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關系范文10篇

1956年發表了聞名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在講話中，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了我國的經驗，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系，提出要調動國內外一切直接和間接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以此為起點，開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最初有益的探索?！墩撌箨P系》涉及我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從探索有別于蘇聯的經濟模式這一方面談一點心得體會。

眾所周知，建國初期，因為國內國外、主觀客觀等一系列因素，我們學習和模擬蘇聯的經濟模式來搞我國建設。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學習與模擬帶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選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蘇聯實行“一五”“二五”計劃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國際形勢日益惡化，新的世界大戰日益逼近，嚴重威脅社會主義蘇聯的生存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實踐經驗和對社會主義的熟悉主要來自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設想的基礎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點是：

1、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實行了以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存為前提，以重工業包括國防工業優先發展為核心的高速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

2、在經濟制度上，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并實行與之相適應的單一的按勞分配制度；

3、在經濟治理體制上，實行由國家行政手段調節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并在運行機制上排斥商品生產和市場機制。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和二戰中曾顯示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在1940年初步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用10年左右時間，跑完了歐美先進工業國家100年的工業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工業強國。這更增強了對我國的吸引力。因而我國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化三改”過程中引進了蘇聯的經濟模式。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國的經濟體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顯帶有蘇聯經濟模式的影響。社會主義改造實現的目標與蘇聯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以行政調節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主要體現在：國民經濟只剩下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分為全民和集體所有制兩個層次；取消市場，實行糧棉等重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生活；分配領域中實行低消費，高積累并趨于平均主義。

1956年發表了聞名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在講話中，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了我國的經驗，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系，提出要調動國內外一切直接和間接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以此為起點，開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論十大關系》涉及我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各方面，本文主要從探索有別于蘇聯的經濟模式這一方面談一點心得體會。

眾所周知，建國初期，因為國內國外、主觀客觀等一系列因素，我們學習和模擬蘇聯的經濟模式來搞我國建設。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學習與模擬帶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選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蘇聯實行“一五”“二五”計劃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國際形勢日益惡化，新的世界大戰日益逼近，嚴重威脅社會主義蘇聯的生存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實踐經驗和對社會主義的熟悉主要來自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設想的基礎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點是：

1、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實行了以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存為前提，以重工業包括國防工業優先發展為核心的高速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

2、在經濟制度上，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并實行與之相適應的單一的按勞分配制度；

3、在經濟治理體制上，實行由國家行政手段調節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并在運行機制上排斥商品生產和市場機制。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和二戰中曾顯示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在1940年初步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用10年左右時間，跑完了歐美先進工業國家100年的工業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工業強國。這更增強了對我國的吸引力。因而我國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化三改”過程中引進了蘇聯的經濟模式。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國的經濟體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顯帶有蘇聯經濟模式的影響。社會主義改造實現的目標與蘇聯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以行政調節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主要體現在：國民經濟只剩下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分為全民和集體所有制兩個層次；取消市場，實行糧棉等重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生活；分配領域中實行低消費，高積累并趨于平均主義。

演講與辯論 又如，“人性”這一概念人們已爭了數千年，各種觀點紛然雜陳，要對它下定義自然也是十分困難的。于是，我們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們在辯詞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組成的；自然屬性是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則是通過教化和社會化獲得的；人性本惡是指人的自然屬性具有無節制地擴展的傾向，而人的社會屬性或是對這種傾向推波助瀾，或是抑惡揚善，把人的自然屬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這種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對方處在一片霧靄之中，他們什么都聽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紀西方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倡導的反本質主義思潮密切相關。維特根斯坦不主張運用概念去規范事物的本質，而是主張描述事物的具體特征，他認為事物之間只存在著“家族類似”，不存在所謂共同的本質。比如你問我：“什么是游戲？”我不會給你一個游戲的定義，我會告訴你乒乓、籃球、撲克是怎么玩的，因為這些都是游戲，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們，而盡量避免用抽象的論述進行概括。其實，這種反本質主義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見端倪?？鬃拥膶W生問“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復他們，而是根據問的人的不同情況，作不同的回答。所有這些，對我們進行辯論都是有啟發的。由于盡量避免下定義，我們在辯論中始終比較主動，對方摸不到我們的實處。當然，我們說，盡量避免用規范或下定義的方法，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拒絕下定義。在某些辯論中，個別必須明確地表達出來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義的方法。比如，在辯論“人性”問題時，我們把“惡”定義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制的擴展”。如前所述，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對方把人的本能與惡簡單地等同起來。但這一定義確實像任何其他的定義一樣，包含著受攻擊的危險。要是對方抓住“無節制”這一概念做文章，我們是很難回答的。他們可以這樣向我們提問：“如果一個人的胃口是吃一個餅，但由于某種餅特別好吃，他吃了一個半，這是不是一種‘惡的行為’呢？”他們也可以問：“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農民起義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統治階級欲望的無節制地擴展，但為什么不少人反倒稱農民起義為‘惡’呢？”這些問題都是很棘手的。當然，在該下定義地方，不管會發生什么問題，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下定義。同時，在下了定義之后，又要對可能遭受到的攻擊作充分的準備。這樣做才可能避免被動的地面?？傊?，要準確地使用描述和定義的方法，兩者不可偏廢，但要盡量多用描述的方法，從而達到既講清某些問題，又隱蔽另一些問題的境界，使對方不能迅速地判斷并抓住我方觀點中根本性的東西。

收斂與發散的關系在辯論中常常會發生兩種極端化的現象。一種現象是，拘泥于辯論內容本身，不越雷池一步，尤其當辯題比較枯燥乏味時，整個辯論過程就顯得毫無生氣。比如，“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礎”這樣的辯題，要是只限于專業知識進行辯論，那聽眾就會索然無味。另一種現象是，在辯論中雙方都開“無軌電車”，結果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愈辯愈跑題，愈辯愈離譜，評委和聽眾接受的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文字。無疑地，這樣的辯論也是缺乏觀賞價值的。要避免這兩種現象，除了在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關系上做文章外，還要努力處理好收斂性思維方式和發散性思維方式的關系。所謂“收斂性思維方式”，也就是在整個辯論過程中必須始終扣住辯論的主題和基本問題，避免辯論滑入到細節問題或與主題無關的問題上去；所謂“發散性思維方式”就是在辯論中敢于把問題撒出去，離開枯燥晦澀的專業語言，擴散到日常生活、歷史事實、文學作品、典故軼事、奇趣異聞等上面去，從而大大地打開知識視界，給聽眾和評委以知識和美的享受。這兩種思維方式應該互補，如果堅執于第一種，可能失之偏狹，缺乏情趣；如果堅執于第二種，也可能失之寬泛，缺乏論證的嚴密性和嚴肅性。只有把這兩種思維方式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整個辯論過程既緊扣主題，又恣肆；既層次分明，又妙趣橫生；既如一篇立論嚴密、一氣呵成的論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腸蕩氣的史詩，令辯者意氣風發，令評委和聽眾留連忘返。

在訓練時，我們要求每個隊員在場上都應達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辯證地結合起來的境界。我們安排了一些訓練，如要隊員在20分鐘時間內快速翻閱一本書，然后用簡煉的語言概括出這本書的主要內容，要緊扣書的主題來說，不允許說廢話；我們也要求隊員快速讀完一篇文章，立即對這篇文章的主題思想進行批駁，駁斥要有力，不允許停留在枝節問題上。這些訓練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隊員們的收斂式思維能力，他們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問題進行辯論。另外，我們也安排了一些鍛煉隊員進行發散式思維的訓練。我們會出一些古怪的題目讓隊員們的想象力自由馳騁，如“克拉利佩奧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歷史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如果希特勒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目前國際政治格局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如果你見到外星人，你想告訴他什么？”“如果一個人在一小時后將會死去，你認為他將想什么？”“如果南極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將發生怎樣的變化？”等等。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橫生的問題，促使隊員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到處翱翔，從而豐富了自己的聯想和跳躍式思維的能力。這些訓練的結果是，隊員們在場上常能很好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結合起來，并熟練地進行運用。

比如，在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四辯機智地注意到減肥小姐“溫而不飽”的特殊情況，從而提出了一個發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溫飽了才能談道德的話，那么減肥小姐的俱樂部豈不成了拳擊場了嗎？”因為小姐們既然未達到“溫飽”狀態。當然就可以不談道德了。這一問題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從而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對方提出了一個很刁鉆的問題：“如果醫學能治好艾滋病，難道它還是社會問題嗎？”我方二辯立即作了發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裝進一個瓶子里去。如果人類不存在，那我們還有什么可能在這里討論艾滋病問題呢？”乍看起來，“把巴黎裝進瓶子里”與“艾滋病”問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可在這里，這種發散式的回答卻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聽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另外，當對方強調艾滋病毒是在醫院里發現的，因而只能是醫學問題時，我方二辯又提出了一個發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在醫院里發現的東西都是醫學問題的話，那要是有人在醫院里撿到了一把鑰匙，這把鑰匙也成了醫學問題了？”從表面上看，“揀鑰匙”與“艾滋病”也是毫無關系的，可在這里卻達到了巧妙的結合，把辯論推向了新的高潮。還有，當對方辯手提出：“母嬰傳染是艾滋病傳播的渠道之一，請問，對剛生出來的嬰兒如何進行性教育？”這個問題也提得比較刁鉆，但我方三辯運用發散式思維從容應對：“對不懂事的嬰兒當然無法進行性教育，但對母親難道不能進行性教育嗎？”聽眾立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我方三辯把回答從“嬰兒”發散到“母親”的身上，自然使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再如，在關于“人性”問題的辯論中，對方強調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方三辯立即提出了一個對方未曾想到的，也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人性本善，人們怎么可能拿起屠刀？”從“放下屠刀”發散到“拿起屠刀”，思維的跳躍是何等神速，在對方張口結舌之時，場上立即爆出了熱烈的掌聲和笑聲。使每個隊員都兼具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這一點上又是不能的，因為整個辯論過程瞬息萬變，萬一有隊員矢之偏頗，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也就是說，辯論隊作為一個整體，它在整個辯論過程中應當在收斂式思維和發散性思維中保持必要的張力。于是，我們確定二辯手在整個辯論過程中起好“收斂”的作用。從“起、承、轉、合”的角度看，二辯手之“承”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辯手擔當“收斂”的角色是很合適的。當然，擔任這一角色的隊員最好比較沉著冷靜，不會聽憑自己的激情到處馳騁，而是善于把全隊的激情控制在確定的軌道上，從而起到辯論隊的“靈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兩個：一是在對方一辯手，至多再加上二辯手陳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對方立論中的基本論點和問題，并為以后的辯手指明攻擊的方向。在平時的辯論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問題，由于二辯手抓不住對方立論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從而把整場辯論引向歧路。所以，這方面的收斂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關系到辯論的成敗與否。二是在自由辯論中起好收斂的作用。

一般說來，自由辯論表現為一個即興的、相當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個辯論隊如何保持一種“流動的整體意識”，始終緊緊地扣住主題進行辯論，這是一項高超的藝術，而在這一藝術中，起關鍵作用的正是那位擔當收斂角色的隊員。他的腦子中始終保持著一個清醒的念頭——”使辯論回到主題上去”，每當自由辯論像無根基的浮萍飄向枝節問題或跑題的時候，他就要站起來發言，把問題重新撿回到主題上來：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躍吧。老實說，二辯手要起好收斂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時對方一講話就暴露出許多問題，從而會產生一種力圖去駁斥這些問題的“誘惑”，二辯手應當絕對地戰勝這種誘惑，緊緊地抓住最根本的問題實施攻擊，從而使整場辯論納入到我方設定的軌道中去。光確定“收斂者”是不夠的，我們還指定另一名隊員擔任“發散者”。“發散者”的使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陳述和自由辯論的過程中起到談笑風生、縱橫捭闔的作用。乍看上去，他的發言似乎常常游離于辯題之外，其實，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闡明本方的題旨和攻擊對方的立論?！鞍l散者”最好由處在“轉”的位置上的三辯手來擔當，擔當這一角色的隊員不僅要知識面寬，聯想能力豐富，而且要思想活躍，善發刁鉆之論。如果具有這樣的特質，他在場上常常表現得十分活潑，揮灑自如，如入無人之境，從而在聽眾和評委中營造出一種新的氣氛，并給對方辯手施加心理上的壓力，使之措手不及，茫然不知如何應對?！鞍l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為他能拓展出一個新的知識空間，拓展出辯論賽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歸根到底，“發散者”應當服從“收斂者”，緊緊扣住主題來辯論，離開主題來發散，“流動的整體意識”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語言碎片，這乃是辯論之大忌。

**同志在黨的**報告中指出：“必須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發展，新的矛盾和問題就會不斷顯現。如何正確處理這些矛盾和問題，對于促進發展、保持穩定至關重要。當前，電力企業改革正處在關鍵時期，筆者認為，結合供電企業的實際，正確分析和處理本企業發展中的十大關系，對于促進和推動企業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關于安全生產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安全第一，預防為主”是電力企業的根本方針。電力因其具有公益性的行業特性，它肩負著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社會穩定和企業內部穩定、社會效益和企業效益的重要安全責任。安全生產，責任重于泰山。安全出效益。供電企業只有確保安全，才能保障多供少損，才能不斷提高供電的可靠性，才能樹立電力企業和電力商品的形象，從而實現企業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同樣，企業經濟效益好了，實力增強了，才能保障安全生產和設備更新的必要投入，才能形成安全促效益、效益保安全的良性循環。因此，供電企業要確保企業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大化，就必須重視安全生產，確保安全生產。

二、關于主業與多經的關系

企業的發展，最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電力多種經營是電力體制改革的產物。加快多種經營的發展，充分剝離供電企業的社會職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同時，也是迅速改變我局現實發展狀況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我局“三多一少”(人員多、資產少、負債多、售電量少)的局情迫切需要主業“消腫減負”，尋求新發展思路；另一方面，電力市場競爭框架基本構成，農電“兩改一同價”工作即將到位，供電經營成本尤其是農電改革和管理成本不斷攀升，供電效益空間越來越小；再一方面，由于供電企業發展受行業政策、市場環境及地方經濟環境的影響，發展速度和空間必將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我們只有真正樹立起全新的市場觀念，抓住機遇，集中優勢，不斷改革用人和分配機制，運用規范科學的管理手段來加快多種經營的發展，并使之做大做強，才能真正成為供電企業新的經濟增長點，成為“半壁江山”。為此，我們對多種經營發展，務必提高到與主業同等重要的位置來認識，堅持主副并舉，齊頭并進，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三、關于電網建設與電力市場的關系

演講與辯論 作為哲學系的教師，我自然對邏輯、修辭學和雄辯術懷有一定的興趣。據說，古希臘的德謨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來發憤苦練，竟至于把石塊含在嘴里練習發音，結果成了古希臘的第一雄辯家；也據說，當時智者派哲學家的代表人物普魯泰哥拉和偉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來辯論：究竟是標槍，還是扔標槍的運動員，還是主持競技會的人應該對不幸被標槍刺死的人負責。古希臘人的這種論辯的熱情尤其表現在蘇格拉底的身上，這位自詡為“雅典的牛虻”的哲學家整天蓬頭赤足，到處找人辯論，柏拉圖的三十余篇膾炙人口的對話記錄了蘇格拉底輝煌的辯論業績。這些夾雜著滔滔雄辯和奇妙神話的記錄就是在今天看來，仍然是辯論術中卓越的范本，更何況，正是在唇槍舌劍的辯論中，才產生并發展出對西方文化傳統形成經久不衰影響的辯證法精神！

然而，哲學上的關注和實踐中的參與畢竟是兩回事。當我成為1993年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復旦代表隊的領隊和教練；當我擱下正在研究的數個科研項目，全身心地卷入辯論隊隊員的選拔、訓練，并帶領他們赴新加坡參加辯論會后，我才真正體會到辯論中的種種酸甜苦辣，在華麗動人的辯論詞背后，發現了準備辯論必然會付出的艱辛的勞動。

換言之，我在實踐中獲得了一些辯論經驗，雖然是一孔之見，也未經過認真的提煉和總結，但對類似的辯論說來，或許會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可能是出于專業的限制吧，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力圖從哲學上來理解并闡明這些實證的經驗，于是便有了這篇文章。下面，讓我們逐一討論在辯論中必然會遭遇到的這十大關系。

人格形象與辯論員形象的關系

由雙方各組織四名隊員，確定題目進行辯論，無疑地具有游戲的性質。道理是明擺著的：雙方都不是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辯論，他們只是給聽眾這樣一種感覺，即他們都在為真理而辯論，實際上，雙方的立場都是由抽簽決定的。比如，“金錢是萬能的”這樣的辯題，不管哪一個隊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為它辯護，哪怕每個隊員都不認為金錢是萬能的，也不得不維護這一辯題。這很容易使我們想起斯多葛派哲學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給我一個學說，我將為它找到論證。”所以，在辯論中獲勝的決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堅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夠在理論上自圓其說，能夠表現出高超的辯論技巧，尤其當一個辯論隊抽到很不利于立論和發揮的辯題方向時，它的隊員不得不采用種種詭辯的手法進行辯論。因此，作為比賽的辯論和歷史上已發生的、為探求真理而進行的辯論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也正因為這種差別，不少人把參加辯論比賽僅僅看作是一種游戲。

既肯定辯論比賽從根本上具有游戲的性質，又反對人們僅僅把它看作一種游戲，這是否是一種邏輯矛盾呢？不，一點也不。這是因為，辯論比賽不光是一種智力上的游戲，從更深沉的思想層面上來看，也是辯論隊與辯論隊之間的文化交流；辯論隊員在辯論過程中顯示出來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辯論技巧，更應該是他的光采奪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種蘊涵于辯論之中，但又超越于辯論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東西，也是最難能可貴的東西。

演講與辯論 當我們對任何一個命題進行分析時，都會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導致人口的老齡化”這一辯題，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齡化”、“必然”、”導致”這些概念。在通常的辯論準備中，人們總是通過查閱詞典的辦法試圖給這些概念下定義。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這樣做也有它的負面效應，因為下定義的方法，即規范的方法，常常會出現漏洞，從而被對方抓住。如“老齡化”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齡”，六十歲以上，還是七十歲以上，這是很模糊的問題；而“老齡化”到底是指人口總數中老年人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這又是一個新問題?？傊?，我們在平時的談話中提到各種概念時，它們的含義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對它作具體的分析，特別是下一個恰當的定義，就變得十分困難了。比如，當一個古希臘人把人定義為“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時，另一個人很幽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雞扔在他的面前，問他這是不是人，他無言以對。

可見，在辯論中，熱衷于給一個個概念下明確的定義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辯論隊中，第一辯手的任務就是給辯題中出現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確的定義。這樣做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要辯論總得先澄明概念的涵義，然而，規定同時也就是否定，規范概念的結果常常為對方提供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炮彈。中國人有句古話叫“水清無魚”，把辯題和概念交待得太清楚了，就再也沒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實，第一辯手的任務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盤托出，他（她）的任務應是雙重的，即既要說出什么，又必須隱藏什么。在這種情況下，不對概念下定義，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顯得很重要。所謂“描述”，也就是不進行概括和規范，不揭示概念之本質涵義，只是從現象上對概念進行描述，甚至是同義反復的描述。

比如“溫飽”這個概念，聽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義卻很困難。如果我把它定義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無衣食之困”，對方馬上就可以追問我：“你的‘社會’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它指一個團體、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國家？”也可以問我：“你的‘大部分人’的含義是什么？是人口的60％、70％還是80％？”對這些問題，假如我繼續回答，就會暴露出許多新問題，從而完全陷入被動應對的局面。只要我們不采取規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會產生了。什么是溫飽？我們的回答是：“溫飽就是飽食暖衣”。這個回答實際上是同義反復，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東西，但它給人的感覺是，我們已清楚地闡釋了這個概念，而對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實施攻擊。這樣，在以后的辯論過程中，當我們對“溫飽”這一概念作出新的補充和說明時，我們就顯得比較靈活、自由，不至于給對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這一概念人們已爭了數千年，各種觀點紛然雜陳，要對它下定義自然也是十分困難的。于是，我們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們在辯詞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組成的；自然屬性是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則是通過教化和社會化獲得的；人性本惡是指人的自然屬性具有無節制地擴展的傾向，而人的社會屬性或是對這種傾向推波助瀾，或是抑惡揚善，把人的自然屬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边@種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對方處在一片霧靄之中，他們什么都聽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紀西方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倡導的反本質主義思潮密切相關。維特根斯坦不主張運用概念去規范事物的本質，而是主張描述事物的具體特征，他認為事物之間只存在著“家族類似”，不存在所謂共同的本質。比如你問我：“什么是游戲？”我不會給你一個游戲的定義，我會告訴你乒乓、籃球、撲克是怎么玩的，因為這些都是游戲，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們，而盡量避免用抽象的論述進行概括。其實，這種反本質主義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見端倪?？鬃拥膶W生問“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復他們，而是根據問的人的不同情況，作不同的回答。所有這些，對我們進行辯論都是有啟發的。由于盡量避免下定義，我們在辯論中始終比較主動，對方摸不到我們的實處。

當然，我們說，盡量避免用規范或下定義的方法，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拒絕下定義。在某些辯論中，個別必須明確地表達出來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義的方法。比如，在辯論“人性”問題時，我們把“惡”定義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制的擴展”。如前所述，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對方把人的本能與惡簡單地等同起來。但這一定義確實像任何其他的定義一樣，包含著受攻擊的危險。要是對方抓住“無節制”這一概念做文章，我們是很難回答的。他們可以這樣向我們提問：“如果一個人的胃口是吃一個餅，但由于某種餅特別好吃，他吃了一個半，這是不是一種‘惡的行為’呢？”他們也可以問：“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農民起義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統治階級欲望的無節制地擴展，但為什么不少人反倒稱農民起義為‘惡’呢？”這些問題都是很棘手的。當然，在該下定義地方，不管會發生什么問題，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下定義。同時，在下了定義之后，又要對可能遭受到的攻擊作充分的準備。這樣做才可能避免被動的地面。

演講與辯論 如前所述，從根本上看，辯論賽是一種游戲，因而辯論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個人即使有豐富的知識積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辯論技巧，在場上是不可能表現得很出色的。反之，一個人如果光有辯論技巧，但其知識底蘊很差，可供調動的東西很少，那就會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縱有最高超的辯論技巧也無法展示出來。所以，把知識積累與辯論技巧結合起來，是十分重要的。

先講知識積累問題。在選拔辯論隊員的過程中，我們碰到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隊員在知識結構上都比較弱，他們可能對本專業的問題比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專業的范圍，就有邯鄲學步，寸步難行的味道。一個人如果知識很弱，去參加辯論，就像一個沒有錢的人去做生意一樣，是很難成功的。如何在比較短的時間里解決好知識積累的問題？這是我們在訓練階段中考慮較多的問題。我們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過專家講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識。人們常常把文科的知識比喻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寬泛的知識背景，想在某一專業領域里做出出類拔萃的成績是不可能的，想在辯論中運用自如、應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為知識背景的學科非常之多，如哲學、歷史、倫理、政治、經濟、宗教、藝術、邏輯、修辭、生態、社會學、醫學、文學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識積累工作呢？光是一門學科，就可以講上幾個學期，通過一、二次講座，隊員們能把握住嗎？“知識快餐”可能嗎？實踐證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講座中，我們要求專家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來講：1．本學科的基本概念；2．本學科發展的基本歷史線索；3．本學科研究在當代的熱點問題。把這三個問題用簡明扼要的話講清楚了，隊員們就能從理論、歷史和現實三者的結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門學科的概況和問題之所在。這樣一來，也就有了關于這門學科的背景知識。采用這種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專家為隊員做了五十多次講座，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知識視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選為辯題的當代熱點問題，重點理清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在當今世界上，熱點問題是不少的，如民族沖突與戰爭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東西方文化融合與發展的問題、世界政治新格局問題、南北和南南關系問題、當代新儒家問題、亞太經濟圈問題、艾滋病問題、安樂死問題、聯合國作用問題、人口問題、傳統與現代化關系問題、市民社會問題、后現代主義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等。就這些問題，我們一方面組織一些專家講座，有針對性地講；另一方面，也借閱了一批圖書和刊物，供隊員們閱讀，使他們對這些問題盡快獲得感性認識。

第三，精讀《四書》。考慮到辯論賽作為華語推廣活動，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是比較重視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理應多做些準備。我們除布置隊員熟讀《四書》外，還要求他們熟讀《孫子兵法》、《道德經》等重要著作。

有了這樣的知識積累，隊員們在辯論時從容多了。剛開始參加辯論時，他們常常出現口誤，主要是背景知識不熟悉，對方提一個比較深入的問題，就無從應對了?，F在，可調動的知識積累多了，隊員們在辯論時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機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絕，給評委和聽眾留下知識面很寬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討論辯題時，如果我們發現哪位隊員的知識有不準確之處，就馬上進行糾正。在訓練時，除了一些共同的項目，我們也根據各個隊員知識結構的特殊情況，分別對待，缺什么補什么，使隊員們的知識積累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辯論凱旋后，隊員們對專家們的知識講座始終懷著感激之情。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十大關系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深刻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形勢、全面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確定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為貫徹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這一戰略任務，黨中央、國務院通過了《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即今年中央1號文件；舉辦了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同志和同志在班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又在中央黨校等五個干部教育基地舉辦了縣委書記、縣長專題培訓班。這一系列緊鑼密鼓的舉措，表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已經逐步付諸實施。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深入研究。

這里，我就十個重大問題，談一些粗淺的看法，并請大家一起來研究。

一、新農村建設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我們黨歷來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上一世紀50年代就提出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口號。在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中，始終都有一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任務。也就是說，上溯過去，下及未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是我們的重大戰略任務。我想強調的是，我們黨今天提出這一戰略任務，重點是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和歷史任務。我們決不能因為強調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而淡化了今天的奮斗目標，淡化了緊迫性。

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緊緊抓住21世紀頭20年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前途和命運的歷史任務。因為，我們黨對全國各族人民有一個莊嚴的承諾，這就是要在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此，我們制定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并在第二步戰略目標即“奔小康”的目標實現后提出了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提出了用20年時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和歷史任務。一個執政黨要取信于民，要贏得人民群眾的信賴擁護，必須踐行自己的承諾，實現自己提出的奮斗目標和歷史任務。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原則問題。

不管什么文章，總要有個標題，標題是文章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對文章的寫作、文章的質量、文章的宣傳效果影響很大，是萬萬不可忽視的。領導講話也不例外。有大標題，還有小標題，我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常常為一個標題冥思苦想，結果還往往不滿意。

一、大標題的擬寫

大標題就是文章的總題。領導講話的大標題主要有三種類型：一種類型是交待講話的場合。如××××同志《在紀念誕辰95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另一種類型是交待講話的內容。如17年2月27日，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題目是《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標題比較具體地交待出講話的內容，告訴人們講話中闡述的是如何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再一種類型是概括講話的主題思想或基本觀點。這類標題是反映主題的一個命名，也可以說是主題的眼睛，是講話的各類標題中最講究、最具藝術性的一類。從形式上看，這類標題多數在大題之下還有輔題，主要是交待講話的場合，但也有的沒有。例如，1943年11月29日，同志在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發表講話，題目是《組織起來》，開篇就說：“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笨梢姡督M織起來》這個題目正概括了講話的主題思想和基本觀點。這個大標題下就沒有輔題。

比較三種類型的大標題，第一種比較簡單，后兩種比較講究，設置這樣的大標題，一般應注意四個問題：

一是準確恰當。就是要準確地概括講話的內容，恰當地反映講話的思想，防止設題過寬或過窄、過高或過低，避免小題大作或大題小作，嚴禁文不對題或題不符文。同志的《論十大關系》就是成功的范例。在這篇講話中，同志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總結了我國的實踐經驗，圍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思想，深刻論述了經濟建設中的十個關系問題，而且是十個非常重要的關系問題。所以，標題中的“十大關系”，無論從數量上說，還是從質量上看，都概括得十分準確。倘若把“大”字換成“個”字，概括的質量就遜色許多，也失去了原有的精神。而下一個“論”字，又恰當地反映了文章的理性特點。

二是明確清晰。不論是提示內容，還是表述觀點，標題的含義都必須清楚、明晰、確切、干脆、毫不含糊。否則，就失去了標題的意義。在這方面，同志的《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同志的《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1982年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機構精簡問題會議上的講話)等講話，標題都直接、干脆、響亮地表明了整個講話的核心觀點，毫無半點含糊，使人一見便得其要領，應該成為我們的典范。

【正文】

從思想形成發展的過程來看，在思想發展史上有兩個高峰：一是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找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形成了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整理論；一是50年代初到50年代中期，開始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并有重要的理論建樹，從而形成思想發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比較兩個高峰的特點，探究其成因，對于認識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研究理論成熟的規律，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

思想兩個高峰雖然形成的時代不同，歷史條件不同，所要解決的任務不同，峰巔高低不同，但在探索的思路、探索的過程、理論涉及的基本問題以及探索的保證因素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一）從探索的思路來看，都強調走自己的路，尋求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或建設道路。

兩個高峰的形成都是堅持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結果。獨具中國革命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在中國革命屢遭失敗的情況下，從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敵我力量之區域分布等客觀現實出發，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和縝密思索之后，遂于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不久即提出了黨和無產階級必須從敵人統治力量較強的城市退卻，向敵人統治薄弱的鄉村進攻，開展農村土地革命斗爭的主張，并在實踐上首先實行戰略轉移，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點燃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創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馬克思沒有說過，列寧沒有走過，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正如鄧小平說：中國革命的成功，是同志把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