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范文10篇

千百年來，中國典籍荷載著優秀的中華文明，幾乎傳遍了世界各個角落?，F在它已擁有越來越多的海外讀者，其美質殊姿、神韻妙趣和宏旨精蘊已引起了廣泛的愛好和欣賞，人們咸認它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奇卉異葩。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中華文明播揚于異國的歷程漫長而又曲折。滋蔓東亞的文化圈，風靡歐西的中華風，以及無數文化名人與中華文明的頻繁接觸……，凡此種種，組成了一軸既波瀾壯闊又斑斕多彩的畫卷。而且，這一歷程——由于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至今仍生生不息——還在繼續譜寫著新的篇章。

海外漢學家是中華文明辛勤的傳播者。他們持久的譯介論說，已經培植出了一種獨特的學術——漢學研究。

了解國外漢學，有利于擴大國內學人的視野，有利于促進我們的學術研究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研究生寫博士論文）；而且我們對漢學的評介再經外播之后，又會給海外漢學以啟發，也有利于它的改進與發展。所以，我們應該順應時代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繼而積極作為，便會有力地推動這一利己利人、意義重大的工作。

新的世紀必將是中外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學術溝通日趨深入的時代，反饋這些漢學信息便成了歷史的必然。

一、世界漢學概況

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所指為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清代的“漢學”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時代和士人的思想、學術差異而有所不同。

清中期以后，重實證的乾嘉學風漸興，學者治經多尊信、歸依漢儒經說，貶抑宋學，形成“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乾嘉漢學。道咸以降，隨著今文經學的興起，清代“漢學”的概念又為之一變。清末民初，學者多把今、古文經學都納入漢學范疇。

清代“漢學”的這種流變，正好反映了清代學術主流的時代特征，也為中國現代學術的萌生、發展打開了一道閘門。

清代以來，“漢學”一詞使用很廣而語義不同。一為彰顯于清中期的傳統漢學(HanStudies)，相對于宋學而言，偏重考據研究，近代學者多沿用此意；一為18世紀以后產生于歐洲的西方漢學，即Sinology，本意為中國學，中譯時借用了“漢學”一詞，內容包括有關中國的歷史、學術、文化和社會等所有研究，不限于考據。清末學者已注意到兩者的差異，經學家皮錫瑞指出：日本“所謂‘漢學重興’者，乃其國人以中國之學為漢學，非中國之所謂‘漢學’，且亦冀幸之詞耳，未知將來如何？”（《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其后，兩者在觀念、方法上有所借鑒和汲取，但并未渾然一體。事實上，傳統漢學也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

漢代經學與宋明理學曾為儒學發展的兩個高峰，也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兩大范式。清中期以后的學術主流是漢學，士人治經多歸依于漢儒經說，在研究方法和價值取向方面也呈現出異于前代的學術風尚。關于“漢學”一詞的出現，目前學術界的說法有二：多數論著認為“漢學”一詞最早見于惠棟的《易漢學》；此外，劉師培曾說，康熙年間的臧琳“樹漢學以為幟，陳義淵雅”（《清儒得失論》）。有的論著因此認為臧琳最先把經學研究稱作“漢學”。實際上，臧琳和惠棟只是加強了經學領域“唯漢是好”的趨向?！皾h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而且均指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南宋劉克莊評論漢、魏學術云：“《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保ā都靖敢赘濉罚逗蟠逑壬笕肪砭攀澹┧^漢學既指西漢之學，又包括東漢鄭玄之學，認為“鄭司農區區訓詁，不離漢學”（《恕齋讀易詩》，《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謂“漢學”多側重于兩漢《易》學。一些學者貶評漢儒以象、數釋《易》，而重視王弼以理求《易》，這與宋學背景密切相關。元、明時期，“漢學”不再囿于兩漢《易》學，而涉及諸多經學領域。宋末元初的戴表元提到：“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天原發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他推重西漢之學，認為“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注猶近古哉！”（《急就篇注釋補遺自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漢學”一詞流傳不絕。

清代學者逐漸尊信和歸依于漢儒經說，“漢學”的價值評判也在實證學風的輝映下發生了根本變化。康熙年間，士人多以“漢人之說”、“兩漢之學”指稱漢學，這與當時治經不分漢、宋的氛圍相關。不過，少數學者已明確崇信兩漢經學，而排斥宋儒經解，從而推動了清代漢學的興起。武進臧琳為諸生30年，生前默默無聞，讀經不輟，將心得輯為《經義雜記》30卷。該書無“漢學”之名，卻有鮮明的尊漢抑宋傾向，故有“漢學”之實。他自稱“考究諸經，深有取于漢人之說，以為去古未遠也”（《經義雜記》“題記”，卷一）。臧琳的書未刊行，即受到閻若璩的贊譽，稱其“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訓詁，又雅擅二劉、楊子云之長”（《序》，《經義雜記》“敘錄”）?？滴跄觊g，“漢學”在江南學術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樣的貶義。乾隆九年，惠棟著成《易漢學》8卷，仍著眼于《易》學而論漢學，與宋儒的概念不無相似，但《易漢學》既揭橥漢學的旗幟，又明確排斥宋儒經說，彰顯了尊崇漢學的色彩?；輻潪槭椎膮桥蓪W者歸依漢儒經說，“漢學”成為其經學體現。稍后，戴震為首的皖派興起，不單純“唯漢是好”，而強調求是，但吳、皖學者均重視音韻訓詁，由考據以求義理。他們解經、注經多歸依于東漢經學，一時形成所謂“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局面。

千百年來，中國典籍荷載著優秀的中華文明，幾乎傳遍了世界各個角落?，F在它已擁有越來越多的海外讀者，其美質殊姿、神韻妙趣和宏旨精蘊已引起了廣泛的愛好和欣賞，人們咸認它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奇卉異葩。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中華文明播揚于異國的歷程漫長而又曲折。滋蔓東亞的文化圈，風靡歐西的中華風，以及無數文化名人與中華文明的頻繁接觸……，凡此種種，組成了一軸既波瀾壯闊又斑斕多彩的畫卷。而且，這一歷程——由于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至今仍生生不息——還在繼續譜寫著新的篇章。

海外漢學家是中華文明辛勤的傳播者。他們持久的譯介論說，已經培植出了一種獨特的學術——漢學研究。

了解國外漢學，有利于擴大國內學人的視野，有利于促進我們的學術研究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研究生寫博士論文）；而且我們對漢學的評介再經外播之后，又會給海外漢學以啟發，也有利于它的改進與發展。所以，我們應該順應時代需要，首先深入了解，繼而積極作為，便會有力地推動這一利己利人、意義重大的工作。

新的世紀必將是中外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學術溝通日趨深入的時代，反饋這些漢學信息便成了歷史的必然。

一、世界漢學概況

“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所指為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清代的“漢學”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時代和士人的思想、學術差異而有所不同。

清中期以后，重實證的乾嘉學風漸興，學者治經多尊信、歸依漢儒經說，貶抑宋學，形成“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乾嘉漢學。道咸以降，隨著今文經學的興起，清代“漢學”的概念又為之一變。清末民初，學者多把今、古文經學都納入漢學范疇。

清代“漢學”的這種流變，正好反映了清代學術主流的時代特征，也為中國現代學術的萌生、發展打開了一道閘門。

清代以來，“漢學”一詞使用很廣而語義不同。一為彰顯于清中期的傳統漢學(HanStudies)，相對于宋學而言，偏重考據研究，近代學者多沿用此意；一為18世紀以后產生于歐洲的西方漢學，即Sinology，本意為中國學，中譯時借用了“漢學”一詞，內容包括有關中國的歷史、學術、文化和社會等所有研究，不限于考據。清末學者已注意到兩者的差異，經學家皮錫瑞指出：日本“所謂‘漢學重興’者，乃其國人以中國之學為漢學，非中國之所謂‘漢學’，且亦冀幸之詞耳，未知將來如何？”（《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其后，兩者在觀念、方法上有所借鑒和汲取，但并未渾然一體。事實上，傳統漢學也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

漢代經學與宋明理學曾為儒學發展的兩個高峰，也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兩大范式。清中期以后的學術主流是漢學，士人治經多歸依于漢儒經說，在研究方法和價值取向方面也呈現出異于前代的學術風尚。關于“漢學”一詞的出現，目前學術界的說法有二：多數論著認為“漢學”一詞最早見于惠棟的《易漢學》；此外，劉師培曾說，康熙年間的臧琳“樹漢學以為幟，陳義淵雅”（《清儒得失論》）。有的論著因此認為臧琳最先把經學研究稱作“漢學”。實際上，臧琳和惠棟只是加強了經學領域“唯漢是好”的趨向?！皾h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而且均指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南宋劉克莊評論漢、魏學術云：“《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圣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保ā都靖敢赘濉?，《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他所謂漢學既指西漢之學，又包括東漢鄭玄之學，認為“鄭司農區區訓詁，不離漢學”（《恕齋讀易詩》，《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宋人所謂“漢學”多側重于兩漢《易》學。一些學者貶評漢儒以象、數釋《易》，而重視王弼以理求《易》，這與宋學背景密切相關。元、明時期，“漢學”不再囿于兩漢《易》學，而涉及諸多經學領域。宋末元初的戴表元提到：“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天原發微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他推重西漢之學，認為“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注猶近古哉！”（《急就篇注釋補遺自序》，《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元、明士人的著述中，“漢學”一詞流傳不絕。

清代學者逐漸尊信和歸依于漢儒經說，“漢學”的價值評判也在實證學風的輝映下發生了根本變化?？滴跄觊g，士人多以“漢人之說”、“兩漢之學”指稱漢學，這與當時治經不分漢、宋的氛圍相關。不過，少數學者已明確崇信兩漢經學，而排斥宋儒經解，從而推動了清代漢學的興起。武進臧琳為諸生30年，生前默默無聞，讀經不輟，將心得輯為《經義雜記》30卷。該書無“漢學”之名，卻有鮮明的尊漢抑宋傾向，故有“漢學”之實。他自稱“考究諸經，深有取于漢人之說，以為去古未遠也”（《經義雜記》“題記”，卷一）。臧琳的書未刊行，即受到閻若璩的贊譽，稱其“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訓詁，又雅擅二劉、楊子云之長”（《序》，《經義雜記》“敘錄”）?？滴跄觊g，“漢學”在江南學術圈中不再含有宋儒那樣的貶義。乾隆九年，惠棟著成《易漢學》8卷，仍著眼于《易》學而論漢學，與宋儒的概念不無相似，但《易漢學》既揭橥漢學的旗幟，又明確排斥宋儒經說，彰顯了尊崇漢學的色彩?；輻潪槭椎膮桥蓪W者歸依漢儒經說，“漢學”成為其經學體現。稍后，戴震為首的皖派興起，不單純“唯漢是好”，而強調求是，但吳、皖學者均重視音韻訓詁，由考據以求義理。他們解經、注經多歸依于東漢經學，一時形成所謂“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局面。

中國學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更深層次的表現。對世界范圍內漢學研究論著的關注、介紹乃至翻譯，正是所有人文學者不能回避，且應積極參與之事，如此方可預學術之流。近些年伴隨著《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海外中國學論著等叢書的相繼出版，一批位于學術前沿的，用新理論、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外研究成果開始得到相應地重視和有系統地引進，借此“翻譯”之橋，中外學者關于“國學”諸種問題的討論有了質的飛躍。但伴隨著這種交流，“漢學論著翻譯”作為一種不同以往的翻譯的新內容，面臨考驗，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亟待解決。在我看來問題出于兩方面：一，漢學論著翻譯著作既非文藝作品，也不是科技論文，但它兼具藝術性和科學性。對它的翻譯要求譯者的專業功力和外語水平同樣不凡。而目前我們的一些譯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滿腹經綸但譯文晦澀，全失原作的風格；或者行文流暢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樣，不免貽笑大方。二，由于這項工作方興未艾，既缺乏經驗的累積，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規范和原則，因而出現翻譯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齊，譯、校等編輯、出版流程較為混亂等問題。以下就我所見漢學論著翻譯作品中的一些情狀，尤其是審讀美國學者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中譯稿時發現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對翻譯原則和規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還原

尋根溯源是漢學論著翻譯中不可忽視的技術問題之一。漢籍本身浩如煙海，文化內涵又廣博精深，海外學者對它的征引宛若隨意采擷，典故難尋；對它的解釋或體認有時推陳出新，有時又似是而非，因此譯文難于處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漢文人名、中文史料、歷史背景的還原就成了首要問題被提了出來。

漢文人名的還原。例如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馬克斯·韋伯所著《儒教與道教》一書在描述漢代儒士反對司馬遷的重商思想時，把反對者“PenPiao”譯為“彭彪”（第193頁，注2），但實際上此人當為“班彪”。

又《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艾爾曼著，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頁，倒數第1行：“儲同舒（音譯，Ch’uTung-Tsu）《清代中國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3”。此處把“Ch’uTung-Tsu”誤譯為“儲同舒”，實際應為中國著名的社會學、歷史學專家，著有《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47年）一書的“瞿同祖”先生。

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的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1998年）一書中第172頁有語：“可敦盡管還保留著這些野蠻的生活風俗，但她很信任中國大臣漢延惠，后者使契丹人開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遼國蕭后，那么中國大臣當為“韓延徽”，不知譯成“漢延惠”的史料來源是什么？

中國學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更深層次的表現。對世界范圍內漢學研究論著的關注、介紹乃至翻譯，正是所有人文學者不能回避，且應積極參與之事，如此方可預學術之流。近些年伴隨著《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專刊，海外中國學論著等叢書的相繼出版，一批位于學術前沿的，用新理論、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外研究成果開始得到相應地重視和有系統地引進，借此“翻譯”之橋，中外學者關于“國學”諸種問題的討論有了質的飛躍。但伴隨著這種交流，“漢學論著翻譯”作為一種不同以往的翻譯的新內容，面臨考驗，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亟待解決。在我看來問題出于兩方面：一，漢學論著翻譯著作既非文藝作品，也不是科技論文，但它兼具藝術性和科學性。對它的翻譯要求譯者的專業功力和外語水平同樣不凡。而目前我們的一些譯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滿腹經綸但譯文晦澀，全失原作的風格；或者行文流暢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樣，不免貽笑大方。二，由于這項工作方興未艾，既缺乏經驗的累積，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規范和原則，因而出現翻譯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齊，譯、校等編輯、出版流程較為混亂等問題。以下就我所見漢學論著翻譯作品中的一些情狀，尤其是審讀美國學者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中譯稿時發現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對翻譯原則和規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還原

尋根溯源是漢學論著翻譯中不可忽視的技術問題之一。漢籍本身浩如煙海，文化內涵又廣博精深，海外學者對它的征引宛若隨意采擷，典故難尋；對它的解釋或體認有時推陳出新，有時又似是而非，因此譯文難于處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漢文人名、中文史料、歷史背景的還原就成了首要問題被提了出來。

漢文人名的還原。例如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馬克斯·韋伯所著《儒教與道教》一書在描述漢代儒士反對司馬遷的重商思想時，把反對者“PenPiao”譯為“彭彪”（第193頁，注2），但實際上此人當為“班彪”。

又《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艾爾曼著，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頁，倒數第1行：“儲同舒（音譯，Ch’uTung-Tsu）《清代中國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3”。此處把“Ch’uTung-Tsu”誤譯為“儲同舒”，實際應為中國著名的社會學、歷史學專家，著有《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47年）一書的“瞿同祖”先生。

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的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1998年）一書中第172頁有語：“可敦盡管還保留著這些野蠻的生活風俗，但她很信任中國大臣漢延惠，后者使契丹人開始走向文明?！蔽闹小翱啥亍奔粗高|國蕭后，那么中國大臣當為“韓延徽”，不知譯成“漢延惠”的史料來源是什么？

社會信息化不斷向縱深發展，各行各業的信息化進程不斷加速，現在社會上各行業和計算機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用人單位對大學畢業生的計算機能力要求有增無減，計算機成為衡量大學生業務素質與能力的突出標志。對非計算機專業的學生而言,僅僅懂得本專業的基本知識而不具備計算機應用能力就可能被社會淘汰。如何運用現代教育觀念,教會學生靈活利用計算機這個工具來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是高等院校尤其是高職院校全面素質教育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這也是非計算機專業計算機基礎教學要解決的問題[1]。而計算機應用基礎是一門學習和使用計算機的入門課程,是非計算機專業培養學生信息技術素養的主要課程,對于學生能否快速適應企業工作崗位有著重要的作用,故學好這門課就顯得尤為重要。眾所周知，能否學好的關鍵因素是能否教好，新疆是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指出“加快民族教育事業發展，對于推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2]。新疆農業職業技術學院作為多年從事職業教育的國家示范性職業院校也承擔了此項艱巨的任務。面對不同民族的學生，在漢語水平、理解能力、認知能力都有很大差距的前提下如何上好同一門課，這給授課教師提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我院教師根據學生學習特點，對學生的計算機基礎應用能力的狀況進行分析，更新教學理念，創新教學模式，從實際出發，不斷改革創新，針對漢語學生總結出“立足基礎、適當延伸、重在應用、服務專業”的教學理念,針對民語學生提出漢語學習+計算機技術+專業應用的“1+X+Y”教學模式，在實踐中提升每位學生的計算機應用能力。下面將針對民漢學生不同的學習特點，解決學習中出現的問題在教學方法上的把握做如下闡述。

1學生學習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現狀及特點

對于漢語學生，計算機基礎知識在以前的學習中已經有過接觸，隨著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規劃的實施,高校新生計算機知識水平趨于非零起點[3]。加之在計算機基礎課程設置上尚未形成科學規范的體系，出現計算機應用基礎的內容在中學學,到大學還重復學的現象。所以學生在大學學習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時認為知識簡單，學習主動性差，眼高手低，然而在自認為學的好的學生中，大部分只是局限于計算機游戲的操作和網頁的瀏覽,對計算機的其它基本功能涉足較少。對于偏遠的少數名族地區的學生來說，有的學過計算機課程，但也僅僅局限于理論的學習，沒有實踐的機會，而有的甚至從來都沒有接觸過計算機知識。這部分學生在學習計算機課程時感到新奇和神秘，有很高的學習興趣，較強的學習主動性，但受到語言的影響，理解和接受能力較差。

1.1漢語學生課程學習特點分析

知識的陳舊激發不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興趣的缺失導致于更加沉迷于網絡和游戲。同時對于漢語學生本身而言城鄉差別、城市差別及生源的差別對于計算機知識的掌握程度不同，同一起點的教學出現了“吃不飽”和學習壓力大的現象。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的單一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重實踐輕理論。再而作為公共基礎課，《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內容缺乏與專業知識的銜接，學生的重視程度不夠高，認為該課程只是基礎課程，對專業課程的學習沒有幫助作用。

1.2民語學生課程學習特點分析

清學沿承宋、元、明，但有著自己的特點。

一、無主峰可指，無大脈絡可尋

關于清學，錢穆在《〈清儒學案〉序》中曾說：“至論清儒，其情勢又與宋、明不同；宋、明學術易尋其脈絡筋節，而清學之脈絡筋節則難尋。清學之脈絡筋節之易尋者在漢學考據，而不在宋學義理?！庇终f：“清儒理學既無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無大脈絡大條理可尋，如宋儒之有程、朱與朱、陸?！盵1](P361-362)論斷精到。誠如錢氏所言，清代于順治、康熙朝雖有一批理學名儒名臣，但多守成而少創獲，實無可與明展陸九淵心學之王守仁相比肩，更不能與宋學開派者、集大成者的程顥、程頤、朱熹和陸九淵相比擬?！盁o主峰可指”，“無大脈絡大條理可尋”，洵為有清一學的一個特點。

二、學理無創新，重在道德規范

清學，總的說來，陸王心學一系趨于衰頹，程朱理學一脈則多在于衛護、闡釋程、朱之說，于學理無甚創新發展，而作為清政府的官方統治思想，更為突出的是綱常倫理的道德規范，強調躬行實踐?？滴醯鄯Q“自幼好讀性理之書”，將朱熹從原配享孔廟東廡先賢之列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頒行《朱子全書》、《四書注釋》、定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但他對理學有自己的解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683年12月11日)與講官張玉書、湯斌等人談論理學時說：“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悖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理符合，此真理學也?！睆堄駮貞f：“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學只在身體力行，豈尚辭說?！盵2](P1089-1090)三十三年(1694)，又以“理學真偽論”為題考試翰林院官員。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1715年12月12日)，康熙帝在聽取部院各衙門官員面奏后訓誡說：

爾等皆讀書人，又有一事當知所戒，如理學之書，為立身根本，不可不學，不可不行。朕嘗潛玩性理諸書，若以理學自任，則必至于執滯己見，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實無愧于屋漏乎？……昔熊賜履在時，自謂得道統之傳，其沒未久，即有人從而議其后矣。今又有自謂得道統之傳者，彼此紛爭，與市井之人何異？凡人讀書，宜身體力行，空言無益也。[3](P2222)

[摘要]陳澧是晚清漢宋調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漢學，中年以后論學不分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對陳澧會通漢宋、回歸孔孟的經學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陳澧；漢宋；王懋竑；顧炎武

陳澧(1810—1882)，廣東番禺人，字蘭甫，一字蘭浦，人稱東塾先生。陳澧早年受業于廣東學海堂，秉承乾嘉漢學的治學方法，所著《切韻考》和《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漢學舊轍，融合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晚年所著《東塾讀書記》，闡發孔孟要義和五經大旨，考索經學源流正變，通論古今儒學得失，為其代表作。

在陳澧經學觀的演變過程中，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但王氏的影響，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視。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使陳澧契接朱子學，這是他會通漢學和宋學的關鍵；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則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陳澧，以下詳述之。

被稱為“漢學護法”的阮元，在兩廣總督任上，大倡乾嘉漢學之風。道光四年創建學海堂，仿撫浙時的詁經精舍例，以經史小學課士。阮元在《學海堂集序》中說：“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贝撕笥栐b考據學在廣東興起，而學海堂則成為漢學重鎮。

1826年，時年十七歲的陳澧應學海堂季課，開始接受乾嘉樸學教育。從1826年至1844年，是陳澧治學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陳澧尊奉漢學，撰寫了《切韻考》、《說文聲統》等音韻學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三統術詳說》、《弧三角平視法》等天文、輿地、歷算類考據專著。散篇的考據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圖說》、《深衣說》、《校毛傳也字說》、《月令考》等。

[摘要]陳澧是晚清漢宋調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漢學，中年以后論學不分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對陳澧會通漢宋、回歸孔孟的經學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陳澧；漢宋；王懋竑；顧炎武

陳澧(1810—1882)，廣東番禺人，字蘭甫，一字蘭浦，人稱東塾先生。陳澧早年受業于廣東學海堂，秉承乾嘉漢學的治學方法，所著《切韻考》和《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漢學舊轍，融合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晚年所著《東塾讀書記》，闡發孔孟要義和五經大旨，考索經學源流正變，通論古今儒學得失，為其代表作。

在陳澧經學觀的演變過程中，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但王氏的影響，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視。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使陳澧契接朱子學，這是他會通漢學和宋學的關鍵；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則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陳澧，以下詳述之。

被稱為“漢學護法”的阮元，在兩廣總督任上，大倡乾嘉漢學之風。道光四年創建學海堂，仿撫浙時的詁經精舍例，以經史小學課士。阮元在《學海堂集序》中說：“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此后訓詁考據學在廣東興起，而學海堂則成為漢學重鎮。

1826年，時年十七歲的陳澧應學海堂季課，開始接受乾嘉樸學教育。從1826年至1844年，是陳澧治學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陳澧尊奉漢學，撰寫了《切韻考》、《說文聲統》等音韻學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三統術詳說》、《弧三角平視法》等天文、輿地、歷算類考據專著。散篇的考據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圖說》、《深衣說》、《校毛傳也字說》、《月令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