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范文10篇
時間:2024-02-28 1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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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旅游主客互動研究
一、導言
1977年,瓦倫•史密斯(ValeneL.Smith)出版了《東道主與游客:旅游人類學》一書。作為旅游人類學的先鋒之作,該書確定了“主客關系”這一旅游人類學的核心主題。2001年,史密斯和布倫特(Brent)編輯出版了主客關系研究領域的第二部力作《HostsandGuestsRevisi-ted:TourismIssuesofthe21stCentury》。隨后,許多學者對這一研究主題進行了聚焦。Aramberri指出,①在旅游研究中存在三種主要的研究領域,即主客關系領域、②旅游作為非尋常行為的研究③和旅游吸引物的生命周期研究。④Nash特別指出,在所有的人類學研究案例中,研究的中心應該是主客關系。⑤并且Pearce認為,對旅游者與當地居民關系的研究是個涵蓋面廣、極富挑戰性且越來越有價值的學術領域。⑥正是基于這些認識,McNaughton指出,旅游研究的焦點應實現一個重要轉變,即由過去關注旅游和游客本身,轉變到關注當地居民(主人)、旅游影響和主客互動上面來。⑦研究表明,民族旅游作為旅游現象的一種,其核心問題是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互動,即民族旅游本質上是一種跨文化之間的交往,具體涉及游客與當地居民之間的文化互動。⑧因此,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動應是民族旅游研究的核心。盡管學術界對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動進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尤其是在民族旅游主客互動的微觀過程方面,缺乏系統深入的探討。
二、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動研究述評:基于符號互動論的視角
從目前國內外民族旅游主客互動的相關研究看,學者們從不同的層面和視角對主客互動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正如有學者指出,民族旅游中的主客互動實質上是一種跨文化互動,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微觀層面的社會互動。那么,根據微觀社會學的理論,應重點關注這種人際互動的過程以及這種互動受哪些因素的影響。而研究的現實情況是,目前大部分旅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游客和當地居民相互作用的結果上。⑨已有關于主客互動的研究內容多數側重于從宏觀的視角對主客相互影響的結果進行測量,即大量的文獻聚焦在主客互動的性質及其結果上面。在民族旅游的研究中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傾向。①學者們對主客互動結果的研究較多,這種結果表現在主客態度、價值觀、行為傾向、相互關系等方面的變化,或者由于游客的進入而導致民族地區文化商品化、文化包裝、文化瓦解、文化復興、示范效應、社會矛盾和沖突等文化、社會和經濟影響的產生。這些研究往往偏向于對主客互動結果的一種宏觀測量,而對主客互動的微觀過程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即使有一些研究涉及了主客互動的微觀層面,如對于互動內容與互動方式的探討,但也沒有進行系統深入研究,僅僅是一些零散的描述。筆者認為,如果要對民族旅游中主客互動過程進行微觀層面的考察,深入探討主客互動這種現象中互動控制所涉及的主體的角色、地位與權力等問題,符號互動論是一種很好的研究視角。Colton認為,對休閑、娛樂與旅游等相關行為的解釋,只有通過符號互動論等社會心理學理論以及整體分析方法才能實現。
布魯默指出,個人與社會的互動是一種符號互動,人們通過運用符號來解釋或確定相互間的意義。符號互動就是一個通過人們對符號意義的相互理解而激發的一個過程,意義構成了人類社會互動的基石。③符號互動論強調主體行為的產生,建立在主體對于符號意義的主觀解讀基礎之上。對于人類行為和事物背后意義的解釋,布魯默強調,在對人類互動行為進行解釋時包含了主觀的經驗,即從行動者的觀點來理解事物。在主客互動之前,對于主體來說,客體本身并沒有明確的意義,客體的意義是主體在互動中賦予的,甚至可以說,客體是在與主體的符號互動中被創造、被肯定或被否定的。他認為,符號互動論的特征在于強調人類對彼此行動的解釋和定義。個人被卷入一個巨大的互動過程之中,在這里他們必須對不斷變化的行動進行相互的調適。個體在這一互動過程中,既要向他人表示自己的所作所為,又要對他人的行動進行解釋。④當個體與他人進行交往的時候,個體會理所當然地對他人的行動進行意義的解讀,而且認為對方對自己也同樣如此。⑤而問題恰恰在于,已有的關于民族旅游主客互動方面研究,大都停留于互動現象的表面,比如互動的結果、特征、方式以及互動交換的內容,而沒有深入到互動行為背后主體對于客體符號意義的解讀,以及基于這種解讀基礎之上對行為的控制。當然,這里所說的“主體”與“客體”并不對應主客互動中的主人與客人。因為站在主人的立場,與其互動的“客體”就是客人;而站在客人的立場,與其互動的“客體”就是主人。并且在民族旅游中,與主體互動的“客體”不僅僅是主人或客人本身,還可以包括一切外在的物質或符號,比如主人的民族服飾、建筑、手工藝品、傳統器具、特色美食以及文化符號(如納西族的東巴文與東巴圖畫等),或者客人的潮流服飾、高科技裝備(相機、手機、攝影機等)、露營設施、消費方式等。因此,對于主客互動的研究,必須關注主人或客人對于各種“客體”背后的符號意義是如何解讀的,以及他們的這種對于意義的解讀是如何影響他們對于互動行為的控制。此外,必須引起注意的是,這種“解讀”離不開對具體情境的深入分析。這是因為,任何具有意義的符號只有在一定的情境之中才能具有確切的意義。意義因情境而生,行動者根據他處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動方向來選擇、檢查、重組和改變意義。
也就是說,任何有意義的人際互動,總是在一個復雜且動態的社會情境中設計并實現的。對于外來游客而言,當他進入民族地區旅游后,就意味著某種特定的主客互動的情境就產生了。這個時候他必須對各種符號進行解釋,并對情境進行定義,然后才開始行動。⑦為了理解這些符號并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動,游客首先必須對這些復雜的社會情境進行觀察和解釋。但也有學者指出,對任何情境的理解,首先必須確定的是參與者自身的角色。⑧因此,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動過程中,當地居民和游客在各種境遇(即托馬斯所說的“情境”)中的地位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對于理解他們的互動行為十分關鍵。誠然,主客互動不僅涉及某種具體的旅游情境,而且還將涉及互動過程中雙方主體的地位、角色與權力等方面。而民族旅游主客互動雙方的角色、地位與權力微觀層面的問題,恰恰是民族旅游主客互動的內核,即民族旅游主客互動現象背后的更深層次問題。首先,從角色方面來看,在民族旅游的主客互動中,當地的少數民族居民往往視自己為主人,視外來游客為客人。而這種角色感知可能會發生變化。Aramberri指出,隨著民族地區旅游的發展,傳統的主客角色關系會發生質的變化。事實上,主人不再是主人,而是服務提供商;游客也不再是客人,而是顧客。①不過Pearce認為,盡管主人的直接目的是獲取利益,但他們在與游客的接觸過程中,仍然要尊重對方、彼此誠信、開放、友好和真誠。②實際上,這種角色認知的變化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主體對于自己行為的控制,這一點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其次,從地位與權力的角度看,在游客互動的過程中,盡管少數民族居民可以控制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以及提供的方式,但他們往往認為自己是落后的、弱勢的。這種看法在很多學者那里得到了印證。Li認為,少數民族往往被認為是一個即將消亡的種群(dyingbreed),③他們給外界的印象總是停留在過去,并且是欠發展的。④而游客作為來自異地的漢族,他們往往認為自己是先進的、強勢的。他們在民族地區以消費者的身份出現,⑤他們可以控制自己,如何使用自己所擁有的貨幣以及如何消磨自己的時間。但現實情況是,有些游客進入民族地區之后,自己的這種“相對優勢感”卻淡化了,反而覺得自己受東道主的控制。根據符號互動論的觀點,個體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可以獲得新的自我,這種自我就是庫利的“反射的我”或“鏡中我”(looking-glassself)。⑥即個體會通過與他人的互動而重新認識自我,并調整自己的行為。根據這一觀點,要深入研究民族旅游中主客雙方對于互動過程的控制,就必須考察雙方如何通過從對方那里獲得自我來控制自己的行為。但從目前學界的研究來看,這方面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民族文化反生態思想研究
摘要:學術界對于文化的研究一直都存在雅與俗、良與莠、先進與落后、精華與糟粕、積極與消極等一系列既對立又統一的哲學范疇,對于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研究也不應該有所例外。但目前,學術界對于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研究缺少辯證分析的色彩。本文重申了辯證分析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必要性,闡述了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中反生態思想的概念、特征及區分標準等,分析了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文化中反生態思想形成的原因,并對其消解途徑提出了一些看法。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化;反生態思想;消解
關于文化的研究,學界一直都存在雅與俗、良與莠、先進與落后、精華與糟粕、積極與消極等既對立又統一的哲學范疇。相較而言,對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研究則缺少辯證分析的色彩。目前,對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對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體系的解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價值評價及建構途徑的探討方面。〔1〕隨著時代的發展,多元化的西部少數民族文化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有些仍然是能夠引領時代前進的旗幟,而有些卻與當前生態文明建設倡導的理念相悖。因此,辯證分析西部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中的“糟粕”無論對少數民族文化自身的傳承與發展,還是對西部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具體工作都有重要意義。
一、辯證分析西部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消解其文化中反生態思想的首要步驟
早在2010年就有學者探討過《辯證分析法在文化研究中的運用》問題,文章認為,“只有對本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以及外國文化進行辯證的、歷史的、系統分析,才能科學認識文化的本質,把握文化規律,為我國文化建設提供正確指導?!薄?〕相比較而言,目前學術界對于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研究卻主要集中在其正面的、積極的影響上,而忽視了文化在不同時代而表現出來的不足之處。不科學的研究方法必然會得出有失偏頗的結論,在其對待方式上也必然會全盤吸收。因此,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否能夠對當地的生態文明建設發揮科學的引領作用,首先取決于我們是否真正認識了它的本質,是否分清了它的構成成分。為此,必須采取辯證分析的研究方法,從諸多的文化現象中分解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進而才能采取相應的措施讓它們盡可能發揮正面的、積極的作用。首先,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優秀的、先進的生態文化進行科學引領,而錯誤的反生態思想只會把人們引向歧途?!吧鷳B文明是一種獨立的文明形態,是以生態文化為基礎的人類處理整個生態系統的積極成果。”〔3〕80“生態文化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先導,是因、在先;生態文明是生態文化發展的實踐產物,是果、在后?!薄?〕西部地區各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是當地建設生態文明的“理論先導”,不同民族的生態文化共同為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形成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觀、倫理觀及政績觀、消費觀和發展觀。因此,“蘊含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的生態文明理念是生態文明發展的內在原動力。”〔5〕在西部地區,雖然民族不同,文化有別,但其生態文化的本質是共通的,那就是它要求人們在“生態優先”的原則下開發西部,在保證天藍、地綠、水凈的前提下發展西部,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基礎上保護西部。而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文化中的不良成分則無法發揮這些積極的作用,相反,會把我們的行為引向保護自然的對立面,使我們成為自然的敵人。其次,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素質的提升,需要有生態文化中正面的生態思想的引領和負面的反生態思想的警示。所謂生態素質,就是人們在認識和處理生態環境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文化的、心理的、技能的以及道德的綜合素質。如果一個人掌握了豐富的生態環境保護的知識,形成了良好的環境保護意識,遇到環境問題能自覺地采取恰當的方法處理就是一個具有較好生態素質的人。生態素質不是人們與生俱來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養。西部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含有豐富的生態思想,挖掘并整理這些民族生態文化,對其中的“良莠”成分加以甄別,并在生態素質教育中充分、合理地利用這些知識,將有助于人們加深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人們的生態意識、掌握生態保護的技能,同時通過反生態思想的梳理,可以警示人們不斷反思自己的行為,在生活中做到遠離那些不利于生態環境的行為,做到自覺保護生態環境,為西部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做貢獻。再次,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也需要對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進行甄別和揚棄。在對待文化發展的態度上,我國一貫遵循“有效保護,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則。但這一原則缺少科學研究這一重要環節。“倘若沒有科學的研究和規劃作為開發的基點,利用就可能失之盲目和無序,文化開發不僅達不到預期的目的,還有可能造成文化資源的浪費與破壞?!薄?〕研究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就是要挖掘其中優秀、進步、符合生態文明時代需要的“精華”,以便于人們去保持、繼承和發揚;同時,甄別其中有害的、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糟粕”,幫助人們去批判、改造以致于摒棄。最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理論體系的全面建構,需要補充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中生態思想的有益成分,而對于那些不符合時代需要的內容,則要及時加以修正或摒棄。“生態文明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既離不開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反思與超越,也離不開對社會現實的關照和探索?!薄?〕生態文明理論體系的建構,應該是“基于自然———人———社會‘三維化’的,由微觀、中觀、宏觀和宇觀四個層次共同構建的方法論體系”〔8〕,它需要世界人民攜起手來,不分種族、不分地域,不分國度、不分民族,齊心協力共同建設我們的地球家園。西部地區少數民族作為我國大家庭中的成員,有義務、也有責任為我國生態文明理論體系的構建做出貢獻,而那些不利于生態環境的反生態思想則要從生態文明理論體系中及時剔除。綜上所述,突破原有的研究方法,辯證分析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梳理出其中的反生態思想,對于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開發、利用、傳承與創新都有重要意義。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不斷豐富和發展能夠為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活動提供科學的指導,而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推進又為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注入了新的內容,使其具有更強的生命力,更富有時代特征。
二、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態思想及其特征
民族思想研究論文
新中國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國民族事業發展最健康的時期之一。黨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和各項建設事業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這過程中,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論觀點,并在各地區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實現祖國統一
新中國成立時,西藏等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這些民族地區,是徹底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將解放戰爭進行到底,完成祖國大陸統一大業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區問題上,將其作為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斗爭任務和當前的總方針加以高度重視,表現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堅定原則立場。他說,“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1],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拔覀儺斍翱偟姆结樖鞘裁茨??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們對新中國的熱愛,把西藏人民的愛國心作為制定解放西藏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他說,“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黨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親切關懷以及西藏進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在北京正式簽字。這標志著帝國主義企圖制造“”、分裂中國陰謀的破產,它對捍衛祖國統一,鞏固國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5月24日,給達賴喇嘛發去一封熱情洋溢的賀信,高度評價了協議的簽訂,表達了他對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說:“這個協議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于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閡,實現各民族緊密團結
各民族緊密團結聯合,是馬克思主義處理民族關系的根本原則之一。堅持民族團結的原則,闡述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少數民族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團結與反對民族主義的關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國的團結友愛的民族關系。
跨界民族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跨界民族;他者;認同;國際關系
論文摘要:民族認同是民族的自覺行為,表現為一種歸屬感??缃缑褡逵捎谧陨淼奶厥庑裕谡J同方面具有多重性,即民族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歷史表明,在國際關系中,政治認同和社會認同的作用最為敏感。因此,要處理好跨界民族問題,必須解決好跨界民族的多重認同問題。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系中存在著一種特別吸引世人眼球的國際社會現象,即圍繞著民族有關的表現為各種形態的地區爭端或沖突,而且隨著歷史的繼續演進,這些地區沖突有著進一步加劇之趨勢。深入研究,可以發現,這些沖突一方面涉及到“冷戰期間被認為已經或趨于消失而在冷戰結束后已成為國際政治畫屏的最重大焦點之一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還涉及到認同這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尤其在存在跨界民族或跨界民族問題的地方更是如此。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提起跨界民族(TransnationalEthnicGroup),首先就包含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即政治范疇中的“邊界或國界”?!斑吔缁驀纭币环矫姘俗鳛樯鐣幕瘜用娴拿褡宓牡乩砭幼〉?,這種居住地具有一定的歷史性;另一方面包含了作為政治領域的民族的領土分界,這種分界具有相當的現實性。為此,有學者將跨界民族定義為“那些原發民族和其傳統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國家而在地域相連并擁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由此可見,跨界民族的最初形成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就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和演變的歷史模式而言,“有的是歷史演變的自然結果,更多的國家民族的形成是非自然發展(如外國干涉或采取暴力的強迫手段)”。這是一個典型的悖論。“所謂民族國家,即國家的領土與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是‘民族’從它的自然狀態轉變為‘國家’的政治形態。”它暗示了國家和民族的一致性。
二、跨界民族的多重認同
美聲民族文化研究
【摘要】中國聲樂的教育特點對于我們理解美聲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首先對中國聲樂的教育特點進行總結,其次對美聲民族文化進行了深刻挖掘和探究,旨在深化人們對美聲民族文化的認知與理解。
【關鍵詞】中國聲樂;教育特點;美聲民族文化
一、中國聲樂的教育特點
(一)聲樂教學側重演唱技能的培養。聲樂教學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對演唱技能的培養。技能與聲音不同,它可以通過一系列的肌體動作訓練而成。對于學生來說,要想有穩定良好的聲音狀態和演唱狀態,必須通過一整套科學標準、協調一致的動作訓練才能達到。演唱技能的培養沒有捷徑可走,對于學生來說,就是需要不斷、反復練習才能夠把握演唱技能的科學規律,形成良好的演唱習慣。聲樂課所訓練的內容一般都遵循由淺到深、逐步變難的原則,不斷強化和完善學生的音域、音色和音量的控制,培養學生獨特的演唱風格和發聲技術,使學生的演唱技能能夠得到全方位培養。(二)音樂知識的傳授是基礎。在聲樂教學當中,很多教師都會反復對學生強調演唱技能的重要性,但這不是說聲樂教學就不注重基本的音樂知識教學。我們必須明白,音樂知識的傳授是教學的基礎,也是培養學生演唱技能的基礎。對于學生來說,像歌曲分析、藝術處理等內容都需要教師在音樂課堂中進行細致講解才能明白。(三)聲樂演唱具有很強的時間概念。從時間概念來說,聲樂演唱的時間概念明顯強于其他學科。比如,其他學科在考試過程中,還有機會和時間進行反復修改,而在聲樂演唱過程中,時間的控制則是十分嚴格的。演唱過程中,如果出現聲音不理想、技巧不規范或者“開破”等現象,后果將十分嚴重。因此,在平時的教學中,聲樂教師應當充分激發學生的時間概念,嚴格培養學生的發聲方法和演唱技能,保證學生在演唱表演或者考試時,能夠更加游刃有余、表演自然。(四)聲帶和相關的發聲器官是聲樂教學的“樂器”。聲樂教學與其他學科最大的不同,還表現在其所依托的樂器就是人自身的器官,比如聲帶和相關的發生器官,聲音經過內耳道的傳遞,與通過口腔向體外傳送時所產生的震動是不同的。正是由于這個特點,使得聲樂演唱者在實際演唱過程中會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演唱者主觀上的聽覺,與其演唱的客觀情況很難達到一個完美統一。有時演唱者覺得自己演唱的聲音太小了,而聽眾覺得很大,從而出現不太理想的演唱效果。目前這也是聲樂教學當中的難點所在。
二、美聲民族文化的起源及相關特點
(一)美聲唱法的文化起源及發展。美聲唱法這個詞是從意大利語Belcanto直接翻譯過來的,它的原義是美好歌唱的意思。從它的原義我們就可以感受到美聲演唱不是只對聲音有較高的要求,它對于演唱者的音準、節奏、風度、儀表和氣質都要十分嚴格的規定和標準。談起美聲唱法的起源,我們不得不提的就是樂器的發展史。在17世紀的歐洲,為聲樂伴奏的樂器只有鋼琴,并且當時的鋼琴由于沒有延音踏板,致使其發出的聲音短促,音量很小,演唱風格整體偏輕柔。在尚家驤先生的《意大利歌曲集》中有一首《我親愛的》,這首歌就是17世紀左右的作品,因此整首歌的演唱十分輕柔緩慢,代表了美聲唱法早期的一些典型特征。隨著樂器的不斷發展,古鋼琴不再是唯一的伴奏樂器,弦樂器的出現使得三重奏、四重奏都得以實現,因此木管小樂隊、鋼管小樂隊以及雙管大樂隊日益發展壯大,人們開始加強對于聲樂的發展和聲音的技術化處理。人聲開始在這個時期得到最大限度發掘,人們在演唱的時候必須打開喉嚨,才能夠將優美的人聲傳遞給觀眾。在文藝復興時期,美聲唱法逐漸呈現出現代化特征,比如強調呼吸藝術、注重聲音的高位置、打開喉嚨等。在這個時期也出現了一些十分經典的作品,如《愛之甘醇》當中有一段詠嘆調,被奉為浪漫主義的愛情小調。在20世紀后期,美聲唱法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善,像世界三大男高音都是極具代表性的美聲演唱風格。(二)美聲唱法的要素。美聲唱法對于聲音的要求很高,要求發聲自然,聲音宏亮,音色美妙,有適當的共鳴和圓潤的連貫音、特重的起因法、巧妙的滑音、穩定的持續音以及裝飾音等。美聲唱法的要素主要從三個方面來看:第一,嗓音自然優美,在整個歌唱音域范圍內保持聲音的均勻與統一。第二,通過嚴格的技巧訓練和演唱技能的培訓,能夠演唱具有高度技巧性的音樂作品。第三,通過賞析優秀歌唱家的表演,掌握各種美聲唱法。
民族軟實力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民族崛起;民族軟實力;先進文化發展機制;根本途徑。
論文摘要:民族軟實力的成熟與否是一個關系國家、民族是否健康崛起的根本問題。加強成熟的制度文化、民族文化建設,增強其核心競爭力,塑造強大民族軟實力,是實現中華民族崛起的思想源頭和強大動力。搞好民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設,打造民族文化發展機制是實現民族崛起之源,是每一個中國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崛起所應當擔負的重大歷史使命。
黨的十七大報告突出強調了加強文化建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極端重要性,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作出全面部署。這是我們國家總結歷史、立足現實、著眼未來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充分反映了對當今時展趨勢和我國文化發展方位的科學把握,體現了我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覺。加強中華民族軟實力建設,塑造強大民族之魂是擺在中華民族面前的重大歷史使命。
一、什么是民族軟實力?
“軟實力"是近年來風靡國際關系領域的最流行關鍵詞,其概念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奈于上世紀90年代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以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所體現出來的"硬實力",也包括以文化和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的吸引力所體現出來的"軟實力"。而軟實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對外政策、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等。文化軟實力是國家軟實力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紛紛調整文化政策,制訂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在"知識經濟高地"進行戰略競爭的同時,又在"文化經濟高地"展開了新一輪競爭與博弈。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都是這一輪文化軟實力競爭的積極推動者。
約瑟夫·奈教授認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存在于三種資源中:第一,它的文化,即對其他國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第二,它的政治價值觀,特別是當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努力實踐這些價值觀時;第三,它的外交政策,但這些外交政策需被認為合法且具有道德權威。
民族思想研究論文
新中國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國民族事業發展最健康的時期之一。黨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和各項建設事業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這過程中,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論觀點,并在各地區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實現祖國統一
新中國成立時,西藏等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這些民族地區,是徹底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將解放戰爭進行到底,完成祖國大陸統一大業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區問題上,將其作為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斗爭任務和當前的總方針加以高度重視,表現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堅定原則立場。他說,“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1],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拔覀儺斍翱偟姆结樖鞘裁茨??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們對新中國的熱愛,把西藏人民的愛國心作為制定解放西藏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他說,“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黨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親切關懷以及西藏進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在北京正式簽字。這標志著帝國主義企圖制造“”、分裂中國陰謀的破產,它對捍衛祖國統一,鞏固國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5月24日,給達賴喇嘛發去一封熱情洋溢的賀信,高度評價了協議的簽訂,表達了他對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說:“這個協議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于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閡,實現各民族緊密團結
各民族緊密團結聯合,是馬克思主義處理民族關系的根本原則之一。堅持民族團結的原則,闡述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少數民族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團結與反對民族主義的關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國的團結友愛的民族關系。
民族復興研究論文
要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奮斗目標,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全黨必須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怎樣做到這一點呢?這就要轉變思想,使我們的思維方式體現時代精神,符合歷史發展客觀趨勢的要求,具有和合性、開放性、創新性。
一、適應時代主題的大轉換,由極性思維向和合思維轉變
人們思維方式的形成與發展,同民族、國家以至人類歷史發展之間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種思維方式的形成與轉變,既受歷史條件的制約,又受時代精神的制約。反過來,順應時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維方式,會促使人們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奮斗目標,并符合歷史發展規律,體現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
上個世紀上半葉的時代主題是戰爭與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空前的大劫難,戰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冷戰不斷。與此相適應的極性思維方式在上個世紀從初期一直持續到70年代中期都占據著優勢地位。所謂極性思維,是指用兩極分裂的觀點認識矛盾,并用對抗的方法解決矛盾雙方沖突的思維方式。這一思維方式,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當著革命形勢完全成熟,為了人民的利益與社會的進步,用對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決矛盾沖突,爭取革命勝利,是正確的。俄國十月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都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得到人民群眾擁護的。但是,歷史條件發生巨大變化、時代主題轉換之后,沿著思維的慣性繼續堅持這種極性思維方式就不對了,就會阻礙歷史前進的步伐。在世界當代史上,美蘇爭霸世界,導致國際矛盾斗爭越來越尖銳化,由此產生了冷戰思維方式。冷戰思維方式就是一種國際間的極性思維方式。它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的時代潮流。它對人類歷史前進的步伐是起阻礙作用的,這就必須以新的思維方式代替這種不合時宜的思維方式。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和合思維方式,恰恰就是當今世界應該占據優勢地位的思維方式。
所謂和合思維,就是用對立面雙方有機統一的觀點認識矛盾,并用和諧共存與相互交合而盡量避免沖突的方法解決矛盾的思維方式。新中國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響,加之我們黨在戰爭時期形成的思維方式的滯后作用,我國有近20年時間沒有跟上世界歷史前進的步伐。直到鄧小平對國際形勢變化作出敏銳的正確的反應,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之后,我們黨的思維方式才由極性思維轉變為合思維。這一轉變,不但使我們黨和國家擺脫了持續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縛,而且使國家步入現代化的最新快速軌道,走向繁榮富強。
和合思維方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方面,是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強調,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就要實事求是。在高科技興起與蓬勃發展,改革(Reform)代替了革命、成為世界性浪潮的條件下,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的哲學思維方式必然要表現出新的形式,這就是和合思維方式。如同“實事求是”一樣,“和合”是一個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中國傳統哲學占主導地位的是一種整體有機的思維方式,強調天人和諧、人際和諧,注重綜合。如何綜合呢?這就是異質的有機結合,矛盾不斷地轉化,如同《易經》上說的“生生之謂易”。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時代特征。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批判繼承中國傳統哲學的精華,就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和合思維方式。
少數民族大學生民族認同研究
一、研究結果
云南少數民族大學生對主流文化的文化認同度比較高,均值為4.51分,這也符合我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現實,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我國多民族和諧社會與文化建設的成果。尤其是當問到我國受到外敵入侵時,95.4%的少數民族學生表示不論是少數民族還是漢族,都應該奮起抗戰,這說明他們在維護中華民族主權時擁有十分積極的態度,愿意主動參與維護祖國主權。在談到少數民族歸屬問題時,94.5%的少數民族學生表示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94.3%的少數民族學生十分同意“中國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边@一觀點,80.8%的少數民族學生覺得自己的個人命運和前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前程緊密聯系在一起,息息相關,18.4%的學生表示不太清楚。根據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我國幾千年的歷史是民族融合的歷史,“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接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盵3]以上調查結論表明,我國已形成一個休戚與共的民族實體,少數民族學生擁有良好的主流文化認同。少數民族大學生在主流文化認同方面,體現了高度的一致性,但他們的積極民族文化認同程度確呈現多元走向,整體均值不是太高(M=2.64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前少數民族大學生擁有比較理性的民族認同,而不是極端的民族中心主義。題1中只有2.4%的學生表示自己一般不參加漢族活動,92.2%的學生表示不同意;題9中只有6.5%的學生表示“當我發現和我一樣的少數民族學生和人打架時,我會毫不猶豫地幫助少數民族同學。”,29.2%的學生表示說不清楚,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少數民族的積極民族文化認同是相對理性的;題12中95.7%的學生表示“如果有人問起我的民族身份,我會直接了斷地告訴他、她”,這說明云南少數民族大學生對自己民族身份感到驕傲和自豪,并對自己的歸屬感到滿意。雖然少數民族大學生能理性看待其民族認同,但消極的民族文化認同情況仍然存在,主要體現在對自己民族身份、民族地位、民族語言等認同方面,不是太普遍。題4中2.8%的少數民族學生表示“有時我想,如果我是一個漢族就好了”;題18中,僅有0.8%的少數民族學生表示,如果能有機會重新選擇,他愿意選擇當漢族;題19中,2.7%的少數民族學生表示并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并對自己的民族身份產生迷茫和失望。對于民族身份能否帶來自卑,僅1%的學生表示當他和漢族學生在一起時,自己有自卑感覺,總覺得自己不如他們,而問及到如果你成為單位的領導,是否會掩飾自己的民族身份時,也僅有1.1%的學生表示他們會刻意隱瞞自己的民族身份,82.2%的少數民族學生以自己是少數民族為榮,對自己的民族身份持肯定積極的態度,只有3.1%的少數民族學生表示自己會常常懷疑自己的民族身份,同時還有8.6%的少數民族學生在公共場合使用民族語言時,會有一種不自在的感覺。在民族行為卷入方面,少數民族學生大多表示愿意積極參與本民族的各項活動,例如食物的制作,傳統節日等,他們也愿意參加本民族的親友聚會。
二、討論與啟示
(一)云南少數民族大學生主流文化認同程度極高
具有良好的國家觀念,能積極肯定和認同由56個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統一體。這是我國多年來多元文化一體格局的最佳詮釋,生存在同一環境的不同民族,是特定的區域生活使他們之間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乃至社會組織都會變得互相兼容,甚至變得十分接近。作為這個多元一體的核心,即從華夏族到漢族,在不斷壯大的同時,滲入到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凝聚作用和聯系作用的網絡,奠定了在中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因此,少數民族大學生對漢文化即中華文化極高的認同是我國多元文化一體格局的最好顯現,同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社會和諧。少數民族大學生作為民族地區今后建設的主力軍,他們良好的主流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
(二)云南少數民族大學生本民族積極認同程度(M=2.64分)明顯低于對主流文化的認同程度(M=4.5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