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哲學思想范文10篇

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教育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

（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教育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

（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世界觀和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合作化的，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

（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4527（2000）05-0037-04

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教育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

（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教育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

（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教育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志始終把對立統一的觀點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為分析和解決經濟建設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發點，他的許多著作如《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分析和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諸多矛盾的代表作。建國初期，在完成對農業、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我黨成功地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除了中國的歷史條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關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獨特理論和對民族資產階級所采取的正確政策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和方法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如何處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國民經濟的各種比例關系，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嶄新課題，由于黨和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以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的科學的宇宙觀，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及時的和認真的探索和研究，從而大大地推動了經濟哲學思想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發展，黨的八大文獻和同志撰寫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正是這一時期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進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論表現。第一，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各種復雜的矛盾，提出了關于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完整學說，并著重闡明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新篇章。社會主義社會在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以后，還存在著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確認識和處理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新課題。1966年在我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制度發生了根本的變革，社會矛盾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斗爭已經不是最主要的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我們國家出現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黨和政府正在領導人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但是，另一方面，在這歷史的轉折關頭又出現許多復雜的社會矛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黨和同志科學地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種社會矛盾，總結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第一次提出了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边€系統地論述了兩類矛盾的表現、性質、區分標準、相互轉化，以及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社會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導方針，并且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些科學論點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增添了新的內容，給人們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各種復雜的現象提供了指導性的線索。當然，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兩類社會矛盾學說也將不斷豐富發展。從同志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學說到現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又經歷了四十多個年頭。在這期間，我們黨在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問題上，又積累了正反兩個方面的豐富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系統地和科學地總結了這一時期的歷史經驗，從而使同志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類矛盾的學說得到了進一步貫徹和發展。第二，同志運用唯物辯證法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種經濟關系作了精辟的理論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確處理這些經濟關系的基本原則，這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同志關于正確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各種經濟關系的論述，主要體現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即《論十大關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存在著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三者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著差別。正確處理這三者關系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同志提出了正確處理三者關系的“三兼顧”原則。他指出：“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觀點，對于今天的社會主義改革所具有的指導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它是改革中調整人們利益關系的基本原則。2、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中央地方的關系。同志指出：我們的國防力量還不夠強大，一定要加強國防建設。但要加強國防，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當然，國防建設的發展，反過來又推動和促進經濟建設的發展。在國防建設和國防工業生產上，同志提出了“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為了進一步明確二者的關系，提出了國防建設必須與國家經濟建設相適應的方針。3、正確處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這個關系實際上是個生產力布局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要研究和解決的實質性問題之一——資源配置問題。同志根據我國工業生產布局的歷史與現實的現狀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大力發展內地工業，平衡工業發展布局”的方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充分發揮沿海工業的優勢，制定建立沿海經濟特區的新的戰略方針，是同志這一方針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現在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港口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廣大內地四個層次的對外開放的基本格局。4、積累和消費的辯證關系。這一關系直接反映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為條件、相輔相承的辯證關系。正確處理這一矛盾的原則是，必須兼顧積累和消費?！皣乙e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我們既要反對高積累的錯誤，也要反對忽視積累的錯誤。同志尤其強調：“不能夠向農民要得太多，不能夠把農民挖得太苦。”陳云同志也說過，處理積累和消費關系的原則是“一要吃飯，二要建設”。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在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上，同志還十分強調節約的重要性。指出：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黨的十三大報告中也強調指出：“我們一定要長期堅持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方針?！?、綜合平衡和經濟杠桿的作用。關于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同志在廬山會議談話中指出：“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有群眾路線?！标愒仆疽仓v過搞經濟不搞綜合平衡就寸步難行。此外，同志在領導糾正和公社化運動錯誤時，強調要發展商品生產，尊重價值規律，指出：“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同志還提出要辯證地處理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并確定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正確方針。這一切，都是同志經濟哲學思想的發展，對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三）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科學理論依據和重大的理論建樹，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新貢獻。改革開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內容，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是由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決定的，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經過幾十年摸索和總結而確立的一項基本國策。過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把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看作階級社會特有的社會現象，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隨著剝削制度、剝削階級的消滅，這兩對社會矛盾也從根本上解決了。于是，人們在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時候，往往采取許多脫離實際的方式去解決，從而，難免犯“左”的或右的錯誤。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同志在1956年就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辈⑦M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這類矛盾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基本適合生產力的狀況和經濟基礎的基本的，但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全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的要求又是相矛盾的，這種基本適應又相矛盾的狀況，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不具有階級對抗的性質，因而解決這種矛盾不能采用階級斗爭的方式，它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即通過改革加以解決。社會主義制度將在改革中逐步地鞏固和發展起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把改革稱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既是對同志上述思想的正確概括，又是對它的豐富和發展。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學說同他在這以前一貫十分重視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就曾強調指出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本褪窃诮▏院螅矎娬{過：“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比缜八觯@一指導思想在黨的“八大”文獻上得到明確的體現。在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指導下，黨和國家初步改革了經濟管理體制。1957年11月，國務院下達了《關于先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關于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關于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草案）》，規定把一部分管理權下放給地方行政機關和工礦企業單位。1958年至1960年，進行了以擴大地方權限為中心的改革嘗試。在工業體制改革的同時，農村也進行了一系列探索。1959年，許多地方試圖沖破“一大二公”的束縛，實行了包產到戶的做法。當時擔任農村工作部長的鄧子恢同志對此給予了支持。與此同時，同志提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發展商品生產，遵循價值規律，搞好綜合平衡等觀點。劉少奇對急躁冒進問題，提出工業上要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鄧小平同志肯定責任田是新生事物，認為生產關系具體形式的優劣要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作為衡量標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60年代初，配合國民經濟的調整，1951年至1962年對經濟體制進行了局部的改革，通過經濟的局部調整和改革，迅速扭轉了經濟嚴重困難的局面。盡管當時由于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特別是商品經濟規律和價值規律認識不足，這些改革仍沒有突破高度集中的舊體制的框框，以至后來發生了象“”那樣的大倒退。但當時等領導人的思想是符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它也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教育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

（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哲學被認為是研究世界和人類社會最根本的，最重要問題的學科。哲學對其它科學的發展和人類思想、思維、認識和行為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哲學會對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想法提出質疑，并在對思想的拷問中得到升華。在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哲學思想的具有統攝其他科學的地位。而經濟學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從一個特殊角度研究人的行為(不管是作為個體還是集體表現出來)的科學。經濟學的這種研究領域的擴展一方面使人們認識到經濟學的強大力量，另一方面有人認為這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無論關于經濟學逐漸在國內成為顯學有如何的評價，經濟學的方法都可以是，但不是唯一的，研究人的行為，研究社會現象的手段。哲學和經濟學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經濟理論本身就是關于經濟的哲學思想，很多經濟學家同時是哲學家。即使經濟學作為獨立的學科發展起來后，哲學關于經濟起源的研究，經濟制度的建立，經濟學研究的起點以及經濟研究的方法論都具有指導意義。國內關于哲學和經濟學關系的研究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有的學術機構專門設立了經濟哲學研究中心，①近年以這一主題研究著述大量涌現。②2008年和2009年在中國社科院的科研機構的組織下，連續舉行了兩次以經濟學和哲學對話的全國學術研討會，③可見學者沒對這一研究主題的重視?，F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用哲學觀點來指導經濟學的發展，尤其馬克思主要哲學觀點，反過來很少有用經濟學方法來研究哲學相關問題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如前述的關于哲學和其它科學關系的普遍認識，另一方面是因為哲學本身是一種思想不是具體的人類活動。雖然如此，但是哲學研究，哲學思想影響下的人的行為則是人類活動，這些活動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加以分析。本文試圖要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簡略探討一下西方近代哲學研究向認識論轉變的相關問題。

基本假設及哲學研究的經濟性為了方便論述，這里首先假設哲學是一種產品。哲學是一種極為特殊的人類社會在一定階段不可或缺的產品。它通常情況下并不直接的影響人的行為而是通過影響研究、傳播、學習它的人而影響人們的思想、世界觀和人生觀，最后才反映在對人的行為方式的影響上來。于是本文將把近代西方哲學看作一種隱性的“思想制度產品”。又假設哲學是一種公共產品，一個人消費這種產品不會對其它人對該產品的消費造成影響，人們獲得這些產品的成本忽略不記(哲學公共產品是由哲學家和其他傳播者，比如國家，提供的，但如果在中世紀相信反經院哲學的思想并不是無成本的)。哲學之所以具有公正產品的性質是因為哲學觀點、哲學思想也是屬于人類的知識或者認識系統的內容，人類的各種知識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單就哲學觀點和哲學思想的具體而言，其表現形式是各種哲學論述及其論著，由于哲學論著論述的問題和特殊的哲學語言系統等原因使得能夠直接閱讀哲學論著，理解哲學思想的人群相對來說很狹小。這導致哲學這種思想制度產品的提供過程中存在比較嚴重的信息不完全問題。但是，這并不妨礙哲學對更廣泛人群的影響，因為解決這種信息不完全的方法是尋找溝通信息的人，哲學人就是受哲學直接影響的人。他們會根據個人或者社會的需要對哲學的某些內容進行較通俗的解讀，用更多人能夠理解的語言體系“翻譯”哲學論著。雖然這種翻譯和解讀不可避免的會存在偏差，④但其對更多人(包括又人組成的各種團體組織)的思想意識，進而使行為方式產生了影響。哲學的影響擴散到了更廣泛的人群，表現出來公共產品的特點。最后是關于哲學家的假設。哲學家是哲學思想和哲學觀點的生產者。他們在哲學問題的研究過程中經常會面臨物質需求無法滿足，研究成果不被認同，甚至是宗教迫害等情況，哲學家的個人行為也和多數人有很大差別，但這并不能說哲學家不滿足經濟人的假設。大部分哲學家無論其和普通人所關注的滿足需求的方面有多大的差異，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哲學思想，哲學觀點能為世人接受，能夠影響后世，甚至能夠影響整個人類。這部分哲學家會主動著述，并成為了哲學觀點的生產者。無論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哲學家，均是經濟理性的，只不過其需求、效用評價和偏好與普通人有差異而已。因此本文假設對于對西方近代哲學做出過貢獻的哲學家都符合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的基本假設。

西方近代哲學研究向認識論轉變的原因從歷史角度來看，中世紀的經院哲學產品完全是為神學服務的。經院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至高無上的完美的主體———上帝，人不被重視。在這種背景下，經院哲學成為了一種神學工具，教會壟了的哲學產品的提供，同時是解讀哲學的壟斷人，人們被迫消費這種公共思想制度產品。這種哲學公共產品的消費使得人們思想被禁錮，人性被抹殺，而消費這種產品的主要收益便是避免教會的迫害。教會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享受著壟斷這種產品帶來的巨大收益:經濟上集中了大量的土地，獲取了大量的物質資源和貴金屬，政治上凌駕于傳統政治體系之上，因為經濟和政治上的收益，進而社會地位空前提高。然而資本主義的萌芽，生產關系的變更的背景下，人們開始對私有財產熱烈追求。人們對私有產權重視的行為，對一種新的哲學思想制度產品的消費提出了要求，這種哲學思想應該迎合和指導私有產權的發展。教會在哲學產品提供上的壟斷生產者的地位將受到新的哲學產品的挑戰?！拔乃噺团d”無疑是恰到好處的一場人的解放運動。正是這種思想制度產品的變更影響了西方近代哲學的研究方向向認識論轉變。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自然科學的進步，人們開始注重人類自身的問題。人們對哲學思想的生產者提出了新的需求，哲學家如果還在研究本體論的問題，那么他的最大成本便是花了畢生的精力而成果不再受到重視，其哲學思想不會受到認同，不會對后世產生影響，因為人們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去指導活動。雖然這不一定與直接的經濟利益相連———哲學本身不一定會因形勢的變化而認為某種問題不再重要，但是大部分哲學家的研究行為和研究主題會因為對哲學思想的需求變化而產生變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了人們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行而上學的觀點已經沒有了市場，哲學家們不得不開始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分工、雇傭勞動的推行使社會矛盾尖銳突出，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緊迫感受到矛盾的普遍存在與不可避免———把矛盾的滲入到哲學中。哲學家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使其哲學研究迎合了當時人們對思想制度產品的需求，他們的哲學思想因受到了廣泛認同和接受而實現了自身效用的最到化。培根、笛卡爾、康德、黑格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認識論的問題而成為有重要影響的哲學家，不僅滿足了個人對哲學研究的需求，還產生了長期的外部效應。一方面社會形勢和歷史背景發生了變化，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這種形勢下思想制度產品的提供者致力與新的哲學公共產品的生產。有新產品的需求和供給，認識論的哲學制度產品開始大量生產和更新，經院哲學壟斷地位受到挑戰，于是出現了西方近代哲學研究向認識論轉變。

西方近代哲學研究向認識論轉變的影響西方近代哲學的這種向認識論轉變的影響又是什么呢?首先，根據本文的假設，這些哲學制度產品是公共產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選擇其所需要的哲學公共產品來指導自己的思維和行動。這種選擇行為不會減少其它人的選擇機會，不具有排它性。在當時，從單個人來講其選擇成本來自于消費這種產品帶來的與選擇并消費其它不同思想制度產品的人或組織(教會、封建政府)在思維、行為方式上的對抗和沖突。而其收益便是實現與代表新生產力階級的認同感，并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強調人的因數中不斷積極進取，創造私人財富而獲得的間接效用。從資產階級整體上而言，這種新的思想制度安排，促進了思想解放并增強了其認識和征服世界的能力，這種改變影響了社會總的偏好傾向，對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本文基本假設所論述的，西方近代的哲學家即使主觀上沒有想將其哲學思想作為哲學公共產品提供給世人(后人)，或者更看重個人追求真理所獲得的滿足，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哲學家們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的產生了積極影響。無論如何這些哲學家在這次研究向認識論轉變的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哲學思想對于正在追求解放，崇尚自由的資產階級產生了正的外部效應。

西方近代的哲學家的研究主題由本體論轉向了研究理性、研究感性、研究認識等哲學問題。在研究的過程中，哲學家的哲學論著作為記錄、表達和傳播其哲學思想哲學觀點的手段。這些論著的內容不是淺顯易懂的，導致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因此其對社會大眾的影響不是直接的。但是，正是在資本主義萌芽并不斷發展的歷史條件，對于新的哲學制度產品的需求催生了西方近代哲學。西方近代哲學(雖然各哲學家各流派的影響不同)如果看作一種思想制度產品正好迎合和滿足了這種需求，它打破了教會壟斷生產哲學產品的格局，給需求他的人們和后世帶來了正的外部效應。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中國執政黨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馬克思哲學思想無疑屬于馬克思主義“老祖宗”中的“始祖”。俗話說，事物“萬變不離其宗”。要從源本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就必須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就必須把握其“始祖”。馬克思哲學思想不僅是對人類思想史、哲學史遺產的繼承和弘揚，而且是對其遺產的深刻變革和創新。在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過程中，不僅要了解前者。更要注重后者。

一

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用“馬克思”這一專名命名，馬克思的哲學思想之所以具有當代性，在于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在人類思想史上富有原創性。馬克思作為“千年思想偉人”之首，雖然生前沒有像他的思想前輩黑格爾那樣自覺構建一套哲學學說體系或敘述體系，但他在有關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或民族學)、宗教學等具體科學和實際問題上的著述中蘊涵著或直接提出了淵博的、帶原創性的哲學思想或者說哲學思想體系，盡管后來被“演繹”出一套套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版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湮沒了其“光亮”或使之“平平淡淡”。我認為，他的原創性哲學思想集中體現在與人的實踐活動息息相關的社會歷史領域，可以被歸結為這么兩個基本哲學思想：

一是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

二是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馬克思這兩個基本哲學思想同時成型于19世紀40年代中期。前一個基本哲學思想明確表述于1845年春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后一個基本哲學思想初步闡述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經典地表述于1859年1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