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量經濟范文10篇

摘要：從新經濟地理學視角，基于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對江蘇省經濟集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江蘇省縣域經濟具有顯著的空間相關性，但蘇南增長極對鄰近區域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回浪效應，擴散效應不足;以產業集聚和城市化為特征的經濟集聚對于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但這種影響是地方性的，隨空間距離的增加而衰減。需要采取各種政策措施促進要素向蘇北地區的流動，加大快速交通網絡的建設力度，加強蘇北地區中心城市的建設，不斷縮小蘇南蘇北地區之間的差距。

關鍵詞：經濟集聚;經濟增長;空間計量模型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縱觀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經濟的空間集聚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正如克魯格曼所言：“經濟活動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什么?一個簡短的回答肯定是集中”。與經濟的空間集聚相伴而生的是區域經濟增長的非均衡化以及地區差距的擴大。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區之一，江蘇省內部表現出很強的經濟集聚趨勢，同時一直受到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困擾，地區間差距在最近20年迅速擴大。集聚是否是導致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的重要因素?本文擬對這一問題進行實證研究。

長久以來，經濟增長與經濟集聚的研究幾乎互不相關。然而，現實表明，經濟活動的空間聚集與經濟增長是很難被分割的兩個過程。20世紀90年代后期，一些新經濟地理學領域內的學者開始嘗試整合新經濟地理學與新增長理論，在統一的理論框架下探討集聚與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其中開創性的工作包括Martin和Ottaviano(1999)、Baldwin(1999)、Baldwin和Forslid(2000)以及Baldwin等(2001)。他們通過強調技術外溢和空間集聚的相互作用，為解釋經濟集聚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晰和簡明的理論分析框架。Fujita和Thisse(2003)在此基礎上通過改進研發部門的生產函數和熟練工人的動態遷移過程，給出了一個數學分析更加容易、分析結果更加具體的整合模型。Dupont(2007)也在集聚與內生增長的框架下，分析了經濟一體化過程對區域差異和不平等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表明：集聚對于整體的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地理位置會影響到經濟增長。

伴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經濟學家開始針對經濟集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展開實證研究。許多研究驗證了集聚的增長促進效應。如Ciccone(2002)使用5個歐洲國家NUTS第3級地區的數據分析了就業密度對于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發現制造業與服務業活動的集聚的確對區域經濟的增長具有正面效應。Henderson(2003)使用70個國家1960-1990年的面板數據，發現城市首位度(一國最大城市份額)在低收入國家有利于經濟增長。[SlCrozet和Koenig(2007)使用EU地區1980-2000年的數據，探討了區域內經濟活動空間集中對增長績效的影響，發現生產活動的內部空間分布越不平衡的地區增長越快。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與理論預測相反的結論，如Sbergami(2002)使用6個歐盟成員國1984～1995年的跨國面板數據對經濟增長率和經濟集聚相互關系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發現。高技術行業、中等技術和低技術行業的集聚對于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都是負面的。㈣更為復雜的是，空間集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在發展的早期階段，集聚促進增長;但當達到某個收入水平后，集聚對經濟增長就沒有作用，甚至有害于經濟增長。這一假說得到了Brulhart和Sbergami(2009)的驗證，他們利用跨部門OLS和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研究了一國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對國家層面增長的影響，發現只在經濟發展的某一水平集聚才能推動GDP增長，關鍵水平約為人均10000美元。

本文作者：石小杭田全華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對賈經濟研究所

一、思路與方式選擇的核心所在

城市土地作為一個投資領域,其價值完全取決于土地利用,即地上或地下投資的類型、密集程度與效果.事實上沒有一塊城市土地是處于原始狀態的.很明顯,測算土地價值可依據成熟的技術經濟分析方法,對具體地塊的當前與潛在利用形式、費用與收益、風險等因素的清理與量化,將土地利用的一定時期(通常25年左右)內各年度(也可以是季或月)的凈收益貼現并加總,從而得出該土地某種利用類型狀態下的價值量.如果土地被用于非贏利的公共性用途,價值測算時則可進一步借助“成本一效益’分析方法.以技術經濟分析原則為依據的具體土地價值測算方法很多,這里僅簡要介紹其中一種,即“資本化法”.不久前我們在分析城市空間擴張時對農地征用過程中的‘經濟租,曾用“資本化法”對上海市所轄農地價值進行粗略計算,結果如表1.應該說,上述的計算由于并非用于土地價值的準確確定,所以選用的資本化公式十分簡單,數據的處理很粗糙,許多重要因素如資產增值、風險性等均未考慮,故缺陷是明顯的.但這種基于技術經濟分析的土地價值測算可依據一個城市的具體經濟社會環境(如人口、收人、土地供給與需求等)、市場參數(如利率、稅率、折舊率、風險度等)以及土地利用的狀態(如投資類型、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等)加以細化,從而進行不同規模和不同精度的測算.說明:《l)表中數字來耳:《中國統計年鑒l,89》,第747頁;上海統計局等編.《90年上海房地產市場》,第7‘(2)資本化率選取一年期儲蓄存軟年利卒.O)資本化公式為:獷一號土青其中:V為土地價值;。為當前土地利用平均年收人;,為利*(資本化率);,為預期土地凈收人年增加值.(4)上海所轄農村每畝土地平均分攤的住宅面積為18.2腳氣假設平均重旦價格為300元/.’.那么每畝地住宅補債為,460元.因此考愈農地征用補償價位時.每畝土地應為2‘332.2元.在西方一些市場經濟國家,一個得到公認的關于城市土地價值測算的分析模型是PaulWendt提出的模型獷二Ldt提出的模型:。fx(尸,Y,S尹.,尸‘)一藝(r+O。+I,+D,)其中:土地供給;fx(i,天,c.)獷為城市土地價值;fx表示預期;尸為人口;Y為平均收人;s為競爭性尸.為地區間競爭性拉動;尸.為公共投資;T為財產或財產收益稅;不動產經營成本;I二為不動產再投資的收益;D.為不動產再投資的折舊;i率;R為投資風險;c,為不動產資產增值的可能性.O。為為利息.該模型揭示了現代城市土地價值變動的內在關系,其構成因素被認為是價值測算中不能忽略的.我國城市經濟特征有其獨特性,土地價值測算模型應與國外有所不同.但在方式方法上仍可借鑒國外成熟的經臉.迄今為止我國絕大多數城市級土地價值測算采取的是一種經濟計攝學的方式,即將城市內的燕利性土地使用者(企業)的燕利狀況看成是土地、資金和勞動投人的函數,通過某種經濟計址模型來確定每一種要素的邊際投人對燕利的邊際變動的關系.就土地而言,這種邊際變動關系就反映著土地的‘級差收益’,再對“級差收益,作某種處理就可求出土地的價值.這種測算方式的一個基本判斷是:由于我國基本不存在城市土地市場,缺少市場數據使價值側算的技術經濟方法難以準確甚至無法進行.因此利用現行企業經營實績報送系統的信息,通過計蚤模型的處理賽側算土地價值是唯一可行的途徑.按這種方式進行測算的許多結果都通過了國家和省級技術鑒定.這種方式實際上已得到國家土地局城市土地分等定級與價值測算技術規程的認可和推廣.因此關于這種方式實際效果的探討與論證已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這里我們有必要以南京市的測算為例對這種測算方式予以簡單介紹.這種方式的基本程序是:1.由專家小組通過特爾菲法對影響土地價值的各種因素,如距離商業中心的遠近、交通便捷程度、公共服務完善程度、環境質量等進行選擇和確定各自權數,并對隨距離擴大而導致的因素作用衰減進行量化,計算出各‘因素作用分值表’,表2是南京市土地定級中最簡單的因家作用分值表的例子.再將城市土地按一定原則劃分為若干“單元”(如南京市劃分為699個單元,單元大多在5一25ha之間),并通過如下公式確定各單元的總分位:尸‘二藝W,F‘其中:尸:為各土地單元總分值;甲:為各因素權數;F‘為單元內各因素分值.最后以各土地單元總分值為依據將城市土地劃分為若干等級,從而使土地量化可進人ffi[J算模型;.2.搜集工商企業的經營數據并加以處理,求出各企業的單位用地面積平均利潤盤、單位用地面積平均資金(不包括工資)量和單位用地面積平均工資量等土地效益數據;3.模型與計算.南京市的模型如下:Y二刀。X了,x里,x笙,其中:Y為單位用地而積平均利潤;X,為企業所在土地等級;X:為單位用地而積資金占用量;X3為單位用地而積工資量;夕。、口、、刀2、口3為特定參數.測算結果:Y一o•3320X}‘偽,,x:j,,,x;j,,,模型通過各種檢驗.在此基礎上求出各級土地價值并繪制地價圖.公

二、兩種方式的比較

在城市土地價值測算中,技術經濟分析方式與計量經濟分析方式究競哪一種較優,需要通過比較方能得出結論.以下我們從若干角度來進行一些初步的比較.第一,土地價值的經濟定義是:當土地處于現實的或潛在的最優利用狀態時,其凈收益的資本化值.所謂‘最優利用’的經濟含意可理解為:從宏觀上看,一塊土地的利用符合合理的城市或區域規劃從而單項開發投資的“外差.效應達到最低程度;從微觀上看,一塊土地上的投資規模處于‘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水平.現實中,當一塊土地在城市規劃允許的范圍內具有兩種以上投資選擇時,那種能導致更大凈現金收益流的投資方案的收益資本化值就是該土地的價值.技術經濟分析的長處在于對不同投資機會的分析過程中必然考慮各種預期因素,如資產增值、利率變動、費用或收人的變化、風險性等等,因此從方法上講它的測算結果更切合土地價值的經濟定義.計量模型的側算方式則不然,它沒有將土地利用作為一種投資行為處理,而僅看成是現存經濟活動的一種構成要家,試圖通過計算土地質量變動對利潤數量變化的理論上的邊際貢獻來求得土地的實際價值量,這種測算方式無法處理各種預期因素,因而其測算結果會偏離土地價值的經濟定義.第二,土地價值測算的計量經濟分析方式的信息來源完全依賴于贏利性工商企業的經營實績統計與報送系統.因而對于許多非贏利性利用類型的城市土地的價值測算就無能為力.而工商性土地利用在城市土地總面積中往往只占20一30%,更大比重的土地是住宅和公共設施等非直利性用地.然而技術經濟分析的測算方式卻能處理各種類型的用地.以住宅用地為例,由于我國城市房租水平低于成本租金水平,住宅經營收人為負值,即住房系統依靠政府和單位的大量補貼來維持.此時用經濟計量模型來測算住宅用地的級差收人就無法進行.如果城市規劃將這塊地確定為住宅用地,那么用與其毗鄰的工商用地的價值量來推算其價值也不合邏輯.然而我們卻有可能依據技術經濟分析原理奮來測算這塊土地的價值¹V=R一五了一口一T一Hi+S一C其中:V為土地價值;R為年租金收人;M為維修費;O為管理費;T為不動產稅;H為保險費;i為投資利率;S為折舊率;C為住宅每平米造價.在我國現行城市住宅租金水平上,依據這一公式計算出的住宅用地價值很可能是負值.其實這并不奇怪也并不違背土地價值形成的規律.負值反映著不合理政策造成的土地價值扭曲,但是需要指出,如果該住宅用地被明確納人政府的福利政策范圍,那么在確定其價值時就需在上述公式中加人一個依據“成本一效益’分析原則確定的“社會效益,變盤(此時住宅用地價值就可能“轉正”),這同樣是技術經濟分析方法所可能解決的.第三,從測算結果的實際運用效果看,兩種方式也會有很大區別.以技術經濟分析為依據的測算方式由于緊扣城市中每一地塊的實際投資與營運效果以及相關的各種預期,依據其測算結果確定的政府資產管理和收人調節政策不會與實際市場交易與收人形成發生大的偏離.以計量經濟模型推算出的土地價值基木上是“統計數字與技術”的結果,與市場實際交易中的價格與收人會有很大差距,從而形成土地價值的“雙軌制”.經.驗證明,沒有哪個企業或居民在土地交易中會僅僅以政府頒布的價值量成交,并如實通報和納稅.土地作為一種不動產極易成為投機和偷漏稅收的領域.因此從我國實際情況看,以計量模型測算出的土地價值作為政策基礎將會導致實際操作中的問題.第四,我國城市土地價值測算的經濟計量模型大都將土地使用者(工商企業)的利潤看作是三個因素,即土地區位(等級)、資金投人和勞動投人的因變量,將企業的實際數字帶人模型回歸出它們之間的數量關系.問題在于,僅僅以區位、資金和勞動來解釋企業利潤是不符合現代經濟運行規律的,因為管理和技術是不能被忽視的.盡管各城市土地價值測算的計量模型結果最后都通過了檢驗,然而我們知道,計量模型往往會存在實質上的偏差,相比之下,經驗與技術更多結合的技術經濟分析方式在處理這類問題上往往較為周全.在土地價值測算上,技術經濟分析的方式必然要對土地投資的不同技術方案與配置結構的收益流進行比較分析.盡管很難將管理和技術因素變化的效果精確量化,但技術經濟分析畢竟在這方面有其所長.城市土地價值側算的兩種方式還可在更多方面進行比較,限于篇幅就不多談了.總之,城市土地價值測算是關系到我國資源配置與收人分配政策制定的基礎理論問題.測算方式的研討既有學術意義,同時也為實際工作所急需.

（一）

經濟的發展必然伴隨著結構性的變化，而二戰后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必然引起產業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一方面，第一次產業中的科技含量在增加，第二次產業服務化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另一方面是第三次產業的內涵、總量及其知識化程度在迅速擴大，以至于其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及其重要程度逐步超過第一、二次產業。在農業生產、經營與服務“一條龍”的情況下，產值、勞動力就業比例等在統計上就很難將各產業截然分開。而第三次產業中的科技服務、信息服務等在第二次產業中的作用份額的不斷增大，又使三次產業劃分無法反映當今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很顯然，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獨特性使人們按照其性質對其進行獨立的統計與分析，這樣對原來的三次產業劃分的理論和方法產生了影響，對原來的產業結構帶來沖擊，導致人們對產業結構理論與產業分類方法的進一步思考。

此外，隨著新興產業的不斷涌現，第三次產業所包括的內容也越來越龐雜。本來第一、二次產業之外的所有產業都歸入第三次產業，而這些產業的差別極為懸殊，從日常生活服務業到復雜的科技部門，從簡單的修鍋補盆到最繁雜的為航天事業服務的數據庫都包括在內，飯店、理發店、報社、科研機構、咨詢部門、政府機關、軍事單位和商貿公司等應有盡有，五花八門，這就很難總結出它們的共同特征和發展規律，從而難以制訂出共同的政策和管理方針。由此，也需要對三次產業分類方法進行修正、補充和發展。

事實上，作為三次產業分類法的最初思想是由英國經濟學家阿·費希爾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來的，他將初級階段生產的產業稱為primaryindustry，處于第二階段的產業叫做secondaryindustry，處于第三階段生產的產業叫做tertiaryindustry。費希爾所用的這三個單詞，primary有最初、初等的含義，secondary有中等的含義，tertiary有第三級的含義。所以，翻譯也有“第X個產業”（簡稱第X產業，反映產業發展時序）與“第X次產業”（反映產業的演進層次）兩種，只是歷史的局限，當時只劃分為三個先后層次。面對產業不斷分化、發展、演進的實際，我們可將這種劃分引伸為按產業的發展時序分類與按產業的生產力層次分類，前者可分為農業、工業、服務業、信息產業、航天產業、生物產業、海洋產業等，其中農業為第一產業、工業為第二產業、服務業為第三產業、信息產業為第四產業、航天或生物產業等為第五產業。后者可分為農業、工業、服務業、知識產業等，它們依次為第一次產業、第二次產業、第三次產業和第四次產業。顯然在前一分類中第四產業是信息產業，它包括信息工業（屬于第二次產業）、信息服務業（屬第三次產業）和信息開發業（屬于第四次產業），美國經濟學家拉波特就是持這種觀點。而后一種分類的第四次產業是知識產業，它由知識、智力密集型產業構成，包括高科技產業中的智力知識密集型子產業，如信息開發業、航天產業、生物產業、海洋產業以及服務業中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等。顯然知識產業作為第四次產業與作為第四產業的信息產業是不同層面的產業歸屬，二者是相交的關系。把信息產業等同于知識產業是錯誤的。

（二）

那么，第四次產業——知識產業究竟包括哪些產業或部門呢？對此，人們有不同的認識。美國學者馬克盧普的觀點是將知識產業作為與傳統產業相對應的產業，是指“這樣一些廠商或組織機構，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還包括家庭和個人，他們生產知識，特別是信息產品與服務，無論這種生產的目的為何?！庇纱?，他把知識產業分為5大類共30小類，如表1所示。

摘要：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經濟體制變化后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作用顯現越來越明顯，區域經濟發展作用于空間經濟發展的效果越來越突出。引入拓展模型可知，空間位置能夠對區域內經濟體制發展產生相應作用，區域經濟類型受到空間位置的影響而產生變化。針對該問題引入空間計量經濟，為經濟管理提供科學化的分析模式，能夠從空間計量經濟視角出發為區域內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指導。為探討空間計量經濟視角下區域經濟的增長，首先對空間計量經濟學理論進行闡述分析，進而探討基于空間計量經濟視角下的區域經濟增長特點，并對我國經濟區空間計量進行分析和橫向比較，以助于明確區域經濟增長的未來發展方向。

關鍵詞：空間計量；經濟增長；區域經濟

傳統的針對空間單位區域經濟增長模式的分析，多采取橫截面數據處理辦法，依據相應的分析體系作系統分析研究，雖然具有相當的實效性，但往往存在相應的不足，尤其是空間經濟增長變化方面存在的不足造成對應內部個體經濟增長出現較大差異。所以，采取索洛-斯旺模型與空間計量模型的研究方式，就空間位置的問題作專門分析，明確其和區域內經濟增長的關系，兩者結合作對位處理，進而為空間計量經濟視角下的區域經濟增長特點以及主要區域的差異特點進行對比，以幫助區域經濟增長和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的調配和實施。

一、空間計量經濟學理論概述

（一）經濟學模型。在空間計量經濟研究當中，多應用經濟學模型進行系統分析。經濟學模型當中結合空間信息與位置信息，構架空間權重矩陣，通過對相應數據信息的整合，明確其較強的表現力，將其作為空間位置關聯性研究的重要因素。一般在該模型研究之下，會通過距離標準和臨界標準作空間區域上的劃分。不同劃分方式之下，將假設距離設為基礎性研究信息，結合單位距離里的經緯數據，對研究對象和研究元素進行重點確定，為距離衡量提供相應的界定依據[1]?？臻g權重元素則在整體研究當中發揮相當的作用，尤其在空間臨界判斷當中，能夠作為主要的研究依據。經濟學模型主要有線性回歸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線性回歸模型在實際分析應用中使用較為普遍，相較于空間權重矩陣，其對于空間的依賴性相對較強，且模型當中使用的空間變量元素會出現相應變化，和外部環境的關聯性較大，也就導致其在使用當中容易出現相當的滯后性。如誤差項元素進入到模型當中，相應的變量均會受到影響，也就造成空間滯后項的產生，影響整體模型研究的實效性?？臻g誤差模型則是針對空間經濟分析中無法避免的誤差現象提出的對應經濟學模型。該模型能夠就數據分析當中的誤差風險進行對應處理，降低甚至避免誤差的產生。（二）不同模型的選擇?；谏鲜鰧臻g計量經濟學模型的分類和特點研究，可知不同的模型特點和優勢各有不同，在區域空間經濟增長分析中，需要針對區域的具體特質，選擇對應的經濟學模型。引用的經濟學模型不同，源于多種現實原因。首先，在區域空間數據信息中存在著數據干擾的問題。當區域空間相互之間缺乏相應的聯系，空間計量經濟模型也就避免了誤差情況的發生。利用空間誤差模型，結合具體情況作針對性分析，提煉空間內的多樣信息，包括經濟數據和變化參數等，在進行詳細描述的前提下使得整體模型中的變化參數清晰，方便對經濟數據內容進行整合處理[2]。其次，區域特質不同，不同模型所產生的實際效用也不同。為確保數據描述的準確性，就應當盡可能實現數據描述后的數據反應假說作對應的經濟學處理，明確假說的實際狀況。通常，計量數據如假定其不被拒絕，那么計量數據所分析得出的結果為真，與經濟增長情況相符。否則，該空間權重矩陣模型在研究當中未能采用有效分析辦法，無法對區域內空間經濟增長提供真實呈現。在具體的模型選擇當中，應當利用特殊方式針對數據分析方法的混雜性，可選擇一種乃至兩種模型進行分析?，F行回歸模型在實際使用中具有優先性，源于其在模型數據處理與經濟增長理論評估層面獲得更佳完成效果，準確性與可靠性均更突出。

二、基于空間計量經濟視角探討區域經濟增長特點

一、問題的背景

中國經濟目前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動特征。經濟發展需要刺激投資需求，最終消費需求的形成也有賴于加大投資力度，投資與消費雙管齊下，投資需先行。因此，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離不開投資的持續增長。從理論上講，投資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具有一種正向的關聯關系。

一般認為，建設投資是國民經濟增長的強大拉動因素。幾乎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會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將建設投資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工具。加大建設投資的規模，既可增加就業機會和國民可支配收入、擴大內需，又可以直接帶動當前的經濟增長，為新一輪的經濟增長奠定物質基礎。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建設投資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建設投資在這些國家的整體投資中的比率甚至達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國大量的文獻也討論了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夠揭示建設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的研究成果卻極少。中國發展研究院曾經做過一項研究，發現在中國經濟中固定資產投資是決定社會需求的最積極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可以作為刺激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中國發展研究院，1997）。雖然還有其他一些關于建設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重要性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大部分還處在定性階段，很少能夠指出建設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對中國經濟發展拉動水平的具體數量關系。

二、數據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長的建設投資所拉動GDP的增長量或增長率。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水平的重要指標和方法。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年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的價值形態。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標還有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筑安裝工程投資。

一、問題的提出

1978年以來，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居民儲蓄也出現高速增長的態勢。進入90年代以后，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始終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這對我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有著有利的一面，但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所以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刺激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分流儲蓄，但是居民儲蓄依然持續增加。由于居民的儲蓄存款直接影響著居民的消費行為，影響著貨幣的供給量，進而間接影響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宏觀調控的力度和效果。因此，對我國居民存款儲蓄問題的深入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這有助于認清現狀，做出合理的決策。

二、變量的選取及分析

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時期，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很多。因而，要分析各種因素對居民儲蓄行為的影響，必須立足于我國的國情。1998年后，我國經濟運行進入了一種新的體制約束狀態，出現了明顯的供給過剩，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約束與拉動作用明顯增強，投資、消費膨脹的內在動力明顯不足；同時，由于我國市場機制尚不健全，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市場體制的控制力還有限，從而不能形成一種有效地傳導機制。市場化改革對人們的經濟行為、心理行為帶來了很大影響，銀行開始考慮貸款風險，投資者開始考慮投資回報，而消費者也開始考慮最佳的消費時機和預期收入。

這說明，我們的微觀經濟層面已生長出一種內在的約束機制，然而社會各個方面對這些積極的因素還很不適應，微觀主體內在約束機制較強與宏觀經濟市場傳導機制不暢之間的矛盾，導致了投資行為受阻、消費行為審慎和儲蓄持續穩定增長。當前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因素有很多，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居民對社會經濟形勢的預期、可選擇的投資渠道、信貸消費的發展、利率因素的影響、“假性”存款的影響、消費領域的信用等級、高收入階層消費狀況、就業形勢壓力、體制改革、居民收入水平等。

筆者綜合考慮，選取一部分變量進行研究，而且為了方便查找數據，只建立我國城鎮居民儲蓄存款模型進行研究，選用當年的收入增長率來考察收入因數對儲蓄率的影響。用城鎮居民的鍺蓄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另外還選取了我國1981年到2009年各年的城鎮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一年期儲蓄利率和通貨膨脹率作為解釋變量。

1

國民經濟是指一個國家社會經濟活動的總稱，是由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經濟環節、經濟層次、經濟部門和經濟地區構成的。國民經濟這一概念突出強調經濟的整體性和聯系性。

中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以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為對象，應用現代經濟計量學方法，分析探討1978-2005年期間中國國民經濟運行和宏觀經濟活動。在此基礎上分析政府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進而由國內生產總值影響居民消費與社會投資，因而政府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起到直接的影響而對居民消費、社會投資則起到間接的影響。

政府支出規模隨經濟的增長而擴張。我國的GDP近年來處于持續高速增長的階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9％，屬于“高增長階段”。根據“瓦格納法則”，當國民收入增長時，政府支出規模會以更大比例增長；與此同時，R•A•馬斯格雷夫認為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政府支出的規模逐漸增長。因此，本文想探討一下在未來的時間里，政府支出的變化對于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投資、居民消費的影響。

2模型設計

2．1模型結構

一、旅游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問題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目前中國的旅游業也隨之在快速的發展當中，其對經濟的帶動性作用較以往也越來越大。這對社會經濟建設，推動地區投資、消費等方面的意義尤為重要。從而促使旅游經濟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的地位逐漸提升。

1、實踐考察

旅游在帶動經濟的增長過程當中，其對住、行、吃、玩等的需求普遍存在著流動性并且不分區域，并且無論是生產還是消費等行為都有著空間相關性。

2、理論考察

不同區域之間的旅游經濟投入以及勞動等因素的流動，促使其投入產出活動也有著空間相關性。因此，不管是實踐還是理論，都需要以旅游經濟資本和勞動的投入為基石，從而對在區域當中的旅游經濟增長中的溢出效應問題進行研究分析。而且從政策和決策的角度上出發，基礎應建立在空間面板計量經濟學理論以及模型之上，對其溢出效應進行研究會得出，對政府對企業的發展戰略和方向以及消費者的出行規劃都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農業成本、農戶負擔以及農民家庭的勞動剩余，直接關乎農業效率與農業再生產，至今仍然是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本文主要根據陳翰笙先生30年代保定（清苑）農村調查統計資料和解放后河北省統計局追蹤調查統計資料（注：陳翰笙先生1930年進行的保定農村調查資料現存中國社會科學院，河北省統計局50年代所做的關于1936年、1946年兩個時點的追蹤調查統計資料見《二十八年來保定農村經濟調查報告》，河北省統計局，1958年。本文未注明出處者均引于此，特此說明。保定農村實際指清苑農村。），力求反映這一時期冀中農村的上述指標狀況。

一、生產費用

中國傳統農業固然是以人力為主，但并非純粹勞動密集型生產。清代農學家已注意到耕作成本，章謙在《備荒通論》中說：“一畝之田……籽種有費，雇募有費，牛力有費，約而計之，率需千錢。”顧炎武說，蘇南“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1]。

清苑農村調查資料表明，農作物生產費用包括雇工費、耕畜費、種籽費、肥料費、農具費、農舍費等項。雇工費指雇工的工資，犒賞及衣物等雜項還不包括在內。耕畜費包括耕畜資本息（以耕畜總價值的年利8%折算）和飼養費。種籽費包括自有的與購買的兩項費用。肥料費僅就購買的部分而言，實際上自制的土肥占多數。農具費包括折舊費（依農具價值的8%折舊率計算）與修理費兩項。農舍費包括修繕和部分租金等。根據上述統計范圍，1930年清苑農民家庭農場平均每畝生產費用如下表：

1930年清苑平均每畝生產費用支出

*

一、空間計量經濟學理論概述

（一）經濟學模型

1.空間權重矩陣。

此經濟學模型的空間以及位置信息的數據信息表現力非常強，且主要強調其空間位置的關聯性。通常情況下，空間權重矩陣會依照以下兩種方式來進行空間區域劃分，一種為距離標準，一種為臨界標準。兩種分類方式都建立在假設距離的基礎上，單元距離的經緯信息是衡量距離標準的主要依據，空間權重元素是空間臨界判斷的主要依據。

2.線性回歸模型。

最近幾年，線性回歸模型在空間計量經濟分析中的應用范圍越來越廣泛，與空間權重矩陣模型相比，該模型的空間依賴性很強，且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為該模型中的空間變量元素都會隨著因變量以及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所以當存在誤差項的元素引入線性回歸模型時，其模型中的各因變量都會存在空間滯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