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范文10篇

關鍵詞：光緒皇帝開明自由傳播觀影響評價

[摘要]：光緒的開明自由傳播觀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準許報刊自由出版和報道；二允許士民上書言事。光緒的開明自由傳播觀念和政策，在現實中積極推動了國人第一次辦報高潮的興起，在歷史上為中國言論自由思想的發展增添了獨特的內涵。

Abstract:AsapartofthesystemofGuangXu’sreformingthought,Heregardedthepressasanimportanttooltorealizenationalrichandstrong.Headvocatedandimplementedasetofpolicyofthefreedomofexpress.GuangXu’snewsthoughthasplayedanactiveroleinthenewsthoughtandactivityofreformists.

Keywords:EmperorGuangXuCommunicationIdeasInfluenceandEvaluation

光緒皇帝在晚清諸帝中思想最為開明。作為他維新變法思想和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光緒在期間形成和推行一種開明的傳播觀念和傳播政策。雖然，光緒的變法政策大多由于頑固派千方百計的阻撓和抵制并未真正付諸實行，[1]但他開明的傳播政策卻基本得到了貫徹和落實，并且在短暫的實施時間中產生了顯著的現實影響：直接推動和促成了國人第一次辦報高潮的興起。[2]本文擬對時期光緒皇帝的開明傳播觀念和政策作一簡要述評。

一、光緒開明自由傳播觀的主要內容

一、光緒開明自由傳播觀的主要內容

光緒的開明傳播觀念主要體現在他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諭旨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開明傳播觀念和傳播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其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

（一）開明的新聞出版觀念和政策

作為一位國家統治者，光緒主要是從國家和社會管理的角度來認識和利用報刊的。他賦予了報刊兩大使命：一是“宣國是而達民情”，[3]二是“開風氣以擴見聞”。[4]顯然，報刊這兩大使命對于推行維新變法，實現國家富強具有重要作用：一能夠自上而下地傳達政府變法政令，宣傳國家維新政策；二可以傳播世界新信息，開闊民眾視野，更新民眾觀念，為維新變法創造良好的社會風氣；三能夠自下而上地反映新法新政在社會中的實際實施情況以及民情民意對其的反響。為了保證報刊能夠有效地執行和實現他所賦予其的使命，光緒下諭：

允許民間自由創辦報紙，并且要求官員切實倡導民間辦報?！霸搶W士所稱，現在商約同志，于京城創設報館，翻譯新報，為上海官報之續等語。即著瑞洵創辦，以為之提倡。此外官紳士民，并著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切實勸辦，以期一律舉行?！盵5]

準許報紙自由報道新聞和發表評論。他下諭說，“至各報體例，自應以臚陳利弊，開擴見聞為主。”[6]隨后，他又在一則諭旨中對此作了詳盡的闡釋：“一切學校農商兵刑財賦，均準臚陳利弊，藉為鼗鐸之助，兼可翻譯各國報章，以備官商士庶開擴見聞，于內政外交，裨益非淺?！盵7]由此可以看出，他要求報刊一要能夠對于政治、經濟、軍事等社會中一切重大事務進行如實地報道和評論，以助人們全面認識事物的真相；二報刊還要能夠廣泛傳播中外知識和信息，以利人們開闊視野，增長見聞。為確保報刊能夠做到以上兩點，他還特別強調賦予報刊自由報道新聞和發表評論的權利，“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8]此外，光緒上述諭旨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各報”都擁有“臚陳利弊”權利，即無論清政府創辦的官報和民間創辦的民報都享有自由報道新聞和發表評論的權利。而同一時期，洋務派重臣張之洞則提出了“官報定國是，民報達民情”的主張。[9]張之洞這種將官報和民報劃定不同報道范圍，肩負不同社會功能的思想，其目的就是限制民報報道和評論國家重大政治活動的權利，其實質就是剝奪民報的言論自由權利。揆諸實際，張之洞也常常是對官報大力扶持，而對民報采取打壓措施。[10]相比之下，在這一點上光緒的思想要比主張洋務的張氏開明。

政府確曾考慮過改革。如咸同年間的洋務運動（當時稱自強新政）、光緒皇帝主持的、慈禧在《辛丑條約》簽訂以后實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務運動是在面對“船堅炮利”的外國侵略以后，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員發起的。他們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學習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為這樣就“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奕欣為發動自強運動給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說，英、俄不過是“肘腋之患”，只有發、捻才是“心腹之患”?？梢姡l動洋務“自強”，不是出發于國家之“自強”，而是出發于政府之“自強”。強化軍事機器，對內是根本目的。所謂“勤遠略”，不過是在奏折上說說罷了。因為在事實上，軍事工業發展以后，未能在“勤遠略”上發揮作用。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甲午戰爭，都以失敗而告終。福建馬尾造船廠被法艦摧毀，北洋艦隊最后在它的威海衛基地對日投降。歷史學家把甲午戰爭作為洋務運動失敗的標志，是不無道理的。這樣說，并不是要把洋務運動時期發展起來的若干近代工業一筆抹殺，只是說清政府未能盡到自己的責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時的日本明治維新作比較，這個問題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舉國一致、從上到下支持維新事業，政府出錢出力支持民間辦西洋工業，不過三十年就打下了打勝一場對華戰爭的基礎。清政府只是洋務派在操辦，頑固派卻一片反對之聲，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權術，居間駕馭，朝廷并沒有表示支持洋務運動的明確意向。

洋務運動引起民間質疑，批評之聲頗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評它徒襲西藝之皮毛，未得西藝之要領。于是，康、梁領銜，在光緒皇帝支持下，發動，百日之內，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學校教育諸方面的詔諭，像雪片一樣的飛來，看似轟轟烈烈，大有作為的樣子。不過旬日之間，慈禧變臉，反掌之下，光緒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這樣的封建專制統治，豈能領導國家的改革。戊戌維新如果提前到洋務運動時期，并且得以順利進行，中國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但是，當八國聯軍之役后，《辛丑條約》談判過程中，列強要求清政府實行改革。慈禧太后還在西安，尚未還都，即發表新政諭旨。隨后，練新軍、廢科舉、宣布預備立憲、鼓勵工商業、修改法律，不僅把戊戌維新時期廢止的維新辦法都恢復了，且大有過之。1905年還派出五大臣赴東西洋考察政治。考察大臣回國送呈考察報告，建議實行君主立憲，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廢一些中央部外，還要求撤廢軍機處，實行責任內閣。慈禧太后視軍機處為禁臠，不準擅議，政治改革擱淺。預備立憲也要等到宣統五年。但是，現在時代變了。甲午戰后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從事救國活動、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內的改良派、立憲派，對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滿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這個“洋人的朝廷”，立憲派也要求加快立憲步伐。最后，清朝的專制統治終于在革命派發動的強大攻勢下被推翻。

這里就涉及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此岸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彼岸學者堅決不同意，認為是全民革命，或者國民革命。1982年在美國芝加哥討論辛亥革命，中國大陸的章開沅教授與中國臺灣的張玉法教授，不僅在會議上相互辯駁，在會下也著文討論，好不熱鬧。這種討論至今還在進行，可見分歧之大之深。臺灣學者認為，領導革命的孫中山等人不是資產階級，怎么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中國當時還沒有資產階級，即或有，也是大貧、小貧，難道說辛亥革命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嗎？而且，照共產黨的觀點，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都是要被埋葬的，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是否定、貶低辛亥革命，怎么能接受這種說法？

對這種駁難，這里簡單說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針對封建統治的，是要推翻君主專制的，其社會發展目標是要從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發展到現代機器工業的大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方向的，這樣的革命就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這樣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以往的改朝換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義的社會，因而它是民主主義的革命。辛亥革命針對清朝統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選舉了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頒布了一系列鼓勵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這樣的革命怎么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呢。至于發動這場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黃興等是否資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實上，十七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十八世紀北美獨立戰爭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1917年2月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出面領導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資本家出身。領導英國革命并把英國國王送上斷頭臺的克倫威爾，出身于中等貴族家庭，本人是議員；北美獨立戰爭的領導人華盛頓是種植園主；法國大革命的領導人羅伯斯比爾是律師出身；俄國二月革命的領導人克倫斯基也是律師。但是，這些不是資本家出身的革命領導人，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奮斗目標、綱領、他們所建國家的政治、經濟取向都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的，都是為資本家階級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同盟會綱領：“驅除靼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以及隨后所闡述的“三民主義”不都是說明了這種政治經濟取向嗎。說到中國沒有資產階級，只有大貧小貧，這不是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自從洋務運動從軍事工業轉向民用工業以后，一部分握有資金的人，以及一部分買辦，正在向民族資產階級的方向轉變。甲午戰爭以后尤其是1901年實行新政以后，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形成。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大體上已形成為當時中國的工業基地。中國當然不像歐洲那樣有大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了也是事實。這有當時現代機器工業的統計資料可以證明。羅列這些資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海總商會發動的抵制美貨運動，就是顯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憲請愿運動多由上海、江蘇一帶發動，也是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顯示。應當指出，清末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在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之夾縫間生長的，它懼怕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這二者，它與這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它們的根本利益來說，它們應當歡迎辛亥革命，從它們的眼前利益來說，它們不一定歡迎革命派用武裝斗爭形式發動的、以推翻清朝君主專制統治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辛亥革命不代表它們的利益。（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體驗式教學可以非常有效地融入高中歷史課堂中，并且能夠增強學生對于教學內容的感知，提升知識教學的整體成效。但是，教師在采取體驗式教學模式時一定要對于教學的內容進行適當篩選，并且要有效地選擇教學模式。此外，對于學生在體驗式教學中應當發揮的積極效用要有合理設定。這樣，體驗式教學才能夠更好地在高中歷史課堂上展開，并且能夠通過這種模式增強學生對于理論知識的理解。

一、體驗式教學的目標設定要明確

在進行體驗式教學時，教師首先要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要讓學生圍繞這一目標展開有針對性的教學活動，這樣才能夠體現教學過程的實效性。不少教師都能夠意識到體驗式教學的作用，但在教學組織與設計上卻缺乏合理考慮，所以教師要結合具體的教學內容設定更有針對性的體驗式教學目標。如果是針對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的學習，則要讓學生通過各種體驗活動來了解事件的梗概、熟悉事情發展的整個經歷;如果涉及對于一些歷史人物的分析，則要讓學生在體驗活動中全面綜合地衡量歷史人物，客觀評定其在歷史進程中產生的影響，以及這個人的功過。在明確的教學目標的引導下會讓體驗式教學方向更加清晰，學生在進行各種學習活動時需要實現的目標也會十分明確，這樣才能夠保障知識教學的實效性。例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課的教學活動中教師應設計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分別代表了什么，又是在怎樣的環境中出現的?”讓學生以小組的形式對問題進行討論。而教師就以小組成員的身份與學生一同探討，并給予提示。在明確的教學目標的引導下學生在交流探討時思路會更加清晰，討論的重點也會更為突出。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教師還可以適時地給學生引入一些相關的資料背景，可以給學生介紹先秦時代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其留下的經典著作，這會幫助學生更直觀地領會到“百花齊放”與“百家爭鳴”的思想內涵，也能夠讓學生感受到那個時代積極蓬勃的狀態。這樣，才能夠體現體驗式教學的特征，才能夠讓學生對于這些內容的體驗與感受更深刻。

二、豐富體驗式教學的展開形式

對于體驗式教學過程而言，教師很有必要豐富課程教學的展開形式，要讓體驗式教學更加新穎多樣，這樣才能夠真正實現增強學生對于教學內容體驗的教學目標。具體來說，教師可以將很多有效的教學方法融入課堂，如可以讓學生結合課本內容編排一些課本劇，通過扮演劇中具體的角色來增強對于歷史事件或人物的體驗。當然，教師也可以讓學生在學完相應的內容后記錄下自己的感受，可以將自己對于某一課程的學習心得寫成一篇小論文，這同樣是一種可以采取的方式。例如，教師在講解“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這部分內容時可以分配不同的人物角色給學生，如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八國聯軍首領等，利用這種方式讓學生更充分地走近人物，體會這段沉重的歷史。當然，教師也可以利用情景再現的形式展現慈禧太后的丑惡、光緒皇帝的無可奈何等人物特征，進而使學生懂得那時的清政府已變為外國侵略者占有中國的一項工具，而且當時的中國社會已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唯有擺脫清政府的無能統治和打敗外國侵略者，方能讓中國重新獲得全世界的尊重。對于很多歷史事件，學生如果只是簡單地讀到或者學到，對于內容的體驗并不會太深。如果能夠讓學生走進歷史事件中，甚至“參與”這些事件，那學生的感受會非常直觀，學生對于這段歷史的體驗也會異常深刻。

三、充分利用各種教學輔助工具

李提摩太逝世已經90周年了。1870年，他受英國浸理會派遣，遠涉重洋，來到風云變幻的亂世中國，并在這里度過了45年。在山東、山西兩省發生“丁戊奇荒”的歷史上罕見的中，他融進基層社會，親身感受到晚清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和百姓的困苦生活，以自己的努力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為了根除災難所造成的損失，他把西方行之有效的開礦、修路等措施向當局進行宣傳，得到了清朝官員的承認和支持，也由此打開了結交權貴進入清朝權力上層的大門，從丁寶楨、曾國荃、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到翁同龢、恭親王、慶親王，都與他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友情。他主持廣學會工作長達25年之久，利用掌握的巨大媒體資源傳播西學，鼓吹變法維新，致力于社會文化教育改革，贏得了知識分子的信任和好感。最為典型的是維新派的領袖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都從他那里得到了啟發和教益，就連孫中山也與他打過交道。他除了用言語影響人們的思想而外，還用參與的實踐，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和建議，作出了常人難以比擬的貢獻，因此受到了光緒帝的賞識，被聘請為皇帝的私人顧問，后因慈禧提早發動的政變，而未能就職。晚年他還經手籌辦了一所中西結合的山西大學，分為中、西兩齋，為深處內陸的山西省洞開了一個通向世界的窗口。李提摩太活著的時候，因為他為中國歷史進程所作出的貢獻，人們都給予了肯定的評價，清朝的高官大吏們把他看作“豪杰之士”，洋務派稱他為“中華良友”，廣學會同仁頌之為“道德偉人，博愛君子”，大清皇帝賜予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并誥封三代的殊榮［1］(372)。在他的故鄉英國，威爾士大學授予他法律和邏輯學博士，美國佐治亞大學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美國布朗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這些都說明當時在中國、英國、美國對他的成就是認可的［2］(305—306)。可是在他去世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從建國到80年代，他在中國的評價，歸入了反面教員一類，被認定為一個典型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甚至詆毀為“一只狡黠的帶著面具的狐貍”、“一個披著羊皮的狼”。這顯然帶有當時社會和政治的情緒化色彩，脫離了歷史的客觀事實，是站不住腳的。我們走向現代化的今天有條件有可能對他在中國最為需要的時刻，依靠自己的辛勞，及時地大量地引進、傳播西方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知識，以及他認為能治理中國社會的方法和技術，開啟民智、推動社會進步、促進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交流的歷史地位和積極影響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這是十分應該的和非常必要的。

一、大量翻譯介紹西方國家的文化知識有益于中國人開闊眼界，啟迪心智，促進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化轉型

“西學東漸”，首先碰到的是文化與語言的差異，其中必然會有一個同化的過程，這就是翻譯。北京大學金克木教授曾就古印度最早期文獻《奧義書》的翻譯，談到其困難以及翻譯在文化傳播中的重要意義。他說;“從原文看，翻譯很難，幾乎不可能，但從功能或作用看，翻譯卻又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若沒有翻譯，世界各民族各地區以至各時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沖突會合缺了文獻這個層次，都不可能完全，作為整體的‘世界文化’也沒有高層了。”［3］李提摩太在他的一生中用去了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了翻譯和著作事業，其成果卓著，是同時代同類人中很少有人能與之比肩的。他涉及的面很廣，有宗教的、教育的、西學的、經濟的、科技的、時局的、史志的等等。他不僅將西學介紹到中國，而且還將中國的佛經和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傳向西方，真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和樞紐的作用。李提摩太最早翻譯的是美國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愛德華•貝拉米(E•Bellamy)的小說。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的《萬國公報》刊登了《回顧》(LookingBackwand)的節譯，譯名為《回頭看紀略》，1894年廣學會將其易名為《百年一覺》，以單行本出版發行。原小說1888年在美國初次發行，小說中描繪了一個波士頓的青年人，從1887年沉睡到2000年，當他醒來時，看到整個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已被消滅，由國家管理一切生產和分配，產品由全體社員共同享有，社會實現了完全平等。此書在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思潮傳播過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國康有為的《大同學》(原名《人類公理》)和譚嗣同的《仁學》都受其影響。康有為直言不諱地承認:“美國人所著《百年一覺》是‘大同’的影子?！弊T嗣同也說:“若西書《百年一覺》者，殆仿佛《禮運》大同之象焉”。［4］李提摩太之所以選擇這部作品進行翻譯當然有他的目的，因為原作的核心是描述未來社會理想的經濟架構，以此來影響預期接受者，這當然主要是晚清思想開明的高層官吏與思想文化界的精英。李提摩太除選擇作品下一番工夫外，在翻譯手法上更見他的獨具匠心。1898年，他與任延旭合譯了18世紀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薄柏的名詩《天倫詩》(AnEssayonMan)，為適合普通知識階層和信仰基督教的民眾的閱讀水平和興趣，他采用了淺顯的語言和四言古詩形式，竭力使譯文的形式和內容貼近中國文化的傳統，消解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促使讀者在熟悉的語境中無意識地接受譯者的思想和意圖。從《天倫詩》的結尾，我們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詠天倫，作此詩歌。后人詠之，當知此詩，非由己意，乃宴汝情。以汝圣人，為我師友。我明汝道，以著我詩，非講詩學，乃講實學。非悅人心，乃化人心。人心如鏡，不平者多。以心燭物，不得真形。天心照人，面目始真，故知萬事，當效天心。人心不平，往往怨天。豈知天定，天理人欲，殊途同歸，皆能益人。世人當知，當自愛者，必真愛人。理無二致，惟有德者，為能福人。人生學問，第一功夫，全在知己，萬事順天。［5］很顯然，李提摩太采用如此直白的語言抒發的是他要傳達給人的“因文見道，同心救世”的胸臆，并且納入到了他的宣傳基督教的文化策略之中。

李提摩太對于近代西方人文、哲學、社會科學的譯介就更為重視。他1899年9月發表的由他與蔡爾康合作的《性理學列傳》，介紹了從古希臘到19世紀西方主要哲學家的生平和思想，例如，他稱康透(康德)是“德國大名士”，“傳康氏之學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費德(費希特)，一曰鮮麟(謝林)，一曰海格(黑格爾)，皆卓然有聲于時，泰西各國人士，無不讀其書，亦無不服其說理之精”。［6］(657)如果摒除他的神學說教之外，把這些西方哲人及其學說介紹到我國來，對于國人來說還是聞所未聞，十分新鮮的。應該說，生物進化論應用到人類社會，就徹底否定了傳教士堅信的上帝的存在。但是李提摩太在蔡爾康的協助下，還是把英國社會學家、進化論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會進化》(SocialEvo-lution)，翻譯成《大同學》介紹到中國。英文原書1894年出版，1899年2月至5月《萬國公報》發表了前4章譯文，后來廣學會將全書10章全部?？霭?。值得一提的是該文首次在中國出現了馬克思和《資本論》的介紹，當然那時的譯法與我們現在通常譯的不盡相同，可這是我們目前所知國內刊物上第一次提到的。他把社會主義稱為“安民新學”，馬克思是工人運動的領導人，稱為“百工領袖著名者”，《資本論》為“主于資本者也”。文中還引述了馬克思的一段話:“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實過于君相之范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誠恐總地球之財幣，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系富家權盡之時，何也?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無復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人權，用以安民而救世?！保?］(614)不難看出此段文字實際上闡述的是馬克思關于壟斷資本理論和資本主義發展最終會引起人民革命思想的要點。在李提摩太譯作中影響最為廣泛的還要數歷史方面的《泰西新史攬要》。該書的原作者麥墾西(當時譯為馬墾西)，書名原為《十九世紀史》，1889年在倫敦出版，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在《萬國公報》上以《泰西近百年來大事記》為題首次刊行，1895年由廣學會出版，取名為《泰西新史攬要》，譯本序和譯本后序也在《萬國公報》上推出。此書以國別為經，以史實為緯，詳細分卷論述英法等國家的現代史。全書24卷，共8冊，正文23卷，附記1卷，每卷分為若干節。出版后風行一時，官私盜印本很多。此書敘述了19世紀歐美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而且以英法歷史為最多，這對中國人了解資本主義的改革和發展歷程，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對長期閉關鎖國的中國來說，確實起到了開闊眼界、啟迪心智的作用。當然不會如譯者所標榜的那種程度:“此書為暗室之孤燈，迷津之片筏，詳而譯之，質而言之，實救民之良藥，保國之堅壁，家貧之寶玉，而中華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億萬，戰艦什百，所可比而擬也?！保?］(219)不過著名學者梁啟超還是做了客觀評價，他在《讀西學書法》中稱贊該書:“述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保?］恭親王回答俄國公使提問時，也說該書“對中國來說，是一本有用的書”。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提摩太用19世紀的歐美和印度等國的發展史實，歸納出的近代化程度是決定競爭成敗的關鍵，讓中國人“知今日興國之道，有斷不可少者四大端:道德一也，學校二也，安民三也，養民四也。凡精于四法者，其國自出人頭地，不精或不全者，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則更在后矣”。［9］1895年光緒的師傅孫家鼐，用了兩個月的時間給皇帝講論了這部著作。光緒這樣有興趣，也從某個側面說明，此書對他了解世界，參照已經見效了的其他國度的改革，對他所決心從事實現現代化的變法是有所作用的。綜上所述，李提摩太作為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他長期生活在中國，宗教的目標驅使他要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國文化，他不但從事了文化傳播，而且參與了中西文化融合和中國文化的改造工作，這就是針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意識地把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基本體系引入到中國，自覺或不自覺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涵化過程，這對開闊中國人的眼界，啟迪民智，促成中國向現代化的轉變還是起到了積極的向前進的作用的。

二、為出謀劃策，影響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面貌和進程

19世紀90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國處于歷史的轉折點上，中法安南之戰和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教訓，強烈地刺激了中國人要求改變現狀的迫切愿望和決心，士紳文人又從傳教士那里接受西方的知識和價值標準。李提摩太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官場內外的改革派領導人物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系，這種良好的人際關系對嘗試改革是很有效的。因為他所接觸的這些人物比中國當時的任何其他社會階級成員都更加深刻地與中國的文化密切相關，并更加能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李提摩太最早與官場內接觸的人物是李鴻章，那是1875年，李鴻章到煙臺準備簽署中英《煙臺條約》。為了治療李鴻章的很多士兵患的熱病和痢疾，李提摩太將奎寧丸和止痛藥作為禮物送給這位將軍。1880年9月，李鴻章在天津接見了路過的李提摩太。也是在這次會見中李鴻章說過“在全國，受過教育的階層里沒有一個基督徒”，由此使李提摩太深刻認識到對中國領導階層施加影響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寫《從史實看基督教的益處》(出版時改為《救世教益》)，決定性的因素還是李鴻章問了“基督教到底能給一個國家帶來什么好處?”正是在這本書中，李提摩太和盤托出他的改革理念:“今之五洲中西大事有四要焉。一曰養民，一曰安民，一曰新民，一曰教民?！保?］(108)也正因為有如此友好的交往，所以1890年7月通過擔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等人推薦，李提摩太獲任《時報》的主筆，從此他利用這一傳媒就中國改革的許多課題發表了大量文章，1894年結集名為《時世評論》出版，李鴻章和曾紀澤還以《西學的重要性》為題作序。［1］(204)李提摩太就是這樣通過結交權貴而進入了清朝權力上層的。除李鴻章外，他還與丁寶楨、曾國荃、左宗棠、張之洞、翁同龢、袁世凱、恭親王、慶親王等打過交道。在官場外，李提摩太給予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就更為具體和直接，甚至為他們的變革方案提供了藍本?！?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訪問北京時，結交了康有為、梁啟超(他曾短時間擔任過李提摩太的秘書)和短命的強學會的其他成員，也經常在強學會的集會上發表演說”［10］這是歷史學家的客觀敘述。據李提摩太本人的回憶，他是1895年10月7日與康有為第一次見面，協助他在京期間工作的，除自告奮勇，表示愿為其服務的梁啟超而外，尚有文廷式、譚嗣同和陳熾等。［1］(234—235)這些都說明李提摩太與改革派的關鍵人物的人際關系的密切程度，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之間的觀點和思想的一致性。面對甲午戰爭后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康有為等人尋覓救國之路，李提摩太的言論和著作，給他提供了值得參考和借鑒的良方。這些我們從康的“公車上書”中提出的變法綱領和李氏的言論和文章對比的相似性中可以一目了然?？涤袨樯蠒兄赋銮逋凹皶r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7］(246)李提摩太看了康有為寫給皇帝的請愿書后，曾給他妻子寫信時說道:“我驚奇地發現，我曾提出的各項建議幾乎都揉進了請愿書中，并被濃縮在一個絕妙的小小‘指南針’中。無怪乎他來拜訪我，因為我們有這么多共同觀點?！保?］(205)1895年10月12日翁同龢口頭提出要他寫一份“改革計劃”，以便呈獻給光緒帝，［11］現在我們看到的發表在《萬國公報》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上的《新政策并序》就是那份改革計劃的詳細內容。由此也可以進一步證明李提摩太的說法并不是沒有根據的。再有，從光緒皇帝在變法期間頒布的一系列新政詔令中，決定采取“廣開言路”，“給民眾一定的政治參與和言論自由”，仿效西方“興民權”，“設議院”，［12］“除外國人加入內閣一條外，李提摩太的建議在‘百日維新’期間確實得到了實施”。［7］(243)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提摩太著書立說、奔波勞碌所取得的效果。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康有為、梁啟超流亡到日本，仍然寫信給李提摩太，請他予以關注和幫助。梁啟超在信中說:“惟東方之局日急，若貴邦與美、日兩國不早為計，他日俄人羽翼既成，無復可望耳!望足下與貴邦諸君子急留意也?！笨涤袨閯t請李氏:“轉求貴國公使電達貴政府主持公道，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權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7］(254)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康梁對李的信任程度和把保衛變法成果的希望寄托于他。綜上所述，在中國風云激蕩的19世紀90年代中期發生的那場維新變法運動，是由國內外出現的多種矛盾而造成的。李提摩太在這當中發揮了不同于他人的帶有個性特征的作用，他結交官場內外的士紳文人，以人際交往獨特的魅力和除舊革新的理念，影響著與他接觸過的人的思想和行動。他把西方進步的強勢文化引進中國來，不可否認，由于他傳教士的身份，貫穿使中國基督教化的意圖，以及摻雜了為他們的國家服務的想法，這些又必然受到當時客觀實際的限制。我們對其積極的方面給予的肯定，只是表明與過去形而上學猖獗之時的全盤否定相區別而已。

大陸法系在立法技術上更為世人所矚目。其有嚴密的結構，深刻的理論背景，完善的法律沖突解決機制，等等，諸多無與倫比的優勢鑄就了立法層面大陸法系的輝煌。從十九世紀初法國拿破侖王朝創建“六法體系”以來，大陸法系的立法體系為之一新，為之一振?！傲w系”的影響遍布全球，所謂的“五大法系”誰不望其項背？泱泱四億人口大國的中國也位列其中。中華民國時期，甚至更早的光緒年間，尤其是變法維新時期陸續頒布了欽定憲法、民法、商法、刑法……雖然其不一定個個實施。但中國人的眼光已經深深地向“六法體系”投去了青睞，——聘用日本法學家就是最好的證明。民國以后，中國政體乃至國體都在發生頻繁的變化，但民國政府還是堅持了"六法體系"，后世稱為“六法全書"。囿于資料有限，我們不好對民國的法制作過多的評價，但至少一點，民國政府堅持了比較適中且符合實際的立法例。

當然，在立法上，英美法系縱有千般不是，也有一好，如上文所說的”修補主義“就深為國人所看好。大陸法系縱有諸多優點，但也經常被詬病過于死板，落后于社會生活的需要等。我國目前的法主要是向西方人學的思想，結合國民實際，加以改造而成的中國特色法。頗與當年聞名于世的”韓國模仿貓“相似。國人深刻的了解了兩大法系的長短，繼而回到國內，一方面大談西方法治文化的發達，另一方面又鼓吹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政治家在法治問題上的敏感度并不像其對戰火與動亂那樣敏感，因而大多數時候所謂的京派幾名專家左右了中國法治的進程。在立法上更是如此。

因為憲法規定了國家包括政治的根本問題，所以天生法律與政治是連體嬰兒，政治家期望依托憲法公式其政治的合乎天理人性，法學家則在政治家耳邊喁喁耳語，不斷地敲擊著政治家心里那個沉悶而敏感的鐘。中央如此，地方亦如此。這就是中國立法的規矩。

中國立法體系的豐富性或叫復雜性是不言而喻的。我讀法學本科時期明白了從法律到地方性法規的層次，但到現在作為法律工作者依然沒有搞清楚部門規定與級別政府規定的沖突解決。我記得有位老教授在給我們上課時信心百倍的點名讓他的得意門生概述中國的立法體系，結果教授自己也只講了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就草草結束了。不管是人大常委會的裁決還是立法法的解答，這個問題上能說清的沒有幾個人。不知道民眾能看懂這樣的法律么？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的法制局面是比較混亂的，至少法治層次不高。到了當前，中央說中國法治體系基本健全，要建設法治國家。法治國家好還是人治國家好，基本上是傾向于贊同前者，然而人治與法治的根本區別與怎樣進行協調至今沒有人給出解答。我們要怎么樣的法制，要怎么開展法治，最終實現什么樣的法治？不清楚。老百姓只知道守法就夠了。法學家則絞盡腦汁讓立法更為健全。方法就是”修修補補“。

中國立法當前的局面即是在堅持大陸法系制定法基礎上進行的”修修補補“。結果是法治漏洞更少了，法律沖突更多了。相當于光緒皇帝改革，是不想解決根本問題而妄想坐穩江山。又好比穿一件面紗衣服，妄圖不漏風，堵了這里，那里又因為年久失修破爛了，如何能避體遮羞防寒保暖？然而我們的法學家熱衷于這樣的”修修補補“。這種愛好的背后是”留名千古“的心理在作祟。因為全盤改革不是那么容易，自己沒有這個魄力和能力，然而又略有小計，可以添磚加瓦，因此中國的小法律的出臺勝過雨后春筍的破土。這也是中國立法的另一個毛病，凡是都喜歡立法。不僅人大立，政府立，司法機關也立。這背后除了利益的紛爭，難說沒有更多的貓膩。

摘要: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有句經典的名言:“專利是澆在智慧火花上的利益之油”引申這句話,我們完全可以說:“知識產權是澆在智慧火花上的利益之油”

關鍵詞:知識財產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是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經驗、知識而依法享有的權利。知識產權制度卻發源于歐洲。專利法最先問世,英國1623年的《壟斷法規》是近代專利保護制度的起點。繼英國之后,美國于1790年,法國先后于1803年和1809年頒布了兩個《備案商標保護法令》,其中1809年頒布的法令把商標權與其他有形財產同等看待,被認為是最早的商標保護的單行成文法規,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著作權法當推英國于1709年頒布的《安娜法》。

知識產權制度已經產生了幾百年,在我國的產生時間學界有還不同認識,有“二十年說”,和“百年左右說”?！岸暾f”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認為現代的知識產權制度產生于20年前?！鞍倌曜笥艺f”是從1882年清光緒皇帝批準我國第一件“專利”和第一套專利“法規”算起的,我國第一部專利法的雛形為清光緒皇帝頒布的《振興工藝給獎章程》,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標法是英國人于1904年起草的,1910年清政府頒布了我國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律》。學術界對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產生時間的爭論對我們普通民眾和企業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事實上盡管知識產權制度在清末就頒布了條文比較完善的法律,其后的國民政府也制訂并實施了知識產權制度。但是因為時局的動蕩、政權的更迭,這項對我們現在的社會生活真正產生影響的知識產權制度,是在20來年前逐漸才建立起來,而對我國普通民眾和普通企業甚至是各地的基層地方政府而言,知識產權制度在他們的意識中卻還沒有真正建立。

當知識成為財產

知識產權是由“知識的(intellectual)”與“財產(property)”兩個詞組合構成。當知識成為了財產,也就意味著擁有知識與擁有房子、汽車、土地相同,意味著知識的價值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中國讀者非常熟悉的音樂劇《劇院魅影》和《貓》的作者韋伯是版權受益者的典型例子。僅《劇院魅影》至少有三個劇團在英國、美國常年演出,另有一個劇團在全世界巡演。僅在美國一場演出的版稅就足以使韋伯成為百萬富翁?！豆?波特》小說作者羅琳幾年之內變成富翁,也是由于版稅的收入。當這個標志著法學理論取得重大進步的概念出現時,知識已經開始成為國家和企業實力的最重要的象征。擁有知識多的一方就有可能占據市場的優勢地位,而少的一方則會千方百計地改變弱勢,知識競爭的出現也就會導致利益的沖突。為了保證競爭有序,就需要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一旦知識財產得到保護,就會大大提高知識的價值,激勵知識競爭和技術創新。

[摘要]在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歷史上，留學教育在思想啟蒙、文化傳播、人才培養、社會變革等方面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據我國留學教育的性質和特征，結合近現代史的分期，將近代以來的留學教育分為四個時期，分階段進行歷史回顧，評述各時期的歷史貢獻或經驗教訓，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總結。

[關鍵詞]留學教育；高等教育；中國教育

中國留學教育歷史悠久，但政府有目的、有計劃地制定留學教育政策，派遣學生出國留學，始于19世紀中后期。在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變革過程中，留學教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積累了豐富的歷史遺產，為今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一、晚清時期的留學教育（1872～1911年）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從上海乘船赴美，拉開了中國近代留學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閎、黃寬、黃勝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傳教士的帶領下赴美留學，有人以此作為中國近代留學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閎等人留學美國，主要是一種小規模的個人行為，并不是有組織的政府行為。

中國近代留學生派遣和留學教育的興起，是在中國與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閉關鎖國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失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割地賠款。在民族和社會的雙重危機下，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國圖志》這部介紹西方社會和總結鴉片戰爭經驗教訓的書中呼吁“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命題的提出，是中國人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前奏。

近百年以來，“民主”這個詞兒在世界上出現的頻率算是最高的了，它也是在國內外的各種媒體上叫喊得最響亮的了。認真研究一下，在各個地方，各種思想里對于民主的理解卻是很不相同的。在世界意義上不斷掀起的民主潮流來看，好象有它們的共識之處，但往往在許多具體事情上它們的差別還是非常大的。一般說來，西方的文化習慣和價值觀念所解釋是民主是一大塊。咱們中國人所理解的民主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中國國內的各種思想流派對于民主的理解也不相同的。盡管中國現在也有許多人比較認同來自西方的民主理念，在實際操作起來卻并非是容易的事情。但對于大多數中國來說，民主到底的如何理解的？目前還沒有多少共同的看法。

很多人都知道這句來自西方人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個著名的詩句曾經影響了不少中國人為之而努力奮斗。它說明了渴望自由的寶貴，自己當家做主人的難得。人們也往往喜歡把民主與自由比較自然的連在一起。其實，按照中國人的傳統文化習慣，生命，愛情與民主，自由并不應該相互矛盾的。那是因為在沒有民主和自由的社會環境里不得已而進行取舍的無奈之舉罷了。中國的民主希望“天人合一”，希望自然和諧。雖然中國人不斷追求著“修身，齊家，安天下”，但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里，只有皇帝老子可以享受的民主和自由（清朝為最）。就是那些大臣官員們也只能稱自己為奴才而已。至于廣大的老百姓那就統統算是草民了。因此，歷代的皇權更替幾乎都是血淋淋的權力爭奪歷史。想必都是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一把而奮斗了吧？甚至有的皇帝自己也很難民主的。比如，當年的光緒皇帝就因為想改革而得罪了習慣勢力結果永遠失去了自由。他自己民主就非常困難了，別說還讓老百姓民主了。孫中山先生一生的努力民主事業也被習慣勢力所淹沒了。中國的民主橋在開始修建時，太狹窄了，大家都想過去，誰也不想去按照秩序排隊走過去的。于是乎，誰是權利大，勢力強，誰就可以獲得優先通過的權利。主席曾經以詩人的浪漫，針對中國幾千年的癥結來設計一個“大民主”形式試驗一下。結果卻差一點把中國給鬧騰得天翻地覆概而慷了。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運用辯證法的。中國人就是因為經過了許多次痛苦經歷和經驗教訓，才在社會發展中逐漸地走向成熟和理性。在當時那樣單極思想的壓力下，一時的“假大空”盛行反而中國的優秀傳統也破壞了。當時跳出了少數幾個極左面貌人士想借著一時的盲目與僥幸發跡卻完全脫離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顯然，如果不看到整個人類的進步與發展，單憑著一相情愿的想當然理想就違背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不過比較幸運的是，中國歷代的領導人始終都把堅持中國自己的民主特色緊密地聯系在中國不斷發展與前進的實踐之中。民主是與科學分不開的。民主還是存在于必然王國里面。民主還必須要經過必然王國不斷磨練才能得到自由王國的通行證。因此，民主與法制，自由與平等，道德與紀律，享受與奉獻等等，它們應當是相互制約，相互提高的關系。

中國的道德修養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自覺行為。我認為具有起碼的道德修養是實現民主的基礎。道德修養的重要在世界文明的發展中也是普遍意義的。自己不講道德而去要求別人給你民主那就是沒道德的民主。沒道德的民主是難以行得通的民主。自己不給別人自由而去要求個人的自由那是霸道的自由。霸道的自由只會引起別人的抵觸和反抗?！凹核挥?，勿施于人”。就是要求別人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應該做到，不要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去強加給別人。中國想要達到長治久安，建立一個良好的民主社會發展環境，就要有比較寬容，文明的民主道德風尚。國家要發展，人民要富裕，就要在幫助老百姓發展經濟，不斷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多辦實事，多做基礎工作。金字塔千年高聳，就是因為它的基本結構穩定。國家的強盛不衰，就是要體現在民眾的基礎牢固。原來說：大河有水小河滿。我想，如果小河里沒水了，大河里的水是從哪里來的？老子比喻過，說大海是百谷之王。就是因為大海有容納百川的胸懷才能形成承載千萬巨輪的氣魄。只有廣大老百姓真正當家做主了，民主社會才能真正的得以實現。

現在的中國正是發展民主事業最好的時期，中國的互聯網上展現出各種論壇上的探討和爭論，也是發展中國民主事業的模擬大演習。就目前情況看來，中國許多的論壇上已經趨于走向理智和成熟了。由開始許多象“式”的吵罵到爭論不休，又從各種派別的彼此激烈地批判到逐漸的相互理解與包容?，F在又開始相互學習，相互提高。民主不能離開團結，有利于團結的民主才的健康發展的民主。我們要盡快地擺脫過去中國人那種熱衷于“窩里斗”的小聰明毛病，中國人應該拿出集體智慧的團隊精神來向世界展示。中國的民主事業已經從過去那種限制在比較單一的思想理論空間發展到了今天能夠允許容納多元思想理論的發展空間。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這樣的局面是有利于發展中國的理論創新時代的。有許多網友都感覺到了大家在討論中相互碰撞而引發出的新理論出來的好處。因此，在中國的互聯網論壇上對于發展中國的民主化事業是功不可沒的。那些有志于研究和探索中國的民主道理的廣大網友們都在作出了自己偉大貢獻。大家可以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里從獨立分散到相互融和，從融和到進一步提高升華，然后再融合于世界上來顯示中國民主理論的特色而給人類的文明增加更加燦爛的光輝。本文寫在前幾天，現在北京正在召開舉世注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感謝主席向全世界發出莊嚴的聲音，給中國走向強大和發展提出了一系列偉大的創新理論。其中報告內容里非常具體的講到了關于中國如何進一步搞好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發展方向。這個大會真正代表民心所向，真正體現了“三個代表”精神的具體行為準則。他給中國新世紀的發展和創造規劃了更加光明的前景。我這里祝賀黨的十六大圓滿成功！中國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一、晚清時期的留學教育（1872～1911年）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從上海乘船赴美，拉開了中國近代留學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閎、黃寬、黃勝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傳教士的帶領下赴美留學，有人以此作為中國近代留學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閎等人留學美國，主要是一種小規模的個人行為，并不是有組織的政府行為。

中國近代留學生派遣和留學教育的興起，是在中國與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閉關鎖國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失敗，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割地賠款。在民族和社會的雙重危機下，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國圖志》這部介紹西方社會和總結鴉片戰爭經驗教訓的書中呼吁“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命題的提出，是中國人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前奏。

1．晚清時期的主要留學教育運動

在晚清時期，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留學運動包括派遣留美幼童、派遣留歐學生、留學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學生。

1854年，容閎作為第一個畢業于“美國第一等之大學?！保ㄒ敶髮W）的中國人，從紐約啟程回國。他回國后始終堅持“當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動幼童赴美留學計劃的形成。1870年，容閎通過丁日昌向洋務運動領袖曾國藩提出了派遣學生赴美留學的計劃。曾國藩當即表示同意，次年與李鴻章等聯名上奏清廷并獲準。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學生監督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閎的帶領下赴美留學。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計劃派出幼童留美，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為中國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學生。然而，由于封建守舊勢力的阻撓，絕大多數幼童沒能按計劃完成學業（僅2人大學畢業）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美幼童分三批遣送回國，由容閎提出、洋務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這一項開拓性舉措就此功敗垂成[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