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革范文10篇

一、可控性與“風險”

由于變革是一種人為的操作，可控性就成為變革發動者的關注中心：他們總是希望變革的過程有最大的可控性，這樣才能運籌帷幄、穩操勝券。當然，變革者必定認為期望中的變革后社會狀況比變革前的社會狀況更可取，不然他們就沒有理由實行變革了。于是，我們似乎可以對社會變革的合理性問題進行如下的理論簡化。

如果變革過程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只有在社會狀況被視為最壞的情況下，變革才可以被接受。這時，因為事情似乎不可能變得更遭，任何變化都只能被當作是向好一些的狀況移動，對過程的控制雖然是所希望的，但卻不是絕對必要的。如果過程完全不可控，變革向好壞兩個方向移動的概率看似相等，發動變革的理由就不存在。一般說來，如果變革過程基本不可控，發動變革的理由就很少。

如果變革過程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只要當前的社會狀態沒被視為達到了可能達到的最佳狀態，變革的實施就有必要。這時，因為變革的方向可以準確地被操縱，而社會現實又存在被改善的余地，變革就意味著社會向變革發動者所期望的最佳狀態接近。在完全可控與完全不可控之間，是不同程度可控性的一個連續統。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實施變革之前，沒有可靠的方法可用來測量變革的可控程度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什么位置上。這樣，我們就可以引入變革的“風險”概念，并在兩個層次上理解這個概念。我們首先按某種方法對變革可控程度進行估計，這個估計是對變革風險程度進行直接衡量的嘗試，得到的結果是對可控程度在連續統中的定位。過程越可控，風險度越小，這是在第一層次理解的風險。但是由于不存在對變革風險進行估計的可靠方法，我們又有了第二層次的風險，那就是我們在第一層次所做的“風險度”估計很可能根本靠不住，比如說，原來以為基本可控的過程有可能實際操作起來是基本不可控。這里涉及的是第一層次理解的風險度的可信度問題，而這種可信度就更是沒有可行的測試方法了。不過，至少從理論上講，我們如果能把以上兩個層次的風險降低到某種程度，我們似乎就有充分的理由實行社會變革了?？刹皇菃?？

但是，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表明，雖然以上勾勒的風險概念可以為研究社會變革過程提供一個理論框架，但是如果把這個框架當作理解社會變革的最基本的框架，把“風險”問題當作社會變革的中心問題，是誤入歧途的、有時甚至是危險的，因為這種思路只把社會變革當作一個純粹的工程項目，而把其中涉及的最為重要的問題---價值底線問題---置之不顧、完全忽略。

二、目標與過程

一、可控性與“風險”

由于變革是一種人為的操作，可控性就成為變革發動者的關注中心：他們總是希望變革的過程有最大的可控性，這樣才能運籌帷幄、穩操勝券。當然，變革者必定認為期望中的變革后社會狀況比變革前的社會狀況更可取，不然他們就沒有理由實行變革了。于是，我們似乎可以對社會變革的合理性問題進行如下的理論簡化。

如果變革過程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只有在社會狀況被視為最壞的情況下，變革才可以被接受。這時，因為事情似乎不可能變得更遭，任何變化都只能被當作是向好一些的狀況移動，對過程的控制雖然是所希望的，但卻不是絕對必要的。如果過程完全不可控，變革向好壞兩個方向移動的概率看似相等，發動變革的理由就不存在。一般說來，如果變革過程基本不可控，發動變革的理由就很少。

如果變革過程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只要當前的社會狀態沒被視為達到了可能達到的最佳狀態，變革的實施就有必要。這時，因為變革的方向可以準確地被操縱，而社會現實又存在被改善的余地，變革就意味著社會向變革發動者所期望的最佳狀態接近。在完全可控與完全不可控之間，是不同程度可控性的一個連續統。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實施變革之前，沒有可靠的方法可用來測量變革的可控程度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什么位置上。這樣，我們就可以引入變革的“風險”概念，并在兩個層次上理解這個概念。我們首先按某種方法對變革可控程度進行估計，這個估計是對變革風險程度進行直接衡量的嘗試，得到的結果是對可控程度在連續統中的定位。過程越可控，風險度越小，這是在第一層次理解的風險。但是由于不存在對變革風險進行估計的可靠方法，我們又有了第二層次的風險，那就是我們在第一層次所做的“風險度”估計很可能根本靠不住，比如說，原來以為基本可控的過程有可能實際操作起來是基本不可控。這里涉及的是第一層次理解的風險度的可信度問題，而這種可信度就更是沒有可行的測試方法了。不過，至少從理論上講，我們如果能把以上兩個層次的風險降低到某種程度，我們似乎就有充分的理由實行社會變革了?？刹皇菃?？

但是，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表明，雖然以上勾勒的風險概念可以為研究社會變革過程提供一個理論框架，但是如果把這個框架當作理解社會變革的最基本的框架，把“風險”問題當作社會變革的中心問題，是誤入歧途的、有時甚至是危險的，因為這種思路只把社會變革當作一個純粹的工程項目，而把其中涉及的最為重要的問題---價值底線問題---置之不顧、完全忽略。

二、目標與過程

摘要：討論社會變革，“政治”與“社會”似乎是兩個最基本的概念。社會變革涉及的是制度與運作程序方面的大變動，這大致包括四個方面：社會結構、政治結構、政治對社會的控制方式、社會對政治的制約方式。這里要討論的社會變革，指的是某種在當時社會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力量發起的把以上四個方面中的至少一個方面從一個狀態改變到另一個狀態的操作。至于主要由自下而上的民眾力量促成的社會變遷，由于其整體操作性成份不大，不屬本文討論的社會變革的范圍。

一、可控性與“風險”

由于變革是一種人為的操作，可控性就成為變革發動者的關注中心：他們總是希望變革的過程有最大的可控性，這樣才能運籌帷幄、穩操勝券。當然，變革者必定認為期望中的變革后社會狀況比變革前的社會狀況更可取，不然他們就沒有理由實行變革了。于是，我們似乎可以對社會變革的合理性問題進行如下的理論簡化。

如果變革過程是完全不可控的，那么只有在社會狀況被視為最壞的情況下，變革才可以被接受。這時，因為事情似乎不可能變得更遭，任何變化都只能被當作是向好一些的狀況移動，對過程的控制雖然是所希望的，但卻不是絕對必要的。如果過程完全不可控，變革向好壞兩個方向移動的概率看似相等，發動變革的理由就不存在。一般說來，如果變革過程基本不可控，發動變革的理由就很少。

如果變革過程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只要當前的社會狀態沒被視為達到了可能達到的最佳狀態，變革的實施就有必要。這時，因為變革的方向可以準確地被操縱，而社會現實又存在被改善的余地，變革就意味著社會向變革發動者所期望的最佳狀態接近。在完全可控與完全不可控之間，是不同程度可控性的一個連續統。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實施變革之前，沒有可靠的方法可用來測量變革的可控程度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什么位置上。這樣，我們就可以引入變革的“風險”概念，并在兩個層次上理解這個概念。我們首先按某種方法對變革可控程度進行估計，這個估計是對變革風險程度進行直接衡量的嘗試，得到的結果是對可控程度在連續統中的定位。過程越可控，風險度越小，這是在第一層次理解的風險。但是由于不存在對變革風險進行估計的可靠方法，我們又有了第二層次的風險，那就是我們在第一層次所做的“風險度”估計很可能根本靠不住，比如說，原來以為基本可控的過程有可能實際操作起來是基本不可控。這里涉及的是第一層次理解的風險度的可信度問題，而這種可信度就更是沒有可行的測試方法了。不過，至少從理論上講，我們如果能把以上兩個層次的風險降低到某種程度，我們似乎就有充分的理由實行社會變革了?？刹皇菃?？

但是，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表明，雖然以上勾勒的風險概念可以為研究社會變革過程提供一個理論框架，但是如果把這個框架當作理解社會變革的最基本的框架，把“風險”問題當作社會變革的中心問題，是誤入歧途的、有時甚至是危險的，因為這種思路只把社會變革當作一個純粹的工程項目，而把其中涉及的最為重要的問題---價值底線問題---置之不顧、完全忽略。

一、中國政府改革的契機和動因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5](P257)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認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6](P617-618)中國政府改革與發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經濟體制變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的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由經濟體制變革引起的社會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治國理論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突出表現在發展生產力代替“以階級斗爭為綱”成為核心的指導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總結20多年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提出科學發展觀。二是經濟體制的變化。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轉型，這種轉型對整個社會的變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三是社會形態的變化。整個中國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的工業社會轉變。四是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結構從封閉走向開放。五是政治體制的變化。政治體制朝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方向發展。上述方面的變革與發展，為政府改革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中國政府在整個社會現代化的轉型中，面臨和承受著全方位的、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在經濟領域，政府始終面臨著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經濟穩定、充分就業、收入公正分配等艱巨任務。與此同時，政府還肩負著經濟體制改革創新的艱巨任務。這就是說，政府既要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者，也要成為新經濟體制的設計者、改革的推動者。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經濟體制的改革，都要求政府扮演發展與改革推動者的角色。在政治領域，政府始終面臨著維護政治秩序和政治穩定，增強政治合法性，聚合和分配各種利益等艱巨任務。

在社會領域，政府也承擔著創建新的社會管理體制，確保13億民眾生活保障的艱巨任務，要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的壓力。與此同時，民眾對政府的期望值不斷增大。凡此種種，均表明中國需要一個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

政府體制是連接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管理體制的關鍵。正如鄧小平同志曾經講過的，中國的問題多多少少與政治和政府體制有關。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經驗和教訓表明，制約中國經濟社會全面可持續發展的體制障礙，根本在于政府體制的不完善。1978年以來，中國雖然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勢頭，但始終存在著區域發展和城鄉發展不平衡、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矛盾突出、社會事業發展滯后、投資盲目擴張與經濟過熱、重復建設嚴重、收入差距擴大與分配不公、就業壓力大等方面的矛盾和問題。這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之所以長期存在且得不到有效解決，關鍵在于相關的體制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政府所處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角色，決定了政府改革在中國全面改革過程中的特殊制約作用，其他方面的體制改革能否順利推進，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政府體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進展和成效。如果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必須割斷政府與企業的行政關系，切實解決政企不分和政資不分的問題；要建立統一的市場體系，就必須打破行政壟斷和地區封鎖；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就要把資源配置權交給市場，減少政府的干預，減少政府對生產要素和資源性產品價格的管制；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有促進技術進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體制、機制和政策；要強化公共服務，就必須改革財政體制；要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就必須實行政社分開，還權或者放權于民；要實現法治國家，就必須實現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

摘要：中國追求民族復興的歷史漫長而艱辛。目標不明確及其帶來的共識稀缺影響了路徑的選擇與確定。中國夢作為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精確概括，是凝聚全黨和全國人民及海外中華兒女的最大共識。中國夢的共識是道路、精神、力量三個共識融為一體的有機系統。

關鍵詞：社會變革;中國夢;共識

共識是人們所尋求的共同認識、價值和理想。中國夢是社會變革和歷史發展的結果，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包括海外同胞、全世界華人的共同愿望，是中華兒女的最大共識。

一、社會變革與歷史演進中的中國夢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人開始探索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徑。由于歷史發展的局限性，各個時期具體的民族復興目標都有所不同。如洋務運動時期的目標是自強、求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理想是與歐美比肩，時代的理想是成為共產主義的樣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積極趕超世界發達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隨著對社會發展認識的不斷深入，中國夢被完美表述為：民族復興之夢、國家富強之夢、人民幸福之夢，承載了億萬海內外中華兒女夢想和重托。通過不同時期中國夢的具體表現可以推知，中國夢的路徑問題從歷史發展維度看差異很大。在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歷程中，各個階級、階層都進行了探索，路徑自然不一。即使從當前情況看，社會分層深刻而繁多，利益主體多元共生，各階層思想狀況差異頗大，對于中國夢的實現路徑自然會有不同意見相互激蕩。對于這一點，我們尤其應當明白。從民族復興的探索歷程看，國人在路徑問題上是“個識”遠遠大于“共識”的。縱觀國人一百七十多年民族復興的求索歷程，不難發現，道路、精神、力量三大要素之中，多數時候，道路是老路、彎路，精神是迷茫、困惑，力量是分散、盲動。而且，這也是近代以來很多探索挫折、失敗甚至造成悲劇的主要原因。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慘敗打擊之下，所有中國人都在做強國之夢。多數人沉湎于幻想和碌碌無為之中，真正轟轟烈烈的實踐者在每個時代都不多，國人所熟知的如下：最早的實踐者是統治階級內部極少部分官員和知識分子。林則徐、魏源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總體來說專注于器物方面，這也是后來洋務運動的主要思想淵源，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指導下的求強求富的運動基本未超出這個層面。結果是歷經數十年努力，國家還是外不強而中干。太平天國用西方宗教這一新瓶裝舊式農民起義的舊酒，從思想、制度層面看并無創見，其參與力量雖多，但沒有先進理論的指引，其失敗是必然的。后來的維新派和革命派則從制度與文化層面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高潮，但又嚴重脫離群眾，最終歸于失敗。國民黨中一些進步人士一度以振興中華為己任，但是由于階級狹隘性，無法凝聚力量實現目標。中國共產黨遭受巨大挫折后才探索出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一舉取得政權。后來又用了三十年的曲折探索，直至改革開放以來，積三十年之經驗教訓，全黨才最終探索出實現中國夢需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需要中國精神，需要中國全體人民凝心聚力。

二、中國夢共識的幾個決定因素

一、引言

古人云：“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指出：“如果我們不向歷史學習，我們將被迫重演歷史。”所以，研究會計發展的歷史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正確理解現時的會計，而且能幫助我們預測未來會計的發展。本文旨在剖析社會形態變革與會計發展演進之間的關系，從歷史入手，運用歷史制度分析法解釋農業階段、工業階段、知識經濟階段會計思想的演變過程，解釋會計是如何適應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的特點而產生和發展的，從中歸納出會計未來面臨的挑戰。

二、漁獵社會：會計的萌芽

（一）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原始會計計量、記錄方法產生的直接原因

從人類出現，一直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類社會形態處于漁獵社會。首先，在漁獵社會，人類對自然知識的了解提高了人類的生存能力。此外，原始人的生存還依賴于自然界的動植物，采集者需要熟悉植物的特性和用途，狩獵者則需要對周圍的飛禽走獸一清二楚，了解它們的習性和形態。其次，工具的發明和使用使人類的生產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舊石器時代初期，隨著人類智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工具制造能力的出現為人類文化開啟了一盞啟明燈。從此，人類文化開始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工具的發明和廣泛使用，為原始計量、記錄方法提供了可能。最后，原始宗教的產生豐富了原始人類的精神思想。最初人類由于受制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對身邊一些常見的自然現象和生理現象無法解釋，因此人們內心對這種超自然的力量寄予莫大的希望，幻想這種力量能夠幫助自己擺脫生活的困境。圖騰崇拜是人類最初的宗教形態之一，原始人類認為每個氏族都與特定的動物、植物或者微生物有著密切的血緣或其他特殊關系，這些特定物被原始人類視為崇拜的對象，稱為圖騰。人們經常把本氏族的圖騰描繪在洞穴或石壁上，以作敬仰。在當時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情況下，人類在洞穴和石壁上將狩獵的動物盡可能逼真地畫出來，是出于一種由此得到某種魔力的信念，這為原始計量、記錄行為提供了前提。

（二）剩余物品的出現是原始會計計量、記錄方法產生的根本原因

傳播媒介對社會發展及對人的觀念、行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作用和影響是巨大的，這通常是傳播研究的一個重點。然而，社會的發展變革對傳媒的使用發展的作用和影響也是巨大的，二者之間呈現互動關系。

縱觀當代中國（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志）傳媒的發展歷程，至1958年電視開播，完成了今天被視為傳統媒體發展的歷程。

美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在1981年8月12日推出該公司的第一部個人電腦IBM5150后，個人電腦為各行各業包括傳媒業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如果可以稱為中國“新媒體時代”的話，那么進入這一新的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其標志就是個人電腦在中國的使用。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個人電腦普遍接入互聯網，更將新聞和信息的流通帶入一個全新階段，中國的“新媒體時代”也隨之進入又一新階段，其標志就是中國向全社會開放互聯網接入以及各類數字新媒體開始大量進入民眾家庭。

“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與“傳統媒體”比較而言。但“新媒體”有一個本質的特征，就是它是數字化媒體。

因此“新媒體時代”有以下兩個顯著的特點：

研究近代以來的中國史學發展史，可以發現這樣一個重要的現象，即有生命力的、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史學思潮，往往是和社會歷史發展中居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有著緊密的聯系，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史學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的現實發展。歷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關注現實生活?！啊苯Y束后，中國社會發展和歷史學發展，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探討史學思潮和社會思潮的內在聯系，以及這種聯系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對清醒地認識和把握當代中國的歷史科學無疑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封建社會發展處在劇變的前夜。中國封建主義史學，同樣孕育著一場革命性的變革。無論是社會的巨變，還是史學的變革，從本質上說，都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時代的呼喚。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掠奪和政府的腐敗無能，使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實際危險。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特別是八國聯軍的入侵，表明帝國主義列強加緊瓜分中國的步伐，使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加劇，處于更加危險的境地?！熬韧鰣D存”、“求強求富”，徹底改變中國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成為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義的思想和文化已無法解決中國社會發展提出的這個尖銳的問題。為了實現“救亡圖存”這個歷史性的任務，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學習，尋求救國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陽人，《海國圖志》的作者，近代中國著名愛國思想家之一，明確提出向西方學習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變法圖強，重振國威以洗刷鴉片戰爭失敗的國恥。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師夷”和“制夷”，如果說“悉夷”、“師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則是目的，即“師夷長技以制夷”。他還以俄國彼得大帝為例來闡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羅斯擺脫韃靼蒙古人的統治，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后，“始抗衡歐羅巴洲各國”，俄國“人猶雄悍，未諳西洋技藝”。到彼得大帝時，他“聰明奇杰，離其國都，微行游于巖士達覽等處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于他國，加以訓兵練陣，紀律精嚴。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蘭國十部落，又擊敗佛蘭西國王十三萬之眾，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①]應該指出的是，魏源所說的“悉夷”和“師夷”，并非僅指工藝、科技等先進的科學技術，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國圖志》論述自己變法圖強的思想時，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在這部被稱作是“簡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歷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風土民情等等。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進一步加深，內憂外患進一步促進了近代中華民族的覺醒。1898年，嚴復所譯赫胥黎《天演進化論》一書出版，該書系統闡釋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國思想界深受震動。此后，不少歐美和日本學者的社會進化論著作，陸續譯成中文出版，如馬君五譯《斯賓塞社會學原理》（1903年）、趙蘭生譯《斯賓塞干涉論》（1903年）、吳建常從日文轉譯美國吉丁斯著《社會學提綱》（即《社會學原理》）、章太炎譯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1902年）、麥仲華譯有賀長雄的《社會進化論》，以及歐陽鈞譯遠藤隆吉《社會學》（1911年）等。進化論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國民氣為之一變，成為廣大愛國知識分子思想解放、變法圖強的新的思想武器。

進化論作為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思潮，同樣猛烈地沖擊著中國封建史學的基礎，進化論和進化歷史觀成為當時新的史學思潮的理論基礎，它的出現向“天不變，道亦不變”等封建傳統思想，以及“一治一亂”等封建史觀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20世紀初，梁啟超以進化論、進化史觀為理論基礎，發起了“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開了中國近代史學發展的序幕。他認為“史界革命”的意義遠超出學術本身，而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學是社會的折射，中國史學的陳腐和落后，是中國社會發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啟超對封建循環史觀和進化史觀作了明確的區分，認為循環是“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而“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于此類者謂之歷史學”。[②]在此認識基礎上，他多次闡釋其歷史進化思想和進化史觀，他說：“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③]因此，他強調歷史學的性質是“敘述數千年來各種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而歷史學的精神則是“敘述數千年來各種種族盛衰興亡之故”。[④]

研究近代以來的中國史學發展史，可以發現這樣一個重要的現象，即有生命力的、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史學思潮，往往是和社會歷史發展中居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有著緊密的聯系，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史學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的現實發展。歷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關注現實生活。“”結束后，中國社會發展和歷史學發展，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探討史學思潮和社會思潮的內在聯系，以及這種聯系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對清醒地認識和把握當代中國的歷史科學無疑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封建社會發展處在劇變的前夜。中國封建主義史學，同樣孕育著一場革命性的變革。無論是社會的巨變，還是史學的變革，從本質上說，都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時代的呼喚。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掠奪和政府的腐敗無能，使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實際危險。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特別是八國聯軍的入侵，表明帝國主義列強加緊瓜分中國的步伐，使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加劇，處于更加危險的境地?！熬韧鰣D存”、“求強求富”，徹底改變中國任人宰割的悲慘命運，成為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義的思想和文化已無法解決中國社會發展提出的這個尖銳的問題。為了實現“救亡圖存”這個歷史性的任務，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學習，尋求救國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陽人，《海國圖志》的作者，近代中國著名愛國思想家之一，明確提出向西方學習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變法圖強，重振國威以洗刷鴉片戰爭失敗的國恥。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師夷”和“制夷”，如果說“悉夷”、“師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則是目的，即“師夷長技以制夷”。他還以俄國彼得大帝為例來闡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羅斯擺脫韃靼蒙古人的統治，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后，“始抗衡歐羅巴洲各國”，俄國“人猶雄悍，未諳西洋技藝”。到彼得大帝時，他“聰明奇杰，離其國都，微行游于巖士達覽等處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于他國，加以訓兵練陣，紀律精嚴。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蘭國十部落，又擊敗佛蘭西國王十三萬之眾，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①]應該指出的是，魏源所說的“悉夷”和“師夷”，并非僅指工藝、科技等先進的科學技術，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國圖志》論述自己變法圖強的思想時，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在這部被稱作是“簡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歷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風土民情等等。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進一步加深，內憂外患進一步促進了近代中華民族的覺醒。1898年，嚴復所譯赫胥黎《天演進化論》一書出版，該書系統闡釋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國思想界深受震動。此后，不少歐美和日本學者的社會進化論著作，陸續譯成中文出版，如馬君五譯《斯賓塞社會學原理》（1903年）、趙蘭生譯《斯賓塞干涉論》（1903年）、吳建常從日文轉譯美國吉丁斯著《社會學提綱》（即《社會學原理》）、章太炎譯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1902年）、麥仲華譯有賀長雄的《社會進化論》，以及歐陽鈞譯遠藤隆吉《社會學》（1911年）等。進化論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國民氣為之一變，成為廣大愛國知識分子思想解放、變法圖強的新的思想武器。

進化論作為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思潮，同樣猛烈地沖擊著中國封建史學的基礎，進化論和進化歷史觀成為當時新的史學思潮的理論基礎，它的出現向“天不變，道亦不變”等封建傳統思想，以及“一治一亂”等封建史觀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20世紀初，梁啟超以進化論、進化史觀為理論基礎，發起了“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開了中國近代史學發展的序幕。他認為“史界革命”的意義遠超出學術本身，而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學是社會的折射，中國史學的陳腐和落后，是中國社會發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啟超對封建循環史觀和進化史觀作了明確的區分，認為循環是“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而“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于此類者謂之歷史學”。[②]在此認識基礎上，他多次闡釋其歷史進化思想和進化史觀，他說：“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③]因此，他強調歷史學的性質是“敘述數千年來各種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而歷史學的精神則是“敘述數千年來各種種族盛衰興亡之故”。[④]

中國社會變革與新媒體使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閔大洪

傳播媒介對社會發展及對人的觀念、行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作用和影響是巨大的，這通常是傳播研究的一個重點。然而，社會的發展變革對傳媒的使用發展的作用和影響也是巨大的，二者之間呈現互動關系。

縱觀當代中國（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志）傳媒的發展歷程，至1958年電視開播，完成了今天被視為傳統媒體發展的歷程。

美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在1981年8月12日推出該公司的第一部個人電腦IBM5150后，個人電腦為各行各業包括傳媒業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如果可以稱為中國“新媒體時代”的話，那么進入這一新的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其標志就是個人電腦在中國的使用。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個人電腦普遍接入互聯網，更將新聞和信息的流通帶入一個全新階段，中國的“新媒體時代”也隨之進入又一新階段，其標志就是中國向全社會開放互聯網接入以及各類數字新媒體開始大量進入民眾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