業率由當前的5%降至3%；在2020財年前，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3%、實際年均增長率達到2%；實現確保全體國民居有“定所”、工作有“崗位”；逐步降低法人稅，將國內企業所得稅稅率由40%逐步下調至25%等。

《新戰略》所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7個戰略領域和21個重點“國家戰略項目”主要體現在開拓提升優勢增長、構筑依托與周邊國家合作的增長和打造支撐增長平臺等三個方面。

（一）開拓提升優勢增長方面

包括環境與能源戰略和健康大國戰略兩個戰略。環保與能源大國戰略提出要創造超過50萬億日元與環境有關的市場需求，增加140萬人的環境領域新就業崗位，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13億噸。此戰略共有3個“國家戰略項目”，即國家通過“固定價格購買制度”擴大可再生能源利用項目、“環境未來都市”項目和森林再生計劃項目；健康大國戰略提出創造超過50萬億日元市場需求及增加284萬個就業崗位。共有2個“國家戰略項目”，即以促進醫療實用化項目和吸引外國患者的國際醫療交流項目。

（二）構筑依托與周邊國家合作的增長領域

包括亞洲經濟、觀光立國與搞活地方經濟兩個戰略領域。亞洲經濟戰略提出，“推進致力于亞洲經濟增長的國內改革，使人流、物流和資金流成倍增長”，“通過亞洲收入倍增，擴大經濟增長機會”等目標。此戰略共包括6個“國家戰略項目”，即促進基礎設施出口項目、推進降低法人稅及“亞洲據點”項目、人才培養及高級人才引進項目、推進知識產權保護及國際標準項目、構筑亞太自由貿易圈（FTAAP）的經濟合作項目等；觀光立國與搞活地方經濟戰略提出“到2020年初訪日外國人達到2500萬人，將來達到3000萬人，并以此帶動11萬億日元需求和56萬人就業”的目標。此戰略共有4個“國家戰略項目”，即推進創設“綜合特區項目、吸引訪日外國人3000萬人項目、舊房改造及新建倍增項目和推進公共設施民間開放及活用民間資金項目等。

（三）打造支撐增長的平臺領域

包括科技與信息通信立國、就業與人才立國和金融立國三個戰略?？萍寂c信息通信立國戰略提出“創造引領世界的綠色革命及人類生存革命”、“增加獨占世界鰲頭領域的大學、科研機關數量”、“達到理工類博士畢業生完全就業”、“促進形成中小企業自由運用知識產權”、“以科技信息通信等提高國民生活的便利性、降低生產成本”和“投入研究開發投資占GDP總值的4%以上”等目標。此戰略共有3個“國家戰略項目”，即強化國際競爭力及培養人才項目、促進靈活運用科技信息項目和充實研究開發經費項目等；就業與人才立國戰略共有3個“國家戰略項目”，即：幼托一體化項目、職業教育項目和國民居有“定所”、工作有“崗位”的新公共項目；金融立國戰略提出了以“新金融立國”為目標，“確立亞洲主金融中心及主要參與者的地位”，“提高企業全球化進程的話語權”，“擴大運用能夠使國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國民金融資產范圍”等。有一個“國家戰略項目”即推進創立“綜合性的證券、金融、商品等的交易所項目”。

三、地震及政權更迭對日本實施《新戰略》的影響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生的里氏9級大地震及引發的海嘯、核泄漏等災害給金融危機后日本經濟開始企穩向好的勢頭當頭一擊。地震及其引發的次生災害給日本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因素至今難以評估。同年9月，菅直人因種種原因被迫辭去首相職務，野田佳彥出任本屆政府第三任首相。然而，面對日本在“失去的二十年”中積重難返的經濟低迷和震后復興的巨額資金需求（20萬億日元以上），日益高企的債務負擔（已占到國內GDP的210%）和失業率（2011年7月為4.7%）以及日元升值壓力、老齡化社會保險福利負擔等，都將對日本實施《新戰略》產生嚴重影響。

（一）地震重創支柱產業，短期內難圓“強有力的經濟”之夢

雖然本次地震涉及的東北地區的GDP產值僅占日本GDP的8％左右，但是該地區是日本四大工業帶之一的京濱工業帶重要組成部分，是日本經濟主要支柱產業鋼鐵、石化、汽車以及電子工業基地之一，受影響的汽車、鋼鐵等及其相關產業對日本GDP增長的貢獻率近50%。地震致使大量工廠被迫停產、歇業，港口、公路等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再加上地震引發的核電供應部分的關、停等導致電力供應趨緊，這些因素將在中短期內對日本經濟增長持續產生負面效應。根據《新戰略》規劃，到2020年，日本年均名義經濟增長率為3%，年均實際經濟增長率將超過2%。本次地震對于本已缺乏增長動力的日本而言，連續10年保持3％以上的經濟增長成為一個“美好的愿望”。

（二）地震加重了政府財政負擔，“強有力的財政”和“強有力的社會保障”受到挑戰

任何一項經濟政策的實施都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財政作為支持與保障，日本的《新戰略》的實施也不能例外。地震前，根據日本財務省2011年4月10日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3月底，日本的國家債務余額（包括國債、借款和短期政府債券）為924萬億日元，人均負債約為722萬日元，創下歷史新高，為GDP的兩倍以上。地震后，根據日本內閣府估算，受地震破壞，僅道路、港口、上下水道等基礎設施和企業設備的直接經濟損失就可達25萬億日元，相當于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3%～5%，而這一數字尚未包括福島核電站事故帶來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這樣的損失對已經債臺高筑的日本政府財政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而救災和恢復重建是日本政府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得不做的頭等大事，如果做不好甚至會影響到的執政地位。因此，本次地震及引發的海嘯、核泄漏事故等短期內將嚴重影響《新戰略》的實施，救災和恢復重建所造成的巨額資金分流使日本政府財政分身乏術，難以支撐《新戰略》中需要資金支持項目的落實和實施，如健康大國戰略等。

（三）地震給《新戰略》個別領域的實施帶來不確定因素

第一，對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出口將受到嚴重挑戰。地震前，日本的核電、鐵路、水務等“基礎設施出口”發展面臨極佳的機遇，亞洲市場存在巨大的需求空間。如在核電方面，日本已與多個國家如約旦、哈薩克斯坦、越南、印度等國簽訂核能及高速鐵路等合作意向書，擬向這些國家出口成套核電站設備等。《新戰略》確定，政府將積極配合核電、鐵路、水務等相關企業推動對亞洲的“基礎設施出口”。地震以后，核泄漏引發的恐慌不僅影響到日本本國核電產業的發展，已經對全世界的核電產業發展都產生了負面影響。原來與日本有核能合作意向的國家很難在短期內與日本繼續核電方面的合作，不是合不合作的問題，而是建與不建的問題。另一方面，地震所帶來的基礎設施建設將在日本國內掀起新一輪浪潮，在今后幾年內，日本很難有剩余力量對外“輸出”基礎設施工程建設力量。因此，實現《新戰略》提出的將核電站等“基礎設施出口”市場規模發展至20萬億日元的目標面臨極大挑戰。

第二，“觀光立國”戰略將受到嚴重挑戰。根據《新戰略》規劃，“觀光立國”戰略作為日本未來經濟的一大核心支柱產業，到2020年“達到外國人訪日數量2500萬～3000萬人”并以此帶動11萬億日元需求和56萬人就業，使其成為日本經濟新的增長動力之一。地震前，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JNTO）統計，2010年進入日本旅游的外國人數為861萬人，離2500萬人的目標還相當遙遠，即便沒有地震及核泄漏事故的影響也難以實現。地震及核泄漏事故發生后，不但給位于重災區的宮城、福島、巖手三縣的旅游業造成重創，而且對整個日本的旅游業也形成了強烈沖擊。除短期內給日本旅游觀光產業造成重創外，從長期來看，福島核泄漏事故隱患至今還未排除，將對人們的心理產生非常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日本的觀光旅游業都將處于低迷狀態。

第三，《新戰略》中提出了今后十年以“新金融立國”的目標，將金融業作為未來十年日本服務業的一個新亮點，“確立日本在亞洲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等。事實上，地震帶來的心理沖擊很有可能危及到日本東京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本次地震中雖然東京等大都市不是地震直接災區，但核輻射波及的陰影還將持續。從日本列島本身處在地震帶上的層面來說，本次地震將深遠影響人們生活、工作的安全感。另外，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環境的改善與提高，上海、北京、香港、首爾、新加坡等地金融產業正在對日本金融產業形成沖擊，而地震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劇了這種外部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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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國社會發生轉型,思想開放,大量引進西學以來,知識界就日益陷入一個早有察 覺、卻又難以擺脫的怪圈,亦即,除了譯介各種理論方法之外,還屢屢輸入問題,將歐 美知識界的熱點問題視做本土視野中的核心話題。全球化問題在相仿的慣性中進入中國 ,并引起新一輪熱烈的爭論,然而從中派生出來的文化全球化思考卻直接切中當下文化 現實境遇,而關于民族話語權的設想,則可能為在全球化中處于被動地位的弱勢文化提 供新的思考維度。

    一、當代問題與事實的全球化

    事實總是有目共睹的,而問題只被敏銳的思考發現,這也就是為什么全球化的發生要 早于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就時下關于全球化的界定而言,主要都是將它當做一種經濟 行為,一種無法逃離的經濟浪潮和整個世界發展的宏大背景。它首先發生在金融領域, 而后漸漸推行到各個方面。由經濟增長的永恒規律所造成的利益追求,利用世界經濟發 展不平衡的形勢,讓資本在流動中創造最大利潤,由此引發對新經濟政策的調整,使生 產和貿易越來越不限在國界以內,與此同時,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治政策、生活方式、 文化價值等,也相應發生改變,做出主動調整或被動改變。因此也就有了一系列的全球 化,包括經濟、資本、金融、政治、信息、環境、文化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