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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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本土化　經濟學范式　中國經濟學　經濟思想史

[中圖分類號]F01；F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8)10―0052―07

共同榮獲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經濟學大師――繆爾達爾和哈耶克，盡管在學術主張上截然不同，但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上卻罕見地表達了他們之間的共同觀點。繆爾達爾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重大差別：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永遠也得不到常數和普遍適用的自然法則；也即，在我們的社會領域中，對事實以及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質的宇宙間的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要復雜得多，而且變化多端并充滿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究其原因在于，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問題是關于人的行為的問題，而人的行為，不像自然物質一樣具有永恒不變的性質，人的行為有賴于并取決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條件和組織構成的錯綜復雜的復合體；人類的行為表現為不同的、千變萬化的可變性與僵化的東西的各種組合，因而即使是在某一時點上和在某種特殊情況下，這些現象確實是難以把它們作為事實而定義、觀察和衡量的。同樣，哈耶克也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著這樣的不同：一方面，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上是“單一”現象，很容易觀察到各因素之間的規律性，而社會科學把資料分類和確立其規律性并非根據它所具有的共性，而是基于我們所作的關于個人行為的假設；另一方面，自然科學所研究的事物之間的關系涉及到的是相對簡單的現象。而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人與物或人與人的關系涉及到生活、精神和社會中更為復雜的現象，因而社會科學具有非常強的主觀性，它并不是按照客體所具有的共同屬性，而是根據個人對經濟現象以相同的方式所作的主觀反應去對經濟現象分類并找出其規律性的。這也意味著，社會現象中沒有一成不變的事情，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同樣的行動產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因此，我們就不能從中歸納總結出公理性的經驗規律，而只能對個體現象、個體行為和個人性質作出假設和概括。

一、社會科學離不開心理文化的基礎

經濟學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一方面，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經濟現象――本身就是人類行為的產物，不僅主體的行為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而且主體的認知也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因而主體對經濟現象的認知也不是脫離自身的經驗和感覺的，即經濟學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另一方面，人們對社會現象進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僅僅是應用不可變更的原理，相反是試圖對不合理的現狀進行改造以促進人類社會更為良性地發展，從而使社會科學的研究本身具有強烈的規范性。正因如此，經濟學的理論探索本身就充滿了主觀性和規范性：主觀性體現了個體的私人知識和傳承的社會習慣，規范性體現了個體的社會關懷和立場視角。Ⅲ正因為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人文性，經濟學的科學性也體現在如何理解真實而具體的社會關系下人的理性內涵問題：顯然，具體社會中的人類理性具有豐富的社會性內容，而不僅僅是自然主義的先驗理性。事實上，經濟學根本上是要通過剖析人們的行為機理來探求提高人們的福利的途徑，因而經濟學不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也即，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面對著自然物時如何行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人對著他人或社會時如何行為，如何充分運用人的理性以實現社會需求的最大化。前一個內容可以借鑒自然科學的知識，但并不需要像目前這樣復雜化；而后一個內容根本上是心理學和文化學的內容，需要分析具體環境下人的行為方式和偏好。而且，根本上說，社會現象都必然涉及到后一個內容，因而需要認真研究內在經濟現象中的“人”的因素；譬如，米塞斯就把經濟學視為研究人類有意識的行為的科學，研究人如何達到他的目的。

而且，即使現代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視為研究理性人如何行為的科學，但理性本身也是具體社會關系下的產物，從而也具有明顯的社會人文性。事實上，經濟學所意指的理性主要集中于在人們的目的與選擇的手段之間的關系上，本意是強調達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選擇；但顯然，目的本身只不過體現了人們愿望，從而具有主觀性和多樣性，因而目的本身沒有所謂的理性與非理性之分。正是基于這一角度，“每個人的行為總是有理性的”，這表現為兩點：“(1)它指向某一目的；(2)在他眼里，它的收益必須超過它的成本，否則他便不會采取這一行動。”這意味著，對理性的理解和判斷與人的具體目的有關，如果僅僅因為從自己的評價角度看行動的目標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把它們稱為非理性的，這顯然是無根據的。進一步地，人的目的與心理和文化有關，因而不同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下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特別是，受不同文化所熏陶的人之社會性也是不同的，因而其行為機理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正是因為社會現象是由人的互動行為產生的，而行為又受人的心理支配的；因此，有的學者就指出，心理學實際上是任何社會科學出發的基礎，所有根本性的解釋都要以此為基礎，分析具體社會關系下人的理以及人類行為造成的經濟現象。也正是由于不同社會環境下人的行為方式的不同，因而要真正探悉社會現象產生的內在機理，要探究人類有效的理性行動，則必須搞清楚行為主體的需求特點以及行為發生時的條件或背景；正因如此，經濟學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本土性，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也必須建立在本土行為機理的契合性基礎之上，而“所謂‘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動及研究成果與被研究者的心理與行為及其生態、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方面的脈絡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調和的狀態”。

其實，正如帕累托指出的，“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心理的活動，根據這一觀點，不僅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還包括人類活動的所有其他部門的研究，都是心理學的研究，并且所有這些部門的事實，都是心理學的事實”；顯然，這一觀點也得到穆勒、波普爾等人的認可，而且，許多經濟學現象的經典解釋也依賴于心理主義。譬如，主流經濟學有關價格變化的解釋就是建立在假定一個或多名個人的偏好變化的基礎之上，現代經濟

學對人類行為中互動均衡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心理學定律的帕累托有效的概念之上；可以說，從微觀經濟學的“戈森三大定律”到宏觀經濟學的凱恩斯三大心理基礎都與心理學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以致長期以來學界也往往把經濟學的思想視為心理學或應用心理學的一個分支。當然，由于現代經濟學產生、成長并壯大于西方社會，從而也就是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行為心理的基礎之上的；特別是，隨著20世紀30年代之后主流經濟學在美國最終形成，從而導致現代經濟學也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堅民族行為的烙印。基于此我們認為，現代主流經濟學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經濟學，而且，即使已經為廣大非西方國家所廣泛傳播和接受的馬克思經濟學，它也是“西方”非主流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們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為心理之上的，并體現了西方社會基本的自然主義思維(盡管與主流經濟學還存在一定的差異)。

正因為經濟學本身存在強烈的人文特性，需要與具體的文化心理相結合；事實上，經濟學探究的是社會主體行為所產生的經濟現象，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行為動機是不同的，從而建立在人類行為機理之上的經濟學理論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國人的思維就與西方社會截然不同：在中國，人一直被視為思維和認知的主體，中國社會本質上也是人本主義的，它首先關心人類社會，儒家文明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系；因此，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內而外、由社會而自然，將從對社會秩序的探究中獲得的知性逐漸反思到自然社會中，這是天人感應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學的基礎。正如楊國樞指出的，“所謂美國心理學，無非是美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所謂德國心理學，無非是德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所謂法國心理學，無非是法國人的本土心理學。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階段，中國心理學卻曾先后將這些國家的本土心理學當作‘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甚至將之視為可以照樣適用于中國人的心理學。試問，任何單一國家的本土心理學能夠置諸天下而皆準嗎?能直截了當地成為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嗎?美、英、德、法大都是屬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國家。然則，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學能代表人類的心理學嗎?它能適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國、日本及韓國)的人民嗎?”顯然，這里把心理學一詞換成“經濟學”一詞，意思同樣存在；杰寧斯就強調，文化不僅保證了人類社會行為和社會內在安排的連續性，而且也意味著，社會過程不是由一個普遍規則所支配而是互動和歷史地決定的。

因此，經濟學本質上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科學化、客觀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強烈的本土化色彩：特別是，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從原先狹隘的物質資源配置領域轉向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領域，經濟學本土化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了，現代經濟學根本上面臨著一個本土化的問題。然而，盡管早期的古典經濟學本身就包含工程學和倫理學兩方面內容，但自新古典主義以降，經濟學日益局限于稀缺性資源配置的探究，而“人”這一因素在經濟行為中的影響逐漸被主流經濟學所忽視了；相反，它開始盲目地接受自然主義的思維方式，刻意模仿物理學等自然科學以求研究的“客觀”和“科學”，從而逐漸形成了與工程學的研究內容相適應的抽象化方法論。特別是，迄今為止的經濟學理論仍然建筑在西方的科學主義基礎之上，從而抹煞了經濟學的人文性和本土性，也使得經濟學理論與不同社會的具體制度安排相脫節。哈耶克就感慨，“20世紀肯定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所謂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說人們高估了科學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們高估了科學在復雜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事實業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被證明為大有助益的技術也同樣適用于復雜現象領域的做法，是極具誤導性的”。為此，本文通過對經濟學說史中的本土化現象來對當前中國經濟學的走向作一分析。

二、經濟學說史及流派中的本土化現象

關于經濟學的本土化問題，我們可以從經濟學說史的發展以及各個流派的特性中窺見一斑：正是基于經濟學的這種本土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所形成的經濟學往往具有較大的差異，而這些不同特質的經濟學流派共同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國家在歷史上形成了兩種相差很大的理性傳統：一是經驗的和演化的理性傳統。一是先驗的和建構的理性傳統：即為盎格魯的經驗主義傳統和高盧的唯理主義傳統。其中，法國受啟蒙主義時期的百科全書派學者以及盧梭等的建構理性主義影響較大，充滿了笛卡爾式的唯理主義；相反，英國傳統主要是由一些蘇格蘭道德哲學家所明確闡明的，他們當中的杰出者首推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和亞當?福格森，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資源主要是那種根植于普通法理學中的思想傳統。正因為兩個國家在思維特質上存在差異：從英國傳統發展的是演進理性，而法國發展的則更凸顯建構理性的特點；因而這兩個國家產生的經濟思想、理論和政策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法國的經濟學特別重視均衡和數理的分析，這一點顯然不同于與英國傳統強調演化和連續性的思想。事實上，在從重商主義向古典經濟學的過渡方面，英國就采取了較為溫和的方式，繼承和接受了重商主義重視商業和貿易的傳統：而法國的重農主義則是18世紀法國的資產階級在對重商主義的激勵批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把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因而更有效地探討財富的增加問題，并開始思考整個宏觀經濟的均衡問題。而且，在古典時期形成強調供給等于需求的薩伊學派與強調演化的斯密學派也存在很大不同，也正因如此，在邊際效用興起之后，瓦爾拉斯開創的洛桑學派主張與古典經濟學斷裂，也正是在繼承這種建構理性主義的思維傳統的基礎之上拓展了一般均衡的分析；相反，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和信奉“自然不會跳躍”的格言，充分將邊際分析與較早的以李嘉圖和穆勒為其冠冕的英國經濟學早期傳統結合起來，并基于演化理性主義的傳統構建了在特定域里的封閉性的局部均衡模型。

經濟學本土化現象更為突顯的例子是德國，德國本土孕育出來的經濟學說與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存在很大的不同，它特別強調歷史的意義和國家的作用，這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上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和文化主義色彩；二是歷史進程上的落后狀態使它無論是思想上還是經濟形態上都深受中世紀的影響。事實上，德國承襲了日耳曼部落人的民主政治傳統和立約、守約精神，在早期的日耳曼公社制度中就有民眾大會以及民選王的制度：民眾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它有權決定部落中的一切重大事務，包括立法等事項，并具有審判的功能；在日耳曼部落的民眾大會開會時，所有成年男子均全副武裝參加，由王來主持，但在開始時王的權力并不大，王由民眾

大會選出。隨著氏族貴族和軍事貴族勢力的增強，在日耳曼部落中也曾出現過“貴族議事會”，有關戰爭、媾和、土地分配以及對外交涉等重大事務，都先由貴族議事會審議，然后再在民眾大會上討論。這種形態也在神圣羅馬帝國中得到繼承：當時眾多邦國林立和封建主地方割據，為了解決教會的神權與皇帝的王權、國王與邦主之間的利益沖突，德意志皇帝、教皇以及大封建主之間經常進行爭斗，而每次較量的結果都會制定一項“詔書”、“條例”或“合約”之類的性法律性文件。因而帝國皇室的權力實際上很小，并形成了德國通過封建領主選舉方法產生君王的獨特歷史傳統。也正因如此，德意志地區長期以來都處于諸侯割據的狀態，直到18世紀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德國的思想家也尚未經歷過市民社會的生活：因此，德國的啟蒙運動在康德那里達到了其頂峰：但并沒有成熟就開始消逝了，而他的學生海德格爾將康德的啟蒙思想扭向了另一個方向，成為啟蒙運動的批判者，代表了前浪漫主義運動觀念的最初發展，其關注的焦點問題是文化差異觀、民族精神、各民族在歷史中的地位等。同時，為了快速提升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德國社會又特別贊頌國家的作用，認為個人是附屬于國家的分子。個人財富不僅依賴、而且必須服從整個民族國家的福利和權力；因此，德國的經濟學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歷史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烙印，這不但與英國存在著差異，敵視孕育斯密思想的世俗化自然法則，而且與法國也有很大不同，敵視功利主義和強求來自理性的一般規則。

事實上，這種區別自從德國的官房學派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后來的歷史學派則更深刻地體現出了這一點；而且，即使二戰后受到了英美制度的改造，但德國的弗萊堡學派的經濟思想依然殘留著歷史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特征。其中，關于德國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差異突出地體現在古典時期，當時以李斯特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就強調德國人的行為和社會環境與英國的不一致性，并以此出發認為，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這種普遍的經濟規律，而只可能有適用于某特定國家的經濟規律：從而嘗試建立以國家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提出需要確立一些新的適合于經濟落后的或正在興起的國家的原則，而且根據這種思路，李斯特等又將古典經濟學視為“英國的國民經濟學”。譬如，李斯特就認為，“政治經濟學或國家經濟是由國家的概念和本質出發的，它所教導的是，某一國家處于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國際關系下，怎樣維持并改進它的經濟狀況”：因此，經濟學的任務就是將經濟現象加以歷史的經驗的敘述。從德國的民族立場出發開始著手建立德國的國民經濟學，李斯特強調，國家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國家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化和力量”，并研究“國家為了改進它的經濟狀況所應該遵行的政策”：而且，基于歷史發展的事實，他提出了經濟發展階段說，認為在不同的時期應該有不同的政策，相對于當時工業化程度最高的英國，相對落后的德國就應采取保護政策。特別是，盡管德國的歷史學派是根基于本國的歷史，但它對經濟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了本國的經濟學發展，而且派生出了美國的早期制度學派等。

正因如此，盡管20世紀30年代后美國逐漸把英、法兩大經濟學傳統合流起來，但德國經濟學卻仍然作為一個重要思想流派或泉源而存在著；直到現在，德國仍樂于將經濟學稱為國民經濟學，推崇自由市場的同時仍然偏好國家干預的弗萊堡學派仍然以新自由主義旗幟飄揚在當今世界經濟學界。顯然，這種經濟思想存在著明顯的歷史淵源和連續性傳統，如弗萊堡學派的創始人――歐根早期就比較傾向于歷史學派，只是由于面對一戰后魏瑪政府時期空前嚴重的通貨膨脹，歷史學派卻束手無策，歐根才放棄歷史學派的傳統，而走向經濟理論的研究；但不管如何，歐根的思想卻深受歷史學派的影響，他和他的追隨者反對概念式的經濟理論研究，而主張重視現實世界的經濟分析，而這被視為是歷史學派的精粹。而且，弗萊堡學派推崇的“奧爾多秩序”這一詞匯就是從中世紀歐洲基督教會關于“ordo”的觀點中直接脫胎而來的，它強調的是一種合乎人和事物本質的秩序，體現為一種有用和公平的秩序，從而具有較強的規范性色彩。事實上，根據中世紀基督教會的觀點，世界秩序是神授的秩序，這種秩序是“本質秩序”、“自然秩序”或“奧爾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人和事物的自然本性的秩序；而且，這種秩序特別強調連續的或適當的順序、有規則的排列，所以政治上往往用于指公民的等級、階級級別等，而教會也用來指教會內部的等級。此外，德國歷史學派的一些方法論和政策主張對經濟學的發展也作出了積極貢獻：一方面，目前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已認識到歷史經驗研究對于解釋現在、檢驗舊理論、發展新理論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歷史歸納法也已經被普遍接受并成為抽象演繹法的補充；另一方面，歷史學派認識到不加限制的自由企業不一定為整個社會生產出可能的最佳產出，因此對自由放任的批駁也已經成為經濟學的一般共識。

三、本土化現象對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啟示

當然，盡管西方經濟學說在發展過程中由于歷史發展界定和特殊文化的差異而產生出不同的流派，但是，整個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質是大體相通的：都是發源于希臘理性和希伯萊信仰，并且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長期洗煉；正因如此，西方社會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機理也大致相似，這為西方經濟學的趨同提供了相應的文化心理基礎：英、法兩大經濟學傳統逐漸被統一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旗幟下，德國學派的很多思想也不斷地被吸收進主流經濟學中。其實，李斯特并未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基礎，仍然把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稱為“世界主義經濟學”：但是，他認為，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理論是不同的，英國的古典經濟學不適合德國的實際經濟狀況，因而主張德國要建立更適合自己經濟發展背景的經濟學，并基于歷史發展階段提出了國民經濟學。也正因為如此，當西方各國的經濟發展狀況開始趨近以后，原來具有濃郁本土化傾向的各流派就開始逐漸統一起來；當然，這種統一也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也更趨同化的情況下的(如德國社會的個體主義意識已經明顯增強)。與此同時，這種統一也與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日益集中在資源配置領域有關，這可以更好地引入自然主義思維，并以物理學和生物學為效仿的榜樣；正因如此，我們說，以美國為中心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是源于西方各國的理論和思想之綜合，并逐漸用數學分析和經濟計量學來作為經濟學的統一語言。正如斯皮格爾所說，“盡管很多不同的民族都對經濟思想作出過貢獻，但大體上說，經濟思想是整個西方文明遺產的一部分”。

然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人的行為卻與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別，即使像日本這樣已經高度西方化的國家。在一系列的社會制度上也與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別；因此，經濟學的東方化就不像李

斯特所講的那么簡單。這需要對經濟學基本的微觀行為機理進行修正。事實上，我們知道，盡管日本的經濟實力已經非常高，且社會制度也與西方存在如此的差別，但在經濟學領域并沒有取得相應的成就和聲望；究其原因就在于，當前的經濟學話語權還為西方社會所掌握，而東方社會迄今也沒有提供一個相應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盡管日本學者也正在朝這方面努力。楊國樞說，“時至今日，儒家、佛教、伊斯蘭教三大文化圈的心理學者大都仍在東施效顰，以盲目模仿基督教文化圈的本土心理學為能事，所發展的只是一種西方本土心理學(特別是美國本土心理學)的復制品――西化心理學”；顯然，經濟學更是如此，因而經濟學更自詡為客觀的一般化的科學，這種一般化實際上也就是將西方經濟學一般化。正因為經濟學基本研究范式，特別是其基本微觀行為基礎是西方的，那么，當前的經濟學也只能是“西方”經濟學，沒有以自身的行為機理為基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論。顯然，目前社會上流行的那些本土化口號也僅僅是膚淺的將研究對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維也都是西方的，也必然無法真正搞清楚中國社會現象的內在機理。

篇2

計劃經濟的基本特征是：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地區以及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各個過程——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積累——都是有計劃按比例地進行發展的。

實行計劃經濟，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

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把各種的無數的企業聯合成為一個統一的國民經濟整體，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依靠著，這一部分發展了，就要求其他部分也相應的發展。例如，我們要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就要發展工業，發展工業需要農業部門提供足夠的原料。隨著工業人口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就要求農業部門提供更多的糧食。例如，我們要建立一個十萬錠子和二千五百臺布機的棉紡織廠，以每天三班生產計算，一年就需要四十萬擔棉花。如果農業部門拿不出或不能滿足工業增長所需要的原料，那么很多工業部門就不能夠發展。此外，在目前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還要求農業部門提供一定數量的出口物資——土、特產品，以挽回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所必需的機器設備；還要求農業部門通行農業稅的形式提供一定數量的積累，以作為國家工業化的資金。發展工業同樣需要運輸部門的支援。因為要實行工業化，就要進行許多工業基本建設，這就有大量的機器設備、建筑材料和工人的生活資料需要運輸。同時，在工業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和制出的成品，也需要一定的運輸工具來運送。因此，如果在各工業基地之間，沒有相應的交通運輸網，要進行工業建設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時社會主義工業化亦需要商業部門的支援。

不僅在國民經濟各大部門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而且從工業內部來看，在鋼鐵工業、機器制造業、燃料工業、建筑器材工業、化學工業以及各種輕工業之間，亦存在著一定的比例關系。譬如，制造機器，就需要有一定數量的鋼鐵，而在生產鋼鐵時，又需要有大量的燃料；在機器工業與鋼鐵工業擴大生產時，需要進行基本建設，而進行基本建設又要求具備一定數量的建筑器材，這樣，生產建筑器材的工業部門又必須相應地發展。

其次，無論我們進行生產或基本建設，都需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三個因素，亦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它們必須配合地起作用。如果在某一生產企業中，光是職工數量增加了，而機器設備占財務流動資金都沒有增加，那末該企業的生產還是不能擴大。反過來說亦是如此。由此可見，在社會擴大再生產過程中，人力、物力、財力這三個基本因素，亦必須相互適應地按比例地增加。

上面這一切，都說明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的必要性，說明計劃經濟制度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下產生的。

有些同志認為我國以前沒有五年計劃，建設進行得也很好，為什么還要制定五年計劃呢？有了年度計劃不就可以了嗎？何必非有五年計劃不可呢？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各方面的規劃比較簡單，故有年度計劃即可；現在是大規模建設時期，國民經濟的內部聯系較前復雜得多，一個部門的變動會引起其他部門相應的變動，一個事業的發展要求其他事業相應的發展，它們之間具有一定的比例關系，因此，必須有一個較為長期的計劃來指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與改造，否則其中某些部分就會發生不平衡的現象，就會破壞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有步驟的發展。

計劃經濟的優越性

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很多，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計劃經濟制度意味著最大的節約。在計劃經濟制度下，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生產，是按照國家規定的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來進行的；而國家在編制國民經濟計劃時，又是根據社會經濟實際需要和可能條件出發的，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需要多少，就生產多少，各個企業機器設備的添置與勞動力的增加，都是按照一定比例進行的，因而在正常的管理情況下，可以避免發生浪費現象。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則相反。寄生階級的消費，經濟危機、失業現象，生產能力利用率的長期低下，技術進步的人為障礙，驚人的非生產性消耗，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為了追求最大的利潤，互相競爭，根本不考慮市場的需要，這樣盲目地進行生產，不可避免地形成某種產品的積壓與某種產品的脫銷。大批產品被資本家銷毀，資本家任意解雇工人、關閉工廠，造成社會物質財富和勞動力驚人的浪費，把勞動人民拋入貧困的境地。

第二、在計劃經濟制度下，國家可以有效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到與國計民生有重大意義的生產部門中去；能夠在同等數量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下，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更多的產品。因此，國民經濟能夠得到高速度的發展。

如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工業十分落后的國家，十月革命后，把過去屬於地主、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沒收，近來，變成勞動人民所有，經過了幾個五年計劃，現在已成為世界上頭等的先進工業國。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工業總產值要增加百分之九十八點三。而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五一年，這二十多年間，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僅增加一倍，英國增加百分之六十，意大利增加百分之三十四，法國增加百分之四。這就充分說明了在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計劃經濟的優越性。

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所規定的五年內糧食增產量，要相當於過去幾十年來糧食的增產量。

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要新建鐵路干線、支線、復線、專用線共一萬余公里，而在過去六、七十年內，總共才建了二萬多公里。

這些情況都說明：在計劃經濟制度下，五年內的建設工作量，要相當於甚至超過近去幾十年所做的工作量。

第三、既然在計劃經濟制度下能夠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因而也就能適當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工人職員的平均工資要增加百分之三十三，農村人民的購買力將增長一倍左右。農村購買力增長的這種高速度，在過去是不能想像的。

篇3

內容摘要：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商業經濟理論，研究方法表現為，社會制度的本質決定以馬克思經濟理論分析和探索流通領域的社會生產關系。計劃經濟的轉軌決定以歷史的方法，根據中國國情研究商業發展規律。

關鍵詞：商業經濟商業理論立場歷史方法

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獨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個學派或流派。從分析方法的角度分類，經濟理論以及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的諸理論組成的理論體系或經濟學，大體上包括三大類別：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的區別；均衡分析與非均衡分析的區別；純經濟分析與制度、結構分析的差別。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是計劃經濟時期商業的傳承，同時在社會制度方面有別于資本主義，決定了商業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觀，歷史觀和發展觀的辨證統一。

商業經濟理論研究的立足點

當前我國商業經濟理論的危機，表現在西方經濟理論的涌入，反映西方經濟思潮的市場營銷學替代了商業經濟學，而市場營銷學主要研究流通領域人和物的關系，忽視了流通領域生產關系的研究。在揭示生產關系的運行規律方面，由于社會制度的不同，商業經濟理論只能是以為指導的，解決我國實際問題的，中國式的商業經濟理論，是西方經濟理論無法取代的。我們認為，作為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的商業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產業所有制結構、國有商業的地位、商業勞動的地位、商業企業人與人的關系，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科學發展觀就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需要。

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對立，在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成分表現在它提出了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類似的理論命題。但是，它不能揭示勞動價值是創造商品價值的惟一源泉。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根據“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假設”以及馬克思關于勞動創造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的商品價值的觀點，商業勞動價值同樣也是商品流通領域創造商品價值的惟一源泉。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流通產業要充分肯定商業勞動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保護和解放勞動者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固有職責和根本任務。必須尊重勞動，尊重勞動者，不斷提高商業勞動者的素質和勞動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承認商業企業獨立商品經營者的地位，同樣也承認商業資本追逐剩余價值的本性和在增進社會財富的作用，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有制企業都表現為企業人格化資本的特征。也必須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正確處理好勞資雙方的利益關系，切實保障商業勞動者在分配領域的合法權益。

比較的動態分析的歷史方法

歷史和現實的比較是總結經驗、展望未來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崗（2005）的研究表明歷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國經濟學界的首要問題是了解國情，發現經濟學研究中的問題，找到問題的結癥，并尋求解決問題的思路。這就需要我們應特別重視歷史方法，從實際出發來研究問題。不容否認，計劃經濟時期的商業結構模式存在許多缺陷，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商業理論，離不開計劃經濟商業的歷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歷史辨證的觀點，既然是計劃經濟時期商業的傳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較相結合。既吸收歷史的長處，又展望未來。我國公有制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發展歷程經歷了計劃經濟、轉型經濟、市場經濟三個階段。計劃經濟時期的商業，從總體上說，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對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轉型時期表現出來的企業小型化、極度競爭等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補課”，是邁向市場經濟過程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對計劃經濟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極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建立以后，商業的競爭必然走向商業的壟斷則是第二次否定。經過否定之否定，是計劃經濟時期流通模式的揚棄。計劃經濟時期的大流通觀點，經過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為國際市場商品流通之勢。

篇4

關鍵詞：中國城市化 城市化進程 工業化 二元結構

一、基本特征

建國以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的城市社會經濟建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呈現出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城市發展布局和結構日趨合理，城市群發展迅速等特征。

首先，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且不看其他方面，就從中國城市的數量就可以看出來城市化進程的快速。

其次，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結構日趨合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小城鎮發展加快，小城鎮數量迅速增長。1978年全國僅有建制鎮2173個，且以縣城關鎮和工礦鎮為主。 2008年末全國共有建制鎮19 234個，比1978年增加17 061個。 新建的建制鎮大多由原鄉建制發展而來， 是分布廣泛的鄉村中心，并正在發展成為以農業服務、商貿旅游、工礦開發等多種產業為依托的、 各具特色的新型小城鎮。 與農村工業化的發展相伴生的小城鎮發展打破了城鄉分割的體制， 推動了我國城鎮化發展。 2008年全國城鎮人口達6.07億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45.68%，比1978年提高了28個百分點。 小城鎮人口占城鎮總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20%上升到45%以上 ，2007年全國建制鎮建成區面積2.8萬平方公里，人口密度5 459人 / 平方公里，小城鎮聚集效應逐步顯現。科學的城市發展戰略的實施， 使得我國的城市發展結構日趨合理。[2]

最后，二元結構下推進城市化我國現階段的城市化是在工業、 農業部門二元結構以及區域經濟二元結構的大環境下進行的。[3]

二、動力機制

（一）產業結構的轉換力

同全球發展趨勢一樣，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最基本的動力是產業的空間集聚，也就是工業化過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演進會改變城市的形態和規模，進而影響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城市化發展的本身，就是變落后的鄉村社會和自然經濟為先進的城市社會和商品經濟的歷史過程，所以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而在產業革命之后，工業化則成為城市化的根本動力。[4]

（二）科技進步的推動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進步會加速經濟增長，深刻地促進產業集聚及產業結構的轉換，影響城市化進程，可以說技術進步是城市化發展的源動力?？萍嫉倪M步無疑是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動力之一。

（三）國家政策的推動力。國家大力鼓勵城市的發展從而帶來了中國城市的發展，從而成為了中國城市化的動力。

三、文化因素

事實上，現代城市化的過程，除了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城市規模的擴展以外，還應包括城市關系以及典型的城市文化因素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變遷。有學者指出：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化運動與非城市化運動的對抗史。[5] 在如此漫長的中國城市史中，城市始終作為中央集權的全國統一行政區劃的各級行政中心而存在，在絕大部分時間里保持著政治上高度控制的網絡狀態。韋伯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中國在愈益完善的官僚體制的嚴密控制下，個人的經濟抱負很難在分裂的形勢中找到機會，從而未能象歐洲那樣導致資本主義的產生。[6]

四、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是城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既為物質生產又為人民生活提供一般條件的公共設施。城市基礎設施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基礎設施在城市地域內的延伸， 是為滿足城市物質生產和居民生活的需要， 向城市居民和各單位提供基本服務的公共物質設施以及相關的產業和部門。

中國目前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 城市基礎設施管理同其他經濟管理一樣， 仍然是混合的管理模式， 即延續計劃經濟的管理方法。

在實際的運行管理中， 由于重視建設過程管理、輕視運營和養護管理的思想存在， 激勵和考核制度的不健全， 導致管理部門間缺乏必要的整合， 各個部門各自為政， 難以協調工作。另外， 由于管理手段和方法落后， 已經不能滿足基礎設施經營管理的需要， 造成工作效率低下。[7]

五、總結：總結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具有幾下幾大特點：

（一）城市化進程明顯表現出先被動后主動的特征，建國初到改革開放之前，城市化基本上是被動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城市的建立和發展主要是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政府沒有意識到城市對于現代經濟活動的重要意義。

（二）從城市化進程看，勞動力職業的轉化快于地域的集中 城市化的進程，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城市化進程主要表現為農村的城市化或城鎮化，尤其是農村小城鎮的迅速發展，其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分割和政策上的限制。[8]

（三）從城市化空間進程看，地區間城市化水平不均衡，差異較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較快，而西部地區發展相對較慢，這種差距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

參考文獻：

[1]周于峙.探索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之路[J].國際城市規劃.2009（S1）.

[2]陳秀山，王洋.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基本特征與存在問題研究[A].井岡山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

[3]薛艷峰，任虎.中國城市化現狀及其問題[J].經濟論壇，2007（6）.

[4]段杰，李江.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特點、動力機制及發展前景[A].經濟地理，1999（12）.

[5]余秋雨.當代都市文化略論[A].戲劇藝術.1997（1）.

[6]徐暉.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文化因素[A].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0（3）.

篇5

我認為，古今中外，財政就是國家財政、政府財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屬性，所以也是公共財政，它們是同義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演進，不同的國家財政又會有不同的模式（類型）?，F在大家所說的“公共財政”一詞是從西方引進的，把它作為國家財政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突出它是一種市場型財政，卻又有著特殊的意義。

“公共財政”一詞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譯?！睹绹鴤鹘y辭典》對Finance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資金或其他財產的管理科學，二是指對資金、銀行業、投資和信貸的管理。一般的英漢辭典則通常把Finance譯為金融、融資或財務。因此，如果Finance一詞單獨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為我們通常所說的財務管理，而這種財務管理既可以發生在私人部門，如家庭、企業、銀行的資金管理：也可以發生在公共部門，主要是政府部門的資金管理。在Finance一詞前加上限定詞Public，此時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梢?，單從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門的財務管理。由于國家（或政府）是整個社會經濟中最為主要、對社會公眾有著最為廣泛、持久而深刻影響的公共部門，因此，用PublicFinance來代表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是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的。所以，應當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因為財政就是指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我于1987年在把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編譯為《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一書時，就把PublicFinance譯為“財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譯為“公共財政”，有的學者認為那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不過，人們會問，如果PublicFinance是專指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的話，那么為什么不直截了當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卻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詞呢？據張馨同志的考證，PublicFinance一詞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國的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首次用來概括“財政（學）”這一范疇。而在PublicFinance被廣泛采用的前后，財政（學）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數，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有之。這樣，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那么將PublicFinance譯為公共財政（學），用以特指市場型的財政，以突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或政府）財政活動的公共性，不失為一個貼切的譯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學者提出，自從1959年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為經典著作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經濟（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別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別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作用理論概念》和《公共經濟學》，直接以公共經濟學（PublicEconomics）為書名。自此以后，多數財政學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稱為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SectorEconomics）。而這種改名，絕不僅僅是單純意義上的名字的改換，而是研究的范圍、領域、方法、指導思想、所要說明的問題等等都有實質性的變化。照此說來，與西方國家財政學的發展現狀相比較，“公共財政”的提法多少顯得有些“滯后”了。

應該肯定，西方財政理論的研究的確在近幾十年來已經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但也應當看到，盡管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對政府與經濟活動之間關系的研究，已經擴展、突破了原有的內容和方法，但是，對國家（或政府）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中最具份量的組成部分，而這也正是不少財政經濟學著作相繼改名之后，卻仍有許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財政”一詞的提出和興起，是在我國歷經多年的財政經濟改革，在原有的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稅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革之后，試圖對逐步走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財政模式及其特征進行理論概括的產物。在我國財政改革與財政理論發展的現實情況下，提出“公共財政”一詞，并將其作為國家財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模式（類型），的確有助于標識我國財政職能轉化的方向，有利于財政定位，是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

近幾年來，張馨同志撰寫、出版了《公共財政論綱》等專著，發表了許多論述公共財政的文章，在財政本質與財政模式（類型）的關系問題上有了新的突破，對國家分配論的繼承與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了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肯定和重視。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國財經報》發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財政”一文，正式提出“為公共財政叫好”?？傊瑢τ凇肮藏斦@一提法，我是持贊成態度的。

二、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的關系

我之所以對“公共財政”范疇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為它從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正確把握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及其涵義、特征。不過，盡管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并無姓“資”姓“社”之分，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財政可以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模式；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這一經濟體制是以社會主義為方向并將其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基礎的，這就決定了對我國財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顧及我國的社會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因此，公共財政作為對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的一種理論概括，固然不失其積極意義，但它作為我國財政改革的目標模式，卻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個概念才能正確把握我國財政改革的現狀及其目標呢？我認為，從現實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角度考慮，還是要強調“國家財政”一詞。一方面，國家與財政有著天然的聯系，沒有無國家的財政，也沒有任何財政可以離開國家而存在，國家財政作為一個一般范疇，可以涵蓋公共財政范疇。這樣，在總括我國財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時，不至于因為強調國家財政，而忽視對構建公共財政框架的倡導；也不至于因為倡導建立公共財政，而脫離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現實。另一方面，和公共財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國家財政”一詞，雖然看似有同義重復之虞——財政本來就是指國家的分配行為或收支活動，在財政前面加上“國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國家財政”一詞卻有助于反映我國財政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兩個重要事實：第一，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動推進的，對財政改革來說同樣如此；第二，多年以來，我國財政一直存在“兩個比重”偏低的情況，需要通過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權威對這種局面加以改觀，以“建立穩固、平衡和強大的國家財政”（總書記為《領導干部知識讀本》一書所作的批語）。由此可見，在現實情況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范疇，還有其特定的時代內涵。

在說明了堅持“國家財政”范疇的必要性之后，這里還有必要對公共財政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作進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經提到，國家財政與財政是一致的，財政就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也就是財政；而公共財政特指市場型的財政，因此，國家財政包含公共財政，公共財政是財政或國家財政的從屬概念或者說是子概念。一般說來，公共財政以彌補市場失靈為出發點，集中于從事非營利性的公共服務活動；但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居于主體地位，現實中存在著的數量巨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本運營，以及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導致了在公共財政之外，還必須有一塊活躍于經營性、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財政。而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財政這兩個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的有機統一體，就構成了我國國家財政的現實模式，所即謂的“雙重結構（或雙元）財政”（其中以公共財政模式為主）。

“國家財政”范疇的使用，引發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概括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模式（類型—）？張馨同志提出，人類歷史所存在的經濟體制有三種類型：自然經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與之相適應，從財政活動的目的出發，國家（或政府）的財政活動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家計財政、公共財政和國家財政。用“家計財政”來概括自然經濟型財政的提法是否恰當，這里暫不討論；但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我認為是欠妥的。張馨同志指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只是國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屬物，個人只是企業或單位的行政附屬物，整個社會以國家和政府為中心形成一個大企業，企業和個人的活動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與政府的經濟計劃來開展，從而財政也只是服從于和圍繞著國家的需要而活動的，這就具有了“國家”財政的性質。應當說，張馨同志對計劃經濟中的財政活動的總體狀況的分析和判斷大體是正確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國家財政”來概括計劃型的財政這一做法。我認為，財政與國家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這一觀念已經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國家財政”這樣一個帶有“財政一般”意義的范疇來界定帶有特定含義的計劃型財政，很容易導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亂和人們的誤解。比如，人們在否定計劃型財政時，就會把“國家財政”這個“財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從財政目的的角度劃分財政類型，會在邏輯上產生這樣的問題：既然家計財政服從于領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財政服從于公共需要，而國家財政服從于國家需要，要么，國家是公共性質的還是私人性質的？如果說國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國家財政與公共財政又有什么區別：如果說國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國家財政好像與家計財政又沒什么兩樣。而如果這兩種說法都不成立，那么國家就該是公共性與私人性的混合體了。依據的國家觀，國家財政的確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樣的邏輯，那么公共財政、家計財政又何嘗不同時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無論答案如何，都將有違按照同一標準對財政模式（類型）進行劃分的初衷。

因此，我認為，不妨根據計劃經濟下的財政大包大攬的特性，用“大一統財政”來概括計劃型財政或許會更加合適些。

三、公共財政論的引進與本土化問題

我一向主張，對待，既要堅持，又要發展。既反對“僵化論”，又反對“過時論”。對待西方的東西，必須學習、分析、吸收、借鑒。既反對“排斥論”，又反對“照搬論”。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編譯了馬斯格雷夫的《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撰寫并出版了《比較財政學》、《國際稅收導論》和《財政學原理》等著作，為引進、吸收、借鑒西方財政理論做了一些工作。我認為，從財政活動的起因、客體、目的、模式和決策等五個角度看，西方財政理論是由市場失靈論、公共產品論、公共需要論、公共財政論和公共選擇論等共同組成的。這些理論先后被引進我國，并得以論述和宣傳。但近幾年來，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財政論”這一提法上來，把公共財政論作為西方財政理論的總稱或代稱。

公共財政論是根植于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土壤之上的財政經濟學說。公共財政論的引進在我國已經有一段較長的歷史，但是，它在我國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卻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學說生存與發展的現實土壤決定的。

篇6

本文就目前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若干問題進行了闡釋，并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改進措施，旨在促進上市公司的健康、穩定、持續發展。

【關鍵詞】

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策研究

公司治理結構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企業所有權的安排，而企業所有權又抽象的概括了公司治理結構。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由董事會、監事會和股東會三部分組成，是一種二元制結構。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存在一系列問題，主要包括董事會獨立性不強、股權集中程度過高等。

1 公司治理結構的主要內容

公司治理結構作為一種組織結構，它由董事會、所有者和高級經理人員共同組成。在此結構中，三者處于相互制約和平衡的關系。就世界范圍而言，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生產力、法律體系、文化傳統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這體現在公司治理上主要表現為利益相關者理論、現代管家理論、委托理論以及古典管家理論等，而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委托理論是目前最具代表性、最為普遍的公司治理理論。

1.1公司治理結構的主要理論

1.1.1委托理論

委托理論指出，股東作為公司的所有者，只要公司在良好的制度下運營，那么公司不僅能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還能切實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最大限度的實現社會效益。這一理論反映了公司治理結構的內涵，指出經營者和股東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是引起公司治理結構問題的關鍵。現代企業的發展是以內部管理層制度、技術創新以及大規模生產為支撐的，它的基本特征是兩權分離，所以委托能實現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的有機融合。

1.1.2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中心論點是公司治理，是公司各方為了各自利益而形成的共同參與的制約平衡機制，指出公司有若干利益相關者，而公司的最終目標不是為了最大限度的滿足股東利益，它的經營目標應是滿足各利益追求者的需求，讓其它利益主體有機會共同參與到公司治理環節中。

1.2公司治理模式

世界各地區在社會、歷史、法律、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而且各國由于具體國情的限制，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管制和經濟參與程度不盡相同，所以各國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也存在顯而易見的差異，導致不同融資制度的形成。就企業而言，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不盡相同的資本結構、融資結構以及公司治理結構模式。

1.2.1外部監控型公司治理模式

外部監控型公司治理模式又被認為是市場導向型治理模式，外部市場在公司經營管理中占據重要地位。此種公司治理的靈感來源于“盎格魯美利堅”式資本主義，它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基礎是活躍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流通性強的資本市場和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受此制度的影響，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以及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采用此種公司治理模式。

1.2.2內部監控型公司治理模式

內部監控型公司治理模式即通常意義上的網絡導向型治理模式，內部經理人員和股東的流動在公司治理中占據著突出作用。此種公司治理模式的靈感來源于“日耳曼”式資本主義，歐洲大陸國家、德國、日本等后起的工業化國家是其中的典型和代表。內部監控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基礎是主銀行在公司監控方面的實質性參與和股權的相對集中。

1.2.3家族監控型公司治理模式

家族監控型公司治理模式最為一種普遍的治理模式，它將公司的經營權和所有權融合在一起，將家族與公司合一，公司的主控制權在家族成員間實現了有效配置。家族監控型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基礎是經營權和所有權的結合。受此制度影響，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以及韓國等東南亞國家紛紛采取此種公司治理模式。

2 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

2.1股權過分集中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我國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礎和前提，法人股、國有股持股比例高是其在股權方面的突出表現。如此集中的股權，有利于進一步控制所有者，實現利益最大化，但是不利于監督和約束經理層，極易損害中小股東的合法利益。同時，股權主要集中于國有股，而國有股自身存在出資者代表不明確、產權模糊、沿襲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營控制方式等諸多問題，加大了政府對企業的干預，使企業經營目標的政治化傾向明顯，難以實現企業運轉機制的靈活轉換。股權的過分集中加劇了原有政企不分的弊端，政府直接進入企業管理層內部，政府憑借自身的股東身份指派董事會凌駕于股東大會之上。所以導致股東和上市公司在財務、資產和人員安排上長期不分離，關聯交易大肆盛行。大股東管理者公司的一切事物，難以形成有效的制約和平衡機制。

2.2董事會欠缺獨立性

目前，國有股在公司中占據著絕對優勢的地位，原主管部門和國有股東掌握著總經理和董事會成員的任免權，董事長一般兼任著總經理。在此背景下，總經理任命董事會人選的現象也就見怪不怪了。同時，總經理直接對政府大股東負責而不對董事會負責，這樣就會架空股東會和董事會的權利。在股權如此集中的前提下，董事會由內部人員或者大股東控制，限制了董事會的權利。

2.3缺乏健全的激勵約束機制

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最新報告數據顯示，65.4%的國有企業經營者認為自己的風險、職責以及才能得到了相應回報，32.2%的經營者認為尚未得到任何回報，而41.7%的經營者非常不滿意于自己目前的經濟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激勵約束機制的欠缺。除了部分公司以外，大部分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仍實行計劃經濟時期的工資制度，薪酬結構表現出極強的單一性，難以有效約束和激勵高級管理人員及董事，而且也難以達到高管人員的期望值。在公司的實際運營中，容易出現的行為，最終給中小股東造成難以挽回的經濟損失。除此之外，由于缺乏健全的權責機制，導致經營不善和決策失誤行為的頻繁發生，但是卻缺乏相應的制度和措施制裁和懲罰高級管理人員。

2.4外部監控機制不健全

外部監控機制的不健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作為債權人的銀行等機構對公司的監控力度較小。我國目前已經建立起了以主辦銀行制度為基本內容的銀企關系，但現行法律卻明確禁止商業銀行向非金融行業和證券業投資，商業銀行的代表沒有加入到其中任何一個行業的公司董事會中。第二，并購市場和外部公司控制權市場缺乏對公司的有效監控。目前，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控股方掌握著大量的不可流通股份，而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門與經營者之間又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由此進一步限制了上市公司改進績效的成效。第三，經理市場是公司外部監督的重要手段和機制。由于具體國情的限制，我國資本市場的股權結構和現狀極大的約束和制約了經理市場對公司管理者行為的監管。目前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評價管理者才能制度，經理市場培育在我國缺乏可操作性，導致經理市場的監控作用進一步削弱。

3 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發展的措施

3.1進一步改善股權結構，為股東大會履行職責創造和諧環境

相關部門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不斷降低國有股持有，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股權制度，實現股權制度的動態化、分散化和多元化，不斷優化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要推進機構投資者的建立，充分發揮機構股東的推動作用，實現向銀行、證券投資機構、境外投資機構和社會基金的配售。同時，要積極推進內部職工持股制度的建立，以股權轉讓和增資擴股為實現途徑，積極培育新的投資主體。除此之外，要創造有利環境，切實保障股東大會依法履行職責，最大限度的維護股東利益。股東大會要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同時切實維護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

3.2建立健全董事會制度，不斷完善董事會功能

公司可以擴大董事會的現有規模，進一步完善董事會制度，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保證董事會的有效性和獨立性。可以采取累計投票制來選取董事會成員，降低控股股東對董事會的把持和束縛，切實保障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同時，要在董事會內部建立戰略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報酬委員會和治理委員會等，由獨立董事負責，保證董事會履職的有效性，進一步強化董事會決策的科學化、合理化。除此之外，要保證董事會成員依法履行職責和義務，并建立完善的報酬激勵制度。

3.3建立完善的激勵機制

公司要實現經營成果和報酬的有機融合，給高級管理人員較高的報酬，同時給予員工與公司業績相一致的公司期權。假如因為高級管理人員自己的失誤給公司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罰。高級管理人員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經濟能力，才能承擔一定的責任。同時，公司要貫徹執行《公司法》的若干規定，建立起由董事會確定經理報酬、股東大會確定監事和董事報酬的薪酬結算制度，建立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制度，將高級管理人員的報酬與公司業績相掛鉤，最大限度的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

3.4健全外部監控機制

上市公司要保證信息的真實、可靠，就要建立并完善信息傳遞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同時，證券監管部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完善執法程序，建立巡回檢查工作制度和舉報制度，加強對上市公司增發新股和配股的限制，促進上市公司的健康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楊松； 完善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亟待解決的基礎[J]特區經濟；2011（06） .

[2]朱劍玲； 試論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對現金持有量的影響[J]東北財經大學；201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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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工程量清單；作用；分類；形式分析

中圖分類號：TU7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4-0145-02

1　工程量清單的含義

工程量清單是把承包合同中規定的準備實話的全部工程項目和內容，按工程部位、性質以及它們的數量、單價、合價等列表表示出來，用于投標報價和中標后計算工程價款的依據，工程量清單是承包合同的重要組成部分。

2　工程量清單的作用和要求

(1)工程量清單是編制招標工程標底價，投標報價和工程結算時調整工程量的依據。

(2)工程量清單必須依據行政主管部門頒發的工程量計算規則、分部分項工程項目劃分及計算單位的規定-施工設計圖紙、施工現場情況和招標文件中的有關要求進行編制。

(3)工程量清單應由具體相應資質的中介機構進行編制。

(4)工程量清單應當符合有關規定要求。

3　工程量清單的分類

工程量清單的分類，按分部分項工程單價組成來分有。

(1)工料單價。

直接費單價由人工、材料和機械費組成。我國目前的單價是按照現行預算定額的工、料、機消耗標準及預算價格和可進入直接費的調價確定。其他直接費、間接費、利潤、材料差價、稅金等按現行的計算方法計取列入其他相應價格計算其中，這是我國目前絕大部分地區采用的編制方式。

(2)綜合單價。

部分費用單價只綜合了直接費、管理費和利潤，并依綜合單價計算公式確定綜合單價。該綜合單價對應圖紙分部分項工程量清單即分部分項同工程實物量計價表，一般這部分費用屬于綜合費用。綜合費用項目如腳手架工程費、高層建筑增加費、施工組織措施費、履約擔保手續費、工程擔保費、保險費等，這部分費用屬于部分性費用。我國目前非競爭性費用采用定額預算編制方法套用定額及相應的調差文件計算，而競爭性費用由投標人依據工程實際情況和自己的能力自由報價。

(3)全費用單價。

全費用單價由直接費、非競爭性費用和競爭性費用組成。該工程量清單項目由工程清單、措施費和暫定金額組成。工程量清單由分部分項工程組成，措施費由各措施項目費組成：暫定金額即不可預見費，它包括工程變更和零星工程(計日工)。全費用單價合同是典型、完整的單價合同。對于該子目的工作內容和范圍必須加之說明界定。工作量清單不能單獨使用，應與招標文件的招標須知、合同文件、技術規范和圖紙等結合使用。

4　工程量清單計價與傳統的定額計價的區別

(1)定額計價是我們使用了幾十年的一種計價模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價格=定額+費用+文件規定。并作為法定性的依據強制執行。不論是工程招標編制標底還是投標報價均以此為唯一的依據，承發包雙方共用一本定額和費用標準確定標底價和投標報價，一量定額價與市場價脫節就影響計價的準確性。定額計價是建立在以政府定價為主導的計劃經濟管理基礎上的價格管理模式，它所體現的是政府對工程價格的直接管理和調控。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曾提出過“控制置、指導價，競爭費”、“量價分離”、“以市場競爭形成價格”等多種改革方案。但由于沒有對定額管理方式及計價模式進行根本的改變，以至于未能真正體現量價分離，以市場競爭形成價格。也曾提出過推行工程量清單報價，但實際上由于目前還未形成熟的的市場環境，一步實現完全開放的市場還有困難，有時明顯的是以量補價量價扭曲，所以仍然是以定額計價的形式出現，擺脫不了定額計價模式，不能真正體現企業根據市場行情和自身條件自主報價。

(2)工程量清單計價是屬于全面成本管理的范疇，其思路是“統一計算規則，有效控制水量，徹底放開價格，正確引導企業自主報價、市場有序競爭形成價格”。跳出傳統的定額計價模式，建立一種全新的計價模式，依靠市場和企業的實力通過競爭形成價格，使業主通過企業報價可直觀的了解項目造價。

(3)工程量清單計價與定額計價不僅僅是在表現形式、計價方法上發生了變化，而是從定額管理方式和計價模式上發生了變化。首先，從思想觀念上對定額管理工作有了新的認識和定位。多年來我們力圖通過對定額的強制貫徹執行來達到對工程造價的合理確定和有效控制，這種做法在計劃經濟時期和市場經濟初期，的確是有效的管理手段。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這種以政府行政行為作為對工程造價的剛性管理手段所暴露出的弊端越來越突出。要尋求一種有效的管理辦法和管理手段，從定額管理轉變到為建設領域各方面提供計價依據指導和服務。其次，工程量清單計價實現了定額管理方面的轉變。工作量清單計價模式采用的是綜合單價形式，并由企業自行編制。

篇8

一、社區經濟的特點及其與街道經濟間的差別

(一)特點

1.地域性社區也就是地域性社會，地域性在社區經濟發展中屬于基本特征，存在于特定區域范圍外的經濟活動都不能稱之為社區經濟。社區經濟的地域性指的是其經濟主體分布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上，同時其勞動力的產生也必須呈現出社區地域性特征，社區居民必須是社區經濟的基本勞力、主要技術的構成以及主要的服務對象。

2.社會性在社區經濟中最為明顯的特征就是其社會性。由于社區除了地域性特征外，其內部關系還涵蓋了情感等取向。所以社區經濟在努力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還應關注社會性。

3.服務性社區經濟主要是為社區居民更好地生活和全面發展提供優質服務，其始終將圍繞服務辦經濟，辦好經濟促服務作為目標。所以，社區內的所有經濟并非都在社區經濟范圍內，這正是社區經濟與其他經濟間的不同。

(二)社區經濟與街道經濟間的差別

1.主體差別街道經濟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作為了主體部分，由街道進行一定的資金投入而促進這些企業的生成，有著明顯的政企不分的半官半商經濟。從其經營角度上看，街道經濟的目的在于以解決街道就業及實現高利潤為主。等同于一般的經濟實體，呈現出競爭性的本質特點。社區經濟范疇中的抵償與福利性經濟部分剛好彌補了市場缺陷或失靈的情況，是在構建良好社區的基礎上而逐步形成的，在經濟體制不斷的深入改革及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健全下，社區經濟將非營利性組織與公益性組織作為了主體部分，比如合作社組織等。

2.目標差別街道經濟與社區經濟存在主體差別，那么這兩者間的目標也因此不同。街道經濟一直將促進經濟效益最大化作為充實財政撥款和解決就業作為根本性目標。唯有設立此目標，方能通過街道實體的創收補充街道內各職工的低收入，開展集體性、福利性活動，加快社區建設。簡言之，發展經濟就是街道經濟的主要目標。和街道經濟完全不同，社區經濟的目標是積極營造舒適、便捷、健康的良好環境，以服務于社區居民的生活，讓居民切身感受到社區為自己的生活所帶來了各種便捷與樂趣。所以社區福利最大化是社區經濟發展中的核心目標。

3.機制差別對于街道經濟這一個市場主體而言，實際需參與市場競爭，所以其遵循的是市場化機制，這就決定了其經營狀況會受宏觀經濟形勢不同程度的影響，比如財政政策、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等。社區經濟所遵循的是非市場化的機制，其呈現出了一定的福利性、無償性、低償性特點，所以其機制涉及了計劃性在內的多元機制。由于社區經濟經營方式豐富多樣，因此促進了該多元機制的形成。

二、加強促進街道經濟向社區經濟轉型的具體對策

(一)加快盈利性經濟實體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實質上是將資源配置方式進行改進與調整，從以往由政府來配置資源的方式向由市場價格來配置資源的方式上轉變，實際中若由政府配置本該屬于市場配置的資源，那么將很難促進效率及效益的提升，從而導致社會資源浪費情況嚴重，更有甚者會發生尋租或腐敗現象。街道經濟同樣如此，在因產權不清而影響發展的重壓下，對其實施深入全面的改革、改制至關重要，比如采用出售或持股等形式推向社會，實現企業的市場主體目標，同時積極的參與到廣闊的市場中尋求更好的發展，通過稅收等各類方式為社會造福。

(二)加快非營利性、低償或無償的服務項目發展步伐當前，在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及生產力水平穩步提升下，居民對自身的生活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實現高檔化、專業化的服務要求成為必然，只有開展能夠良好服務于社區居民的項目，才能真正的為人民的生活提供各種便利。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項目應有不同的運行方式。有的項目可通過無償的方式進行，比如開展專家講座，傳授人們科普知識、生活健康方面的知識等，有的項目可通過低償的方式進行，比如法律咨詢等，該項目實際運行中可做到盈虧平衡。

此外，在居民收入的提高下，無論是服務消費水平還是服務層次都將進一步的提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消費需求是教育類、文化生活類、娛樂類等。由此一來就提供了社區經濟生存發展的市場需求，社區應結合具體的經濟實況，在良好的時機下推動現代化社區服務的快速發展，并將該服務作為社區經濟結構的核心。家政服務中涵蓋了家電維修、家居清洗、便民店等環節;醫療衛生服務涵蓋了社區醫院、家庭醫生全程服務、定期上門體檢等環節;少年兒童服務涵蓋了嬰幼看護及教育、假期托管、興趣特長培養等環節;文化娛樂涵蓋了休閑中心、健身房、圖書閱覽室等環節;特殊服務涵蓋了老人、殘疾人生活照料中心、弱智兒童輔讀班等環節?？梢?，社區服務涉及的廣闊領域，就拿社區醫院來說，其便利性、服務性要比大醫院更高、更細致，充分掌握患者的生活實況、收費低，由于僅涉及一些無關緊要的小病，所以不用現代化的設備和高層次人才為其提供支持，只需一套科學完善的管理制度為醫療質量保駕護航，就能達到一定的比較優勢。

(三)處理好發展與服務、執法與監管間的關系實際中，只要是國家明確提出放開的領域或沒有明令禁止的領域，應向民營企業全面開放。針對一些困難弱勢群體，應為其創業實施流動注冊，并上門提供優質服務。街道稅務所應促使已日漸成熟的創業企業積極開展二次創業活動。稅務部門的專職管理人員應為企業的改制、股權變更設置、資產評估等各項審批手續的辦理提供必要的幫助，為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建言獻策，避免政策矛盾的發生。街道工商部門、勞保所、城管部門應全面整頓職介市場，嚴防各類不合法的職介活動，積極營造氛圍好的職介環境，以促進創業人員更好的發展。只有實際做好這些工作，和企業保持良好的溝通交流，方可做到有效的聯動與雙贏，方能促進社區經濟快速發展。

篇9

關鍵詞:高校后勤 經濟學 社會化 改革

中圖分類號:G4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7-105-02

一、高校后勤改革的理論基礎

1.馬克思的商品經濟學說及市場經濟理論。馬克思的商品經濟學說關于“服務就是商品,服務有一定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觀點,為高校后勤服務社會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市場經濟的發展決定了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目標就是實現后勤實體企業化、投資主體多元化、運行機制市場化、后勤服務產業化、后勤隊伍專業化。

2.制度變遷的理論。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高校后勤服務社會化改革是在原有的制度安排不均衡的條件下,在不同的制度選擇集中,由高校為適應外部變化、捕捉制度不均衡的潛在獲利機會而尋求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以及政府出于推動高等教育發展而施以政策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改革兼有這兩者的成分。

3.交易費用的理論。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看,高校的后勤提供是由學校主導還是由市場配置,就要取決于管理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和市場交易成本比較而言孰大孰小。

4.產權經濟理論。剩余權力是產權理論研究的核心,剩余控制權的主要經濟意義是,允許所有者拒絕不支付所有者要求的價格人使用它的資產,而這就是所有者能夠獲得并保有資產的剩余收益。

對于后勤社會化改革來講,前提是在對現有的資產進行全面的清產核資的基礎上,進行明確的產權界定,明晰資產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理順產權關系既是后勤改革的基礎,也是后勤改革的目標。

二、高校后勤服務屬性的經濟學分析

1.高校后勤服務:從純粹公共產品到私人產品。高校后勤的改革,既體現為理論也體現為實踐的不斷推陳出新。隨著改革向深處跨越,為了有效地消解新的實踐困難,在理論上仍必須“走回去”,必須在源頭上回答高校后勤改革的本質內涵以及現實指向等諸多問題,而剖析高等教育服務和高校后勤產品的經濟本質區別,明晰后勤服務產品的本質屬性,籍以指引改革方向,則是當前理論之第一要務。

首先對產品性質的內涵做一概略性的說明。所謂公共產品或公共物品,按薩繆爾森的話,就是公共產品是指那種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的劃分,最簡單的理解是源于產品受益范圍的不同:用于滿足以整個社會為單位共同提出的公共需要的產品為公共產品;用于滿足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分別提出的私人需要的產品為私人產品。純粹的公共產品具備兩個本質特征:消費的非競爭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即消費者在消費某種產品時并不妨礙其他消費者對該產品的同時享用,也不影響其他消費者從該產品中獲得利益,不影響整個社會的利益,以及在消費這種產品時,很難將拒絕為此產品付費的消費者排除在受益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問題研究范圍之外。

(1)高校后勤服務作為公共產品何以成為必然。高校以事業方式自辦后勤是與傳統社會、計劃經濟體制的大環境相適應的。把高教當作公共產品來提供,所以高校后勤也只能體現為公共產品,唯其如此,高校的基本運行才能得以保證。高校與高校后勤處于密不可分的捆綁式結構,后勤的資源配置與教育資源的配置一樣遵循計劃,高校吃政府的“財政飯”,后勤吃高校的“財政飯”。

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產業專門化程度較低,甚至沒有形成產業的概念,尤其是第三產業。沒有來自社會的沖擊,高校后勤自然處于沒有競爭壓力的態勢之中,處于行政壟斷的保護之下,處于低水平的獨家經營的狀態。高校的一切都屬于計劃控制的范疇,后勤自然也不可能越出這個雷池。其結果是,服務對象的廣泛性(涵蓋教職工及其家庭和全體大學生),服務內容的寬泛性(師生員工及其家屬、子女的所有生活問題),服務提供的福利化,排斥成本核算等等都使得高校后勤成為一種公共產品。

(2)高校后勤服務成為私人產品何以成為必須。隨著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不斷深入,高校后勤服務已具有較強的排他性和競爭性,如后勤服務資源的利用率達到飽和,則必有一部分人無法享受這種服務,或者享受的服務質量較差。高等教育是準公共產品,接受這種服務的對象相對固定的,他們較少具有流動性和變異性,因而作為高等教育這種準公共產品的服務對象是明確的。但是高校日益開放,體現在高校后勤的服務對象上,已不再限于師生員工,還有很多的教職工家屬,甚至延伸到校外,如果這時再用公共產品、福利化的思路來提供高校后勤,則會產生嚴重的“溢出效應”,與國家大力興辦高等教育是相違的。高校后勤服務之所以要成為私人產品,是因為高校后勤的經濟性質不同于高等教育的性質。國家在保持高等教育準公共產品性質的同時,沒必要把不同性質的高校后勤也捆綁在一起,這樣既違背教育規律,又違背經濟規律,使得高校后勤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瓶頸因素。

后勤服務不同于教育,它的消費具有直接效用,因而更具競爭性和排他性。學校增加一個學生,邊際成本不為零,會降低原有學生得到教育服務的水平,如平均受教師關注的程度會降低,生均校舍面積、圖書、儀器等教育資源會減少。并且在技術上學校完全有能力將教育的消費者(如不付費者)排除在學校或教室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高校后勤是私人產品,至少可以說,在高等教育這一準公共產品中,由于高校后勤的存在,其私人產品的比重更重了些。而私人產品符合完全競爭假定前提中關于產品的消費利益必須內部化的要求,從消費方面看,私人產品不存在市場缺陷,如果產品在生產方面符合完全競爭的假定條件,即該產品的每個生產者都只是價格的接受者,不具有控制市場價格的能力,且能在現有技術的條件下最有效地生產這一產品,那么市場提供將使得這種產品的生產和消費處在理想的水平上。也就是說,私人產品的市場提供可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

2.高校后勤:教育與產業的雙重屬性。

(1)高校后勤的教育屬性。我國的高校后勤工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教育和產業的雙重屬性。從后勤工作的性質和功能來看,不論是基建房產、總務、設備,還是物管、養護、維修、膳食,它們的工作從根本上來講最終都是服務于教學和科研,服務于人才的培養,因而具有教育屬性。理解和重視后勤的經濟屬性,必須首先理解和重視后勤的教育屬性,承認和重視高校后勤的教育屬性,就要思考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如何保證高校對大學生的補貼和扶持真正到位?怎樣限制后勤服務者通過壟斷、隨意提高價格來實現利潤最大化?如何使全體學生的日常生活消費水平控制在能接受的范圍內?怎樣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同步提高?

(2)高校后勤的產業屬性。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后勤又具有明顯的產業屬性。面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總體框架的確立,后勤工作不可能沿襲過去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日益擴大的高等教育規模、師生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都要求從管理方式到管理程序都要把后勤工作作為一個產業部門來運作。產業是具有同類屬性的企業經濟活動的集合。它具有兩個基本特征: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是指具有同類或相互密切競爭關系和替代關系的產品或服務;從供給角度來看,是指具有類似生產技術、生產過程、生產工藝等特征的物質生產活動或類似經濟性質的服務活動。由上面的分析可知,高校后勤服務首先是一種產品,而且是私人產品,既然是私人產品,就應由市場提供,既然由市場提供就具有競爭關系和替代關系。同時,既然是產品而且是私人產品,就是一種物質生產活動或類似經濟性質的服務活動?；氐角懊嫣岢龅漠a業的定義及其基本特征,可以確定:高校后勤具有產業屬性。

三、對高校后勤改革的認識

1.高校后勤的經濟屬性對后勤改革的啟示。高校后勤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純粹公共產品發展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私人產品,這種經濟屬性的轉變就決定了傳統的福利型后勤提供模式是沒有效率并且難以持續的,在高等教育高速發展的今天,難以適應高校后勤的需求,因此必然走向社會化的發展道路。但是,后勤的社會化改革并不是要脫離和違背教育,而是要更好地支持高等教育的發展。因此,這就要求要正確處理經濟規律與教育規律、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高校后勤服務工作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經濟活動,屬于社會第三產業,具有經濟特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后勤要按經濟規律辦,講求經濟效益,又要遵循教育規律,注意社會效益,才能發展壯大。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高校后勤具有教育和產業的雙重屬性,因此后勤社會化改革必須兼顧社會效益和堅持高等教育公共品屬性。為教育服務決定了高校后勤的社會化改革在遵循經濟規律的同時,也遵循教育規律,“三服務、兩育人”的宗旨不能變,后勤服務永遠肩負著服務育人、管理育人的責任。同時,社會化改革后,高校后勤將進入市場經濟環境中,為了保證今后的生存和發展,后勤部門要努力適應市場經濟,強化競爭意識、風險意識和法律意識,樹立以改革求生存、向市場要經費、向管理要效益的觀念。

2.高校后勤改革的層次與框架。高校后勤社會化,即是將高校教學、科研、師生生活的后勤支撐條件置于社會化服務的大環境中,開放現有的高校后勤管理系統,走市場化的道路。最終達到“市場提供服務,學校自主選擇,國家宏觀調控,行業自律管理,政府、學校和社會監督管理”的新型高校后勤保障體系。

后勤社會化既是一個管理模式改革,更是一個經濟體制改革,它是將后勤服務部門,由計劃管理的、行政命令的、福利型的經濟單位,向市場為導向的、按行業規律組建成的、服從價值規律的現代企業的轉變。其過程為:后勤部門人財物逐步實現與學校行政管理體制脫鉤,成為獨立自主、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服務型企業實體;吸引社會投資逐漸實現后勤實體產權多元化;建立完善的高校市場準入機制,鼓勵社會第三產業加入高校后勤服務提供;校園服務與社區服務協調發展,高校擺脫后勤經營管理工作,自主選擇服務提供商,其對后勤的職能僅僅保留規劃與監督的功能。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將本該由社會舉辦的后勤保障服務還給社會,學校主要負責教學、科研、育人。后勤服務部門脫離學校行政系統,以企業化的經濟組織形式融入社會,必將帶來高校辦學模式的重大轉變。從改革的內容或者說改革的框架來看,主要涵蓋以下幾個方面:

(1)管理體制改革。變供給制、福利型的無償服務撥款制為經營型、企業型的有償服務收費制。建立“精干、高效”的后勤行政管理和實行企業化管理的后勤服務經濟實體。按“管理、服務功能和資源優化配置,合理利用”的原則,組建企業化的服務公司,從事后勤保障工作。

(2)運行機制改革。將計劃經濟經費撥款的運行機制改為主要靠市場經濟收費制驅動的新的運行機制。學校盡可能將公用經費指標按照招生數量和工作性質分解到各單位,對師生的福利盡可能由暗補改為明補,減少實物分配的無償占有量,增大貨幣分配的有償占有量。

(3)勞動人事制度改革。按照社會化方向和企業化管理的要求,建立相應的勞動人事制度。實行定編定崗,堅持公開、公平、競爭的原則,雙向選擇,以崗定人,引入競爭機制。

(4)分配制度改革。打破原有的工資制度,引入激勵機制,以崗位、貢獻、效益為主要考核指標,嚴格實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優勞優得,兼顧公平”的原則進行分配。

(5)資產管理制度改革。實施后勤社會化管理改革,應在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并應在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可采取引進、聯營、租賃、服務合作等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社會化改革。

四、結束語

高校后勤改革沒有統一的樣板可循,各高校要根據實際條件選擇各自最佳的改革時機和改革模式,要在借鑒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因地制宜,選擇適合自身辦學發展的最佳模式。而就后勤服務的具體項目而言,因其經營性質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在同一學校內部的各個部門的改革上也不必追求改革的統一性,不必強求各方面都要在同一時間、按同一方式一步到位地推進,可以靈活地選擇改革形式,不必拘泥于形式的統一和時間的同步。社會化改革的下一步應重點解決后勤實體的企業化建設、后勤實體的產權多元化改革以及一些思想觀念上的誤區等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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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摘要】經濟轉型與新興市場的宏觀背景決定了我國審計市場的發展必然伴隨著迅速的制度變更,該特征是理解與此相關所有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我國區別于成熟審計市場的另一顯著特征在于高度競爭的市場結構,該結構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其變化趨勢則與制度變遷條件下的市場發展相聯系。從理論角度看,高度競爭的市場結構并不必然會對審計質量供給產生影響。

【關鍵詞】證券審計市場;制度變遷;競爭性市場結構;審計質量

要把握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就必須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制度背景有一個深入的了解。任何拋開我國特殊制度背景及其現狀而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特征的認識都只具有階段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市場的發展必將喪失其適用性和原有意義。由于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形成和發展植根于我國經濟轉型和新興市場的總體背景之下,因此,理解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必須由此入手。將經濟轉型理解為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新興市場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制度的匱乏是一種普遍現象,因此,我國證券審計市場最為顯著的基本特征在于其發展必然伴隨著更為迅速的制度變更,這也是理解我國證券審計市場需求和供給等相關問題的出發點。

一、政府主導的改革路徑與制度變遷條件下的市場發展

盡管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冊會計師的業務主要以三資企業為主,業務范圍涉及驗資、查賬、所得稅申報以及外匯收支報告等(楊時展,1995)。直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在創造了公眾投資者對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需求的同時,我國證券審計市場才開始形成。顯然,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證券審計市場近百年的發展歷史無法相提并論。與我國大多數行業的市場化發展軌跡類似,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改革過程決定了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在發展初期其主導力量也必然來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易琮,2002;韓洪靈,2006)。

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較早對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以來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狀況進行了考察,他們認為,我國審計市場發展早期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審計市場的非市場自然細分(行政細分)所導致的無序化問題。這種無序化的行政細分則是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慣性使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在注冊會計師服務市場的行政細分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由于職業服務需求本身就是由政府創造出來的,因而政府也就是最重要的需求者。盡管他們觀察到市場的自然細分一定程度上在當時我國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是存在的,一些具有較好的自我約束機制的會計師事務所建立起了自己的職業聲譽并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但是無疑市場的行政細分抑制了競爭并造成了審計市場的無序化發展。在該研究的基礎上,陳武朝和鄭軍(2001)指出在我國審計市場中,政府部門是審計市場的最大需求者,但這種非市場化的需求和行政細分的結果決定了其不存在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而多數會計報表使用者尚未真正關心審計質量,因而亦不存在高質量審計需求。由此帶來的消極影響是會計師事務所較少或基本不靠質量而是靠其他手段去爭取客戶,同時亦助長了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以上研究結論對我國審計市場問題的后續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盡管路徑依賴決定了上述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會繼續存在,但是,筆者認為上述研究結論顯然不能應用于當前與審計市場有關問題的分析?？紤]我國轉型經濟的基本特征,無疑我國審計市場的行政性細分是市場化發展初期過渡性制度安排的結果,而實踐證明這種制度安排顯然是缺乏效率的。1995年6月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和中國注冊審計師協會實現聯合。1997年8月全行業開展了大規模的清理整頓工作,到1999年底,共依法撤銷事務所638家,撤銷濫設的分支機構1474家。1998年啟動的脫鉤改制工作則使會計師事務所成為真正獨立的公司法人,從體制上保證了注冊會計師職業的獨立性,1998年年底首批具有證券執業資格的103家會計師事務所完成了脫鉤工作。2000年,中國資產評估協會、中國稅務管理中心和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合并,最終由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統一管理。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以上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過程可以理解為市場化發展初期制度的匱乏以及過渡性制度安排在市場發展過程中向規范的制度安排迅速演進的過程,也正是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研究中所謂的“基礎設施”從缺乏或者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過程。

我國的經濟轉型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行政力量主導應當指的是政府是規則或者制度的制定者,他既非“運動員”亦非“裁判員”,而是基礎設施的提供者。從這一層意義上講,在我國經濟轉型背景下證券審計市場發展的初期,行政力量主導并沒有問題。據此,筆者并不認同如果存在大量、有效的市場需求,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的發展將會自動選擇獨立化、職業化的發展道路,并將事務所脫鉤改制理解為政府無奈選擇結果的觀點(如劉峰和林斌,2000)。因為本質上講獨立審計是市場經濟的產物(Watts&Zimmerman,1986),而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事實就已經決定了,在我國經濟轉型的初期,在相關市場還沒有形成或者有效運轉的情況下,不可能存在大量、有效的對獨立審計的市場需求。因此脫鉤改制不是政府的無奈選擇,而是其培育市場微觀主體,創造公平市場環境的必然之舉。

二、制度變遷與競爭性市場結構:從無序向有序的轉變

與發達成熟證券審計市場所普遍具有的寡占特征不同,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具有較高程度的競爭性,這可以視作我國區別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的又一基本特征。李樹華(2000)最早對此進行了研究,他發現我國證券市場的集中度與國際趨勢存在著巨大反差,1993年至1996年按客戶家數計算“十大”的市場份額分別為51%、48%、44%和35%,市場集中度較低并呈現出顯著的逐年下降趨勢,此外我國“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在各年間的排名很不穩定,研究結論認為我國證券審計市場仍然是一個過度競爭和不穩定的市場。此后的研究者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對后期我國審計市場的結構變化進行了考察。

吳溪(2001)對我國1997年至1999年的證券審計市場進行了考察,三年間按照股本總額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分別為44.41%、38.75%和34.93%,仍然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不過對于審計意見的考察結果研究表明,在這三年間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在總體上是逐年提高的,并且規模越大的事務所獨立性越強。研究結論指出2000年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發生的政府誘致性合并重組有利于我國審計市場的良性發展。易琮(2002)直接使用業務收入數據對1998年至2000年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事務所的市場集中度進行了考察,研究發現全行業前“”事務所的各年市場份額分別為42.35%、48.07%和53.47%,表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她認為行業集中度的提高正說明行業制度變遷(脫鉤改制和全行業規?；?對市場結構的變化發揮了作用。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則同時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2000年的市場集中情況進行了考察,前者按照客戶家數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為31%,后者按照事務所業務收入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則達到了49.46%,差異來自于比較基準的不同。筆者對股權分置改革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2002年至2004年的市場集中情況進行了統計,如表1PanelA所示,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證券審計市場幾乎全部為“(或五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壟斷,英國的審計市場集中度最高,達到了100%,日本為最低也達到了80%以上。與此相反,如PanelB所示,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我國審計市場中前“十大”(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集中度,按客戶家數計算僅為25%(11%),按照客戶資產總額計算則為48%(33%),按照客戶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則為53%(39%)。Herfindahl指數也顯示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具有較高的競爭性程度,根據客戶家數計算,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約有50家同等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而按照客戶資產總額、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則分別為22家和15家。PanelC反映了國際“四大”中國所的市場份額情況。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國際“四大”所審計的A股上市公司仍不足10%并有下降的趨勢。不過按照客戶資產總額、客戶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國際在“四大”的市場份額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分別達到34%和38%,表明國際“四大”在大客戶市場具有競爭優勢。

表1的統計結果表明,與發達國家(或地區)成熟審計市場相比,在2002年至2004年,我國證券審計市場仍然表現出較強的競爭性。不過,與上文所提到的相關研究結果比較,這三年間的市場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并且時間序列上相對平穩并未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盡管競爭程度仍然較高,但是以上結果可以說明,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發展開始步入相對穩定階段,市場競爭開始向著較為有序的方向發展。

三、競爭性市場結構與審計質量供給:一個爭論

鑒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寡占型的市場結構,國內部分研究者將市場集中度的高低與審計質量供給聯系起來(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劉明輝等,2003),認為我國審計質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場較高的競爭程度。但是,筆者認為該觀點首先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使是發達市場國家如美國,寡占型的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亦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總的來說是市場競爭和選擇的結果。而我國目前的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從1997年深圳會計師事務所脫鉤改制試點算起,到1999年底全行業完成改制,審計市場才真正走出了行政壟斷,開始逐步轉向市場化的自由競爭階段,市場集中度不高是歷史造成的現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易琮,2002),并非市場自然演進的結果。

從理論上來講,國外研究者對于市場集中現象給出了三種解釋。其一,Dopuch&Simunic(1980)和DeAngelo(1981)認為大規模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差異化以及產品高質量的聲譽能夠解釋普遍存在的市場集中現象,我國部分研究者的觀點正是基于此。其二,Dopuch&Simunic(1980)以及Danos&Eichenseher(1986)認為是由于審計服務生產的規模經濟使得大型會計公司在市場中獲得優勢地位,從而導致了市場集中現象。其三,Doogar&Easley(1998)通過構建了一個無差異化、純價格競爭的理論模型考察了市場集中問題,研究結果表明,既不是審計質量差異化也不是規模經濟,而是訂約活動(Contractingpractices)、客戶規模分布(clientsizedistributions)以及事務所生產效率的差異(differencesinauditorproductivity)聯合決定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份額。結合上述解釋,筆者認為,若將審計質量高低與當前的競爭性市場結構相聯系恐難有說服力,同樣,若將審計質量差異化與此相聯系一樣難以得出正確結論。

那么競爭性的審計市場結構對審計質量研究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呢?在西方研究者看來(如Krishnan&Schauer,

2000;Niemi,2004),由于絕大多數關于審計質量的研究均聚焦于寡占型審計市場,在競爭性市場中是否存在審計質量差異化、審計質量差異化沿著何種維度分割、事務所規模是否如寡占型市場一樣與審計質量保持正相關的關系,這些都是未有定論的研究課題。此外,Simunic(1980)以及Gist&Michaels

(1995)均認為在寡占型市場中,大型事務所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可能并不必然與提供了更高的審計質量相聯系,原因在于費用溢價亦可能代表了大型事務所依靠市場勢力所獲取的經濟租。這使得從供給方考察審計質量陷入尷尬境地,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結構應能夠較好地避免該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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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峰,林斌.會計師事務所脫鉤與政府選擇:一種解釋[J].會計研究,2000(2):9-15.

[5]劉明輝,李黎,張羽.我國審計市場集中度與審計質量關系的實證分析[J].會計研究,2003(7):37-41.

[6]吳溪.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集中度與注冊會計師獨立性[J].中國注冊會計師,2001(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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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謝德仁,陳武朝.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的細分研究[J].會計研究,1999(8):2-10.

[9]余玉苗.中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結構的初步分析[J].經濟評論,2001(3):1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