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史范文10篇

摘要：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以來，為解決三農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艱辛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同時也遭遇了一些挫折。進入新時代，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將三農問題放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把三農問題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本文擬從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探索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三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國共產黨人對三農工作總結的重要理論和做出的政策貢獻，以及中國共產黨探索領導三農工作的歷史啟示等幾個方面進行論述，以求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研究闡述我國三農事業快速發展背后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的思想路線和發展理念及保持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一百年；三農問題；探索；啟示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至今，始終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國家的富強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懈奮斗。中國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又是一個農業和農村經濟十分薄弱的國家，可以說，三農問題在過去100年里都是制約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重大課題。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之日起，就對三農問題進行了理論和實踐探索。

一、中國共產黨100年來對三農問題的探索

（一）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國期間，我們黨對三農探索重點是解決民主革命時期的力量來源問題

我們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一開始，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認識的深度不夠。中共一大和二大確定的指導方向都側重于發動工人階級和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對農民的力量和工農聯合重要性的認識是隨著國民革命運動的開展而不斷深入的。1927年深入湖南農村，通過長達32天的實地調查，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在全面總結湖南農民運動經驗的基礎上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對象和反帝反封建的性質和任務，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關于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工農武裝割據、依靠農民群眾爭取抗日戰爭勝利方面進行過大量探索。在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全國土地會議召開，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提出要將生產資料收歸公有，這是徹底消滅封建土地剝削制度的戰斗綱領，保證運動健康發展，為團結絕大多數農民群眾積極支持和參加人民解放戰爭創造了條件。可以判斷，建立政權前中國共產黨對于三農問題的主要理論可以歸結于農民是革命和建設的主體、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是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從某種意義上講，領導三農工作主要是為中國共產黨贏得民心，核心在于解決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基地和力量問題。

一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農業發展勢頭開始陷入僵局，農民的收入停滯不前甚至出現負增長。如何改善農民現狀，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重中之重。其中農民負擔問題關系到國家的重大政治經濟制度，土地是農業產業中最關鍵的市場要素，因此，土地產權的合理安排，稅制的改革都是現實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課題。不容樂觀的社會現實促使學者們從其歷史的淵源中尋找啟示。南開大學馮爾康教授提交了論文《從古代十一稅討論當代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他從強烈的現實關懷出發，探討了歷史上賦稅征收的對象——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以及賦與役的關系。他談到：歷史上賦稅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農民征收的，納稅者都是土地的擁有者，他們擁有對土地出賣、出租、轉讓的權益。盡管封建社會中地主與佃農的關系是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要素，但佃農從未占據了農民的大多數，農業人口中實際以自耕農為主。解放以后，經過，農民有了耕地，但隨著合作化、集體化的進程，土地實質變為國家所有；土地承包責任制后，土地為集體所有。今天，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再一次受的嚴重威脅。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區的建設，實質上是對農民土地的新型剝削。另外，徭役與賦稅的關系，在上古、中古時期，表現為“役”重于“賦”，隨著歷史的發展，賦稅逐漸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著國家對農民人身控制的削弱。從歷史的啟示看今天的“三農”問題，他認為：一是任何社會都不能剝奪農民；二是從徭與賦的關系上看，絕對不能忽視稅收以外的東西，即稅外之稅；三是“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給農民以國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師范大學教授陳亞平就現代法理學意義上的財產權與傳統財產權方面提出了問題。國家權力的無限地位與農民的應對，也是一個復雜的現象。

土地問題是造成“三農”之痛的癥結所在，抓住了這個癥結就是找到了“三農”問題的突破口，河北師范大學的王宏斌教授在其提交的論文《促進土地制度改革，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一文中，對近代以來各種土地制度的改革思想、方案作了比較研究，并對解放后的以及1978年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從歷史演變的視角作了探討。認為每一次土地制度變革，均是對農業生產力和農民的大解放。論文也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問題從幾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1、農民土地占有量問題。家庭聯產在承包責任制，雖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農業人均占有的土地數量太少，對生產力的根本提高和農業機械化形成了制約。在這種情形下，即使將農業稅和農業以來的附加稅全部免除，也無法從根本上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因此，要想解決農民的富裕問題，對土地的占有必須達到一定數量。2、農業人口數量的問題。盡管目前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城市人口急劇擴張，但并不有改變農業總人口增長的趨勢。3、土地資源的稀缺與土地浪費的嚴重問題。目前土地為國家所有，在農村，一方面是可耕地在減少，另一方面農村人口不斷增加，宅基地相應擴大，導致對于土地資料嚴重浪費。他最后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嘗試性方案，即將較小的村落向較大的村落集中，減少宅基地對土地資源造成的浪費。但他也指出這一方法難度很大。

當前我國的農村金融正處于危機當中，農村金融正大量外流，商業金融因經營不佳紛紛退出，支農資金連鄉鎮一級都很難達到，政策性金融機構農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學院副教授龔關提交了論文《農村金融問題》，在論文中，他考察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農村金融問題的解決狀況，并將現實農村金融問題與之對照，指出了歷史與現實的“驚人相似”之處。他認為：民國時期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股將閑置資金投向農村的熱潮，商業銀行一則為了對其有效利用閑散資金，二則銀行家看到了農村經濟在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地位，遂將部分資金投向農村。但從實際運行情況看，商業銀行向農村所投資金僅占其可利用資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業銀行的運營以市場為導向，農村金融的特點是周期長，價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資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潤偏低。因此，農村金融的解決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為才能得以解決。國民黨南京政府對此問題有意識，但由于資金受限以及種種內外原因，沒有解決這一難題。從歷史經驗來講，需要政府在農村金融問題上有所作為，然而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政府對農村金融的壟斷，但作為極其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對民間金融市場的嚴密控制，導致農村產生了地下金融市場，地下錢莊等非法金融組織。論者呼吁，在政府的作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對民間的金融市場有所放開，從而緩解農村資金的不足現狀。

農田水利在農村經濟的發展中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鄭起東提交了《國民政府時期農田水利的發展》論文及其報告，就國民政府時期農田水利的發展的三個階段作了深入探討。認為民國時期，農田水利的發展具有三個特點：一、統一水利行政，提升水利機構地位；二、因地制宜，開辟多種籌款渠道；三、中央、省、縣結合，大、中、小并舉。國民政府大力發展農田水利事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1.保證了抗戰時期的軍糧民食；2.減輕了日偽破壞農田水利造成的損失；3.促進了西部的開發。此外，報告還對民國農村的差徭、稅收等問題從史實和論證方面作了討論。除了專題性研究，他還指出許多理論需要深化，提出在農村歷史研究中注意三方面的結合：1、宏觀與微觀的結合。研究農民不能就農業談農業，必須與財政、物價、稅收、工資等因素聯系起來，2、動態與靜態的結合。如“三農”政策，政策本身是靜態，政策的實行是動態的，政策本身與政策的實行往往有很大的反差。這就需要將動態與靜態結合起來，作系統的長時期的考察，形成動態系列的歷史分析。3、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此外，他還強調研究農村問題，要注重歷史的啟示。民國時期政府的政策與現行政府的政策有很多相似之處，可以將其對比研究。

二

從歷史發展的視角來看，“三農”難題的生成與出現，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而從現實運行的視角來看，“三農”難題的存在與發展同樣有其客觀的現實性。對“三農”難題成因的系統分析，顯然是我們尋求“三農”難題化解路徑的基本前提條件。從當代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現狀出發，結合“三農”難題的運行趨勢，我們認為，導致“三農”難題持續存在并日漸惡化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層面，即：市場之因——農業弱質性與市場風險性的雙重制約；制度之因——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遲滯與歷史慣性；國情之因——人多地少的中國特色；政策之因——重工輕農的政策偏向。一、市場之因——農業弱質性與市場風險性的雙重制約

在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對國民經濟運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貢獻，從一定意義上講，農業是國民經濟增長的基礎和經濟波動的起點。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與非農產業相比，呈現出明顯的弱質性特點；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滯后的發展中國家，農業的弱質性表現得更為明顯。而農業弱質性與市場風險的共同作用，恰好是我國“三農”難題形成的市場之因。

(一)農業生產經營面臨著其他任何非農產業不可比擬的自然風險。

農業是以生命有機體作為生產對象的，具有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交織統一的生產特殊性；正如馬克思所講：“經濟的再生產過程，不論它的特殊的社會性質如何，在這個部門(農業)內，總是同一個自然的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庇纱藳Q定了自然條件與自然環境對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從而形成了無法預測的農業自然風險。一方面，農業要利用生命有機體生長發育的自然規律來獲取農產品，而這一過程中生命有機體的數量多少與質量高低和外部自然環境條件的優劣存在著直接的相關性，因此外部自然環境條件的不可預測性與不確定性，直接決定與影響到農業生產經營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農業中的主體部分——種植業存在顯著的空間分布廣延性特征，對自然環境條件的依賴性極強，特別是在科學技術與生產力水平對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對一定時，氣候條件與自然災害往往直接決定了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命運。從現實層面來看，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農業物質基礎薄弱，抗御自然災害的素質低下，各種突發性的自然災害往往給農業生產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在各種自然災害中，水災與旱災對我國農業造成的效率損失大致在80%以上，我國糧食生產每年因水災而減產約89億公斤，因旱災而減產約100億公斤。與此同時，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在實現了年均8%左右的國民經濟增長的同時，對自然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的平衡，而且極大地加劇了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從而進一步強化了農業生產經營所面臨的自然風險。

(二)農業生產經營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面臨著紛繁復雜的市場風險

在傳統計劃經濟環境中，農業生產經營幾乎感受不到來自市場的挑戰與風險；但是伴隨著傳統計劃經濟轉向現代市場經濟，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歷史性轉軌，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后，農業生產與經營必須正面迎接各種市場經濟的機遇和挑戰。在市場經濟運行環境中，農產品的價值實現必須借助于市場機制，因此市場供求狀況與經濟機制對農業生產經營效益的獲取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第一，市場經濟是通過價格與供求關系的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來決定社會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以及如何生產的；由于農業生產周期長，生產決策與產品銷售在時間上被人為分割，因此當農產品供不應求或供過于求時，潛在的供求均衡絕對先于市場上的供求均衡，只要這種局面存在，就必然會導致農產品的市場供求失衡；而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卻無法有效根據市場格局的變化而做出及時的決策調整，這樣價格調節滯后性就難以消除，最終導致農業生產周期性波動與農業投入效率的流失。同時農產品流通具有很強的生產延續性；如果處理不當也會加大農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市場風險。第二，農業生產增長受凱恩斯定律和恩格爾定律的雙重約束。前者的內涵在于人們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趨勢，在此背景下，農業是典型的消費資料生產部門，于是人們消費需求的相對縮小限制了農業的持續增長；后者的內涵在于人的消費總支出中用于購買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而農業提供的主導產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條件下農業生產發展往往會跌入恩格爾陷阱。這兩種約束并不能很好地調節農產品的供給總量，因此農產品市場供求失衡與農業增產不增收也就在所難免。第三，相對于非農產品而言，農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與需求收入彈性均表現出顯著的不靈敏與相對缺乏彈性。就價格而言，由于農產品的需求量的變動對收入變動的反應相對不敏感，因此與經濟發展與收入增加相適應。農產品，特別是糧食需求量的增加相對有限，而不會像對工業產品或勞務品的需求那樣迅速增加，而農產品需求收入彈性不足，必然導致農業生產需求拉力不足與市場競爭乏力。第四，在農產品需求彈性不足的同時，農產品的供給價格彈性卻相對強勁，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蛛網理論，由于農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小于供給價格彈性，于是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農產品市場供過于求的狀況，這在農業現代化水平提高與農業科技廣泛應用的條件下尤為明顯，因此增產不增收的困境便成為現實。與此同時，以家庭小規模生產為主體的經濟組織形式使農產家庭在信息不完全與信息不對稱的雙重制約下顯得無所適從，從而降低了市場效率，弱化了農民的利益談判地位；而且伴隨著中國入世與農業市場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在獲取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的同時，將面臨著更大市場波動的風險；而農業日趨明顯的邊際報酬遞減趨勢，使農業投入產出效率的獲取與提高面臨著比非農業產業更大的市場風險。

當“三農”問題構成制約中國社會發展和實現現代化進程的突出問題時，對它的關注和尋求解決之道的現實需求，也敦促學術界對其進行學理或學術層面的分析。誠如已故歷史學家張蔭麟說：“我們的歷史興趣之一是要了解現狀，是要追溯現狀的由來，眾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系’（GeneticRelation）有深淺之不同，至少就

我們所知是如此。按照這個標準，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詳盡略遠為旨?！币虼耍涩F代回觀歷史，從歷史審視現代，就成為現代史學一個不容回避的研究課題?！叭r”問題即是如此。

首先，“三農”問題雖是一個現實問題，但從根本上說則是一個歷史問題。根據現代化經典理論，現代化意味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和鄉村的中心—邊緣、支配—被支配的關系。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的鄉村將面臨嚴峻的挑戰：是生存還是毀滅，是衰敗還是復興，是遺棄還是重建……任何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必然面臨并必須解決這一“哈姆雷特”式的難題。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正是在現代化背景下提出來的一個問題。在古代，社會是鄉土社會，農業是主要產業，民眾主要是農民，以農耕文明為特質的均質性社會按照自身的邏輯演繹和發展。因此，農村、農業和農民并沒有成為古代社會的重要問題。只是隨著以工業文明為載體的工業、城市和工人等現代文明因素的出現，與傳統農業文明密切相關的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才成為人類社會的重要問題。

雖然中國遲緩的現代化進程遠不及西方那樣對傳統的鄉村社會形成強勁的沖擊，并徹底改變傳統鄉村結構，但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劇變中，鄉村社會所受到的沖擊和沉積的矛盾已經是前所未有的了。故有人指出，民國以來的中國社會進程實際上是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過程，是中國廣大農民貧窮化的過程。舊時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會矛盾又闖了進來，再加上外國侵略和天災人禍諸種因素，農村問題遂成為引人注目的大問題。到20世紀30年代，‘農村危機’、‘救濟農村’成為非常強烈的呼聲；‘復興農村’、‘鄉村建設’、‘農村改進’、‘改革土地制度’成為一股強勁的浪潮。那時在幾乎所有政黨政派的政治綱領中，都有關于農村土地問題的主張。

其次，勿庸置疑，困擾當代社會發展的“三農”問題，有著自近代以來自身形成、發展和演變的線索，當然也是近代歷史進程中人們曾想努力解決的問題。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雖然近代農民生存條件和生存狀態與傳統社會并無質的差別，但近代以來的農民生存更多地呈現出社會變遷中的具有時代性的特征。因為“我國古時重士農，輕工商，所以農民的地位非常高尚?！钡搅私院?，“工商業一天一天的發達，工商的地位逐漸提高……農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變壞，他們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這一歷史記錄表明，近代中國農村問題的出現和累積之所以不同于傳統時代，就在于它不僅受到社會政治變動所引發的權力結構動蕩的影響，也不僅受到農村階級結構內在規律引發的土地集中和貧富分化的周期性震蕩，而且更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對于鄉村社會生存和發展形成的巨大壓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探討中國鄉村社會變遷，就成為20世紀30年代《東方雜志》討論的主題之一。同樣，已經被拖入世界經濟市場的中國鄉村，還不可避免地承受著世界經濟的沖擊。因此，當時鄉村社會研究的國際視角也十分鮮明，如馬寅初《世界經濟恐慌如何影響及于中國與中國之對策》就是典型一例。而且當時對于中國農民貧窮問題的考察也是從世界史的對比角度入手的，如李樹青的《中國家的貧窮程度》即是通過與美國、丹麥農民生活狀況的比較而立論的。尋求“三農”問題答案的探索，是近現代以來歷史發展進程的重要內容之一。

再則，近代中國農村社會變遷是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乃至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出現的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之一。由于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既承負著現代化進程也承負著半殖民地化進程的雙重困厄，因而鄉村社會變遷更多地表現為危機的加劇、交錯和尋求解脫危機的步履維艱。在20世紀上半葉急切探求中國鄉村社會發展出路同時也是探求中國現代化出路的討論中，學術界、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輿論界等各以自己的認識和思考提出了獨特的見解。所謂重農主義派、重工主義派、工農并重派、農村復興派、都市建設派、資本主義派、社會主義派、民生主義派、放任主義派、統制經濟派、合作運動派、交通建設派、生產建設派等等都試圖在自己的學理論證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構中國社會發展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其學理層面的價值，也有其現實試驗的意義。當然，任何模式也都是有限的，歷史的發展和演進最終都超越了模式本身。不過，歷史所積累的認識價值卻是永恒的。回觀歷史，并將當代三農問題置于近代歷史進程加以審視，才能夠厘清其形成、演變的趨向，也才可以認清其時代特征。這是時代對史學的要求，也是歷史學回應并作用于時代的基本功能。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強調要“堅決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縣化健康發展”，并且從“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等五個方面深刻論述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問題。

國內外觀察家評論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的提出，將成為破解“三農”難題的歷史拐點?！吧a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則概括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涵，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現代農村的美麗圖景。

如何更加深刻地理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本刊（《支部生活》雜志）記者專訪了專門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河北省委黨校孟志中教授。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質在于破解“三農”問題

記者：“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時代就有的提法，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央文件中也多次出現。我們現在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到“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的高度，有專家說這是與我國發展戰略重大轉變相一致的深化改革的新提法，但也有人說是對過去的重復，您怎么看？

三月中旬，從網上看到一則《中國社會科學院通訊》報道：去年八月已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啟動文明探源工程，中心聚集了很多享有崇高聲譽的學術權威，前不久開會進行過研討。據介紹：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夏商周斷代工程后又一多學科結合，聯合攻關的國家級重大項目。

見此消息，教人不勝喜悅?？赐暾麄€報道，下面直率地談談個人的意見和建議。

一、主流不是源

研討會上，有人主張從已知推未知，順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往前推。有的專家明確講：從夏商周三展情況看，中原文化是主流，探源工程應把考古龍山文化研究作為重點。這與我國史學界有的專家"重河輕江"、"重黃輕炎"的思想類似：認為"結合古代傳說來考察龍山時代各種文化，將對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有進一步的闡發。"

誠然，"中原文化是主流"，主流是流，但源是否就在這里？我們要做的是"中國古代文明探源"。

從這次研討會上反映的這種傾向探下去，就會探出"黃帝是人文初祖"，可能將古史前移四、五百年，雖然離"中國五千年"也差不離了，但依本人多年研究的結果：炎帝才是我國文明史的鼻祖，我國文明的根源早在5200年前！

當今文壇，關于現代性的話語，諸多論點、諸多思路，不一而足。有西方世界的理論術語、理論文本的解讀，有對當下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和現代性理論的思辨，有對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發展態勢的考察，也有對作家作品等文學現象的實證分析。這其中，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發展軌跡之間的關系研究，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應該說，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現代化發展進程的歷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也是一部現代性追求的歷史，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價值自然是不容忽視的。

一、現代性的社會學視域與《講話》的價值觀照

關于現代性的研究視域，頗多爭議。依照米歇爾??？碌目捶?，對于現代性的認知一般表現為兩個方面：一則，人們常常把現代性作為一個時代，或是作為一個時代特征的總體來談論。他們把現代性置于這樣的日程中：現代性之前有一個或多或少、或幼稚或陳舊的前現代性，而其后是一個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現代性。于是，他們開始發出追問，現代性是否構成“啟蒙”的繼續和發展，或者是否應當從中看到現代性所造成的某些基本原則的斷裂或背離。二則，?？抡f“：我自問，人們是否能把現代性看作為一種態度而不是歷史的一個時期。我說的態度是指對于現時性的一種關系方式：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選擇，一種思考或感覺的方式、一種行動、行為的方式?！薄?〕在此，我們或許應該對現代性的解讀選取一種比較寬泛的視域。它可以是前者，即一個時代、一種制度，或一個歷史時期的范疇，更多是表現在社會內容方面，諸如，政治方面的世俗政體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確立，經濟方面的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積累，社會層面的勞動和性別分工體系的形成，文化層面的宗教衰落與世俗物質文化的興起等。它也可以同時是后者，即一種態度、一種思想、一種思維方式和藝術表現方式，并更多地表現在文化、文學等領域。于是，我們的現代性思考便進入了社會學思考和審美思考兩個視域，或者兩個視域的交織互補。社會學視域把我們的文學思考引向了一個更為寬闊、更為開放的天地。安東尼?吉登斯在闡述現代性的體制維度時說，大多數社會學的理論總是傾向于要在現代社會中尋找某種單一的、占主導地位的體制性關系。即，它到底是資本主義體制，還是工業化體制？面對這樣的爭論，與其去尋找或爭論，毋寧把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看作是包含在現代性體制維度之中相互區別的兩個“組織性群集”，“正如歐洲社會所發生的那樣，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的聯合導致了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的關系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轉變?！薄?〕我們當然不是要具體地討論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的體制維度或生產過程，但這種社會學理論的現代性視域，不同于那些抽象化、學院化的學理思考，它攜帶著十分強烈的社會實踐性，它注重于社會體制變化、社會發展歷程及其影響的思考，表現出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社會態度。用社會學理論的現代性體系維度來審視文學現象和文學發展的歷史，自然會擴大學術研究的視野，提升其學理認知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如此而來，對文學史中的理論思潮、作家作品的評價也就不會局限于某種單一的思路和方法，而是攜帶著更多的對社會文化實踐的直接反思。于是，文學內部發展規律的研究也就有了更為廣闊的跨學科視野、更為博大的社會文化參照，和更為深刻的理論性、“反思性”的認知層面。如塞德曼所說“：社會理論通常采取了廣義的社會敘事形式，他們講述了關于起源和發展的故事以及關于危機、衰敗和進步的故事。社會理論通常是和當代社會沖突和政治爭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這些敘事的目的不僅是澄清一種實踐或是社會構造，而且還要塑造它的結果———也許是通過賦予一種結果以合法性，或是用歷史重要性來影響某些行動者、行為和機構，卻將惡毒的邪惡的性質歸因于其他的一些社會力量。社會理論講述的是有現實意義的道德故事，它們體現了塑造歷史的意愿?！薄?〕應用社會學的理論，從中國新文學現代性發展的歷程和社會文化實踐的視域來解讀《講話》，我們可以確鑿地認定它是中國新文學現代性發展歷程中一座不可逾越的豐碑?！吨v話》的基本精神和歷史功績在于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兩個根本問題，即，文藝創作的方向問題和文藝發展的道路問題。第一，文學發展的方向問題，是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吨v話》總結了以來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特別是革命文學發展的基本經驗，明確提出文學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它系統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明確解決了中國文藝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立場問題。說“：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薄?〕關于人民大眾的具體內涵，又具體地解釋，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第二，是文藝發展的道路問題，《講話》緊密結合中國社會的具體現實和文藝發展的自身規律，明確指出中國文學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發展的根本道路，是要求文藝工作者通過深入現實生活、深入實際斗爭，深入工農兵群眾之中，既轉變思想又獲得創作源泉。說“：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薄?〕時至今日，如何來認知《講話》的基本精神呢？從社會學的理論和現代性的視域出發，現代性作為一種時間的存在，是始終處于變化之中、永遠未完成的過程。波特萊爾“用現代性來意指處于‘現時性’和純粹即時性中的現時。因而，現代性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悖論式的可能性，即通過處于最具體的當下和現時性中的歷史性意識走出歷史之流?！诓ㄌ厝R爾那里現代性不再是一種給定的狀況，認為無論好歹現代人都別無選擇而只能變得現代的觀點也不再有效。相反，變得現代是一種選擇，而且是一種英勇的選擇，因為現代性的道路充滿艱險?！薄?〕無論是中國現代歷史的政治變革、社會變革，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史，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這樣的現代性的矛盾存在和現代性的時間流程之中?！吨v話》作為中國新文學現代性追求過程中的里程碑，既是緊密地根植于中國現代社會歷史發展的社會合理化進程中的工具理性世界之中，又是在以一種“英勇的選擇”的姿態，以諸種“美的事物最新近、最當下的形式”積極從事著一種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偉大“救贖”。即，《講話》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追求與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之中的歷史必然產物。

二、革命文學歷史演進中的矛盾困惑與《講話》的基本精神

從中國新文學現代性發展的縱向歷程中，可以看到，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題材主題、人物形象、語言形式等方面的選擇和表現，與作家自身、與表現對象、與歷史要求之間的矛盾存在和發展規律。在五四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的旗幟上赫然地書寫著兩個口號：“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叭说奈膶W”的口號在當時主要指向“人”的個性解放，個性解放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學表現的一個主旋律。在當時，這種“人”的個性解放，主要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我主體的個性解放。如魯迅所說，“新的智識者登了場”〔7〕，他們取代了古代文學中的勇將策士、才子佳人，成為五四新文學的主人公。“平民文學”口號的提出，表明五四新文學從其誕生之日就開始把目光投向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這是中國現代文學比西方文藝復興更為深刻的地方。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作家，對農民的命運表現了特別深切的關注。在魯迅等人的新文學作品中，農民第一次成為文學主人公，這是伴隨著的社會轉型而來的中國文學史上破天荒的變化。但是，這些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家們在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其文學表現的題材主題、情節沖突包括語言形式都可以選擇農民的生活、農民的故事，他們的立場、情感以及思維方式卻始終無法擺脫小資產階級或知識分子的視角。于是，五四時期文藝思潮的真實狀況是，高高飄揚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的旗幟下面，讀者對象、服務對象，基本上還都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

近年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三農”問題一直處于升溫之中,逐漸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再次成為繼20世紀80年代以來連續幾個中央一號文件鎖定的主題,并被提到“全面小康的難中之難”、“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等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作為學術研究的“三農”問題理論,是現代化與改革開放的產物。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在總結現代化建設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依據中國特有的國情,對農業、農民、農村問題進行調查與分析研究,既分析這三者的內在聯系,又研究各自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提出了“三農”問題理論,并以此作為認識實踐、分析問題的理論框架。理論學術界的研究引起了中央與社會各界的重視,1993年,黨中央出臺了《90年代中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一次把農業、農村和農民一起稱為“三農”,從整體與聯系的高度來重視和解決這一系統問題。與年輕的“三農”問題理論相比,“三農”問題作為客觀存在則早已根植于歷史與現實的土壤之中,并隨著時代的推移而不斷變化其主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中國歷史就是農業與農村社會發展史,一個以農民活動為主體而構成的歷史。歷史上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就是農民問題的集中暴發。這種“三農”問題存在在前,“三農”概念形成在后的現象,多少有點像小孩長大以后再取學名這一社會現象。“三農”問題有點像一堆亂麻,剪不斷,理還亂。而“三農”問題的形成則有復雜的歷史根源與現實原因。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環境影響;既有歷史因素的積淀,又有現實因素的作用;既源于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又與中國特殊的國情及現代化模式分不開。

從歷史根源來說,我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與農民大國,是早熟的農業文明古國,小農經濟長期占據統治地位,這就是“三農”問題形成的歷史根源。這一歷史根源對“三農”問題的形成至少有三重影響。———就經濟而言,農業是古代中國決定性的生產部門,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是小農經濟的重要特征。這種使用簡單生產工具進行個體生產的小農經濟,具有經營規模狹小、生產力低下、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等特征。這種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小農經濟的盛衰往往決定著歷代專制王朝的盛衰和整個社會的治亂。而且,這種分散的小農經濟雖然規模十分細小,內容比較簡單,彼此不產生分工與聯系,但這種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再生能力極強,只要有簡單的工具和一塊土地,這種經濟很快就會被復制出來。因此,雖然朝代更替不斷,你方唱罷我登臺,但小農經濟基礎卻從未動搖,一直在延續。雖然專制政治已走進歷史,但這種小農經濟仍在程度不同地影響著農業與農民,滋生出這樣那樣的問題?！驼斡绊懚?在封建專制時代,農民既是小生產者,又有小私有者,地位低下、負擔沉重、生活困難,農民問題逐漸積累,最終演變為周期性的農民起義。農民起義失敗,表示封建王朝的得救,又可以茍延殘喘;而農民起義成功,則意味著農民領袖的得意,戴上被自己打落的皇冠,成為一代君王。因此,農民起義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成為封建專制制度再生與復制的重要杠桿。在中國歷史上11次重要的王朝更替(分裂時期小王朝更替不算),雖然直接由農民起義建立的王朝只有四個,但幾乎所有的王朝更替都與農民起義有關。因此,黑格爾說,從本質上說,中國沒有歷史,只有封建王朝的再生與復制,只是封建王朝的起點與終點的轉換而已。

周期性農民起義的原因很多,但都與土地兼并有關。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的農民只有揭竿而起才有希望。但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兼并與英國的圈地又有本質區別。以明清為例,我國明清之際的土地兼并大致與英國圈地運動同期。據史書記載,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已達到嚴重的程度,僅宦官頭目魏忠賢兼并的土地就多達100萬畝以上,超過當今一個縣的耕地面積。清兵入關后,又對土地進行瘋狂的掠奪,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正式頒布圈地令,土地兼并與集中的程度遠遠高于同期進行圈地的英國。但同樣是圈地,卻存在著目的與手段的本質區別。英國的圈地更多是受到商品經濟的刺激,為了獲取更高的經濟收益,進而增加了社會的總財富;而中國的土地兼并則是統治階級擴充自己財富和勢力的手段,并不能增加社會總財富,只不過是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而已,只能加劇社會矛盾與社會動蕩。英國的圈地更多是通過經濟手段,通過競爭逐漸淘汰小生產者,消滅封建小農,從而提高了土地的經濟效益,加速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加快了現代化進程,使之成為地球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而明清時期的土地兼并主要是統治階級依靠強權與特權進行的,把廣大以土地為命根子的農民逼上梁山,引發周期性的社會危機。不同的目的與手段,導致了不同結果:圈地在我國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矛盾與動蕩,阻礙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而英國的圈地卻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工業革命的進程。雖然歷史已翻開了新的一頁,但農民作為小生產者與小私有者而養成的特殊性格與特征,仍在程度不同地產生影響。

———就社會心理而言,農業、農村與農民是組成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基本要素,也是形成傳統文化最深厚的土壤與資源。中國農民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與根,其身上積淀與傳載了許多中華民族特有的優良傳統,如勤勞勇敢、吃苦耐勞等;但也背上了不少精神包袱,其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結構中有不少與現代化不相適應,如安土重遷的人生哲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農民身上程度不同存在的狹隘、保守、封閉、愚昧、迷信等問題。而且這些精神包袱是潤物細無聲般長期熏陶而成的,具有內在性、穩定性、持久性等特征,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農民,并使培養新型農民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三農”問題的形成不僅有深刻的歷史背景,而且又與社會轉型分不開,甚至可以說,“三農”問題就是現代化所引起的社會轉型的產物,是一種轉型之痛。這種轉型之痛主要源于兩個方面:即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和中國特殊的現代化模式。從一般規律來說,現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變革,這一變革以工業化為推動力,導致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F代化包含緊密相連不能分割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傳統農業的分化解體,一方面是現代工業社會的整合生成。根據現代化的經典理論,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是國民經濟的工業化與人口的城市化。隨著現代化的啟動與推進,城市逐漸取代農村而成為整個社會的重心、工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為社會的支柱產業。這種現代化不可避免地給“三農”帶來三大趨勢:一是工業化的推進與產業結構的升級造成農業的小部門化,農業由支柱產業變為一般產業再變為小比例產業,發達國家農業占比一般都在10%以下;二是城市化的推進與非農就業的增多造成農民人數的減少,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由絕對優勢到平分秋色再到小比例化,發達國家農民人口一般在12%以下;三是農民的職業化,由傳統農民變為現代農民,由Peasant變為Farmer,由先賦性身份變為后致性的職業選擇。在這種趨勢中,城鄉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在農業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城鄉關系表現為城市的鄉村化;而在工業時代,則表現為鄉村的城市化。這意味著城市與鄉村的關系逐漸變為中心與邊緣、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在一定時期內,城市的興起與農村的衰敗形成鮮明的對比,城鄉差距、工農差距開始形成,鄉村社會承受著前所未有的轉型之痛。日本社會學家蓮見音彥在其著作《苦惱的農村———國家政策與農村社會的變化》一書中分析了現代化引起的農村社會的變局,以及由這種變局引發的苦惱。這種苦惱就是現代化引起的不適應癥與陣痛,就是一種由農業社會變為工業社會的轉型之痛。

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引發了“三農”問題,而中國特殊的現代化模式則加劇了“三農”問題。著名社會學家M•列維認為,現代化模式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早發內生型現代化,這類現代化是一個自發的、自下而上的、漸進的變革過程。這一類現代化以英法為典型個案;另一類是后發外生型現代化,這類現代化是在自身內部因素軟弱或不足的條件下,外來因素的沖擊與壓力形成為主要推動力。這類現代化大多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就屬于這一類型。中國的現代化來得太遲太被動太突然。1840年的“鴉片戰爭”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古老的中國被卷入現代化浪潮,走上了坎坷的現代化之路。經洋務運動、近代民族工業的產生與發展、一戰期間的經濟發展等幾個階段,中國現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到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仍為典型的農業國,現代經濟成分只有10%左右,其中,使用機器的工業只占17%左右。1949年工業固定資產約為128億元,工業職工僅為300萬人。

由倡導的工農兵文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受到的贊揚和貶否都最為激烈的文學思潮和文學樣式。贊揚它的人，從上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從政治著眼的，如1947年8月晉冀魯豫中央局宣傳部，特地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把趙樹理樹為邊區的“方向性”作家，邊區的文聯副主席陳荒煤還寫過《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一文[1]。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下半期，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則是在政治的語境中，給某些作品以藝術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對工農兵文學的代表作品《紅旗譜》評價說：“在‘紅色經典’作品里，我個人認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藝術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畫的豐滿度上，《紅旗譜》達到的水準確實堪稱杰作，而且它在階級敘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盵2]貶否它的人，則從“”開始至今21世紀，尚且拋開“”時期不說，即就上世紀80年代而言，不但從政治上而且從藝術上對它進行徹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上世紀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學研究”，“認為這一時期文學（指以趙樹理小說為代表的工農兵文學）便被視為政治的‘傳聲筒’和‘吹鼓手’”。[3]當今，因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這樣一來，似乎工農兵文學只有特定時代的政治價值（當然，這是指文學不應追求的政治宣傳“價值”），而缺失藝術價值。因此，一個問題便擺在了我們的面前：誕生于上世紀40年代綿延至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長達30余年的工農兵文學，究竟有沒有藝術上的成就和貢獻？站在21世紀今天的時間點上，以“文學”的眼光來看待幾十年前產生于戰爭年代的工農兵文學的整體，準確地評價它的藝術價值，進而確定它的文學地位，這無論是對于歷史還是對于未來，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這是擺在我國學術界面前的迫切任務。在探討工農兵文學的藝術貢獻之前，必須弄清工農兵文學的含義。筆者認為，所謂工農兵文學，應該包括兩種：一種是“嚴格意義”的工農兵文學，以趙樹理的小說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農兵群眾的生活，而且要表達工農兵群眾的思想感情，還要采用工農兵群眾的語言和他們喜愛的體式；另一種是“非嚴格意義”的工農兵文學，以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農兵群眾的生活，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農兵群眾的語言和他們喜愛的體式。[4]筆者在談論工農兵文學時，又曾經指出它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的建國前階段、中期的建國后至“”前階段和后期的“”階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謂工農兵文學的藝術貢獻，主要就是指這一時期。下面，我們具體來論述一下工農兵文學的藝術貢獻。

工農兵文學的貢獻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嶄新、獨特的典型形象，豐富了我國乃至世界文學的人物畫廊。在西方現代派出現之前，獨特的典型形象和獨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學作品藝術成就最重要的標尺；而在西方現代派出現之后，對社會、人生的獨特思想感悟被視作最為重要的成功標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許多讀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夠長久留在人們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為重要的原因。誠然，中國文學有重視典型人物塑造的傳統，古代戲劇和古代小說都塑造出了許多獨特的典型，如崔鶯鶯、杜麗娘、李逵、林沖、賈寶玉、林黛玉、曹操、孫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農兵文學顯然也是在努力繼承這一傳統。我們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農兵文學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以及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堅的《地覆天翻記》等等，都在盡力地描寫人物性格。但是應當承認，它們都還沒有塑造出一個真正夠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們所寫的人物，雖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為典型形象應有的獨特性和概括力，那種具有深厚文化意蘊的厚重感，都還明顯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楊白勞，依然顯得單薄，且和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有某種相似之處。而后期的工農兵文學，即“”期間的工農兵文學，其許許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種思想意識的符號，談不上什么藝術典型。當然，那些至今還留在許多人記憶之中的樣板戲，其中的阿慶嫂，有獨特的個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蘊，可惜描寫得不夠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離。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國后至前的工農兵文學，對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們可以點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漢、林道靜、江姐、楊子榮。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論，典型形象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類型性典型形象?！都t旗譜》中的朱老忠和《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屬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紅巖》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楊子榮，則屬于類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稱道的是，無論哪一種、哪一個，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豐滿、獨特的，而且是具有時代特點、地域特點和歷史積淀，因而充滿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學史著作和評論文章，在評論這些人物的時候，都只從政治的角度著眼，只注意他們無產階級的階級特征，或者只注意其個性，這是不夠的。實際上，這些人物身上遠遠突破了階級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蘊。具體說來，他們的性格體現出以下的特點：

1.階級性與社會性的統一說：“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盵6]74因此，階級性當然是工農兵文學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壓迫、受剝削的農民，對于封建地主的仇視和憎恨，無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馮蘭池之間的關系絕不僅僅是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關系，而是社會上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馮蘭池為了霸占黃河堤下農民們的大片土地，受到農民們的阻撓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領頭抗拒的朱老忠的父親朱老鞏，同時還要對朱老忠斬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為地主的一般的貪婪與兇惡，而且還是屬于非正義的滅絕人性的邪惡，這卻不但是農民而且是全人類都要憎恨和仇視的，因而也就讓朱老忠對他的憎恨變成了對邪惡的憎恨，而朱老忠的報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階級性，而具有了社會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惡、追求正義的社會、文化意義。梁三老漢作為農民，他的階級性表現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這表現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問題上長久猶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長期統治的中國，這種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卻又不是農民所獨有，而是老一代工人、農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猶豫也就有了社會性。而作為類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靜，她是在革命中成長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長進步，并不只是表現為由一個不滿封建軍閥統治的青年成長為一個具有無產階級思想的革命戰士，而且是由一個向往公平正義的青年成長為一個愿為人民謀幸福的人，她既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員，又是具有社會正義感的社會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會性。楊子榮當然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偵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體描寫了座山雕等匪徒對夾皮溝普通民眾的作惡多端，所以，楊子榮對他們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現出他是清剿國民黨殘匪的英雄，而是一個為民除害的英雄，這同樣也給他的思想性格賦予了社會性。同樣，江姐并不只是與國民黨反動派作斗爭的獄中英雄，她面對的是與人民為敵的兇狠無比、喪失人性的國民黨特工，因而，江姐與反對人民的勢力斗爭到底的大無畏精神也有了社會的意義。

2.時代性與歷史性的融合工農兵文學是在大變革的時代格局中審察、認識人物的，因此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這是非常明顯的。但同時工農兵文學又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時代性和歷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時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當時大革命時代的革命浪潮的影響和裹挾，具有革命的覺悟和要求，所以他才會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運動；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識又是歷史上農民造反意識的延續，在他身上，既有水滸英雄的粗豪氣息，也有風起云涌的大革命時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漢既有上世紀50年代農業合作化、歷史大變動時代的心理波動，又有歷史所造成的下層人民的膽怯和固執。林道靜既有大革命運動時期的革命沖動，又有歷史上知識分子的先鋒意識。楊子榮既有解放戰爭即將取得最后勝利時一往無前的氣概，又有歷史上革命志士堅忍不拔的英氣。江姐既有革命勝利前夕的堅韌，也有歷史上革命者舍生取義的文化積淀。

3.地域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成中國地緣廣闊，各地的生活風俗、精神氣質有不少的差異。工農兵文學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這一問題，努力表現人物的地域特點。但是中國又長期形成了大一統的傳統文化。工農兵文學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敗、一次次堅持的“出水才看兩腿泥”的堅韌中，顯現出“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穩的燕趙風骨，而這又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蒼涼之風；梁三老漢身上的保守，既體現出終南山的封閉，又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靜身上既有北方學生的率直和執著，也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分子君子骨氣。楊子榮既有東北軍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武俠氣。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堅韌和沉敏，也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韌性?？偲饋碚f，朱老忠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有仇必報、勇于反抗的，尋求翻身解放、追尋公平正義的，豪爽、堅韌、凄清的、時代大動蕩中理性的農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著廣大底層民眾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漢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舊的，在社會變革面前猶豫、徘徊的普通農民；林道靜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執著、率性，充滿遠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楊子榮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英勇機智而又豪情滿懷、為民除害的革命偵察英雄；而江姐則是一位融合著個人和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從容、沉敏，為了最廣大人民利益甘灑熱血的無產階級的獄中英雄。

這些典型形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獨特的。同是農民的典型，朱老忠明顯的不同于《水滸傳》中的李逵，雖然兩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滿了蒙昧、魯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黨的教育之前，前者也顯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漢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雖然兩者都是種地的農民，但后者懶惰、奸狡，前者勤勞、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靜當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識分子比如吳用，吳用參加起義是以封建時代知識分子個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靜則是以追求遠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來感受革命浪潮的洶涌。她也不同于魯迅筆下的狂人和夏瑜，后兩者雖然覺醒，但脫離人民大眾，而前者卻是和人民共同斗爭，她身上體現出一種親民性。江姐更不同于歷史上的造反者，她的從容堅定是由遠大的理想所支撐的，而歷史上的造反者當然沒有這種思想和胸懷。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學史上別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義、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數是王孫貴族，或者資產階級人物，只有少數平民百姓，同時因為“歐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區”在中古“以后漫長歲月里，農業社會的基本特征逐漸消失”，“中古歐洲發生了工商業革命，導致了一個工業社會的興起”[7]34，原本樣式的農村和農民已基本不復存在，所以以農村生活為描寫對象的文學作品不多，真正的農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漢大相徑庭，如19世紀初英國作家瓦爾特.司各特小說《艾凡赫》中的羅賓漢，他雖然反抗封建壓迫，但又充綠林好漢，有百步穿楊的絕技，是個傳奇式的人物，“表現出他狹義的性格”[8]；巴爾扎克小說《農民》中的尼雪龍是“熱誠地信仰者共和主義理想，嚴格說，不過是小生產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堅硬如鐵，純凈似水”，不謀私利，“忠肝義膽”的、“尋常中的優秀人物”，這一形象“不免顯得有些蒼白”，只能作為“一個道德象征”[9]；《堂吉訶德》中的桑丘則是一個樸實善良、機靈樂觀、目光短淺、自私狹隘的普通農民形象；前蘇聯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中的青年農民潘苔萊是“勤勞作，愛家園，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卻又被虛榮弄得錯頭錯腦，其靈魂卑鄙惡劣”[10]的小人；還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說《戈丹》中的農民何利，是一個雖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無反抗意識的農民。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種追求人民群眾徹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國文學中所有的農民形象絕對沒有的。而梁三老漢那種在新事物面前表現出來的中國式農民的守舊和猶豫，特別是由個人發家致富到集體富裕的歷史性向往，更是外國文學中的農民形象所不具備的。作為知識分子的林道靜和法國作家司湯達《紅與黑》中的于連，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斷追求廣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則是只圖個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楊子榮一身正義，他是為民除害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化身，而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則是維護正義的個人英雄。江姐是“為天下勞動人民的解放”而奮斗的獄中英雄，而愛爾蘭作家伏尼契筆下的牛虻則只是同情下層人民的志士?？偟恼f來，工農兵文學同以往中國文學以及外國文學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別，在于胸懷和理想上面，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還是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體，這是他們思想意識的分水嶺。正是在這一點上，充分顯示了工農兵文學典型形象的獨特性，確立了工農兵文學典型形象的無可代替的重要地位，從而豐富了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人物畫廊，彰顯了工農兵文學的藝術成就和藝術貢獻。否定這些形象的人往往認定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傳的虛假人物，其實從這一時代過來的人都可作證：這樣的人物形象是真實的，因為那一時代就是那樣。

摘要：中國古代的農本思想和對農業的激勵政策，到戰國時期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既有戰略高度的認識，又有非常務實的政策措施，并由此實現了富國強兵的戰略目標，實踐的效果非常顯著。其中商鞅的農本思想和對農業的激勵政策，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了戰國李悝提出的“盡地利之教”的農本思想，使之更為制度化和政策化了，表現出強烈的時代進取精神，值得分析借鑒。

關鍵詞：戰國商鞅農本思想激勵政策

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的改革是最為徹底的。它不僅使秦國實現了由弱變強的重大歷史轉折，而且也是中國古代經濟、政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商鞅變法后，不僅使秦國完成了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而且為中國第一次封建大一統局面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其中他的農本思想與對農業的激勵政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商鞅（前390～前338），又名衛鞅、公孫鞅，商鞅乃因其后來的封地而得名，是先秦法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繼承了李悝的法制思想，順應當時的歷史發展潮流，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特別是以法治為依托，通過各種激勵杠桿的運用，實施以強化農戰為主導的發展戰略，成效卓著，影響深遠。成為我國先秦時期，以法治國，強化農戰，富國強兵，大見成效的典型，具有劃時代意義。

一、以農為本的戰略思想

在中國先秦法家的經濟思想中，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認識農業的基礎地位與作用，商鞅的思想觀點是最為明確和突出的，也是最為深刻和富有哲理性的。他指出，“國之所興者農戰也?！薄皣r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薄渡叹龝?#8226;農戰》?！懊癫惶铀冢盁o荒草則國富?！薄渡叹龝?#8226;去強》?！耙紕談t國富”，“田荒則國貧?！边@里，商鞅把農業看作是國家和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農業發達，國家興旺，農業貧弱，國家衰亡。由于中國古代的產業結構比較簡單，農業是最基本的戰略產業和基礎產業，作為政治家的商鞅把發展戰略集中在農業上，是符合當時形勢發展需要的。戰國時期，社會處于激烈動蕩的兼并戰爭年代，在這種背景下，發達的農業和強大的軍隊，是治國平天下的首要條件。由此，商鞅認為，重農治軍，富國強兵、是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發展戰略。所以，他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圍繞強化農戰進行的。一方面，他以法制為后盾，通過采用財稅杠桿和各種專一于農戰的措施，強化了農業，發展了農業，壯大了軍隊，使國家財政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因為發達的農業，增加了國家的財政積累，為軍隊提供了充裕的軍費。而軍隊征戰的勝利，又增加了國家的戰爭收入。另一方面，他又用財稅杠桿，有效地強化了農業和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