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利范文10篇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問題的提出；直接成本；間接成本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人們的一切活動都是受利益引導的、當今社會失信現象蔚然成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信成本過低、行為人由于失信而付出的代價、直接成本是指失信者由于失信行為的發生直接付出的成本、在經濟利益方面受到的直接或間接損失、失信行為的發生而受到的法律制裁、道德成本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誠信屬于倫理學、誠信不僅是一種社會關系，它更是一種社會價值觀、失信所導致的心理壓力、自責、恐懼、防止失信而發生的成本，是不必要的社會成本的浪費、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間接成本和直接成本之間存在著相關關系等。具體請詳見。

一、問題的提出

亞當•斯密認為人們的一切活動都是受利益引導的。趨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利益導向決定了個人的行為取向。趨利就是計算行為的收益，避害就是計算行為的成本。那么人們誠信與否取決于他對私人利益與私人成本的比較。由此我們知道，當今社會失信現象蔚然成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信成本過低。許多人都可以從失信中撈到好處，使得他們在失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因此，研究失信成本的構成就顯得異常重要。

失信成本，正如其字面意思一樣，是指行為人由于失信而付出的代價。它由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兩部分構成，可用表達式表示為：失信成本＝（直接成本，間接成本）。

二、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是指失信者由于失信行為的發生直接付出的成本，它由四部分構成，用表達式表示為：直接成本=（經濟成本，法律成本，道德成本，心理成本）。

歷史題材電視劇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帝王戲、宮廷戲；一類是武俠戲；第三類是近現代歷史題材的作品。其中前兩類戲創作的持續升溫，說明它很有市場，而這市場說到底是觀眾的需求。觀眾為什么愛看這類戲?無非是劇中的皇權意識、宮廷爭斗、江山美人、武打場面、插科打諢等滿足了人們一時的快感，具有娛樂、消遣、宣泄、補償等情感價值。這是古代題材電視劇足恃的東西，也是它的優勢和“利”之所在。

但是，如果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創作僅僅在這個層次上沾沾自喜而佇足不前，那么，只能滿足觀眾最低層次的接受欲望，因為除了娛樂消遣、情感的宣泄和補償以外，還有歷史劇所應該具備的歷史品格、審美品格和深刻內涵在焉，而這才是歷史題材電視劇走上精品殿堂的通道。如果創作者不能在這幾個方面提高品位、提升觀眾，而僅僅在“戲說”和“取樂”中打轉轉，那么觀眾也只能是“戲看”和一笑了之，不會動真的喜怒哀樂。當下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的劣勢正在這里：游戲歷史、編造故事、隨意為之、追求利潤。這也正是造成其“弊”的根源所在。

因此，為了有效地使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趨利避害，從而使“量”的“繁榮”向“質”的飛躍轉化，構筑出真正的精品乃至經典，必須重申歷史題材電視劇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

首先是創作觀念問題。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創作，要有一個正確的創作觀念，這種觀念說到底就是如何對待歷史、如何對待現實的問題。這就要求編導者有一個正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如何對待歷史?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事件?如何辨別歷史中的精華和糟粕?在這里，要堅持歷史主義唯物主義的原則，而克服非歷史主義的傾向；要尊重歷史規律，而不是違背歷史規律；要以先進文化意識和歷史批判精神來審視精蕪并存、良莠難分的歷史的原形態。這不是一個新解題。早在15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就已明確指出必須以正確的歷史觀、價值觀來指導歷史劇的創作。但在當下的創作實踐中，這種觀念常常缺席，因此，仍有重提之必要。否則，“帝王史觀”、“貴族史觀”、“盛世之夢”、“粉飾裝點”必將泛濫成災，“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也就無從體現。

其次是創作態度問題。一個時期以來，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存在著嚴重的以游戲和玩笑的態度來對待創作的問題，一些編導不是以嚴肅的態度來創作，而是游戲歷史，調侃歷史，亂語講史，隨意拿古人開玩笑。這種極不嚴肅的創作態度，嚴重地消解了作品的意義內涵，損害了歷史劇的藝術形象。甚至有人認為歷史劇的本質是游戲而非歷史。不錯，歷史劇絕非完全等同于歷史，但歷史劇的本質也決非是游戲。早在20世紀60年代，史學家吳晗就認為“歷史劇是藝術，也是歷史”。我認為這才是歷史劇的本質所在。這就要求歷史劇的創作者，要具備歷史家和藝術家的雙重品格，既尊重歷史規律，也尊重藝術規律。而我們的一些編導卻無視這一點，比如《康熙王朝》的編劇甚至說：“歷史上的康熙怎么樣，我并不知道，只能靠猜想和感情的期待去慢慢接近他，揣摩他?！边@是歷史劇創作的正確態度嗎?僅僅靠猜想和揣摩能塑造出符合歷史真實的藝術形象嗎?這怎能不令人懷疑?

再次是創作方法問題。古代題材的電視劇究竟應該怎么寫?這似乎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這里關鍵之點是創作者怎樣對待歷史，怎樣對待現實，怎樣對待虛構的問題，還是那句老話：必須堅持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完美統一，堅持歷史主義與現實主義水乳交融的創作方法。在這點上，近現代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創作，態度比較審慎，因此，成效也較大。相反，古代題材的電視劇創作，穿鑿、附會、篡改，編造的痕跡更明顯，“硬傷”也更多，不要說逃不過史學家的眼睛，就連一般的觀眾也往往能看出破綻。

縣級行政組織承擔著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組織發展生產，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職能。黨的十六大報告做出了“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期”的重要判斷。**縣作為一個農業大縣，財政窮縣，工業弱縣，要推動縣域經濟大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必須深入把握這一判斷的精神實質，搶抓機遇，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趨利避害，擴大規模，力爭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發展。

一、基本情況

1、**縣總人口14萬,城鎮人口2.99萬，農村人口11.1萬，城市化率21.4%，農民人均耕地2.55畝。200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達到638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4090元，全縣大口經財政收入5571萬元，地方財政收入3411萬元。全縣國內生產總值9.48億元，其中第一產業3.9億元，第二產業2.6億元，第三產業3億元，一二三產業結構比例為40.6：27.3：31.1。從總體來看，**縣城市化率低，財政薄弱，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工業比重較小，服務業不發達。

2、**縣是一個農業大縣，農業人口占78.6%，長期以來，受地域條件、外部環境和傳統觀念等因素的影響，農業效益低，種植品種單一，農業對財政的貢獻率只占20%左右，2002年為1045萬元（由于農村稅費改革，2003年比實際更少）。農業的發展事關全縣農村11萬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事關全縣的社會穩定。近年來，**縣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農民增收為目標，不斷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形成以西紅柿、棉花、肉羊為主的“一紅二白”產業，糧經草比例為13：81：6。2003年，全縣棉花種植面積25萬畝，皮棉總產量達到50萬擔，實現收入3.7億元，農民人均來自棉花的純收入達到1927元；肉羊產業上，全縣羊只飼養量達到90萬只，農民人均來自羊產業上的純收入達384元；制種產業上，全縣制種面積發展到3.8萬畝,實現收入4700萬元；日光溫室產業則以有機無土栽培、托魯把姆嫁接茄子、西甜瓜、鮮切花卉等為調整和推廣重點。這些都為全縣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奠定了基礎，積蓄了后勁。

3、**縣是一個工業弱縣，工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7.3%。全縣共有工業企業492個（其中包括2000年以來改制的36戶國有工業企業，現已全部民有民營），工業總產值在100萬元以上的只有西域陽光食品有限責任公司、礦冶有限責任公司、敦煌種業**棉花公司、砂業建材有限責任公司等13戶企業。工業主要涉及“一紅（蕃茄）、二白（棉花、肉羊）、三黑（煤、鐵、銅）”、脫水菜、建筑等幾個行業。發展抓項目，**縣走“盯住國家投資上項目、立足資源優勢上項目、依托現有企業上項目、招商引資上項目”四條路子，堅持既抓新上項目，又要考察篩選儲備項目，既抓一些“短平快”項目，更抓長遠發展項目的原則，城鄉同步，工農聯動，集中精力上項目，一心一意謀發展。2003年，已完成投資7213萬元，有西域陽光750噸蕃茄醬生產線、康源油脂精煉油生產一期工程、飛富糧油顆粒飼料技改、棉籽脫絨、剝殼等36個項目峻工。萬錠棉紗紡織、鐵合金冶煉技改、萬噸飼草切快加工開工在建。2004年，縣上還將有13個投資千萬元以上的項目建成投產，并啟動了總投資2700萬元的工業園區建設。這些都將為**縣“興工強縣”戰略的實施奠定堅實而牢靠的基礎。

4、非公經濟快速發展。**縣通過大力實施民營主體戰略，全縣民營經濟呈現快速發展的勢頭。止2003年底，全縣非公經濟總戶數達5570戶，從業人員達到11786人，注冊資金22548萬元，上繳稅金完成2741萬元，同比分別增長18.8%、23.3%、60.6%、50%，非公經濟已成為縣域經濟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當代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突出特點；科學技術發展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新時期中國科技發展的戰略對策；應對加入WTO挑戰，中國的科技工作的重要舉措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以信息技術革命為核心的當代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興起、科學技術急劇發展，呈現知識爆炸的現象、科學技術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大大縮短、各學科、各技術領域相互滲透、交叉和融合、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結合、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已經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產業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信息產業將成為主導產業、高新科技的發展強烈影響國家安全觀念和格局、更加強調創新和跨越、在應用開發研究當中，貫徹以企業為主體的原則，實現產學研有機結合、實施人才戰略、加強技術壁壘研究，盡快建立我國的技術標準體系等，具體請詳見。

一、當代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突出特點

以信息技術革命為核心的當代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興起。它標志著人類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歷史性的跨越。在這種革命性的變化當中，科技進步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表現出六個方面的特點：

1、科學技術急劇發展，呈現知識爆炸的現象。近30年來，人類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過去2000年的總和還要多。以此推算，人類在2020年所擁有的知識當中，有90%現在還沒有創造出來。今天的大學生到畢業的時候，他所學的知識有60%～70%已經過時。預計今后100年從事科研工作的人數將占世界總人口的20%，創造性的科學工作將成為21世紀人類的主要活動。

2、科學技術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大大縮短。20世紀前，人類從發明到應用電，時隔282年，電磁波通信時隔26年，而到20世紀，集成電路僅僅用了7年的時間就得到應用，而激光器僅僅用了1年。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類在短短50年里，經歷了5次大的科技變革：1945～1955年，人類相繼開始利用核能；1955～1965年，人類開始擺脫地球引力，進入外層空間；1965～1975年，人類開始控制遺傳和生命過程；1975～1985年，微處理機大量生產和應用，擴大了人腦的能力；1985年以來，以軟件和網絡化為標志，人類進入了信息化和網絡化等新時代。這5次大的技術變革，構成了上個世紀最為壯觀又多姿多彩的歷史畫面。

3、各學科、各技術領域相互滲透、交叉和融合。最近幾十年來，科學的發展越來越依賴多種學科的綜合、滲透和交叉，用于解決科學發展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也導致了一系列新的跨學科的研究領域的出現，比如環境科學、信息科學、能源科學、材料科學、空間科學等等。學科的分支已從20世紀初的600多門，發展到現在的6000多門。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現有外資并購審批制度的評析及革新原則的確立；現有外資并購審批制度的革新；現有外資并購審批制度革新的幾個特殊問題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國迄今為止尚無一部專門針對外資并購審批制度的立法、現行外資審批制度并不具備現代市場經濟對審批制度的科學、高效與透明度的要求、寬猛相濟，適時調整、繁簡得當，由繁趨簡、外資并購審批機構由復合制向單一制轉變、外資并購普遍審批制向有限核準制過渡、制定合理的審批標準、對外資間接并購的特殊規定、對外資“增資擴股”并購的特殊規定、與外商出資比例規定相協調、我國現行外資法對外商出資比例的規定顯得過于簡單等，具體請詳見。

一、現有外資并購審批制度的評析及革新原則的確立

我國迄今為止尚無一部專門針對外資并購審批制度的立法，目前外資并購的審批工作主要參照現行外資審批制度執行。而現行外資審批制度本身就存在諸多問題，表現在：(1)審批程序嚴格，無自動審批規定，所有外資項目都必須經過外資主管機構的批準，而且一旦審批內容有所變更，又必須報經原審批機構重新審批；(2)審批時間較長，又兼官僚式的拖延，工作效率低下；(3)審批部門、環節過多，報批手續復雜，而且還有不同地區、行業、項目乃至外資設立形式的差別，縱橫交錯、權限不一；(4)一部分審批權的下放，引發各地程序、寬嚴度不一的問題，特別是不少地方政府盲目追求引進外資的數量和規模，不惜超越權限范圍，出臺形形色色的“土政策”，實行所謂審批的“特事特辦”，常使外資審批制度形同虛設。

由此可見，現行外資審批制度并不具備現代市場經濟對審批制度的科學、高效與透明度的要求，其費時費事的繁雜程序、層層重疊的審批機構、權限不一的種種標準，不僅使審批效率大受影響。而且眾機構之同的內部協調以及審批結果的權威性也不一定有保障。況且，現行外資審批制度主要是在上世紀80年代針對“刨建式”外資進入而構建，并沒有考慮到外資并購的特性，所以生搬硬套到外資并購的審批上更顯矛盾重重。比如反壟斷本應是外資并購審批標準的關鍵部分，但現行外資審批制度顯然無所考慮，致使造成目前外資在許多行業占據壟斷或控制地位的嚴峻局勢。

毋庸置疑，各國實行外資并購審批制度的目的，皆是為能在最大限度的抑制外資并購對國內經濟的消極影響，從而促進國內經濟健康地發展。但是，缺乏科學的外資并購審批制度卻可能導致迥異的效果。所以，欲達外資并購審批制度趨利避害的功效，其本身的科學與合理至關重要，必須符合以下原則：

(1)寬猛相濟，適時調整。即在具體掌握其實質性標準和尺度時，一般都應注意避免走向過于寬泛或過于嚴格的兩種極端，而應適時地根據本國在特定時期的社會情況、經濟結構、企業制度、重點項目和技術發展水平的要求，建立起相應的外資并購審批制度，從而有效地保證該項制度的實施既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的既定目標，又使其消極影響得以減少到最低限度；

摘要：在創業過程中，創業者價值取向對其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響。本文通過問卷對36所高校的1855名大學生創業者進行調研，實證檢驗大學生創業者價值取向與心理健康的關系，并對創業教育是否具有調節作用進行驗證。研究發現，大學生創業者經濟趨利型價值取向與心理健康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其滿意客戶型、服務社會型價值取向與心理健康存在弱相關關系。創業教育對經濟趨利型價值取向存在顯著調節作用，對滿意客戶型、服務社會型價值取向調節作用不顯著。

關鍵詞：創業教育；大學生；價值取向；心理健康

當前，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戰略和“雙一流”建設的深入推進，我國高校創業教育進入了改革的攻堅期。大學生作為高校創業教育的主體，也是未來創新創業的主力軍。但大學生創業者的價值取向、心理健康等問題，客觀影響了其創業項目生命周期及創業成功率，迫切需要通過深化創業教育改革予以解決。

一、問題的提出

在實踐層面上，大學生創業者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失敗風險，特別是在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增長趨緩的背景下，大學生創業者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容易出現多種心理、思想上的問題。同時，在大學生創業者中普遍存在創業就是創辦企業、追求個人利益至上、追求財富最大化等認識誤區。部分大學生創業者對創業抱有理想化的認知，特別是在創業過程中遇到問題的時候，常常對學校甚至對社會產生不滿。實際上，這些現象既是大學生創業者價值取向沖突未得到有效解決的內在使然，也是大學生創業者價值取向沖突導致心理困惑的外在表現。加之，高校創業教育過程中出現的精英化、泛知識化、工具化以及實踐功利化等現象，進一步激化了大學生創業價值取向的沖突，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心理健康，進而成為影響創業成功率的重要誘因之一。在理論層面上，創業者價值取向、創業者心理健康等問題一直是創業教育領域的研究熱點，但對大學生創業價值取向與心理健康之間是否有關聯，創業教育對二者是否具有調節作用，目前研究較少。因此，結合心理學、教育學等領域知識，實證研究大學生創業價值取向與心理健康的關系，并分析創業教育的調節作用，對促使高校創業教育改革始終緊扣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增強其價值引領過程的針對性、有效性和科學性，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二、研究假設

衛生事業作為一項社會公益事業，它所包括的疾病預防控制、婦幼保健等屬于典型的公共產品，農村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醫藥服務、城市大醫院的疑難疾病診治服務等具有比較強的正外部性，社會效益明顯，屬于準公共產品。公共管理理論告訴我們，純公共產品由于“搭便車問題”的存在，人人都不想出錢生產卻想坐享其成；準公共產品的正外部效益可以繞過價格機制直接增進他人的利益，但并未因此得到報酬，導致準公共產品如果由私人生產將遠遠低于社會所需要的數量。由此可見，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無法實現衛生資源的最優配置，必將大大降低社會公共福利水平。必然導致布局不合理，降低服務可及性、干預重點和技術路線選擇走向高端，降低衛生投入績效以及服務價格攀升等一系列問題；在需求層面，服務需求逐步演變為私人消費品，則必然帶來部分社會成員無力求醫的問題，并會帶來諸多社會矛盾，全社會的健康風險也會進一步加大。中國公立醫院的改革脫不開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大環境，衛生事業都必須堅持公益性質，這是衛生事業發展的內在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醫改的總體走向決定著公立醫院平衡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改革的具體措施。

但公立醫療機構在堅持公益性質，堅持政府主導，堅持公平優先的同時，當然不能是坐吃山空的機構，更不能是花財掙錢的機器。公立醫院不賺錢，即便是不虧損，那如何發展，財政投入的錢就這樣一直維持現有的規模嗎？醫生同其他行業一樣，上有老下有小，職業風險很大，也要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也要有合理的收入，這就成了醫院的成本。醫療服務還有其他的物質性的成本。公立醫院不賺錢，至少意味著收入加財政補貼與成本相等?！俺杀?收入+財政補貼”的這個公式有三個變量，其中收入這個變量，是與公眾利益相關的。收入低于成本，要把公式兩邊做平，要么就增加財政補貼，要么把成本降低。我們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的醫療，就是這種思路：財政補貼也補了，醫生的工資水平也通過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價格也控制了，藥品價格也一降再降，似乎我們應當感到受益了（醫院少收了），但是沒有，那只能是醫院收高了。在這樣的機制下，成本是可以人為搞大的，比如管理不善、浪費、效率不高等，這個收入可能讓老百姓難以負擔。不賺錢的機構，可能是效率極低、浪費很大的機構。

公立醫療機構不賺錢，似乎與堅持公益性質，堅持政府主導，堅持公平優先沒有必然的聯系。那醫院的公益性體現在哪呢？最近，比爾·蓋茨退休拿著畢生賺得的近4000億搞慈善去了，如果中國只有4000萬的窮人，每人可以分到1000元。這1000元可以花多久？他搞了個賺錢的慈善基金，這與慈善不矛盾：4000億與相對于廣大的慈善需求存在巨大的差距。市場機制不可回避，是經濟的固有屬性，是本身存在的。面對目前公益性淡薄的公立醫院，如何處理宏觀公益性與微觀趨利現象的矛盾是公立醫院改革亟待解決的難題。使公益與趨利和諧共存，公立醫院要正確地創新改革，關鍵是要正確對待公益性和趨利性。公立醫院的出資人是政府，政府沒有趨利性，它要求的回報是人民的滿意度最大。公立醫院法人及職工有趨利性，他要求個人利益回報，追求職工利益最大。這就需要進行制度改革和機制創新，也是當前公立醫院改制改造面臨的迫切任務。

我們現在的公立醫院絕大多數是擴張型醫院，政府應創辦節約型醫院，對公立醫院實行總額預算控制，即實行核定收支、收支掛鉤、超收上繳、差額補助。在核定收入之內的結余政府并不要求上繳，超收才上繳，所以此舉并不是恢復大鍋飯、鼓勵懶人，而是要解決讓公益性和趨利性和諧發展的問題。醫院可以在此基礎上追求結余最大化，比如實行以循證醫學為理論基礎的臨床路徑管理和單病種付費制，在總收入不提高的情況下，降低總支出，增加結余，患者的人均醫療花費同時也減少了，達到共贏的效果。一個服務或者商品在公平的市場價格下，如果公眾可以低于這個價格能夠獲得，公眾就受益了，而能夠保證這種獲益的機制才能稱其為具有公益性。至于這是否是合理的價格，就由那個為他報銷的地方和醫院去談吧。因為為他報銷的地方有時間、有精力去和醫院談判，也不存在什么“信息不對稱”，就一定能談出一個公平的價格。公立醫院還是要賺錢的，如果硬要有個公益的標志的話，把賺來的錢別分掉而是用來發展，這就是公益了。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公立醫院不以營利為目的，但要以盈利為前提。

聯系到每年招考公務員時異?；鸨那樾?，江蘇常州最近發生的公推干部職位受冷遇就顯得很有些耐人尋味。據6月6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常州4月30日在全國范圍內公開選拔47名領導干部，然而公告1個月以來，到昨天為止報名者才37人。這次公開選拔領導職位除了中院副院長和常州市外事辦副主任，其余都是常州各高校的中層職位，而目前競爭相對激烈的則是前面兩個崗位，無人問津的崗位多是高校的中層職位。

“公推干部”，已經不是什么新聞，許多地方都有過嘗試，不少地方還有相當成功的經驗。這種由“伯樂相馬”向“賽場選馬”式的過渡，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體現，是一種比較科學的選拔人才的方式。但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公推干部的崗位都是經過“慎重”篩選的，一般都是人們印象中的“清水衙門”，間或地有一些如財政局一類單位的副職，這些崗位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對專業技術要求比較高。即便如此，這類崗位的競爭也比較激烈。這次之所以出現這種意想不到的結局，說到底還是高校的中層崗位太多的緣故。

針對這種情形，常州有關方面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之所以出現職位受冷遇的情形，是因為“專業性強”，“能達到條件的人不多”。然而，47個崗位，有45個是高校的中層職位，此次公選的職位分布呈如此不對稱局面，是導致出現這種尷尬局面的首因。常州此次公選高校中層職位領導干部與此前江蘇各地公選廳長、市長、局長的火爆場面相差甚遠。有專家針對這一情況一針見血地指出，高校中層干部不像廳長、局長那樣吃香，對社會缺乏吸引力就很正常了，這從中也反映出社會對當什么官是有一套很功利的價值體系的。而人民網針對這種現象，就發出了“當官只為功利”的詰問。

官員的功利價值體系是切實存在的，并且是必須加以正視的。什么樣的官位具有什么樣的含金量，這是連不具有官場經驗的老百姓也心知肚明的事情。何止官位，就是普通的公務員，在不同的崗位上也會有不同的工資福利待遇和權力權限，正因如此，才有什么“清水衙門”、“肥缺”一類的說法。有些地方針對這種現象，曾用強制性的手段統一公務員工資福利待遇，即使如此，人往“肥”處走的趨利沖動也不曾停歇。而不時地見諸報端的有人為平級調動至“油水”多的部門、崗位，不惜進行巨額賄賂，也可看出“肥缺”的所謂含金量。而“交通廳長落馬”現象，則是這一問題的最現實、最生動的注腳。

對官位或崗位的功利考量，是一種自然的沖動。官員是人民的公仆，這個道理不差。但在制度設計時，不能先入為主地假定官員就一定是個心無塵埃的人民公仆?，F代政治理論認為，和人一樣，任何政府都是有趨利性的，必須假定其是一個“壞政府”，然后設計制度來扼制和約束它，防止政府使“壞”。對官員一樣，必須用各種規范來防止官員濫用權力和資源。如果官員不能隨意地支配和濫用權力，那么職位的差別就不會太大，官員對職位趨利“位差”就不那么明顯了。杜絕了尋租的可能，所有的同一級別的職位在理論上都是一樣的。

正視客觀上存在的不同職位的不同含金量，正視官員的正常的功利價值觀，則就要求我們規范公權，堵塞漏洞，客觀、理性地匡正以往的偏頗，進一步清明正風。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加大違法成本，健全制約機制；發揮內部審計和外部審計的作用，嚴格控制虛假會計信息的發生；全面實施道德素質教育，呼喚會計誠信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虛假會計信息問題自會計的產生而產生，隨會計的發展而發展、虛假會計信息的泛濫觸目驚心、對違法者的相關處罰、公司上市的數量越來越多，對外公布的會計信息更是數不勝數、通過法律手段治理會計信息失真、治理虛假會計信息最有效的途徑也恐怕只有通過法律手段來得最快、將違法者從眾多的企業中查找出來，這是前提、獨資會計師事務所由具有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個人獨立開業，承擔無限責任、企業管理者對內部審計的認識和重視程度不夠、人的趨利動機是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的等，具體請詳見。

關鍵詞：虛假會計信息；違法成本；內部審計；外部審計；會計誠信

虛假會計信息問題自會計的產生而產生，隨會計的發展而發展，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究其原因，其中不乏法規、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而使會計信息難以保證完全真實、公允（制度性失真）；會計規則執行人由于未能對會計規則透徹理解而做出了錯誤判斷（行為性失真）；以及為使自身利益膨脹而損害他人利益而編造的虛假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其中歷史悠久，普遍認同的當屬違規性失真。

虛假會計信息的泛濫觸目驚心，近年來一樁樁涉及國內外知名公司、注冊會計師事務所的造假案件使人們不僅對企業自身，甚至對證監會、注冊會計師等中介機構產生了重重置疑。是什么原因使“泛假主義”如此猖獗、有恃無恐？造假者的趨利動機難以根除，但動機轉化為結果是需要條件的，如何防范虛假信息已不僅僅是會計界的問題，它已經演變成了政治界、經濟界乃至全球關注的焦點。

1加大違法成本，健全制約機制

1.1對違法者的相關處罰

行為金融學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領域,其視角越來越為廣泛。盡管還未成為金融學理論的主流,但越來越多的金融學家正在投身于這一研究領域。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為金融學家在不遺余力地為之吶喊。他們認為,行為金融學將當前金融學主流數理金融學取而代之的時代已經來臨。真的這樣嗎?我們還是先對行為金融學與數理金融學分歧的焦點做出歸納與評價,再做定論。在沒有定論以前,我們不妨仍把數理金融學稱為主流金融學。

一、爭論的起點:紅利之謎

1.紅利之謎——主流金融學的“死穴”?行為金融學家們很早就聲稱從與分紅相關的一些現象的研究中找到了當前主流金融學的“死穴”(ShefrinandStatman1984)。

1973年至1974年能源危機期間,紐約城市電力公司(ConsolidatedEdisonCompany,CEC)準備取消紅利支付。在1974年該公司的股東大會上,許多中小股東為此鬧事,甚至有人揚言要對公司董事會成員采取暴力舉動。顯然,這一事件是主流金融學所無法解釋的。Shefrin和Statman(1984)尖銳地提出:按照主流金融學的分析框架,CEC的股東只會對能源危機對公司股價的影響敏感,而絕不會為公司暫停支付紅利的決定如此激動。因為在主流金融學的框架下,投資者遵循米勒(Miller)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套利定價理論。他們知道,在不考慮稅收與交易費用的情況下,一美元的紅利和一美元的資本利得并沒有什么差異,他們隨時可以通過賣出股票自制“紅利”;而在收入稅率高于資本利得稅率的現實世界,減少股利支付會使股東的境況更好。那么為什么這么多股份公司還要發放紅利呢?CEC的股東為什么會對公司停止支付紅利做出如此激進的反映呢?

然而,米勒(Millerl986)卻將這些攻擊蔑視為“天大的玩笑”。的確,在20世紀80年代行為金融學形成的初期,其理論體系遠未完善,各種“軟肋”和“硬傷”成為主流金融學攻擊的靶子。很少有人意識到其日后會對金融學理論產生深遠的影響。

2.行為金融與紅利之謎。行為金融學獨特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釋了紅利之謎。Shefrin和Statman基于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期望理論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期望理論認為,投資者習慣于在潛意識中將其資產組合放入不同的意識賬戶(mentalaccounts)。一些賬戶的資產是用來養老的,一些賬戶的資產可以偶爾賭一把,一些賬戶的資產是用來接受高等教育的,還有一些賬戶的資產是為度假準備的,如此等等。馬柯維茲試圖說服投資者考慮不同意識賬戶之間的協方差而將其看成一個投資組合,但投資者似乎并不買賬。他們仍然習慣于將資產劃分為應對資產價格下跌的意識賬戶(持有現金和債券)和應對資產價格上漲的意識賬戶(持有股票、期權以及其它未定權益)。而投資者對這兩類賬戶的風險偏好特性是馬柯維茲協方差的所不能解釋的(前者表現為極度的風險厭惡,而后者表現為極度的風險偏好)。CEC股票價格的下降屬于資本意識賬戶的損失,而停止支付紅利則是紅利意識賬戶的損失。兩個賬戶中同等數額的美元對投資者而言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