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范文10篇

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興起的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機構，曾在中國的文化、教育發展史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歷史角色。它淵源于中國文化中私人講學的傳統，同時承繼了中國文化中重視修書、藏書的文化傳統。和官學不同，書院不為科舉而興，而專于學術。從某種程度上看，這里可說是千百年來那些想擁有獨立自由思想的“士”階層發揮自己話語權的場所。一些以學術思想聞名于世的大師，充分認識到書院自由講學的長處，都熱衷于創辦和復興書院來作為他們的講學場所，傳播他們的學說和觀點。即使是和今天的學校教育相比，書院也有很多值得欣賞和探究的地方，比如自由講學、開門辦學、注重學術研究等等。盡管在某些時候尤其是后期許多書院走上官學化道路，常出現背離原旨的現象，但經久的歷史傳統下所形成自由的學術氛圍仍會使書院表現出掙脫官學樊籬的趨向。因此在人才的培養及學術傳播上，書院的貢獻在中國文化教育發展史上是獨樹一幟的。歷史上，一些著名書院往往既是某學術學派的活動中心，又是地區的文化與教育中心、地方文化傳播的重鎮。與鄉俗教化相結合，對所在地的士氣民風的改善以及文化的普及起到特殊的作用。而于三百多年前，由清順治、康熙年間流人，曾任湖廣道御史的郝浴所創辦的鐵嶺銀岡書院，雖沒有岳麓、東林這些著名書院的規模與名氣，然對于遼北這塊土地而言，不僅承載了上述這些書院的歷史功能，而且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銀岡書院起到了重塑鐵嶺的歷史功效。

一、從鐵嶺的歷史發展看銀岡書院創建的歷史背景分析

從近些年鐵嶺境內的考古發現，在距今一萬年前，這里就已經有了古人類生息活動。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時，鐵嶺出現了最早的村落。在距今4000年至3000間，進入青銅時代，在隨后的兩千年里，青銅文明在遼北各地雖緩慢卻穩健地發展著。戰國時期，遼北納入燕國版圖，地處燕國北境，這是遼北歷史上行政歸屬的最早開始。秦、兩漢時期，境域大部屬遼東郡。這時期，東北地區幾個北方民族如夫余、高句麗、烏恒、鮮卑等也納入漢政權統治之下，因此，秦漢時期的鐵嶺，呈現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南北民族文化競相爭妍的新局面。從戰國末葉開始，遼北土著接受中原漢族文化不僅從物質上，也從政治、經濟上直接接受漢民族文化層面的影響，這從鐵嶺境內發現的眾多文化遺址可以得到佐證。而后，在中原混戰歷史階段，漢民族政權無力顧及邊遠地界之機，鮮卑、高句麗趁勢得以發展，先后成為這里的執政者。唐朝時，這里又屬靺鞨建立的渤海所有。當中原地區處于五代十國及北宋、南宋之時，鐵嶺處于契丹建立的遼王朝統治之下。因為生產生活比較安定，這時期的遼北農耕經濟快速發展，很多城鎮村落形成，并且增加了很多州縣設置。遼代時，鐵嶺有了最早的官辦教育。以《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作為教材，使這里的學生受到正規的儒家傳統教育。公元1119年鐵嶺被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軍隊攻陷，就此又邁進一個新時代。1216年，蒙元軍隊占領鐵嶺。金元兩朝在遼的基礎上廢州存縣，同樣仿效漢政權的意識統馭方式，設置官辦教育機構，倡導儒學。但也僅僅是啟蒙教化，僅此而已。官學招生的規模很小，這一時期沒有關于私學的任何記載，也沒有傳說中的文化名人，文化教育依然是落后狀態。但元朝時期，由于疆域的設置更加突顯了遼北的咸平府(今開原老城)軍事與交通地位。明朝時期，在銀州設鐵嶺衛，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鐵嶺衛于沈陽、開原間古銀州之地，境域南部屬遼東都指揮使司鐵嶺衛，西部屬遼河套扶余衛，北部屬三萬衛。明代在鐵嶺這塊土地上建立的建置，基本奠定了今天遼北鄉鎮的格局，鐵嶺的地名稱謂，也是從明代開始的。明代遼北教育稍許普及和發展，三萬衛與鐵嶺衛都設立衛學。1541年，兵備黃云還在懿路創建了遼北最早的書院———挹清書院，規模不是很大，后毀于明末戰火。如果說遼金時期的鐵嶺是作為交通方面的重鎮而彰顯于世。而在明代，由于民族關系和民族區域分布的原因，鐵嶺更成為明朝不可丟失的軍事重鎮。后金推翻明朝就是從攻克遼北的開原、鐵嶺開始的。1619年，努爾哈赤率后金軍隊攻取開原、鐵嶺，大肆殺掠，血腥屠城的直接后果是這里幾年之內幾乎荒無人煙。此后40多年里遼北地區一直沒有行政建置，直至康熙三年(1664)年鐵嶺、開原方始重新設縣。由鐵嶺的歷史發展中我們可以發現，一這里是漢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東北土著民族交流融合較為敏感的區域。特定的歷史和地理條件，使遼北很早就是溝通南北東西與周邊關系的交通要道與樞紐地帶;二是清代以前鐵嶺更多時候是以軍事或地理要地存在，經濟文化的發展不是很平衡，尤其是城市的發展只在少數的驛站、交通或軍事要塞附近。文化教育稍有發展又很快毀于戰火。然而這一切在偶然的歷史契機下發生了改變。

二、銀岡書院的建立給鐵嶺帶來的巨大影響

我們知道自古東北因地處邊陲經濟與發展狀況與中原相比就比較落后，流人由內地謫放自古有之。而明清之際，數量大增。清初統治者為加強剛剛建立的政權，實行了一些較嚴厲政治措施，因文字獄或各種殘酷的政治斗爭與朝廷發生齟齬的文化流人大量發配到遼沈一帶。中原人眼中的“極邊苦寒之地”，鐵嶺的尚陽堡作為清代一個重要的國家監獄而接收了大量流徙“罪人”。張玉興等人著《清代東北史》中記載:從順治三年(1646)至康熙七年(1668)流放到尚陽堡的刑徒達3315人。這其中不乏朝廷要員、翰林巨儒和飽學之士。這一時期貶謫到奉天、鐵嶺一帶的著名流人有號稱遼北第一流人的函可和尚，有順治朝吏部侍郎董國祥，湖廣道御史郝浴，兵科右給事中季開生，河南主考官黃沁、丁澎，康熙朝的翰林院編修陳夢雷等等。而這一歷史的安排“使得一批受過正規教育的文化人來到了當時尚屬蠻荒的鐵嶺，他們在艱苦環境中秉承儒家道德，貫徹儒雅風范，給往日只識戰火與鮮血的焦土帶來一片清新的文化氣息，受到了久違的文化浸染。”流放文人的到來對鐵嶺的影響至關重要，在歷史是個偶然，對鐵嶺則是歷史的幸運。這些流放文人在艱苦的流放生活之余，不墮其志，刻苦自勉，著書立說，還有的授徒講學，為當地文化教育的普及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里面郝浴可稱之當之無愧的杰出代表人物。郝浴(1623－1683)，直隸定州人，“少有異稟”，“生而機警，負異材”，年十六，即立下“澄清斯世”之志。曾大言曰:“士君子生斯世，當做天下第一流人，行天下第一流事?！表樦瘟曛羞M士，順治七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次年改湖廣道御史，巡按四川，因忤吳三桂，順治十一年“流徙盛京”。順治十五年，在一次拜會剩人函可和尚時結緣鐵嶺，在鐵嶺南門里購地筑屋，鐵嶺縣志對此有如下記載:“卜居于今南門內之右，筑室蟄居，不廢講學。左、戴諸子多從之游。嘗自顏其室門致知格物之堂。康熙十四年，吳三桂叛清，……清廷知公忠鯁，乃召還。去時留宅作書院，留為生徒肄業之資?！边@就是書院創立始末。此后300多年的時間里，書院幾度興廢，幾度重修，規模不斷擴大，其辦教之盛，影響之廣，蜚聲遐邇，為遼北帶來一個生機盎然的文化春天。

(一)郝浴創辦講學處，為流人文化群體提供了一個論道平臺，集聚了當地的文氣與人氣，經年之后銀岡書院便成為遼東學術傳播的文化中心。身為一代學者和文人的郝浴逆境之中，仍苦學不輟，“研究圣道”，招生講學之余，著書立說，并以他的學識和修養吸引了很多同命運的流人學者。郝浴的居所，是當時眾多流人聚集講經論道的地方。左懋泰、戴國士、李呈祥、季開生、劉嗣美、董國祥等當時著名學者和文人常來這里“以詩文相唱和，以道義相切磋”?！靶蕹叹泳粗畬W，橫渠砭愚之功，常歌午夜，敲句曉天”就是當時郝浴銀岡講學處的真實寫照。這些人包括郝浴均有大量詩文著作傳世，影響頗廣。郝浴離開后，書院曾一度被八旗兵丁所占。后經多方斡旋，終于得以恢復，并得以增修增筑，受到社會廣泛關注。時值郝浴之子郝林出任奉天府尹，繼升為副都御史，多次到銀岡書院拜祭其父，奉天府尹及內閣大學士紛紛為為書院題詞勒石，更使之名聲大噪，傳遍朝野。大學士黃叔琳在題詞中寫道:“夫孰謂非銀岡之所得力者歟!公之在節具載國史，其余風遺澤，士大夫亦皆能道之……”由此可見書院之聲名。1716年，時任奉天府尹的屠沂更是把銀岡書院與中國古代著名的四大書院并提，他在《重修銀岡書院記》中寫道:“余維天下之書院多矣，惟嵩陽、白鹿、岳麓、石鼓四書院以大稱，豈高閣周建、長廊四起云爾哉!蓋大其人，故大其書院也。余讀公之文章，想公之行事，而有以識公矣。公學探理窟，才蔚國華，岳岳懷方，不移不屈，前后歷任，政績昭然，而直言敢諫，則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殆又兼之矣。顧公崎嶇龍塞二十余年，讀書深造，味道之腴有大過人者。觀公之自記，非真聞道者而能言之乎!后人登公之堂，因依手澤，有能識公之旨，證公之心，或聞風興起熏其德而善良，鄒魯文物近在海隅，以成圣天子壽考，作人之化，則是公大造于是邦也。茲鐵嶺片石，即與嵩陽、白鹿、岳麓、石鼓四書院而五焉，奚不可也。”由此可看出，郝浴所創銀岡書院因其人格及余澤傳遍四方，而鐵嶺以片石偏遠之地承受此澤被后世之恩惠。

摘要：目的以青龍書院作為主要的設計對象，同時結合當地的人文背景，使書院設計方案、空間、功能更加優越化，突出書院的公共性與開放性。因為書院是中國古代民間教育機構，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的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強烈地沖擊，久而久之，書院也漸漸淡化在人們的視線中。方法課題來源于導師的實際項目，在湖北省咸寧市東流村的特色小鎮中，將原有兩層樓小學建造為傳統書院，通過對書院文化建筑的研究，我們試圖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傳播提供新的方向和平臺1。結論在青龍書院項目中，我們將以獨特的視角展示它，并將其視為文化建筑的延伸與再生。拓展鄉土文化建筑的領域，力求讓青龍書院成為當地標志性建筑。

關鍵詞：書院設計；傳統建筑；書院文化；鄉土文化

書院是中國古代一種獨立的教育系統。無論是私塾還是官學，書院不僅是傳道受業解惑的場所，同時也是文人雅士，著名學者探討學問，學術交流的場所；延綿至今，書院已經不僅僅是教育活動與學術交流的場所，書院更代表了文化的傳承，在增加人們文化自信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強烈的沖擊，隨著時間的推移，傳統文化悄然消逝，書院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為什么要著重打造東流村中的青龍書院？因為書院對社會文化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平臺。通過對書院建筑的研究發現，傳統書院在功能和運作模式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書院是文化載體的一部分。所以在青龍書院的設計上，我們要在原有基礎上，對書院建筑進行新的思考，發現彼此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同時根據人們現在的生活模式和社會需求進行設計，對功能進行取舍和創新，重新定義青龍書院，并使其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并提取小鎮文化和傳統文化元素運用到設計中，打造特色小鎮視域下的“新鄉土”書院文化建筑。

一、項目背景

（一）項目區位。本項目位于咸寧市崇陽縣東流村，鄂贛兩省交界，是承東啟西，連南接北的重要交通樞紐。項目基地所處的東流村則位于白巖山下，地處整個湖北省崇陽縣的西南方向，西臨國家級的青山濕地公園，東臨景色宜人的野櫻花谷，是崇陽縣整個區位旅游發展的重要景觀樞紐如圖一所示。（二）項目基地分析。項目基地位于東流村櫻花小鎮規劃的入口位置，其西南方向是貫通櫻花小鎮的重要交通流線—觀景旅游公路；公路西側定義為櫻花小鎮的綜合服務中心，根據以人為本的服務性原則，提供售票，咨詢等綜合性建筑用地，為入口書院提供引導性功能；公路東側為通往書院及櫻花小鎮入口的觀景櫻花大道，結合櫻花主題文化吸引游客前往；櫻花大道兩側分別提供了以休憩，停駐，觀景等融合性功能的櫻花廣場，為入口書院的開放提供疏導性功能；綜合服務中心、櫻花廣場以及櫻花大道的設計全面服務于未來規劃當中櫻花小鎮入口的青龍書院，加強了青龍書院作為櫻花小鎮入口建筑的重要性如圖二所示。書院地理區位圖其次，它的自然資源與文化資源豐富，不僅有櫻花谷、青山水庫、大泉洞等特色景點，更有增加文化底蘊的歷史名人、提琴戲和民俗、傳說典故；崇陽白崖山自然野櫻數萬畝，具有獨一無二的景觀優勢。大泉洞內的鐘乳石有數以千計的姿態，每個景點都是一個傳奇故事，儼如一座大型的藝術宮殿。每每游覽完畢，更可陶醉在提琴戲里。所以本次設計力求將東流村打造為集游、住、行為一體的特色小鎮，以青龍書院為核心形象展示點的最美櫻花小鎮示范區。（三）項目現狀分析及初步設計想法。項目位于東流村現有兩層小學的場地上，背山面水，風景優美；但是也存在著各方面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有了初步的設計想法：1.書院場地里的水塘為死水，不利于未來書院的建設，后期設計當中將把水塘與整個小鎮的水系結合，做成活水；2.將青龍書院入口處的觀景大道后期設計成櫻花大道；3.書院附近的危房建筑，后期設計當中將結合書院文化改建成為高端綜合服務用房；4.未來小學的功能將繼續保留在書院中。對這些問題進行改造后，書院將成為滿足本地學生、學校老師、旅游人群、當地居民等不同人群的需求，創新傳統書院的功能分區，打造成集辦公、生活、學習、旅游、文化體驗等全方位、多功能為一體的書院。

二、概念構思

[摘要]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機構和學術研究場所。祭祀是書院組織存在的三大功能之一，探討書院祭祀的起源、對象、經費來源、儀式和式微，并對書院的教育功能進行了論述，以期對當代高等教育有所啟示。

[關鍵詞]書院；祭祀概況；功能

一、書院的祭祀概況

1．書院祭祀溯源

祭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民間祭祀的類型分為：天地山川崇拜及祭祀；祖先崇拜及祭祀；君師圣賢崇拜及祭祀?？梢哉f，學校祭祀起源于上述的祖先崇拜及師賢崇拜。對于祖先的祭祀從遠古時代就開始了，這種活動主要是在家祠中進行，君主則在太廟中進行。反映在教育活動上，便是祭祀儒學的祖宗——孔子及其一大批圣哲與先儒、先師先賢、鄉宦鄉賢。而這些先師先賢是文化學術的祖先，他們不是同宗同姓，不好在家祭中進行，但他們又是思想的指導、行為的標準，屬于整個社會，放在學校這種文化機構中進行，是非常適宜的。

書院祭祀的前身應該是這些古代學校的釋奠與釋菜典禮。正史上記載書院起始于唐代，但唐代只有麗正書院和賢殿書院，且只是兼藏書、校書與皇家禮儀及學術顧問于一體的機關，并不是教育機構。我們所指的有教學活動的書院出現在中唐以后。隨著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的出現，它沿襲了古代學校祭祀先賢的傳統，開始了書院除藏書、教學之外的另一個功能——祭祀。如北宋開寶元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創建岳麓書院，咸平二年(999年)，由潭州太守李允擴建，“揭以書樓，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從此岳麓書院講學、藏書、供祀三個組成部分的規制形成，成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

書院是中國古代一種獨特的教育機構。它萌芽于唐，興盛于宋，延續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為新式學堂，延綿1000余年，對我國古代文化教育、學術思想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古代書院是一種綜合型、多層面的文化教育組織模式，具有多種社會文化功能論文。

書院的社會教化功能

書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種載體，“以詩書為堂奧，以性命為丕基，以禮義為門路，以道德為藩籬”（王會厘等：《問津院志·藝文·問津書院賦》）。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書院尤其重視道德教育：訂立學規，用封建綱常倫理來約束規范士子的行為；祭祀先圣先賢，以此樹立楷模，引導士子見賢思齊。通過各種制度的實施，書院培養出許多傳承忠孝之道的倫理型人才。他們在非常時期所表現出的高尚氣節令人動容。南宋末年，元軍包圍長沙三個月，“長沙之陷，岳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學案·麗澤諸儒學案序》）。饒州城失守時，白鷺洲書院的創建人江萬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兒子也相繼投入池中，以示“與國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學于白鷺洲書院的文天祥。德祐（1275年）初，元軍進逼宋都臨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國的決心，毅然應詔募兵勤王。臨安陷落后，文氏仍堅持抗元斗爭，后被元軍所俘，從容就義。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詩句，激勵過無數代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見，書院對士子進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淺。書院還直接對社會成員進行教化，問津書院明代山長蕭繼忠與某屠戶的對話極為典型。蕭氏在一屠戶家避雨，屠戶問道：“蕭先生乎？近來所講何學？”蕭答：“不過平常日用事?！蓖缿粲謫枺骸八v某等亦可為否？”蕭答：“何不可，即如爾業屠，戥稱如制即是圣賢事……今教爾每事只要問此心安否，心不安處便不做，便是圣賢學問。”（《問津院志·講學·記蕭康侯逸事》）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蕭山長幾句深入淺出的話語，深深觸動了屠戶的心靈，使其從此以后“悉改向所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賢、鷺州兩書院設壇講學，在講到“長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時，“有兄弟具牒互訴者亦在坐，聽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楊家駱：《書院制之緣起及其優點》，《東方雜志》第37卷第15號），兄弟倆盡棄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贊曰：“然則書院之設，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關于世教豈淺鮮哉?！保ā秵柦蛟褐尽に囄摹ぶv學原序》）

書院的知識傳播功能

書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層顯貴壟斷教育的特權，為下層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首先，書院教育培養了眾多的優質師資?！笆恐艘?，猶農之耕也?！保ā睹献印る墓隆罚┟献拥倪@句話說明，在古代中國，讀書做官是天經地義之事。而書院教育卻反其道而行，提出士與利祿相分離的主張，認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學習、研究及傳播學術文化知識。在這種思想的教育下，從宋代起，書院產生了一批以學術與文化教育為終生職業的平民學者，他們“或教小學養生”，使得窮鄉僻壤也能傳出瑯瑯讀書聲。其次，最基層的書院成為啟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體機構。古代中國是幅員遼闊的農業國，絕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廣袤的鄉村山寨，遠離城市，且“其居去庠序遠”。為解決子弟受教育的大事，當地人在本鄉本土建立家族書院或鄉村書院，聚集藏書，擇聘名師，招收本族、本鄉子弟讀書其中，從而使“文風日盛，學子日多”。鄉村書院在全國分布極廣，數量極為可觀，承擔著僻遠地區普及文化知識的任務。再次，明代書院的開放講學，以及儒學詮釋的世俗化，帶來文化學術的下移。王陽明提出“圣愚無間”的致良知之說，在“圣人可學而至”的思想指導下，各地書院紛紛向平民百姓開放，據載：“虞山會講，來者不拒。人皆可以為堯舜，何論其類哉！凡我百姓，年齒高者，與年少而知義理者，無分鄉約、公正、糧里、市井、農夫，無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見者，許自己上堂講說?！保◤堌镜龋骸队萆綍褐尽∫罚┩蹰T學者將儒學的深奧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語向百姓宣講，并逐漸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過去只能在廟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學道理，過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學術由上往下的轉移。

書院的學術傳承功能

[摘要]書院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教育機構和學術研究場所。祭祀是書院組織存在的三大功能之一，探討書院祭祀的起源、對象、經費來源、儀式和式微，并對書院的教育功能進行了論述，以期對當代高等教育有所啟示。

[關鍵詞]書院；祭祀概況；功能

一、書院的祭祀概況

1．書院祭祀溯源

祭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民間祭祀的類型分為：天地山川崇拜及祭祀；祖先崇拜及祭祀；君師圣賢崇拜及祭祀?？梢哉f，學校祭祀起源于上述的祖先崇拜及師賢崇拜。對于祖先的祭祀從遠古時代就開始了，這種活動主要是在家祠中進行，君主則在太廟中進行。反映在教育活動上，便是祭祀儒學的祖宗——孔子及其一大批圣哲與先儒、先師先賢、鄉宦鄉賢。而這些先師先賢是文化學術的祖先，他們不是同宗同姓，不好在家祭中進行，但他們又是思想的指導、行為的標準，屬于整個社會，放在學校這種文化機構中進行，是非常適宜的。

書院祭祀的前身應該是這些古代學校的釋奠與釋菜典禮。正史上記載書院起始于唐代，但唐代只有麗正書院和賢殿書院，且只是兼藏書、校書與皇家禮儀及學術顧問于一體的機關，并不是教育機構。我們所指的有教學活動的書院出現在中唐以后。隨著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的出現，它沿襲了古代學校祭祀先賢的傳統，開始了書院除藏書、教學之外的另一個功能——祭祀。如北宋開寶元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創建岳麓書院，咸平二年(999年)，由潭州太守李允擴建，“揭以書樓，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從此岳麓書院講學、藏書、供祀三個組成部分的規制形成，成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

[摘要]面對儒、佛、道之學的沖突與碰撞，儒學大師程顥、程頤汲取佛、道之長，創立“洛學”一派。尤其是二程以書院為陣地，使洛學得以傳播和弘揚，成為北宋末年的“顯學”，更使宋代河南書院得以快速發展。這種學術與書院的結緣對后世學術與書院的發展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關鍵詞]洛學；二程；宋代；河南；書院

一、洛學因河南書院得以形成和弘揚

北宋時期，程顥、程頤兄弟二人積極從事講學活動，史載．“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因二程長期生活并講學于洛陽，故世稱“洛學”。特別是二程將書院這一新型的教育機構作為講學和學子聚會學習之所，諸如伊川的鳴皋書院、登封的嵩陽書院等河南書院也成為洛學得以孕育和弘揚的土壤。

1．“洛學”創立于二程

宋初，統治者采取“興文教，抑武事”的“右文”政策。宋真宗除尊儒之外，還推崇佛道，承續隋唐以來三家鼎立的態勢。面對這種文化沖突與碰撞，儒學在佛老之學的蔓延和滲透下，汲取佛道兩家之長，經過程顥、程頤的改造和發展，“洛學”應運而生，誠如《濂溪學案》所載：“孔、孟而后，漢儒止有傳經之學，行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圣學大昌。”可見，二程上承周敦頤(元公)并開創洛學，將儒學發揚光大。程顥(1032—1085)，因以“明道”為己任，世稱明道先生。其弟程頤(1033—1107)，因居臨洛陽伊川，后人稱為伊川先生。程顥因明顯站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保守派一面，遂退居閑職，但有更多時間和精力轉向學術和教育活動。程頤24歲“游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先生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程頤在太學讀書時，與呂希哲為臨齋，呂希哲的父親呂公著便讓其子拜程頤為師，程頤便收了第一個學生。以后呂希純、楊應之等相繼拜程頤為師，從學者遂眾。雖然程頤后來經司馬光、呂公著等人推薦，以布衣應召入京，開始了下半生人仕、遭貶的生活，但大半生在河南書院聚徒講學，著書立說，伊洛河流域灑遍了二程的足跡。雖然二程“一生遭遇坎坷，政治上不得志，但在教育和學術上很有成就”。

[摘要]人文教育滲透到書院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之中，既體現在學規之類的制度化文件中，亦在書院內部環境的創設、祭祀等方面鮮明地體現出來。為使人文教育得到落實，大多數書院都重視解決人文教育與科舉應試之間的矛盾，使二者統一在書院的教學之中。

[關鍵詞]書院；人文教育；學規；科舉

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大學將進入社會的中心，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運作，這使得大學的功利趨向愈來愈明顯，直接影響到大學人文教育的實施，甚至因過分強調科學教育，使得大學淪為職業培訓機構，這既不利于大學生的全面發展，也不符合大學自身的發展邏輯。人文教育是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主要特點，并形成了實施人文教育的較為完備的制度，挖掘古代書院人文教育的理論是構建當代大學人文教育理論的重要基礎。本文主要從探討儒家人文精神出發，對書院人文教育進行分析，力圖管窺書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為當代大學人文教育理論建設提供些許借鑒。

一

北宋以降，書院逐漸發展成為傳承、創新和普及儒家學說的重要機構，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發展中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梢哉f，書院是儒家文化傳播、創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動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踐履者。

儒學是以人為本位的學說，主要表現為在對人的價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時，也強調人應該具備社會責任心，并認為這二者之間存在前后依存的關系，即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內圣外王之道”，通過“正心”、“誠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達到“內圣”的境界。在此基礎上，儒家學者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即所謂的“外王”。這種由內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內涵。換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其一，士人通過忠實踐履儒家的道德規范，并將其內化為自身人格、價值的追求方面，使個體道德達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將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諸實踐，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將這種人文精神滲透到教育的各個環節，使中國古代教育呈現出典型的人文特色。書院教育不僅將以道德養成為核心的人文教育擺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來設計人才培養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貫徹落實。

[摘要]古代書院在培養人才、化育人生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這與書院的課程體系是分不開的。書院以“明人倫”和“傳道濟民”為依據，設置了以經學為主體，以史學為補充的基本德育課程體系。

[關鍵詞]古代書院；德育；課程體系；構建

一、“明人倫”和“傳道濟民”是德育課程設置的依據

書院作為我國古代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在培養人才、傳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書院在封建社會中后期之所以能產生如此舉足輕重的歷史影響，與書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開的。書院教育家在積極審視和反思官學流弊的基礎上，提出了“明道”、“傳道”的辦學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書院以救學校之失”，傳播圣學、發明圣道。為了貫徹落實書院的辦學宗旨，書院教育家不僅采取靈活多樣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學規和“課考”為核心的考評制度，還精心設置了書院教育的課程體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書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課程也就成為書院課程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書院對教學內容的選擇有著嚴格的規定，書院教育家對課程都持謹慎態度，并且對此有專門的論述。白鹿洞書院大師朱熹就曾指出：“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是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睆闹祆涞难哉摽梢缘贸鲆韵聝牲c：其一，無論學生還是教師，必須知道“學之有本”。教學是有“本”可循的，學習也必須根據“本”按部就班地進行。其二，學者不能惟書是“本”，惟書必讀，必須有正確的求學目標，既不能在“記誦訓詁文辭”之間耗費精神，更不能于“釣聲名干利祿”中皓首窮經，否則只能導致讀書越多而堯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賢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學之有本”是教學中的大事，教師必須對教學內容進行精心選擇。朱熹在這里所談的不僅是自己多年教學實踐的體會，也反映了書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們看來，書院以接續圣道、扶植綱常為辦學宗旨，其教育目標在于培養既具有圣賢人格又具有濟世救民之才能的體用兼備的理想人才，因而書院設置的課程體系必須要服從和服務于這一培養目標，而不能什么課程都教，什么內容都學。

縱觀書院的德育課程，盡管不同時期不同書院設置的課程略有差別，但它們大都以儒家的倫常道德觀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種待人、處事之道為德育課程設置的依據。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張把“父子有親”等五種人倫道德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朱熹將這五者列為“五教”之目，他認為書院應該以這些儒家傳統的最基本的倫常原則與規范來教育生徒，“學者學此而已”。王陽明也在《增修萬松書院記》中指出，書院所教所學就是明倫之學。他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痹跁航逃铱磥恚鱾愔畬W是古圣先賢一脈相承的傳統，天下古今圣賢都要以此為學。清道光年間曾任教于鰲峰書院的陳壽祺在其《示鰲峰書院諸生》中指出：“書院之設……招徠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與講明義理，以為身心性命之助?！憋@然，陳壽祺認為書院的教育目標是通過傳授儒家經典、“講明義理”來輔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梢?，從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陽明的“明倫之學”，再到清代陳壽祺的“講明義理”，都說明書院所實施的是一種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的教學。書院教育家通過傳授“圣賢，人倫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夠“尊德性”，“明人倫”，達到圣賢人格的教育目標?！懊魅藗悺焙汀爸砹x”的德育內容被書院置于特別突出的地位。

在一個周末，我來到五夷山。茫茫煙雨之中，只見蜿蜒浩蕩的九曲溪環繞著座座俊秀的山峰。山上流下無數飛瀑，山色雄奇神秘。當我登上天游峰頂時，一片云霧襲來，眼見附近山峰由彩色畫面變成一幅水墨畫；當云霧退去時，黑白畫面又恢復了豐富的彩色。我不禁想象，當初朱熹和他弟子們沐浴在這樣的山光水色之中，難道不會對他們的思想文章產生重要的影響嗎？

想起朱熹，自然想到五夷精舍，于是匆匆來到云窩附近的精舍遺址。當年書院的遺跡幾乎無法辨認，然而精神似乎決定了物質。這里正在興建一座名為紫陽書院的仿古建筑。在南宋時，這里與杭州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偏遠邊疆。但兩者不僅在景色上各有千秋，而且各為一個中心。杭州是政治中心，五夷山則是文化中心。在杭州，有人造的宮室園林；在五夷山，則有自然的奇峰曲水；在杭州，有繁雜的宮廷禮儀；在五夷山則有坦蕩的學術爭鋒。比起杭州，五夷山更為自然，更為超越。這種自然的與人文的背景似乎孕育了宋學的風格。

從唐到宋，中國社會正如許多著作家所說，發生著一個重大的轉折。隨著人口的增加，社會變得更為復雜，以傳統的世家大族為基礎的政治結構越來越難以駕馭整個社會。作為結果，唐代開始了科舉制度，又引起了世族大家的進一步衰落。盡管先秦儒學完成了將原始宗教理性化的過程，但仍沒有完全超越家族制度。在另一方面，理性主義的儒學雖然能夠激勵士人超越生命，對普通老百姓則借用傳統的祖先崇拜維持信仰。與從印度傳入的佛教相比，儒學似乎缺少神圣性。再加上工商業的發展，科學技術的增進，又擴大了知識的視野。這時的儒學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于外部資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則要發現更為普適的宇宙原理與社會準則。很自然，更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莊哲學就成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養分?！白匀弧迸c“名教”之爭，就代表了用更超然、更優越、更永恒的自然之道對人間制度的批判和挑戰。借助于“道”的概念，儒學的“天”可以深化為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共通的規則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層面，“天理”之天更為神圣，既可以統攝更大范圍的社會，又可使人的心靈有所寄托。在社會層面，比之“禮”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質。既超越家族，又超越皇權。相信“理一分殊”，宋儒們并不僅限于對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們也在各種具體的知識中豐富對一以貫之的“理”的認識。對“格物致知”的執著，又使宋代儒學包容了科學的成分。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民間書院中。除了五夷精舍外，還有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嵩陽書院等等。應當承認，官方的學術機構對于學術的普及和發展仍有著重要的意義。由于官方的雄厚資源，官學在整理已有文獻的集大成方面有著優勢，如《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的編纂。然而官學容易受到政治傾向的影響，在學術上禁忌較多，缺少創新精神，易于陷入僵化。古今中外，真正的學術創新和思想革命幾乎都發生在民間學術機構之中。先秦儒學誕生于孔子的私學之中；老子雖是周王朝官方圖書館的學者，但《道德經》卻是在他走到民間以后寫就的；宋代的儒學革命則出現于民間書院之中。很難想象，有周敦頤而沒有濂溪書院，有二程而沒有嵩陽書院和伊川書院，有朱熹而沒有岳麓書院、鵝湖書院和五夷精舍，有張載而沒有橫渠崇壽院。在民間的書院中，由于沒有政治傾向的約束，學術可以朝各種可能的方向發展，從而更有“自由之思想”；書院也多自成一體的財政機制，如多有學田，從而在經濟上保證了“獨立之精神”；書院的“會講”制度，成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競爭和交流的機制，進而激發了更多的學術創新；不同學派一流高手的“會講”，如岳麓書院的“朱（熹）張（軾）會講”，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更成為千古文化盛事；書院本身的學生，自然也就成為新思想體系的載體，成為不同思想的“市場”，最終決定著這些學術創新的命運。因此，毫不夸張地說，沒有書院就不可能出現宋代的儒學革命。而儒學革命所形成的宋明理學，順應了唐代以后中國社會的變化，成為了宋以后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從而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變革。

而從西方歷史來看，近現代大學的崛起，則幫助了西方世界完成了重要的歷史變遷，即文藝復興運動導致的現代化。自中世紀末期起，在教會的大學中就開始了對古希臘文獻的翻譯工作，這些文獻顯然對后來的文藝復興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在這以后，大學承當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識創新的角色。這一切成功都和大學的本質相關。由于著名大學多是民間非盈利的私立大學，在這里任何對思想的干擾都受到了排除，因而思想是自由的；與之相關，大學的基本精神包容了不同學派、不同領域甚至不同文化，雖然在實際中，最后一個方面的包容性較差。這也可以從大學的拉丁文詞根ūniversus中看出，其字面意思是“一個特定的方向”，但實際意思是“作為全體、全部”的意思，與universe即“宇宙”的意思相近。大學還有很好的辯論風尚和批評規則。我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時，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各種各樣的學術討論會。學院經常邀請其他機構的學者來演講，然后進行討論。思想爭鋒異常激烈。因為自由，因為“全”，因為存在著公平的學術競爭與交流，才能造就大師級的人才，因為他可以自由選擇任何文化或知識的組合進行學習，并在學術交鋒中激發出新的靈感，改進自己的理論，從而會產生我們永遠想象不到的學術結果來。

一、“明人倫”和“傳道濟民”是德育課程設置的依據

書院作為我國古代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在培養人才、傳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書院在封建社會中后期之所以能產生如此舉足輕重的歷史影響，與書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開的。書院教育家在積極審視和反思官學流弊的基礎上，提出了“明道”、“傳道”的辦學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書院以救學校之失”，傳播圣學、發明圣道。為了貫徹落實書院的辦學宗旨，書院教育家不僅采取靈活多樣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學規和“課考”為核心的考評制度，還精心設置了書院教育的課程體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書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課程也就成為書院課程最基本的組成部分。書院對教學內容的選擇有著嚴格的規定，書院教育家對課程都持謹慎態度，并且對此有專門的論述。白鹿洞書院大師朱熹就曾指出：“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是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睆闹祆涞难哉摽梢缘贸鲆韵聝牲c：其一，無論學生還是教師，必須知道“學之有本”。教學是有“本”可循的，學習也必須根據“本”按部就班地進行。其二，學者不能惟書是“本”，惟書必讀，必須有正確的求學目標，既不能在“記誦訓詁文辭”之間耗費精神，更不能于“釣聲名干利祿”中皓首窮經，否則只能導致讀書越多而堯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賢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學之有本”是教學中的大事，教師必須對教學內容進行精心選擇。朱熹在這里所談的不僅是自己多年教學實踐的體會，也反映了書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們看來，書院以接續圣道、扶植綱常為辦學宗旨，其教育目標在于培養既具有圣賢人格又具有濟世救民之才能的體用兼備的理想人才，因而書院設置的課程體系必須要服從和服務于這一培養目標，而不能什么課程都教，什么內容都學。

縱觀書院的德育課程，盡管不同時期不同書院設置的課程略有差別，但它們大都以儒家的倫常道德觀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種待人、處事之道為德育課程設置的依據。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張把“父子有親”等五種人倫道德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朱熹將這五者列為“五教”之目，他認為書院應該以這些儒家傳統的最基本的倫常原則與規范來教育生徒，“學者學此而已”。王陽明也在《增修萬松書院記》中指出，書院所教所學就是明倫之學。他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痹跁航逃铱磥?，明倫之學是古圣先賢一脈相承的傳統，天下古今圣賢都要以此為學。清道光年間曾任教于鰲峰書院的陳壽祺在其《示鰲峰書院諸生》中指出：“書院之設……招徠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與講明義理，以為身心性命之助?！憋@然，陳壽祺認為書院的教育目標是通過傳授儒家經典、“講明義理”來輔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可見，從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陽明的“明倫之學”，再到清代陳壽祺的“講明義理”，都說明書院所實施的是一種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的教學。書院教育家通過傳授“圣賢，人倫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夠“尊德性”，“明人倫”，達到圣賢人格的教育目標?！懊魅藗悺焙汀爸砹x”的德育內容被書院置于特別突出的地位。

揭橥史實，書院所傳授的“明人倫”之學，是關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處世的學問。它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樹立儒家的倫常觀念和完善人的內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當處理各種人倫關系，進而積極用世，以促使整個社會達到一種和諧有序的狀態。書院進行人倫教育，不僅致力于提高生徒的道德修養，使生徒自覺成為具有封建道德的圣賢，同時還堅持傳授經邦濟世、通達倫常的致用之學，使生徒能夠擔負起傳道濟民的重擔。教育家非常反對高談心性而不求治用的學風，抨擊官學中的“學者多尋空言，不究實用，平居高談性命之際，疊疊可聽，臨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等弊病。岳麓書院的主教張栻更是教育生徒樹立“士志于道”的價值取向。他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一文中明確指出：“蓋欲造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睍撼珜У倪@種由內圣開出外王的心性道德之學，恰好表現了讀書人致君澤民的理想和豪情，也承載著“明人倫”和“傳道濟民”的統一?？梢哉f，書院德育課程就是依此而設置的。

二、經學是書院德育課程體系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