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政治范文10篇

十六大以后，新領導層很關心中國社會的下層，尤其是農村問題，加之新一屆政府把農村問題看成是“重中之重”，外界紛紛猜想中國領導人會進行怎樣的農村改革。除了討論很久的農村土地私有化以外，人們的焦點集中在如何通過農村的政治體制的改革來解決農村問題。那么，中共在農村會進行怎樣的政治改革呢？

中國的改革模式一直被外界概括成為“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但在農村則不然，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可以說是同步進行的。經濟改革最初在農村開始，很快就導致了時代建立起來的制度的解體。當時的領導人決定了中共歷史上關鍵的一步，即在村級建立村民自治制度來填補制度解體以后的農村權力真空。這就是農村政治體制變革的第一步。如何進行農村進一步的政治變革？很多人自然把眼光落到了擴大農村已經存在的民主制度，即村民自治。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和整個國家政治的發展方向一樣，農村變革的長期目標也是民主?，F在農村存在著的很多問題與農民的無權狀態有關。如干部的腐敗和毫無節制的亂收費等。農民用集體抗議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是因為不存在任何讓農民表達利益的機制。如果能夠在農村擴大民主，這些現象可望得到遏制。

但問題是，是否可以以村民自治為起點來真正有效解決農村問題呢？從很多方面來說，弱小的村民民主是無法承擔解決農村問題之重擔。盡管村民民主制度到現在已經實行十多年了，但它仍然只占農村政治空間的很小一部分。除了村民自治制度外，農村還有其它很多的組織與村民自治制度分享權力。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農村黨支部。此外還有如經濟組織、婦女、共青團等等。從實際層面上說，黨支部還是農村實權的掌握者和使用者。

其次，現在農村干部的腐敗不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能對付得了的。這不僅是因為上面所說的黨的干部的權力還是高于村民選舉出來的村民委員會，也是因為農村干部人數的龐大。執政黨在農村維持龐大的干部隊伍還是為了加強在農村的控制，而上級政府又不能提供足夠的財力來支付同樣龐大的費用，這迫使農村干部從“非法”的途徑來掠取財力。這就導致腐敗。很難想象地方民主能夠遏制得了這么龐大的農村干部的腐敗行為。實際上，即使實行了民主，如果農村干部隊伍不能縮減，要生存，這些干部也同樣會腐敗。

再次，由于國家稅收制度變革所引發的一系列農村問題更不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能應付的?，F在農民的經濟負擔在很大程度上和九十年代以來在中央地方之間實行的分稅制有關聯。分稅制的主要特點就是國家財力向中央傾斜，中央政府分享到了地方經濟發展的大部分。盡管分稅制有效遏制了人們所擔心的經濟地方主義，但同時也損害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這使得農村的財力大不夠用。毋庸置疑，這也是亂收費的一個制度根源?？梢哉f，這個問題的解決和村民自治沒有什么關系。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關系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為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戰略和“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總體目標。為此，我們要找準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新的著力點，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強力推動，加快新農村建設步伐。

一、正確把握新時期農村形勢，充分認識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緊迫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得到了持續發展，但我們也必須看到，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存在一些新矛盾、新問題。當前，最為突出的就是農民增收的難度加大，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拉大，農村各種不安定的因素增多。由于農民增收難，農村發展滯后，致使農村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生產生活困難的農民，內心深處滋生著一種悲觀、失望、困惑、不滿的情緒，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日趨緊張。因此，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新時期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要在抓好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切實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為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提供可靠的保障。

二、認真研究新形勢下農村新特點，切實增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

新的歷史時期，農民由于更多地受到各種外來文化的影響，思想更加活躍，觀念不斷更新，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長。因此，我們一定要針對新變化，創造性地開展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第一，觀念要創新。要樹立適應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新觀念。一要正確看待市場經濟條件下廣大農民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上表現出的多樣化傾向，分層次、分類別地進行思想政治工作，不斷探索既符合一般規律，又具有農村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二要不斷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從當前講，尤其要加強農村市場經濟、民主法制教育，真正培育出有理想、有知識、有本領、有紀律的一代新農民。三要不斷擴大思想政治工作的視野和范圍。中國和世界的交流越來越多，農民必將更多地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受到各種思潮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進一步激發發展農業、農村經濟的積極性、創造性，又要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影響，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想陣地。第二，制度要創新。要進一步強化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力量，在農村建立健全適應新形勢要求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責任制。進一步硬化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指標體系，增強農村基層干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責任感，真正促使他們做到兩手抓，兩手硬。第三，方法要創新。一要發揚民主。努力使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貼近群眾思想實際，防止“填鴨式”教育，提倡“參與式”教育，增強教育效果。二要抓好結合。堅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與解決農村實際問題結合起來，切實組織好扶貧幫困，送溫暖獻愛心等活動，盡可能為農民群眾多辦實事，多辦好事。三要更新手段。進一步增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科技含量，注意運用最新科技成果，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雜志、信息網絡等多種傳媒手段推動思想政治工作更廣泛、更生動、更直觀、更快捷地深入到農民中去。

三、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與幫助農民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強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

農村政治研究作為恢復和發展中的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構成，其發展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在這十多年中，它的生長和發展給當代中國政治學注入了一股充滿生機的新鮮活力，影響了作為中國社會科學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政治學的學科方向，豐富了它的特征。作為參與這一過程的一個實踐者，我深切地感受到它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所留下的清晰足跡，以及它在目前所面臨著的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而無論是成績還是問題，也都是與這一過程共始終，因此是我們這一代實踐者所共同經歷的。

與社會學、人類學乃至于歷史學等學科積淀深厚，與農村社會和田野研究方法具有親緣關系的學科相比較，作為一種自覺的學科努力，新生的當代中國政治學與農村和田野的結合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大膽地估計，也就是最近十五年的事，并且，作為一種著意開拓的研究方向，政治學與農村的結緣從開始來看，也并非始于一種學科主流的有意而為，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由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歷史機緣所促成的一個“意外”的結果，這種“意外”反映了一種學科的集體被動與困境。

回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政治學剛剛恢復，就高揚民主和理性主義大旗，一路高歌猛進，以推進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為己任，一時間，其學科和社會影響力在新恢復的法學、社會學諸學科中處于領先位置，幾乎可與經濟學相比肩。這種顯要是歷史所賦予，并在八十年代中期達到頂點，以至后來者迄今也難以望其項背?？梢哉f，那是一個政治學初生卻激情澎湃的年代，也是政、學兩界的一個蜜月時期，在那樣一種百廢待新，一切仿佛都需要重新認識和選擇的時代背景下，政治學的基本取向直指中國政治社會結構的上層，而根本無暇將處與這一結構底層和邊緣地帶的農村納入自己的學科視野。

然而，歷史的發展充滿變數，中國政治學在九十年代便從充滿啟蒙理想的半空中回落到現實的地面，從那以后，歷史再沒有給初生的政治學提供如經濟學和法學那樣大展宏圖的機會，甚至連它自身都在經歷一個學科的重新定位，以在新的社會生態中尋找安生立命的位置。正是在這樣一種急速轉變之中，一些學者開始了并非起于自覺但最終卻又高度自覺的學術重心下沉，暫時放棄對宏大問題的關懷，而致力于去追問促成無常歷史變化背后的社會文化基礎，于是，農村成為他們進行這種試探性耕耘的一塊處女地。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再回過頭來對回復到相對冷寂地帶的90年代以后的中國政治學做一個整體上的評估，可以大體上歸納出兩個新時代特征：一個是與國際學術相接軌的嘗試。以這種取向為研究指歸的學者在此一時期致力于學科乃至學術的重建，一些西方的重要學術思潮、學術范式、研究方法和學術概念，因其與轉型期中國政治的種種直接和間接的關系而被引入，從而在外形和內核兩個方面影響和再造冷寂之中的中國政治學術。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自覺揚棄一貫以來居于統治地位的布道和注經式研究，從唯書為上轉向實證和經驗。正是在后一種取向中，對于中國農村的政治學研究，開始很快地取得引人注目的獨特地位，并且因為種種國際和國內的原因而成為新時期政治學發展的一個成功的特例，獲得了體制內的認可。結果，到了上個世紀最后幾年，如果說在當代中國現實政治的研究中還能有所寄望，并受到海內外和體制內外所普遍關注的，就是這農村政治了。這一時期，作為政治學領域的跨問題公共領域，你不能不談農村，不能不談農村政治研究，不能不談村民自治研究。中國政治學也因為有了村民自治研究這顆明珠，不僅重新獲得體制性資源，不僅獲得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和各種資助，而且還幾乎重新帶動整個政治學科的重新崛起，乃至于有學者稱中國政治研究在這個時候幾近進入一個言必稱鄉村民主的“草根時代”。

上述狀況無疑首先是由時代造就的，其次也是學者的努力和歷史機緣相碰觸的產物。明白了這兩點，我們也就得以明白此一時期新生的農村政治從研究內容到研究方法上的特點。首先，從研究內容上看，中國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由宏觀、高層向底層和中、微觀的轉向，由歷史條件本身所促成，但研究對象的轉變卻并不必然意味著研究者素有的研究情懷的轉變，毋寧說，此一時期的農村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對無能為力的宏大關懷的一種替代和移情。正是這種自覺不自覺的替代與移情決定了其研究價值的定位，因此，此一時期的村民自治研究在實質上被看作是對更為寬廣和復雜的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研究的試驗和起點，因此，這種研究是村莊的，卻又不是局限于村莊的，是關于中國農村的，但卻更是關于中國政治的。這一特征對于政治學學科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地方。從正面影響看，具有宏大關懷的村民自治研究的影響很快就溢出村莊的范圍，而成為一個社會科學領域，乃至知識精英領域的熱點問題和公共性話語，從而帶動了公共政策的變化，吸引了更多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投身于研究。而從其不足的方面看，由于其研究的價值關懷實質上在村莊之外，因此，過于強烈的宏大關懷實質上十分容易遮蔽研究者對研究對象——農村社會自身的認識，或者說使這種認識缺乏農村主位。其次，過于宏大的價值關懷與研究方法上的微觀個案的聯姻，在加速經驗研究與學理研究結合的時候，也容易使來自于農村社會的“經驗”成為論證某種先在理論政治正確性的材料，從而造成對“經驗”本身的切割與拼裝，違背田野研究的內在要求，使這一時期的研究在顯現出個案與田野外貌的同時又呈現出某種非個案和非田野的特質。所以，現在看起來，這一時期的一些農村政治研究和村莊調查看似農村和村莊的，但在實際上卻既是非農村也是非村莊的，看似田野的和個案的，但它在本質上卻可能恰恰是非田野和非個案的，因為它的全部研究目的都在于自覺不自覺地去論證一種先在新政治理念的正確性，從而使其自身被打上了某種新的泛意識形態研究的色彩（不帶貶義意義的）。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的基本狀況是：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鄉鎮政權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村級治理體制處于結構性轉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變農村政治的性質和運作路徑，農村民主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民的公共參與意識正在加強，公共參與的主體和形式呈現多樣化，農村新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組織正在形成。而如何解決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村治結構中各種權力邊界不清，農村干群關系緊張以及農民非制度參與和非法參與等一系列問題，將決定農村政治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農村政治鄉鎮體制村治結構公共參與

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關注，多側重于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探討，“很少有人關注和深入研究鄉村政治問題，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問題”[1]。事實上，農村政治狀況不僅決定著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且制約著“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因為，“如果我們不從政治的高度加以認識和重視農村問題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理順農村各種政治關系，那么最終會影響到農村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2]。甚至可以說，如果離開農村政治視野，任何有關農村經濟改革和文化發展的方案都無法真正有效地實施而導致失敗。

本文將對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狀況和發展趨勢進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通過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中國農村公共權力組織的構成和運作及與農民公共參與之間相互關系進行考察，試圖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認識市場化進程中農村政治的發展規律。

一

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代表國家權力為基本特征的鄉鎮政權掌握著農村社會最主要權力資源，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但存在鄉鎮干部行為失范、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等問題。

摘要：筆者依據“農民行動的信念基礎”的描述和理解框架，從農村社會心態與行動的視角觀測和分析農村政治穩定形勢。田野資料顯示，農民和基層干部對黨和政府的權威有較高的認同，但對晚近的干部、對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卻認同較低；對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較高的認同，對國家未來發展較為樂觀，但對農村未來形勢信心較低；對法律上的社會制度有高度的認同，但對實踐中的社會制度卻認同較低。這說明，當前農村盡管容易引發針對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的局部性群體事件，但并不存在社會大變革的民意基礎。

關鍵詞：農村；政治穩定；農民心態；農民行動；信念基礎

一、穩定形勢的測量：文獻評論

近些年來，關于國內農村穩定的形勢，人們的意見和判斷并不一致。[①]這一爭論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在有關評判標準上的差異。在此，筆者擬討論的即是，有關評判與理解穩定形勢的框架問題。亨廷頓曾提出：正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人們所熟悉，并為人們所接受的那樣，政治秩序的標志，以及在暴力、政變、暴亂和其他不穩定的形式中喪失政治秩序，也是很清楚的，甚至是可以計量的。對于政治學家來說，以學術形式分析和討論促進政治秩序的途徑和手段，也應該是可能的（亨廷頓，1998：序言11）。羅伯特。達爾以沖突的“彌漫性”（每10萬人中的參與人數）、“劇烈程度”（沖突中傷亡數）、“持續性”和“沖突總量”來測量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穩定狀況（羅伯特。達爾，1987：102）。法伊拉本德等學者則將六個方面的指標，即：官員的開除和辭職，和平示威和罷工，騷動和暗殺，大規模逮捕和囚禁，反抗，游擊戰、內戰和革命家，作為測量世界各國“政治不穩定的一種尺度”（羅伯特。達爾，1987：111）。

然而，研究近二十年來中國農村穩定形勢的變化及其現狀，至為困難的問題卻在于，確立評判穩定或不穩定的計量標準。正如有人曾承認，“評價社會政治穩定狀況顯然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為）政治穩定不同于經濟狀況及其變化，能夠以較為準確的數據加以測量。”（張厚安等，1995：901）缺乏定量分析，這也是當今中國農村穩定研究中的一個明顯不足。

關于穩定形勢的測量與預測，近些年來已有學者在努力為之。比如，有學者曾從社會學的視角提出一種評價體系，即：一方面，從純理論的視角應有三種指標評價體系：1）社會穩定度指標體系，如穩定級度量表等，此為事實評價。2）穩定類型完善度指標體系，即對穩定類型本身狀況所作的評估，此為類型評價。3）目標耦合度指標體系，即對穩定與社會發展目標之間匹配狀況的評價，此為價值評價。另一方面，如從比較的視角，既可與理想的穩定狀態比較，也可與本社會自身歷史上的穩定狀況比較（陸雨辰，1992）。但在如何細化指標上他并未有更多的意見。還有學者提出一個評價農村穩定狀況的“兩個向度的分析框架”：一是政治穩定的四個基本指標，即政制、政權、政策和政局狀況；二是經濟、社會和人心的穩定狀況對政治穩定的影響（張厚安等，1995：19、902）。這一框架對農村穩定形勢的評判有一定的說服力。但在如何進一步細化指標，如衡量政制、政權、政策、政局狀況，衡量經濟、社會和人心的穩定狀況等方面，他們也未設計出更精當的指標。

農村調研報告

農村思想政治宣傳是黨的思想政治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推動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起著至關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思想政治宣傳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依靠群眾參與，農村思想政治宣傳取得了顯著成績，廣大農民群眾思想道德、法律意識和科技文化素質普遍提高，實現了農村經濟社會前所未有的發展。但近年來，農村思想政治宣傳出現了一些不良現象，其宣傳攻勢和宣傳力度呈萎縮態勢。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宣傳，完善宣傳基礎設施，增強宣傳攻勢已迫在眉捷。

一、當前農村思想政治宣傳現狀

農村思想政治宣傳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由農村思想政治宣傳得以充分較好發揮，農村經濟實現了團結和諧，農村呈現出可喜歡局面。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人民群眾在重視經濟建設的同時，卻忽視了思想政治工作特別是農村思想政治宣傳工作。當前，在農村思想政治宣傳主要表現為：1、組織宣傳難。在農村，已經很難看到過去村民聚在一起學習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的生動局面了。在很多地方，由于農村青壯年大量外出務工，留守在家的大多是老人、婦女、兒童，且他們文化素質普遍較差，接受科學文化知識能力較弱。因此，現在的農村已很難組織起農民聚在一起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即便組織起來，學習的人也非常少。由于宣傳次數的減弱，部分農村地區出現宗族勢力增強、拜金主義盛行、農村包“二奶”、等社會丑惡現象和不良風氣，影響和諧社會建設。2、宣傳次數少，宣傳資金難保證。由于宣傳次數少，部分農民群眾國家、集體意識淡薄，只享受權利，不盡義務，進而給農村工作增加難度。目前，農村思想政治宣傳普遍被忽視，特別是鄉鎮政府大多負債運行，保運轉保穩定是鄉鎮政府的中心工作，進而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農村思想政治宣傳，缺乏了政策扶持，宣傳資金難以保證，無法正常開展宣傳工作。很多農民群眾反映，“科技文化下鄉”活動很好，深受老百姓喜愛，但次數少，時間短。在農村，科技、文化、衛生知識太缺乏了，農民科學種田的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的改善、農村衛生防疫等農村經濟社會事業建設都離不開知識的滲透和灌輸。3、鄉鎮文化站、廣播站無法正常發揮宣傳作用。目前，絕大部分鄉鎮文化站、廣播站僅僅是個擺設，已經失去文化宣傳作用。文化干部、廣播人員在編不在崗，無活動經費是大多數鄉鎮文化站、廣播站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正是由于失去文化站、廣播站宣傳作用，黃賭毒等社會不道德思想正逐漸滲透到農村，也給封建迷信、×××等邪教組織制造了可趨之機?！痢痢恋膽K痛教訓足以證明農村思想政治宣傳的薄弱。

二、采取措施，切實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宣傳

農村思想政治宣傳工作，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地位，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的基本狀況是：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鄉鎮政權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村級治理體制處于結構性轉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變農村政治的性質和運作路徑，農村民主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民的公共參與意識正在加強，公共參與的主體和形式呈現多樣化，農村新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組織正在形成。而如何解決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村治結構中各種權力邊界不清，農村干群關系緊張以及農民非制度參與和非法參與等一系列問題，將決定農村政治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農村政治鄉鎮體制村治結構公共參與

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關注，多側重于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探討，“很少有人關注和深入研究鄉村政治問題，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問題”[1]。事實上，農村政治狀況不僅決定著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且制約著“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因為，“如果我們不從政治的高度加以認識和重視農村問題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理順農村各種政治關系，那么最終會影響到農村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2]。甚至可以說，如果離開農村政治視野，任何有關農村經濟改革和文化發展的方案都無法真正有效地實施而導致失敗。

本文將對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狀況和發展趨勢進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通過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中國農村公共權力組織的構成和運作及與農民公共參與之間相互關系進行考察，試圖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認識市場化進程中農村政治的發展規律。

一

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代表國家權力為基本特征的鄉鎮政權掌握著農村社會最主要權力資源，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但存在鄉鎮干部行為失范、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等問題。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的基本狀況是：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鄉鎮政權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村級治理體制處于結構性轉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變農村政治的性質和運作路徑，農村民主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民的公共參與意識正在加強，公共參與的主體和形式呈現多樣化，農村新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組織正在形成。而如何解決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村治結構中各種權力邊界不清，農村干群關系緊張以及農民非制度參與和非法參與等一系列問題，將決定農村政治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農村政治鄉鎮體制村治結構公共參與

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關注，多側重于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探討，“很少有人關注和深入研究鄉村政治問題，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問題”[1]。事實上，農村政治狀況不僅決定著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且制約著“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因為，“如果我們不從政治的高度加以認識和重視農村問題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理順農村各種政治關系，那么最終會影響到農村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2]。甚至可以說，如果離開農村政治視野，任何有關農村經濟改革和文化發展的方案都無法真正有效地實施而導致失敗。

本文將對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狀況和發展趨勢進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通過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中國農村公共權力組織的構成和運作及與農民公共參與之間相互關系進行考察，試圖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認識市場化進程中農村政治的發展規律。

一

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代表國家權力為基本特征的鄉鎮政權掌握著農村社會最主要權力資源，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但存在鄉鎮干部行為失范、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等問題。

關鍵詞：村民自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民主是政治發展的內容，也是政治發展的目標。村民自治在我國實施近20年來，以基層民主化為制度目標，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為重要內容，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第一次持續時間最長、范圍最廣的一項農村基層民主實踐活動。這一制度從根本上影響了村民自治在我國農村的發展態勢，極大的推動了中國農村的政治發展。

一、村委會產生與民主選舉

歷史的長河中，曾有這樣一個鏡頭讓人感動：陜甘寧邊區普選中，農民用向碗里投黃豆的樸素辦法，選舉自己中意的干部。幾十年彈指一揮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的基層民主建設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投豆選舉"早已"鎖"進歷史檔案，即使在農村，農民們也手持選票，走進秘密劃票間，規范、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愿。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共三至七人組成。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

村委會選舉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重大制度創新。特別是1998年10月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來"全面推進村民自治"的戰略部署以來，全面推進村委會直接選舉就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1998年11月4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該法對村委會的選舉程序和操作步驟做出了具體規定。此外，各地方省級人大常委會也普遍制定了選舉辦法，規范本行政區域的村委會直接選舉。

[摘要]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相繼經歷了民主治理路徑的初步自探階段，國家關注、動員和推進階段，國家規范和農村基層民主深入發展階段。與這一發展歷程相伴隨的是農村民主政治發展特點的日益顯現化，如社會治理的日趨自治化、農民作為政治權利主體身份的漸趨明朗化、政治權威合法性來源的逐步法理化。從這一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中國農村的民主政治發展離不開基層的創造、各級政府的引導和規范、專家學者的理論論證。

[關鍵詞]農村民主政治村民自治基層民主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民主政治在新的體制框架內已然走過30年，對這30年來中國農村民主政治歷程作一總結，從它演進的軌跡中找出某些階段性特征和由此構成的歷史邏輯關系，對找準農村民主政治發展的突破方向，切實推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事業，必將是一種有意義的努力和嘗試。

一、農村民主政治發展軌跡

要了解改革開放以后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軌跡，我們就不得不關注村民自治的發展軌跡。雖然就村民自治的原生態而言，村民自治是農民出于社會管理而自發形成的一種自我組織，但從其產生后不久，它就成了國家運作農村基層民主的重要載體。所以，回顧與梳理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歷程，就必須以村民自治為原點、以現代國家和鄉村社會為兩個支點建構其分析框架。為此，我們從三個階段展開追溯：

第一，民主治理路徑的初步自探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我國過去的體制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它不僅無法繼續承擔整合農村社會的作用，而且“無法容忍新興的社會力量”，并在客觀上使農村一些社隊基層組織處于渙散，甚至癱瘓、半癱瘓狀態。為此，出于社會治理的需要，廣西壯族自治區羅城縣和宜山縣的一些村，自發地把農民組織起來，創立了村民委員會這一組織形式。雖然當時他們創建村民委員會僅僅是為了使農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問題得到解決，但這一新生事物一經產生就因其較強的適應性和創造性而很快在其他農村地區蔓延開來。這一農民自發創造的管理機制也引起了當時主管中央政法工作的彭真同志的重視，并肯定了人民在組建村級管理組織時的自主權、選舉權等?！按迕褡灾蔚淖畲筇攸c就是自組織，它來自于鄉村社會內部，是一種群眾性的自我整合。這種整合所產生的后果首先就在于建構農民的主體性，農民在自我整合中是’自治者’，而不是’他治者’?！碑斎?，由于中國歷史上缺乏民主傳統，農民對民主的學習、理解和接受還有一個過程，同時，村民自治作為一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化治理機制，還需要與政權和政黨治理機制相互對接和磨合。所以，在相當長時間內，村民自治制度并沒有承擔起國家所期望的民主功能，而是出現了各行其是、甚至扭曲村民自治原則精神的狀況。這一現狀實際上給中國民主化進程提出了新的命題，即農村原生民主是自發的、樸素的，它要想承擔起農村民主政治載體的使命，完成自發性民主到制度性民主的轉型，還需要國家的動員、推動，需要國家制度建構，使鄉村民主進入到制度建設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