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識分子范文10篇

[關鍵詞：公共知識分子公共領域

從90年代至今，“知識分子”這個稱呼在急劇的社會變革中已盡失其光環——盡管這個光環存在的時間并沒有多長。今天，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常常喜歡以“知道分子”來自我調侃。我想，這之中既有對自身所屬群體的無法認同，也有無奈之中的自我保護。知識分子在大眾媒體上乃至不少人的心目中，表現為一種并不惹人喜愛的刻板印象：他們喜歡“憂國憂民”，喜歡“憤世嫉俗”，但他們也僅僅停留在“高談闊論”階段；他們往往表現出道德衛士的樣子，但最終不是失之迂腐，便是失之虛偽。另外，在一個以實用為核心價值的社會中，知識分子慣常的“批判”立場也顯得不合時宜，“建設性”才是正確的做法。

說知識分子群體集體死亡也許有點過分，但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確實處于嚴重的分裂之境況，當然我們可以先不急于對這一境況進行評判。在80年代形成短暫的社會改革和思想啟蒙統一戰線之后，90年代之后的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發生了難以逆轉的分化。以價值取向和自我身份認同而論，廣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至少呈現出四種典型的樣態：（1）傳統知識分子。這在年齡較大的知識人中比較常見，他們仍然抱有較為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在道德上頗具保守主義色彩，但社會變遷的復雜程度已經大大超越了他們所擁有的話語資源。因而，近年來他們在大眾媒體上已近乎失聲，反而變成了媒介有關“知識分子”的刻板印象的主要現實來源。（2）名利知識分子。對于此類知識分子而言，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地位主要是帶來聲望、金錢或權力的工具。因此，他們或者與大眾文化市場結合起來，成為暢銷書作家、媒介上的“學術明星”；或者與體制結合起來，學而優則仕，成為政府智囊團成員或直接成為官員。（3）專家知識分子。這類知識分子往往棲生于學科壁壘較高的專業領域，有較為精深的專業素養。相對于關懷社會普世價值，他們對專業的價值理念和知識進展有更積極的追求。在認同上，他們傾向于將自己看作是一個專業人士，以解決學術問題和專業問題為目標，而不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良心”。（4）公共知識分子。這是最近幾年才被中國知識界和傳媒界頻繁使用的字眼。從字面意思來看，它主要強調了一種與“專家”不同的精神氣質。與專家知識分子相反，得以形成公共知識分子之自我認同的，并非其專業知識，盡管在學科分化的今天，他們在職業上也體現為某個專業領域的“專家”，但對社會普世價值和公共問題的關注才是其為學之本，專業只不過是具體的思想路徑和影響方式。換言之，對公共領域而非專業領域的批判性參與，才是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關鍵。[1]這樣說，是否已是未經省察地將某種光環賦予了“公共知識分子”？事實上，若論及“知識分子”的本義，便一定是包含了“公共”的含義在其中?，F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起源于19法國與俄國，特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借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但是，晚近幾十年國際知識界對“公共”兩字的刻意強調以及有關“公共知識分子”（或“普遍知識分子”）的爭論，恰恰反映出知識分子群體“公共性”光環的危機，它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在我看來，如今每一個試圖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或為公共知識分子而歡欣鼓舞的人，都必須面對兩個問題的拷問：其一，作為對復雜的社會問題進行批判的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因學科精細化而帶來的專業性增強的事實，以及與此相伴生的高度分化了的社會諸領域需要更為專業的知識去“打理”這一事實？舉個簡單的例子，當一個非經濟學專業的知識分子涉及到經濟-社會現象的時候，他是否有足夠的知識去理解和評判那種經濟現實？他的意見是否就因為他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而更為重要？換言之，難道僅僅道義立場就可以彌補專業上的不足？其二，作為強調“公共”的知識分子，又如何看待公共利益界定的困難？當某人自認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時候，或多或少認為他的意見代表了“公共利益”，但誰能保證這不是假公共利益之名行集團利益之實？又或者這只是某種“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哲人王心態使然？即便我們不認同自由-多元主義者全然否定公共利益存在的觀點，但是，在一個利益高度分化的社會中，公共利益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由誰來定義卻大有爭論。事實上，任何人，任何機構或任何群體恐怕都難有將自己稱為公共利益一貫代表的根據。

那么，我是否取消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存在的依據？并不然。事實上，面對利益分化和知識分化的社會現實，公共性的重建是極其重要的問題。我所質疑的只是這種公共性的內涵。大眾傳媒對權力的依附以及媚俗的性格使我們不得不去深思由它所賦予的光環是否掩蓋了深層的事實[2]——學者的“名流化”，“演播室專家”、“電視知識分子”的大量涌現或許就是一個典型的表征?；蛟S我們應該將目光從公共知識分子身上移向公共領域本身。將公共性建基于公共知識分子的道義力量上，不若強調建構真正的公共領域。毫無疑問，公共領域的建構和完善依靠知識分子的努力，但公共知識分子的存在卻絕對無法代替一個健康的公共領域本身。強調公共領域讓我們能把握住最關鍵的環節，同時也使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卸下既不必要的也無力承受的重擔。公共知識分子大可不必將自己看作是“社會良心”的代表，他代表的只是個人的良心，而這種良心來自于他對知識和道德的誠實；他也不必言之鑿鑿地稱自己的觀點代表的就是“公共利益”（我認為這是一種虛妄），而只將自己的觀點看作是諸多平等觀點中的一種——換言之，他承認社會的多元性，承認利益沖突的存在，承認不同社會處境的人們對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但他與一般意義上的自由-多元主義者不同在于：他同時也承認不同利益集團的社會成員在對話的基礎上達成相互理解和普遍共識的可能性，而不僅僅是一種利益集團之間完全訴諸權力的宰制和妥協，無論這種權力來自于政治、經濟抑或是文化資本。

不管這種看法是否帶有過多的理想主義色彩，在我看來，這樣個人本位的理想主義，遠遠好過宣稱自己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哲人王”式的理想主義。恰恰是這種心態才是公共領域得以形成的心理基礎和道德基礎。真正的知識分子理應會認同哈貝馬斯對交流中“誠意”的強調，并且以此作為自己在公共領域中發言的原則——值得指出的是，在“誠意”和“公共性”之間，有著非常微妙，但非常關鍵的聯系，正如荀子“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一語所包含的深刻的心理洞見。這樣看來，公共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中的角色，不是支配者，不是利益集團的代表者，但同樣也不宣稱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他是公共領域中“對話”的倡導者、參與者、推動者、反思者和批判者。對于公共領域而言，公共知識分子們要做的，除了就具體公共事務積極發言，更重要的是推動建立一種有助于推動理性對話的“發言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我想將我所說的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稱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的身份所內涵的“公共性”，乃指捍衛公共領域對話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礎上對社會公共性的不斷參與重構。而這是一個遠遠沒有達成的目標。今天知識分子群體面臨的窘境是，許多人要么無法發出聲音，從而無法“公共”；要么他所發出聲音，在商業和政治場域中被主流化，從而失去其批判的鋒芒，不再是獨立的“知識分子”。這種情況正反映出，我們的問題首先不在于沒有“公共知識分子”，而在于沒有“公共領域”。

關鍵詞：公共知識分子社會建構

出現是諸多力量登臺的入口：出現就是這些力量的爆發，從幕后躍到臺前，每種力量都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在一篇關于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書評中，我這樣談及了中國當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問題：

“這里不僅有民眾對名人的更強好奇心，各級政府的某些”重視人才“的政策導向和措施（往往是讓他們擔任行政或社會職務），而且有社會專業化不夠本身對專業知識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社會名聲（文化資本）對于獲得研究經費（經濟資本）和社會支持（社會資本）的重要。此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界缺乏測度的硬指標，或有些專業本來就沒有多少學術的傳統、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問題的專業化研究與非專業化評論之間的邊界比較模糊、討論社會問題容易產生轟動效應、許多中壯年知識分子大都有”“中自學經歷并興趣廣泛、許多學者人過中年后專業競爭能力已明顯下降、近年來對跨學科研究或交叉學科的強調以及急劇膨脹的媒體與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謀關系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很容易在當代中國造就一批公共知識分子。對專業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識分子，這里確實有很大的誘惑。”[1]

我的基本觀點沒有改變，但這樣的討論實在是太粗略了，盡管是由于主題和篇幅的限制。

因此有必要在此專門討論一下中國當代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問題。本文將借助福柯的思路，將“出現”視為諸多力量登臺的入口，同時基本延續我的那篇文章中借用的由波斯納提供的分析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制度框架。[2]

關鍵詞：媒介知識分子悖論

表達來自所有社會階層——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聲音，應屬媒體的天然般本性，但是在官方話語“增益飽和”的媒介政治環境下，卻成為了當代中國媒體一種獨特的、近乎烏托邦的追求?！懊浇榈闹R分子角色”和“知識分子的媒介角色”兩種提法雖有差異，但都體現了上述的表達愿望，即知識分子在媒介上說話的權力，或深而論之，知識分子在以媒介為標志的公共領域中的社會作為和社會責任。

然而，考察中國媒體十年之現象便會發現，上述兩個命題的提出，包括引發本次討論的杜維明先生在杭州的感言，其直接起因卻并非是喋喋不休的官方言說，而是商業之聲在媒體“放大器”上的嘯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媒介改革的顯著成果之一便是所謂“媒介知識分子”的登臺亮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在各種媒體——尤其是電視——上頻頻露臉發言，其聲響的分貝值之高與信噪比之低，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從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中突穎而出的媒介知識分子或公共知識分子，似乎已經標志性地和歷史性地走出了“沉默的螺旋”。

實際上，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改革，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命運。中國與改革中國之知識分子的差別，在于它從統治階級的依附階層（“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轉變成為今天的“嵌入”階層甚或中堅階層，從被剝奪、被批判、被同情的對象轉變成為被供奉、被尊重的對象，甚至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了社會底層敵視的對象?，F代化中國的進程正在步入西方啟蒙理性的框架，“專家治國”成為社會共識，知識階層逐漸分化、融合、演變成為社會政治、科技、法律、教育、文化體制中的專業人士。知識分子以其在專業領域對知識的掌控而獲得權威。作為這種權威的顯現，我們既看到前所未有的媒介力量，也看到了專業知識分子在媒介上的全面出擊：在幾乎所有的議題上——尖端武器、歷史遺產、金融股票、飲食男女等——和盤開講、傳道解惑。拉扯知識分子和媒介聯姻的是“專業主義”這個媒婆，這是一場現代性的明媒正娶。只是由于中國知識分子和媒介所共有的先天缺陷或后天不足，導致知識分子集體的媒介形象或公共形象蒙上一層經營的、媚俗的色彩、妄自尊大與唯唯諾諾兼而有之。

媒介知識分子是一個悖論：一方面，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似乎只有通過大眾媒介才能搭建和進入自由討論的公共領域；另一方面，一旦以大眾媒介作為自己的意見工具，知識分子的自行表達和自由討論將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約。在“媒介知識分子”這一偏正結構的稱謂中，“媒介”既是修飾，也是限制。哈貝馬斯已經充分討論了以大眾媒介出現為標志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按蟊妭髅接绊懥斯差I域的結構，同時又統領了公共領域”。其結果是，自我形成的、以批判為特征的公共領域轉變為機構型的、體制化的和操縱性的公共領域。大眾媒介“在一種無限擴展的公共領域中削弱了公共性原則的批判功能?！?哈貝馬斯,1999)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公共”（public）一詞本身包含著“公開”與“公眾展示”的含義(王翰東,2003)。在很大程度上，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是由現存政治與商業制度所決定的公開展示的方式或體制，用哈貝馬斯的話說，是一個“超級廣告”。因此，知識分子如果無條件的借助于大眾媒介，熱衷于在媒體上的拋頭露面，并沾沾自喜地把“媒介知識分子”看作是自己“公共”身份的認同標記，對其群體而言將是既危險又可悲的現象。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加冕為“電視知識分子”的那批人，應該像布爾迪厄或利奧塔那樣，與（電視）媒介的表現形式保持必要的間距。為了“使本應成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電視不蛻變為象征的壓迫工具”，布爾迪厄(2000)“不得已而為之”地用電視演講來批判電視。作為其妥協的補救舉措，他要求制片人“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棄任何說明性的圖像”，以避免干擾演講的論辯性與論證性。利奧塔(1997)則走得更遠，他在上法國電視3臺的“自由論壇”節目時，要求自己不出圖像，僅保留畫外音；或者出圖像而蓄意讓聲畫不同步。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必要像他們那樣極端從事，但是我們有必要對媒介“公共性”的悖論，對媒介知識分子“公共表達”的悖論保持高度的警覺。

媒介知識分子是一個悖論，更重要的還在于：從知識分子集體中分化出來的這一特殊群體，將不可避免地伴隨某種“染色體”的變異。媒介知識分子一旦形成，能否保持其知識分子的“物種”特征將成懸疑。如果說，批判精神是知識分子最重要特征之一，那是來自于知識分子歷史形成的“全無居所”（薩義德語）的社會地位。薩義德把法蘭克福批判學派成員阿多諾稱為“行而上的流亡者”，“對于知識分子而言，流離失所意味著從尋常生涯中解放出來”。因此，流亡就不僅是中外眾多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狀況的寫照，是一種“真實的情境”，而且也是“隱喻的情境”，是知識分子精神生活狀態的描述?！鞍阎R分子設定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形加以解說——永遠處于不能完全適應的狀態，總是覺得仿佛處于當地人居住的親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傾向于避免、甚至厭惡適應和民族利益的虛飾。對這個隱喻意義的知識分子而言，流亡就是無休無止、東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來，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來?！?愛德華•薩義德,2006,2007)反觀今日在大眾媒介進進出出的中國知識分子，儼然以“圈內人”的身份自居，以專業知識與社會地位為資源，營造著更為穩定和舒適的未來居所。大眾媒介成為接納“流亡”知識分子的寓所，它在造就“安居樂業”精神景象的同時，也滿足了知識分子濟世救國的公共情懷。媒介知識分子的這一特殊分化與中國知識界在教育領域的專業化趨勢緊密相關。打著福柯“特殊知識分子”的旗號，希冀通過在自己專業領地“修身齊家”，從而涉入“治國平天下”的公共領域，一度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大討論的一個時尚話題(許紀霖,2006)。大眾媒介與知識分子某些特殊群體合謀的一個結果是：百家講壇成為幾家講壇；媒介知識分子——或公共知識分子、“圈內”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的過度表達，映襯著知識分子總體上的表達不足，也映襯著其他社會邊緣階層的無所表達。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單一社會角色的知識分子研究；從角色到角色集；基于場域觀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從場域到場域叢：多元角色扮演分析的有益嘗試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在現代化進程中沒有明確的社會定位，難以找到自己的歸宿、把視域局限于知識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會角色、神圣的社會批判者、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驅、占統治地位的新階級、專家、大學生——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角色集是指“一組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角色”、布迪厄將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放進學術場域的架構下進行研究、布迪厄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實現了從場域到場域叢的轉換等，具體請詳見。

自1894年德福雷斯事件以來，關于知識分子的研究在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傳播學等學科受到普遍重視，提出了大量的理論觀點。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在知識分子的內涵、外延、地位、社會作用等方面，學界的觀點歧異，互相抵牾，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知識體系。根據吉登斯的“雙重解釋說”，社會科學家們觀點的歧異無疑也影響到了作為常人的一般知識分子在日常實踐中的表現，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進退失據，難以有所作為，我國現代知識分子即是如此，他們“角色模糊，命運多舛”，在現代化進程中沒有明確的社會定位，難以找到自己的歸宿。究其根源，造成這種理論與實踐困惑與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理論界對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方法論本身的關注較少，各種研究范式之間缺乏足夠的對話和融合。本文將總結幾種主要的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范式，比較其優缺點，以期厘清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中觀點歧異的方法論原因，探索解決的路徑。筆者認為目前在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種研究范式：單一社會角色的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的角色集研究、知識分子的場域觀研究。

一、單一社會角色的知識分子研究

鄭杭生等給社會角色的定義是：“與人們某種社會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權利、義務的規范與行為模式，它是人們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為期望”，“單一社會角色的知識分子研究”者們則片面地執信這類定義，把視域局限于知識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會角色，只將一種行為期望投注在知識分子身上，忽視他們作為社會人扮演的其他社會角色，仿佛知識分子是一個天生的知識人(bornintellectual)，生來就是為了扮演這一種社會角色的，而且各種不同的論者對知識分子所應該扮演的這一社會角色為何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對知識分子角色期待的混亂也造成了知識分子對自己的角色認識和理解的模糊不清，從而導致知識分子角色實踐的差異和混亂。關于知識分子所扮演的這個“唯一”的社會角色應該是什么，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神圣的社會批判者

信奉知識分子精英論的研究者往往從道德主義出發，賦予知識分子神圣的使命，認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是社會的良心，從事社會批判是他們的天職，他們將知識分子作為潛在的或實際的反對者、改革者和革命者、社會和文化方向的開拓者和反傳統的開拓者。如薩義德將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定位為局外人、“業余者”、擾亂現狀的人(outsider,amateur,anddis—turberofthestatusquo)；福柯從知識和權力的關系人手，主張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不在于為民眾代言，而是與身臨其境的權力形式做斗爭，揭示知識分子話語與權力統治之間的隱蔽關系；戈德法布把知識分子描繪為“某些特殊類型的陌生人”，認為他們特別注重自身的批判能力，獨立于權力中心自主行動，其聽眾和讀者是廣大民眾，在民主社會中能起到專業性質的作用。促進對迫切的社會問題進行開明的討論。對于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來說，若問知識分子何以能夠成為社會批判者，曼海姆的答案較具代表性：這是因為他們是一個自由漂移(free-floating)的階層，允許其他社會群體的個體進入其中，正是因其沒有歸屬，所以他們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

一、厘定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涵義

何謂“公共情懷”？目前學術界內對此的專門研究不多，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社會參與、對公共生活的關心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公共精神。如有學者這樣界定公共情懷：“公共情懷是公民的精神實質，是對公共生活的縈懷，對民族大事的關心，對社會活動的參與，是現代公民精神風貌的基本素質。我們生活在現代化大生產的時代，而這個時代創造的共同生活的模式，反應在思想文化上就是鮮明和強烈的公共關懷，對集體、民族、國家,即對公共生活的關心”[1]。無論學界對公共情懷的界定有何區別，有一點是確定的，公共情懷首先關乎公共領域。哈貝馬斯指出：“公共領域是介于公共權力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一塊相對獨立的中間地帶，公眾借以自由地發表公共意見，對公共權力予以批判?！盵2]可見，公共情懷展示的內容是“公共”的，其感情是深厚的。本文在行文的過程中，力主公共情懷是在相對于個人情懷的意義上存在的，可解為“公共”和“情懷”兩個層面，一方面，“公共”在數量上表現為對他者和社會的關注，其中他者作為一個集體概念而存在，并成為構成社會機體的基礎，即公共情懷是以公共領域的存在為基本前提，表現為對公共領域的關注、思考和批判，另一方面，“情懷”在通常意義上解為“含有某種感情的心境”，即表征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心理狀態。因此，“公共情懷”在公共活動中形成的對于“公共”意識的把握，以及公共活動的參與情結；在內容上表現為對他者和社會等相對宏大的機體的關注，同時表現為對關乎長遠發展的方面。由此，“公共情懷”表現為對他者和社會的感情中表現出來的公共意識和公共實踐情結。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展示的是高職教師在對待學生、對待社會中表現出來的公共意識和公共實踐。在主體上，關乎高職教師對高職學生群體、對于高職專業與社會的關聯度以及對于高職院校發展的所思所慮。由此可以看出，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主要包含三個層面：一是高職教師對于高職學生群體的公共情懷；二是高職教師對于高職專業建設與市場相聯系的公共情懷；三是高職教師對于高職院校與社會契合的公共情懷。由于“高等職業教育具有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雙重屬性”，這就決定了高職教師身份的雙重性，其首先是教師，要有聯系學生將來、關注大學生群體的情懷，同時，高職教師作為“培養生產、服務、管理第一線的高端技能型專門人才”的一線工作者，作為高職院校發展的中堅力量，要有關乎就業、職業、市場與社會的公共情懷，熱心關注市場、社會發展，并將職業教育視為推動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手來重視和推進。最后，高職教師作為一個特殊的教師群體，要有心系社會，并著力將對于社會生活的關注轉化公共實踐，真正實現“公共人”的轉化和蛻變。

二、透析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現狀

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作為一個不陌生的概念，伴隨著教師職業的起始，并隨著社會現代性公共場域的拓寬、公共生活的豐富多彩而被逐漸推近到人們的視線范圍之內?，F實中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是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v觀現階段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現狀，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處于蟄伏狀態。正如知名學者晏輝指出的一樣，現代社會“使植根于心靈深處的善良、正義、友愛等優良品質處于拔根狀態，要么使原本清晰的實踐法則變得模糊不清，總之使人們的精神公共性處在自我解構之中?！盵3]而高職教師公共情懷的蟄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意識是存在的，但是基于“公共情懷”的特點，其必須通過有效的形式表現出來，針對高職教師主要面對的高職大學生主體，其首要的也是最為基本的，即高職教師的課堂教學要有飽含公共情懷的因素和環節。事實上，現今高職教師對高職學生的公共情懷教育普遍處于欠缺狀態。主要表現為：高職教師的課堂教學內容缺乏公共精神的方面，同時，高職教師的教學方式留戀于傳統的課堂說教狀態，而缺乏鮮活的校園文化生活實踐，甚至未將高職課堂有效的引入到社會大課堂中。其二是高職教師的公共行動處于停滯不前狀態。現階段的高職教師在大眾傳媒的林林總總環境中，基本具備貼近學生、符合市場以及社會需要的高職發展的公共態度和意識，但是基于對高職專業、高職院校了解的缺乏，而不能很好的將這種公共意識和態度運用到有利于高職教育發展的實踐中，因此，在行為上表現為消極作為，由此使得高職教師的公共行動處于停滯不前狀態。二是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出現異化現象。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事關“公共”群體和“公共”領域，因此其表現必然通過這些來展示。目前，高職教師對高職大學生的關注應體現在群體性上，但是在實際過程中，高職教師對學生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個體性”上，這恰恰是對高職教師應有的公共情懷的異化。首先是高職教師注重關注高職學生的個別性，而消弭了對高職學生群體性的關注。其一是關注個別成績優異學生而忽略其他學生。誠然，關注高職院校中成績優異的學生沒有什么不好，問題的關鍵是作為高職教育建設的主力軍，高職教師要做的是關注整個學生群體。其二是在教師所關注的個別優秀學生中，教師對學生的關注倚重于該生的文化課表現，甚至是文藝才能的發掘，而忽視了學生的心理健康、職業道德等公共性教育；同時，教師對成績優異學生的關注只局限于在校期間表現的重視，而忽視了學生未來職業發展的引導與規劃，對于學生未來走上職業崗位對學生的跟蹤管理及引導更顯得空缺。其三，現實中缺乏對高職大學生這個區別于普通大學生的特殊性群體的研究和關注。群體性研究的缺乏和缺失必然帶來對高職學生群體了解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其次是高職教師過多注重教師個體，客觀上褻瀆了公共情懷。一方面，青年高職教師借“高校教師”這一角色作為謀求物質利益、諸如其他兼職甚至是社會地位的一個籌碼，由此造成其本身的職業發展謀劃模糊；同時，中老年高職教師基本上在高職院校屬于發展動力不足的狀態，這主要表現為教師的職業倦怠現象凸顯。另一方面，高職教師群體之間的專業交流顯得微不足道。顯而易見，現時代，高職教師之間的學術交流基本上處于空白的狀態。這種忽視教師群體交流、融通的交往方式，往往對高職教育的發展起到負作用。最后表現為高職教師對高職院校關注的消極和缺乏。其一是高職教師對本身所在高職院校的消極關注，即較少將高職院校的發展納入自身的發展規劃與日常思考中，對高職院校整體規劃的關注只是局限于院校層面教育教學會議的灌輸，而缺乏主動性關注；其二是對其他高職院校關注的缺乏。高職院校作為高職教師賴以生存的單位，有著適用于本校、本地區的專業定位和學校發展目標，而這些定位和目標有待于在校的高職教師積極投入。高職教師長期對其所在高職院校宏觀規劃的關注缺失，造成了高職院校發展只是院校領導層單方面主動思考的問題。

三、反思：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現狀

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被多方面關注，緣于其發展好壞直接關系著高職教育及高職院校本身的發展。從宏觀上看，高職教師的公共情懷之所以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蟄伏與異化，與現今我們所處的環境密不可分。

[論文關鍵詞]當代文學;創作轉型;公共寫作;私人化寫作

(論文摘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的興起，當代文學創作出現了急遽轉型，呈現出從經典寫作向消費寫作轉化和從公共寫作向私人寫作轉型的特征。

zo世紀so年代至今，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深刻的社會轉型。這神社會轉型對文學創作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雖然，對這種文學轉型，人們的評價還不盡相同，但是在基本問題的判斷上，學界還是取得了一致的共識，那就是“無論是中國文學本身，還是我們對于文學的態度，在20世紀90年代都在發生‘分化’或‘分裂’。與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那種一往無前、堅定不移的氣勢相比，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正在變得暖昧、猶疑、矛盾重重，沒有了20世紀80年代的那種明確的方向感?！北疚脑噲D從經典寫作向消費寫作轉化和從公共寫作向私人寫作轉型兩個角度，概括和闡述發生在世紀之交的這場文學轉型現象。

從經典寫作向消費寫作轉型

傳統的寫作方式，追求的是經典寫作。這種寫作模式為人類歷史留下了許多熠熠發光的偉大的文學作品。從《詩經》到《荷馬史詩》，從《離騷》到《巨人傳》，從唐詩宋詞到《人間喜劇》、《安娜?卡列尼娜》，這些偉大的文學作品，要么以瑰麗的想象向俗世的人們描摹一個美好的世界，要么以深厚的人文理想啟蒙愚昧時代的人們，要么以高超的藝術手法震撼孤獨的人類靈魂。文學經典的寫作帶給人類的意義是深刻的，“文學經典是歷史的回聲，是審美記憶的延伸，而文學經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作家只有在與經典大師的競爭中，才能使作品獲得原創性，拓展文學的想象空間，超越藝術的極限，為未來提供嶄新的、藝術化的記憶?！薄病骋痪湓?，這些文學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之所以能彪炳史冊，就是因為它們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文學世界，并為它那個時代的人們帶來了對未來的信心和勇氣。

但是，時至今日，這種經典寫作模式漸漸式微了，以讀者為中心的消費寫作模式，完全拋棄了傳統寫作的那些案臼。作家們不再追求作品傳至萬世，他們只求文學作品在當下快速消費。作家把自己變成了碼字工和搬運工，他們源源不斷生產出文字，至于這些“快速消費品”到底有多少營養，里面蘊含多少深厚的思想，是否給人類提供瑰麗的想象，是否能給人類的存在帶來希望，這些都不是他們考慮的問題。大致而言，1卯0年代之后的文學生產、傳播在以下幾個方面呈現出與經典寫作完全不同的樣式。

對“知識分子”的政治社會學傳統界定的局限

時下，“知識分子”成了一個很值得玩味的概念，有的人以“知識分子”自居，有的人卻別出心裁地自稱“知道分子”。那么，

在我國的社會環境中，究竟該怎么界定“知識分子”呢？

對于“知識分子”，歷來有各種不同的理解與對待方式。迄今我們看到的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政治社會學的界定。如《辭?！?989年版對知識分子的界定是：“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編輯、記者等。在社會出現剩余產品和階級劃分的基礎上產生，……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分屬不同的階級?！边@種界定有幾個理論上的問題：

第一，它對概念內涵的表述，除了“一定文化科學知識”和“腦力勞動者”外，并沒有其他特殊的規定。就是說，凡是“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都應該屬于“知識分子”。但是，在接下來的外延表述中，卻又做了特殊的限定，小心地略去了像有相當學歷的官員、職業政治家、管理者、企業家和商人等。他們算不算“腦力勞動者”？算不算“知識分子”？如果就這個問題追問下去，我們就會從下一點得到啟示。

第二，這種界定的最終落腳點，顯然在于確定知識分子的“政治對象”性質。它是從社會管理者的角度，來說明“知識分子”是一個怎樣的對象群體。正因為如此，它才不需要把這些管理者本身包括在內；而且在以階級和階級斗爭為經緯的思維框架內，這種劃分也必然最終歸結為關于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顯然，這種界定具有很強的實際意義和實踐可操作性。

根據中央《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試行）》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要求，按照中央提出的“加強領導、強化培訓、嚴格管理、注重實效”的原則，現提出本年度全區干部教育培訓計劃。

一、全區局級領導干部進修班

1、培訓對象、名額與學制：培訓對象為街道、鄉鎮和區直部門處（局）級領導干部和非領導職務干部，新提任的領導干部和未調訓的領導干部優先安排參加學習。舉辦2期，每期70人，學制3個月。

2、培訓內容：圍繞學習貫徹十七大精神，建設省會新區，進行科學發展觀、現代領導科學、法律法規、計劃生育、黨性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培訓，研討重大理論和全區的現實問題，進一步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能力。

3、時間安排：第一期，3月下旬開學；第二期，5月上旬開學。

4、培訓地點：區委黨校。

根據中央《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試行)》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要求,按照中央提出的"加強領導,強化培訓,嚴格管理,注重實效"的原則,現提出本年度全區干部教育培訓計劃.全區局級領導干部進修班1,培訓對象,名額與學制:培訓對象為街道,鄉鎮和區直部門處(局)級領導干部和非領導職務干部,新提任的領導干部和未調訓的領導干部優先安排參加學習.舉辦2期,每期70人,學制3個月.2,培訓內容:圍繞學習貫徹十七大精神,建設省會新區,進行科學發展觀,現代領導科學,法律法規,計劃生育,黨性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培訓,研討重大理論和全區的現實問題,進一步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能力.3,時間安排:第一期,3月下旬開學;第二期,5月上旬開學.4,培訓地點:區委黨校.5,學員選調及管理:區委組織部,區委黨校負責.二,全區新任村黨支部書記,村主任培訓班1,培訓對象,名額與學制:培訓對象為新任農村黨支部書記,村主任.舉辦1期,共100人,學制7天.2,培訓內容: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結合我區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實際,著眼于農村干部的接受能力,堅持突出重點,靈活多樣,注重實效的原則,開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農村,加強農村財務管理,計劃生育,反腐倡廉等課程,并進行警示教育.3,時間安排:3月份.4,培訓地點:待定.5,學員選調及管理:區委組織部負責.三,全區組工干部培訓班1,培訓對象,名額與學制:培訓對象為鄉鎮(街道)黨(工)委組織委員,區直各部門組織人事科長.舉辦1期,共50人,學制3周.2,培訓內容:以全國,全省,全市組織工作會議精神和《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試行)》為重點,圍繞組織工作的基本原則,基本要求,基本程序和基本方法,就組織工作,人事工作,人才工作進行學習研討,進一步熟悉掌握組織工作方式方法,提高組工干部業務能力和工作水平.3,時間安排:9月.4,培訓地點:待定.5,學員選調及管理:區委組織部負責.四,全區拔尖人才政治理論進修班1,培訓對象,名額與學制:培訓對象為長清區第六批專業技術拔尖人才.舉辦1期,共46人,學制2周.2,培訓內容:以黨的十七大精神和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為基本內容,圍繞實施"人才強區",重點研討如何更好地發揮拔尖人才在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長清發展中的作用等問題.3,時間安排:9月.4,

培訓地點:待定.5,學員選調及管理:區委組織部負責.五,全區黨外知識分子培訓班1,培訓對象,名額與學制:培訓對象為部分黨外知識分子.舉辦1期,共50人,學制5天.2,培訓內容: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重點,黨的統一戰線理論,黨外知識分子的有關方針政策等.3,時間安排:10月份.4,培訓地點:區委黨校.5,學員選調及管理:區委統戰部,區委黨校負責.六,全區女中青年干部培訓班1,培訓對象,名額與學制:培訓對象為區直部門,鄉鎮(街道)科級女干部,大專以上學歷,年齡在45歲以下.舉辦1期,共50人,學制45天.2,培訓內容: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重點,系統學習政治理論,公共知識,市場經濟知識,行政機關禮儀知識,計劃生育政策等.3,時間安排:9月份.4,培訓地點:區委黨校.5,學員選調及管理:區委組織部,區婦聯,區委黨校負責.七,其他干部培訓工作各部門,各單位要結合本單位實際,抓好在職工作人員的崗位培訓.公務員培訓和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的繼續教育培訓,由區人事局具體組織實施

本文對圍繞齊玉苓案形成的憲法司法化討論進行分析，展現了法律人就“憲法司法化”問題所形成的兩個話語悖論：其一，憲法司法化究竟是將憲法作為法律淵源的司法判斷過程，還是對成文法進行違憲審查的過程；其二，“認真對待憲法”究竟是對待抽象的憲法理念還是具體的憲法文本。由于多數論者采用了法律政策學的話語策略，憲法司法化的討論中真正的憲法缺場了。這些悖論暴露出法學家在推進憲政時所面臨的困境：一方面，變法心態和文人政治與憲政本身要求的憲政神圣權威之間存在著沖突，另一方面，憲法的司法化與憲法的政治化存在著緊張。為了克服上述悖論與困境，應采用法律解釋學的方法來取代法律政策學的方法。因為法律解釋學不僅展現了法律的智慧，而且由于它堅持遵從權威、審慎節制而成為憲政改革應當遵循的政治美德。

關鍵詞憲法司法化憲政法律政策學法律解釋學公共知識分子

2001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齊玉苓訴陳曉琪等侵犯姓名權受教育權”案（以下稱“齊玉苓案”）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直接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以下簡稱“憲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判決原告勝訴，由此引發“憲法司法化”的討論。盡管這樣的討論集中在話語層面，但是，如果不是將話語理解為一個反應性的社會表達，而是理解為一種建構性的實踐，一種與“非話語實踐”相對應的“話語實踐”，那么，這個案件的討論不僅有助于深化我們對憲法的理解，培養整個社會的憲法意識，而且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憲法時代的到來，這樣的討論有助于我們思考憲法確立的國家權力結構，尤其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與最高人民法院之間在憲法解釋和違憲審查問題上復雜的關系[1].一句話，案引發討論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必須在中國的憲政理論和憲政運動的背景上來理解[2].

然而，正是在這個背景上，我們會發現在憲法司法化的討論中存在著內在隱蔽的話語悖論或者緊張。這種緊張不僅體現在人們對“憲法司法化”這個概念的不同理解，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話語內容與話語策略之間的悖論。這種悖論已經使憲法司法化的討論陷入理論和方法上的誤區。如果對于這種話語悖論缺乏清醒的認識，那么這種討論就可能無法進一步深入下去，最終只能是一種湊熱鬧趕時髦的“泡沫學術”。

一、“違憲審查”還是“司法判斷”

“憲法司法化”這個概念是由王磊博士最先提出的[3].正是齊玉苓案所引發的討論將這個還躺在書本里的概念變成公共話語。如果我們除去公共話語賦予這個概念的種種想象和感情色彩，從一個法律概念的角度來分析，那么這個概念含義究竟指什么——是指將憲法作為法律淵源并由法官在司法審判中直接援引憲法條款的“法律適用”或“司法判斷”（judicialjudgment）問題，還是由法院對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法規進行“違憲審查”（constitutionalreview）問題。這兩種不同的理解會把憲政引入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建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