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范文10篇

[關鍵詞]數量與結構；“資源經濟”；“人口紅利”；環境倒“U”型曲線；“常量人口”；“零和游戲”；層級和尺度；優先性

一、人口與經濟

(一)人口問題的本質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一個發展問題”是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共識”。這一“共識”內涵著兩個相互關聯的觀點：一是人口問題多源于發展不足——經典的說法是，人口過剩是經濟失敗的標志；二是人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得到解決。

事實上，人口問題的產生和解決既與發展／經濟有關，也與社會／制度、資源／環境和人口自身(數量、結構、質量)及其運動狀況(年輕化、老化)有關。人口問題既是發展／經濟問題，如生產性貧困、需求不足型失業、老年贍養等；但又不完全是發展／經濟問題，如社會性貧困、資源性貧困、人口性貧困，供給過剩型失業、適應一摩擦型失業，老齡化等；在很多情況下又是與發展／經濟無關的問題，如性別比、人口一資源比、吸毒等。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數量問題而非發展問題，而發展問題又在很大程度上為人口數量所左右。對發展來說，財富、資源、空間的人均擁有量是最為根本的，而人口數量的多少則規定著這個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資料)緣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資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窮(如果人少的話)，民窮也不一定因為地瘠(人多可導致富饒的貧困)。由是，人口數量便像“魔術師”那樣左右著發展(以經濟密度，即單位國土面積對應的國內生產總值表示與環境、資源、經濟相關的富饒或貧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貧瘠變為富饒，如澳大利亞經濟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20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則會使富饒變為貧瘠，如孟加拉國經濟密度32.6×104美元／km2(為澳大利亞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為澳大利亞的392倍，庶矣!)，人均GDP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亞的1.85％，貧矣!)

一、轉型期與城市貧困人口

新中國成立以前，城市貧困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貧困人口相當普遍。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貧困人口，存在的是與全國農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貧困”人口，全國人民都在“共同貧困”的狀態下生活著，這從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城市貧困人口面臨的問題相當嚴重。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以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號召，打破了“共同貧困”的局面，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現了許多百萬富翁，但隨之也產生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城市中貧困人口逐年上升。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擴展，社會轉型和城市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有企業進行了全面的改組和調整，這使城市下崗職工迅速增加。在當前社會救濟制度和失業保險尚未健全的條件下，相當一部分的失業和下崗人員在再就業之前就已經進入城市貧困人口的行列，同時，一些退休較早和僅依賴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極易陷入貧困。除此以外，在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城市中還存在著大量農民工，他們往往收入較少、缺乏社會保障，也容易成為城市中的貧困人口。根據官方統計，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國城市貧困人口有2200萬人，平均保障標準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幣。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研究報告則表明，城市貧困人口規模被低估了，實際數目約4600萬人，占總城鎮人口的8％，這個比例要高于農村。城市貧困人口的擴大，不僅會導致城市貧困家庭生活困難，而且還會引發城市社會中的一系列其他相關問題。

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個人和社會的損害

因貧困造成的后果，不僅對貧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對社會有害。

首先，對于城市貧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來說，貧困的現實對他們的健康、教育、就業、住房、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有著一定程度的損害。在商業化的城市社會中，貧困人口的購買力低下，這不僅會導致他們在物質生活方面困難，而且還會導致他們難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醫療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務。城市貧困人口在這些方面的落后會使他們的文化素質和生理素質低于非貧困人口，從而間接地導致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下降，同時，也導致“貧困代際傳遞”，使他們的下一代仍可能面臨貧困的窘境。另外，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貧困人口卻無法公平地像非貧困人口一樣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質量提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對貧困人口的一種社會排斥。其次，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存在也對社會有著負面影響，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制約著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城市貧困人口勞動力資源優勢不能充分發揮，影響社會生產的增長，從而制約社會的供給水平；城市貧困人口群體由于經濟條件匱乏，消費能力和水平都低下，從而制約消費需求的擴大。第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制約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民變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經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貧困人口極大地制約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第三，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貧困程度的加劇影響社會的穩定。城市貧困人口大多是由社會原因造成，社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貧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這些人口許多最起碼的需求還是無法得到滿足，而且還面臨社會歧視、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現實生活中面臨的這些問題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會刺激他們發生越軌行為甚至犯罪，從而危害社會的安定與團結。

三、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某些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同志們：

市政府決定召開這次全市統籌解決人口問題領導小組聯席會議，主要目的是通報全市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有關情況，進一步研究如何充分發揮各成員單位在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中的職能作用，確保全面完成今年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各項指標任務，努力提高全市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科學化水平。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市人口計生委作了大量準備工作，既到各縣區進行了督查調研，又深入各部門進行了溝通銜接，希望大家認真領會會議精神，抓好貫徹落實。

剛才，市人口委演示匯報了全市人口和計劃生育信息化建設工作成果，市人口委主任同志通報了當前工作進展情況，15個責任單位也提供了書面交流材料。總體來看，全市統籌解決人口問題領導小組成立以來，各單位顧全大局、各司其職、密切配合、扎實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對此市政府是充分肯定的。下面，圍繞進一步做好全市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再上新的臺階，我強調講三個方面的意見：

一、圍繞“為什么要統籌”，解決好思想認識問題，增強工作的主動性

做任何一項工作，首先要認識它的重要意義所在，我們講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就要弄清楚“為什么要統籌”的問題。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是新形勢下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重大創新，其重要意義可以從多種角度來認識，但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經濟欠發達、計劃生育工作比較薄弱的地區來說，我覺得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落實基本國策之所系。人口問題是我們國家發展中的最大的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黨中央、國務院就將計劃生育列為基本國策，到現在沒有變，在落實基本國策的過程中，經歷了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階段后，現在進入了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新時期。從全省的情況看，2005年11月25日起施行的《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取消了生育二孩的間隔要求，完善了再婚家庭的生育政策。這些生育政策的適度調整是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理念在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具體體現，是政策與需求的適當調節，并不是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放寬。2011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時，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入總結和準確把握人口發展規律，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好人口問題，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同時，中央明確提出“必須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黨政第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不動搖，穩定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機構、隊伍不動搖，不斷創新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體制、機制、手段和方法不動搖”。所有這些都表明，在新的形勢下落實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策，促進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其基本點就是要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好人口問題。

摘要：現階段，我國只存在相對于生產資料而言的過剩人口，不存在相對于生活資料和自然環境而言的過剩人口。我國之所以存在相對過剩人口，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同時也是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必然結果。此外，勞動供給增加、經濟結構調整、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也是重要的原因。我國相對過剩人口的規模不會出現日益擴大的趨勢，相對過剩人口既有消極的作用，又有積極的作用，為此應當努力把相對過剩人口的規模控制在適宜的限度內。

關鍵詞：相對過剩人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供給與需求

一、引言

相對過剩人口是指相對于某一個或幾個因素而言的過剩人口。從理論上說，相對過剩人口可以有三種類型：即相對于生活資料的供應能力而言的過剩人口、相對于生產資料的吸納能力而言的過剩人口和相對于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而言的過剩人口。我國是否存在相對過剩人口？如果存在，究竟是哪種類型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界對此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且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計劃經濟時期，理論界認為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自然不存在相對過剩人口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理論界開始承認我國存在相對過剩人口問題，但對存在的究竟是哪種類型的相對過剩人口，認識卻很不統一。有學者指出，上述三種類型的相對過剩人口在我國都是存在的［1］。

毋庸諱言，當前我國的確存在著貧困問題，但這主要是由于生產資料不足而導致的就業不充分造成的，而與整個社會的生活資料狀況無關。如果把現有的生活資料進行平均分配，要實現全民的共同溫飽應該是不成問題的（這并不意味著本人主張平均分配）?？梢姡谖覈⒉淮嬖谙鄬τ谏钯Y料而言的過剩人口。至于相對于自然環境而言的過剩人口，在我國也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國目前尚未達到，據預測，將來也不會達到人口多到連國土都不能承載的程度①。至于有人以我國目前存在的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為依據，斷定我國存在著相對于自然環境而言的過剩人口，是站不腳的，因為從環境破壞并不能得出人口過剩的結論。實際上，哪怕地球上只存在一個人，也會對環境造成破壞，我們能說這個人也是過剩的嗎？可見，我國只存在著相對于生產資料而言的過剩人口。本文即是從這個意義上來探討現階段我國相對過剩人口問題的。

二、我國相對過剩人口的現狀

抓好新時期的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必須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胸懷全局，服務民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道路。

一、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和改善民生緊密相連，相輔相成

人口國情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國情，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

變量，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決策基礎。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無不與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密切相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中的任何一項工作都涉及千家萬戶，涉及子孫后代，覆蓋面廣、影響時間長，是民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穩定低生育水平、調控人口數量是改善民生、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前提。人口眾多、人均占有量少的國情，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壓力沉重的局面，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緊張的狀況，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總的來看，近年來低生育水平總體穩定，但政策內生育水平有所上升，造成教育、就業、養老、醫療等多方面社會資源的階段性短缺，影響改善民生的進程。再者，經濟發展是改善民生的保障。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指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的目標，要求把總和生育率繼續穩定在1.8左右。因此，只有穩定低生育水平，才能確保在國家財力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

第二，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直接關系到個人和家庭幸福，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當前，我國人口素質總體水平不高，特別是出生人口素質令人堪憂。我國出生缺陷發生率為4%～6%，有關部門監測數據表明，近年來城鄉出生缺陷發生率均呈上升趨勢。全國每年約有80萬～120萬例出生缺陷發生，直接影響上百萬個家庭的基本生活和長期發展。

封建社會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是很低的。拿我國來說，從第一次有正式全國人口記錄的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1839年間，全國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增到四億一千二百八十余萬，凈增三億五千三百二十余萬，每年僅遞增0.1%。鴉片戰爭后，人口增長也很緩慢，從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間，全國人口從四億一千二百余萬增到五億四千余萬，凈增約一億三千萬，年平均增長率約為0.26%（這里和后文列舉的舊中國各個時期的人口數字，都不精確，也不全可比。但借它們來說明各個歷史時期人口變化的大致趨勢還是可以的。）。這就是一般說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特點（的高—高—低類型的人口再生產。

然而，我國封建社會人口自然增長率低只是總括而言。如果畫一條封建社會人口變化的曲線，就立刻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平滑地緩慢上升，而是具有在一段時期內大起大落和在整個封建時期內作臺階式“躍遷”這樣兩個特點。大體上說，一個歷時較久而又比較強大的封建王朝(如兩漢、唐、兩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長十分迅速，大約到中期達到高峰，而后停滯，到新舊王朝交替時期則急劇下降，人口的變化呈現大起大落的現象。另一方面，整個封建時期人口的增長則呈現為臺階式的躍遷。戰國中期的人口可能大約為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這是第一級臺階；從漢到唐，人口似乎沒有超過六千萬，這是第二級臺階；從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約增長到一億左右，這是第三級臺階；從清代乾隆初年開始，短短100年的時間里人口即從一億多猛增到四億，隨后又陷于發展遲緩的狀態，這是第四級臺階。如果把解放后30年間全國人口從五億四千余萬激增到九億七千多萬，也就是幾乎增長一倍的情況也算進去，可以說我國人口已經躍遷到第五級臺階了。

在分析中國歷史上人口消長的原因時，人們常常指出生產的發展與破壞、災荒、戰亂、醫藥衛生條件差、傳統的多子孫思想與早婚等等，這都不錯，然而似乎都還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根本。人類自身的增殖或再生產雖是自然現象，但主要是社會問題。一方面，勞動人口是社會生產力的組成部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比例及結合形式，決定了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特點和趨向，而勞動者的消費水平也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所處的社會制度所決定；另一方面，剝削階級和他們用以行使統治權力的官吏、軍隊等人口，以及為剝削階級服務的人口及寄生人口等的數量及消費水平，也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制度所決定的。這樣，人口的發展或再生產一方面是社會生產方式的內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會生產方式所決定和制約。因此，討論人口問題，不能不從現象進一步探究它的終極的、經濟的原因?！懊恳环N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頁。），它大致包括四個方面：(一)人口再生產的規律；(二)有勞動能力的人口被利用的問題；(三)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在各地區與各部門的分布(生產部門與非生產部門，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等)；(四)不同階級的特殊人口問題及其相互作用。而這些方面歸根到底主要是由既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或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和制約的。

人口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它不僅受社會生產方式的決定和制約，而且也對社會的發展，首先是生產的發展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

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規律是什么?它怎樣受封建生產方式的決定和制約，怎樣隨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而變化?它對封建社會的發展起著什么作用，這種作用在封建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鼎盛時期。這時，我國的封建社會業已經歷了一段時期，它的發展道路與基本特點，已經開始比較清楚地顯現出來，人口問題也是這樣。我們的探討，就從漢代開始。

一、我國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眾多

國家統計局1982年公布的我國總人口,包括臺灣省和港澳地區人口,全國10.32億人,約占世界總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國大陸人口已達11.85億,比1992年凈增1346萬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間,我國大陸總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過12億人。

(二)絕對增長量大

我國人口的發展經歷了3個階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如1930年出生率為38‰,死亡率為33‰,自然增長率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如1965年出生率為37.88‰,死亡率為9.50‰,自然增長率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由于70年代末我國政府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們生育意識的變化和生活水平不斷的提高,這一階段中,1985年出生率為21.04‰,死亡率為6.78‰,自然增長率為14.26‰。1993年出生率為18.09‰,死亡率為6.64‰,自然增長率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7‰,發達國家為6‰,發展中國家為20‰。但由于中國人口基數大,育齡人口和將要進入育齡的人口比重大,我國人口的絕對增長量仍然是相當大的。

(三)地區分布不均

我國的人口問題曾經走過一段很長的彎路，建國初期缺乏科學預測和論證的鼓勵生育政策導致我國的總人口二十多年中劇增了一倍有奇。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所實施的強勢計劃生育政策對于人口增長起了強有力的的遏制作用，我國育齡婦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經從50年代的人均5至6個孩子降至目前的人均1.7個，但總體來說，新的世紀里我國人口工作的形勢依然嚴峻，有四個方面的問題最為突出：（1）人口數量居高不下。2005年1月6日，我國宣布總人口數達到13億，現在每年仍然要凈增800多萬人口；（2）人口質量不容樂觀；（3）老齡化問題困擾重重；（4）出生嬰兒性別比嚴重失衡。

這些難題使得未來幾十年中，我國的人口工作任重而道遠。莊子在他的寓言《庖丁解?！分?，將牛身上筋骨交錯的地方稱為“族”，這是宰牛過程中最為困難和關鍵的步驟，“族”的部分解決了，其它部分就會迎刃而解。人口工作中也有其“族”，縱觀人口工作的方方面面，這個“族”正是女性教育。

一、女性教育——人口工作之“族”

之所以稱女性教育為人口工作之“族”，是因為女性教育對于我國的人口工作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女性教育的成敗直接關系到我國人口工作的成敗。具體而言有如下幾點：

（一）爭取女性教育權是當今各國平衡人口和人權的共同選擇

婦女是人類社會必要的“一半”，婦女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程度的重要標準。馬克思在1868年致友人路·庫格曼的信中深刻地、幽默地說：“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法國社會主義者傅立葉也曾說過：“在任何社會中，婦女的解放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在婦女解放運動的過程中，婦女組織及其支持者為婦女爭取到了各種各樣的權利，如男女同工同酬、普及教育、貧民救濟、縮短工作時間、分娩撫養補助、婦女參政議政等等。在這些權利中，政治權是最顯象的，教育權是最基本的。

只要粗略地檢閱一下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記載這些記載是歷代封建政府的統計數字，很不精確；各朝疆域不同，各時期的人口數字也不全可比。但借它們來說明各個歷史時期人口變化的大致趨勢還是可以的。），就會發現三個明顯的現象：

第一，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從第一次有正式全國人口記錄的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1839年間，全國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增到四億一千二百八十余萬，凈增三億五千三百二十余萬，平均每年僅遞增01%。這就是一般說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特點的高—高—低類型的人口再生產。

第二，人口的變化不是平穩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點。大體上說，一個歷時較久而又比較強大的王朝(如兩漢、唐、兩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長迅速，大約到中期達到高峰，而后停滯，到新舊王朝交替時期則急劇下降。

第三，就整個封建時期看，人口的增長往往經過一段較長的停滯時期后在短期內迅速增長，而后又停滯下來，即呈現為臺階式的“躍遷”。戰國中期的人口大約為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這是第一級臺階；從漢到唐，人口似乎沒有超過六七千萬，這是第二級臺階；從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約增長到一億左右，這是第三級臺階；從清代乾隆初年開始，短短100年間人口即從一億多猛增到四億，隨后又陷于發展遲緩的狀態，這是第四級臺階。

上述三個現象中，第一個是世界各國封建社會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個則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獨有的。

“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頁。)上述現象的出現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產方式的人口規律的作用在中國的具體表現。而封建社會的人口規律歸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和制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