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范文10篇

摘要：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與傳播、繼承，都是基于相關心理認同所形成的。對于茶藝文化來說，其作為茶文化的藝術化表達方式，其中所向我們具體傳遞和展示的，不僅是一種藝術特征和文化色彩，同時更是一種心理認知。本文擬從社會心理學的具體內涵分析入手，結合茶藝文化的價值理解，并且基于社會心理機制角度與研究茶藝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具體內涵，并且嘗試從具體的社會心理學視角來對茶藝文化的功能價值形成豐富認知。

關鍵詞：社會心理學視角；茶藝文化；心理認同；文化傳播；社會影響力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茶藝文化則是大眾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交流性影響。茶藝文化是一種內涵豐富、形式多樣且影響力極其深厚的文化機制。整個茶藝文化，實際上是在我國茶文化這一基礎上，通過具體吸收和借鑒其他文化體系，從而所具體形成的極具民族文化和藝術特色的茶文化機制。

1社會心理學的具體內涵分析

社會心理學（socialpsychology）中主要研究個體與群體在具體社會關系與作用影響下，其心理特征和個人行為所產生的具體變化和規律特征。在具體研究社會心理學時，應該從個體與群體兩個主體角度來形成客觀認知。從個體角度看，其主要包含了個體在參與社會化活動中，所具體使用的語言以及具體的交往關系、乃至社會各項要素對個體的影響等。從群體視角看，其主要指的是群體的態度、規范性和群體自身的風俗習慣、交往規律等等。心理學體系中包含諸多內容研究，社會心理學就是其中極其獨特的研究方式。在社會心理學研究過程中，其更多關注的是個人或者群體在受到社會環境外在影響之后，所具體形成的綜合、客觀的心理素質。在目前社會心理學研究過程中，其尚未能形成統一的結論，綜合多樣化的觀點視角，筆者認為，社會心理學指的是同社會進行互動的社會科學，其基礎是群體生活所形成的心理學，通過對人類反映、人類溝通和大眾自身的具體習慣和行為進行解釋和研究的科學理論。結合社會心理學的理論來源看，其作為基于母體學科所具體形成的邊緣性學科，其中融入了人類行為與文化、人格關系等等，社會心理學并不是多種學科的混合，而是一種以獨立視角來研究和整合社會心理現象的學科。在當前應用社會心理學理論進行研究活動時，其主要對兩大領域進行具體研究，其一，在社會心理學研究體系內，其將基礎理論與應用心理學逐漸分離，進而來解決客觀、實際存在的社會問題。其二則是從人性、心理認同和客觀行為等諸多視角來研究各種社會現象，進而來發揮該理論的應用價值和客觀意義。

2茶藝文化的價值理解

特邀嘉賓：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青連斌

中央黨校博士劉海湘王榮啟晏榮

中科院心理學博士侯瑞鶴

主持人：白全貴

要注重促進人的心理和諧，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引導人們正確對待自己、他人和社會，正確對待困難、挫折和榮譽。

——《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摘要:從社會心理與建筑的角度出發，探討了傳統社會心理與古代休閑建筑的關系，即文士心理與古代私家園林中的休閑建筑，以期為當代建筑創作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

關鍵詞:傳統社會心理古代休閑建筑

當人類滿足了物質上的基本需求之后，就有了一定的閑暇時間進行各種活動。從詞源上看，“休閑”源于古希臘語中的skole，其本意為休憩和教育，現在人們一般理解為余暇時的休息和娛樂。與物質文化一樣，隨著歲月的推移，逐步形成了一種休閑文化，指的是人類在閑暇的驅動下，為不斷滿足多方面的需要而處于文化創造、文化欣賞、文化建構的一種生存狀態或生命狀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休閑是實現文化理想的基本要素，使靈魂尋到高尚的寄托。中國傳統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哲理:講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等實際上也是休閑的一種反映。

1中國古代休閑建筑

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人們的休閑方式就會有所區別，如中國人的文化性格相對內斂，其休閑行為大多采用自娛自樂、寄情山水、靜觀內省、修心養性等形式。中國古代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休閑空間的概念，但實際上存在很多休閑空間。包括園林、寺廟一帶的風景區以及一些村落中人們的聚集地或街頭巷尾等一些自然形成的場所[1]。在這些空間中，園林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典型的休閑空間了。中國古代的園林大多是融居住與休閑于一體的，盡管它只是一些王公貴族或士大夫的專利，但是卻鮮明地反映出了一種休閑生活和文化，讓身處其中的人不僅得到身體的放松，更得到心靈的閑適。因此，休閑是一種物欲以外的狀態，它依賴于精神的富足。休閑是一種心靈的放飛，自由的心情可以給休閑生活一份個性的釋然。

中國園林最早的形式為“囿”，發端于商周時期，主要用于帝王畜養禽獸、游獵等活動。臺是最早的園林建筑。秦漢時期將囿繼承和發展，出現了以大規模宮苑建筑為特色的皇家園林。魏晉南北朝時期，苑囿向自然山水園林轉化，寺觀園林和文人園林開始興起。唐宋時期園林進入了發展的興盛期，既有皇家的大型宮廷園林，又有文人墨客借景寓情的府宅園林，還有供市民游玩的邑郊公共園林。明清園林又達到了我國造園史上一個高峰期，先后興建了許多規模宏大的皇家園林，而江南私家園林也極其興盛，達到了文人園林的頂峰。

摘要：文章首先介紹了研究性教學在社會心理學教學中的實施原則，其次探討了研究性教學在社會心理學教學中的實踐研究，最后總結了研究性教學在社會心理學教學中的效果反饋，以及實踐反思。

關鍵詞：研究性教學；社會心理學；實踐研究

研究性教學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創設一種類似科學研究的情境和途徑，指導學生選擇與學科相關的專題進行研究，學生在主動探索、主動思考、主動實踐的研究過程中，吸收并應用知識、分析并解決問題，從而培養學生創造能力和創新精神，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一種教與學互動的教學模式[1]。2005年，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教高〔2005〕1號）中明確提出“積極推進研究性教學，提高大學生的創新能力”[2]。由此，全國高校掀起了探索和實施研究性教學模式的熱潮。社會心理學是針對川北醫學院社會工作專業開設的一門專業必修課，主要探討特定社會情境中個體與他人、群體、社會的相互作用及其心理活動發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3]。通過學習社會心理學，可以幫助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更好地認識自己、理解他人、了解社會，并學會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基礎知識解決在社工實踐中遇到的社會心理問題，更好地服務社會。但傳統的講授式教學不能很好地完成這一目標，學生缺少缺乏探索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也難以將所接收的知識轉化為自身的素質和能力，同時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建設也迫切地要求改革以講授法為主的傳統教學模式。因此，筆者嘗試將研究性教學應用到社會心理學課程教學中。

一、研究性教學在社會心理學教學中的實施原則

（一）學生主體原則。在研究性教學的課堂中，學生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選擇與課程相關的專題進行研究，通過親身體驗問題的提出、研究、解決這一過程，不但能夠掌握現有知識，還能加深新舊知識的聯結、完善自身知識結構，同時激發其學習的興趣，并逐步獲得主動學習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這要求教師必須轉變角色，從主導者、傳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探索和實踐的指導者、幫助者、鼓勵者，賦予學生更多的自主學習和探索的時間和空間，讓學生真正成為教學活動的主體。（二）應用性原則。學生能否將學到的理論知識應用到實際問題的解決中，是社會心理學教學效果評價的標準之一。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創造機會讓學生走向生活、接觸社會，關注現實的社會心理問題或社會心理現象，在對這些問題或現象的探討與解釋中，幫助學生找到課程學習與實際生活的結合點，感受社會心理學的意義和價值[4]。（三）探索性原則。探索性原則要求教師的教學設計具有探索性，不局限于教材的框架，在綜合考慮學生的知識結構和認知水平的基礎上，為學生創設富有探索性的研究情境，引導學生發掘具有創造性和探索性的研究專題。探索性原則也要求教師的教學活動具有探索性，善于提出適合學生的探索性問題，鼓勵學生質疑、提問，并根據學生提出的問題靈活調整教學內容。

二、研究性教學在社會心理學教學中的實踐

摘要:索緒爾作為現代語言學之父，核心貢獻在于區分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而非言語，研究方法是共時而非歷時，語言存在方式是系統而非原子，使得語言獲得獨立自治能力，但這并不與索緒爾的“語言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論斷相矛盾，相反，語言的社會心理性貫穿于以上三種區分中，還原語言的社會心理性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把握索緒爾對語言的認識，有利于對普通語言學的進一步研究。

關鍵詞:索緒爾；語言；社會心理性；共時；系統

索緒爾認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中“還沒有做到建成一門真正的語言科學”[1]7，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不清，因此在他看來，語言學的任務之一是給語言學劃出邊界。在劃定邊界，找出語言學研究的對象過程中，索緒爾對言語想象進行了擬像化的抽象，開啟了一個人文科學研究新的歷史進程，索緒爾將新進程稱為符號學，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在“規避個人或社會的意志”之后，這樣的“語言”符號是否還真實存在，或“存在”之后是否還有意義？[2]這種質疑反映了對索緒爾普通語言學的普遍誤解：語言不具有社會心理性。語言的社會心理性受到質疑在于索緒爾明確反對“語言可以反映一個民族的心理特征”[1]318的觀點。但是，這不代表索緒爾否定語言的社會心理性，或認為語言的社會心理性不重要，而是反映了索緒爾語言第一性的社會心理觀。研究語言的社會心理性不是為社會學、心理學作腳注，而是致力于立足語言學自身學科領域情況下更好地揭示語言的本質屬性。誤解的另一來源在于索緒爾所說的“語言不是直接由說話者的心理支配的”[1]320。在此，索緒爾要否定的不是“心理”，而是“說話者”，語言不是由具體的、個別的說話者決定，語言是社會的產物，受社會集體心理的制約。索緒爾反對新語法學派強調的個人心理。新語法學派對個人心理的研究正如心理學家研究“個人腦海中符號的機構”，缺點是“跨不出個人執行的范圍，和符號沾不上邊，因為符號在本質上是社會的”[1]25。因此，語言作為一種符號必然與社會心理相聯系，索緒爾認為語言學的上線學科是符號學，而符號學屬于社會心理學，語言首先是一個“社會心理系統”，即根植于某個集體對世界的體系化的認識。[3]由此可見，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具有社會心理性。迄今僅有王紅生在《正確理解語言的社會心理屬性》[4]中直接談論語言的社會心理性，趙蓉暉［5］、申小龍［6］、鮑貴［7］等人研究單方面社會性或心理性，且論文數量不多，故有關語言的社會心理性的研究空間較大，對語言社會心理性的研究有利于消除以上質疑和誤解，有益于對語言的本質屬性的理解。

一、語言社會心理性區分語言和言語

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的區分是索緒爾建立普通語言學理論遇到的第一個分叉路口。如果沒有這種語言和言語的區分，我們將面臨著一堆異質的、雜亂無章的東西而茫然不知所措。［8］索緒爾將言語活動（langage）分為語言和言語兩部分，主要區別在于：一是語言是社會的，言語是個人的；二是語言是純粹心理的，言語是心理和物理的。語言和言語的二元對立反映了索緒爾對語言社會心理性的初步認識。索緒爾用“社會”與“個人”這組二元對立區別“語言”與“言語”是受同時代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關于社會事實是一種集體意識的思想啟發。涂爾干認為社會事實是某個社會中“集體心智”（時間集合物或意識集合物）的心理產物（心理表征）。[9]44由此，索緒爾提出，語言是一種社會事實，是集體心理產物。[10]43一方面，語言是群體心智的產品。語言的符號性決定了它徹底的社會性，語言無法離開社會集體而存在。語言不是由個人塑造的，個人心智只在言語上發揮作用，語言是社會心理、群體心智規約的產物。索緒爾明確道語言以“每個人腦子里的印跡的形式存在于集體中”[1]28，與“存儲在人的意志之外”[1]28并不矛盾，因為后者中的“人”是指個人，其對立面為集體。圖1中語言和言語的公式清晰地說明了為何存在于個人腦海中的語言卻是群體心智的產品。圖1語言存儲在每個人的腦子里，雖然每個人掌握的語言印痕有差異，但每個人的潛在印痕都是同樣的，是整個語言系統，就像每個人被賦予同樣的詞典，可能每個人掌握的詞匯不同，但潛在的詞匯量是相同的，同理，每個個體腦子里的潛在語言印痕等同于集體的語言印痕，因此，所有個體的潛在印痕均用同樣的數字“1”表示，與集體的“1”完全相同。每個個體所擁有的語言系統就是集體的語言系統，語言在個體存在中體現了共同的社會集體心理，也正是因為個體擁有共同的心理印痕，語言才得以實現交際功能。另一方面，語言是一個社會事實。索緒爾借用涂爾干（E.Durkheim）的“社會事實”對新語法學派理論進行批判發展。新語法學派反對19世紀語言學家把語言看作一種“自我發展的有機體”，而是把語言看作“集團精神的產物”[1]11?？墒?，新語法學派的“集體”不同于索緒爾的社會集體，他們從個人主義者立場出發，認為沒有群體本身，只有所有個體集合構成的群體，這種觀點在新語法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保羅（H.Paul）對集體心理學的態度中可見一斑。保羅將赫爾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的個體心理學為唯一恰當的心理學，反對馮特（WilhelmWundt）的民族心理學觀念，認為只有個體才是科學觀察的主體［10］。新語法學派超越語言的生物有機體論認識到了語言的心理屬性，但局限于個人心理，索緒爾將語言的社會性和心理性融合，更加準確地認識到了語言的社會心理性。索緒爾將人類的言語活動一分為二，界限十分清晰，盡管有時索緒爾也將言語和言語活動混用，如索緒爾說，“語言是言語的產物。[1]28”在此，根據索緒爾對“言語活動”明確的二分法，“言語”一詞應指代“言語活動”，但索緒爾對于語言的準確定義從未動搖，它是社會心理的產物，凡是不具備社會心理性的是言語，不屬于索緒爾語言學研究的范圍。由于索緒爾對語言的社會心理性的準確判斷，才能將言語活動清晰地劃分為語言和言語，確定語言學的研究對象。

二、共時與歷時區分體現語言社會心理性

近年來，我國各類公共危機事件呈現高發頻發的態勢，如2003年的SARS危機、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以及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危機使政府公共管理面臨嚴峻的挑戰。公共危機不僅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較為嚴重的人員傷亡，而且給人們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和精神傷害。公共危機中人們產生的心理反應，具有“群體性”的突出特點，因而群體性的社會心理反應更值得關注。而有效的社會心理調控有利于人們緩解痛苦、調節情緒、塑造社會認知、引導正確態度、矯正社會行為。因此，構建公共危機下的社會心理調控機制，是公共危機管理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公共危機及其對社會心理的主要影響

所謂公共危機，是指突然發生并危及公眾生命財產，影響社會秩序，破壞公共安全，對社會價值和行為準則構成嚴重威脅，在短時間內政府和社會必須采取有效應對措施的公共事件。一般認為，公共危機是指社會偏離正常軌道的過程與非均衡狀態。公共危機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在其發生發展的過程中一般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1)突發性和緊急性。即公共危機往往是在意想不到、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爆發的。(2)不確定性和易變性。這是公共危機的一個重要特點，即指公共危機的起因不明，難以預知，并且危機發展的方向是多變的、難以控制的。(3)社會性和擴散性。即指公共危機影響公眾生活和社會秩序，而且由于它的發生和發展具有動態的特點，因此其影響和危害具有擴散的可能。(4)危害性和破壞性。這是公共危機的本質特點，一個事件之所以被稱作公共危機，就在于它破壞公眾正常的生活與工作秩序，威脅社會基本的結構和價值觀，造成社會混亂。

公共危機發生時，其惡劣影響及災難性后果嚴重地破壞了民眾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超出了政府和社會常態的管理（整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會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應對，也超出了民眾的應對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使民眾表現出挫折、緊張、恐慌、焦慮等消極心理狀態。社會心理就其一般意義是指人們普遍具有的心理狀態，而且這種心理狀態是在人們相互影響的背景下形成的。公共危機對社會心理上的沖擊和影響可以從社會心理學的諸多理論得到解釋，包括期望理論、相對剝奪理論和地位不協調理論等。依據期望理論，經濟或政治條件有所改善，引起人們有所期望——期望情況變得更好，但是期望值的增長往往超過客觀條件的改善，因此人們的期望和現實之間存在日益拉大的差距，當這一差距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將產生沖突。依據相對剝奪理論，人們的需要分為實際的需要和期望的需要，實際需要的滿足和期望需要的滿足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或者自己與他人的需要滿足相比，產生差距的感覺，這一感覺稱為相對剝奪。地位不協調理論認為在迅速變遷的年代，大多數人都會有地位不協調感，許多人原來既沒有財富，也沒有政治權力，當他們獲得經濟資源后發現自己的政治地位沒有任何改變，從而造成挫折感，導致社會沖突。

公共危機對社會公眾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有形的、物質層面的影響，例如使人們的生命和物質財富受到損害；另一方面是無形的、精神層面上的影響，在此過程中，人們的心理、精神承受巨大的壓力并可能受到傷害。如果我們比較這兩方面的影響，會發現危機對人們的心理的影響不僅是結果性的，而且也是繼發性的。這是因為，人們在面對危機事件的刺激時，個體的應激反應由于受到社會公眾其他人的影響而出現趨同性。形成群體性或社會性的應激反應從而可能進一步加劇危機的擴散和破壞程度''''使事態變得更加復雜和不可控制。人們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急事件時，多數會產生程度不同的消極情緒和心理反應，很難保持沉著冷靜、積極應對的心態。因此，公共危機事態下所出現的社會心理問題往往表現出強烈的非理性色彩。具體表現為：

第一，疏忽大意。面對危機，總有一些民眾存有僥幸心理，認為危機離自己很遠，不會那么輕易就波及到自己，不重視對危機防護措施的學習。如在“非典”期間，仍有相當比例的中國農村居民家庭對個人和家庭防治“非典”沒有采取任何防護措施。

摘要：公共危機具有突發性和緊急性、不確定性和易變性、社會性和擴散性、危害性和破壞性。公共危機事態下所出現的社會心理問題，往往表現出強烈的非理性色彩；疏忽大意，輕信流言，心理失控，過度恐慌，群體性應激反應。因此，在公共危機管理中進行有效的社會心理調控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加快我國公共危機管理中的社會心理調控體系建設；二要進一步加強危機時期政府的信息公開工作；三要規范媒體行為，強化媒體積極作用；四要提高民眾危機意識與危機應對能力。

關鍵詞：公共危機；危機管理；社會心理；調控機制

近年來，我國各類公共危機事件呈現高發頻發的態勢，如2003年的SARS危機、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以及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危機使政府公共管理面臨嚴峻的挑戰。公共危機不僅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較為嚴重的人員傷亡，而且給人們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和精神傷害。公共危機中人們產生的心理反應，具有“群體性”的突出特點，因而群體性的社會心理反應更值得關注。而有效的社會心理調控有利于人們緩解痛苦、調節情緒、塑造社會認知、引導正確態度、矯正社會行為。因此，構建公共危機下的社會心理調控機制，是公共危機管理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公共危機及其對社會心理的主要影響

所謂公共危機，是指突然發生并危及公眾生命財產，影響社會秩序，破壞公共安全，對社會價值和行為準則構成嚴重威脅，在短時間內政府和社會必須采取有效應對措施的公共事件。一般認為，公共危機是指社會偏離正常軌道的過程與非均衡狀態。公共危機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在其發生發展的過程中一般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點：(1)突發性和緊急性。即公共危機往往是在意想不到、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爆發的。(2)不確定性和易變性。這是公共危機的一個重要特點，即指公共危機的起因不明，難以預知，并且危機發展的方向是多變的、難以控制的。(3)社會性和擴散性。即指公共危機影響公眾生活和社會秩序，而且由于它的發生和發展具有動態的特點，因此其影響和危害具有擴散的可能。(4)危害性和破壞性。這是公共危機的本質特點，一個事件之所以被稱作公共危機，就在于它破壞公眾正常的生活與工作秩序，威脅社會基本的結構和價值觀，造成社會混亂。

公共危機發生時，其惡劣影響及災難性后果嚴重地破壞了民眾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超出了政府和社會常態的管理（整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會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應對，也超出了民眾的應對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使民眾表現出挫折、緊張、恐慌、焦慮等消極心理狀態。社會心理就其一般意義是指人們普遍具有的心理狀態，而且這種心理狀態是在人們相互影響的背景下形成的。公共危機對社會心理上的沖擊和影響可以從社會心理學的諸多理論得到解釋，包括期望理論、相對剝奪理論和地位不協調理論等。依據期望理論，經濟或政治條件有所改善，引起人們有所期望——期望情況變得更好，但是期望值的增長往往超過客觀條件的改善，因此人們的期望和現實之間存在日益拉大的差距，當這一差距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將產生沖突。依據相對剝奪理論，人們的需要分為實際的需要和期望的需要，實際需要的滿足和期望需要的滿足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或者自己與他人的需要滿足相比，產生差距的感覺，這一感覺稱為相對剝奪。地位不協調理論認為在迅速變遷的年代，大多數人都會有地位不協調感，許多人原來既沒有財富，也沒有政治權力，當他們獲得經濟資源后發現自己的政治地位沒有任何改變，從而造成挫折感，導致社會沖突。

當人類滿足了物質上的基本需求之后,就有了一定的閑暇時間進行各種活動。從詞源上看,“休閑”源于古希臘語中的skole,其本意為休憩和教育,現在人們一般理解為余暇時的休息和娛樂。與物質文化一樣,隨著歲月的推移,逐步形成了一種休閑文化,指的是人類在閑暇的驅動下,為不斷滿足多方面的需要而處于文化創造、文化欣賞、文化建構的一種生存狀態或生命狀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休閑是實現文化理想的基本要素,使靈魂尋到高尚的寄托。中國傳統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哲理:講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等實際上也是休閑的一種反映。

1中國古代休閑建筑

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人們的休閑方式就會有所區別,如中國人的文化性格相對內斂,其休閑行為大多采用自娛自樂、寄情山水、靜觀內省、修心養性等形式。中國古代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休閑空間的概念,但實際上存在很多休閑空間。包括園林、寺廟一帶的風景區以及一些村落中人們的聚集地或街頭巷尾等一些自然形成的場所[1]。在這些空間中,園林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典型的休閑空間了。中國古代的園林大多是融居住與休閑于一體的,盡管它只是一些王公貴族或士大夫的專利,但是卻鮮明地反映出了一種休閑生活和文化,讓身處其中的人不僅得到身體的放松,更得到心靈的閑適。因此,休閑是一種物欲以外的狀態,它依賴于精神的富足。休閑是一種心靈的放飛,自由的心情可以給休閑生活一份個性的釋然。

中國園林最早的形式為“囿”,發端于商周時期,主要用于帝王畜養禽獸、游獵等活動。臺是最早的園林建筑。秦漢時期將囿繼承和發展,出現了以大規模宮苑建筑為特色的皇家園林。魏晉南北朝時期,苑囿向自然山水園林轉化,寺觀園林和文人園林開始興起。唐宋時期園林進入了發展的興盛期,既有皇家的大型宮廷園林,又有文人墨客借景寓情的府宅園林,還有供市民游玩的邑郊公共園林。明清園林又達到了我國造園史上一個高峰期,先后興建了許多規模宏大的皇家園林,而江南私家園林也極其興盛,達到了文人園林的頂峰。

總體上看,中國園林主要有皇家園林和私家園林兩種,皇家園林主要為帝王表現權威和休憩的場所,私家園林乃是住宅生活的延伸和調劑[2]。傳統私家園林基本上是“文士園”,園主多是隱退后以園居自樂。所謂“文士園”,就是指私家園林的造園目的在于滿足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要求。中國的文士園屬江南一帶的私家園林尤為獨特,造園技藝尤為高超,素有“江南園林甲天下”的美譽。園林既然不僅是為了居住,更主要的是為了精神上的需求,那么,園林中如果只有居住功能的建筑,那也就達不到休閑的目的了。園林一般分為生活區和游賞區。生活區中的建筑一般有廳、堂、館等,這類建筑主要供生活起居之用。堂是家庭聚會與祭祖用;廳供會客與宴請、觀賞之用;館供居住食宿之用。游賞區中的建筑一般有亭、閣、臺、榭、廊、橋等,這類建筑主要供游覽、賞景、休息之用。園林中正是有了一些休閑建筑的存在,才給園林賦予了休閑的意味,給文人士大夫以精神的寄托。而這些休閑建筑又正是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心理的鮮明寫照。

2傳統文士心理

一、激勵機制與統戰工作

統一戰線工作的任務是要實現大團結、大聯合，那么，團結和凝聚社會各階層人士、港澳臺同胞以及海外僑胞，調動他們投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增添新的力量，勢必成為我們黨的統戰工作的一項戰略重點和新的增長點。依照心理學的觀點，要調動人的積極性，就要激發人的動機，從而誘導人的行為，使其發揮內在潛力，為實現所追求的目標而努力，也即激勵。激勵理論是政治行為研究的核心問題。激勵，是政治行為的心理動力，它是開啟行為的鑰匙和按鈕。每個按鈕都對應著某種行為，因此，每個人都需要自我激勵，需要得到來自團體、組織和同伴等各個方面的激勵和相互之間的激勵。為了實現統戰工作的目標和任務，就不能不注意對激勵理論的運用。通常，激勵表現為外界所施加的推動力或吸引力，激發成自身的推動力，使得組織目標變為個人的目標。任何一個個體的行為都必然會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或刺激，這種刺激和影響通過個體自身的消化和吸收，會產生一種自我的內在動力，從而使個體被動接受的“要我做”轉化為積極主動的“我要做”。這種“自動力”越強大，行為也就越發的積極主動，反之亦然。然而，這種自我動力也離不開個體自身的因素。同樣強度的影響或刺激，對于不同的個體所產生的“自動力”很有可能是強弱懸殊的，進而對每個人的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人們產生這種“自動力”的基礎就是自身需要的被滿足。這些需要包括基本的生理需要，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更高層次的精神需要，如自尊、地位以及歸屬感的需要。早在1943年，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就在《人的動機理論》一文中提出了“需要層次論”，他將人們的各種強烈程度不同的需要劃分為5個層次，分別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在統戰工作中，想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就要了解各個工作對象的各種需要，并設法去滿足他們的需要，建立各種激勵機制，否則，就很有可能影響最終目標的實現。

（一）目標激勵和獎勵激勵

2007年底，上海市松江區委統戰部在總結統戰工作時就感到，基層統戰工作發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統戰工作者缺乏激情。針對這種情況，松江區委統戰部提出了“快樂工作法”[1]，注重目標激勵，在實際工作中強調最高目標與最低目標，讓大家在規定的限度內快樂的工作，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同時建立健全成果評估體系和獎勵激勵機制，把快樂工作狀態和成效與提級晉職、先進評比、獎金發放、福利待遇等掛鉤，讓大家分享快樂帶來的工作成就感。上述例子是一種目標激勵和獎勵激勵相結合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激勵者確立的目標要因人而異，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這樣才會有吸引力。努力后的成功效應，不僅是來自容易的工作獲得成功，而且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難，以達到成功的境地，完成政治工作的同時達到心理上的滿足。而獎勵激勵，或者說表彰激勵，可以起到樹立典型、弘揚正氣，積極引導人們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自2010年起，每年都由中央統戰部主辦“民營企業轉變發展方式優秀案例評選”活動，以深入挖掘并集中宣傳一批率先轉變發展方式并做出突出成績、取得成功經驗的民營企業典型，為黨和政府促進民營經濟和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提供決策參考，為民營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提供經驗借鑒和輿論支持，引導和幫助民營企業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實現更大作為。在上海市社會工作黨委的實踐工作中，也開展了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表彰活動，形成了全國、市、區縣三級表彰機制，鼓勵為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新階層人士；在“兩新”組織中評選“黨建之友”，鼓勵支持黨組織開展工作的新階層人士。

（二）榜樣激勵

通過上述評選和表彰，不但可以積極宣傳人們的先進事跡及其對社會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幫助其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擴大社會影響，而且還起榜樣激勵的作用。在戰爭心理學中，榜樣激勵是指以指揮者自身的行為，用表率的作用來激勵人們的斗志和士氣。古代兵家都十分重視榜樣的激勵作用，如《尉繚子》中就說過：“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立則士不死節，是不死劫則眾不戰?！盵3]還有“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利；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全也?！盵4]這就是說只有將帥身先士卒，才能使士卒聽從指揮，如同指揮四肢一樣。那么在統戰實踐中，通過樹立典型帶動和引領他人，具有“潤物細無聲”的作用。近年來，金山區在非公人士中廣泛開展了優秀共產黨員、優秀黨建工作者、優秀黨建之友、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勞動模范、領軍人物、杰出青年等推薦評選活動。[5]這些獲得表彰的人能起到示范、引領和帶動的作用，從而發揮從眾效應的優勢，使更多的人向這些典型靠攏，向我們黨所引導鼓勵的方向發展，激勵各方面人士為社會做貢獻的積極性，合理滿足他們的政治訴求。

摘要:從社會心理與建筑的角度出發,探討了傳統社會心理與古代休閑建筑的關系,即文士心理與古代私家園林中的休閑建筑,以期為當代建筑創作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

關鍵詞:傳統社會心理古代休閑建筑

當人類滿足了物質上的基本需求之后,就有了一定的閑暇時間進行各種活動。從詞源上看,“休閑”源于古希臘語中的skole,其本意為休憩和教育,現在人們一般理解為余暇時的休息和娛樂。與物質文化一樣,隨著歲月的推移,逐步形成了一種休閑文化,指的是人類在閑暇的驅動下,為不斷滿足多方面的需要而處于文化創造、文化欣賞、文化建構的一種生存狀態或生命狀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休閑是實現文化理想的基本要素,使靈魂尋到高尚的寄托。中國傳統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哲理:講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等實際上也是休閑的一種反映。

1中國古代休閑建筑

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人們的休閑方式就會有所區別,如中國人的文化性格相對內斂,其休閑行為大多采用自娛自樂、寄情山水、靜觀內省、修心養性等形式。中國古代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休閑空間的概念,但實際上存在很多休閑空間。包括園林、寺廟一帶的風景區以及一些村落中人們的聚集地或街頭巷尾等一些自然形成的場所[1]。在這些空間中,園林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典型的休閑空間了。中國古代的園林大多是融居住與休閑于一體的,盡管它只是一些王公貴族或士大夫的專利,但是卻鮮明地反映出了一種休閑生活和文化,讓身處其中的人不僅得到身體的放松,更得到心靈的閑適。因此,休閑是一種物欲以外的狀態,它依賴于精神的富足。休閑是一種心靈的放飛,自由的心情可以給休閑生活一份個性的釋然。

中國園林最早的形式為“囿”,發端于商周時期,主要用于帝王畜養禽獸、游獵等活動。臺是最早的園林建筑。秦漢時期將囿繼承和發展,出現了以大規模宮苑建筑為特色的皇家園林。魏晉南北朝時期,苑囿向自然山水園林轉化,寺觀園林和文人園林開始興起。唐宋時期園林進入了發展的興盛期,既有皇家的大型宮廷園林,又有文人墨客借景寓情的府宅園林,還有供市民游玩的邑郊公共園林。明清園林又達到了我國造園史上一個高峰期,先后興建了許多規模宏大的皇家園林,而江南私家園林也極其興盛,達到了文人園林的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