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效率范文10篇

摘要：政府投資是彌補市場失靈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資支撐了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資促進了保增長目標的實現。與此同時，也存在著政府投資未能充分啟動民間投資、基礎設施投資仍然不足等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要提高政府投資的效率。在政府投資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收益用“消費者剩余”來衡量。估算政府投資計劃的消費者剩余時，要充分考慮到居民和企業的真實需求。

關鍵詞：政府投資效率消費者剩余真實需求

政府投資是政府財政投資、政府部門投資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國有資產投資的總和。

一、政府投資的必要性

政府投資是彌補市場失靈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資是彌補市場失靈的有效工具

近年來，我國每年政府投資約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為4%—5%。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逐漸擴大，世界經濟面臨多年來最嚴峻的挑戰。在此不利的形勢下，我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力求通過加大政府投資，保證經濟的平穩增長。然而，對一個國家來說，政府投資項目往往具有全局性的意義，決策一旦失誤，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和深遠的，政府也將為此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和社會代價。目前，因為政府投資項目決策的非理性，形成了一些“偽為民工程”，不但浪費了政府有限的經濟資源，而且降低了政府的信用。我國目前處于經濟發展和轉型的重要時期，地方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的投資決策行為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對于實現區域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在發達國家，投資主要是企業的事，總投資的數量、結構和方式都是千萬個企業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結果，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協調者的角色。因此，很少有政府投資效率的研究出現在權威的研究文獻中。國外學者對于在財政分權背景下政府投資決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類是研究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類是政府決策方面的研究。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成果有:錢穎一和羅蘭認為，1979年以前建立的M型層級行政管理結構，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利用“標尺競爭”機制，對地方政府官員形成強有力的激勵，硬化了基層政府的預算約束，增加了地方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救助成本，因而對中國經濟改革績效產生了積極影響［1］。錢穎一和溫加斯特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2］。政府決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沃爾在《公共行政學評論》中提出政府決策對公眾需要負有的責任和義務進行了闡述。盧斯、林德布洛姆等許多學者從各種角度對決策進行研究，但這些成果或經驗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實際國情不符，對提高我國政府投資效率只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和實踐性。國內對于政府投資決策問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較西方國家起步要晚一些。國內大多數學者的研究都是基于經濟學、行政學和博弈論等角度，探討政府的職能、民主決策和公共政策等問題。郭小聰專門探討了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與調控問題，提出了宏觀經濟分層調控的思想［3］。胡鞍鋼和王紹光專門研究了中國經濟轉型期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界定了政府的作用和干預內容［4］。秦朵和宋海巖把投資效率定義為實際投資與意愿投資的偏離。通過模擬這種偏離，發現中國的投資強烈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的影響［5］。沈坤榮和孫文杰認為投資效率低下，進而全要素生產率(TFP)不高是影響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6］。張雷寶建立了一個“立體三維”式的綜合效率評價框架，借助博弈論工具，較好地分析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投資博弈形成的機理。［7］。尹潔和黃寧提出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政府提高決策效率的一些途徑［8］。

張軍從中國的現實出發，探討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成功經驗，還利用DEA非參數技術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財政分權改革后中國省級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相對效率［9］。王立國對政府項目決策科學化以及隱形投資效率損失等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探討［10］。

縱觀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對于結合我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形勢探討在財政分權背景下政府投資決策權分散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比較少，國內有很多學者比較深入地研究了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但是從政府決策權分散化的角度考量政府公共投資及財政分權效果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試圖填補這一理論方面的空白。

二、模型的建立

摘要：委托問題及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存在，導致企業出現非效率投資。高質量的會計信息主要通過緩解矛盾、減少信息不對稱現象兩種途徑作用于投資效率。提高會計信息質量，能夠增強信息的透明度，加強對投資資金的監督，阻止人的逆向選擇，有效緩解委托人與人之間的問題，降低投資風險和融資成本，提高投資效率。

關鍵詞：會計信息質量；投資效率；信息不對稱；問題

公司三大財務決策包括融資決策、投資決策和股利分配決策。投資決策是融資決策的前提條件，同時又是股利分配決策的基礎。投資不僅決定了一個企業的生死存亡，同時也是促進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動力。但由于我國資本市場起步較晚，發展不完善，信息不對稱現象普遍存在，公司委托問題較為突出，公司決策機制又參差不齊，這些原因使得很多公司缺乏對投資市場的充分論證與分析，從而導致投資決策效率低下。會計具有反映和監督兩大基本職能，會計信息可以為債權人、投資人、國家等相關使用者提供有關企業生產經濟活動的重要信息，從而使其能夠據此作出正確決策。諸多研究表明高質量的會計信息能夠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但很少涉及兩者之間的作用途徑及機理。本文就會計信息質量與投資效率的關系以及兩者之間的作用機理進行探索。

一、會計信息質量

財務會計報告是會計信息的載體，“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相應地，會計信息質量也要滿足以上兩個基本要求：受托責任要求和決策有用要求。在手工工廠時代，企業規模小，投資人自己能夠經營所投資的企業；但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企業規模越來越大，需要的資金也越來越多，所有者只是提供資金，把企業委托給具有專業經營能力的者經營，形成了委托關系。他們兩者由于身份不同，對企業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所有者要求增加股東的財富，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而管理層作為人，他們對企業的要求是提高自己的收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方通常會憑借自身掌握的信息優勢作出損害委托人利益的行為，因此從委托人的角度要求會計信息能夠遵循會計準則的規定，公允可靠地反映企業真實發生的經濟業務。會計信息的使用者有投資人、企業管理層、債權人、國家、企業職工等多個方面，不同使用者對信息的需求不同，如投資人關注的是企業創造未來凈利潤的潛力，而債權人更多地關注企業能不能償還現時的債務，稅務部門關心的是企業有沒有按時足額交納稅款，會計信息必須能夠同時滿足這些人的需求，因此會計信息必須與決策相關。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基本要求就是可靠性和相關性。FASB的公告《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認為它包含了基本質量和強化質量兩個不同層次的特征?；举|量特征由相關性和如實反映性構成，而相關性則由預測價值和確認價值組成，如實反映性包含了完整性、中立性、準確無誤三個特征?？杀刃浴⒖沈炞C性、及時性和可理解性構成了強化質量的四個特征。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在《原則公告》中指出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由與會計內容有關、與報表表述有關、與會計質量約束有關的三部分組成，其中第一部分主要包括了相關性、預測價值、證實價值、可靠性、如實反映、中立性、謹慎性、完整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則認為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具備可理解性、相關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四個特征。我國財政部2006年頒布的《基本準則》中要求保證會計信息真實可靠、與經濟決策相關、清晰明了、具有可比性、經濟實質重于法律形式、能夠反映重要的交易或事項、持有應有的謹慎、及時進行報告。盡管不同國家及地區的會計準則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表述不同，但都包含了可靠性和相關性。本文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包括可靠性和相關性兩個方面?？煽啃允侵感畔€妥地避免錯誤和偏見，“如實反映符合確認和計量要求的各項會計要素及其他相關信息”，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性、中立性、無偏性。相關性是指會計信息應當與財務報告使用者的經濟決策需求相關，能夠保證會計信息具有預測價值、反饋價值。

二、投資效率

摘要：政府投資是彌補市場失靈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資支撐了我國經濟的長期增長;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資促進了保增長目標的實現。與此同時,也存在著政府投資未能充分啟動民間投資、基礎設施投資仍然不足等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要提高政府投資的效率。在政府投資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收益用“消費者剩余”來衡量。估算政府投資計劃的消費者剩余時,要充分考慮到居民和企業的真實需求。

關鍵詞：政府投資效率消費者剩余真實需求

政府投資是政府財政投資、政府部門投資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國有資產投資的總和。

一、政府投資的必要性

政府投資是彌補市場失靈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資是彌補市場失靈的有效工具

摘要:根據研發投資項目的高風險、高收益性以及分階段資金注入的特點,首先闡明了實物期權理論對研發投資決策評價的適用性,然后建立了基于實物期權理論的研發投資動態、多階段決策評價模型。結合案例進行了數值計算,驗證了此決策模型在研發投資決策問題上的分析結果。對其中的參數給出了確定的方法并詳細闡述了模型中各參數對投資決策的影響,使理論上的最優投資決策結果真正成為現實中研發投資決策者的重要參考依據。

關鍵詞:研發投資;實物期權;多階段決策;動態決策

1引言

研發(researchanddevelopment)創新能力是確保國家競爭力的內生能力體系。研發型項目投資活動促使了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深刻變革,日益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源動力。作為微觀經濟的主體,科技企業在市場中的生存和發展有賴于自身的研發工作。研發是科技企業應對環境變化和競爭壓力的力量來源,是科技企業得以持續發展的源泉。

高投入和高風險是研發項目的主要特點,研發投資面對的是巨大而復雜的不確定。在投資實施的不同階段,研發投資所面對的經濟社會環境是不同的,而且投資項目本身也會隨時間變化而不斷變化,是一個需要動態調整的過程。研發投資所具有的高風險性和投資中的柔性,使得傳統的決策方法失效[1]。凈現值法、市盈率法和層次分析法這些傳統決策方法只是靜態地考慮一個投資項目,而忽略了研發投資的戰略價值、管理柔性的價值,也未考慮分階段決策和實施對投資決策方法的影響[2]。企業對于研發項目的投資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做出不同選擇,如在投資時間、投資規模、是否退出以及進一步投資都會給自己留有選擇機會。通過這些權利的實施,使研發投資項目向有利的方向發展。投資者這種相機抉擇的權利使得投資機會就像一個購買期權:在現在或未來支付一定的投資費用而得到投資項目。這樣投資者就可以根據各種外部條件的變化情況,等到最適當的時機做出取舍該權利的重大決策,從而可以長期保持研發投資的增值能力。這些選擇權就是研發投資中的實物期權。研發投資中的實物期權思想可以為研發投資家帶來最大的資本增值或最大程度地減少資本損失。

2文獻綜述

電力資源是經濟發展的基本保障。根據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規劃，我國對電力能源結構進行相應調整，因為風力發電、光伏發電等新能源發電形式難于并網，因此難以解決供需矛盾的缺口?！峨娏Πl展“十三五”規劃》預測，到2020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將高達6.8~7.2萬億千瓦時。由此，在電力供應增長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從需求側考慮提高我國用電的效率尤為重要。效率作為經濟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國內外已進行較多研究。而針對用電效率的成果還不多，已提出的測度用電效率的指標有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單位產值電耗比等。已有學者從技術效率視角研究用電效率。技術效率是在技術水平一定的條件下，經濟主體產生最大產出的能力。但是，學術界已有的單一因素確定用電效率的方法未能充分體現出生產活動中投入多種要素的真實情況，對于生產要素資本、勞動的貢獻以及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未能體現出來。用電量作為生產中重要的投入要素，其效率水平受生產的技術效率影響。水利、電力產業具有很強的公益性，是宏觀經濟社會的基礎產業。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對我國用電效率是否有顯著影響？如何影響？本文將對此展開研究。

1用電效率的內涵與經典方法

1.1用電效率的內涵。用電效率指標是電力資源利用有效程度的綜合反映，本文從產出的角度定義用電效率。在技術水平既定，電力資源等投入要素固定的前提下，實際單位用電量創造GDP與最大單位用電量創造GDP的比例。用電效率的值屬于集合(0,1]，在該集合內，值越大反映了電力資源的利用程度越高，用電效率則越大；反之，用電效率的值越小，反映了電力資源的利用效率越低，電能浪費越多，用電效率則越小?？茖W客觀地度量用電效率的意義主要在于制定有效的投資管理策略。對于用電技術效率小的地區，提升效率潛力巨大，對產業或者企業的投資要以提升用電效率為主導，推動經濟主體采用高效率的生產與管理模式，避免粗放投資行為；對于用電技術效率大的地區，生產能力已充分利用，產出水平逼近生產可能性邊界，此時經濟主體應著力于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引進新技術、提高管理水平等。因我國在相當長時期內的低壓配電網發展緩慢，自然功率因子較低，電能消耗重。近年來，電力需求側管理（DSM）在我國理論研究與應用中取得較大進展，在削峰填谷、節約電力資源、能源替代上實施的途徑和績效，證明了需求側管理在提高用電效率、節約能源、改善環境、減少污染等方面具有顯著效果。我國區域間經濟水平、產業結構存在較大差異，用電效率有所不同。對我國各地區用電效率進行科學測度，探究導致用電效率的主要影響因素，對于各地區制定有效的提高用電效率路徑具有重要意義。由于電力資源是生產的一種重要投入，用電效率的水平與生產方式、投入要素的構成、管理水平等眾多因素密切相關。因此，用電效率測度的研究應結合反映生產本質的生產函數。1.2用電效率的經典方法。本文從技術效率角度綜合衡量用電效率。參數方法與非參數方法是測度技術效率的兩類方法。SFA方法是參數方法的代表，DEA方法是非參數方法的代表。SFA與DEA方法不同于傳統的經濟分析方法，它們可以科學估測隨機前沿面，是當前廣泛應用于技術效率測度的技術。SFA與DEA方法具有各自的適用范圍和特征，SFA的優點在于：第一，SFA適用于需要檢驗模型參數以及驗證模型形式的情況，但DEA尚未解決隨機誤差干擾和結果的統計性檢驗等問題。第二，SFA易于解釋企業（區域）間技術效率差異原因；第三，SFA具有經濟理論基礎；第四，SFA方法構造的生產前沿面是隨機的，反映被外界隨機沖擊的情況。鑒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SFA方法測度技術效率，從而測度用電效率。SFA法測度技術效率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選擇合適的生產函數形式。對于生產函數，廣泛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D）以及其衍生的對數生產函數。C-D模型的測算簡單，但要求滿足技術中性等前提條件。而對數生產函數規避了上述條件，又鑒于本文度量的我國各區域用電效率的相關數據數值差異大，避免了對數生產函數的多重共線性。由此，本文對我國各區域用電效率通過構建對數生產函數進行測度。

2模型構建、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2.1模型構建。本文依據林伯強（2003）提出的電力消費和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將用電量這種投入要素列入生產函數，形式如下：GDP=β0Kβ1Lβ2Eβ3（1）其中，GDP為國內生產總值；K為資本；L為勞動；E為用電量；β0反映生產的技術水平，β1、β2、β3分別為資本、勞動、用電量的產出彈性。為體現單位用電量創造GDP的情況，式（1）兩端同時除以E，得到式（2）：GDPE=β0Kβ1Lβ2Eβ3-1（2）對式（2）兩端取對數函數，本文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設定為：ln(GDPitEit)=β0+β1lnKit+β2lnLit+(β3-1)lnEit+vit-uit（3）其中，GDPit為第t個時期第i個省（市、自治區）的總產值；Kit是第i個地區在時期t的資本投入；Lit是第i個地區在時期t的勞動投入；Eit是第i個地區在時期t的用電量投入；uit是第i個地區在時期t的用電效率水平，滿足非負斷尾正態的分布，uit~N(mitσ2u)（mit與σ2u分別為uit的均值與方差），即uit³0；vit為隨機誤差項，滿足對稱的正態分布，呈現出產出受非可控因素的影響程度，即vit~N(0σ2V)（σ2v是vit的方差）。生產的用電效率EEit可表示為：EEit=E(GDPitEit|uitXit)E(GDPitEit|uit=0Xit)（4）其中，Xit=(KitLitEit)，為投入向量。從式（4）可以看出，用電效率EEitÎ(01]。根據B-C(1995)模型，通過構建回歸模型分析用電效率受水電產業投資的影響程度，可由以下回歸模型表示：mit=δ0+δ1z1it+δ2z2it（5）其中，δ0、δ1、δ2為待估參數向量；z1it、z2it是反映第i個地區t時期水電產業投資的兩個指標。2.2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各區域的產出采用生產總值（GDP）表示，資本表示為固定資本投資，勞動力投入表示為就業人數。用電量采用電力消費量表示。由于我國各?。ㄊ?、自治區）GDP及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差異較大，為客觀比較分析區域間的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本文在考察水電產業投資對用電效率的影響時，通過構建水電產業投資對各地區GDP及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的相對指標來考察。同時，利用已有相關資料，本文研究水電產業投資對我國用電效率的影響采用兩個指標來反映，其一是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地固定資產總投資的比（以下簡稱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比），其二是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地GDP的比（以下簡稱單位產值的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分別記做z1it、z2it。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比表示水電產業對固定資產的投資與其他產業比較而言的相對情況，反映出在地區各個產業固定資產投資中的相對地位，z1it越大體現了在所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中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地位越重要；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反映了單位產值的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為水電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效率的倒數，z2it越小體現了水電產業固定資產的投資效率越高。本文所選取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電力年鑒（2009—2016年）》與《中國統計年鑒(2009—2016年）》，選用2008—2015年我國31個?。ㄊ?、自治區）的面板數據估測我國用電效率。

3實證分析

內容摘要：探究商貿流通企業投資效率與金融發展水平的互動關系，對于引導區域金融發展并加強其對商貿流通企業投資效率的促進作用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構建回歸模型對商貿流通企業投資效率與金融發展水平的互動關系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在5%顯著水平下，金融發展水平對我國各區域商貿流通企業的整體投資效率的作用系數為0.3227，表明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促進我國商貿流通企業總體投資效率的提升；金融發展水平對國有商貿流通企業和民營商貿流通企業的投資效率的作用系數分別為0.3945和0.5418，說明金融發展水平對我國國有商貿流通企業和民營商貿流通企業投資效率的增加均產生了正向影響，且金融發展水平對民營商貿流通企業投資效率的促進效果強于對國有商貿流通企業的促進效果。

關鍵詞：金融發展水平；商貿流通企業；投資效率；金融約束；GMM估計法

本文通過構建分析模型對我國商貿流通企業投資效率與金融發展水平的互動關系進行研究，旨在為我國商貿流通企業提升投資效率、實現穩步增長提供依據。

金融發展緩解商貿流通企業融資約束的理論分析

（一）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功能

基于凱恩斯的消費理論，當今市場中無論是營銷還是消費都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其中商貿流通企業的參與者對金融中介和市場需求主要表現在預防性需求和投資性需求兩個方面。在這兩方面需求的影響下，商貿流通企業的參與者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動性，但對于企業而言，較大的流動性會對企業的收益造成負面影響。通常而言，資產流動性和收益性之間存在著反向關系，所以商貿流通企業的參與者通常都會面臨著流動性的沖擊。

一、引言

如今世界進入了信息化時代，各種數據和信息被廣泛應用于物理、科學、生物、醫學等領域。企業越來越注重信息的儲存、處理與分析，企業將信息技術運用于供應、生產、銷售、服務等環節，通過信息技術對供應商以及消費者的行為進行分析，準確地了解庫存情況和消費者的需求，根據市場需求對產品或服務進行設計和改進，以更好地滿足各種類型的消費者，這不僅可以提高企業的銷售收入，同時也提高了企業經營活動的效率和企業價值。企業對信息技術的重視、5G時代的來臨和國家對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的大力扶持，加大了信息服務業企業對相關專業人員的培養力度和信息技術、軟件的研發投資。在此過程中，企業能否進行效率投資，哪些因素可能會顯著影響該行業的投資效率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二、文獻回顧

目前，相關學者對信息服務業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是研究信息服務業如何作用于生產和經濟等領域。例如，張龍鵬和周笛（2020）利用實證分析的方法表明信息技術在供應商關系管理和市場營銷環節的應用大大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且這種促進作用在生產性服務業尤其顯著，但信息技術在企業生產運營、客戶關系管理和服務提升方面的應用對生產率提高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此外，不同城市的信息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存在差異，信息基礎設施越發達，信息技術對生產率提高的促進作用越明顯。劉純陽和劉錦怡（2020）通過實證研究得出，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可以促進農業經濟的增長，但這種促進作用在農業產業的生命周期內呈現出倒U型變化，即該促進作用的變化趨勢是由不顯著到顯著增強再到逐漸減弱。由于我國西部地區的信息服務業發展比較落后，信息技術服務業對農業增長的滲透作用在中、東部地區較西部地區更加明顯。學者們還對信息服務業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對該行業未來的發展提出了建議。戴慧（2019）以北京地區的信息服務業為例，分析其發展現狀存在的問題，并對此提出改進建議。趙翠玲和郭蘭英（2019）也在北京地區信息服務業上市公司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從研發投入、人力資源管理、品牌建設三個方面提出關于信息服務業發展的建議。

三、研究設計

1.模型設定與變量的定義。關于投資效率的計量方法，國外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包括FHP模型、Vogt模型和Richardson投資期望模型。Fazzari等（1988）用股利支付率衡量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股利支付率越低，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較高。信息不對稱嚴重的企業一般通過降低股利支付率減少外部融資需求，以此提高內部融資需求。FHP模型能夠判斷企業是否存在投資現金流敏感性，但未能解釋這一敏感性是如何產生的。Vogt模型（1994）在FHP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投資機會和現金流量。對于低投資機會的企業來說，當投資與現金流呈正相關時，企業存在過度投資；對于高投資機會的企業來說，當投資與現金流呈正相關時，企業將因內部資金受限而引發投資不足。該模型可以判斷企業整體的非效率投資的類型，但無法具體衡量出非效率投資的程度。Richardson投資期望模型（2006）則是通過模型的殘差絕對值對投資效率進行衡量，該模型融合了企業的規模、發展能力、上市年齡、現金流量持有水平、股票收益率等因素，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和靈活性。因此，該模型在學術會計方面應用最為廣泛。本文也參考了Richardson投資期望模型（2006），通過對下列模型進行回歸，得出殘差，即ε值。殘差代表了預期投資水平與實際投資水平的差額，該差額反映企業的投資效率：差額的絕對值越大，表明投資效率越低；差額的絕對值越小，投資效率越高。本文通過以下模型探究對信息服務業企業的投資效率有顯著影響的因素，并根據顯著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提出關于提高投資效率的建議。模型中的相關變量名稱及計量方法如表1所示。Invit=β0+β1Growthi,t-1+β2Sizei,t-1+β3Levi,t-1+β4Cashi,t-1+β5Agei,t-1+β6Reti,t-1+εit2.樣本的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信息服務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剔除了ST上市公司，剔除了無法獲取完整數據的上市公司以及主營業務重大變化導致所在行業發生變化的上市公司。本文共選取了80家規模相似的信息服務業上市公司，這80家公司2008—2018年的數據共有310個，所有使用的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和巨潮資訊網。

內容摘要:非效率投資是一種不以企業或全體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損害企業長遠利益的非理性投資行為。主要表現為過度投資、投資不足、盲目多元化等。導致非效率投資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從融資約束和利益相關人之間的沖突角度來分析。并提出只有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才能真正減少企業的非效率投資行為。

關鍵詞:過度投資投資不足信息不對稱沖突

投資決策是企業的三大核心財務決策之一,其決策行為是否有效直接關系到企業價值能否最大化。然而,現實中企業卻大量存在著過度投資、投資不足、盲目多元化等非效率行為,這不但影響資本的最優化配置、浪費大量的資源和生產要素,還形成呆、壞帳加大了企業的財務風險。探究非效率投資行為的內在形成機制,進而提出治理約束措施,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非效率投資行為及其成因

(一)過度投資行為及其理論解釋

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是指在投資項目的凈現值小于零的情況下,決策者仍實施的一種非理性投資行為。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是導致過度投資的主要原因:

非效率投資行為及其成因

(一)過度投資行為及其理論解釋

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是指在投資項目的凈現值小于零的情況下,決策者仍實施的一種非理性投資行為。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是導致過度投資的主要原因:

股東—經理之間的矛盾?，F代公司的典型特征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兩權分離導致企業所有者股東與負責企業日常經營決策的經理層之間出現利益沖突。Jensen&Meckling(1976)認為經理努力經營的成果由股東和他們一起分享,而成本卻由經理人獨自承擔,這勢必降低其努力水平,表現在投資上,經理會選擇有利于自身而有損于股東的投資項目。而經理牟取私利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擴大企業規模,建造“企業帝國”以滿足獲取由企業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各種貨幣、非貨幣收益的欲望。的確,經理收益是企業規模的增函數,大規模企業經理的貨幣非貨幣收益都遠高于小規模企業經理(ConyonandMurphy2000)。因此,目標的偏離使經理傾向于消耗企業的資金進行過度投資以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同時,股東與債權人之間也存在利益沖突,這也可能導致過度投資。在股東與經理目標一致的前提下,Jensen&Meckling認為,當企業以負債契約的方式融入資金后,股東傾向于選擇投資高風險項目,因為風險與收益成正比。一旦成功,股東就享有投資帶來的高收益,而債權人卻只能獲取合同事先規定的固定利息收入;如果項目失敗,按企業的有限責任制股東也只是承擔其出資額的部分損失,而債權人卻要蒙受超過股東損失額以外的全部損失。這種股東與債權人收益與風險的不對稱性使得股東有動機進行過度投資。

(二)投資不足及其理論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