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領域范文10篇

摘要：公共性問題關系到每個人，關系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因而關系到每個人的生存和發展。密切注意和深入解決當代社會的公共性問題，有助于從根本上引導人類社會走向公平、公正、合理的狀態，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因此，從哲學的角度對當代社會的公共性問題加以思考就顯得非常重要。

人類的現實生活包括公共活動領域和私人活動領域兩個方面。公共活動領域問題的實質就是共性問題,對公共活動領域的關注也就是對公共性的關注。對人類活動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性問題加以思考,是哲學最重要的使命。關注公共活動領域是哲學的一個必要的維度。所謂哲學回歸生活世界,不應僅僅是向私人生活回歸,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通過政府改革來解決公共性問題或危機為標志的公共活動領域的當代轉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提出了新的時代課題。

關鍵詞：哲學公共活動領域公共性

前言

近一些年來，公共性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的一些專家學者從各自的角度分別研究了關于公共性的諸多問題，從理論上為我國公共性問題的解決做出了貢獻。然而迄今為止，對于公共性還較少系統的、總體的研究，或者說還較少哲學的研究。換句話說，也就是，哲學關于公共性的研究還不夠深入、不夠系統。為了能對這種狀況的改變有所幫助，本文想就公共性的本質內涵，哲學研究公共性的意義，我國現階段公共性的問題和特點，以及如何為我國公共性問題的解決創造條件，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等問題來談自己的一些體會。下面從三個方面來展開論述。

一公共領域的本質內涵與哲學之關系

[內容摘要]本文試圖從公共領域的角度分析我國當前政治生活呈現出的總體特征。考慮到中國政治生活的特殊性，作者將公共領域定義為公共權力的活動領域；將對公共領域的考察放在我國現代化、信息化和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分六個方面盡其所能地對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特征進行了概括。作者認為這些特征的出現是我國社會變動的結果和標志，也預示著今后我國公共領域發展的趨向。文章最后強調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某些頑固性，因而，我國公共領域現代性的實現將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

[關鍵詞]公共領域公共權力中國政治特征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公共領域”的內涵界定與分析框架

應當承認，本人確定的文章標題，是受了哈貝馬斯的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的啟發。哈氏在該書中從公共輿論的角度闡述了西方民主制運作的社會基礎的演變，這顯然有別于傳統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分的分析模式，對現代社會也更具解釋力。但在確定這一標題的同時，我也面臨著一個困境：在中國有無哈氏所談論的“公共領域”？亦即，如果我將公共領域界定為社會中獨立的社會輿論力量的活動范圍，那么中國有無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是很有疑問的。為防止片面而僵化地運用這一概念，更為了宏觀而全面地解釋當前中國的政治生活，我現將“公共領域”從最為字面的含義出發界定如下：一個社會中公共權力的活動領域。這是一個最為簡潔明了的界說，但仔細分析卻可以發現其內部結構的復雜性。就我理解，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對一個社會的公共領域進行分析，亦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對公共領域的分析框架。這五個方面，即公共領域的五個要素是：（1）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邊界劃分，即公共權力活動的范圍；（2）在權力配置的基礎上形成的公共權力結構；（3）公共權力的運行規則與制度化狀況；（4）公共輿論與公共權力的互動關系；（5）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它與公共權力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具體地說，就是通過考察以上五個方面各自的狀況和它們之間的關系，得到對公共領域的總體認識。從理論上講，以上五個方面之間存在著非常復雜而密切的關系：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邊界的明確劃分是建立起合理的公共權力結構的基礎，也意味著公共權力運作的規則化；同時公共領域的正常循環也離不開公共輿論的監督和推動，它也需要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支持和合法性辯護。所以說，這五個方面是公共權力活動中必然涉及到的五個層面的問題，它們共同地構成了一個社會公共領域的內部結構并決定其總體面貌。因此，本文主要選取這五個方面對我國當前的公共領域作一嘗試性的分析，試圖對我國的政治生活作一個較為宏觀的觀照，也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對中國公共權力的分析框架。

二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背景分析：現代化，信息化與全球化

內容提要：本文闡釋了公共領域的存在基礎和構成條件，并通過對信息時代四大特征的分析指出信息時代將重建公共領域。在此基礎上，筆者分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分析了信息時代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進而闡述了信息時代公共領域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方面發生的功能沿革。

公共領域的建構可以說是歐洲18世紀啟蒙運動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它"第一次將一般群眾突顯在歷史之中，正當化了民主政治"（Friedmann,1987;夏鑄九，1994）。然而，西方社會發展至今，科技理性幾乎控制了人類生活的每一方面，這就不能不令人產生一份公共領域之建構尚未完成的鄉愁。那么，什么是促使公共領域發生變革的根源與動力？信息時代的來臨對這一尚待建構的"現代事業"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公共領域能否借助信息技術而重獲新生？信息社會能否因倚重公共領域而獲得福祉？信息時代的公共領域與傳統的公共領域又有什么不同？對此，筆者將循著批判分析的研究理路，對公共領域在信息時生的結構轉換和功能變遷以及這些變遷所產生的社會意義予以闡發。

一、概念探討

（一）公共領域

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首先是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它原則上向所有人開放。在這個領域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他們在理性辯論的基礎上就普遍利益問題達成共識，從而對國家活動進行民主的控制"（哈貝馬斯，1998）。這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它最先出現于17、18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后來與現代民族國家一起傳遍19世紀的歐洲和美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私人在閱讀報刊過程中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松散且開放的彈性社團，他們以俱樂部、咖啡館、沙龍甚至報刊本身為媒介，在市場經濟與行政國家之間展開調節（哈貝馬斯，1999a）。隨著資本主義和國家科層化的發展，國家建立并控制社會生活的權力日益膨脹,

自由的程度日益下降，而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就在于振興公共領域(喬納森·H·特納,

內容提要:可以用陳云的“鳥籠”理論來解釋和處理公共服務領域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這個“鳥籠”是一個多維的、形狀不規則的、帶網狀特點的空間。地方政府各項公共服務的自由度形成這個“鳥籠”的邊界。處理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就是要設計和編制好這個“鳥籠”。處理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央起主導作用。首先要在方針政策上起引導作用,為公共服務的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為“鳥籠”營造良好的內外環境。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總量有了舉世矚目的增長。與此同時,公共服務領域的一些社會事業相對于人民的需要卻顯得供給不足。針對社會運行中一些相當普遍、甚至相當尖銳的矛盾,中央適時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并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最近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又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專門議題?？梢灶A期,未來的幾年中,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在和諧社會建設、公共服務方面將會取得重大成績。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改善我國的公共服務,有一個必然的要求,即處理好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本文試就這一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一、“鳥籠”——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假想模型

陳云同志對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與國有企業的關系,曾經有一個著名的“鳥籠”理論。把鳥抓在手里,鳥就不能活動;沒有一定的約束,企業的行為就可能給宏觀經濟帶來不良影響(我曾經提出“宏觀經濟總效果是微觀經濟效果的矢量和”這一觀點,其數學模型為:

(詳見注釋)。

[內容摘要]本文試圖從公共領域的角度分析我國當前政治生活呈現出的總體特征。考慮到中國政治生活的特殊性，作者將公共領域定義為公共權力的活動領域；將對公共領域的考察放在我國現代化、信息化和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分六個方面盡其所能地對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特征進行了概括。作者認為這些特征的出現是我國社會變動的結果和標志，也預示著今后我國公共領域發展的趨向。文章最后強調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某些頑固性，因而，我國公共領域現代性的實現將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

[關鍵詞]公共領域公共權力中國政治特征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公共領域”的內涵界定與分析框架

應當承認，本人確定的文章標題，是受了哈貝馬斯的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的啟發。哈氏在該書中從公共輿論的角度闡述了西方民主制運作的社會基礎的演變，這顯然有別于傳統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分的分析模式，對現代社會也更具解釋力。但在確定這一標題的同時，我也面臨著一個困境：在中國有無哈氏所談論的“公共領域”？亦即，如果我將公共領域界定為社會中獨立的社會輿論力量的活動范圍，那么中國有無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是很有疑問的。為防止片面而僵化地運用這一概念，更為了宏觀而全面地解釋當前中國的政治生活，我現將“公共領域”從最為字面的含義出發界定如下：一個社會中公共權力的活動領域。這是一個最為簡潔明了的界說，但仔細分析卻可以發現其內部結構的復雜性。就我理解，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對一個社會的公共領域進行分析，亦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對公共領域的分析框架。這五個方面，即公共領域的五個要素是：（1）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邊界劃分，即公共權力活動的范圍；（2）在權力配置的基礎上形成的公共權力結構；（3）公共權力的運行規則與制度化狀況；（4）公共輿論與公共權力的互動關系；（5）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它與公共權力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具體地說，就是通過考察以上五個方面各自的狀況和它們之間的關系，得到對公共領域的總體認識。從理論上講，以上五個方面之間存在著非常復雜而密切的關系：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邊界的明確劃分是建立起合理的公共權力結構的基礎，也意味著公共權力運作的規則化；同時公共領域的正常循環也離不開公共輿論的監督和推動，它也需要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支持和合法性辯護。所以說，這五個方面是公共權力活動中必然涉及到的五個層面的問題，它們共同地構成了一個社會公共領域的內部結構并決定其總體面貌。因此，本文主要選取這五個方面對我國當前的公共領域作一嘗試性的分析，試圖對我國的政治生活作一個較為宏觀的觀照，也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對中國公共權力的分析框架。

二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背景分析：現代化，信息化與全球化

[內容摘要]本文試圖從公共領域的角度分析我國當前政治生活呈現出的總體特征?？紤]到中國政治生活的特殊性，作者將公共領域定義為公共權力的活動領域；將對公共領域的考察放在我國現代化、信息化和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分六個方面盡其所能地對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特征進行了概括。作者認為這些特征的出現是我國社會變動的結果和標志，也預示著今后我國公共領域發展的趨向。文章最后強調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某些頑固性，因而，我國公共領域現代性的實現將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

[關鍵詞]公共領域公共權力中國政治特征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公共領域”的內涵界定與分析框架

應當承認，本人確定的文章標題，是受了哈貝馬斯的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的啟發。哈氏在該書中從公共輿論的角度闡述了西方民主制運作的社會基礎的演變，這顯然有別于傳統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分的分析模式，對現代社會也更具解釋力。但在確定這一標題的同時，我也面臨著一個困境：在中國有無哈氏所談論的“公共領域”？亦即，如果我將公共領域界定為社會中獨立的社會輿論力量的活動范圍，那么中國有無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是很有疑問的。為防止片面而僵化地運用這一概念，更為了宏觀而全面地解釋當前中國的政治生活，我現將“公共領域”從最為字面的含義出發界定如下：一個社會中公共權力的活動領域。這是一個最為簡潔明了的界說，但仔細分析卻可以發現其內部結構的復雜性。就我理解，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對一個社會的公共領域進行分析，亦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對公共領域的分析框架。這五個方面，即公共領域的五個要素是：（1）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邊界劃分，即公共權力活動的范圍；（2）在權力配置的基礎上形成的公共權力結構；（3）公共權力的運行規則與制度化狀況；（4）公共輿論與公共權力的互動關系；（5）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它與公共權力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具體地說，就是通過考察以上五個方面各自的狀況和它們之間的關系，得到對公共領域的總體認識。從理論上講，以上五個方面之間存在著非常復雜而密切的關系：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邊界的明確劃分是建立起合理的公共權力結構的基礎，也意味著公共權力運作的規則化；同時公共領域的正常循環也離不開公共輿論的監督和推動，它也需要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支持和合法性辯護。所以說，這五個方面是公共權力活動中必然涉及到的五個層面的問題，它們共同地構成了一個社會公共領域的內部結構并決定其總體面貌。因此，本文主要選取這五個方面對我國當前的公共領域作一嘗試性的分析，試圖對我國的政治生活作一個較為宏觀的觀照，也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對中國公共權力的分析框架。

二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背景分析：現代化，信息化與全球化

[摘要]人類的現實生活包括公共活動領域和私人活動領域兩個方面。公共活動領域問題的實質就是公共性問題，對公共活動領域的關注也就是對公共性的關注。對人類活動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性問題加以思考，是哲學最重要的使命。關注公共活動領域是哲學的一個必要的維度。所謂哲學回歸生活世界，不應僅僅是向私人生活回歸，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通過政府改革來解決公共性問題或危機為標志的公共活動領域的當代轉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提出了新的時代課題。

[關鍵詞]哲學；公共活動領域；公共性；國家；政府

回歸生活世界，已經成為當代哲學的一個時代話題。人類生活是永遠流動、無限生成的。強調哲學回歸生活世界，不是要人們沉醉于現實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種哲學態度或觀念來看待生活。用生活來說明人和世界是哲學視野的根本轉換，在這個意義上，人就成為立足現實而又追求超越、不斷創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為由人無盡的生活實踐而無限生成的過程。

人類的現實生活包括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兩個方面，即通常所說的公共活動領域和私人活動領域。如果所謂回歸生活世界僅僅意味著回歸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動領域，不再關心公共活動領域，那么，這種回歸實際上是對生活世界更嚴重的疏離。這樣的哲學不僅不能對以往哲學的產生和發展做出歷史的解釋，還將喪失哲學本來的意義，導致哲學真正被生活遺忘。關注公共活動領域，這是哲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維度。哲學總是力圖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對待公共活動領域和公共性問題。

一

公共活動領域是每一個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擺脫的領域，是由眾多個人組成的公眾不能不關心的公共領域。凡是借助公共權力或公共資源謀取可共享利益的活動都屬于廣義的公共活動，包括制度的確立和實施、改革和完善，宏觀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制定與實行，基礎設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設與管理，教育、國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生態和環境保護等活動。雖然公共活動隨著時代的變遷會有不同的內容和方式，但其基本特征一直為公共性。因此，公共活動領域問題的實質就是公共性問題，對公共活動領域的關注也就是對公共性的關注。對人類活動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性問題加以思考，是哲學最重要的使命。

[摘要]人類的現實生活包括公共活動領域和私人活動領域兩個方面。公共活動領域問題的實質就是公共性問題，對公共活動領域的關注也就是對公共性的關注。對人類活動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性問題加以思考，是哲學最重要的使命。關注公共活動領域是哲學的一個必要的維度。所謂哲學回歸生活世界，不應僅僅是向私人生活回歸，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通過政府改革來解決公共性問題或危機為標志的公共活動領域的當代轉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提出了新的時代課題。

[關鍵詞]哲學；公共活動領域；公共性；國家；政府

回歸生活世界，已經成為當代哲學的一個時代話題。人類生活是永遠流動、無限生成的。強調哲學回歸生活世界，不是要人們沉醉于現實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種哲學態度或觀念來看待生活。用生活來說明人和世界是哲學視野的根本轉換，在這個意義上，人就成為立足現實而又追求超越、不斷創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為由人無盡的生活實踐而無限生成的過程。

人類的現實生活包括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兩個方面，即通常所說的公共活動領域和私人活動領域。如果所謂回歸生活世界僅僅意味著回歸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動領域，不再關心公共活動領域，那么，這種回歸實際上是對生活世界更嚴重的疏離。這樣的哲學不僅不能對以往哲學的產生和發展做出歷史的解釋，還將喪失哲學本來的意義，導致哲學真正被生活遺忘。關注公共活動領域，這是哲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維度。哲學總是力圖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對待公共活動領域和公共性問題。

一

公共活動領域是每一個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擺脫的領域，是由眾多個人組成的公眾不能不關心的公共領域。凡是借助公共權力或公共資源謀取可共享利益的活動都屬于廣義的公共活動，包括制度的確立和實施、改革和完善，宏觀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制定與實行，基礎設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設與管理，教育、國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生態和環境保護等活動。雖然公共活動隨著時代的變遷會有不同的內容和方式，但其基本特征一直為公共性。因此，公共活動領域問題的實質就是公共性問題，對公共活動領域的關注也就是對公共性的關注。對人類活動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性問題加以思考，是哲學最重要的使命。

一市民社會發展的歷史

市民社會(civilsociety)在歐洲最早出現在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城邦和羅馬帝國，在這兩各地方普遍維持著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這種理想城市中，產生了自由民。他們一方面是特定城市國家的市民，是屬于謀求自身利益的私人，另一方面，他們是特定國家的公民，不屬于他自己而屬于國家，是一個“公人”，必須在必要時犧牲自己的利益去維護公益（袁祖社，2003：14）。中世紀的城市運動使商人成為城市市民的主體，形成了與封建主的領地、城堡相區別的具有合法地位的自治性社會。在這里，城市居民以商人和手藝人為主，他們盡管出身不同，但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平等的，都獲得了同樣的法律地位，即公民權（袁祖社，2003：16）。公民對城市事務的參與首先是通過行會和兄弟會等市民自治組織和機構，以保護自身利益為目的。市政議會的權利來自公民群體，并受到市民大會的監督。中世紀的市民社會同政府的分離，而且表現在“它對政府，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影響和參與。但是，中世紀城市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特別是到了同業公會時期，這種排他性嚴重違反了現代民主精神（袁祖社，2003：19）。近代市民社會的形成是公元18世紀到19世紀。在戰勝各種市場經濟發展的危機過程中，人們開始對社會秩序的原則進行反思，開始越來越把視角轉向社會內部，從社會自身的運作來解釋社會秩序的存在（亞當·塞利格曼，1992，轉引自亞歷山大、鄧正來2002：51）。近代市民社會開始逐漸獨立于政治國家，反對專制制度，明確地劃分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界限，形成了具有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產物的，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市民社會。1767年亞當·福格森將他的《市民社會史論》(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首版于英國愛丁堡，他認為市民社會就是擁有政府和法律的文明社會，是公民自治自決的社會。在市民社會中，每個公民都自覺關心社會的公共利益，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福格森又不得不痛心地承認，由于分工和致富欲的發展，公民們喪失了公共精神，他們把政治和軍事問題交給官僚處理，這就在無意中為專制制度準備了條件（袁祖社，2003：28-29）。福格森的思想體現了近代市民社會的轉型?，F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是在19世紀，托克維爾(Tocqueville)認為“一個多元的且獨立于國家之外的自組織的市民社會是民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并且認為制約專制政治的方式必須通過處于國家機構直接控制以外的市民社團的成長和發展（約瀚·基恩，1988，轉引自亞歷山大、鄧正來，2002:117-120）。

從市民社會演進的歷史可以看出，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是國家與社會逐步分離的產物，它是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社會結構形態。市民社會的形成對于制衡政治國家的權力，推進社會的民主化進程有著重要的意義。馬克思(KarlMarx)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從階級分析的觀點出發，科學地闡述了市民社會概念的內涵，闡明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統一辨證關系。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產生和消亡看作是階級社會的歷史范疇，是階級利益之分化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產物，隨著階級社會的消失，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也一道消失（轉引自袁祖社，2003：41）。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不但包含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同一性，而且包含了作為政治國家的公民和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個人的同一性，還包含了人的全面發展和人類真正解放的思想。

根據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結構指的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反復涉及到的規則與資源，行動者和結構二者的構成過程并不是彼此獨立的兩個既定現象系列，即某種二元論，而是體現著一種二重性。在結構二重性觀點來看，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社會實踐的結果，又是投入社會實踐再生產的中介（吉登斯，1998：52）。市民社會作為一種社會結構形態，它既是國家與社會分離的產物，又是進一步建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基礎。如果沒有市民社會的制衡，或者說市民社會發揮不了制衡的作用，那么，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一種情況就可能完全由政治國家來統治，這就必然出現專制政治；另一種情況就可能使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出現混亂，彼此沒有清晰的界限，干預過多、秩序混亂或功能不健全。所以，市民社會是否能夠發揮這種制衡作用，取決于它本身的建構機制和運作機制，正是這種建構機制和運作機制才使它對于形塑健康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二政治學的視野：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在政治學的視野中，主要是在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框架下探討國家與社會之間力量的均衡。其理論主要有三個取向：洛克(Locke)的“社會先于或外于國家”的理論、黑格爾(G.W.F.Hegel)的“國家高于市民社會”理論和馬克思(KarlMarx)關于市民社會的思想。這三大理論分別從政治國家的基礎、國家對市民社會的控制，以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歷史辨證關系來闡述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辨證統一關系。

媒介事件是大眾傳媒的狂歡節，是中心價值觀與集體記憶的聚焦。在《媒介事件》(MediaEvents)一書中，丹尼爾·o戴揚與伊萊休·卡茨將媒介事件區別于一般報道的特征歸結為，它們打破了我們生活和一般報道的常規，所有的報道都從預定的節目安排中轉向重大事件，并用一種極為戲劇化的方式表明將要發生事件的重要性(1)。作者將人類學中有關儀式的理論引入到對大眾傳媒的過程研究中，延續了涂爾干以來的結構-功能主義的觀點，將社會過程視為沖突的消解與平衡的達成，對媒介事件的分析為結構-功能論在現代社會中的體現作了一個注腳。由此，媒介事件的主要功能被歸結為社會整合："這些報道以激動人心的集體方式整合了社會，并重新喚起人們對社會與合法權威的忠誠。"具體來說，這種整合作用體現為以下方面：一、媒介事件提醒我們什么應當被記??；二、媒介事件具有內在的解放功能和轉換功能；三、媒介事件成為頗具魅力的集體行動，維護已建立的權威(2)。

但是，筆者認為，這種對大眾媒介整合功能的態度過于樂觀，因為，一方面，在媒介事件中，各種媒體從各自的立場出發，遵循著不同的話語模式，釋放出不同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受眾并非消極地接受媒介所傳達的訊息，他們試圖進入公共空間，展現個人的政治性存在。因此，要考察媒介事件中社會整合的狀況，有必要傾聽來自公共領域的各種聲音。只有辨析公共領域當中的碰撞、融合與隔閡，才能對媒介事件的社會功能做出全面的評價。

漢娜·阿蘭特曾說，"公共"一詞表明了世界本身，公共領域就像一張桌子放在那些坐在它周圍的人群之中，在把人類聯系起來的同時，又將其分隔開來(3)。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以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為理論框架考察公共領域的起源與發展。他并沒有給公共領域下明確的定義，在他看來，公共性是公共領域的核心因素。"公共性本身表現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即公共領域，它和私人領域是相對立的。"（4）作為理想形態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始終以普遍開放性作為基本原則。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歷史考察與理想形態的設定，為日益勃興的大眾傳播研究與社會理論之間的對話提供了支點。一方面，這不是因為"他的研究能提供了一個可以實現或模仿的模式，而是因為他的研究的確提出了公眾文化可發揮作用的諸項原則"(5)。另一方面，這種對話有助于克服由過分強調大眾傳播媒介、受眾或技術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而忽視大眾傳播作為社會實踐本身及其與公共或個人領域內其他各項實踐的關系所帶來的偏執與狹隘。就媒介事件與公眾輿論的關系而言，戴揚與卡茨指出，"媒介事件集中了大眾輿論并激發關于某一給定問題或一系列問題的辯論……"，"某些事件使公共輿論中潛在的趨勢具體化，使過去不明確或處于休眠狀態的意圖表達出來。"(6)正因如此，對媒介事件的分析為我們體察公共領域的狀況提供了極佳的操作對象。

美國東部時間2001年9月11日8點45分，紐約世貿大廈遭到恐怖主義襲擊，與此同時，一系列的媒介事件在全世界發生。九一一事件引發的媒介反應具有典型的媒介事件的特征：它具有極大的震撼力，擁有世界史上最多的觀眾人數；事件本身標志著全球政治史上的轉折點(7)；干擾了人們正常的生活秩序，成為社會的聚集點。本文將以九一一事件在中國所引發的媒介事件為案例，分析事件中我國公共領域顯現的話語模式，從而凸顯出公共領域的結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上的反思。

平穩與喧囂：中國傳媒的主流與邊緣

九一一事件的歷史意義在于，它以血腥悲劇的代價，再一次敦促人們正視恐怖主義這個現代的基本現象(8)。在中國，事件發生10分鐘后，新浪網就在全國率先以快訊的形式報道了此次恐怖襲擊事件，標題是：《一架飛機撞上紐約世界貿易中心》(9)；接著，全國各大媒體都大力報道九一一事件的進展，九一一成為人們的中心話題。進入公共領域，我們不難發現，主流媒體與網絡的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方是平穩與沉著的，另一方卻充滿喧囂與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