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范文10篇

（一）風景：戈壁--蒙德里安--史學之美

藍天，強烈的陽光，沙石；這是一種風景。它的原素太簡單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語詞來描繪。見過江南抑或嶺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會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涼、太安靜了——讓人無法忍受！不，這又有多美——美得異乎尋常，美得異常偉大！一切能稱之為“美的”東西、一切有生命力的東西凝縮在這里——在強烈陽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沒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動與這種風景的脈搏合拍，以至匯融，霎時你就會獲得無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時間、空間對你的限制不復存在，你便獲得了類似宗教信徒與神交時“永恒存在”般的快感。這又怎是青山碧水憑依柔和的色采和線條給人的那種膚淺的愉悅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這種戈壁美景所激動。在他的經典名作《紅黃藍構圖》（見上圖）中，除去橫豎線和原色以外，別無其它。復雜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極度簡化。習慣于普同繪畫的人無法解讀，無法領會蘊含在簡單構圖中的內在之美：它展現了物體的精髓。在畫前，“人由于抽象的審美默想而具有了與宇宙下意識地同一的能力……個性被嵌進和宇宙現象之中……與自然決裂的新繪畫的特點是：對宇宙更為清晰明確的表達?！比欢傻吕锇膊]有長久地佇立在戈壁灘前。否則，他的畫面將更加簡化：畢竟他借助橫豎線的垂直交叉來構造一種平衡與和諧；而這完全可以省去。描繪戈壁風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繪畫是為了闡明一顆“心靈”——它為藝術和史學所共有。對藝術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畫的對象；對史學而言，也沒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種抽象取向。藝術抽象的結果，以圖畫的形式出現。人們借助對色彩、造型等的欣賞，力圖解讀藝術家闡述事物本質的特殊語言。史學抽象的結果是一篇論文或一本書籍，人們通過閱讀，在認識或認知過去的同時，欣賞史學家的抽象藝術?！笆穼W的抽象”，就是借助種種技術手段和科學分析使隱藏在紛紜復雜的歷史背后的質性的東西顯露出來。這些東西存在于人類社會的每一個時段，“過去”、“現在”、“將來”這些限定性時間詞對它而言是毫無意義的。它就是人類對真善美的渴望與追求。所謂“史學之美”，應該這樣理解：史學的指向揭示人類向善沖動的沖動是一種美；這種美的展現過程也是一種美?！笆穼W美”既是結果，又是過程。史學美的展現將由所有學習、研究以至于熱愛史學的人來完成。他們所必需的是：無畏的勇氣，真誠的心靈，科學的方法。

（二）藍花：夢想？現實？TOP

“藍花”是德國浪漫主義作家、詩人諾瓦利斯經常使用的詞語，對他而言，藍花“包括一個憔悴的心靈所能渴望的一切無限事物。藍花象征著完全的滿足，象征著充滿整個靈魂的幸福?！边@里借用“藍花”來指對完美的追求?！巴昝馈睉撌莻€寬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體到史學，即指史學自身目標的完成——史學美的展現。古代史學對此沒有太大貢獻。以中國古代的歷史編篡學為例。它的目的就是記錄——“忠實地”記錄“半個社會”的全部內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評價的經典名著，不管是《史記》，還是《通鑒》，它們的最高價值不過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鑒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讀物。這種史著沒有透視，個別展現史學美的行動也談不自覺。蘭克（Ranke）史學是歷史編篡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它的主要特點如下：①內容以政治史為主。②史學是對事件的敘述。③觀點來自上層，關注各式精英。④史料來自各種正規文獻。⑤單方面考察歷史人物、事件。⑥這是最重要的觀點。史學應該是客觀的（Historyisobjective），史學家的任務是告訴人們事件是如何發生的，并給予公允的敘述。不管怎樣，史學第一次比較系統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理論、任務、手段等等。史學開始走向科學。然而，蘭克史學的偏狹注定它不會取得更輝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謂“正規文獻”——無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匯編、政府存檔等等，妨礙了史學工作者在更廣闊、更完整的空間里尋找自己的對象。對所謂“客觀敘史”的過分強調，使史學家喪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質的勇氣，而僅去注意表層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為歷史的帳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對歷史的認識進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說，對相對深刻的經濟層面的認識。以領袖們的主張、論斷為基礎，這類史學家強調“經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要素。歷史中政治的變動、文化的變遷、思想的演進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經濟層的變化與動蕩。不同經濟利益的體現群體形成階級。人類社會的一切，有形的抑或無形的，都被各個階級瓜分走一部分。它們互相排斥、互相對立；斗爭，妥協，再斗爭……歷史就這樣無窮無盡地演進下去。經過長期的實踐，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類歷史。這種解釋據稱“擁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然而問題在于：這種經濟決定論并不是解釋歷史問題的必需前提。它所適用的范圍同全部歷史內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這種歷史解釋學的生命力并不很強——當然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價值。它曾經盛極一時，并且在許多國家占據主流，得益于它與意識形態的緊密結合。與蘭克史學相比，在史料的選取、具體的操作上，馬克思主義史學沒有太大進步。同樣的歷史內容，蘭克史學給出完整的敘述——盡管這種史學并不深刻，但比較客觀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實歷史”。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受到與蘭克史學一樣的眼界狹隘的困擾的同時，為了滿足公式解釋的需要以及迫于現實政治壓力，不惜割裂歷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圖重組。結果，一方面，出現了一個含義遠非字面上那么簡單的名詞——“歷史教科書”；一方面，無意的錯謬和有意的謊言充斥了歷史作品本身。史學發展到“年鑒——新史學”階段方才步入春天。從“年鑒派”到“新史學”構成了當代史學發展的完整序列。與蘭克史學相比：

一、新史學關注人類社會的全部活動：一切都有歷史（“Everythinghasahistory”）。

二、舊史學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學則強調對歷史的結構分析（“theanalysisofstructures”）。

摘要：我國統計史的研究雖然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歷過成果頻出的高潮，但之后二十多年來，統計史的研究一直處在徘徊和幾乎停滯狀態。同時，量化史學80年代在我國的興起以及統計制度史研究缺乏整體性的現狀，讓三者的結合有很大的必要性。文章分析了量化史視角下，統計制度變遷的研究內容及其量化史學的應用范圍和方法，明確了量化史學在統計史研究中的定位和相關注意事項，并嘗試量化史學在統計制度史的應用研究。

關鍵詞：統計史；統計制度史；量化史學

統計史是統計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總結歷史經驗，探索統計發展規律，對于發展統計理論、指導統計實踐意義重大?；仡櫿麄€中國統計史，從《禹貢》的國勢調查到如今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而建立起來的現代統計，政府統計都是統計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出于社會管理、國家戰略規劃等目的，政府統計幫助國家對自身的發展狀況和變化趨勢有一個清晰的了解，而與此同時，社會的進步和國家職能的擴展也決定了政府統計更深層次的建設。政府統計語境下的統計制度，是指對統計活動過程中所涉及的主體進行管理和規范，以達到國家統計目標的一套行為規則和實施保障。既定的統計制度決定了統計技術結構，也決定了統計技術發展變遷的軌跡，可以說，統計制度從根本上決定了統計在社會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中國統計事業一直以來進步的關鍵。統計制度史，是統計制度變遷、統計制度理論發展變化的規律，是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更是中國當前建立符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統計制度及其體系需要深入研究的議題。同時，應用現代數學方法和電子計算機等現代化的先進手段的量化史學的出現與發展，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它研究和揭示歷史現象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數量表現和數量特征，體現了當代史學發展變化的重要趨勢，技術性很強。量化史學先在西方興起，研究快速發展后又止步不前，而中國量化史學也曾經引發熱潮，而后因為成果漸少而歸于沉寂。當前，大數據和云計算在我們的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為量化史學提供了新的時代背景和技術基礎，量化史學研究迎來了很多新的進展，研究熱度也有了一定的上升。在這種態勢下，研究量化史學視角下的統計制度史，就不可避免地打上量化史學的烙印。

1中國統計史及量化史學的研究現狀

1.1中國統計史研究的停滯不前，亟需突破。國內學者對中國統計史的研究，是在1979年11月中國統計學會成立后，在它的組織、推動下，才逐漸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就專著來說，1980年以后，從整理當代中國統計史開始，掀起了研究中國統計史的熱潮，開始出版了一些中國統計史的專著，但80、90年代的統計史著作，大多屬于統計通史或斷代史，例如王一夫的《新中國統計史稿》，主要描述新中國的具體統計工作；劉叔鶴的《中國統計史略》，全面論述中國統計活動；李惠村、莫曰達合著的《中國統計史》，更為系統地研究了中國從先秦、秦漢一直到當代的統計情況，在論述各個時期社會經濟的基礎上，對統計組織和工作、統計方法和思想等進行了介紹。后來也有更加詳實深入的斷代史，比如莫曰達的《中國近代統計史》、王德發的《中華民國統計史》等等。但無論是中國統計通史還是斷代史，都還是某種意義的概括性研究，雖然這是統計史早期研究的必經階段，但更深入具體的研究也是迫切需要的。將統計思想史作為一個重要分支議題進行研究，就是之后的一大進展。這方面的著作有莫曰達的《中國古代統計思想史》，主要論述每個時代的相關代表人物，包括統計工作、統計法規、統計組織、代表人物的統計思想等，還有徐國祥的《新中國統計思想史》，主要論述東西方統計思想在我國的發展變化。此外，還有大量發表的論文對中國統計史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補充，例如陳支平（1989）介紹中國古代三大統計數字：田賦、戶口、田地，論述中國古代官方統計數字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批評了矯枉過正的史學風氣。莫曰達（1989）論述了秦代以來的維護措施：做好原始登錄工作，保證計量準確無誤，嚴格統計簿籍的交接手續，并且最有效的兩點在于實施查驗和懲罰。邢莉（2004）指出其理論新探統計范圍以土地糧食為基本，重視賦稅徭役計算，常涉及貨幣交易，統計思想有統計分組、線性回歸分析、抽樣推斷、比率等。但是，經歷過80、90年代的短暫輝煌后，無論是專著還是發表的論文，統計史的研究熱度都在慢慢消退，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少。在內容上，中國統計通史再無專著問世，中國統計思想史也缺乏跟進研究，中國統計史其他領域也很少有深入的單獨研究。在方法上，也需要區別于傳統史學的新技術手段。1.2量化史學的歷史趨勢和新熱點。歷史研究借鑒數據分析由來已久，但直到資本主義在近現代的產生和發展，量化史學才真正作為一門學科興起。17世紀以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促使人們大量統計與計算各種社會數據，尤其是經濟與人口方面。進入20世紀，社會經濟和科技的迅速發展，傳統的史學方法和傳統的歷史認識論難以應付人們對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反思，法國“年鑒學派”應運而生，歷史學開始進入社會科學計量化研究的主流之中。二戰后，隨著自然科學的長足發展與電子計算機的技術進步，數學方法被越來越廣泛地運用到各門學科，甚至是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完整意義的計量學派開始形成。而現代意義上的量化史學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新經濟史”研究，其特點為：在研究方法上，對數學、統計學和計算機融會貫通的使用；在研究對像上，對歷史長河中的各種歷史現象以及其中的紛繁復雜的數量關系進行統一協調的研究，定性和定量相結合。20世紀后期和20世紀初，量化史學有了更加深入的發展，這種發展集中體現在探討和研究更加有效的方法，以及在眾多科學領域的具體應用。量化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已經悄然融入眾多的歷史研究領域，在具體的科學研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的量化史學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雖然這股熱潮持續時間不長，只在經濟史等少數史學領域有較大的發展，但量化史學的方法已經深入人心，并且隨著計算機技術與互聯網的高速發展與普及，史料開始逐步數字化，歷史數據庫的建立也變得可能，跨地區、跨國共享訪問也可以實現。這是以前的歷史研究所不具備的條件，也是催生新一輪量化史學研究的催化劑。從而改變過去以定性分析為主的觀念，對歷史研究的科學化作出進一步貢獻。1.3統計制度研究的缺陷。目前，重點研究統計制度本身的，除了在統計史部分對統計制度變遷所涉及的內容，國內對統計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目前中國統計制度的現狀，指出當前我國統計制度的不足以及提出創新解決的方法，也有一些特別的，比如從古代災害統計的經驗提出對目前統計制度的建議。李國榮（2013）對于中國統計制度的全視角的研究，就從新制度經濟學出發，從管理、調查核算、法律三個角度，梳理了古代、近代、現代的中國統計制度的變遷，趙勝忠（2012）從政治與權力的角度，將我國統計制度分為混溶范式、技術范式、意識形態范式、治理范式四個階段，從統計職能、組織機構、活動范圍、運行規則四個方面來梳理中國統計制度的變遷。得益于統計，特別是政府統計本身的性質，對統計制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計量方法和實證研究。但目前對統計制度的研究缺乏歷史視角，沒有闡明中國統計制度長久以來變遷的內在規律，缺少用計量史學的方法對一些歷史結論進行證明和創新。綜上所述，對統計史需要對統計制度變遷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對統計制度史的研究也需要量化史學的視角。進一步地，在統計史的系統研究中，系統全面地研究統計制度史，若與量化史學結合，更是順應國際潮流的創新。那么，在量化史學視角下的統計制度史研究包括哪些具體的內容，該如何進行量化研究呢？

2中國統計制度史的研究內容及量化史學的應用領域

為了推動跨學科的溝通與合作，在不同學科的交叉互動和視界融合中尋找更加富有現實解釋力與思想創造性的學術生長點，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擬推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系列對話”，推動學術界在不同學科之間展開富有學術質量和理論深度的對話交流，扎扎實實地推進中國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創新。

哲學與史學的對話——“唯物史觀與歷史評價”全國學術研討會，是“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對話”的第一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與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復旦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與國外思潮研究基地、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于2007年10月9—10日在復旦大學召開。參加本次對話的有哲學學者張一兵、孫正聿、俞吾金、吳曉明、陳學明、楊耕、豐子義、王南湜、王德峰、鄒詩鵬、葉險明、童世駿、張雄、張奎良等，史學學者龐卓恒、馮天瑜、姜義華、張廣智、葛兆光、李杰、李紅巖、陳新等。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高翔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趙劍英研究員以及參會學者輪流主持了會議。

這次對話會共收到二十余篇學術論文，作者從跨學科對話的視角，力圖把本學科的運思路徑和理論觸角綿延至新的學術領域，在哲學和史學兩個學科的交互視野中收獲新的思想創見。為了擴大對話成果，加強現場互動，這次會議還改變了以往學術會議部分學者主題發言、大部分學者臺下聽會的模式，而把重點放在了學者之間的對話和討論上。其基本程式是先由相關學者就所提交的論文進行簡明的觀點陳述，隨即轉入全體對話和討論時段?！吨袊鐣茖W》與《歷史研究》擬同時發表部分會議論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將收錄會議論文與現場對話，結集出版“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系列對話”叢書。與會學者共進行了六場對話，就唯物史觀的科學品格與方法論意義、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構境、歷史事實與理論視角、歷史規律與主觀意志、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以及批判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交流。學科對話的模式激發了思想的熠熠光華，會議議程的革新更是直接帶動了不同理論觀點的碰撞交輝。在座學者競相發言，或立論或反駁，或詰問或辯護，或聲援或反思，會議現場氣氛熱烈友好，生動活潑，令人振奮。這次對話會大大推進了哲學與史學兩個學科領域的溝通交流，取得了良好豐碩的學術成果。總的說來，會議成果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1.學科對話之于學術創新的必要性；2.唯物史觀在學術研究中的方法論意義；3.唯物史觀與歷史評價問題；4.對等思潮的剖析與批判。

一、學科對話之于學術創新的必要性

不同學科之間的學術對話有沒有必要，它將在哪里找到其合法性根基，它又怎樣在不同學科的交集和貫通中獲得真實而深刻的學術成果？這一系列問題是哲學與史學以及其他對話的前提省思。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高翔總編輯提出，當前，社會科學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每個學科都面臨著下一階段向哪一個方向發展的選擇。在各種思潮相互激蕩、各種方法相互沖擊的情況下，加緊跨學科的對話和研究，可以給既有的學科研究范式和話語體系帶來新的啟迪與沖擊，為學術生長提供新的巨大空間。在不同學科的對話中，哲學與史學的對話是最有基礎的。歷史學講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從現代意義上說，天人之際講的是人與自然規律的關系，古今之變則是社會演變的內在邏輯與規律。歷史學研究要對上述關系和規律形成自己基本的、獨立的觀點，這和哲學研究在最高層次上應該是一致的。最近這幾年，無論是哲學還是史學，都面臨著加強對話的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要實現自身對各個學科的指導地位，必須加強與各個學科的相互溝通、了解，向各個學科提供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時，它也需要從各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使自身的進步與發展，奠定在堅定的科學基礎之上。中國當代史學在改革開放后幾十年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也面臨著比較嚴峻的挑戰和危機，其一是歷史學出現了淡化理論的傾向，過度陶醉在對個別事實的精雕細琢中；其二是盲目崇拜西方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妨礙了我們的獨立思考和理論創新。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界亟需重新認識唯物史觀的價值，構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與時俱進的和適合當前社會發展趨勢的學科基礎理論體系與價值評判標準。

求真是史學的學術性的根本原則，經世是史學的社會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經世的基礎，經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臘一位學人盧奇安說過：“歷史只有一個任務或目的，那就是實用，而實用只有一個根源，那就是真實”(《論撰史》，見《繆靈珠美學譯文集》第1卷，第19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這話說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國學人說得好：“史學成立的經過，當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則為致用”(《周谷城學術精華錄》，第300頁，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說，求真乃是史學的生命所在，那末經世則是史學的生命力之社會歷史價值的反映。

史學的求真與經世及其辯證統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學家所恪守的原則和追求的目標。從史學與社會的關系來看，特別是從史學與社會公眾的生活和工作的關系來看，人們認清楚史學的求真與經世及其辯證統一的特點，這不僅標志著史學受到應有的重視，而且標志著人們對現實生活與歷史前途的關注和熱情。

一求真是史學學術性的根本原則

古今中外，凡是嚴肅的史學家，都把揭示歷史的真相作為自己的職責，盡管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所達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這種意識和努力歷來是受到人們尊重的。這種意識和努力，就是歷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國，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記人事活動，不記誣妄之說，為后世史家樹立了求真的榜樣。司馬遷說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寫歷史的嚴肅態度。至于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受到自劉向、揚雄及以后歷代名家的高度評價，稱其為“實錄”(《漢書·司馬遷傳》)。司馬遷所記殷商諸王世系，為新發現之甲骨文證明為確，致使西方學者大為驚嘆，認為“中國人有深刻的歷史意識”(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第88頁，袁翰青等譯，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國古代史學求真原則的發展，在思想上和理論上的積累以及在歷史撰述上的積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總結了“辭宗邱明，直歸南、董”的傳統，提出了“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的命題。唐人劉知幾《史通》有“直書”專篇，論述了直書的傳統及其意義。此后，歷代史家都有這方面的論述，而以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所論最為深刻。章學誠認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術”，“心術”的最高境界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國史學之堅守求真原則的一貫傳統在思想上、理論上的發展軌跡。同時，這一傳統在歷史撰述的積累方面也極為豐富。在劉知幾之后，具有代表性的歷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馬光《資治通鑒》、鄭樵《通志》、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馬端臨《文獻通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續文獻通考》、談遷《國榷》，以及王世貞、錢大昕、趙翼、王鳴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總體而言，每一部書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為了揭示歷史的真相。但對史學家揭示歷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絕對的要求。這是因為：第一，客觀歷史包羅萬象、紛繁復雜且已成為過去，任何人都無法完全再現歷史。從這個意義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歷史主要趨勢的本質的“真”。第二，史學家在反映客觀歷史過程中，其主觀意識總是要發揮作用的；因此，史學家撰寫出來的歷史乃是客觀歷史同史學家主觀意識結合的產物。第三，一般說來，即使是嚴肅的和正直的史學家，亦難免有知識上、器局上的局限，這種局限無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礙，只是因各人的具體情況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礙大小有異罷了。此外，由于史學同政治的密切關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時還會受到政治的無理干擾或無理政治的干擾而陷于艱難的境地。唯其如此，人們對以往的史學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應給予應有的尊重和恰當的評價。

明代史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覺得沒什么成績可言，其實明代史學著作的數量是驚人的，其質量也是不可輕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本文將在綜述明代史學發展歷程基礎上對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作一些探討。

一、明代史學發展的歷程

從14世紀70年代至17世紀70年代，這300多年的史學研究史，是明代史學發展的時期。那么。對于明代史學的發展時期如何分段，史學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將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為前期，嘉靖元年至萬歷二十一年為中期，明末清初為后期。［1］這種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學由理學化走向非理學化這一漸變的歷程。

(一)理學影響下的明初史學

明代初期的史學有兩個特點：第一：多是直錄當時的政事。這包括兩種途徑，即官方記錄和民間個人記述。

明初政府繼承了我國歷代重視修史的傳統，沿襲前朝舊制，設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國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詔修前一代實錄，以勛臣為監修官，閣臣充總裁官。土木之變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實錄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繼續實行這一制度。從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實錄所記內容十分豐富，他以編年體的形式，不斷地記載一朝的詔敕令旨、政務活動、財政賦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員升遷，以及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民族關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歷史史料價值的原始材料。[2]民間個人記述多是跟隨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創業從政的人，將自己親身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事情記錄下來。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們撰寫的《大明日歷》100卷，詳細記載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臨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績、禮樂沿革、行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等事。［3］劉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國珍，以后又參與修《太祖實錄》，其《國初事跡》一卷所記之事都是作者親見親聞，因此比較真實確切，無所隱諱。金幼孜曾于永樂八年（1410年）和永樂十二年（1414年）先后兩次隨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錄》和《北征后錄》各一卷，即他在行軍途中，逐日據馬鞍撰寫而成。他們記錄了朱棣關于北征的言行與行軍路程、作戰狀況、氣候、見聞等等，為研究明初與蒙元殘部斗爭以及經營北部邊疆提供了重要資料。

摘要]本文主要介紹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西方和中國心理史學發展的基本狀況。狄爾泰和李凱爾特是德國批判歷史哲學中新康德主義的杰出代表;從費弗爾、布洛赫到布羅代爾,則代表著法國年鑒學派“精神狀態史”研究與“長時段”理論有機結合的過程。這期間,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學轉變的主要人物。二戰后,西方心理史學的中心轉移到美國。中國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接受心理史學,朱謙之、何炳松具有譯介之功;梁啟超最早嘗試使用心理史學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經殷海光、李澤厚到王富仁、謝天佑等人的不斷努力,心理史學真正在中國付諸實踐,且漸成氣候。至新的世紀之交,心理史學在普及中已形成諸多的研究門類,其中以章開沅提出的“離異與回歸”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關鍵詞]心理史學年鑒學派心態史文化心理結構

中外心理史學的傳統,對于十九世紀末乃至整個二十世紀這一百多年的史學研究產生重要的影響。已經過去的這一個世紀學術的巨大變化,也使歷史學的方法論,尤其是心理史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本文擬在這個時段內,從國外、國內的近現代以及當代這幾個方面,給以爬梳和勾勒,使我們對心理史學在這一重要時期的發展概況有一個了解。

一

歐洲17、18世紀人本主義的歷史學,在繼承過去傳統的基礎上,已開始注重人本身,關注人的內在精神。他們提出的“最初形式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即,唯理論的歷史、唯理智論的歷史、抽象主義的歷史、個人主義的歷史、心理的歷史”。然而,這在當時還不被時代所接受,因為那個時代所關注的是“對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說明”,即“實用主義的歷史?！盵1]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批判歷史哲學產生。這種批判歷史哲學首先向德國傳統史學的權威蘭克學派提出了質疑,其發起人是卡爾·蘭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蘭普雷希特爭論”。蘭普雷希特斥責蘭克學派所代表的正統史學過于偏重政治史和偉人,認為史學應從其他學科汲取概念。他宣稱:“歷史學首先是一門社會———心理學?！盵2]他的多卷本《德國史》即運用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蘭普雷希特的嘗試雖然遭到了德國正統史家的批評,但由他所發起的反對正統史學、提倡綜合多種史學方法的史學改革勢頭則沒有被遏止。新康德主義就是反對正統史學的另一支勁旅。

新康德主義有不同的派別,但不論是它的西南學派,還是由新康德主義轉向生命哲學、致力于“歷史理性批判”、堅持“歷史相對主義”的狄爾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與精神分析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爾泰,他是德國最早使用心理史學方法的歷史學家。狄爾泰認為,文化、價值是研究個人生命的具體存在,因此應當用精神科學來代替文化科學,包括史學。因為“歷史題材是個體生命的表現,如觀念、思想、知識、行為、感情、情緒和感覺,等等,而生命的實質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應對生命進行直接體驗,通過體驗與實在溝通,把握生命的真相?！睘榱吮苊鈿v史學家在這一體驗、認識過程中的主觀性,即個人價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歷史學家還必須注重于對歷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歷史人物活動的歷史背景之中,……與他同命運共患難”[3],實現一種心靈的溝通。狄爾泰的代表作《黑格爾青年時期的歷史》,就是以青年黑格爾的心理分析為個案的典型范例。而作為西南學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凱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中,專門以《歷史學與心理學》為標題,探討了心理史學的特質。他認為,“當歷史學研究文化事件時,它幾乎總是也要研究心靈生活,……因此,關于歷史學家,我們習慣于說,他們必須是優秀的‘心理學家’”。不過,他反對將其變成一門普遍化的科學,因為“‘歷史的心理學’,即在一定時間對個別人或一定群眾的理解,就它自身來說還不足構成科學。它也許可以借助于科學的心理學而得到完善,但決不能被任何關于心靈生活的普遍化科學所代替。”[4]

（一）風景：戈壁--蒙德里安--史學之美

藍天，強烈的陽光，沙石；這是一種風景。它的原素太簡單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語詞來描繪。見過江南抑或嶺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會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涼、太安靜了——讓人無法忍受！不，這又有多美——美得異乎尋常，美得異常偉大！一切能稱之為“美的”東西、一切有生命力的東西凝縮在這里——在強烈陽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沒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動與這種風景的脈搏合拍，以至匯融，霎時你就會獲得無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時間、空間對你的限制不復存在，你便獲得了類似宗教信徒與神交時“永恒存在”般的快感。這又怎是青山碧水憑依柔和的色采和線條給人的那種膚淺的愉悅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這種戈壁美景所激動。在他的經典名作《紅黃藍構圖》（見上圖）中，除去橫豎線和原色以外，別無其它。復雜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極度簡化。習慣于普同繪畫的人無法解讀，無法領會蘊含在簡單構圖中的內在之美：它展現了物體的精髓。在畫前，“人由于抽象的審美默想而具有了與宇宙下意識地同一的能力……個性被嵌進和宇宙現象之中……與自然決裂的新繪畫的特點是：對宇宙更為清晰明確的表達?！比欢傻吕锇膊]有長久地佇立在戈壁灘前。否則，他的畫面將更加簡化：畢竟他借助橫豎線的垂直交叉來構造一種平衡與和諧；而這完全可以省去。描繪戈壁風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繪畫是為了闡明一顆“心靈”——它為藝術和史學所共有。對藝術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畫的對象；對史學而言，也沒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種抽象取向。藝術抽象的結果，以圖畫的形式出現。人們借助對色彩、造型等的欣賞，力圖解讀藝術家闡述事物本質的特殊語言。史學抽象的結果是一篇論文或一本書籍，人們通過閱讀，在認識或認知過去的同時，欣賞史學家的抽象藝術?！笆穼W的抽象”，就是借助種種技術手段和科學分析使隱藏在紛紜復雜的歷史背后的質性的東西顯露出來。這些東西存在于人類社會的每一個時段，“過去”、“現在”、“將來”這些限定性時間詞對它而言是毫無意義的。它就是人類對真善美的渴望與追求。所謂“史學之美”，應該這樣理解：史學的指向揭示人類向善沖動的沖動是一種美；這種美的展現過程也是一種美?！笆穼W美”既是結果，又是過程。史學美的展現將由所有學習、研究以至于熱愛史學的人來完成。他們所必需的是：無畏的勇氣，真誠的心靈，科學的方法。

（二）藍花：夢想？現實？TOP

“藍花”是德國浪漫主義作家、詩人諾瓦利斯經常使用的詞語，對他而言，藍花“包括一個憔悴的心靈所能渴望的一切無限事物。藍花象征著完全的滿足，象征著充滿整個靈魂的幸福?！边@里借用“藍花”來指對完美的追求?！巴昝馈睉撌莻€寬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體到史學，即指史學自身目標的完成——史學美的展現。古代史學對此沒有太大貢獻。以中國古代的歷史編篡學為例。它的目的就是記錄——“忠實地”記錄“半個社會”的全部內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評價的經典名著，不管是《史記》，還是《通鑒》，它們的最高價值不過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鑒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讀物。這種史著沒有透視，個別展現史學美的行動也談不自覺。蘭克（Ranke）史學是歷史編篡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它的主要特點如下：①內容以政治史為主。②史學是對事件的敘述。③觀點來自上層，關注各式精英。④史料來自各種正規文獻。⑤單方面考察歷史人物、事件。⑥這是最重要的觀點。史學應該是客觀的（Historyisobjective），史學家的任務是告訴人們事件是如何發生的，并給予公允的敘述。不管怎樣，史學第一次比較系統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理論、任務、手段等等。史學開始走向科學。然而，蘭克史學的偏狹注定它不會取得更輝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謂“正規文獻”——無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匯編、政府存檔等等，妨礙了史學工作者在更廣闊、更完整的空間里尋找自己的對象。對所謂“客觀敘史”的過分強調，使史學家喪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質的勇氣，而僅去注意表層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為歷史的帳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對歷史的認識進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說，對相對深刻的經濟層面的認識。以領袖們的主張、論斷為基礎，這類史學家強調“經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要素。歷史中政治的變動、文化的變遷、思想的演進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經濟層的變化與動蕩。不同經濟利益的體現群體形成階級。人類社會的一切，有形的抑或無形的，都被各個階級瓜分走一部分。它們互相排斥、互相對立；斗爭，妥協，再斗爭……歷史就這樣無窮無盡地演進下去。經過長期的實踐，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類歷史。這種解釋據稱“擁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然而問題在于：這種經濟決定論并不是解釋歷史問題的必需前提。它所適用的范圍同全部歷史內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這種歷史解釋學的生命力并不很強——當然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價值。它曾經盛極一時，并且在許多國家占據主流，得益于它與意識形態的緊密結合。與蘭克史學相比，在史料的選取、具體的操作上，馬克思主義史學沒有太大進步。同樣的歷史內容，蘭克史學給出完整的敘述——盡管這種史學并不深刻，但比較客觀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實歷史”。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受到與蘭克史學一樣的眼界狹隘的困擾的同時，為了滿足公式解釋的需要以及迫于現實政治壓力，不惜割裂歷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圖重組。結果，一方面，出現了一個含義遠非字面上那么簡單的名詞——“歷史教科書”；一方面，無意的錯謬和有意的謊言充斥了歷史作品本身。史學發展到“年鑒——新史學”階段方才步入春天。從“年鑒派”到“新史學”構成了當代史學發展的完整序列。與蘭克史學相比：

一、新史學關注人類社會的全部活動：一切都有歷史（“Everythinghasahistory”）。

二、舊史學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學則強調對歷史的結構分析（“theanalysisofstructures”）。

摘要：十年來。學界對周谷城的史學思想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成果大大深化了人們對周谷城史學思想的認識。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缺乏對周谷城史學思想的整體觀照和系統研究。

關鍵詞：周谷城；史學研究；史學思想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陽人，現當代著名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周谷城是一位頗為獨特的史學家，既研究中國史又研究世界史，尤其是獨力撰著了《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兩部不同凡響的通史著作，成為史學界的一大奇觀和“絕唱”。

學界對周谷城史學研究的關注可謂由來已久，但對其學術價值的認同和深入研究則在改革開放以后。1996年11月，世紀學人周谷城去世，學界隨之出現了一股“周谷城研究熱”，學術成果紛紛涌現。但略感遺憾的是，學界尚未對此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總結。筆者不揣淺陋，擬就此問題加以梳理，以期學界的關注和進一步研究。

周谷城是“縱論今古，橫說中外”的學術大家。其史學思想堪稱博大精深。但就其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和重要性看。大致可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生活系統》、《中國社會史論》、《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古史分期觀、反對歐洲中心論、“無差別境界論”、“時代精神匯合論”和中西文化觀九個方面。十年來，學界對周谷城史學思想的研究可謂方方面面、林林總總，但總體上并未超出上述九個方面。

一、關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統》

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歷史學家。撰有《明夷待訪錄》1卷、《明儒學案》62卷、《南雷文定》32卷、《行朝錄》九種以及《南雷詩歷》等，編有《明文?！?82卷。

作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黃宗羲一直糾纏著眾多學者的情懷。有關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大多圍繞其民主思想啟蒙思想進行闡發。究其原委，概因《明夷待訪錄》對清末民初的思想學術影響極大，而這段時期的思想學術可謂20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的風向標。研究梨洲史學的文章相對集中于以下兩端：第一，突出他對學術史的貢獻。梁啟超把他和司馬遷、杜佑、袁樞、司馬光、鄭樵并稱為中國史學史上的六君子，理由就是他“創為學史之格”。(注：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中華書局1989年版。)倉修良也大力張揚此見，認為“黃宗羲在史學方面的貢獻，今天所能看到的最顯著者自然莫過于《明儒學案》的著作”。(注：《黃宗羲的史學貢獻》，載吳光主編《黃宗羲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樓毅生在《論黃宗羲的史學思想及其影響》一文也認為：“黃宗羲在史學上最杰出的貢獻，是他對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注：樓毅生：《論黃宗羲的史學思想及其影響》，《河北學刊》1995年第6期。)第二，強調其對明史的貢獻。杜維運的《黃宗羲與清代浙東史學之興起》，湯綱的《黃宗羲與<明史>》、《<明文海>初探》，陳恭祿《<弘光朝實錄>的作者及史料價值》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把黃宗羲的政治思想與史學思想分割開來，這可能是一種誤解。梁啟超在把黃氏推為清代史學之祖時，認為“其最有影響于近代思想者，則《明夷待訪錄》也”。(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頁。)到了金毓黻那里，《明夷待訪錄》則完全與史學脫離了干系。金氏認為：“或以所著《明夷待訪錄》見推，此概寄其政治思想，而無與史學者也?！?注：金毓黻：《中國史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頁。)其后學者多持此見。80年代后，研究者逐漸認識到《明夷待訪錄》的史學意義。白壽彝認為：“黃宗羲晚年著《明儒學案》，……是學術史的一種體裁，在中國史學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但黃宗羲更大的貢獻，是他的《明夷待訪錄》。這部書篇幅不大，但它尖銳地揭露、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朽。這是反對封建專制的一部破天荒的著作。這一向被認為是一部政論書，實際上也是一部史論書。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史學上的光輝著作?！?注：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頁。)白先生的看法要言不凡，切中要害。不過，即使90年代，在有關黃宗羲史學的研究論文中，對這一點仍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

總體說來，以往的研究觸及到了梨洲史學活動的方方面面，但對其史學的核心內容表述得不夠充分。梨洲史學的核心內容應是：史學家主體意識的自我覺醒，一個歷史學家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外化。表現到行動層面，就是不遺余力地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保存歷史軌跡的真實(歷史感)；就是苦心孤詣地探求明朝覆亡的因緣，以求歷史發展的規律，強健現實的社會(時代感)；就是對現實的大力抨擊與對理想社會的精神構造，以求啟蒙未來(超時代性)。以上是黃宗羲一生史學活動的主體，也是梨洲史學的三個特點，茲論述于下：

“國可滅，史不可滅”的歷史感

黃宗羲對明清之際歷史日就零落蕪沒的狀況至為傷懷。他說：“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國亦且二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問陸君實有日記，鄧中甫有《填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陸、陳、謝同時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于人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后之君子，能無憾耶?”(注：《黃梨洲文集》，《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公墓志銘》。)這種強烈的歷史感促使他一生以保存歷史為己任，“后死之責，誰任之乎?”(注：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二卷，《弘光實錄抄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通過各種途徑保存所能了解的史實。無論是搜集整理史料、撰寫碑文墓表、書寫詩文，還是編撰史著、編選明人文集，莫不寄托著存史的信念。

摘要：計量史學法適用于歷史上有關教育現象的規模、程度以及范圍的研究，適用于歷史上有關教育結構的分析與研究，適用于歷史上各現象之間的相關性研究。計量方法被引入史學研究領域，促進了教育史研究的精確化，為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觀察問題的視角，有助于研究者挖掘和利用“邊緣資料”，同時迎合了教育史學科發展的國際潮流。

關鍵詞：計量史學；計量方法；教育史研究；運用

教育史作為歷史學和教育學的交叉學科，其研究方法也深受歷史學的影響。將計量史學方法運用于教育史研究中，對拓展教育史研究的途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計量史學的發展及其基本理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統計學的發展及其在經濟領域的廣泛應用，計量史學開始萌芽。一些歷史學家開始把注意力集中于統計學與史學研究的關系上，探求計量分析法的理論基礎及其在史學研究中的運用。到二十世紀初，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通過發掘和利用新材料，開始采用初步的統計方法對史學進行定量分析。二戰結束后，計量史學開始蓬勃發展。這一時期，一些高難度的數量統計方法被廣泛運用于歷史研究中，歷史學家能夠運用計量模型對歷史現象進行模擬式的計量分析，計量史學方法的應用范圍大大拓展，計量方法成為此時期許多歷史研究人員進行分析、判斷和解釋歷史現象的主要研究方法。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現代意義上的計量史學發端于美國。美國在經濟史領域首次引入計量方法來重新解釋美國經濟史，由此形成了美國的“新經濟史學”。

“新經濟史學”一詞流行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1958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康拉德和邁耶發表了美國計量史學同時也是美國“新經濟史學”研究的第一篇代表作《南北戰爭前南部奴隸制經濟》一文。此文中運用了大量的計量分析方法對南北戰爭前南部奴隸制經濟的收益問題作了新的解釋。此后，“新經濟史學”迅速傳播到法國、德國、英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在研究實踐中，“新經濟史學”主要運用反事實的“假設一演繹”模式來解釋歷史現象，即“先提出一種與實際存在的歷史事件相反的假設——演繹模型，然后將其轉換成計量分析模型，再根據這個模型廣泛搜集數據，進行驗證”。這一模式雖然受到了很多歷史學家的批判，但它在史學研究中還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它不僅使史學的內涵大為擴展，而且還促進了史學方法論的進一步發展，使人們對客觀歷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