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王與沈元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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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篇2

1972年生,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昆侖堂》執行主編。論文多次在《中國書畫》《美苑》等雜志發表。

孟津骨朽松僑死,

海內誰知所以然。

這是清初書法家陳奕禧(1648年-1709年,字子文,號香泉)題傅青主《惠昭塔碑》句,詩中流露出作者對清初書壇的悲觀情緒。清初的書壇,一方面由于由明入清的王鐸、傅山等人相繼去世而出現真空,沒有能夠引領一時的巨擘。陳詩“海內誰知所以然”便是當時書界的真實寫照。一方面則籠罩在晚明董其昌、王鐸、傅山等名家的陰影下。特別是董其昌對清初書壇的影響至巨,當時名家如姜宸英(1628年-1699年,字西溟,號湛園)、陳奕禧、汪士鋐(1658年-1723年,字文升,號退谷)、何焯(1661年-1722年,字屺瞻,號義門)等皆取徑董其昌。旋《初月樓論書隨筆》說:“張司寇(張照,1691年-1745年)書名最煊赫,其筆力沈鷙,洵足追步香光,而氣韻遠不逮矣。姜湛園、何義門氣韻與香光為近,而筆力又不足以副之?!笨梢姰敃r書法的取法品評一是皆以董其昌為標準。這種風氣的形成還另有一個原因,即康熙帝喜歡二王書,而于董香光又情有獨鐘,王士禛(1634年-1711年)《分甘馀話》“清朝狀元多選書法優者”條曰:“本朝狀元必選書法之優者。順治中世祖皇帝喜歐陽詢書,而壬辰狀元鄒忠倚、戊戌狀元孫承恩皆法歐書者也??滴跻詠恚舷捕鯐?,而己未狀元歸元肅、壬戌狀元蔡升元、庚辰狀元汪繹皆法《黃庭經》《樂毅論》者也。惟戊辰進土中工二王體者,首推海寧查舁,以其族叔嗣韓兼習《五經》,拔置鼎甲,舁遂抑置二甲?!边@里主要指應舉考試時所作的小字正書,至于行書,如查異(1650年-1707年,字仲韋,號聲山)便師法董其昌,并深得康熙帝的賞識。從王士稹的話中可見帝王個人的書法偏好對當時書壇風氣影響之巨,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學董而成一時風氣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但因此而致使個別偏師獨出,不愿受董書羈縛,有復古創新意識的書家受到抑壓,卻也是此一風氣的最大弊害。清初的笪重光便可謂是這一風氣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笪重光(1623年-1692年),字在辛,號江上外史、郁岡掃葉道人、蟾光等,句容(今江蘇鎮江)人。順治九年(1652年)進士(同科一甲三人中,狀元鄒忠倚即王士禛《分甘馀話》中所提到的“法歐書者”,探花沈荃在康熙朝因能寫一筆董書而成為康熙帝師,備極榮寵),旋自刑部郎中考選御史。順治十二年(1655年)巡按江西,有直名,后因得罪權臣明珠,罷歸,隱居茅山之麓,學導引,讀丹書,潛心于道教。有《書筏》《畫筌》二書傳世。笪重光生活的時代,正是董書極盛之期,由于他在書法上并不隨順時流而能逸出于董書風氣之外,并且過早地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心)而隱居鄉里,所以他的書法在當時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在當時及之后論及清初書家的書論中,都很少提到他,也很少將他和姜宸英、汪退谷、何焯諸家并提。一直要到了清代中期,他的同鄉王文治(1730年-1802年,字禹卿,號夢樓)才對他的書法推崇備至,且推論其書不遺馀力,如云:“吾鄉笪江上先生書格超妙,小字尤佳。蓋先生自解組后,隱居句曲山中,讀丹書、學導引、游神于塵滓之外,故所作書飄然有凌云之氣。國朝善書之家如先生者未可數覯見也?!?《快雪堂題跋·笪江上尺牘》)又云:“國初善書之家如華亭沈繹堂、慈溪姜西溟皆能胎乳古人,擺脫時徑。至于披露天真,俾字里行間飄飄然有凌云之意,則吾鄉之笪江上先生所獨也。”(《快雪堂題跋·笪江上書江冷閣集序》),直欲置其書于沈繹堂(荃)、姜西溟(宸英)之上,而為清初書家之冠。這里雖然難免“于鄉先輩不能無私”,但包世臣在其所撰《藝舟雙楫·國朝書品》中將笪重光行書置“能品下”第三名,(在笪重光前者為神品、妙品上一人鄧石如;妙品下二人劉墉小真書、姚鼐行草書;能品上七人釋邱山真及行書、宋玨分及榜書、傅山草書、姜宸英行書、鄧石如草書、劉墉榜書、黃乙生行榜書;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鐸草書、周亮工草書……)也可謂評價極高了。

關于笪重光書法之取徑,王文治在《快雪堂題跋·笪江上尺牘》中有很詳細的論述:“江上書上至章草下至蘇米,靡所不習,恨不能確然指其得筆之淵源。然其游絲裊空、蕭然自得之處,無所秉承不能獨造也。一日偶臨嵇叔夜《絕交書》,恍然大悟曰:此吾鄉江上先生之書之所自出也。自此以后,凡見笪書無一點一畫不了然其來處矣。趙鷗波云‘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學之便可名世’真甘苦之言歟?!蓖跷闹未苏Z雖然只是一己之推測,但他對笪書如此窮索苦究,應該也是能比較接近事實的。嵇叔夜《絕交書》今日雖不可見其真貌,但總之笪重光的書法取法魏晉應該也是可信的。笪重光書法魏晉,特別是嵇叔夜,正和他的性格相契,這是可以以他的詩為證的。其詩曰:“野水橋邊舊業存,數間茅屋向乾坤。太平一半深山得,何必承明始是恩?!痹姷囊饩澈陀玫涠汲鲎云呓^圣手王昌齡的《長信秋詞》,表現出一種灑脫不羈的氣質和歸隱山林的志趣,是其人、其詩、其書完美合一的體現。所以王文治評其書“無纖毫塵滓氣也”,正是其高出眾人之處。

篇3

也許再沒有一個文人能比袁寒云更能貼近那段歷史帶來的人生悲歡。作為的兒子,隨父親歷晚清的政治風云,又在辛亥之后目睹黨爭,更是作為洪憲帝制的親歷者,身經家國之變,深味人情冷暖。而他自己癡迷戲曲,傾情為之,也不失為借優孟衣冠演出自己的戲劇人生。

一、箕豆之悲,家國之痛:曹子建

袁寒云的人生也如曹植,以其父去世為界前后分為兩種境況。從呼風喚雨的貴公子到兄弟閱墻,閱盡冷暖。

清末,貴為清廷重臣,寒云生于顯貴之家,自然有最優渥的條件來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包括學習戲曲,可以與第一流的師友切磋,這自非一般票友所能及。在清末光宣之際即加入溥侗、王楞仙等貴胄文人和名伶組織的“言樂會”,并從三世家傳供奉內廷的名笛師方秉忠習昆曲。宣統元年(190g),肅王府召集前醇親王府恩慶、恩榮班的昆弋演員成立了安慶班,其間寒云有了更多觀摩一流演出的機會。民國四年(1915),寒云邀請江南著名昆曲家趙子敬到北京擔任“總統府統計局主事”,只是掛名領薪,實際上專門教寒云昆曲。到天津后又重金延請沈傳芷、郭春山等大家學藝。寒云還結交曲界名士名伶,與孫菊仙、余振飛、汪笑儂、歐陽予倩、梅蘭芳等過從,且與當時許多曲界名家同臺。

寒云才高思奇,深得喜歡,曾盛傳傳位將傳賢不傳長。這讓寒云的大哥袁克定銜恨于他。袁克定本是帝制的積極促成者,一心作著“太子夢”,甚而印制假《順天時報》給,以掩飾外界的民怨沸騰。帝制之前,寒云常常與名士文酒詩會于北海,克定暗中派遣人窺探動靜,得到寒云《分明》詩中“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呈給,作為寒云反對父親的證據,致使寒云一度被囚禁于北海。

某一年除夕,寒云突然失聲痛哭,稱:“既不得于父兄,又不得于妻子,家庭骨肉之間,有難言之痛。”那種情如曹植父兄之間的微妙關系,手足間的陌路,高才卻只能寄付于詩酒歌臺的落寞,卻是哭聲中所不能盡道的。

梅蘭芳排演《洛神》時,曾邀請寒云飾演曹植。在時人心中寒云正是絕佳人選。寒云卻拒絕了。唐魯孫稱之為大是非前的清醒。如果出演曹植,將置父兄于何地?豈非再推袁氏親眾于口舌是非之下?

人生既如曹子建,又何必再粉墨登場?

二、天涯落拓,浮生若夢:建文帝

寒云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出演的《千鐘戮?八陽》。民國四年入京,集都下名角于江西會館,演戲三天?!霸Т妗栋岁枴芬荒唬n涼悲壯,高唱如云,大有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之況……唱至恨少個綠衣使鼓罵漁陽,聲淚俱下,目眥為裂,坐客肅不聞聲,愕顧左右,主張帝制者皆垂首有忸怩之色。”

寒云身感建文帝國破家亡的悲感,面對臺下一群翻云覆雨之徒,正是“恨少個綠衣使鼓罵漁陽”,到“聲淚俱下”,很難說是建文帝在哭還是寒云在罵了。

吳則虞稱在貴州某偏僻地方的小廟里,看見建文帝及殉難諸臣像,寒云劇中與建文帝像竟一般無二。張伯駒也曾記寒云有一方王冰鐵所刻印章,上面的寒云小像玉骨橫秋,弱不勝衣,正是演建文帝時的樣子。后來寒云戒鴉片之后,身體發胖,便不再適合演小生,改演丑角。彼時最擅長則為《審頭刺湯》里的湯勤了。把湯勤的陰險刻毒翻演得入木三分,“回看龍虎英雄,門下廝養,有多少忘恩負義之事,不啻現身說法矣?!?/p>

失敗后,當時的教育部教育司司長高步瀛提倡昆曲,組織“賞音會”、“消夏會”、“觀摩會”等,寒云應邀與孫菊仙、溥侗同臺演出。孫菊仙曾供奉清廷,溥侗是清皇室將軍,寒云為前大總統并洪憲皇帝之子,歷經時事滄桑而三人同臺,別有一番感觸,正是“灑淚非關何滿子,吞聲猶唱念家山?!?/p>

三、公子意氣,養士三千:信陵君

寒云曾加入青幫。民國元年(1912)因家事與父忤逃到上海,拜青幫老大張善亨為師,名列青幫“大”字輩。青幫從康熙年間創立以來,按“潔凈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來自性、圓明興禮、大通悟學”排輩,當時上?!按蟆弊州叺囊押苌倭?,叱咤上海灘的黃金榮、張嘯林是“通”字輩,杜月笙只是“悟”字輩。寒云在青幫的地位可知,且已可以開影堂收徒弟。

寒云喜歡結交江湖豪士,他加入青幫,本不為財利,更多是他渴慕信陵君養士之風的文人意氣的趨使。然而食客三千,終有一用。寒云這位信陵君倒是借重青幫演出過一出“好戲”。

一次寒云與陳德霖準備在新民大劇院演出《游園驚夢》,而大哥克定為防止“玷辱家風”找警察總監薛松坪出面阻止。而寒云則派青幫弟子把守劇院大門,警察硬是進不去。薛松坪只好親自央告寒云。寒云笑著說:“明天還有一場,唱完之后,準不唱了?!边@件事情本起于兄弟鬩墻,一方動用軍警,一方調動幫會,可見寒云結交青幫也有尋求自我保護的意味。

寒云去世后,據說只在筆筒里找到二十元錢,其葬禮全賴青幫操辦。其場面近代以來無出其右。請有天津的僧道尼、北京廣濟寺和尚、雍和宮喇嘛念經,另有韻樂社樂隊助興。幫中四千多弟子前來送葬,另有千余自愿前來。從寒云住所兩宣里到西沽墓地,沿途搭起許多祭棚,交通為之堵塞。

寒云以一介貴胄,千金散盡結交江湖人士,他演的信陵君又怎能說不像呢?

四、占了情場,弛了朝綱:唐明皇

寒云拿手的戲還有《小宴?驚變》,屢與名家合作。評者稱其“豐神俊逸,情意溫存,令人想見當年天寶風流”。也許是與“帝王”的某種因緣,寒云飾演帝王確有他的個人感悟在其中。

寒云不愿過問政治,而生活中風月無邊,娶妾就像流水一樣,前門進后門出,卻很少長久的。他娶過十幾個妾,而沒有名份的女子又不知多少了。其壯歲猝死也與其放浪不羈有關。

但正如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故事一樣,占了情場,卻弛了朝綱。帝王家的情感本不比尋常百姓家,君王若是溺于情,則不免漁陽鼙鼓動地來。寒云溺于醇酒婦人,在他父親眼里是恨鐵不成鋼,說他“就算當了皇帝也是陳后主、李后主之流”。洪憲帝制失敗,有人評論說,沒有像李世民一樣的兒子,稱帝又怎能不失敗呢?

篇4

關鍵詞:南北朝;遷徒經學家;貢獻

南北朝時期雖戰爭頻繁,局勢緊張,但南北之間并非絕對阻隔,不相往來,其間各種原因、各種形式的遷徙現象時有發生。在諸多遷徙者中,經學家是其中較為特殊的一類,史傳所載,既有由北入南的經學家,如《梁書》、《南史》兩《儒林傳》所載之崔靈恩、孫祥、蔣顯、盧廣、宋懷方等;又有由南入北的經學家,如蕭齊時奔魏之王肅及南朝后期因侯景之亂、梁陳滅亡等原因人北的顏之推及其弟之儀、明克讓、何妥、包愷、張沖、沈重等。同時,北魏在平定涼州、青齊的過程中,這些地區的一些經學家亦隨之入魏,如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涼州平,經學家索敞、常爽人魏,為其培養人才甚眾;獻文帝皇興三年(469),慕容白曜平三齊,大部分羈留北方之青齊望族被徙至代,稱為“平齊民”。大約孝文帝執政的太和中期,平齊民得以陸續還鄉,其中富有才學者如劉芳、成淹、崔光、高閭等為北魏所用,劉芳尤以經學著名,號為“劉石經”,等等。

國家統一,交通便利,學術交流容易進行,遷徙的意義并不突出。一旦國家分裂,戰爭連綿,交流受阻,學術容易拘于地域,由遷徙而帶來的學術交流因此顯得尤為重要。南北朝時期,因南北之間的長期對峙,導致了南北學術風尚殊異。具體到經學,《隋書·儒林傳序》論南北經學傳習內容及范圍之別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并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惫P者認為,《隋書》所論僅為南北經學之概況。實則,隨著經學家的遷徙,南北經學之間的交流與碰撞逐漸增強,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南北之間的學術壁壘,促進了南北朝經學的逐漸融合。概言之,遷徙經學家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促進了南北朝經注傳習范圍之趨同

隨著經學家的遷徙,南北朝經學在傳習范圍上漸呈趨同之勢。這一趨勢突出地表現在《春秋左傳》的傳習上。

《左傳》南朝主要傳習杜預注,北朝則傳服虔注。崔靈恩人南促進了服虔注在南朝的進一步傳播。崔氏之前,服注在南朝雖未絕跡,然傳者甚少。崔氏北人,本習服注,人南后不改所習,故所講服注“不為江東所行”。為適應南人風習,崔靈恩雖改說杜注,然其目的卻在“申服以難杜”,只是變換了形式而已。為申服注,崔靈恩“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崔氏的作為引起了專精杜學的南朝經學家虞僧誕的不滿,虞氏“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并傳焉”?!笆啦餮伞币馕吨抛⒁蛔鹁置娴慕K被打破。此后,南朝據賈、服難杜者當不在少數。《南史·儒林·王元規傳》云:“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張沖所撰《春秋義略》中有“異于杜氏七十余事”,服注的影響及對杜注的沖擊由此可見。與此同時,執杜者如王元規則進一步深研杜注,為之“引證通析,使無復疑滯”。因此,服注在南朝較大范圍內的傳播對其《左傳》學研究產生了雙向影響:既促進了賈、服注在南朝的進一步流傳,又促進了對杜注研究的深化與細化。而南朝服注的漸趨流行顯然與遷徙經學家崔靈恩的傳播密切相關。

北魏早期經學家張吾貴曾兼講杜注,但因其好為詭說,致業不久傳,影響不至很大。筆者認為,杜注《左傳》在北朝的傳播終至流行,亦當與遷徙經學家的輸入有關。

有明確記載較早為北朝統治者傳授杜注并在北朝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是賈思伯、思同兄弟。思伯授肅宗、思同授靜帝以杜氏《春秋》。賈氏兄弟為齊郡益都人,《魏書》本傳云“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知其經學基礎為少時奠定,故受時屬劉宋的青齊地區經學風尚的影響而習杜注,雖人北朝,亦不改所習,努力向統治者輸入所習南學范圍之杜注《左傳》。

賈氏兄弟給最高統治者講授杜注《左傳》,同樣引發了北朝長期的服、杜之爭?!段簳べZ思同傳》云:“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為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ハ嗍欠?,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薄侗笔?,儒林-李崇祖傳》云:“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日《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由以上記載,知此爭論持續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為當時儒林所罕見。爭論的結果同樣是各派著書立說,既促進了對服、杜注的深入研究,又促進了杜注在北朝的進一步流傳。

由南北朝《左傳》服、杜注的相互滲透可以看出,經學家的遷徙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南北朝長期形成的學術壁壘。但無論南朝還是北朝,在其固有的主流經學風尚最初受到沖擊時,新學與舊學之間往往存在激烈論爭,這說明雙方仍拘于門戶,尚不能貫綜古今、融通南北。至北朝末年,南方經學家大量北遷,并將南朝經學習尚帶到北朝,但這種大規模的沖擊并未如此前一樣在北朝士人中引起軒然大波,倒是北朝本土經學家房暉遠、劉焯、劉炫等自覺接受南朝學尚,初步實現了南北經學的逐漸融合。換言之,南北朝經學融合態勢的逐漸形成,是南北經學長期碰撞與交流的必然結果。

二、促進了南北朝經學注疏內容之交融

因經學宗主與治經風格不同,南北朝經學注疏也各有特色。經學家帶有本土特色的經學注疏多在遷徙之前已經形成,一般不會因遷徙而發生質變(元善少至江南,受北朝經學影響較少,已南化,例外),而會隨遷徙以講學、著述等形式傳播、影響于異地,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相互間經注內容之交融。如由北人南的崔靈恩在南朝即擁有一個范圍較大的接受群,《南史》本傳云“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知南朝不少學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崔氏學說之影響。南朝經學家人北,與北方學者亦多所交流,如沈重受周武帝之請,于保定末至京師與諸儒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又于太學開講,聽者常千余人,此類活動同樣有利于促進南北經注內容之交流。

南北朝經注多已亡佚,現存于《十三經注疏》中的佚注又經纂修者改造,非其原貌,因此該時期經注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已很難確考。諸經之中,唯《禮記》注疏尚留線索,此舉以為例。

南北朝《禮記》學雖同宗鄭(玄)注,但在一些具體問題的闡釋上也存有差異。簡單說,南人重視義理,在宗鄭的同時不廢王肅之說;北人解經詳實,在專尊鄭注、重視文字訓詁的同時又好引緯書等。崔靈恩《三禮義宗》之《禮記義宗》即帶有較為典型的北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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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崔氏帶有濃厚北學特色的《禮記義宗》對南朝經學家皇侃的《禮記義疏》影響很大?!抖Y記正義》中有崔氏、皇氏同者多條,《正義》常用“皇侃用崔氏說”、“皇侃用崔靈恩義”等字樣標出,這說明崔、皇之間存在明顯的學術繼承關系。崔氏生卒年不可考,然在《南史·儒林傳》及《梁書·儒林傳》中皇侃(488-545)皆列于崔靈恩之后,故其年輩當后于崔,其說承崔氏當無異議。又,唐修《五經正義》時,崔氏《義宗》與皇氏《義疏》尚存,孔穎達等距崔、皇年代較近,故其說當有依據。如此說成立,皇氏對崔氏成果的吸納即意味著南學在一定程度上對北學的認同與吸收。

北朝治《禮記》最著者為熊安生,《禮記正義》除直接引熊氏說外,還多有熊氏與他人同解之處。統計《禮記正義》所引,其中有熊氏與明山賓、賀埸、沈重同者各一條,與庾蔚之、崔靈恩同者各三條,與皇侃同者十二條,孔穎達一般用“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庾氏及熊氏并云”、“熊氏、崔氏并云”、“皇氏、熊氏皆云”、“皇氏、熊氏等云”等句式標出。這意味著諸注疏內容當產生過互相影響。為弄清該問題,此將諸人前后影響之關系略考如下。

據《北史·儒林傳》,熊安生“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余。尋致仕,卒于家”。宣政元年為公元578年,則熊安生大約生于公元490-498年。庾蔚之生卒年不詳,據《冊府元龜》,其于宋孝武帝孝建(454-456)中為太常丞,下距熊氏生年尚有四十余年,則庾氏長于熊氏甚多;梁天監九年(510)賀埸卒,熊安生最多二十歲,是庾、賀在世時熊氏著作幾乎不可能產生:天監十三年(514)崔靈恩歸梁,安生年僅弱冠,崔氏在北朝當亦未見到熊氏著作;大通元年(527)明山賓卒,安生三十余歲,著作完成并傳到南方的可能性也不大;大同十一年(545)皇侃卒時,熊安生五十歲左右。然皇侃一生未曾人北,其時南北交流尚少,故皇氏見到熊氏注本的可能性也很小。

通過考察,筆者認為,南朝以上諸家都不太可能見到或借鑒熊氏成果,產生諸本部分注解內容相同的最為可能的原因是,熊氏在北方見到了南人注疏并加以借鑒與吸收,從而完善了自己的著述。我們看到,諸儒之中,熊安生年壽較長,又值江陵平,南方士人北歸,南朝書籍流人北方,故熊氏有機會吸納南人成果,完善自己的著作。也就是說,代表了北朝《禮記》注疏最高成就的熊氏《義疏》在一定程度上是北學吸收南學的結果。他之所以有機會吸納南人成果,亦與南方經學家人北有關。

與熊安生發生關系的經學家還有沈重。《北史,儒林傳》云重“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則沈重生卒年為公元500-583年,稍后于熊氏。沈重于江陵平后,曾入北講經。熊、沈皆為南北碩學,年輩相當,二人之間當有交流。則熊氏與沈重解同之處,或為英雄相見,或為一方吸收另一方。無論哪種形式,就其實質來看,仍是經學家遷徙、南北交流增強的結果。

根據現存文獻,雖然難以對南北朝經注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做出更多考察,然由史傳記載及《禮記》例知,遷徙經學家確實促進了南北朝經注之間的互相借鑒與吸收,為隋唐經學融合態勢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三、促進了南北朝經注文本之交流

因南北經學宗主不同、風尚殊異,又長期阻隔、較少交流,致南北朝經注文本差別較大,文本的交流也因此顯得尤為重要。這一特點在崔靈恩的《集注毛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今《毛詩正義》所存崔氏《集注毛詩》主要用來??蔽淖帧⑴袛辔淖质欠?。崔氏《集注》與顏師古定本同者十九,孔穎達《正義》每“定本、《集注》”并提。崔氏《集注》與定本既大同小異,其相異之處尤其值得關注。如《毛詩正義》于《魏風·汾沮洳》小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句釋云:“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迸f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此詩公路、公行、公族皆指大夫言,則《序》作‘君子’為是?!庇纱死梢钥闯?,崔氏《集注》在保存舊本方面確有殊勝之處。究其原因,崔氏由北人南,得見南北諸本,故能博取慎擇,擇善而從。筆者認為,《集注》與定本及其他諸本不同者,可能是崔氏所見北學系統。而對這些相異之處,陸德明數稱引之,可見崔氏帶有北學色彩的《集注》在南朝傳播較廣??追f達則取其與定本同入《正義》,使其得以保存并進一步傳播。由上例可以看出遷徙經學家為南北文本的交流與統一做出的具體貢獻。

篇5

關鍵詞:兩晉;郊祀禮;祭祀

兩晉郊祀禮在國家祭祀制度中是最高的禮儀。當時國家制定了比較完備的郊祀禮儀,并且在郊祀活動中加以實行。這種郊祀活動,作為對天、地神祇及其配祭神和從祀神的祭祀,是當時宗教理念的一種體現。因此,考察兩晉的郊祀禮,對透視當時國家禮儀制度和宗教活動的特點,都是必要的。雖然前人對兩晉的郊祀禮已經做了一些探討,1但是,還留有可以繼續研究的空間。本文擬對與兩晉郊祀禮相關的問題作進一步的闡釋,希望能夠對兩晉郊祀禮的探討有所推動。

一、郊祀神祇的確定與祭壇的設置

(一)郊祀神祇的確定。兩晉郊祀是國家重要的祭祀活動,因而,在郊祀禮中,很重要的就是需要確定要祭祀的神祇。實際上,從西周至曹魏,雖然郊祀的神祇有所改變,可是,郊祀神祇卻明顯分為三個類別,即郊祀的主神、配祭神和從祀神。

從兩晉郊祀禮的主神規定來看,是與傳統的神祇規定有聯系的。當然,最直接的是受到曹魏國家郊祀禮對主神規定的影響?!度龂尽の簳の牡奂o》:“(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憋@然,曹魏確定的郊祀主神有天、地??墒牵芪簢也]有將祭祀的主神僅限于在南、北郊進行?!稌x書·禮志上》:“(景初二年)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边@就是說,曹魏國家將祭祀主神的地點分為圓丘、方澤、南郊、北郊四處。而祭祀的主神則稱為皇皇帝天、皇皇后地、皇天之神、皇地之祇。曹魏國家對主神的這種規定,是在鄭玄禮學理念影響下所創的一種的規定。而傳統祭禮中對主神規定卻與此有差別?!抖Y記·曲禮上》:“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這說明,從西周將郊祀禮規范化后,人格化的自然神—天、地便是祭祀的主神。由此來看,曹魏國家確定的祭祀主神是不符合傳統規定的,也就是不符合漢儒對傳統郊祀主神的認識。然而,曹魏國家對祭祀主神的規定,并沒有完全擯棄傳統的規定,而且,更直接地吸收東漢郊祀禮的神祇規定。實際上,曹魏國家確定郊祀主神,很多方面是受到東漢郊祀禮的影響。在漢代儒家理念中的周代郊祀主神,在秦、西漢受到很大的破壞。秦代是以四帝為主神;西漢主神多有變化,漢武帝時以“太一”為主神,至西漢后期主神也沒有固定化。東漢時期,國家以儒家祭祀理念整頓南、北郊禮儀制度,隨之也將郊祀的主神明確化。《續漢書·祭祀志上》載光武帝即位告祭文:“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本褪菍⑻?、地作為主神。曹魏國家南、北郊祭祀的主神為天、地正是吸收了東漢郊祀禮中對主神的規定。這就是說,曹魏國家對祭祀主神的規定,既有沿襲東漢制度的內容,也有新的規定。西晉禪代曹魏后,確定郊祀禮,自然要對曹魏國家祭祀主神的規定作出選擇。

晉武帝于泰始二年,“并圓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1也就是說,西晉國家確定將主神的祭祀只在南郊和北郊進行。這是對曹魏國家祭祀主神的重要改變。既然晉武帝將對主神的祭祀做了調整,郊祀的主神也要隨之變化?!稌x書·武帝紀》:“(泰始二年)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边@說明,西晉的南郊祭祀的主神為天,也就是上帝。正因為西晉郊祀禮將主神規定為天、地,所以,郊祀所用樂歌《天郊饗神歌》和《地郊饗神歌》中,才明確將南郊稱為“天郊”,將北郊稱為“地郊”。由此可見,西晉國家對郊祀禮主神的規定,并不是完全繼承了曹魏的制度,而是在將圓丘和方澤分別歸并到南、北郊的基礎上,對所祭主神加以調整,才最后確定的。因此,西晉對郊祀禮主神的規定,實際承襲的是東漢郊祀主神的規定。當然,西晉對郊祀主神的確定,一方面吸收了傳統郊祀神祇理念,更多的則是受到王肅禮學思想的影響。因為王肅主張“圓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圓丘。”2西晉將祭祀主神與南、北郊聯系在一起,不僅克服了曹魏對主神規定的混亂,更使主神的地位更為突出。東晉時期,國家的郊祀禮依然沿襲西晉?!稌x書·禮志上》:“(太興二年)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眾神共在天郊?!睎|晉郊祀禮中對主神的規定與西晉相同。

兩晉郊祀禮中,對配祭神也有規定。在漢儒看來,舉行郊天祭祀是需要以祖先配祭的?!抖Y

記·郊特牲》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痹诮检霑r,以祖先配祭的意義就在于,可以象征主祭者與天神之間建立起虛構的血緣聯系,這正是主祭者維護現實政治統治所需要的。所以,西晉國家確定郊祀禮時,也確定了配祭的神祇。《晉書·禮志上》: “(泰始二年)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憋@然,晉武帝確定以其祖父宣皇帝司馬懿作為郊祀天神的配祭,而將其父司馬昭作為明堂祭祀的配祭神。這樣,晉武帝就將他的祖父、父親通過不同的祭祀,與主神聯系起來。《太平御覽》卷五二七引《晉起居注》:“大晉禮:天郊,當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這就是說,晉武帝對北郊的配祭神也做了規定。至東晉,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3實際是繼續沿襲西晉的配祭神祇規定。

兩晉的郊祀禮,還對從祀神祇做了規定。國家舉行郊祀禮,需要祭祀從祀神,并不是在周代出現的,而是始見于西漢。但是,在西漢,國家郊祀禮對從祀神的規定是不明確的。東漢時期,郊祀禮中的從祀神規定成為定制。《續漢書·祭祀志上》:

(建武)二年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

東漢國家對郊祀祭壇的這種設置,實際就將五帝神與天神和地系統的神,都作為了郊祀的從祀神,因而也就使郊祀包含了主神對從屬神支配的宗教意義。

然而,在曹魏的郊祀禮中,從祀神的設置卻沒有沿襲東漢,已經將從祀神五帝排除了。西晉制定的郊祀禮,更將曹魏排除五帝神的做法進一步發展?!稌x書·禮志上》:“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晉武帝采用的朝臣的建議,實際是本于王肅對郊祀神祇的看法。正如宋人馬端臨說:“以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肅之說。武帝,肅外孫也。故祀禮從其說?!?這種郊祀禮中的從祀神祇的規定,一方面是要依據王肅的說法;但另一方面,則是試圖按照《周禮》的說法,將郊祀神祇只規定為唯一的主神?!吨芏Y·春官·宗伯》:“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薄吨芏Y》的這些記載,實際是儒家理念的一種體現。就是說,作為現實的最高統治者,在郊祀中,只能祭祀主神—昊天上帝,這樣,才能與地上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取得一致。

實際上,五帝神并不是與郊祀主神同時出現的,而是在戰國五行觀念興起后出現的神祇?!吨芏Y·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這說明,對五帝神是需要與主神天分開祭祀的。而在《禮記·月令》中,五帝只是迎時氣所祭的神祇。至西漢時,五帝神開始成為上帝的從祀神祇。在東漢時,開始固定化,構成了郊祀禮中等級有序的神祇系統。這樣,要在郊祀禮中,完全破壞這一從祀神的系統就是比較困難的。因此,西晉依據王肅說建立的郊祀從祀神,并不是要取消五帝神,只是將五帝神祇改換了名稱,以此突出主神唯一的至上地位。正因為如此,西晉國家對郊祀禮中的從祀神的規定,很快也就改變了?!稌x書·禮志上》:

(太康)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為天地。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進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于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這說明,由于晉武帝認為對明堂配祭神祇規定與禮制不合,所以,只有重新恢復五帝作為明堂配祭神的地位。因此,就必須使郊祀的從祀神祇改變,即恢復五帝神作為郊祀從祀神的地位。由此可見,西晉對郊祀從祀神祇的確定,經歷了比較復雜的過程。實際郊祀禮中的從祀神五帝,是在調和王肅對郊祀主神及從祀神五帝認識的基礎上設置的。

東晉定都建康,晉元帝承襲西晉的郊祀禮。《通典·禮二·郊天上》:“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儀注。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如泰始故事?!钡扇≡谀辖紝⒅魃裉臁⒌睾霞赖姆绞?。晉成帝咸和八年,在設置北郊之后,又對南北郊從祀的神祇做了明確的規定。《晉書·禮志上》:

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臺、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岳、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

這說明,東晉國家對郊祀的從祀神規定:一是繼承西晉郊祀的神祇規定,更進一步明確了五帝神作為主神昊天上帝的從祀神的地位。二是將從祀神祇的范圍擴大。南郊的從祀神主要是天神系統的神祇。其中太一則是漢代出現的神祇。但從祀神祇中,也有地系統的神祇,諸如,后土。還有人鬼系統的神祇,諸如,軒轅。北郊從祀神主要為地系統的神祇。但是,“五帝之佐”則是天神系統的神祇;先農則是人鬼系統的神祇。顯然,南郊、北郊的從祀神是復雜的。因為南郊主要應該以天神系統的神祇作為從祀神,可是,在郊祀禮中卻將地、人鬼系統的神祇也納入從祀神中。而北郊應該以地系統的神祇作為從祀神,但是,也有天神、人鬼系統的神祇。并且,為了使郊祀禮適應東晉皇帝對江南地區的統治的需要,在北郊的從祀神中,還將當地的蔣山、會稽山、松江、錢唐江都規定為從祀神。東晉國家這種規定表明,郊祀禮中的從祀神祇設置,主要是以儒家的宗教神祇理念為基礎,可是,也并沒有完全為儒家的祭祀理念所限制,設置了一些適應國家統治需要的神祇。可以說,東晉郊祀的從祀神的設置,并不是很規范的,因而表現出很明顯的復雜性,實際東晉國家對郊祀從祀神的設置是為了更適應現實的統治。

綜上可見,兩晉郊祀神祇規定是在改造曹魏國家郊祀規定的基礎上,重新加以規劃的。從郊祀神祇的規定來看,主神的設置克服了曹魏所受鄭玄說的影響,明確規定天、地為郊祀的主神。這種主神的規定,就使郊祀禮成為兩晉國家最高等次的祭祀活動。配祭神則規定為晉武帝的祖父司馬懿,并且,還將其父司馬昭作為明堂禮中的配祭神。這樣,郊祀禮與明堂禮相配合,也就使兩晉國家最高統治者以配祭神為中介與郊祀的主神天構成了虛構的血緣關系。從祀神的確定過程是復雜的。從西晉太康十年,克服王肅說的影響,重新設置五帝作為從祀神開始,直到東晉咸和八年,在郊祀禮中以天神、地和人鬼系統的神祇作為從祀神,實際構建了一個眾多的神祇系統。這個從祀神系統的形成,也就將郊祀包含的宗教意義進一步拓寬,希望通過舉行郊祀將福佑的范圍擴大,進而能夠保證強化現實國家的統治力。

(二)郊祀祭壇的設置。兩晉國家規定了郊祀禮中的神祇,當然還需要確定祭祀神祇的祭壇。實際上,西晉郊祀祭壇是在改造曹魏的基礎上,才設置的。曹魏國家所設祭祀天、地的祭壇是比較復雜的。《續漢書·祭祀志中》劉昭注引魏氏繆襲議曰:“漢有《云翹》、《育命》之

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云翹》祀

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笨梢?,曹魏國家設置了圓丘祭天、方澤祭地。當然,祭祀天、地還有南、北郊的設置。曹魏國家以南郊和圓丘祭天,以北郊、方澤祭地,實際這種祭壇的設置是有所依據的?!端鍟ざY儀志一》:

秦人蕩六籍以為煨燼,祭天之禮殘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為之義焉。一云:祭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圓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圓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則鄭學之所宗也。

可見,在鄭玄看來,除了在南、北郊對天、地的祭祀之外,還需要增加在圓丘、方澤對天、地的祭祀。因此,曹魏國家設置圓丘和方澤,顯然受到鄭玄說的影響??墒?,西晉國家在郊祀禮的規定上,擯棄了鄭玄說,依據的是王肅說,所以,也就需要對曹魏祭祀天、地的祭壇進行改造。《晉書·禮志上》:“(泰始二年)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澤于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焙苊黠@,晉武帝取消了圓丘和方澤,只在南、北郊設置祭壇。這正是依據王肅對郊祀的看法所做的改革。因為在王肅看來,“一天歲二祭,壇位唯一。圓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圓丘。日南至,于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也?!?晉武帝的改革,顯然使郊祀祭壇的設置趨于簡化,并且,成為國家郊祀祭壇設置的定制。

東晉郊祀祭壇的設置,仍然遵循西晉的規定?!稌x書·禮志上》:

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許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驃騎王導、仆射荀嵩、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于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

可見,東晉依然要在首都建康附近設置郊祀祭壇。只是由于晉元帝在建康建都,制度都在草創之中,所以,南郊、北郊祭壇不是同時設置的。北郊祭壇直到晉成帝咸和八年,“于覆舟山南立之。”1兩晉國家,在王肅郊祀理念影響下的南、北郊祭壇的設置,當然,對后世郊祀祭壇的設置產生明顯的影響。因此,《宋書·禮志一》說:“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ハ嗉匆u,以訖于今。”

由此可見,兩晉國家郊祀祭壇的設置,是在改革曹魏國家祭祀天、地的祭壇基礎上,確定了只設置南郊、北郊祭壇進行祭祀的制度。這種設置南、北郊祭壇制度的確定,不僅實現了王肅郊祀禮學說的理念,并且,也是向東漢郊祀祭壇設置的回歸。南郊祭壇祭天、北郊祭天祭地的規定,簡化了郊祀祭壇的設置,并且,也使陽、陰對稱的祭壇設置更為明晰化,當然,這也就對后世郊祀祭壇的設置產生重大的影響。

二、郊祀禮儀的制定與實行

兩晉國家對郊祀禮儀,特別是對郊祀常祀禮儀制定,是很重視的。郊祀的常祀具有完備的儀式,在西周就開始出現了,而且,這種傳統的儀式對后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兩晉的郊祀禮儀,正是在承襲西周以來傳統的郊祀儀式基礎上,并加以改造才形成的。陳戍國先生考證:兩晉郊祀的常祀儀式包括:散齋、致齋、夕牲、準備牲、醴、玄酒、璧、蒯席以及灌、三獻、燔燎等儀節。2這些郊祀儀節都是比較古老的。從散齋、致齋來看,正如《禮記·祭統》說:“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於神明也。”實際就是參加郊祀者祭祀前的精神準備。夕牲儀節也稱作展牲。鄭玄引鄭司農:“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3也就是這一儀節是在舉行郊祀前對犧牲的選擇。因為在傳統的祭祀理念中,很重視選擇犧牲,只有犧牲“博碩肥腯”,“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郊祀大典的正式開始,是舉行“灌”這一儀節?!端螘ざY志一》:“太祝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興。群臣皆再拜伏。”陳戍國先生認為,郊祀之有灌,即始于晉,與古禮不合。5因此,“酒以灌地”為郊祀儀節,應該是從西晉開始實行的。在郊祀儀節中,很重要的是“三獻”。西周祭祀中的“三獻”是圍繞“尸”展開的,可是,由于自戰國以來已經取消用“尸”的制度,6所以,晉代郊祀的“三獻”儀節,當然也就與古禮不同。盡管如此,在兩晉的“三獻”儀節中,還是保留了傳統郊祀禮中的一些做法?!端螘ざY志一》:

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詣罍盥。黃門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大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又引光祿升壇,終獻。

實際劉宋郊祀“三獻”儀節是從兩晉承襲來的。由此可以看出,“三獻”儀節的實行,是以主祭者和助祭者為序,并圍繞主神和配祭神展開的。由于獻祭的對象是主神皇天和配祭神太祖,而三獻的主祭者為皇帝,所以,這一儀節在郊祀儀式中所處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叭I”儀節的完成也就象征地表示出,對主神和配祭神的最高敬意。郊祀禮的最后一個儀節是燔燎。《宋書·禮志一》:

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辈┦?、太常引皇帝就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體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之。治禮舉手曰:“可燎?!比顺只鹁嫔??;鸢l,太祝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壇。火半柴傾,博士仰曰:“事畢?!被实鄢霰阕?,解嚴。

這種燔燎儀節也是沿襲傳統的郊祀禮儀?!抖Y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薄吨芏Y·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笨梢?,燔燎也可稱為“燔柴”、“禋祀”。這一儀節在郊祀禮中是不可缺少的,只有“燔燎”之后,郊祀儀式才能結束。實際這一儀節是原始宗教理念的一種體現。因為原始宗教觀念認為只有燔燒牲體,才可以使天神享受犧牲的馨香。

兩晉國家不僅對南郊祭祀的禮節做了明確的規定,而且,對北郊祭祀的儀節也做了規定?!端螘ざY志一》:“北郊齋、夕牲、進熟,及乘輿百官到壇三獻,悉如南郊之禮。唯事訖,太祝令牲玉饌物詣坎置牲上訖,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禮舉手曰:‘可埋。’二十人俱時下土。填坎欲半,博士仰白:‘事畢?!鄢??!币簿褪钦f,北郊祭禮,只是將南郊的“燔燎”改為“瘞埋”。實際是以象征的方式表現對地神的敬意。

由此可見,兩晉國家的郊祀儀節,大部分沿襲了古禮,還有的是以改變的方式承襲了古禮,郊祀各儀節的展開,與西周以來的郊祀儀式,具有明顯的繼承性。由于禮儀的大部分儀節都是沿襲古禮的做法,因而,這種儀式只是由原始宗教獻祭方式轉化而來的,所以,也就表現出比較明顯的落后性。

此外,在兩晉國家規定郊祀常祀禮之外,還有告祭的儀式。所謂告祭,就是因事對天、地的祭祀,與郊祀常祀的定期祭祀天、地是不同的。實際這是從郊祀的常祀衍伸出來的祭祀活動,自然祭祀的儀式要比常祀簡單。從西晉的情況來看,泰始元年,晉武帝禪代曹魏,“冬十二月景寅,設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1由于是政權的更迭,晉武帝必須要進行告祭天神的儀式,因而,這種儀式還是比較隆重的。當然,西晉國家還對郊祀告祭的一些活動做了規定。中朝有大事,“告天地,先郊后廟。”2皇太子即皇帝位,“踐阼之初,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謁于祖廟,明皇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過。”3為皇帝追加謚號,也要告祭?!案娼贾笕砸愿鎻R”。4至東晉時,國家將郊祀告祭的規定減少。例如,西晉為皇帝加謚號要告祭南郊,但“至江左其禮廢?!?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兩晉國家對郊祀儀式有明確的規定,但依然還有不完善之處,表現最明顯的就是郊祀樂舞的制定。從傳統的郊祀儀式展開來看,是必須要伴之以樂舞的?!吨芏Y·春官宗伯·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云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這正是早期獻祭方式的明顯體現。所以,《禮記·祭統》說:“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正說明了樂舞在祭祀活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郊祀活動進行時,表演樂舞不僅使祭祀活動充滿肅穆的宗教氛圍,并且,正如劉宋人荀萬秋所言:“祭天地有樂者,為降神也?!?正因為如此,秦、漢時期的郊祀禮的舉行都與相應的樂舞結合。例如,東漢國家郊祀樂舞的規定是很完善的。建武二年光武帝舉行郊天祭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翹》、

《育命》舞。”7而北郊祭祀“奏樂亦如南郊。”8

可是,曹魏郊祀卻只有用樂、不見有用舞的記載,實際已經將樂與舞合而為一,所以也就不必單列舞的名稱。西晉禪代曹魏,沒有廢棄曹魏國家郊祀的用樂制度。《晉書·樂志上》:“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之詞云。”顯然,西晉郊祀禮所用樂只是曹魏的規定,只將樂章做了改動,重新填寫了歌詞。這些樂歌有:《祠天地五郊夕牲歌》、《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饗天地五郊歌》、《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天郊饗神歌》、《地郊饗神歌》。1當然,這些樂歌的演奏是要以舞相伴的。晉武帝也任用一些通曉音樂的官員對祭祀用樂做了一些改進。《通典·樂一》:

又令荀勖、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九年,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荀勖遂典知樂事,啟朝士解音者共掌之。

可是,晉武帝重點制作的是宗廟祭祀用樂,而不是郊祀祭祀用樂,因而,實際對郊祀用樂并沒有明顯的改動。這說明,西晉統治者對郊祀樂舞的編制是不重視的,只是維持郊祀樂舞的現狀。這樣,也就使郊祀禮的樂舞,在祭祀活動中開始淡化。

東晉建立,依然實行郊祀禮,當然,郊祀所用樂舞也要因襲西晉之制??墒牵c西晉比較,對郊祀的樂舞就更不重視。《晉書·樂志上》:“太

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于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笨梢?,東晉孝武帝已經決定廢除郊祀所用樂舞。這樣,也就使郊祀禮缺少了重要的環節。東晉國家的這種做法的影響是重大的。劉宋時,就有人就對此質疑,認為“以樂祭天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以為疑。”2以致直到劉宋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哥,詔御史中丞顏延之造歌詩?!?由此來看,雖然兩晉為郊祀禮規定了比較完備的儀節,可是,由于對郊祀禮所用樂舞的不重視,東晉孝武帝甚至廢棄郊祀所用樂舞,因而,不僅從整體上造成郊祀禮的不完備,而且,也影響了對所祭主神敬意的表達,因此,明顯消弱了郊祀禮儀的影響。

還需要提及的是,兩晉國家在郊祀禮的實行上,也是很不規范的。這可以從郊祀禮的定期常祀舉行的情況中看出。所謂郊祀的定期祭,也稱為常祀,就是定期在規定的時間祭祀天、地?!稌x書·禮志上》:“(泰始二年)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币簿褪钦f,要在夏至、冬至日舉行郊祀活動。并且,宋明帝詔書說:“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4可是,兩晉郊祀的實行情況卻并不是如此。實際西晉皇帝舉行郊祀的常祀是不多見的。《晉書》中記載,泰始二年,晉武帝“親祠圓丘于南郊。”5太康三年,晉武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可見晉武帝時,舉行郊祀的常祀只有兩次。晉惠帝時,就從來沒有舉行過郊祀的常祀。晉愍帝時,“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東晉時,皇帝舉行郊祀的常祀就更少。《晉書》記載,大興二年,晉元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咸和八年,晉成帝“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9建元元年,晉康帝“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0從建武元年晉元帝定都建康,至元熙二年劉裕禪代東晉,東晉立國一百零三年,但見之于文獻記載的郊祀常祀只有三次。這些情況說明,兩晉皇帝是不熱衷于郊祀常祀的舉行。所以,當時人就將一些災異的出現與這種不經常舉行郊祀聯系起來。《宋書·五行志四》:“元康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荊、揚、徐、兗、豫五州又大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烝嘗亦多不身親近。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因此,可以說,雖然兩晉皇帝制定了郊祀禮,但是,他們對郊祀的常祀卻很少能夠定期的舉行。

兩晉國家郊祀活動出現這種狀況,正是因為郊祀以天、地這種人格化自然神作為主神的宗教觀念減弱的結果。除此之外,兩晉皇帝更多注意的是對祖先的祭祀。西晉武帝“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泰始十年,晉武帝將宗廟“更改筑于宣陽門內,窮極壯麗”。2陳戍國先生考證:宗廟常祀禮儀儀節,與郊祀基本相同。3并且,西晉宗廟用樂,“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缎洹贰ⅰ缎摹范?,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4很顯然,西晉宗廟制度確立后,祭祀所用樂舞都是重新編制的,足見晉武帝對宗廟祭祀的重視。東晉國家對宗廟祭祀用樂也非常重視,“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于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5顯然,在用樂制度上,宗廟祭祀與郊祀差別十分明顯。不僅如此,兩晉國家還將對天地的告祭與祖先祭祀結合在一起。也就是“告天地,先郊后廟?!?而且,兩晉國家對宗廟的祭祀的時間規定是明確的?!端螘ざY志四》:“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眲⑺渭漓胱趶R的規定,當承襲晉制。并且,宗廟祭祀的舉行也是很頻繁的。尤其在東晉時期更是如此。例如,太元元年十月,孝武帝“殷祠”。7“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義熙元年,晉安帝“將殷祠”。9由此可見,雖然兩晉國家將郊祀禮置于高過宗廟祭祀禮的位置上,但在實際祭祀上,卻更重視宗廟祭祀,也就是對祖先的供奉。這正是兩晉國家很少舉行郊祀禮的重要原因。當然,由于佛教和道教在兩晉影響力的增長,對沖淡郊祀活動也是不能不考慮的因素。

三、郊祀的主祭者與助祭者的限定

兩晉國家的郊祀禮儀,基本上是按照傳統的儀式構建的。雖然兩晉時期,國家舉行的郊祀的常祀次數很少,但是,實行禮儀活動則要遵從規定。并且,對參與郊祀活動者,也要根據社會地位加以規定。從參與郊祀禮儀者來看,可以分為主祭者與助祭者。

由于兩晉郊祀在國家祭禮中,處于最高等次,因而,主祭者就必須是最高統治者皇帝?!稌x書·司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晉書·顧和傳》:“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說明在西晉、東晉,國家舉行郊祀,皇帝是必須親自參與的。正如《晉書·禮志上》說:“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被实圩鳛榻检氲闹骷勒?,這是與傳統的郊祀理念相關聯的。因為自周代以來,作為現實的最高統治者的至上地位,必須要通過在郊祀的中擔任主祭者體現出來。事實上,兩晉國家為郊祀規定的儀節,是將主祭者與助祭者明顯加以區別的。例如,獻祭是郊祀的重要儀節,主祭的皇帝要親自行一獻禮。《宋書·禮志一》:“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詣罍盥。黃門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大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下,還南階?!笨梢?,只有在主祭的皇帝行完一獻禮之后,助祭的太常、光祿勛才可以分別行亞獻禮和三獻禮。獻祭儀節做這樣的規定,正是要突出主祭皇帝的特殊地位。

兩晉郊祀不僅在儀式上使主祭的皇帝居于特殊的地位,并且,穿著的祭服與助祭者也是不同的?!锻ǖ洹ぜ味Y二》:

后帝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改服黑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綠里,廣七寸,長一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二旒,以朱組為纓,無緌。王公卿助祭郊廟,冠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組為纓,色如綬也。

顯然,皇帝的祭服是最高等次的。當然,在舉行郊祀齋戒和獻祭儀節時,皇帝所著祭服有變化。《宋書·禮志一》:“(南郊)致齋之朝,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上水一刻,御服龍袞,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并且,前往參與郊祀與郊祀禮畢返回所著服裝也不相同?!端螘ざY志五》:“南郊親奉儀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龍黼黻之服。還,變通天冠,絳紗袍?!边@些情況說明,在郊祀禮儀展開的過程中,皇帝的祭服都是與助祭者不同的。

皇帝參與郊祀乘坐車輛的配置也是如此。《太平御覽》卷五三七引傅玄《正都賦》:“建平禋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吉服,襲大裘。綖紐五采,平冕垂旒,質文彬彬,帝容孔修。列大駕于郊畛,升八通之靈垓,執鎮圭而進蒼璧,思致美乎上乾?!睋丝梢?,西晉皇帝郊祀的鹵簿為大駕?!端螘ざY志五》:“晉氏江左,大駕未立,故郊祀用法駕,宗廟以小駕。至于儀服,二駕不異。”說明東晉皇帝郊祀的鹵簿改為法駕。盡管西晉、東晉皇帝郊祀的車輛配置有所不同,但是,都是參加郊祀的最高的等次的鹵簿。

皇帝參加郊祀乘坐的車輛則為玉路。正如《宋書·禮志五》說:“至尊乘玉路。”這種玉路是最高等次的車輛。因此,《晉書·輿服志》說:“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為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兩晉國家對皇帝郊祀鹵簿和乘坐車輛的規定,都是要突出皇帝作為主祭者的特殊地位。

兩晉國家郊祀需要有助祭者參加?!端螘ざY志五》:“公卿京兆尹眾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史牽牲入?!焙茱@然,參見助祭的都是國家中央職官。但是,兩晉國家對這些參加助祭的中央職官的品級是有限定的。《晉書·輿服志》:“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這里提到的助祭“王”為爵位,而“公、卿”則為職官。由于從西晉開始,已經實現官、爵一體化,所以,官、爵的品級是一致的。在《晉官品》中,王爵處于“超品”的位置,實際等次最高?!肮眲t為“八公”以及“位從公”者?!稌x官品》:“第一品:公、諸位從公。”1“卿”則為九卿。《晉官品》中稱作“諸卿尹”,為三品。2實際參加郊祀助祭官員,不只限于九卿。與“九卿”品級相同的三品職官也都可以作為郊祀的助祭者。例如,劉毅咸寧初,為“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就跟隨晉武帝參郊祀。3散騎常侍鄭默“及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默驂乘”。4顯然,劉毅、鄭默分別以司隸校尉、散騎常侍的身份參與郊祀活動?!稌x官品》規定:司隸校尉、散騎常侍都為三品。5

兩晉官階實行了九品制,也就是將官員分為九品級。然而,兩晉國家卻不是使九品范圍內的中央官員都可以參加郊祀助祭?!端螘ぐ俟僦鞠隆罚骸敖o事黃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掌眾事。郊廟臨軒,則一人執麾?!眲⑺温毠俪幸u晉制,則給事黃門侍郎可以參與兩晉國家的郊祀。《晉官品》:給事黃門侍郎為五品。6《宋書·自序》:“(沈邵)入為通直郎……時車駕祀南郊,特詔邵兼侍中負璽,代真官陪乘?!蓖ㄖ崩杉赐ㄖ鄙ⅡT侍郎。實際使通直散騎侍郎可以參與郊祀,也是承襲兩晉的規定?!稌x官品》:散騎侍郎為五品。7而通直散騎侍郎品級與散騎侍郎品級相同,也為五品。宮崎市定認為,魏晉職官在五品以上為特權階層,相當于古代的公卿大夫。8由此可見,兩晉國家對參加郊祀助祭的官員在品級上的限定,正是要表明當時五品以上官員,在參與禮儀活動中,也是具有特權的。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郊祀禮舉行時,從事具體禮儀活動的一些官員則沒有嚴格的品級限制?!端螘ざY志一》:“上水一刻,御服龍袞,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攢。太祝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興。群臣皆再拜伏。”這里提到的博士為太常屬官,《晉官品》規定為六品。9太祝令也為太常屬官,文獻中對其品級不見記載。但太祝令在東漢的秩級為六百石,1如果與東漢太祝令秩級比照,兩晉太祝令品級則當為七品??墒?,這些低于五品的官員,他們不屬于助祭官員,只是郊祀活動中的擔當具體禮儀事務者。他們與參與助祭官員的身份是不同的。

當然,兩晉國家除了以爵位、職官的品級確定助祭者之外,與皇帝的血親聯系也是重要的依據?!稌x書·武帝紀》:“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焙茱@然,晉武帝這樣確定郊祀的助祭者,只是根據與皇帝有血親聯系的狀況來決定,并不考慮他們的爵位、職官品級。這應該是晉代國家的一種特殊規定,因此,被視為“非前典”的做法。2可以說,這應該是皇帝要通過這樣的規定來實現對皇親的籠絡。

綜上所述,由于兩晉的郊祀是國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動,所以,對實行郊祀禮的主祭者與助祭者的確定是很重視的。郊祀的主祭者為國家最高統治者皇帝,不僅是對郊祀傳統的承襲,并且,也是要使郊祀禮的實行服務于國家現實統治的需要。皇帝作為主祭者在郊祀禮儀中是處于最顯著的地位,這與皇帝在現實國家統治中所處的地位是一致的。因此,郊祀禮的實行,自然是維護皇帝統治在禮儀上的保證。兩晉國家對助祭者的確定,是與魏晉以來國家實行以官本位為主導的統治體制相適應的。兩晉國家將參加助祭者的爵位與職官的品級下限限定在五品級,正是因為五品以上的職官是具有特權的階層。兩晉國家做這樣的限定,就使這一特權階層的地位,在郊祀活動得到明確的體現,進而也就使他們在現實中所具有的特權在國家的禮儀活動中得到進一步的確認。

余論

兩晉國家承襲傳統的祭祀制度,仍然制定與實行郊祀禮儀。但是,郊祀禮儀祭祀的對象,主要是人格化的自然神—天、地。郊祀祭祀的這些主神,實際是原始宗教中的神祇。雖然祭祀這些神祇是以國家禮儀形式出現,但是,仍然不能夠避免原始宗教理念的簡單和粗糙。在兩晉國家實行這種宗教活動時,傳入中國的佛教與后起的道教都在社會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然,對國家最高統治者皇帝也是如此。不僅如此,由于世家大族在社會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因而,對于先祖的追祭意識也就更為濃烈。因為世家大族勢力的發展是以鄉里的宗族組織為基礎的。這種宗族組織的維持和發展,依靠的正是“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3的傳統觀念。而兩晉帝室,實際也是大的宗族。它與社會上的世家大族具有很多的一致性。正因為如此,在皇帝的祭祀活動中,自然更要重視對祖先的尊奉。這些社會風氣的形成,無疑要對國家郊祀禮的實行產生沖擊。

然而,由于在傳統的祭祀禮儀中,郊祀禮是居于首位的。兩晉國家統治者對此是不能改變的。這樣,郊祀禮的實行與皇帝的現實統治的結合所表現的象征意義也就更明顯了。這就是說,對于兩晉統治者來說,他們需要利用實行郊祀禮,證明他們統治的合法性。因此,皇帝即位的告天儀式是必須需要實行的。但是,對神祇信仰的多樣化,又使他們不能不對郊祀禮的實行做一些變通,所以,在兩晉也就出現了郊祀禮儀制定的規范化與郊祀禮的實行卻是不規范的矛盾。當然,這種矛盾是難以克服的。因此,兩晉國家制定與實行郊祀禮,更多的表現出的是,要以此象征他們最高統治具有合法的意義。而希望郊祀的主神可以福佑天下的宗教意識則明顯減弱了,因而,郊祀禮的實行也就很難使祭祀的主神的至尊地位的宗教理念完全被認同。正因為如此,兩晉的多元化情況的出現,當然,也就與兩晉郊祀禮表現出的這種重要的特點是具有很大的關系。

篇6

摘要:文章結合古典文獻中記載古代私人抄書的史料,詳細探討了先秦至清朝私人抄書活動演變之軌跡,認為古代私人抄書的發展脈絡呈現多樣化的特征,極大地推動了圖書的流通發行,在古代圖書出版事業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傳播。

中圖分類號:G2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1588(2016)12-0138-03

抄書是指以手工抄寫圖書資料的制作和復制行為,也是一種出版行為。通常情況下,古代抄書分為官府抄書和私人抄書,前者多為政府官員受命在征集圖書、整理藏書過程中的抄書;后者往往出于自身知識需求,或因生存需要,或為愛好(藏書)等進行的抄書活動。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出土的戰國中期楚墓竹簡中甲、乙、丙三組《老子》抄本,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

1先秦時期

抄書行為始于先秦時期,與圖書的產生、發展相生相伴[1]?!赌?兼愛下》中記載:“書于竹帛,鏤于金石。”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政治思想相對開放,出現了百花爭鳴、文化繁榮的景象,私學與官學并存,抄書活動逐漸活躍起來,極大地提升了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播的速度。大量的士階層著書立說,積極地推廣、宣傳各自的為學治世政治主張,著作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但編纂著作,只能依靠書寫,抄寫復制成為必然,在傳遞各自言論的同時,也利于圖書的長期保存。史籍中關于抄書者的記載最早見于東晉,據東晉王嘉所著《拾遺記》卷四[2]載:“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發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圣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里,夜還而寫之,析竹為簡。二人每假食于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之良書?!薄皞蛄憰奔词芄陀谒酥`抄圖書資料,張儀、蘇秦曾經因為生活所困,不辭辛苦,充當傭書活動?!皠儤淦ぞ幰詾闀碧N含了古典目錄學的思想,逐一校讎,分門別類加以排序。這段文字不但說明了張儀、蘇秦二士的讀書、做學問的態度,而且可知抄書者有史料記載最早的時間應在秦昭襄王、秦惠文王時期[3]。西周時期“官守學業,皆出于一”“故私門無著述文字”,因此造成了“學在官府”。抄書者的出現,打破了這一禁錮政策,私學被取代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2先秦兩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全國,實行焚書坑儒、“挾書律”“禁私學”等一系列摧殘文化事業的政策,造成大量圖書資料在秦漢之際消失,新的學術著作鮮有問世,抄書者的境況隨之滑入谷底。直到漢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漢惠帝于公元前191年廢除“挾書律”,允許民間藏書和相關書籍的復制行為,于是,民間私人抄書盛行。私人抄書當首推河間獻王劉德,他用精寫本換取民間故舊本,抄書數量“與漢朝等”。另外,司馬遷、梁子初、楊子林、王溥、李邰、班超、高君孟、蓋晉、陳長次等人也相繼抄了不少書籍。司馬遷寫成《史記》之后曾說:“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世圣人君子?!碧拼抉R貞《索隱》注:“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笨梢姟妒酚洝酚谡局猓€另抄了一副本。梁子初、楊子林抄書的事跡見于東漢桓譚《新論》:“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楊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于白首。”

3魏晉南北朝

魏晉時期,抄書活動繼續發展。據《后漢書?列女傳》記載:魏時蔡琰(蔡邕之女)繼承其父遺書4,000余卷,但因顛沛流離,喪失殆盡,后根據記憶抄寫了400多篇。晉代私人抄書可考的有葛洪、紀瞻、范汪等?!稌x書?葛洪傳》稱葛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稌x書?紀瞻傳》稱紀瞻“性靜默,少交游,好讀書,或手自抄寫”。范汪,字玄平,十三歲喪母,家貧無資,“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最終博學多通。晉代抄書最為著名的例子當屬“洛陽紙貴”的故事了。西晉左思的作品《三都賦》,初不為人所重,皇甫謐為其寫了篇序言,張載、劉逵、衛權又先后為之作注,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抄,一時洛陽為之紙貴,這也說明當時抄家甚多[4]。《梁書?袁峻傳》記載:“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薄赌鲜?王筠傳自序》中記載:“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后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4隋唐

唐代私人抄書盛行。唐代著名史學家韋述“秘閣中見常侍柳沖先撰《姓族系錄》二百卷,述于分課之外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錄皆畢?!薄杜f唐書?柳公綽傳》中記載柳仲郢(柳公綽之子)“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仲郢嘗手抄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抄,魏晉以來南北史再抄。手抄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吳彩鸞是古代女子抄書的著名代表,據《列仙傳》中記載:“彩鸞寫《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之,獲錢五緡?!薄度莆摹肪戆艘涣羁ⅰ痘凵剿录疑接洝分杏涊d:“貞元中,先丞相方肅公……退隱山寺僧房,猶孜孜勤經史,洎十年,手寫書籍,前后約五百軸?!比A良夫“從十歲讀書,學為文章,手寫之文,過于千卷。”許多著名文人的作品很多也是通過傳抄才得以流傳下來的,如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就曾先后謄寫五本,分寄五處,以便傳諸后世。

5五代十國

五代十國可考的抄書者不少,且抄書動機各異。為自學而抄書的,如:南唐查文徽“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書百卷。”備遺忘而抄書的,如:后蜀文谷“所撰《備忘小抄》十卷,雜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備遺忘,世多傳寫之?!睘榫蹠瓡?,如:北漢王景絕“時時購四方書抄之,晚年集書數千卷?!眳窃搅侄Α靶哉鴱娪洠軙鴼W、虞法,比及中年,夜讀書每達曙。所聚圖書悉由手抄,其殘編蠹簡亦手綴之,無所厭倦?!毕苍娢亩瓡?,如:博陵安平人崔“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為!’”喜佛經而抄書的,如:棣州滴河人馬裔孫“歲余枕藉黃卷中,見《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毕彩穫鞫瓡模纾何褐莨谑先藯罟僦林袝汤杉胬舨可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睘榇龠M圖書流通而抄書的,如:南唐北海人韓熙載是五代書畫家,“性喜提獎后進,每見一文可采者,手自繕寫,仍為播之聲名?!?/p>

6宋元

宋代私人抄書,或為藏書聚書,或為讀書治學,或為修史著書,或為練習書法,陶冶性情,當然也有為牟利而充當書手的。宋代藏書家可考者200余人,大多有抄書的經歷。李行簡,字易從,馮翊人,官至尚書刑部郎中,“聚書萬卷,多其自錄,人謂之書樓?!彼抉R光68歲時還親自抄書,“所抄自《國語》而下六卷,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無一筆不謹。”呂大防,字微仲,藍田人,官至宰相,“常分其祿之半以錄書,故所藏甚富”。劉儀風,字韶美,“得俸專以傳書。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為一部者亦然”。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蘇軾(坡)抄書,曾手抄過三遍《漢書》,據南宋陳鵠撰寫的史料筆記《耆舊續聞》中記載:“東坡謫黃州,日課手鈔《漢書》,自言讀《漢書》凡三鈔: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為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笨梢娝稳俗x書是很重視抄書的。趙明誠,字德甫,山東諸城人。其夫人李清照撰《〈金石錄〉后序》中記載:“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碑敃r館閣藏書多有散佚出來的,趙明誠憑借在館閣任職的親友的幫助,閱讀了很多珍藏圖書資料。葉夢得,字少蘊,江蘇吳縣(今蘇州市吳中區和相城區)人,藏書家,手抄書籍不計其數。一年夏日曬書,曬了20余日方完,其《避暑錄話》曰:“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宋代抄本質量很高,不僅具有文獻價值,有的還是不可多得的書法珍品。

元代抄書者文獻可考的不多。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嗜學如饑渴,然遭亂世,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莊肅,字恭叔,號蓼塘,松龍鎮人,“性嗜書,聚至八萬卷,手抄經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說,靡所不具”。

7明代

明代私人抄書者甚多,袁同禮在《明代私家藏書概略》中有言:“明人好抄書,頗重手抄本。藏書家均手自繕錄,至老不厭?!比纾簩O道明,字明叔,華亭(今上海)人,元末明初藏書家,抄書數千卷,至老不輟。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文學家,少時家貧無書,“每假借于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劉崧,字子高,泰和人,“家貧力學,寒無爐火,手皸裂,而抄錄不輟”。葉盛,字與中,昆山人,“服官數十年,未嘗一日輟書,雖持節邊徼,必攜抄胥自隨。每抄一書成,輒用官印識于卷端”。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今蘇州市吳中區和相城區)人,藏書十萬余卷,聞某處有異書,必千方百計購求繕寫。陸深,字子淵,華亭(今上海)人,堅持抄書56年,晚年尤喜抄方書。嚴嵩,字惟中,分宜人,曾手抄宋元書籍2,613本。錢谷,字叔寶,吳縣(今蘇州市吳中區和相城區)人,“少孤貧。游文待詔門下,日取架上書讀之。以其余功點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葺故廬,讀書其中。聞有異書,雖病必強起,匍匐倩觀,手自抄寫,幾于充棟”。其子錢功甫,“貧而好學,酷似其父,年八十余,隆冬病瘍,映日抄書,薄暮不止。功甫歿,無子,其遺書皆散去。”范欽,字堯卿,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人,著名藏書家,曾從豐道生、王世貞等處抄錄了不少異書。其從子范大澈“聞人有抄本,多方借之。長安旅中嘗雇善書者謄寫,多至二三十人”。趙琦美,字元度,常熟人,著名藏書家。傳世《古今雜劇》242種,即為趙氏所抄,現藏國家圖書館。吳寬,字原博,江蘇長洲(今蘇州)人,所藏書多手抄,傳世者亦多,如《吳沈詩草合卷》《孟子注疏》《尊前集》《裔夷謀夏錄》《春明退朝錄》《河東先生集》《石湖居士集》等。馮復京,字嗣宗,江蘇常熟人,其子馮舒,字己蒼,號默庵。馮氏一門有抄書家風,據各家書目可知者甚多。黃廷鑒《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云:“吾鄉馮己蒼昆仲,聞寒山趙氏藏有宋槧本《玉臺新詠》,未肯假人。嘗于冬月挈其友艤舟支硎山下,于朔風飛雪中,挾紙筆,袖炊餅數枚入山,徑造其廬。乃許出書傳錄,墮指呵凍,窮四晝夜之力,抄副本以歸?!泵珪x,原名鳳苞,字子晉,虞山人,著名藏書家和出版家,雇用了很多書手,專事抄書,“晉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見而藏諸他氏不能得者,則選善手以佳紙墨影抄之,與刊本無異,名曰影宋抄。于是一時好事家皆爭仿效,以資鑒賞,而宋槧之無存者,賴以傳之不朽。”明代抄書人有史可考者還有謝肇J、何大成、包檉芳、朱謀土韋、何喬新、文徵明、朱存理、閻起山、王履吉、陸師道、黃居中等。明人抄書不像宋人那樣以常見書為主,而是精心挑選不易得到的所謂秘本、珍本、異本來抄寫,且在書法上非常講究。孫慶增在《藏書紀要》中說:“汲古閣影宋精抄,古今絕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為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很多宋元以前的書籍憑借明代影抄本得以保留原貌[5]。

8清代

清代民間私人抄書成風,如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昆山人,著名思想家,一生抄書很多。他在《抄書自序》中說:“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敝煲妥?,字錫鬯,號竹坨,秀水人,官至翰林院檢討,著名學者和藏書家,抄書很多,計有《周易圖說》《內外服制通釋》《太平治跡統類前集》《崇文總目》《國史考異》《方泉集》《牟氏陵陽集》《圣宋文選》《吳都文粹》《山中白云詞》等。他曾設計竊抄過錢曾的《讀書敏求記》,最后竟發展到為抄書而丟官。吳翊鳳,字伊仲,吳縣人,著名藏書家,抄秘籍數百種,最后竟因疲勞過度導致一目失明。蔣衡,字湘帆,曾用12年時間抄寫《十三經》,計80余萬言,“以碑洞石經為式,購善本校正,用東洋紙,界烏絲欄書之”。梁同書,字元穎,錢塘人,曾用5年時間手抄《文選》16冊,全書無一字草率者。倪模,字迂村,望江人,抄有《宣靖備史》《鄂國金陀粹編》《孫子》《劉賓客文集》《騎省集》《小畜集》,并在《宣靖備史》抄本之后附一書目,列書34種,欲待購求原本抄錄。陳敬璋,字汝霖,海寧人,喜抄書,可日抄萬字。錢熙祚,字雪枝,松江金山人,為編刻《守山閣叢書》,借抄文瀾閣《四庫全書》432卷。劉履芬,字彥清,江山人,喜藏書,“其不能得者,輒手自抄錄,日課數十紙”。瞿世瑛,字良玉,錢塘人,以抄書為日課,且喜收藏抄本,有名人抄本792種,批校本475種,影宋元抄本30種。蔣汝藻,號樂庵,南潯人,手抄宋本100多卷。趙魏,字晉齋,仁和人,因家貧,曾抄秘書數千卷,換米度日。曹言純,字種水,秀水人,堅持抄書長達30年。由于宋本畢竟有限,清代抄書也多以善本為底本,只好通過抄寫特別是影抄來彌補這個缺憾[6]。

9余論

在印本書時代,抄書行為成為文化傳播和書籍保存的主要工具,至唐初進入雕版印刷術時期,抄書行為失去了往日的輝煌,漸次衰微,但并沒有銷聲匿跡,而是轉化為愛好與興趣,例如書法藝術。同時,許多的手抄本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例如珍本、善本,為文化典籍的保存與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宋原放,李白堅.中國出版史[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18.

[2](東晉)王嘉.拾遺記[M].北京:中華書局,1991:78.

[3]徐栩.論中國古代“抄書人”的演變及其歷史地位[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7):103-106.

[4]吳永貴.中國出版史[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32-174.

[5]黃鎮偉.中國編輯出版史[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123.

篇7

摘 要 肝為五臟之一,體陰而用陽,具有主疏泄、主藏血的作用。特別是主疏泄作用對人體各個系統的疾病的發生有著密切關系,肝之經脈與人體各部分也有密切聯系,肝臟病變會影響個個系統的功能從而引起各個系統的疾病。下面就近10年來論述肝與各個系統疾病之間的關系的文章綜述如下。

關鍵詞 從肝論治 中醫療法 多系統 綜述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1.11.007

泌尿生殖系統

功能障礙(ED):林強【sup】[1]【/sup】等認為肝失疏泄是ED的主要病機之一,肝的氣機阻滯,失其調暢通達之性,導致“肝氣弱”而達不到“肝氣至”,產生ED,其中情志不遂是導致肝郁的主因。同時從發病學理論上看,肝郁既是ED的發病原因,又是ED病后病理變化的結果,臨床上ED患者的病因病機總結為“因郁致痿,因痿致郁”,兩者相互影響,形成惡性循環,使病機越趨復雜,治療越顯困難。治療上,以疏肝解郁為主,同時針對具體的病機進行辨證分型治療:①肝氣郁結型(51例):患者的癥狀除ED外大多伴有憂慮、抑郁、胸悶、失眠、口干、口苦,舌紅,苔黃,脈弦。以疏肝解郁為治則,予以自擬“疏肝振痿湯”,本方以柴胡疏肝散疏肝解郁、養血柔肝,然后再配合一些活血化瘀藥物,如桃仁,佐以可鎮靜安神的龍骨、牡蠣、藿香、茴香等,對于興奮功能衰退的性神經也可以加強療效。②氣結血瘀型(21例):由于肝郁造成氣結血瘀者,癥見口苦,胸脅滿悶,少腹刺痛,舌質紫暗,苔薄,脈澀。以疏肝通絡為治則,予以自擬“通絡振痿湯”,本方以血府逐瘀湯為主行氣活血,配以元胡、川楝子、蜈蚣增強疏肝通絡之力。③肝膽濕熱型(29例):煩躁易怒,且性器官易亢奮,但隨即痿軟,多見舌苔厚膩、面色潮紅、口苦、心悸。以清泄肝火為治則,予以自擬“清肝振痿湯”,本方用龍膽瀉肝湯清肝瀉火,配以丹皮、鉤藤以平肝潛陽,再以知母、黃柏清利肝膽濕熱。④肝腎虧虛型(19例):由于體弱多病或房勞過度,多手足無力且冰冷、腰酸、尿頻、頭暈目眩等。以調養肝腎為治則,自擬“調肝益腎振痿湯”,本方以六味地黃丸滋補肝腎,配以菟絲子、枸杞子、女貞子、巴戟天、仙靈脾等藥物增強滋養肝腎之力。日1劑,分2次服。同時設立對照組,予以補腎壯陽中成藥男寶膠囊,3粒,2次/日。結果:肝氣郁結型總有效率為94.1%,氣結血瘀型總有效率為85.7%,肝膽濕熱型總有效率為89.6%,肝腎虧虛型總有效率為68.4%。治療效果以肝氣郁結型為好,肝腎虧虛型較差。治療組與對照組相比較,兩組總有效率經統計學處理差異具有顯著性意義。

前列腺炎:羅文利【sup】[2]【/sup】根據“足厥陰肝經布兩脅,抵少腹而絡陰器”經絡走向,認為慢性前列腺炎宜從肝論治,肝喜調達而主疏泄,情志抑郁或忿怒,致肝失疏泄,氣機不暢,久而血瘀,造成肝經氣血瘀閉,腹氣不通,從而引起少腹及會墜脹不適或刺痛、舌質紫暗有瘀點、脈弦澀等氣滯血瘀之癥,治宜疏肝解郁,行氣活血,方選疏肝活血湯化裁治之。瘀血與慢性前列腺炎密不可分。瘀血既是慢性前列腺炎的病理產物,又是慢性前列腺炎的致病因素之一,瘀血貫穿慢性前列腺炎過程的始終。分型治療:①氣滯血瘀型:治以疏肝解郁,行氣活血,方選疏肝活血湯加減。②肝經濕熱型:治以清肝利濕,方選龍膽瀉肝湯加減。③寒滯肝脈型:治以暖肝散寒,活血通絡,方選暖肝煎加減。治療結果,在46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治愈28例(60.9%),有效16例(34.8%),無效2例(4.3%),總有效率95.7%。

神經系統

偏頭痛:柳素珍【sup】[3]【/sup】等認為肝為風木之臟,主藏血,性喜條達。如久病肝血不足,血虛生熱,火動風生,風火上擾清竅,導致經脈阻滯,精血內痹,發為頭痛,故在辨證、立法及用藥上,多從肝入手。方用四物湯滋肝養血,加夏枯草、草決明、鉤藤平熄肝風;延胡索與丹參活血通絡止痛;細辛芳香通竅止痛,雖其氣味辛散,但與補血養陰之四物湯同用,并無耗血損陰之弊;白芷伍鉤藤以疏風寧靜清空。諸藥合用,可使陰血足,肝木滋,清陽升,經脈通,頭痛自可消除。治療56例顯效38例,有效15例,無效3例,總有效率94.6%。

面肌痙攣:李少松【sup】[4]【/sup】 基于《內經》“諸風掉眩,皆屬于肝”的理論,認為抽搐乃風動,而風動與肝的功能障礙密切相關。肝主筋,為風木之臟。不管是由于情志過極、思慮太過、患食膏粱厚味等因素,導致肝郁化火生風,痰熱阻滯經絡而動風所致的實風;還是由于久病體弱、中年以后肝腎漸虧,或長期從事文案工作(尤其長期在電腦前工作者),致使肝腎虧損,陰血內耗而致的虛風,均可導致筋脈不能自持,隨風而動,出現面部抽搐之癥,辨證分2型治療。①肝陽化風型:多見于情志過極、思慮太過、悠食膏粱厚味等因素,導致肝郁化火生風,痰熱阻滯經絡而動風,主要表現為面部抽搐,部位可雙側面部游走,抽搐時間短,但發作頻繁,情緒緊張、睡眠減少或飲用茶、咖啡等均可加重發作。伴有口苦咽干,便干溺赤,舌紅、苔黃,脈弦。治宜疏肝解郁,平肝潛陽熄風,方用丹桅逍遙散加減。處方:牡丹皮、甘草、薄荷、桅子、半夏各10g,柴胡、當歸、白芍、白術各15g,生龍骨、生牡蜘、炒酸棗仁各20g,黃連8g。②陰虛風動型:多見于久病體弱,或中年以后肝腎漸虧,致使肝腎虧損,陰血內耗,虛風內動。主要表現為面部抽搐,抽搐幅度小,發作后持續時間長,多在勞累后發作頻繁,伴有神疲乏力,眩暈,心悸,健忘,舌紅、苔薄白,或舌紅、少苔,脈細數。治宜養陰熄風,濡養筋脈,方用大定風珠加減。處方:生地黃、五味子、麥冬、全蝎各10g,白芍24g,生龜板、生牡蠣、生鰲甲、炙甘草15g,天麻12g。每天1劑,水煎至300ml,分2次服。結果:治愈10例,顯效8例,無效2例,總有效率為90%。

中風失語:程懷慶【sup】[5]【/sup】根據《靈樞?經脈》篇云:“肝是足厥陰之脈,起于大趾,從毛之際,循足跗上廉……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后,上入頏顙,連目系”?!捌渲д?,從目系下頰里,環唇內”。認為中風病機雖為風、火、痰、瘀之說。但程氏認為其均可從肝失疏泄,氣血升降逆亂解釋。肝失疏泄,致氣血升降逆亂嚴重,氣血津液運行不循常道,或滯留(腦梗死)、或充溢(腦出血)于神明之腑,形成痰飲、瘀血、氣滯。其閉塞絡竅,故中風病起病急,且以神識昏蒙,半身不遂,偏身麻木,口眼歪斜,舌強語蹇或失語等為主要臨床表現。痰、瘀、氣滯皆可化火,故發病后2~3天漸有火象,這就是中風病患者痰、火、辨、滯等諸邪并至的道理。所以,治療中風失語重在疏肝,使氣血調暢。用此理論治療中風失語取得較好療效。

失眠:戴心發【sup】[6]【/sup】根據《素問?五臟生成論》曰:“故人臥,血歸于肝,目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王冰注曰:“肝藏血,心行之,人動則血運于諸經,人靜則血歸于肝臟?!钡龋J為睡眠的晝夜節律與肝有關系,睡眠節律性的調控,是通過肝藏血來完成的。肝通過“藏血”的生理功能來調節各臟腑組織器官血流量而起到對睡眠的調節作用。通過長期的臨床實踐,總結歸納為疏肝、清肝、養肝三法,治療失眠取得較好療效。

血管性癡呆:黃立武【sup】[7]【/sup】等肝臟在血管性癡呆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肝的生理功能失常是導致血管性癡呆的重要因素。肝血虧虛、肝陰不足,痰瘀阻竅,腦脈失養,靈機失用是血管性癡呆的基本病因病機之一。肝病致呆的具體機理是:①肝血虧虛,肝失藏血,腦血供應不足,或肝血不能化生腎精以上充腦髓而腦神失養;②肝陰血不足,脈絡不充,可導致脈絡涸澀,血行澀滯而產生瘀血,此外,陰虛陽亢,虛火內生亦可灼血成瘀,瘀血阻竅則腦髓失養;③肝失藏血和疏泄,致使血瘀、痰閉,氣血運行不暢,而腦絡閉阻,腦髓失養。腦髓不足,腦神失養,發為癡呆。針對上述機理,故對血管性癡呆可采用滋肝養血、活血通絡、醒腦開竅法來治療。根據以上認識,黃氏曾作了一次初步的實驗研究,結果表明,采用養肝活血開竅中藥復方具有明顯改善血管性癡呆大鼠的學習記憶力、能正向調節癡呆大鼠海馬區神經遞質長時程增強的作用,提示養肝活血開竅法對血管性癡呆有治療作用,說明血管性癡呆從肝論治是一條切實可行的新途徑。

婦科疾病

經、帶、胎、產等:付思平【sup】[8]【/sup】根據女子“以肝為先天”,中醫婦科理論的依據,治療婦科疾病從肝入手。①直接調肝法:肝臟本身的功能失常,直接用調肝法。適用于肝氣郁結患者,郁結與疏散相對而言,郁者宜疏,結者宜散,代表方為逍遙散。②間接調肝法:由于肝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與其他臟腑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所以在治療上應根據相關臟腑的性質、特點及肝臟的相互生克關系,進行綜合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又兼及次要矛盾,從而最終達到治療肝經病變的目的。根據此理論治療婦科疾病效果較好。

多囊卵巢綜合征:張玉珍【sup】[9]【/sup】等根據多囊卵巢綜合征的臨床表現,認為本病屬祖國醫學“月經后期”、“經量過少”、“閉經”、“不孕”等范疇。以往的中醫藥學者多在“腎主生殖”理論指導下,根據病理形態學特征為雙側卵巢增大、卵巢包膜增厚色白、無成熟卵泡及一些患者存在體胖等特點,從腎虛痰濕論治,也取得了一定療效。張玉珍教授從事不孕癥研究多年,經過長期的臨床觀察和感悟認為青春期多囊卵巢綜合征除與腎虛痰濕有關外,不可忽視肝在多囊卵巢綜合征發病中的作用。張玉珍教授認為,青春期(16~19歲)患者在多囊卵巢綜合征中占有相當比例;青春期多囊卵巢綜合征的發生與肝郁、肝火或肝火夾濕關系密切;以疏肝瀉火為原則,輔以清利濕熱為主, 經過多年的臨證揣悟,總結出臨床治療青春期多囊卵巢綜合征的加減龍膽瀉肝湯。該方由龍膽草、黃芩、山梔、澤瀉、車前子、當歸、生地、柴胡、丹皮、夏枯草等藥物組成。方中龍膽草大苦大寒,能上清肝經實火,兼可下瀉肝膽濕熱;黃芩、梔子、夏枯草三藥苦寒,歸肝膽三焦經,清熱瀉火;柴胡既可疏肝,又可引諸藥直達病所;澤瀉、車前子淡滲利濕,則濕熱、實火從小便而去;當歸、生地養陰補血,使肝有所藏。諸藥相合,肝火得清,肝氣得疏,肝體得補,肝氣暢達血脈流通,經調子嗣。治療青春期多囊卵巢綜合征療效顯效。

消化系統

胃痛:王遠芳【sup】[10]【/sup】根據《素問?至真要大論》云:“木郁發之,民病胃脘當心而痛”。《沈氏尊生書》:“胃痛,邪干于胃脘痛也……惟肝氣相乘為尤甚,以木性暴,且正克也?!薄堆C論》:“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之氣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設肝之清陽不升,則不能疏泄水谷,滲泄中滿之癥在所難免?!闭J為肝木相乘乃胃痛發生的主要病機。治以疏肝和胃為大法,順應胃腑喜潤惡躁、其氣以通降下行為順的特性辨證施治。在氣者,為肝胃氣滯,喜用柴胡疏肝散加減;及血者,乃肝郁血瘀,善用失笑散、金鈴子散合方;化火者,系肝火犯胃,用景岳化肝煎合左金丸加味;傷陰者,肝胃陰虧證多見,用一貫煎、益胃湯化裁,再輔以調情志,節飲食,適寒溫,獲效甚佳。

小兒綠膿樣便泄瀉:孫華山【sup】[11]【/sup】認為 泄瀉一證,標在胃腸,其本多樣,就小兒綠膿便泄瀉而言,其本應責于肝膽。幼兒為稚陰稚陽、純陽之體,生長發育迅速,氣血旺盛,如草木逢春,而肝應春時,以行春令,肝氣升騰。肝主疏泄,亦主藏血,為氣血運行之樞紐。肝氣正常,氣血暢通,五臟安和。若肝失疏泄,升發太過,氣血逆亂,臟器乃傷。幼兒時期,肝氣本旺,易疏泄太過,引動肝風,如高熱驚厥、痙攣抽搐、暴咳嘔噦、泄瀉等。若肝風客于腸道,受盛傳導失職,清濁下注,泄瀉病生。肝色主青,青綠本一,自可見綠膿色黏液樣糞便。治以疏泄肝風,平抑肝膽,固澀腸道。若他法治之,如淡滲則無濕可利;升提會引風邪上擾;清涼有伐脾胃之忌;燥脾溫腎則不相及;一味固澀必會驟增脹滿,甚則抽搐驚厥。臨床上應辨證求因,因在肝膽,應從肝論治。藥選天麻、防風、藁本、葛根、白芍等以疏泄肝風;煅石決明、醋炒槐花、黃連等平抑肝膽;雞內金、赤石脂、禹余糧等兼以固澀,病本以除,泄瀉自可痊愈。應注意藥量依證而設,中病即止不可過之。用此法治療200例有效率100%。

呼吸系統

哮喘:張天嵩【sup】[12]【/sup】等認為現代醫學所說的心理因素誘發的哮喘,多與祖國醫學肝的功能失調所造成的哮喘頗為相似。蓋肝主疏泄,性喜條達,若憂思郁怒等精神刺激均可致肝失條達,氣機不暢,機體水谷精微、津液的升降出入運動遲緩,從而濕聚成痰,如王孟英所言:“怒木直升,樞機窒塞,水飲入胃,凝結為痰”,痰阻氣道,發為哮喘。肝主左升,肺主右降,共同調節氣機升降出入運動,若“左升太過,右降無權”則為哮喘。氣滯則血行不暢,血瘀阻肺,成為哮喘加重因素;肝郁日久化火,循經上擾犯肺;下灼傷肝腎之陰,致肝陽上亢逆肺等均可致哮喘。臨床上,宜治肝為主,采用疏肝、清肝、養肝等法配合宣肺、肅肺、斂肺、平喘等治肺法,并給予必要的心理療法,可獲良效。吳銀根【sup】[13]【/sup】認為哮證其標在肺,其本在脾腎,而其制在肝。臨床上,哮喘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來去迅速,呈明顯的發作性,這符合風“善行而數變”的特性。五臟之中,惟有肝木與風氣相通,肝主氣機,又主一身之筋脈,肝氣橫逆,經脈勁急,若逆而上行,引動“膈上宿痰”,痰氣交阻,可導致哮喘發作;當肝木平,內風熄,肝臟重司疏暢條達之職時,則哮喘發作停止。此論一出,令入耳目一新。臨證之時,在辨證處方的基礎上常加入僵蠶、蜈蚣、全蝎、土鱉蟲、地龍等蟲類藥物,取其走肝經,平肝木,入絡搜風,從而緩解筋脈的拘急。上述藥物效專力宏,然毒性較大,使用時,必須嚴格掌握劑量以防中毒,吳教授的臨床常用藥劑量為蜈蚣2條,全蝎、土鱉蟲3g,僵蠶、地龍6~10g,對某些反復發作的頑固性哮喘,??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咳嗽:傅坤生【sup】[14]【/sup】根據《靈樞?經絡》篇謂“:肝足厥陰之脈……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闭J為肝與肺在生理功能和病理表現上都會相互影響。從生理上來說,肺位居上焦,為陽中之陰臟,其氣主肅降;肝位于中焦,為陰中之陽臟,其氣升發。肝氣的疏泄正常依賴于肺氣的肅降;同時肺氣的肅降正常也有助于肝氣的疏泄。肝為剛臟,體陰用陽,肝主升發,肺主肅降,是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倘若升降失調,氣機逆亂,氣血受其干擾,津液疏布受其影響,必致咳嗽,肝的生理功能失常,如肝經郁火,上熏于肺;肝火旺盛,木火刑金;肝陰虧虛,肝陽上亢;肝氣郁結等均會導致肺氣失宣,進而出現咳嗽等癥狀。相反,肺失肅降,熱邪內盛,亦可影響肝的疏泄,致肝失條達,疏泄不利,則在咳嗽的同時會出現胸脅脹滿等癥。若邪入肺經,肺經經氣不利,則影響肝的氣血運行,邪亦可由肺經傳至肝經,或邪入肝經,肝氣郁結,均可導致肝失疏泄,肺失宣肅,肺氣上逆而致咳。根據肺與肝的密切關系,對于久咳的病人,不見咳止咳,在辨證的基礎上采用養肝、疏肝、柔肝、瀉肝等方法進行治療,常能取得較為理想的療效。

心絞痛

心肝兩臟五行上相互影響肝屬木,木能生火,故肝為母臟;心屬火,火由木生,故心為子臟。若肝病及心,即是母病及子;若心病及肝,即是子病及母。臨床上常見情緒因素導致肝失疏泄而誘發心絞痛發作,即為母病及子。心藏神,肝藏魂,心肝兩臟相互協調,共同調節情志活動。反之,情志活動失常亦可影響心肝兩臟而致病?!峨s病源流犀濁心病源流》說:“七情之由作心痛”,“七情除喜之氣能散外,余皆足令心氣郁結而為痛也”,說明內傷七情可以引起胸痹心痛。鄭獻敏【sup】[15]【/sup】用柴胡疏肝散重用芍藥治療自發性心絞痛30例(柴胡8g,赤芍60g,白芍20g,川芎10g,木香8g,枳殼10g,甘草6g)。對照組口服消心痛片5mg,每日3次。觀察15天后,結果:兩組心絞痛與心電圖的總有效率比較差異均有顯著性(P

肥 胖

元魯光【sup】[16]【/sup】等根據《讀醫隨筆》指出:凡臟腑十二經之氣化,皆必藉肝之氣化以鼓舞之,始能調暢而不病。若肝調暢氣機的功能失調,就會出現氣滯現象,引起水濕氣化不利,產生痰濕,形成肥胖。認為肝之疏泄是脾胃氣機調暢的重要條件,即木得土而達。若肝失條達,不但不能資助脾胃運化,反過于亢奮而橫犯脾土,即木旺乘土,使脾胃運化功能失常,水液停留,遂化濕生痰而為病。肝失調達,也能因生發不足,即木不疏土,使脾胃之氣升降無度,健運失常,水谷不化,水濕停聚生痰生濕,痰濕流注肌膚形成肥胖。腎為先天之本,主藏精,內寄元陰、元陽。肝與腎二者同屬下焦,肝藏血,腎藏精,精血同源。腎精不足可導致肝陰不足,同樣肝陰不足亦可引起腎精虧虛,肝火旺亦可以下劫腎陰,呈現腎陰不足,久病陰虧及陽,腎陽虛脾陽亦不足,蒸化水谷障礙,水谷不能化生精微而成痰濁。另腎陰陽兩虧,腎主水功能障礙,膀胱氣化失職,水液代謝失常,水液積聚,痰濁水濕留溢肌膚亦可發為肥胖。結合臨床實際情況,將肥胖分為肝郁氣滯、肝火旺盛、肝脾不調、肝腎陰虛4型。分別用柴胡疏肝散、龍膽瀉肝湯、逍遙散加減、一貫煎和六味地黃丸加減,取得滿意療效。

結 語

肝臟生理病理與各系統有著密切的聯系,肝經病變會影響到各個系統,對于各系統的疑難病癥應想到肝經病變,從肝論治,從文獻上看很多系統的疑難疾病都有從肝論治的報道,并取得了較好的療效。但報道的量少,缺乏完善的系統的理論論述。今后應從肝臟與各系統疾病之間的病機方面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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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奈何帝

南陳偏安江南一隅,國力衰弱,相形之下,北方的隋朝,新興伊始,士氣正旺,對江南虎視眈眈。面對此情此景,后主陳叔寶不是想辦法挽回陳朝的頹勢,卻破罐子破摔,選擇了自暴自棄,每日里沉湎于醇酒婦人之中,以此麻痹自己。相傳,陳后主專寵貴妃張麗華,每次到沈皇后房中,只是禮節性地問候一下就走,從不留宿。這還不算,他還倒打一耙,嬉皮笑臉地問沈皇后:“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狈蚱薅嗄?,沈皇后自然懂得他的心思,不無凄苦地回應:“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遣若為留?”(清·方濬師:《蕉軒隨錄》卷十一)后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兩句,演變為“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俗語,只是不像“玉樹花”那樣,人們一般不知道它的著作權屬于陳后主而已。攤上這么一位不上進的主子,失望至極的南朝人,借“飛鳥”之口,給陳后主送了一個“奈何帝”的綽號。

據《南史·陳紀下》記載:陳后主當國時,在都城建康柏林茂密的蔣山(今南京紫金山)上,每到初冬的早晨,后主就會派人到這里,來收集柏枝上的“甘露”(其實是露珠與霜)供自己飲用。柏林里被從睡夢中驚起的晨鳥,有時會扇著兩翅,一邊拍打胸脯,一邊沖著采露人大叫,聽起來頗像:“奈何帝,奈何帝!”這種只有在《搜神記》里才能找到的怪聞,居然被載入史書,確實有些不可思議。漢朝的術士京房,寫了一部以災異現象解讀《周易》的著作——《易飛候》。在這本書中,有這樣的句子:“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甭牭绞Y山之鳥大叫“奈何帝”之后,有人就據此在建康城散布謠言說:“蔣山是建康城的地標,也是整個吳地的制高點,像吳地門戶前的高闕一樣。有鳥在蔣山上發出像人一樣的叫聲,是建康城與吳地將要遭兵燹、南陳將要亡國的先兆?!辈痪弥?,隋兵南下,南陳果然亡國,雖然“奈何帝”陳后主與張麗華貴妃、孔貴嬪一起躲在景陽井底,可還是做了隋兵的俘虜。而雞鳴山上那口曾吞而復吐過一位昏君兩位美人的井,除了“辱井”之外,也多了個“胭脂井”的艷名,至今還為好懷古兼懷美人的文人墨客所神往。

和事天子

唐中宗李顯是武則天的兒子,可能是物極必反的緣故,與武則天的強勢不同,中宗的性格極為懦弱,凡事不敢自己做主,雖兩次登基,可第一次被母親武后廢掉,第二次又被老婆韋后擅權,活得實在有些窩囊。《新唐書·宗楚客傳》里留下一個中宗“和稀泥”的故事,很能說明他性格上的弱點。

宗楚客是武則天的堂外甥,生得儀表堂堂,在中宗朝任禮部侍郎一職。景龍二年(708),宗楚客卷入了一樁“里通外國”的案子。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西域突騎施汗國的可汗叫娑葛,準備歸順大唐,唐朝方面已允諾,只要娑葛投誠,就封他作金河郡王。娑葛有一個叫闕啜忠節的部將,與娑葛不和,他怕娑葛降唐受封后,勢力更加強大,完全吞并自己的部眾。在漢人周以悌的唆使下,闕啜忠節重賂當權的宗楚客與紀處訥二人,要他們做手腳,使唐朝反悔。在宗楚客的暗箱操作下,唐朝果然不再相信娑葛。得知唐朝不準備兌現諾言后,娑葛義憤填膺,決定不再降唐,還發大兵兩萬,威脅安西都護府。監察御史崔琬得悉事情的原委后,向中宗上疏,彈劾宗楚客、紀處訥二人,說他們公然納賄,結交境外,為國取怨,是輕辱圣上的行為,要求中宗將二人送到三法司治罪。宗楚客仗著自己是中宗的從表兄,又是韋皇后的死黨,竟然梗著脖子,拒不接受崔琬的批評,認為崔琬是在誣陷他。一來二去,官司打到中宗那里,中宗不但不追究,還把崔琬、宗楚客、紀處訥召集在一起,擺酒給他們和解,在酒席宴前,硬是讓宗楚客與崔琬二人結為盟兄弟。因為這件事,人們送給中宗一個“和事天子”的綽號。當然,對嚴格履行監察御史職責的崔琬,唐中宗也不忘給予撫慰:“卿列霜簡,忠在觸邪,遂能不懼權豪,便有彈射。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回避?!保ㄌ啤⒚C:《大唐新語》卷二《剛正》)治理國家以和為貴沒錯,但像中宗這樣毫無原則的和稀泥,就不足取了。

高賴子

在五代十國時期,荊南又稱南平,是十國之一,都城在今天的荊州,疆域僅局限于今天的湖北西部,雖地狹兵弱,卻是南北交通要沖。十國中的南漢、馬楚等國,皆向中原的后梁稱臣,不論是每年的貢奉,還是北上的商旅,均須取道于荊南。因此,荊南國君高從誨便邀留各國使節和商人,劫其財物,以堂堂一國之君,竟干起了山大王的勾當,而且敢作敢為,一旦對方加以指責或發兵攻擊,就會恬不知恥地將原物奉還給人家,臉上毫無愧色。

除了劫掠各國貢使和商人的財物外,高從誨還先后向據有中原的后唐、后晉、遼、后漢等國俯首稱臣。這還不算,與此同時,他更是向同為十國的南漢、閩、楊吳、南唐、后蜀等國稱臣。高從誨放低姿態,不惜委曲求全,為的就是從這些國家求得更多的賞賜。因俗語有“奪攘茍得,無愧恥者,為賴子”這樣的話,所以當時各國都看不起荊南,干脆叫高從誨為“高賴子”(《新五代史·南平世家》)。

其實,荊南的經濟全靠南北通商,其政治生命全靠同人家搞好關系,高從誨不這樣做,就沒辦法生存。至于高從誨的為人,倒是頗有見地,他能聽從臣下的告誡,拋開貪欲享受,空閑時多用來讀書,在為政上省刑薄賦,切實減輕百姓負擔。他統治的二十多年間,荊南社會安定,百姓富足,“高賴子”,只是敵國詆毀他的說辭罷了。

不睡龍

說起“警枕”,人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宋朝的司馬光,其實,吳越國王錢镠“不睡龍”的綽號,就與“警枕”有關,且比司馬光早了一百多年。

錢镠是十國之一吳越的開國君主,從小就有濟世安民的大志,在多年的軍旅生涯中,為處理各種戎務,他沒睡過幾個囫圇覺。實在困得不行了,就倚著一個特制的圓木小枕瞇一會兒,小枕兩邊綴有幾只鈴鐺,稍一翻身,就會叮叮當當地響起來,圓木枕頭也會滾落到一邊,錢镠就乘勢爬起來,接著工作。為了不耽誤軍情,錢镠還給自己定了一個近乎嚴酷的規定:萬一自己睡不醒,又有緊急軍務需處理,就讓侍女搖響一個特制的大鈴鐺,直到把自己叫醒為止。他還學習隋朝的仆射高颎,在臥室里放置了一個粉盤,每想到需要記下的事,就立刻在盤中書寫,哪怕是睡夢中醒來也是如此,天明時再加以整理,并將這個好習慣一直保持到老(清·法式善:《陶廬雜錄》卷五)。錢镠自己以身作則,當然對屬下也提出了要求。在夜半時分,他命人時不時就彈一個銅彈出去,以提醒那些在城墻上和宮殿外守夜的軍士,讓他們好好值夜班,不要偷懶睡覺。

篇9

說起老北京,我腦海里立即浮現出的不是金碧輝煌的紫禁城,也不是藍天白云下的天壇祈年殿,而是前門外濕井胡同那個狹長的“三合院”:七十多年前,我就出生在這個小雜院坐東朝西的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一間屋子半間炕,下地就出門,門外過道的那一邊是半人高的西墻,隔墻相望,像住在一個院里;夜深人靜,時時傳來隔壁街坊的咳嗽聲。

過去,幾乎每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都是生在胡同、長在胡同里的。胡同里有家,有生火做飯的爐灶,有睡覺的土炕,有忘不了的驚恐饑餓和數不清的親人笑語。一條條大大小小的胡同,承載著一輩輩北京人的苦樂生死。胡同是維系老北京生命的血脈,胡同里門挨門、戶連戶的四合院,就是北京城生生不息的細胞。

胡同的歷史沿革

胡同是元大都的產物,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比“北京”這個名稱的出現還要早100多年。

早先,胡同不叫“胡同”,居民聚居的地方叫“坊”。直到現在,老北京人還把鄰居叫做“街坊”;與鄰居搞好關系,叫做“處街坊”。

坊是由東西南北四條街道分隔開的一塊長方形的居民住宅區,也叫街區。每個坊的內部有許多小巷,供本坊居民自由通行。坊的四周筑有坊墻和坊門,只準本坊的居民出入,以保護坊內居民人身和財物安全。坊,類似一個小型的城,因此也叫“城坊”。古代中國,大到城,小到坊,都是封閉式的建筑。

坊這種居住形式,來源于古代的“閣里”,歷經南北朝、隋、唐、宋、遼、金幾個朝代。到了宋代,由于商業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坊的封閉結構逐步被打破。

到了遼代,當年南京(燕京)析津府雖然是陪都,可繁盛程度遠遠超過了其他的四個京城,人口有三十多萬,城區面積不大,城內有26個坊,形式依然是封閉的。

到了金中都的時候,人口已增至40萬,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內有60個坊。金中都在規劃設計上,正處于由封閉式坊制向開放式街巷過渡的重要時期。金中都城中既有封閉的城坊,也有開放的街巷,不少沿街的建筑被改成商鋪,出現了熱鬧的街市,嚴整密閉的都城漸漸融入活潑興旺的商業成分。這成了金中都城的特色,為元建大都城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1276年大都城建好了,規模宏大。忽必烈決定從原金中都的舊城中遷徙部分居民進住大都,并規定了以房院“八畝一分”為單位構建的胡同、街道的間隔、距離,乃至全城的格局。

元大都是當時最宏偉、最繁華的大都會。城內街道整齊如棋盤,東西、南北各有九條寬闊的大街,大街兩旁修有或明或暗的排水溝。沿街開設商店,一派繁榮景象。在南北向大街的東西兩側,有小街和胡同平行地排列著。

居民分住50坊,住房坐北朝南,整齊劃一。今天長安街以北的街道,除局部地區受自然條件或歷史原因制約成斜街外,仍然可以看出元大都“九經九緯”棋盤式的格局。全城共有南北、東西干道各九條,主干道寬37米,小街寬18米,胡同寬9米。考古鉆探證明,現在位居北京東城區的東四頭條至十二條胡同地區的街道、胡同排列、寬窄都與元時基本一致。幾個出土的元宅基院遺址的面積也恰恰是八畝。這證明了北京的內城街巷,基本保存了元大都街區的格局。

明清以后,隨著北京城市的發展,元大都整齊寬闊的棋盤式街道格局漸次改變。特別是前三門外,大街小巷胡同里弄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連正陽門甕城東西兩側、前門大街東西兩側也被攤販占領:先支攤,后搭篷,再建房,生生地各自擠出一條胡同來。在寬闊的前門甕城兩側擠出了東西荷包巷;大街東側擠出肉市、布巷子、果子市、草市;西側擠出糧食店、紙巷子、鋪陳市等胡同。

清末民初,北京的胡同雖然多了,但受住房大小不一、方位不齊的影響,胡同的長短、寬窄、方向也沒了規矩,出現了九道彎、大轉圈、不通氣的死胡同等奇形怪狀的胡同。

那么,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老話說,有名的胡同三千六,無名的胡同賽牛毛。1949年末,北京的街巷胡同有3074條。解放后,北京城的建筑面積擴大了5倍以上,街巷胡同從3200多條增加到6104條,直接稱為胡同的就有1316條。

胡同稱謂的由來

“胡同”兩個字本來不挨邊兒,拼成一個詞該怎么講呢?《現代漢語詞典》和《辭海》的注釋都是:“巷,小的街道?!痹~義了然,這還有什么可說的嗎?

明代萬歷年間,順天府宛平縣知縣沈榜,在為官之余,寫了本《宛署雜記》。他記述了明代北京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風俗掌故,是研究老北京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對于胡同,他解釋說:“胡同本元人語……蓋取胡人大同之意?!边@種望文生義的牽強解釋,不能服眾。

更多的解釋是,“胡同”是蒙古語“水井”(hottog)的借字表音。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拉著勒勒車趕著羊群,逐水草而居,進入中原后,依然很注重水源。因此見著有水井的地方就呼之為hottog,漢人不明就里,記做“胡同”,如此這般就傳開了。

蒙古人把有水井的地方叫“胡同”,很有道理。我出生的地方不是就叫濕井胡同嗎?只是濕井這個名字起得很怪,水井哪有不濕的,難道還有干井嗎?這里有個緣故。原來與濕井胡同相鄰的另一條胡同就叫“甘井胡同”。北京歷來缺水,有口井不易,有口甜水井就更不易,取名甘井足以炫耀其美味難得;而我住的胡同是口苦水井,這多少令人有點沮喪。那該叫什么呢?先是含混不清地叫“井兒胡同”吧,不行,北京有好幾個井兒胡同呢。誰知道你這個井兒在哪兒?后經高人指點,取名“濕井胡同”,既“濕”意盎然,又與“甘井胡同”分庭抗禮,豈不快哉!

因為是借字表音,類似hottog的寫法還有胡洞、湖洞、胡通、火弄、火幢、火巷等。如此問題又來了,說水井怎么記成火弄、火幢、火巷哪?水火不容嗎?有學者考證,元之初不叫胡同,叫火弄、火巷。建造大都時,依據古來做法,在建筑物之間留出一定的間隔距離,平時當做人來人往的通道,發生火災時就成了防火隔離帶,所以叫火弄、火巷。蒙古人說火弄、火巷,音不準就成了“胡同”。此乃專家的推測,或為另一說。

還有的專家以為hottog是蒙語的“浩特”,指居民聚落之意。原來的聚落很小,只幾個氈包,漸而增多,成為村鎮、城市,比如今天的烏蘭浩特、呼和浩特、錫林浩特等等。當初的浩特即胡同,此又是一說。

日本人多田貞一客居北京多年,1914年他出版了《北京地名志》一書。他認為,胡同是從蒙古語來的,指的是小路、小街、小巷。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胡同的意思更近于指村、鎮。他指出胡同不光北京有,蒙古、哈爾濱、吉林、河北、天津、河南也有,而且數量還不少。社會語言學家張清常教授根據1989年郵電部郵電總局主編的《中國郵政編碼大全》統計,全國約有胡同5211條,天津竟占1728條,比北京當時實有的胡同數還多400多條。它說明胡同不只北京專有。

但在北京,胡同文化所展示的豐富內涵和京城特色卻是別的地方沒有的。從胡同一詞的介入、延展,到拿來我用、化他為我,體現了北京的襟懷寬廣,“肚大能容”,消化吸收的能力很強。北京古往今來就是個移民城市,既有接納四方的寬容,又有改良創新的銳氣。

胡同的命名

從胡同的起名和更名,既可以看出北京街巷胡同的變化,又能反映不同時期北京人的心理變化。

1.按地形、河道命名 出了太陽曬被子是北京胡同里的一大景觀。圖/李江樹/FOTOE

1988年,北京胡同里的兩家人。圖/朱憲民/FOTOE

前門大街路東,有條東西向的短街叫鮮魚口,是條繁榮的商業街,吃喝玩樂樣樣齊全,據說“先有鮮魚口,后有大柵欄”。順著鮮魚口往東走,折向南的橋灣兒,三里河、水道子、龍潭湖,這一串相關的地名,隱現出一條古河道。元大都時,通惠河自積水潭由北向東,再向南,而后向東南,流入通州張家灣的京杭大運河。明朝建皇宮時,河道中間一段納入宮墻內,水運中止,但河道仍存,直到清朝后期河水才枯竭?!稓J定日下舊聞考》記載:“正陽門外東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河水拐彎處有漢白玉“三里河橋”(1953年珠市口東大街修馬路時出土)。鮮魚口是河邊魚市,橋灣兒正好是河道由南向東處,路北有古剎鐵山寺,河水再經三里河、水道子東入龍潭湖。

再如,鼓樓東大街的鑼鼓巷是一條南北向長街,被鼓樓東大街切斷,分南北兩個鑼鼓巷。其實原來叫羅鍋巷,因地勢中間高、兩頭低,像個羅鍋,后來諧音叫成了鑼鼓巷。今天南鑼鼓巷已經整修成文化一條街了,游人如織,頗具胡同的新老風采。

2.按建筑、設施命名

西四丁字街路西,有個磚塔胡同,很有名,因為有一座元代的萬松老人塔。磚塔為九級、八角,實心。萬松老人,名萬松行秀,是金元時期佛教曹洞派大師,名重一時。當年,曾經輔佐成吉思汗、窩闊臺兩代君主的宰相耶律楚材心向往之,拜他為師。元明清三代帝王都很崇敬他,屢次修繕塔院。乾隆時,把七級改為至高的九級。

磚塔胡同有名,還因為它最早出現在元雜劇《沙門島張羽煮海》里。張羽問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這說明磚塔胡同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了。

前門大街路西的大柵欄,名揚中外,是京城聚集“老字號”最多的商業街。如今在街東口支起了一個高大的鐵柵欄,上書“大柵欄”三個字。它說明原來坊墻拆除后,坊門仍作為坊的出入口和標志(牌坊)保留。柵欄有木質和鐵質的,每天定時開啟和關閉,大柵欄里商店多,為了確保坊內安全,裝的鐵柵欄門,高而大。

3.按集市、商店、商品、作坊命名

這一類最多,可以說包羅萬象。比如,米市大街、菜市口、騾馬市、錢糧胡同、鵓鴿市、花市、缸瓦市、鬧市口、大市、小市、油坊胡同、糖坊胡同、豆腐巷、剃頭棚胡同等等。

鼓樓大街西側有條煙袋斜街,向西直通什剎海的銀錠橋,不長,卻古老而著名。新近街東口還建了座牌坊,更顯眼了。過去斜街里有幾家經營煙袋煙具的店鋪,門外掛著一支支烏木桿兒、白銅鍋的大煙袋,特別醒目。有人謠傳當年慈禧太后的煙袋就經常拿到這里的“同泰盛”和“雙盛泰”的兩家商號來通洗,讓胡同沾上皇氣,貼金出名。這條街因受湖岸制約,自東向西的走向是斜的,故稱煙袋斜街。街雖窄卻是鬧市,商鋪密集。過去街中多古玩店、茶館、酒肆、西服店、浴池,有小“大柵欄”之稱。路北鑫園浴池,相傳是大太監李連英的后人李福慶所開。街中舊有龍王廟(已毀)和保存較好的道教宮觀廣福觀。

北京最長、最寬的大街是東西長安街;北京最長的胡同當然是與長安街并行的東、西交民巷。原來東交民巷使館多;西交民巷銀行多,兩巷洋式高樓鱗次櫛比,仿佛古城界外的洋胡同。中西合璧,洋人眾多,起名交民,很是切題。其實它原名江米巷,后來由江米改名交民,有一段國家衰落的心酸史。

早在元代,這里臨近大都城南垣,又是通惠河卸下從江南運來漕米的碼頭,所以叫江米巷。明代建北京城,南垣南移緊鄰江米巷,這條昔日的漕運碼頭就成了黃金地段:朝廷的五府六部、翰林院、鴻臚寺、四譯館、太醫院等機構,都設在這里。清代,一些王公大臣也選中了這條上朝近便、寧靜宜人、秀水潺潺的地方,建府修宅。如,肅親王府、梁公府、慶公府、大學士徐桐官邸等,朝廷把宗人府也設在這里。 1999年,北京胡同。圖/李江樹/FOTOE

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俄等國簽訂《》,各國強行選定了在紫禁城邊的東江米巷建使館。弱國無外交,清政府只好忍辱允諾。江米巷改名交民巷。徐桐自撰楹聯“與鬼為鄰,望洋興嘆”貼于門上,以泄不滿。1900年攻打交民巷,損傷慘重。肅親王雅好收藏,奇珍異寶付之一炬。

后,東交民巷一帶按《》劃歸洋人地界,不許華人在附近居住,各國大興土木,建使館、兵營,筑圍墻、修碉堡、炮臺,路口裝大鐵門,槍口外向,氣勢洶洶。洋人還拆毀衙署、祠堂、民房、倉庫,就近扒開城墻,以圖進出方便。洋人橫行京城,為所欲為,無人敢問,成了堵在國門跟前的都中之都。

4.按官府、衙署命名

北京內城多元明清三朝以及民國時的官府、衙署,且占地較大,目標顯著,蘊藏豐厚的歷史文化內涵。比如東城區安定門內的成賢街,就是一條保存較好、歷經六百多年的古街。街不長,680米,建有元代的國子監、孔廟,遵循“左廟右學”的原則,比肩相連,足足占了半條街。難得的是,一條街陸續排著四座木牌坊,上書“成賢街”和“國子監”,古色古香,獨一無二。更難得的是,在這條古老的街道上,曾走出元明清三朝支撐時政、倒挽狂瀾的五萬余名進士;響徹過三代君主駕幸學宮勸學建功的圣諭。

明代遷都北京后,在內城設立了東西南北中五城的兵馬司,負責捕盜拿賊,維護治安。清代在京師設立過五個巡捕營,由提督九門步兵巡捕五營統領維護京師治安。至今,北京有幾個兵馬司胡同和巡捕廳胡同。類似駐軍、守衛的還有營房胡同、校尉營胡同、四川營胡同、校場口胡同等。

5.按寺廟、道觀命名

北京東城的隆福寺和西城的護國寺,當年都顯赫非常,后來成了京城東西兩個最熱鬧的廟市(廟會),如今宏大的皇寺早已不存,只留下街名。

護國寺在西城西四牌樓之北,始建于元代中期,初名崇國寺。當時大都城有南北兩個崇國寺。南崇國寺在今天的中山公園,是遼代古剎,年深日久,現存習禮亭前的8株古柏,悠悠近千年,是京城珍寶。護國寺是北崇國寺,原來是元代丞相脫脫的宅院,后來脫脫舍宅為寺,稱“崇國寺”。明宣德四年(1429年)更名“大隆善寺”。明成化八年(1472年)改名為“大隆善護國寺”,加“護國”二字,成為隆盛的皇家巨剎。

今天西城的護國寺大街,不長,東頭路北有梅蘭芳故居;路南有以演京劇為主的人民劇場,有點京劇一條街的味道。清代,蒙古王公貝勒出資修建廟院,護國寺成了喇嘛廟。護國寺自元至清,累代加恩修繕,規模宏大,寺分前后兩部分,九進院落。特別是每月的初七、初八兩日廟會時,商賈云集,百技獻藝,萬頭攢動,人聲鼎沸,是老北京的特有節目。

6.按人名、職業命名

老北京名人多。那么,名人何以成名呢?有皇上封的,有政府任命的,有自己闖的,也有老百姓叫起來的。以名人命名的胡同,雖然名字高高在上,掛在胡同口,卻也算是留得英名萬古傳,載入了史冊,尤其是植入了民眾的口碑,這恐怕比印在書本里還響亮。

比如,紀念南宋丞相文天祥的文丞相胡同;為紀念抗日犧牲的愛國將領,命名路、趙登禹路、佟麟閣路,警示后人勿忘國恥。在北京城還有大批以名人命名的街巷胡同,如端王府夾道、遂安伯胡同、石駙馬大街、張皇親胡同等。

有趣的是,許許多多不入流的工匠、手藝人,甚至一文不名的窮漢也有幸入名人胡同籍,留在胡同的門牌上。

以人名、職業起名的街巷胡同就有意思了,如,豆腐池(陳)胡同、趙錐子胡同、棚匠劉胡同、馓子王胡同、李紗帽胡同等。

7.按動物、物品命名

以動物起名的,有金魚胡同、金魚池、鯉魚胡同、雙魚胡同、干魚胡同(甘雨胡同)、駱駝胡同、驢駒胡同、鴉兒胡同、鷂兒胡同、大鵓鴿胡同、黃雀胡同等;

以食品起名的,有羊肉胡同、熟肉胡同、爛面胡同、干面胡同、黃米胡同、豆芽胡同、豆角胡同、茄子胡同、燒酒胡同、茶葉胡同等;

有的胡同一頭進,中間分了叉,兩頭出,像褲子,就有了褲子胡同、皮褲胡同、褲腿胡同、褲襠胡同、褲腳胡同等。

還有一些以日用品命名的胡同。當年不可缺少的取燈(火柴)、胭脂、胰子(肥皂)、褡褳(扛在肩上、兩頭裝錢物的口袋,又叫“捎碼子”)、馬勺、柳罐、水瓢等物件,到今天幾乎都成了文物,但這些以此命名的胡同還在,提醒人們記住走過來的路。

篇10

前胡為傘形科植物白花前胡(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PPD)的干燥根,具有散風清熱、降氣化痰的功效[1]。前胡的地方習用品有紫花前胡、紅前胡、長前胡、細裂前胡、隔山香、馬山前胡、泰山前胡、華中前胡、廣西前胡等[2]。前胡始載于《雷公炮炙論》[3]?!侗静輬D經》云:“柴胡赤色而脆,前胡黃而柔軟?!泵扒昂闭?,或“前”與“纖”音近借字?!侗静菥V目》則云:“按孫愐《唐韻》作湔胡,名義未解?!盵4]本品味苦、辛,性微寒,歸肺經。其辛散苦降,既能宣肺散風清熱,治風熱感冒、咳嗽痰多、氣急等;又能降氣化痰、治肺熱咳嗽、痰黃稠粘、胸悶不舒、嘔逆等。臨床上常與桔梗為伍,治療邪熱郁肺而致咳喘;配桑白皮、杏仁、貝母等,以治療痰壅于肺,肺氣不降所致咳嗽痰稠、胸悶不暢;配桔梗、薄荷、牛蒡子可治療外感風邪壅于肺所致咳嗽。筆者通過查閱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CBM)、萬方數據庫和維普全文數據庫(1991-2008)有關文獻,發現與前胡“降氣化痰”功效相關的現代藥理作用主要有平喘祛痰、改善血液流變學、抗高血壓、保護心臟、抗腫瘤、改善腦缺血等?,F就此從“性、味結合歸經”層面作一綜述。

1 下氣清肺——平喘祛痰

肺居人胸中,主要功能是主氣。中醫認為,哮喘是邪乘于肺所致,氣上喘逆,喘息不通;而咳嗽痰多則是諸氣上逆于肺則嗆而咳,肺氣壅遏不宣,清肅失常,而痰液滋生,阻塞氣道,引起咳嗽。前胡味苦而降,性寒清熱,降氣則破氣道澀,肺氣暢則驅外邪;味辛可散風邪。“清肺熱,散風邪”,故能治痰熱喘嗽諸疾。2005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亦記載前胡可用于痰熱喘滿、咳痰黃稠?!度杖A子本草》謂:“前胡,治一切勞,下一切氣?!?/p>

前胡不同品種及提取物具有祛痰作用。劉氏等[5]采用小鼠呼吸道酚紅沖洗法,發現灌予劑量為45 g原藥材/kg的不同品種前胡水煎液都有祛痰作用,其中白花前胡、紫花前胡、紅前胡、長前胡、細裂前胡等效果較好;同時用濃度為20 g原藥材/kg前胡水煎液給大鼠灌胃,毛細玻管排痰法表明不同品種前胡都具有排痰作用,其中紫花前胡、細裂前胡、隔山香、長前胡、馬山前胡、紅前胡等效果較好。鐘氏等[6]報道,濃度為5.0、10.0 g/kg的廣西前胡水提物和乙酸乙酯提物連續灌胃給藥7 d,每日1次,均可明顯延長小鼠和豚鼠的咳嗽潛伏期,減少咳嗽次數;小鼠酚紅法實驗表明,同濃度的廣西前胡水提物和乙酸乙酯提物均能明顯增加小鼠呼吸道酚紅排出量;豚鼠整體噴霧致喘實驗表明,大劑量組前胡具有平喘作用。孟氏等[7]報道,禁食12 h后分別灌予不同品種前胡45 g原藥材/kg,給藥后30 min,每鼠腹腔注射0.5%酚紅溶液0.5 mL,30 min后處死動物,于546 nm波長下測其氣管沖洗液的光密度值,結果顯示,不同品種的前胡都具有較強的祛痰作用。

2 順氣暢血——改善血液流變學

中醫認為,瘀血指體內有血液停滯,包括離經之血積存體內,或血運不暢,阻滯于經脈及臟腑內的血液,是脈道不暢、血質污濁、血流緩澀以及血液瘀積等概念的總稱。《血證論》云:“載氣者血也,而運血者氣也。”《仁齋直指方》亦云:“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而《內經》云:“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薄侗静輦湟罚骸扒昂躁幎?,功專下氣?!鼻昂鸀榭嘈林?,辛能散結,苦能降氣,氣順而血流暢,瘀積俱消也。

紫花前胡和廣西前胡水提物能有效改善血液流變學。血小板活化因子(PAF)是磷脂類介質,具有聚集血小板、收縮支氣管平滑肌等作用。紫花前胡中的紫花前胡苷能夠降低兔血小板聚集[8];PAF在哮喘患者的氣道變應性炎癥和支氣管高反應性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紫花前胡抗PAF活性可能是其治療哮喘的作用機理之一[9]。周氏等[10]報道,0.9 g/mL廣西前胡水提物可以延長SD大鼠的血漿復鈣時間;0.38 g/mL和0.77 g/mL廣西前胡水提物對血小板聚集的抑制率分別是53.1%、72.4%;5 g/kg和10 g/kg廣西前胡水提物對大鼠血栓形成的抑制率分別是26.3%、43.8%;并且能夠改善急性血瘀大鼠血液流變學指標[11]。

3 降濁理氣——抗高血壓

高血壓病屬中醫“眩暈”、“頭痛”范疇,病機主要有痰濁中阻、肝陽上亢等。痰濁中阻可引發高血壓,胸中痰濁隨氣上升,渾濁之氣擾亂頭目,陽氣盤郁于上不得下行?!兜は姆ā酚小盁o痰則不作?!敝f,治法上以燥濕祛痰為主。前胡味苦性微寒,苦寒而能降,降濁陰而除痰實。肝陽上亢也可引發高血壓,肝陰不足,肝火上炎,肝失疏泄。此類病源在肺而流在肝,本在肺而標在肝。前胡歸肺經,清肺肅金以清病之源而制肝之亢,再平肝潛陽以截病之流而抑肝之乘?!端帉W化義》曰:“前胡味苦而辛,苦能下……理肺氣,瀉熱痰,除喘嗽痞滿及頭風痛?!?/p>

3.1 改善肺動脈高壓

前胡提取物具有改善肺動脈高壓的作用。周氏等[12]采用白花前胡根提取物(香豆素類)50、100、150 mg/(kg·d)管飼3周,均可使野百合堿致慢性炎癥性肺動脈高壓大鼠血壓降低。王氏等[13]報道,濃度為25、50、75 mg/kg的白花前胡提取物(總香豆素類化合物)口服給藥20 d,能使野百合堿所致肺動脈高壓大鼠的肺動脈平均壓和右心指數均有明顯下降。低氧性肺血管收縮是形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繼發性肺動脈高壓的主要原因,趙氏等[14]發現,白花前胡石油醚提取物能明顯降低急性低氧性肺動脈高壓犬的血壓??凳系萚15]發現,濃度為1.6×10-6 g/L的白花前胡石油醚提取物對去甲腎上腺素預收縮的人肺動脈環有舒張作用,并可使原張力下降,呈非競爭性拮抗;另項研究表明,口服100 g白花前胡水煎液(濃度為含原藥材1 g/mL)能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繼發性肺動脈高壓患者的肺總阻力和肺血管阻力[16]。魏氏等[17]發現,前胡水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對兔離體肺動脈環具有舒張作用,并能降低肺動脈環對去甲腎上腺素和氯化鉀所致收縮的反應性。王氏等[18]采用右心漂浮導管檢測方法,觀察口服前胡提取物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繼發性肺動脈高壓患者的影響,服藥后30 min時,肺總阻力、肺動脈平均壓和肺血管阻力均明顯下降,體動脈壓和體循環阻力等無變化。席氏等[19]發現,前胡口服液(含原藥材1 g/mL)按2.5 g原藥材/100 g體重灌胃,能明顯降低缺氧性肺動脈高壓大鼠收縮壓,減小心室肥大指數。

3.2 改善腎性高血壓

前胡丙素和前胡浸膏具有改善腎性高血壓的作用。吳氏等[20]發現,灌服前胡丙素20 mg/(kg·d)9周,能明顯降低腎性高血壓大鼠的血壓。饒氏等[21]報道,前胡丙素20 mg/(kg·d)灌胃給藥30 d,采用尾容積法可測得腎性高血壓大鼠(RHR)的壓力從(213.0±10.0)mm Hg降至(144.0±1.5)mm Hg,降低原水平30%;另外,用30 mg/(kg·d)前胡香豆素組分聚乙二醇溶液灌胃可以降低兩腎一夾Goldblott模型大鼠的血壓[22]。季氏等[23]報道,白花前胡浸膏按0.2 mL/100 g體重(3 g原藥材/mL)灌服9周,能降低正常大鼠和腎性高血壓大鼠的血壓。

4 寧心養血——保護心臟

心藏神而主血脈,肺主氣、朝百脈,虛勞損傷血脈,風寒濕邪病于脾,累于肺,變生痰飲,積于胸而阻于心血。痰與瘀互結胸中,壅塞不宣,肺之肅降無權,則使驚而悸動不安;治療上應取宣降肺氣以通心脈。而前胡味苦,苦能下氣,能下上喘之肺氣而使心脈通,使得血流通暢,心有所養,抵抗外邪之入侵。《本草綱目》云:“前胡,陽中之陰,降氣。乃手足太陰、陽明之藥,與柴胡純陽上升,入少陽、厥陰者不同也。其功長于下氣?!爆F代醫學認為,冠狀動脈狹窄等造成的心肌缺血,會引起因缺氧產生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和心肌梗死等。前胡順氣暢血可以有效預防并治療冠脈狹窄以及由此引起的心律失常等疾病。

4.1 抗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

前胡具有抗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的作用。馮氏等[24]報道,白花前胡甲素(終濃度分別為5 μmol/L和50 μmol/L)灌流液能縮短豚鼠心肌細胞的動作電位時程和慢反應動作電位時程,得出其抗心律失常作用可能與阻滯鈣離子內流、阻斷鈣通道的作用有關。吳氏等[25]報道,前胡E素能夠對離體豚鼠心房呈頻率依賴性正性肌力作用,并且對右心房自發性收縮節律和腎上腺素誘發的異位自律性有抑制作用。林氏等[26]報道,免疫后第20、21 d,腹腔給予1 mg/kg前胡甲素,可以增加實驗性自身免疫心肌炎大鼠的巢蛋白表達,減小心肌的損傷。涂氏等[27]研究表明,白花前胡提取液含藥血清可以抑制內皮素-1促發的心肌細胞肥大效應;而灌服白花前胡提取液(2.00、0.50、0.25 g原藥材/L),每日2次,治療周期為4周,可以明顯抑制腹主動脈縮窄致慢性超負荷心衰大鼠心肌細胞凋亡[28];另項研究采用臨床雙盲對照方法,讓心功能衰竭患者服用0.25 g/L白花前胡提取液,每日2次,每次60 mL,連用14 d可以有效降低心鈉素分泌,改善患者血液供應,減輕心力衰竭[29]。

4.2 抗心肌缺血和減少心肌梗死

前胡具有抗心肌缺血并縮小心肌梗死面積的作用。楊氏等[30]研究發現,每日2次腹腔注射15 mg/g前胡丙素,共3 d,可減輕離體心臟缺血再灌注模型大鼠損傷,促進冠脈流出量回復。陳氏等[31]報道,前胡丙素預處理對缺氧復氧損傷后的大鼠心肌細胞有保護作用。王氏等[32]報道,灌注0.5 g/L白花前胡乙醇提取物,可以下調Langendorff心臟灌流大鼠胞漿中腫瘤壞死因子-α,增加冠脈流量。常氏等[33]報道,白花前胡醇提物能增加麻醉開胸貓急性心肌梗死冠脈流量;而用白花前胡根粗提物按0.5、1.0、1.5 g/kg十二指腸給藥,前胡甲素按0.5、1.0、2.0 mg/kg靜注,都可以減少心肌缺血再灌注大鼠白介素-6水平和細胞凋亡相關基因Fas、bax、bcl-2蛋白的表達,從而達到抗心肌缺血的作用[34]。姜氏等[35]報道,給予前胡甲素(0.1、0.5、1.0 mg/kg 3個劑量組)及白花前胡浸膏(35、180、350 mg/kg 3個劑量組,含3.75 g原藥材/mL),均明顯降低心肌缺血再灌注大鼠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乳酸脫氫酶(LDH)較高的活性,其中白花前胡浸膏的作用比前胡甲素強,可能與浸膏含有更多有效成分有關;另外,白花前胡浸膏(3.75 g原藥材/mL)能顯著提高急性心肌缺血/再灌注損傷大鼠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減少脂質過氧化物分解產物丙二醛,故具有抗心肌缺血作用[36];研究還表明,經十二指腸給予0.2、10 g/kg白花前胡浸膏(含原藥材3.75 g/100 g)可以明顯降低整體麻醉開胸心肌梗死貓血清中LDH、CK-MB的較高活性,明顯縮小心肌梗死的面積[37]。

5 破癥消結——抗腫瘤

中醫認為,腫瘤是瘀血停滯體內形成腫物和積聚,而氣滯、血瘀是腫瘤形成的必要條件?!蹲C治匯補·積聚》曰:“積之始生,因起居不時,憂恚過度……邪正相搏,結于腹中?!笨梢?,情志抑郁導致氣機不暢,氣血運行受阻,臟腑功能失調,氣滯血瘀,脈絡不通,漸積而導致腫瘤發生。前胡味辛能散積、軟堅散結;且性陰而降,功專下污濁之氣,使得氣機順暢,氣順則血行,血流暢而癓瘕消。

前胡中香豆素類物質Pd-Ia具有松弛回腸、結腸平滑肌、抗組胺、抗癌等作用。研究發現,對照組和實驗組在1~12周分別用組織多肽抗原(TPA)1 μg(1.6 nmol)和Pd-Ia 1 mg(2.6 μmol)+TPA 1 μg(1.6 nmol)外涂,在13~24周分別用TPA 2 μg(3.2 nmol)和Pd-Ia 1 mg(2.6 μmol)+TPA 2 μg(3.2 nmol)外涂,結果對照組第24周發生腫瘤的小鼠為71.4%,而實驗組為33.3%,抑制率為53.4%。Pd-Ia不僅對二階段皮膚致癌有抑制作用,同時也能減少每只小鼠平均腫瘤數[38]。

6 通腑瀉熱——改善腦缺血

痰熱腑實、風痰上擾證可導致腦缺血,治療上以化痰通腑瀉熱為主;另外,痰熱內閉清竅證也可導致腦缺血,治法上以清熱化痰為主。前胡味苦性寒,清熱化痰,治痰熱之壅閉;味苦可降氣,通順夾滯阻于中焦之痰熱;辛可瀉痰熱,消閉阻之痰實。

涂氏等[39]研究表明,40、20 mg/kg白花前胡水、醇提取物(PdE)可明顯改善大腦中動脈梗死大鼠神經癥狀分值,減小腦梗死范圍,有效改善了腦缺血的狀況,且明顯抑制血清中白細胞介素-6及白細胞介素-8水平。

7 展望

前胡的現代藥理學研究與其傳統藥效相關,能夠治療多種疾病,而我國的前胡資源非常豐富,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前胡在平喘祛痰、改善血液流變學、抗高血壓、保護心臟、抗腫瘤、改善腦缺血等方面具有明顯作用。筆者認為,目前相關研究在以下幾方面值得改進:①關于前胡的藥理研究和中藥的“性、味結合歸經”聯系不緊密。大多數的前胡文獻報道了其對于動物疾病模型的治療及緩解作用,而對其功效的研究內容很少,更談不上與“性、味和歸經”的結合。②前胡的現代藥理作用與其“性、味結合歸經”有一定的吻合之處:前胡味苦、辛,辛能解郁散結,具有破癥消結、活血暢血等功效,用于抗腫瘤、改善血液流變學;味苦性微寒,歸肺經,苦能降氣,寒能清熱,具有降濁理氣、下氣清肺等功效,用于平喘祛痰、抗高血壓等作用。③《醫方集解》曰:“痰飲在肺則咳,在胃則嘔,在頭則眩,在心則悸”,前胡為苦降之藥,可通暢壅閉之痰飲,故能治療咳嗽、嘔吐、頭眩(高血壓可引起此癥)、心悸等諸疾。④《本草通玄》:“……開胃化食……除嗽安胎,止小兒夜啼。”《別錄》:“明目益精?!薄度杖A子本草》:“……開胃下食,通五臟,主霍亂轉筋,骨節煩悶,反胃,嘔逆,氣喘,安胎,小兒一切疳氣?!爆F代藥理研究很少涉及開胃止嘔,甚至幾乎沒有涉及到明目、安胎、霍亂等方面的研究,因此在這些方面,前胡有著很大的進一步研究空間。⑤前胡的化學成分、作用機制及其與臨床病證的關系還不十分明確??傊?,從“性、味結合歸經”層面來突出辛涼歸肺經中藥的共同規律,深入探討前胡的藥效學及其物質基礎、作用機制,將為明確其臨床適應癥提供數據參考,為開發臨床有效的前胡新產品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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