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范文10篇

在全球化和跨國資本主義時代,文化的邊界開始變得愈來愈模糊,民族國家概念下穩定的主體性開始處在不確定性之中。邊界的模糊帶來的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雜交”狀態。在電影生產領域,民族電影的概念不斷受到挑戰,全球范圍內的跨國、跨區域制作使一部電影的“血統”難以進行辨認,“將民族身份看成是至為根本而又一成不變的表現模式”逐漸遭到瓦解[1]。資金來源的復雜化,主創人員的國際化背景,各大電影節的推動,都使得當下的電影生產成了多種權力角逐的場域,而臺灣外向型的經濟模式和臺美之間的特殊關系更使得臺灣電影的生產成為了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最前沿之一。在此意義上,臺灣電影對西方“他者”的呈現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化所可能達到的深入程度,一方面也反映了跨國資本主義時代臺灣人對自我身份的建構。

臺灣在歷史上曾屢遭外來勢力的殖民統治,多種文化的影響乃至交融形成了當代臺灣文化的“混合”特質。1945年臺灣光復后,本應進行的殖民反思和族群融合卻因時代局勢的風云際會而未能及時展開。時至今日,統、獨意識形態分野所造成的族群分裂已成為了臺灣社會的主要癥候。對于臺灣被日本殖民的歷史以及這段歷史經長時間的發酵所引發的后續影響,臺灣電影多有涉及。自1987年臺灣實施“解嚴”以來,塵封的歷史問題再次浮出了水面。隨著本土意識的覺醒,對身份的尋求成為臺灣電影非常熱衷表現的母題。然而吊詭的是,對于另一段殖民經驗,臺灣電影卻很少觸及。眾所周知,美國對臺灣有著“全方位的,持續不斷的,有時候是直接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影響”[2]。在整個冷戰時期,臺灣當局在經濟上依賴“美援”,政治和外交上甘當美國反共的橋頭堡,在文化的各個方面幾乎都依附于美國。在臺美關系中,臺灣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美國一方面通過其強大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來控制臺灣,另一方面則通過其威力巨大的流行文化將西方的民主觀念和生活方式傳播到臺灣。東、西兩種文化的碰撞與對話對臺灣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因此,探究臺灣電影中的殖民經驗和身份認同時,忽略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化對臺灣殖民經驗的塑造是會存在偏頗的。與對臺日關系進行反思的電影作品相比,臺灣電影對于臺美關系的反省并不充分。這自然可以被解釋為美國對臺灣的影響畢竟只是一種外部影響,與當年日本的直接統治并不相同。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絕對數量上的差異也可能反映了后殖民主義的又一特征:即殖民者破壞了被殖民者的心靈、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而代之以宗主國的意識形態,被殖民者因而被趨同化了。正如杰姆遜所言:“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和力比多趨和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盵3]據筆者的統計,臺灣電影中直接涉及臺美關系和美國人形象的影片有:《源》(1979年)、《兒子的大玩偶/蘋果的滋味》(1983年)、《推手》(1991年)、《喜宴》(1993年)、《袋鼠男人》(1994年)、《少女小漁》(1995年)、《太平天國》(1996年)、《蛋》(2000年)、《雙瞳》(2002年)九部影片。而這些影片根據其內容又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是對不正常的臺美關系進行批判;二是跨國資本主義時代和全球化背景下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對話。通過對上述影片的解讀,可以分析臺灣電影在后殖民語境與全球化背景下對于自我身份認同是如何表述的。

一、后殖民語境下臺美關系的書寫

1949年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以后,臺灣就成了美國東亞戰略的一顆棋子。尤其是在朝鮮戰爭和越戰期間,臺灣因為其戰略位置之便,成為美軍后勤補給地,這給臺灣當局帶來了相當的外匯。到了上世紀70年代,隨著冷戰格局發生變化,臺灣迎來了其慘淡發展時期。退出聯合國、尼克松訪華、中日以及中美相繼建交,這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臺灣社會產生了相當大的震動。臺灣一下子似乎成為了世界的棄兒。為了重振臺灣社會的信心,國民黨當局責成公營的“中影”公司拍攝了一系列抗日電影,如《英烈千秋》(1974年)、《八百壯士》(1975年)、《筧橋英烈傳》(1975年)等。這些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籠罩整個臺灣社會的挫折感,也適時地弘揚了愛國主義乃至民族主義精神。對于美國的“背信棄義”,臺灣當局敢怒不敢言,自然只能將怒氣全部撒在日本頭上。到了1980年代,隨著黨外政治運動的風起云涌,臺灣社會氛圍有所松動。在電影界,“臺灣新電影的橫空出世是寫實主義美學精神的一次復歸與深化,同時也是對以前臺灣瞞和騙的文藝創作理念的一次反撥”[4]。新電影對于許多現實問題并不回避,因此此前難以想象的一些題材也被搬上了銀幕,這其中就涉及非常敏感的臺美關系。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中《蘋果的滋味》一段就對不正常的臺美關系提出了正面的批判與反思。另一部對不正常的臺美關系提出質疑和批判的電影是在十多年后才出現,即吳念真執導的《太平天國》(1996年)。除了僅有的這兩部影片,我們發現其它絕大多數臺灣電影對臺美關系的反省似乎并沒有太多的興趣。在闡釋邊界開放的前提下,筆者傾向于認為,臺灣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長期以來對美國的扈從化,也許由屈服而變成一種集體無意識,或者無可奈何,乃至于形成一種心靈“內部”的殖民,而這種無意識的屈服正是不正常的臺美關系的顯影。值得注意的是,兩部影片都將美國人塑造成“他者”進而對自我身份進行確認,從而將本土意識深深地鐫刻進影像文本之中。

《兒子的大玩偶》(Son’sBigDoll)由侯孝賢、曾壯祥、萬仁執導,其中萬仁執導的《蘋果的滋味》的內文本和外文本都值得細讀。由于影片涉及不正常的臺美關系,臺灣制片商害怕影片在當局的審查中引來麻煩,就自行將影片中的一些場景剪掉。這一舉動在臺灣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并在最后引發成了著名的“削蘋果事件”。影片講述由鄉下來臺北謀生的江阿發被美國駐臺灣的格雷上校的汽車撞斷了腿,為了不引起民間情緒,美國駐臺辦事處把江阿發送到了豪華的美國海軍醫院,并答應承擔巨額賠償。于是撞人者與被撞者的關系發生了諷刺性的大反轉,格雷上校儼然成為了江阿發一家的恩人。不但周圍的人對江阿發一家非常羨慕,就連作為受害者本人的江阿發也沉浸在對未來生活的幸福幻想中。影片通過很多細節來呈現這種不正常的臺美關系。比如在江阿發被撞的場景中,阿發倒在血泊中,格雷上校汽車上的美國國旗則迎風飄揚。在黑暗的美國駐臺灣辦事處,一名工作人員和格雷上校的通話中,不僅交代了臺美之間不正常的關系,而且通過光影的運用,使這一場景讓人聯想到美國才是臺灣的幕后老板。父親被格雷上校的汽車所撞,江阿發的兒子們卻對自己能因此坐上美軍的汽車非常開心,痛苦反倒成為他們向同學炫耀的資本。醫院的場景中,影片通過白色墻壁所產生的反光營造了一種天堂般的幻覺,這與江阿發一家居住的臟亂的貧民窟形成鮮明的對比。醫院大廳上方的美國國旗高高在上,形成了對江阿發一家居高臨下的俯視。在格雷上校給了江阿發五萬塊錢賠償并答應送阿發的女兒去美國留學后,躺在病床上的阿發對格雷上校連說對不起,身體和精神上所受的傷害被輕易地遺忘了。至于格雷上校這一形象,作為事件的當事人之一,他的冷靜和江阿發一家的急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以一種他者的冷靜眼光觀察著周圍的一切,在他的眼神中,處處留露出對東方民族的好奇,臺北臟亂的貧民住宅區和中國人的家庭結構都令他感到詫異?！短O果的滋味》固然對臺美之間不正常的關系提出了質疑和批判,但由于篇幅所限,其對于這種關系只是做了簡要的呈現。對臺美關系比較深入地加以剖析的是吳念真導演的《太平天國》。影片的英文名BuddhaBlessAmerica,直譯便是“佛祖保佑美國”。這其中充滿了對不正常的臺美關系的諷刺與戲謔。影片講述的是美軍將要在臺南鄉間進行一場軍事演習,為了配合這場演習,村民平靜的生活完全被打亂了:孩子們停課,當局動員全村人搬到小學教室居住。

臺灣地區的民主進程一直被大陸許多學者甚至官員視為是此岸同一進程的先行者。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經驗與教訓都會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

以1987年開放黨禁、報禁為發韌的臺灣民主進程，迄今已有20年歷史。期間的執政黨輪替大概是最震撼的成果，但也被視為民主制度的正常現象。但是，自民進黨二度執政后，陸續暴露出其民主制度下的種種弊端，諸如上至“第一家庭”、下至方方面面的弊案連連，現行制度對“總統”腐敗的無能為力（“立法院”“三罷”不成，代表社會良知的政治家與百萬“紅衫軍”群眾的悲情抗議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以及執政黨在政績乏善可陳、全面腐敗、其領導人人格破產的情況下，居然基本盤穩固，仍然贏得高雄市長的選舉，等等。

臺灣的民主進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現象，雖然已經走過了20年，但我們可以說它仍處在民主制度建設的“初級階段”。因此，對于它的種種“亂象”，此岸的我們宜以冷靜客觀態度對待之。不過既然我們認為它是“先行者”，就應該認真地分析其經驗教訓何在，以在此岸的必然的民主進程中避免重蹈覆轍。當前有兩種觀點是需要克服的：一是一味淡化臺灣民主亂象的負面影響和重大教訓，認為即使如此也比某某好了許多；二是全面否定臺灣的民主制度建設，睥睨哂笑道：“你看它亂了吧”，從而為維護此岸的現狀制造依據。

從臺灣民主亂象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啟示呢？

我以為可以有以下幾點：

一、民主制度是防止腐敗的最好方法

我們在2002年5月13日至5月25日赴寶島臺灣參加了“海峽兩岸大城市災害防御研討會”，在臺灣考察了多處2000年“9.21”大地震遭破壞遺址。但令我們感受最深的還是臺灣公眾的防災自護能力與意識。

在福華飯店提供給客人免費資料中最為醒目的是用中、英、日三種文字寫的酒店防災安全措施，它較為生動及詳盡地介紹了在“萬一發現火災時”“萬一難以逃脫時”“萬一發生地震時”的緊急對策。

5月15日正值大會學術報告時，會議在臺北市防災科學教育館第10層學術報告廳舉行。大約上午11時42分，會場上強烈地搖晃起來，其動感十分顯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須抓緊扶手，地上的花籃掀翻了。面對此情此景，學術交流仍在有序地進行，全場120名聽眾基本上無緊張神態。整個地震時間大約持續了25秒。

當學術報告結束后，專家代表們才用手機向各地撥打電話。據悉整個有線與無線系統中斷近5分鐘。中午12點臺灣“氣象廳”便報告說此地震震中在距臺北市僅60公里的宜蘭海上，震級為里氏6．5級。

為什么臺灣公眾有如此到位的防災意識呢？這不單單是由于臺灣省頒布了綜合減災的災害防御法，更在于有法制指導下的防災意識教育。如臺北市防災科學教育館“9?21”大地震前夕建成并向市民及學生開放，現已開放的防災科學文化教育課程及展覽訓練內容有：各種災害的影像播放廳、兒童專門防災教室、綜合性災害通報指揮室、氣象災害展示區、地震體驗區及緊急救護訓練區、火災體驗室及煙霧模擬救難室、高層建筑室外逃生演練裝置。

可貴的是，此樓內所有設施還有專門為殘疾人服務的標識，這表明安全減災作為一種現代文明的標志，也必須要直接為城市的弱勢群體服務，而且所有這些教育內容均是免費的。據該館館長介紹，自幼2000年開館迄今，接受過較正規訓練的市民及中小學生已近50萬人次。

親愛的臺灣同胞們，你們好！

中華民族傳統節日新春佳節又來到了。丁亥除夕的爆竹即將放響，戊子新春的屠蘇已然飄香。在這辭舊布新、春滿山河的喜慶氣氛里，我謹代表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向廣大的臺灣同胞——我們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致以節日的問候和新春的祝福！

共同的血脈文化，共同的兩岸關系前途，共同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遠景，把兩岸同胞緊緊地連在一起。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十三億大陸同胞和兩千三百萬臺灣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

在過去的一年中，兩岸同胞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我們風雨與共，有力回擊了“臺獨”分裂勢力的挑釁，維護了兩岸關系基本穩定。我們同心攜手，大力推動彼此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達到新水平，感情更增進、合作更深化。公務員之家:

年是兩岸關系進程中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我們將牢牢把握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主題，真心誠意地為兩岸同胞謀福祉，堅定不移地為臺海地區謀和平。兩岸同胞理應增進相互理解，摒棄分裂對抗，追求合作雙贏，共同開創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新局面，維護好、建設好我們共同的家園，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天地風霜盡，乾坤氣象和”。衷心祝愿臺灣同胞幸福安康，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中華民族繁榮昌盛！

一、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

臺灣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1959年臺灣出現第一宗對外直接投資案。三年之后，即1962年才出現第二宗對外直接投資案，發展之緩慢可見一斑。直到1973年，投資論文臺灣對外直接投資案僅增加到72項，這一狀況反映出工業化初期的臺灣，經濟實力并不強大。

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臺灣經濟穩步發展，經濟實力大為增強，臺灣當局改變對外投資政策，規定：“海外投資申請，凡符合以下兩個條件之一者，皆可獲得批準，一是投資項目有助于資源匱乏的臺灣獲得所必需的原料；二是投資項目有利于臺灣出口商品占領或保護海外銷售市場。”由于政策的驅動作用，臺灣對外投資趨于活躍，對外投資項目增加到142件，相當于前一階段的兩倍，投資金額也達到1.98億美元。期間，僅1981和1982兩年的對外投資，就超過整個70年代的對外投資總額。

80年代中期以后，島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臺灣經濟面臨空前嚴峻的考驗：在經濟方面，出于對美貿易的巨額順差迫使新臺幣大幅升值；金融市場的動蕩導致投資環境惡化；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導致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力下降；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導致臺灣出口產品備受狙擊。在政治方面，雖然軍事戒嚴令的解除使得臺海兩岸出現互動，但李登輝大搞分裂主義活動———不但想分裂祖國，也想分化國民黨；陳水扁上臺以后，在“臺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兩岸關系變得更為緊張；島內政治經濟環境日趨惡化，政治風險進一步加大。

為了擺脫政治經濟因境和空前孤立的外交困境，擴大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80年代后期以來，臺灣當局一再放寬臺商對外投資的限制，甚至提出“南向政策”，鼓勵臺商向東南亞投資。廣大臺商為了求生存、求發展，也乘勢擴大對外投資，不過不是向南投向東南亞，而是向西投進祖國大陸。2000年，臺灣對外投資總額達76.84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尤其是對祖國大陸的投資更呈現出不可遏止之勢。2001和2002年，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略有下降，但對大陸投資卻繼續增長。特別是2002年，對大陸投資大幅增加，達到67.23億美元，占當年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的66.6%。2003年春夏之間，雖然受到“非典”的影響，臺商前來大陸投資的熱情依然非常旺盛。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臺灣的對外直接投資，一是起步比較早，但初期的發展較為緩慢；二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呈現出高潮迭起的發展態勢；三是臺灣作為海島型與外向型的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受到其自身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的制約，也深受國際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影響；不僅受到各種內外經濟因素的影響，而且也受到各種非經濟因素尤其是島內外政治局勢發展變化的影響。

內容提要：20世紀50年代初，臺灣開始了第一次，建立了自耕田制度，選擇了外向型農業經濟，并大力實施農業技術革新、農業機械應用和農作物品種改良等措施，使臺灣農業持續快速地發展。同時，實施了適度“盤剝農業”以培養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進入70年代后，隨著臺灣工業的快速發展，經濟結構迅速轉型，臺灣農業的比較優勢又迅速喪失。于是，臺灣又進行了第二次，廢除了土地兼并的限制，并采取了農產品價格補貼、關稅壁壘、財政轉移支付、提高農民福利、工業“反哺”農業等保護政策，以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積累了一些可借鑒的經驗與教訓。

關鍵詞：臺灣農業發展模式政策調整經驗教訓

現代以來，臺灣農業經歷了恢復——發展——停滯——轉型四個階段，反映了臺灣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興衰史。二戰期間，日本侵略者加強了對臺灣海峽的軍事控制，島內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箲饎倮螅_灣農業開始緩慢復蘇，但因內戰期間島內政局動亂，經濟發展再度受挫。20世紀50年代初，臺灣當局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和恢復經濟，實施了休養生息的農業政策，使臺灣農業得到了逐步恢復。從1953年起，臺灣農業進入了持續發展的黃金時期，闖出了一條人多地少、資源有限、市場狹窄且生產力落后地區發展外向型農業的道路。然而，隨著臺灣工業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迅速轉型，臺灣農業的比較優勢又迅速喪失，并從1969年起進入了停滯階段。于是，臺灣當局進行了多次的農業政策調整，出臺了一系列旨在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政策措施。本文擬就現代臺灣農業發展模式和農產品生產與貿易政策轉變等問題進行探討，以幫助讀者了解臺灣現代農業的發展歷程。

一、通過變革土地管理制度以解放農村生產力

二戰結束后，臺灣地區的土地管理制度仍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少數地主(11．7％)占領了大部分(56．0％)土地。據1948年統計，“當時臺灣總人口約740萬，農業人口約380多萬，農民75％是佃農，約有280萬，超過當時總人口的1／3?！雹贌o地和少地的農民靠租佃地主土地維持生活，佃農通常要將所收獲糧食的50％作為租金，其土地較好和肥沃地區，租率甚至高達70％。且不管年景好壞，地租照交不誤，農民辛苦勞作一年，只能得到少部分糧食，故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高。解放戰爭結束后，臺灣島內人口劇增，經濟秩序混亂，物資短缺，通貨膨脹，經濟面臨崩潰邊緣。于是，從1950年初開始，臺灣當局出臺了一系列旨在鼓勵農耕的政策措施，以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至1951年底，臺灣島內農業生產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水稻產量達到148．5萬噸，甘蔗產量達到202．2萬噸，農業生產年均增長率為13％。②雖然臺灣經濟得到了迅速恢復，但仍然無法解決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于是，在祖國大陸的影響下，臺灣當局也著手進行，以解放農村生產力。

①李松林著：《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

一、浙江地方金融發展概況

本文所指的浙江地方金融是指僅在浙江省各級行政區域范圍內設立的，受浙江各級地方政府行政事權管轄的法人金融機構及其融資業務。因此浙江地方金融機構僅包括以下幾類：注冊地及法人總部在浙江的銀行機構，包括股份制商業銀行（浙商銀行）、城市商業銀行、民營銀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及注冊地在浙江的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類金融機構。（一）地方銀行業。股份制商業銀行：作為浙江省內唯一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浙商銀行自2004年8月建立至今，成長迅速、發展良好，2016年末資產總額13548.55億元，在英國《銀行家》雜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銀行業1000強”榜單按總資產位列第131位。資產質量在主要商業銀行中保持相對優良水平，2016年不良貸款率為1.33%，低于全國商業銀行平均不良率。2016年底存款余額7362.44億元，較年初增長42.68%，貸款總額4594.93億元，較年初增長33.02%。城市商業銀行：浙江省的城市商業銀行大多從城市信用社改制而來，自1996年成立第一家城市商業銀行以來，浙江目前共有12家城市商業銀行。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12家城市商業銀行資產總額超過26000億元人民幣，20年間增長超過100倍。其中，寧波銀行和杭州銀行的發展尤為引入注目，兩家銀行都已在國內A股上市，在英國《銀行家》雜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銀行業1000強”榜單中，寧波銀行排名175位，杭州銀行排名第209位。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主要包括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及其信托、租賃及財務公司。到2016年末，浙江農信系統各項存款余額16429.8億元，各項貸款余額10954.3億元，存貸款總量居全省銀行業第一。浙江農信系統承擔了浙江省二分之一的農戶貸款和五分之一的小微企業貸款，支農支小貸款存量、歷年增量、服務覆蓋面均居全省銀行業第一。民營銀行：2014年3月，銀監會公布首批5家民營銀行試點方案，其中浙江占據兩席，分別是溫州民商銀行和浙江網商銀行。兩家民營銀行2015年營業以來緊密圍繞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社區居民、三農，提供個性化、有針對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務，不但經營良好，而且不良貸款率低，其中浙江網商銀行不良貸款率低于1%，民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甚至為0。浙江省的民營銀行發展開局良好。（二）地方證券業。浙江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最活躍的省區之一。截至2015年，浙江境內上市公司總數299家，位居全國第二，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國中小板上市公司總數的16.37%，位居全國第二；創業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國創業板上市公司總數的10.16%，位居全國第四。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證券公司5家，基金管理公司2家，期貨公司12家。得益于浙江優良的創新創業環境，浙江私募基金行業持續發展壯大，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1747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中國基金業協會完成登記，管理資產規模2711.22億元，位居全國第五。相比浙江規模巨大的證券市場，浙江證券公司數量較少，整體盈利能力與行業平均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競爭力偏低，綜合實力偏弱。（三）地方保險業。截至2016年，總部在浙江的地方保險公司有3家，農村保險互助社1家。在銀行、證券、保險三大業態中，浙江地方保險業規模最小。浙江保險業發展整體環境有待提高，法規體系不健全，導致保險事故認定，事故理賠糾紛問題突出。居民尚無完整的保險觀念，對于新穎的投資型商品接受度不高，且大多仍為人情保險，主要是儲蓄型商品或傭金導向商品為主。以浙江省省會杭州為例，杭州的保險深度3.2%，而世界平均水平有8%，發達國家的保險深度則在10%以上。杭州人均長期壽險保單持有量僅0.4件，而發達國家人均1.5件，臺灣更是達到人均2.16件。杭州市家庭產險投保率僅為5%，公眾責任保險的投保率不到10%，而發達國家的投保率在80%以上。（四）浙江互聯網金融發展概況。浙江省創新創業氛圍濃厚，是互聯網金融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2015年末，浙江省注冊為“互聯網金融”“財務管理”“投資管理”“金融及金融服務外包”等企業數量近20萬家。浙江省擁有全國超過1/3的互聯網企業，掌握大量的數據資源和高新科技。借助于阿里巴巴及旗下的螞蟻金融的推動，省會杭州更是被稱為“中國移動支付之都”，從2011年到2015年，在全國337個城市中，杭州的數字普惠金融排名第一，其中在移動支付、征信領域、理財業務、網貸和互聯網保險等各個領域，杭州都居于全國首位。浙江省互聯網金融發展有著眾多優勢，包括政策環境（浙江省政府的全力推動），經濟基礎（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小微企業數量眾多，民間財富充裕），基礎設施完善（完善的網絡設施，發達的網絡經濟），以及突出的創新創業氛圍。浙江互聯網金融市場需求龐大，發展前景廣闊。浙江省的企業主體99%以上是中小微民營企業，產生出龐大的投融資需求，而小微企業的融資特點使得浙江互聯網金融有巨大的市場和發展空間。浙江省互聯網金融發展迅速、新興業務領域和業務形態不斷產生。例如，P2P、股權眾籌、互聯網支付、互聯網金融產品銷售平臺等企業快速增長。以支付寶、余額寶為代表的新興互聯網金融機構對整個金融體系產生了“鯰魚效應”，極大地促進了金融體系的變革和效率提升。未來浙江互聯網金融發展將在推動互聯網金融企業規范經營的基礎上，著力支撐杭州打造互聯網金融中心，促進銀行金融機構與互聯網金融融合發展。（五）浙江地方金融發展存在的問題。首先，金融產業發展不均衡。浙江地方銀行業發展最好，實力最強，以浙商銀行、杭州銀行、寧波銀行為代表的地方銀行業盈利能力強，發展迅速，許多指標在全國同行中處于領先地位。浙江地方證券業和保險業發展滯后，法人機構數量少，綜合實力較弱。以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金服為代表的浙江省互聯網金融發展迅速，相關業務領域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處于領先地位，但也存在螞蟻金融一家獨大，其他互聯網金融機構有待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其次，公司治理有待進一步市場化，部分金融機構由于占控股地位的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的所有人缺位，委托關系不明確，在人事任免、經營運作中仍帶有很強的行政色彩。第三，浙江地方金融業在發展過程中存在創新能力不足和人才短板的問題，而金融行業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行業，高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公司的競爭力。以銀行業為例，存貸利差依然是其主要收入來源，金融產品創新能力不足。人才方面，地方銀行業缺乏懂經濟、法律、會計、產業等知識的復合型人才，缺乏了解金融市場和熟練運用各項金融工具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專業型人才。一些金融機構人員在學歷層次，知識結構，服務意識上存在不少問題，這在一些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浙江證券期貨行業對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強，不少人才外流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國際化程度高的一線城市。保險業內精通保險、擅長管理的中高端人才，特別是核保、核賠、風險管理等專業型人才和管理、營銷、培訓等經驗型人才缺乏，成為限制保險業發展的主因瓶頸。

二、臺灣金融業發展概況

臺灣金融業在1990年以前屬于政府管制的壟斷行業，金融機構多為公營，數量少且享有高獲利。1991年開始，臺灣開放設立民營銀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率、外匯管制逐步放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各類金融機構迅速增加，對業務范圍的限制也逐步放寬。同時，逐步推進金融國際化進程，鼓勵金融機構設立海外分支機構，增設外資銀行分支機構，放寬其業務限制，核準外匯指定銀行設立境外金融業務分行，成立臺北外幣拆借市場，提升臺北的國際金融地位。進入21世紀，臺灣當局頒布“金控法”，組建金融控股公司，推動混業經營，做大做強金融業。截至2016年底，臺灣本地銀行數量為40家，外商銀行在臺分行29家，基層金融機構（包括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及漁會信用部）333家，另有證券公司119家，保險公司49家，金融控股公司16家。經過20多年的發展和改革，臺灣改變了過去公營銀行機構占主導的金融面貌，許多金融指標已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其金融機構、金融工具以及融資渠道日趨多元化，金融體系的自由化與國際化程度也獲得了很大的提高，臺灣金融體系已經煥然一新。（一）臺灣金融業發展具備的優勢。臺灣金融業發展起步早，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金融改革使臺灣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具體而言，臺灣的銀行、證券和保險業有如下發展優勢：1.臺灣銀行業：臺灣銀行業歷經利率自由化、匯率自由化、業務綜合化、資產價格泡沫化的考驗，對企業金融、消費金融、財富管理、風險管理、客戶關系管理有完整的經驗，民營銀行在經過消費金融風暴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洗禮后培養了大量拓展市場及風險管理的人才。臺灣銀行機構針對華人社會需要，發展出特有的金融制度，其人才經驗，業務經驗和系統及服務效率，皆非外資銀行可比擬。具體而言，臺灣銀行業具備如下優勢：（1）熟悉金融控股經營模式。相比大陸的金融分業經營，臺灣金融業熟悉金融控股運營模式，并具有較強的公司治理機制。（2）金融產品買賣上具有比較優勢。臺資銀行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方面有豐富經驗，能為客戶提供全功能的資產管理業務，規避風險、進行套期保值等，建立在全新客戶消費觀念上的開放式服務模式，使其零售銀行業務的品牌運作、人才和管理等都具有一定優勢。（3）擁有較高素質的人才。臺灣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人力訓練投入大，中高級從業人才海外經驗豐富，從業人員普遍素質較高。（4）有豐富的農村合作金融經驗。臺灣農村合作金融歷史悠久，在為農戶生產和生活籌措資金、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5）有豐富的中小企業融資經驗。臺灣被稱為“中小企業王國”，臺資銀行在其中小企業由小到大、進而成為國際性大企業過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2.臺灣證券業：臺灣證券業發展時間較長，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備的證券交易機制和法律體系，并且具有長期的市場經驗，金融市場成熟度高，通過證券市場融資的成本和難度低，臺灣當局對證券轉換的限制比較少，對投資者的保護也比較完善。許多中小企業都可以通過證券市場獲得融資，并且這些上市的中小企業集中于高科技行業，因此證券市場發揮了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相比大陸，證券業者經營成熟，投機性小。3.臺灣保險業：臺灣保險業在1994年全面開放后，發展迅猛，目前臺灣已躋身世界保險業發達地區行業，保險深度居世界第一位。臺灣保險市場已經相當成熟，可以接受各類型之保險商品，居民保險意識強，2011年人均壽險保單達到2.16張，超過發達國家水平。臺灣保險業者具有將商品設計結合市場需求導向的實務經驗，若兩岸保險業能合作，臺灣業者提供經驗、創新及人才，大陸業者提供通路，必能共同推升保險市場。（二）臺灣金融業發展存在的問題。臺灣金融機構創新能力相比跨國金融機構較弱，利差依然是銀行主要獲利來源，證券業的主要收入來源為經紀業務手續費，缺乏國際資產管理經驗、商業咨詢服務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設計等。由于臺灣市場狹小，推動自由化后金融機構數量猛增，但隨著臺灣制造業大量外移至大陸及東南亞，導致銀行、證券、保險各業都普遍存在客戶流失、競爭過度的問題。據統計，過去10年來，臺灣銀行業凈利差平均1%多，2016年為1.38%，在亞洲地區（不含日本）最低，臺灣的保險業市場也已達到飽和狀態，據統計，臺灣的人年繳保險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約為17%，是世界最高。證券業同樣也面臨產業發展瓶頸，除了內部過度競爭的因素以外，外部影響主要是香港已轉型成進軍內地市場的一個重要籌資中心，許多在大陸投資的臺灣企業開始至香港掛牌上市，這使得臺灣本地的證券業者流失重要客戶。此外，由于臺灣薪資水平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導致人才流失加劇，據統計，2011年至2015年金融業流失1.5萬人才，居各行業之首。因此臺灣金融業者必須尋求向外發展的機會，而臺灣70%的對外投資和貿易均在大陸，由此可見大陸市場對于臺灣金融業者的意義之重大。

三、浙江地方金融與臺灣金融的合作互動

（一）浙江地方金融與臺灣金融合作的意義。臺灣金融業發展比大陸早30年，其在金融民營化、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建設上有許多成功或失敗的經驗可供大陸同行參考。通過對浙江和臺灣兩地金融業發展現狀的對比分析，可以發現臺灣金融業在綜合實力、管理水平、服務效率、風險意識和控制、業務經驗以及金融人才等領域有比較優勢，此外臺灣金融機構熟悉金融控股經營模式，熟悉混業經營，在金融品買賣上具備優勢。浙商銀行正是看重臺灣銀行機構人才、業務經驗及風控方面的優勢，與臺灣玉山銀行在2010年簽署了合作備忘錄，由玉山銀行協助浙商銀行進行人員培訓及中小企業融資與風險管理。浙江地方金融發展雖然歷史較短，但伴隨著大陸經濟的起飛成長非?？?，浙商銀行、杭州銀行、寧波銀行的資產與存貸款規模已趕上并超過了臺灣同行。浙江民營經濟發達，企業家勇于開拓創新，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領市場經濟之先河，非常適應市場化運作。近年來大陸的互聯網金融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互聯網金融發展水平已領先于其他國家。而浙江是中國大陸互聯網金融發展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新興業務領域和業務形態不斷產生，極大地促進了金融體系的變革和效率提升，浙江的互聯網金融領先于臺灣。臺灣是浙江省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及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在浙江投資的臺商超過6800家，對臺經貿合作是浙江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浙江地方金融與臺灣金融合作互動對浙江而言不僅有利于金融業本身的發展，更是進一步加強浙臺兩地經貿合作的重要推手。通過兩地金融業的合作互動，對浙江而言，能進一步吸引優質臺資企業到浙江來投資。而對于臺灣金融業而言，浙江金融市場具備足夠的吸引力，一方面臺資企業眾多，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臺商積極轉向大陸內需市場的開發，轉型升級需要金融業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浙江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經濟發達，居民富裕，金融需求量大，臺灣金融機構如若切入浙江市場，能擺脫其在島內過度競爭的困境，開拓廣闊的市場空間。相比一般外資金融機構，臺灣金融機構具備文化語言優勢，而金融業是與文化密切相關的行業，人才的溝通交流對合作的達成與成功的取得至關重要。同文同種的文化優勢使得浙臺兩地金融業更有可能實現深度合作。（二）浙江地方金融與臺灣金融已有的合作成果。在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大產業，浙臺兩地還沒有實現互設金融機構或參股、合資新建等形式的深度合作，目前的合作成果較少，主要有以下幾項：1.2010年浙商銀行與臺灣玉山銀行簽署合作備忘錄議，雙方開展人員培訓和技術交流合作。2.2012年浙江省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與（臺灣）光陽投資有限公司實現股權合作，成立了杭州鑫悅動創業投資有限公司。3.2014年臺灣裕隆汽車在杭州發起設立了“裕國融資租賃有限公司”。4.2016年臺灣裕隆汽車在杭州發起設立了“裕隆汽車金融公司”。相比浙臺兩地緊密的經貿關系，雙方的金融合作顯然滯后，這勢必影響經貿合作的深入發展，因而這一領域的合作亟待推動。（三）浙江地方金融與臺灣金融未來合作機會分析。臺灣銀行機構（及所屬金控集團）與大陸國有銀行及股份制銀行相比，規模小很多。國有及股份制銀行已經紛紛與外資合作，臺資銀行機會不多。但浙江地方銀行機構目前已經實現與外資合作的銀行僅有5家，實現股權方式的深度合作只有3家（見表1）。臺灣銀行機構平均資產規模略高于浙江同行（表2），此外臺資銀行與浙江地方銀行的股權結構較類似（民營資本為主），客戶類型亦類似（以中小企業為主）。因而浙江地方金融機構存在與臺資金融機構合作的空間和機會。

最近臺灣不少企業出現巨額跳票（即大量票據到期不獲承兌或付款所引發的支付危機）等財務問題。甚至票券公司也相繼陷入困境。連鎖反應之下，臺灣金融市場一片混亂，銀行體系的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挑戰。臺灣一改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相對平靜的氛圍，成為當前眾人關注的焦點之一。

一、島內企業出現財務危機的主要原因

臺灣出現企業財務危機的重要原因是經濟不景氣。在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臺灣經濟的增長率1998年估計要比1997年低1.4個百分點。由于新臺幣匯價及臺灣股市比1997年7月初下跌近20％，海外市場萎縮，廠商在東南亞的投資失利，導致企業投資減少，民眾消費意欲降低，島內經濟景氣與1997年相比明顯轉差。在外貿方面，臺灣1998年前10個月的出口總額為912億美元，比1997年同期減少9％。臺灣對亞洲的出口更出現了18.8％的負增長率，在總出口中所占比重也從1997年同期的50.6％下降至目前的45.2％。正是由于內外需求不振，1998年前8個月，島內工廠倒閉家數已達3000多家，較1997年同期增加40％左右；其中，金屬機械、民生工業、資訊電子業及化工行業分別關閉至少600家以上。臺灣失業率在8月份曾超過3％，創下了近年來的新高。據臺灣學者估計，農歷年關之前臺灣還會出現企業倒閉的另一高峰，如果當局處理不當，最終可能會對經濟體系構成更大威脅。

在經濟前景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島內企業經營困難明顯增加，負債比率偏高者更容易出現跳票危機。當然，企業出現財務危機除了經濟環境轉差外，還有其他一些原因。這些原因大致有：

1、不少企業的負責人好大喜功，大肆舉債，盲目擴張業務，導致企業財務杠桿放得太大。這一點與韓國的情況有些相似。只不過在臺灣，如此不謹慎的企業規模較小、程度相對輕一些而已。島內財務狀況惡化的大企業，大都與過去擴張太快，運用財務杠桿以小博大，以及將短期貸款用于長期投資等行為有很大關系。以發生跳票危機的安鋒集團、東隆五金、禾豐集團和新巨群為例，除去其他負債，其銀行借貸總額均超過其資本的一倍以上，企業體質如同泡沫經濟的縮影，被迫引爆只是遲早的事。

2、企業涉足股市太深，即使靠交叉持股和哄抬股價也很難抵御股市的持續性挫跌。90年代以來，臺灣曾致力于抑制過熱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泡沫成份得以大量消減。但是，企業大量舉債與惡性炒股的活動依然存在。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投資法人及股友社還隱身幕后，大玩內線交易游戲（即本港所指的內幕交易），一些具有黨政背景的企業也交叉持股，使聯盟成員股票的股價被抬高至不合理的價位，最終加重了企業自身的債務負擔和投資成本。更為嚴重的后果是，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臺灣股市已持續一年低迷不振，一些涉足股市太深的企業因遭受巨大損失而陷入嚴重的財務危機之中，并通過企業原有的股權交叉關系及債務鏈產生骨牌效應，引致一系列的跳票事件。

摘要：為探討臺灣地區燈具類文創品牌之設計意象，提供文創產業工作者以及相關領域研究者設計參考。文章采用的研究方法為KJ法，以普選方式從2017年臺灣文創博覽會中選擇出10家松山文創園區內燈具品牌為研究對象。從其文創品牌官方網站營銷圖片中摘取樣本。每個品牌選取5張具有代表性的燈具圖樣，共計樣本圖片50張。透過KJ法操作，一共得出視覺色彩、風格特色、產品材質、仿生造形、人文素養五大項目。衍生出18小項。臺灣地區燈具類文創品牌設計意象緊跟當今流行趨勢。注重環保與在地文化。在實用性的同時兼具科學技術，貼近現代人生活。

關鍵詞：燈具類;文創品牌;設計意象;體驗經濟;KJ法

文化創意產業近年來成為許多國家工業發展的重點，不論是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對于推動文化創意產業都極為重視[1]。隨著服務經濟日益商業化，人們對于商品的選擇更加個性化。由此，將目光、消費投入體驗經濟。體驗經濟既從生活與情景開始，塑造感官體驗與思維，吸引顧客注意力，改變其消費行為，從而找到文創產品新的消費價值[2]。燈具作為我們生活中最常使用的產品之一，其設計與創新在文創產業中具有重要價值。作為文創產品，燈具設計應強調其文化屬性，設計意象就變得尤為重要。文章研究目的：透過探討臺灣地區燈具類文創品牌之設計意象，為文創產業工作者及研究者提供設計參考依據。

一、文獻綜述

（一）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現況。臺灣地區行政主管部門2002年6月將文化創意產業計劃納入重點臺灣文創品牌設計意象研究——以燈具類為例ASTUDYONTHEIMAGEANALYSISOFCULTURALANDCREATIVEBRANDDESIGNINTAIWAN——TAKINGLAMPSANDLANTERNSASANEXAMPLE發展工作，提出需以知識附加價值最高的類型設計創意產業為領導核心，重點在于藝術美學創意設計。自21世紀以來，臺灣地區文創產業發展呈現出豐富的產業面貌，產品設計產業發展優勢較大[3]。近年來，臺灣文博會將臺灣各個地區在地文化融入文創，以成熟的傳統技術結合科技技術，推動文創發展，在文化傳承中激發創新[4]。（二）文創品牌。文化品牌可定義為四個面向：識別“具有辨識度的可視化重點”，產品“具有品牌特色，可辨識性的附加價值商品”，服務“以藝術文化知識等方面為主的服務”，營銷“以文化藝術知識為前提的品牌與購買者之間的溝通”，展示其競爭優勢[5]。品牌能給予消費者信任，為消費者提供質量保障，可突顯消費者地位以及對于質量生活的追求，也成為消費者選擇和購買商品的方向[6]。文創品牌不同于其他一般大眾品牌，它具有地域性、文化差異性及民族性，其核心強調價值觀與生活行為，是文化產業不可缺少的一個基本單位[7]。（三）設計意象。意象是感覺與直覺之間綜合的表現，商品意象是由消費者對于商品的體驗與心理所做出的判斷。意象設計能激發人類內心的認同感，使文化與生活相結合，并透過商品設計令消費者對于普通的事物有新的感悟與體驗[8]。產品在貼近當下發展的需求中應突顯出消費者的價值觀與個性化特點，設計者可以從感性意象出發，在造型上加以創新，確保產品造型的發展趨勢。感性意象可以理解成人們對于某種物體所產生得深層次的情感追求[9]。透過外在造型因素，經過用戶的感官系統被其感知后，對于產品的造型所產生的意象，其中包含感覺、感知、風格等，并透過產品的結構、材質、顏色等因素的構成，以及外部環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可賦予產品意義[10]。（四）文創燈具類產品。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燈具類的產品已經不單只是作為照明的工具，設計師與藝術家開始利用燈具類產品進行設計藝術創作[11]。目前文創燈具類設計更注重與科技、人文、情景、體驗相結合發展。燈具類文創品牌獨特的地域性，文化性也更能夠引起消費者購買的欲望。藉由糖葫蘆，射日神話等多種在地文化元素作為源物進行LED燈具設計的操作測試。發現臺灣文創商品設計上常運用到隱喻手法。從較為抽象的文化概念與具象化的文化器物中提取詮釋，可開發出功能、造型、文化意涵相結合的文創類產品[12]。

二、研究范圍及樣本

一、“在臺馬華文學”的發展譜系

從1950年代末以來，海外年輕華裔學子來到臺灣完成大學和研究所學業，為臺灣高等教育帶來一股新氣象。其中又以馬來西亞（含馬來亞、英屬婆羅州的沙巴、沙撈越）地區學子在臺深造期間，投入創作，發展文學事業，最值得注意。隨著這些馬來西亞的文藝青年參與或組織文學社團，出版刊物、發表各文類作品、獲得重要文學獎項、出版作品集，并展開馬華文學的批評和論述，其長期累積的龐大生產與文學效應，顯然已在臺灣文學場域內形成頗為特殊的文學傳統。如此清晰可辨的馬華文學社群由此產生，并逐漸以“在臺馬華文學”型態在華文文學領域占據一個頗受注目的位置。嚴格說來，“在臺馬華文學”的發展已有40余年的歷史。早期習稱的“僑生文學”、“留學生文學”、“旅臺文學”，表現了這支從校園到文學獎而嶄露頭角的文學創作隊伍的組成生態。近年經過張錦忠教授以“在臺馬華文學”為其正名，這支從1960年代漸進形成的文學創作隊伍，透過各類型的書寫在臺灣文壇建立自身的寫作傳統，替臺灣文學形塑一道特殊的文學風景。隨著這些馬華創作者的兩地往返、落地生根或長期遷居，他們的作品持續對南方故鄉的回顧與創新，探尋熱帶雨林的歷史傷痕與奇幻想象，辯證族群政治和離散華人的文化和家國認同，以及面對臺灣在地經驗的撞擊與融入，離散、憂患及故鄉/異鄉的回旋擺蕩，奠定了“在臺馬華文學”特殊的寫作風格和蓬勃的生命力。恰恰這樣的文學傳統和地域風格，在臺灣形塑了熱帶風情與文化想象的文學窗口。早在1960年代、1970年代在臺灣大專院校和文壇冒出頭的“星座詩社”和“神州詩社”，這兩個由馬來西亞僑生為主體的社團，開啟了馬華青年在臺灣組織和參與文學社團的傳統。他們的文藝情懷，積極投入文學和出版活動，氣象頗為壯盛，深刻改變了馬華青年在臺灣的文學和文化實踐意義。在此同時，幾位重要的馬華小說家李永平、張貴興和商晚筠也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角逐兩大報文學獎，并有獲獎的記錄。他們的早期作品接續出版，李永平的《拉子婦》（1976）、商晚筠的《癡女阿蓮》(1977)和張貴興的《伏虎》(1980)都展露了無比的才氣，奠定了這些小說家日后在臺灣的寫作事業。其中李永平借《拉子婦》的出版，深入描寫婆羅州雨林內部的原住民婦女和族群矛盾，算是第一位在臺灣訴說雨林故事的馬華作者。爾后更以《吉陵春秋》（1986）獲中國時報文學獎推薦獎，贏得亞洲周刊讀者票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而張貴興的《群象》(1998)入圍第二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決選作品，并獲得讀者票選獎第一名。二人的小說創作多年持續不輟，既締造了文字美學形式的高潮，同時也開創雨林的文學視野。二人已是在臺馬華文學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作家，同時也是評論家眼里臺灣或華文文學領域內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

到了1980年代，曾在大學修習園藝，并在1972-1974年任教于臺灣中興大學園藝系的潘雨桐，也在80年代初期進入文學獎獲獎行列。其時他已離開臺灣且脫離學生身份多年，卻重新在臺灣文壇登場，先后出版了小說集《因風飛過薔薇》（1987）和《昨夜星辰》（1989）。如此經驗說明了“文學獎模式”已是新一代馬華作者介入臺灣文學活動的重要方式。從80年代末迄90年代末的10年間，一批在臺灣文壇深耕的馬華作者如黃錦樹、鐘怡雯、陳大為、林幸謙、辛金順等人，先后獲得多個文學大獎而受到注目，并持續以質量并重的創作，奠定了新世代馬華作者的氣勢和能量。這批作者大多寫詩和散文，但其中投入小說寫作的黃錦樹，則以鮮明的個人風格和馬華題材，開拓了獨具視域的馬華小說風貌。事實上，這批以文學獎崛起的作者也同時代表著另一個世代的馬華作家的臺灣經驗。他們除了寫作，同時研究教學，投入馬華文學論述的行列。另外，他們來臺念書多在80年代中后期，成長和寫作背景除了意識到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后的族群政治和華人困境，也見證了臺灣解嚴轉型的社會脈動。復雜和多重經驗使得他們的文學認知不同于之前的在臺馬華作者，文學想象直視馬華政治、族群禁忌、華人文化意識和歷史議題，同時也凸顯自身流動的離散位置，文字考究的書寫形式。在臺灣文學視域之外，他們展現了徘徊在南洋性（Nanyangness）和中國性（Chineseness）之間的文學特質。這些創作者成功奠定了“在臺馬華文學”的作品分量和鮮明風格，先后獲得出版社青睞，在不同出版社出版個人作品集。相關的馬華文學選集、評論集也陸續獲得出版。除此，自1996年不曾留學臺灣的黎紫書，以《蛆魘》獲得第十八屆聯合報小說首獎后，20余年間那些沒有臺灣背景的馬華得獎者陸續登場。他們在得獎之后崛起為新一代的馬華寫作者，作品發表穿梭于臺馬兩地。這帶動了更多留臺和未留臺的寫作者投入臺灣的文學領域，甚至因此進入臺灣出版行列，其中李天葆、陳志鴻、龔萬輝、吳龍川（滄海•未知生）、賀淑芳、黃瑋霜等人都先后出版了個人創作，小說尤其是大宗。臺灣提供了這些馬華作者初次出版著作的機會，甚至成了不少作家持續投入寫作和參與文學活動的重要地域。近年來，由于數位出版的便利，臺灣的出版社經由兩地作家、學者的穿針引線，推薦出版或作者自費出版了一些馬華在地作家如小黑、朵拉、原上草、吳岸、沙河、陳政欣、許通元、冰谷等人的作品，其中還包括有留臺背景的馬華作家傅承得、李宗舜（黃昏星）、木焱、邢詒旺、廖宏強等人的著作。除了文學創作，同時有馬華文學論述著作，以及規劃“馬華文學獎大系”的出版，借由新型出版形式不但增加了馬華作家的出版機會，也改變了馬華文學在臺灣的出版生態。這支頗為耀眼的海外兵團，（3）壯大了“在臺馬華文學”的規模，也持續改變著臺灣文學系統內部多元的生產面貌。他們或因此成為臺灣的在地作家，或以臺灣為出版根據地，形成臺灣文學內少見的“附生”或“依存”形態。

二、原鄉、雨林、華人：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的馬華敘事

論及臺灣文學譜系內的馬華小說，則以李永平、張貴興和黃錦樹最值得注目。李永平和張貴興都是出身于英屬婆羅州沙撈越（Sarawak）的馬華作家。其中張貴興在1990年代開始借系列雨林故事確立寫作風格和敘事類型，成功締造在臺馬華文學的雨林標志。他引領我們進入到一個帶有傳奇故事的時空體（chronotope），以家族史和國族記憶的格局鋪陳離奇故事，具有雨林史詩的架勢。從早期帶有青春啟蒙、夢幻色彩的《賽蓮之歌》(1992)，后來演繹華人遷徙、家族拓荒的《頑皮家族》(1996)，以至深入追尋沙勞越共產黨歷史的《群象》(1998)，或竭盡表現雨林生態和國族寓言的《猴杯》(2000)，或意圖在雨林演繹成長故事和傳奇色彩的《我思念中長眠的南國公主》(2001)，張貴興為我們講述的故事既引人入勝，又處處凸顯其不同于臺灣文學現有的元素。這些展示雨林奇幻特色、熱帶生態、沙共左翼歷史，以及帶有歷史傳奇特質的成長小說和華人離散拓荒史的寫作，已是華文世界少見的書寫。李永平的小說長期經營南洋特質和中國性的辯證，處理婆羅州題材，亦深入臺灣都市景觀。從《吉陵春秋》（1986）開始，李永平在華文文學領域已受到普遍的注目和贊譽。他以鑄造文字般的意念堅持“純正中文”，追求漢字的美感形式，對中國性/南洋性的離散文化的呈現和展示，既代表了馬華在臺作家對創作文字的極致實驗，亦被歸類為臺灣現代主義美學寫作。爾后的《海東青》(1992)、《朱鸰漫游仙境》(1998)依序實踐其“純正中文”的寫作風格，同時鋪陳其縈繞不去的原鄉鄉愁，一個自婆羅州離散的浪子形象，穿梭游蕩于臺北街頭，且設定了朱鸰的傾聽者角色。但他在《吉陵春秋》中成功地營造地域模棱兩可的原鄉，美學化的欲望地理，（4）性、墮落、欲望和原罪的循環辯證和論證，以及受難女性、性別暴力等符號和美學的展演，論者以為這是一部“中國性——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5）精確呈現了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特殊的熱帶景觀?！耙粋€中國/南洋小鎮的塑像”是大眾對《吉陵春秋》的閱讀印象，卻也凸顯馬華作家在語言和美學層次意圖展示的文字鄉愁，一個模仿說書話本腔調世界的“中國性/南洋性”辯證。近年李永平的《雨雪霏霏》（2002）則直接回到婆羅州地景，以懺情的自傳色彩開始寫作他的“婆羅州三部曲”。到《大河盡頭》（2008、2010）上下冊的完整出版，李永平以散布在婆羅州地表上的族裔、鬼魅、性欲等傳奇元素，揭開殖民和戰后的雨林奇觀和成長故事，開展雨林書寫的大河敘事。從氣勢磅礡卻又幽婉動人的雨林故事，李永平訴說的家鄉經歷和少年記憶，引導讀者走入他的個人成長世界和婆羅州經驗。小說的飄零情調和原鄉想象，交織著從婆羅州、臺灣和紙上中國循環構成的離散的原始激情。這一點恰恰被論者視作20世紀華文文學內獨具風格的“浪子文學”。（6）1990年代在臺馬兩地開始為人熟知的黃錦樹，他的小說長期表征大馬政教環境、華人生存寓言和歷史傷痕，關注馬華文學生態、華人移民的處境和命運，無論題材和思想，其顛覆、戲謔和后設技法和飽滿的歷史憂患，既迥異于兩岸三地的小說格局，也不同于馬華當地以寫實為創作主線的小說特色。黃錦樹小說已在試探或建立另一種馬華小說的寫作經驗，在審美趣味和文學風格上，皆凸顯了馬華小說在臺灣文壇的特殊位置。他同時在大馬及臺灣兩地推動馬華文學論述，成為創作與論述并重的在臺馬華作家。從《夢與豬與黎明》（1994）、《烏暗瞑》（1997）開始，他的創作關懷與學術眼界交織的復雜脈絡——總不自主的邊緣意識（客觀被迫或主動就位），凸顯其雙鄉的流動身份，以及反骨與顛覆傳統的企圖心。他的小說挑釁政教禁忌和出入文學史觀，引領臺灣在地讀者進入不甚熟悉卻又別具魅力的馬華視域。爾后《由島至島》（2001）、《土與火》（2005）的出版，展現了種種帶有不同流亡和錯置脈絡的故事，意圖重建一個馬華文學隱喻式的精神原型：南來與離心。無論是歷史性的遷徙，或因為遠離中原的境域，或大馬政教結構性排擠下的離心，由此生發的悼亡、憤慨、無奈、悲涼等復雜情緒，因而形成抑郁、嘲謔等不同形式的小說面目。然而，這些無法被主流移民史、政治史或文學史表述的“心靈史”，卻因此在黃錦樹小說世界凸顯出值得注意的“流亡癥狀”和“狂歡形式”。

三、翻譯馬華與臺灣熱帶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