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研究范文10篇

1對巖土勘察的簡單介紹

1．1巖土勘察的定義巖土勘察是一種編制文件的勘查活動，主要就是根據所要建設的工程的要求來對建設場地進行分析、評價、查明它的地質、巖土工程的條件以及周圍環境等特征。

1．2巖土勘察的分類以及應用按照所需要勘察對象的不同將勘察分為鐵路工程勘察、港口碼頭工程勘察、大型橋梁工程勘察、公路工程勘察、工業建筑工程勘察、民用建筑工程勘察和水利水電工程勘察，且水利水電工程主要指的就是水電站和水工構造物的勘察。因為鐵路工程勘察、港口碼頭工程勘察、大型橋梁工程勘察、公路工程勘察等工程勘察更具重要性，且需要很高的投資造價，所以國家都對這些工程勘察分別制定的各自的勘查規范、技術標準和規程等，且這些工程勘察被稱為工程地質勘察，所以說巖土勘察主要應用在建造醫院、學校的校舍、住宅樓宇、工業廠房還有地基的處理、基坑、邊坡、堤壩等工程的施工方面，或者是管線的架空都會應用到巖土勘察。

1．3巖土勘察的內容巖土勘察的主要內容是：首先要調查工程建設地的地質，進行測繪、勘探，繼而對土樣進行采取，試樣、進行原位測試、室內試驗、現場檢驗和檢測，依據種種手段對工程進行的土地的地質條件定性并且分析評價，最后對不同階段需要的報告文件進行編制。

2在進行巖土勘察中常常會遇到的問題

2．1勘查的依據不充分根據《巖土勘察規范》中規定，在進行勘察時，要搜集附有坐標和地形的建筑總平面圖，建筑物的性質、規模、荷載、結構特點、基礎形式、埋置深度和地基允許變形等特點。但是在實際進行巖土勘察的時候，存在著一些投機取巧的行為，勘察單位沒有按照工程的特點及地形進行勘察，沒有根據設計要求和建筑荷載情況就胡亂編制勘察報告，致使報告的深度和廣度不夠，最終還是要補勘。

一、我國實行存款保險制度的問題

1、相關法律不健全

部分國外成功實行存款保險制度的經驗表明，具備完善的法律體系是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基本保障，但是我國至今尚未有任何相關存款保險問題的立法，在實行存款保險制度時缺乏法律方面的支持。

2、存在道德風險與信用風險

在隱形存款保險的制度下，銀行的信用等同于國家的信用，只要國家的政治經濟達到穩定狀態，存款人的存款就能夠得到切實有效的保障。如果建立起存款保險制度，那么隱性存款制度便過渡成顯性存款保險制度，則可能致使信用和道德的問題出現。在存款保險制度下，因為風險和收益的高度不對等，所以銀行有可能選取更大風險的投資組合，而成功的收益是歸于所有，但如果發生虧損，則大部分是存款保險機構來承擔。所以，存款保險制度在防止出現恐慌維持穩定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銀行與存款人的道德風險。

3、金融監管難以協調

隨著離休干部整體進入高齡期、高發病期和重病高發期，退休干部隊伍的日益擴大，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的老干部工作如何把握方向，突出重點，如何搞好離退休干部統管的問題，是必須認真研究和必須關注的重要課題。

統管的重點要管好離休干部

從**年12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加強老干部工作的幾點意見》（[78]組通字40號）下發到現在,老干部工作有近30年的不平凡歷程。30年來各級黨委、政府、各部門、各單位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千方百計落實離休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廣大離休干部親身感受到了黨和人民的尊敬、關懷和厚愛。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30年的老干部工作，那就是：可歌可泣，可圈可點。我們已經有了30年的努力，30年的感情投入，如今在廣大離休干部真正進入晚年，體弱多病，需要更好地照顧的時候，我們絕不能有半點猶豫和懈怠。因此，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全面照顧好離休干部的晚年生活，仍然是老干部工作的主攻方向，重中之重。這必須成為我們的共識，必須投入主要的精力。

要全面照顧好離休干部的晚年生活，讓他們身心健康、安度晚年、頤養天年、益壽延年，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但最緊要的應該是以下幾個方面：

1、加大對離休金、醫藥費的督查力度。要確保離休金按時足額發放、醫藥費按規定實報實銷，而且離休金的領取要方便，醫藥費的管理要更加科學化、人性化，報銷要及時，手續要簡便。對行動不便或身邊無子女的離休干部，由組織派專人負責。

2、加大對管理服務工作的檢查指導力度。要逐個部門、逐個單位、逐個離休干部地檢查、調研，要弄清楚部門是怎么管的，主管領導是誰，單位有沒有管理服務機構，誰具體負責，是專職還是兼職。特別是企業和自收自支事業單位離休干部的去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部門管，還是原單位管，或者是社區管，要一個人一個人調查、落實。在檢查、調研的基礎上，建立完整的信息系統，并進行分類排隊，分類指導。要抓住重點，突破難點，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建立與企事業改革相配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相適應的管理服務體系，保證企事業老干部工作有人抓、有人管，保證每一位離休干部都在組織的關懷之中。

目前，我國失地農民的總量已超過4000萬。預計到2020年，還會有4000余萬人進入失地農民的行列。如何讓如此規模的失地農民生計可持續，是當前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消除貧困的一個突出問題，也是擺在各級黨委、政府面前必須盡快切實加以解決的一個重大而現實的問題。為了解情況，掌握實情，尋求對策，為各級領導和政府有關部門提供決策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先后前往浙江、四川、北京、山東等省市進行專題調研?，F就政策建議部分報告如下：

一、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標

我國現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種純粹的經濟補償辦法，即國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農民予以直接的經濟賠償，如土地補償費是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財產補償，安置補助費是補償農業從業人員因征地而就業不充分或一時不能就業所承受的損失，等等。肯定地說，這種經濟補償機制是必要的，目前顯然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應該堅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進。

也應認識到，現行的經濟補償機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難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大量的實證調查揭示，這種補償在結果上無法恢復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便及時足額給付了經濟補償，失地農民在很長時間以后仍會處于貧困狀態。這就警示我們：現行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一種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濫用的方法，不足以預防失地農民的貧困，必須加以調整和完善。

預防和緩解失地農民貧困問題的最好辦法，是重新審視征地安置工作的政策目標和手段，且重點應放在檢討損失評估和補償的思維方式上。進而言之，征地安置政策不應簡單地視為支付賠償或置換原有資產，其思路應更為寬廣：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產力并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一句話，應把實現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作為未來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標。

“可持續生計”（sustainablelivelihoods）概念最早見于20世紀80年代末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1992年，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UNCED）將此概念引入行動議程，主張把穩定的生計作為消除貧困的主要目標。1995年，哥本哈根社會發展世界峰會（WSSD）和北京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FWCW）進一步強調了可持續生計對于減貧政策和發展計劃的重要意義。所謂“可持續生計”，是指個人或家庭為改善長遠的生活狀況所擁有和獲得的謀生的能力、資產和有收入的活動。在此框架內，資產的定義是廣泛的，它不僅包括金融財產（如存款、土地經營權、生意或住房等），還包括個人的知識、技能、社交圈、社會關系和影響其生活相關的決策能力。

摘要：農村信貸約束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中國農村金融基礎薄弱，信貸市場不完善，大量農村居民存在信貸約束，農業及農民獲得貸款的機率很低。本文分析了農村信貸約束產生的原因，并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完善農村金融信貸服務體系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村信貸;信貸約束;金融服務

在市場經濟時期，農戶消費已在較大程度上貨幣化、社會化。一方面，農民消費所需的“產品”和服務不再自給自足，而是像城鎮居民那樣，以貨幣為媒介去交換所需商品；另一方面，農民的收入水平較低，收入和支出的很強的不確性。這樣，農戶收入與消費支出之間常常會出現不平衡，形成生產性和消費性的融資需求。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農村的信貸約束，中國農村金融基礎薄弱，信貸市場不完善，大量農村居民存在信貸約束，農業及農民獲得貸款的機率很低，這也成為抑制農民消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我國農村居民存在較強的信貸約束

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聯合國家統計局對全國十個省的兩萬個農戶進行專項調查。結果表明，有46%的農戶具有借款需求，但僅有26%左右有借款需求的農戶能通過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根據調查顯示，農村地區金融服務機構網點覆蓋不足。截至2009年6月底，全國尚有2945個鄉鎮沒有任何金融機構，有8000多個鄉鎮僅有一個銀行網點，在全國所有鄉鎮中，金融服務嚴重不足要占1/3。

二、農村信貸約束產生的原因

改革攻堅，力爭進一步突破。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進程的深入，改革的難度在增加。有些改革進展緩慢；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處淺層；不同領域、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缺乏協調和平衡，整個社會缺乏改革的協調機制。

“十一五”改革涉及經濟社會各方面，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改革既連接經濟體制改革，又連接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處于改革的中心環節，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另外，就業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醫療衛生和教育制度等同億萬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應該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推進民生類制度的創新。對外開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后，我國進出口總額增長迅速，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出口大幅增加，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成為穩定國際經濟和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外資在出口中所占比例過大，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利用外資過程中在產業素質、資源、環境、勞工權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較多問題。鑒于存在的問題，必須“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要引導各地由追求引資數量與速度轉到更加注重引資質量與效益?！爸С钟袟l件的企業走出去”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和諧社會，關鍵在落實。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十一五”期間社會發展的一個新課題。建立和諧社會，包括擴大就業、社會保障、調節分配以及文化體制、醫療衛生、安全生產等。

一、賑災專項資金審計存在的問題

雖然我國在賑災專項資金入力度不斷加大，救災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在審計真在專項資金的工作中仍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1.賑災專項資金不能及時到位，財政專戶存在余額。賑災專項資金是解決災民安置和災后重建的“救命錢”，作為賑災專項資金和物資籌集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在賑災專項資金發放上還存在著資金撥付不及時，救助金發放不及時，災區遇難人員家屬撫慰金發放緩慢，資金開支范圍、標準不夠明確，資金結存大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災民安置和災后重建等工作的順利進行。2.有些地區賑災專項資金及物資接受和發放手續不健全。如一些部門沒有按規定向捐贈者開具捐贈款物專用發票；在接收和發放救災物資時沒有認真清點物資數量，至使發放的數量與受災地區接收的數量不一致；在發放救災資金及物資時，沒有取得接收單位的驗收回執單等，由此，導致了賑災專項資金及物資丟失的情況。3.有些地區賑災專項資金及物資的會計核算不夠規范。由于對規定認識不夠，使得一些地區未按照規定將賑災專項基金及物資納入統賬，由專門人員負責管理，這樣就造成了該地區賑災專項資金及物資在接收、管理和發放等環節上出現差錯，又無人負責。還有些地區由于接受物資的資產權屬不清、缺少發票等原因，未將接收物資入賬核算，使得部分賑災專項資金及物資沒有通過會計記賬、算賬，削弱了會計核算工作對賑災專項資金及物資的管理和監督的作用。4.有些地區擅自改變賑災專項資金及物資用途，沒有做到?？顚Ｓ?。個別地區違反賑災專項資金應列入專項賬戶，?？顚Ｓ玫囊幎?，將財政撥入的捐贈資金以會務費的名義列支，用于賑災專項先進個人和集體獎勵；或將上級撥付以及自行接受的救災捐贈資金下撥至基層單位用于工作經費。這樣有可能造成賑災專項資金的不足，也可能造成賑災專項資金的突發性困境，給救災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響。5.有些地區賑災專項資金運行不夠透明，救災物資未按需要采購。一些地區的相關部門未及時將賑災專項資金收支及管理情況向社會公布，造成了在發放、接收等環節透明度不夠，以至于在政府采購過程中出現了以權謀私、以次充好和重復采購等行為；另外，由于采購時間緊迫，有些部門在未進行市場調查或詢價的情況下，就采購了大量救災物資，這就使得采購救災物資的價格明顯偏高，造成了賑災專項資金無謂的浪費。

二、完善賑災專項資金審計的對策建議

國家應該針對具體情況、具體問題頒布相關的指導意見來規范賑災專項資金的管理，并組織各級政府的審計人員對賑災專項資金進行專項審計。

（一）嚴格審查各級賑災專項資金到位的情況

主要審查賑災專項資金及物資來源是否正當，渠道是否暢通；賑災專項資金是否按照有關規定及時足額的到位，是否及時入賬，是否與賬面收入一致；審查各地區、各相關部門是否根據不同地區的受災嚴重程度，災民的具體需求嚴格制定賑災專項資金及物資分配方案；是否按照中央規定將因災生活困難群眾補助金、救濟糧，孤兒孤老孤殘人員基本生活費和遇難人員撫慰金如實發放到個人手中，且是否做到了及時發放。此外，還要審查省級、市級、縣級的賑災專項資金專項賬戶是否為零余額賬戶，是否已將賑災專項資金足額的撥付下去。任何地方、部門、單位和個人均不得隨意擠占、挪用。

近年來，財政決算審計不斷深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地方財稅部門工作的不斷規范。但是，審計發現一些屢審屢犯問題仍然存在，不容忽視。

1．預算約束力不強，執行不夠規范。一是追加預算未提請本級人大批準，預算超收安排和支出預算追加，未報本級人大常委會批復，預算執行隨意性大。二是預算支出調整追加頻繁，涉及項目多、調整金額大，預算約束力軟化。三是無預算項目結轉下年支出，財政結余不真實。四是虛列支出掛暫存科目。

2．預算收入反映不全面。財政部要求將部分行政性收費和基金納入預算管理，但部分地區仍列入預算外核算或僅將部分收入入庫。還存在部分罰沒收入直接返還辦案單位，部分土地拍賣收入、稅款利息收入不入庫的現象。有的將改制企業收益及國有資產投資收益等納入預算外財政專戶管理或滯留代收部門，一些政府性基金也未納入基金管理，導致預算收入反映不全面。

3．財政資金隱性損失嚴重。地方政府為保持經濟穩定或扶持部分企業，出借財政資金，因部分企業停產、破產或轉制，導致財政周轉金回收率低，抵債物資變現能力差，造成財政隱性損失嚴重。

4．亂收費亂攤派現象仍有發生。一些地方和部門以綠化費、創建費等名義，向煙草公司、保險公司等條線單位收取各種費用，影響了中央級收入。

5．財政專戶管理有待加強。近年來，各地都加大了財政專戶管理力度，但仍存有不足。一些單位將“機動車檢測費”和“價格簽證機構收費”等行政事業性收費轉作經營性收費，使用地稅發票，逃避財政專戶管理；一些經營性收費如“市場攤位費”等則納入財政專戶管理。

海外華文文學作為學科命名至今存在爭議，但作為流散在中國之外的漢語文學的總稱，其有效性的論證與呈現過程也正是其成為一種引發關注的文學現象乃至一門新興學科的過程。從1970年代末期至今，中國內地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979至1988年間為作家作品評介期，以作品鑒賞和文本批評為主，整體意識和理論意識都較為缺乏;1989到1997年間為整體研究和詩學建構初期，出現不少文學史著述及有關命名合法性的論證文章，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但不少論述仍失之粗糙平面;1998年后至今為方法更新和理論突圍期，研究者一面深入反思以往的研究局限，一面努力吸納新的話語資源與理論方法，以求建立穩固的學術研究根基，擴大學術影響力度，進入文學研究前沿。正是在這一動向之下，世紀之交，受到國內日益興盛的“傳媒研究”的影響，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也相應地出現了“媒介轉向”(在這里媒介特指文學傳媒，而非廣義上的包括語言本身的媒介概念)。那么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傳媒”研究究竟獲得了怎樣的新經驗?從這一問題出發，我們能否以此為起點建立起一種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詩學話語與研究范式?能否找到解決當前研究與創作困境的可能途徑?

一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

正如陳平原在《現代文學與大眾傳媒》中指出的那樣，中國學界業有的學術傳統非常重視考據與材料的工夫，而熟讀細尋文學傳媒上承載的文學作品與文學事件，應該說是一條最基本與最重要的獲取材料和考據考證的途徑。通過整理、挖掘、闡釋，一系列曾被遺忘或疏漏的傳媒事實與文學文本被還原聚焦，最終完成建構或重寫文學歷史的宏大任務。因此，這種本著還原歷史真實、重建文學現場的史料性研究試圖將充滿矛盾與斷裂的傳媒文本轉敘成更為連貫清晰的歷史事實。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領域，1980年代以前的學術研究者，就是憑著這種實錄精神，以文學史家的毅力和使命感，將深埋在地底下，面臨毀絕的大批史料整理出來，呈現出可觀可感的文學歷史概貌。在這個意義上，方修所編著的《馬華新文學史稿》及《馬華新文學大系》功過千秋。這位深諳傳媒之道的南洋報界老前輩，用最原始的和最辛苦的抄錄方式在早期的華文報刊上成功地搶救出了新馬地區的大批作家作品資料，新馬地區新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得以立此存照。同樣，國內學者陳賢茂等在寫作《海外華文文學史》這本作為學科確立標志的文學史著述時，也非常重視文學傳媒的作用。在此書中，文學傳媒不僅是作品的來源與平臺，更是文學史重點梳理與研究的對象。同時，在寫作文學史的過程中，為了獲取足夠充實的史料，陳先生等還創辦了《華文文學》這一刊物，把傳媒運作與文學史寫作融為一體，刊物也成為海外華文文學史的潛文本。方修和陳賢茂等的研究實踐，無疑正是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歷史著述高度依賴傳媒的鮮活例證。應該說，資料的拓展和視野的開闊，對于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來說仍是首要的和基礎的，海外各國已成歷史或正在運作的華文傳媒正等待我們潛心整理與關注，史料性研究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上述學者固然重視傳媒，也非常清楚傳媒與文學歷史之間的密切聯系，但對傳媒的看法并沒有超越媒介工具論。對于這一代學者而言，傳媒始終是研究者接近文學事實的平臺和橋梁，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仍然是作家作品，并非傳媒本身。但是，“傳播不是中介”的現代傳播學理念已經粉碎了這種美好的工具論。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傳播媒介與傳播過程影響的不止是文學功能的緯度，也建構出不同的文學存在。媒介性是文學的內在因素之一，傳媒本身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目標與對象，研究傳媒就是研究文學的存在方式與特性。因此，自1990年代以來，一種新的傳媒研究思維出現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場域。借鑒從傳播學與社會學角度業已獲取的海外華文報刊研究成果，一些文學研究者對境外華文傳媒的研究初見成效。如陳嵩杰的《獨立前馬來西亞報章對文化與文學本土化建設的貢獻》、李志的《海外華文報刊對濫觴期海外華文文學建設的貢獻》［2］和《境外的新文學園地———五四時期南洋地區文藝副刊〈新國民雜志〉研究》。［3］其中，李志對《新國民雜志》的研究是頗有啟迪意義的研究范例，他通過這一傳媒文本把摸到了新馬地區新文學生長的特點以及現代文學在東南亞的影響方式，可謂以大觀小、深入淺出之舉。因此，帶著問題意識進入文學傳媒的整理與重讀之中，作為有關海外華文文學傳媒研究的新路徑，確實具有誘人的前景。如果說李志的研究不過隱現海外華文文學與傳媒這一命題的話，那么王列耀等人則在研究之始就非常自覺地確立了“傳媒制造”的理論制高點。他重視傳媒現場所呈現的歷史細節的意義，但更關注的是傳媒的具體運作，即傳媒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到海外華文文學生產與歷史之中。如新近的網絡傳媒與傳統的紙質傳媒、影視傳媒有著怎樣的功能差異，具體的傳媒事件怎樣進入文學歷史之中等都進入了其研究視野。王所在的暨大“漢語傳媒與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來，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可將“海外華文文學與傳媒”的命題系統化、理論化。①上述研究都可謂著述文學史的沖動與實踐。在這里，文學傳媒作為充滿了暗流與偶然性的文學現場，成為文學史家自我言說的資源庫。研究者們不但精心挑選也重新闡釋，使文學歷史和文學史觀的重建成為可能。當前已有的各種有關海外華文文學的區域或總體文學史所引發的彼此輕視與責難，不止出現在大陸學者和海外華裔學者之間，也出現在新馬等地的代際話語中，除了各自把握的文學史料有所差異之外，更在于各自堅持的史料闡釋原則的差異。因此，如果將來重寫一部海外華文文學史或者世界華文文學史的話，應該以文學傳媒作為文學歷史的第一現場，考察不同地區國家華文傳媒所形成的傳媒場之復雜性，著力于呈現“傳播與交流”的過程及結果，如分析特定作家作品跨文化傳播時的意義遷移與文化影響、分析某種文學思潮在漢語文學界的旅行經歷等。這可謂海外華文文學中的“媒介”研究的第一種走向，也是當前成效最大的一種研究方向。

二研究范式更新的可能性

如果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媒介轉向只止于文學史重寫這一目標的話，它還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因為它尚未引發海外華文文學自身及其研究特殊矛盾的顯現與解決，而是停留在中國現當代乃至古代文學研究所持媒介視角的同一層面。那么，“傳媒”問題如何將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引入新的場域呢?在我看來，它首先讓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意識到了自己所面臨的理論絕境，開始重審自身的研究前提與研究基礎。傳媒制造意味著我們所命名和圈定的所謂“海外華文文學”也可能是一種想象與建構，我們的研究有可能不過在傳播意識形態設置的籬笆之內徘徊。如果海外華文文學這一研究對象本身就是內地傳播媒介及其傳播意識形態的產物，是我們和文學傳媒共謀制造了它，那么我們怎樣面對這樣一種動蕩不安的幻覺呢?如何理性評價我們已有的研究思路與成果呢?我們還有沒有必要反復強調海外華文文學的本質特征與獨特詩學話語這樣的命題呢?由此，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提出媒介問題，其實是提供了一種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將引發的是一種研究思維的突破與創新，我們不再執著于它的詩學本質，而開始思考它的建構過程、方式及意義，即從是什么到怎么樣和為什么?化文學文本詩學建構為文化語境和文學生態研究。海外學界對大陸學者的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早有質疑之聲:但來自外部圍追的功效遠遠不如自我懷疑的威力。事實上，上述自海德格爾以來認識論的轉向，已經深深影響了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者，或者說，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自我懷疑與批判之聲本身就是這一轉向的體現與產物。當解構與自我否定的精神成為新一代學者的主要學術思維方式時，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自省就開始了。早在本世紀之初，吳奕锜等青年學者借助《文學報》的威力，樹起了反思的大旗，盡管他們的口號也有不當之感，但“文化的華文文學，獨立自足的華文文學”［4］的提出卻說明他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海外華文文學在中國內地被建構的程度。顯然，任何時空都不可能存在“獨立自足的華文文學”，它總是被語境化，也就是被文化塑造的華文文學。而“文化的華文文學”這一命題本身盡管頗受爭議，但從文化角度來理解海外華文文學的獨特性卻深入人心。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劉登翰先生從方法論的高度提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理論突圍”問題時，就非常重視對業已輝煌的華人學知識與方法的借鑒，呼吁建立起有關海外華人的文化詩學。①然而純粹的文化轉向是否可能改變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困境呢?事實上，鑒于一種海外華文文學缺乏審美性的潛在偏見，從文化角度去解讀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不是少了而是太多。如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的詩學話語與理論資源便高度依賴華人學，王庚武對華族整體性神話的解構可謂最時尚的理論話語，由此文學文本也往往變成演繹華族身份理論與事實的佐證材料。但是，如果文學文本僅僅作為同類問題的有效例證，這種研究的意義又在哪里?也就是說，如果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僅僅反芻已經形成有關海外華人文化的歷史社會結論，這種研究就是重復無效的。此外，在洶涌而來的文化研究潮流中，海外華文文學的文化轉向也可能是迷失自我的表征與選擇。傳媒時代信息傳播的廣度與速度，使一向惟我獨尊的學術空間也變成了一場時尚秀，不斷變化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話語使業有的研究范式不斷被質疑與刷新，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與當下學術走向的一致性雖在情理之中，但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往往忙于追隨也止于追隨，從離散、空間詩學到傳媒研究，直接挪用并未產生新的智慧，我們的研究瓶頸并未得以突破。或許，饒芃子先生對跨文化與海外華文詩學的建構與探索以及朱崇科近來提出的華文比較文學之概念，［5］應是解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困境的有益構想。饒先生早在1990年代中期便倡導將“跨文化和比較方法”作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②這是符合海外華文文學生產的實際情況的，但如何落實和具體運作卻仍需要更多成功的研究實踐。朱的華語比較文學概念無疑是王德威的整體觀，王潤華的跨界整合等理論資源的具體化，但他在強調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性前提之下對漢語文學內部差異性與權力關系的解剖，可謂另類的研究思路。上述理論嘗試不妨將之定位為走向比較文化詩學(跨文化詩學)范式的探索之路。盡管各自的理論設想與研究嘗試并不完美，卻是新研究范式出現的強有力的前奏。因為其理論基點都已從理論預想回到文學現場，強調海外華文文學彼時彼刻、此時此刻的具體性和復雜性。這一研究思路應意味著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真正啟始。正是在這一思路之下，傳媒問題的意義顯現出來。首先，文學傳媒作為文學與社會交匯的一個動態場所，它本身就構成了復雜流變的文學現場，保留了更多富有闡釋意義的歷史細節，為我們把握文學的內部肌理提供了可能。其次，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傳媒空間作為呈現精神沖突和文化對話的接觸地帶，可以呈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華文文學的差異性及其根源，為比較搭建了平臺。由此，傳媒研究的意義不但可以在重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范式的認識高度上得以確認，也可以在如何將研究范式具體化的操作性、可行性層面來確認。具體做法如不僅在文學文本研究中建立起行之可素的詩學話語，更著重考察詩學話語在不同語境下建構與傳播的原因、變異及影響。如此，諸如中國性與世界性、華文后殖民文學，離散敘事，邊緣與中心、父子沖突與家園主題等詩學話語就有了重新探究的可能性。

三創作的意義清理與突圍

摘要：本文基于2016年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課題：“新建本科院校師德師風建設問題研究”，積極探索新建本科院校師德師風建設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希望能提高教師隊伍的思想道德水平，為校風優化和教學水平提升奠定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新建本科院校；教師；師德師風；問題；對策

大學是高級人才的培養基地，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源泉，承擔著為社會建設與發展輸送人才的重大責任，也是科教興國使命的踐行者。隨著擴招政策的實行，高等教育逐漸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猶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建的大學本科院校猶如雨后春筍般衍生而出。由于新建本科院校的建校時間短，歷史積淀不夠，校風校紀尚未成形，辦學理念和定位不夠明確，人才培養模式比較單一等問題普遍存在，致使教師隊伍的風氣和德行出現諸多問題。本文基于新建本科院校師德師風存在的問題，積極探索新建本科院校師德師風建設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希望能提高教師隊伍的思想道德水平，落實科學發展觀，凝聚優秀師資力量，共建和諧校園。

一、新建本科院校師德師風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一)價值觀念扭曲，缺乏正確觀念引導。縱觀當前新建本科院校教師隊伍的師德師風現狀，最明顯的問題在于教師隊伍的價值觀念不正，主要表現為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思想的普遍存在。部分教師將眼光局限于物質和個人利益，當教學任務和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往往選擇調課甚至停課來滿足個人需求，枉顧學生和學校的教學需求。部分教師在人才培養、社會實踐和項目開發等過程中，將金錢和回報放在首位，忽視學生的成長需求，不僅本末倒置，而且嚴重缺乏對學生和教育事業的責任心，不利于正確引導學生和高級人才培養。因此，高校作為教師隊伍的管理主體，應該加強對教師思想和價值觀念存在問題的警覺和預防，積極做好價值引領，否則就會致使現有的思想問題不斷擴大，最終形成燎原之勢，在教師隊伍中蔓延開來。(二)奉獻精神不足，敬業態度不夠。當代青年教師普遍缺乏吃苦耐勞、無私奉獻、愛崗敬業等優秀品質，“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和“落花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奉獻精神逐步淡化，甘于奉獻的教師越來越少。高校教師的本職工作是教書育人，隨著高效管理日漸行政化，教師也不再安心于日常教學和科研工作，越來越熱衷于行政崗位的競聘和教師職稱的升級，將其視作鍍金之舉。部分教師因為奉獻精神和敬業精神的缺失，最終走上了以教謀私、拉幫結派、學術剽竊和造假的道路，嚴重損害本科院校的師德師風，玷污新建本科院校的名聲，敗壞教師在群眾心目中的光輝形象[1]。(三)專業水平參差不齊，缺乏創新精神。新建本科院校建校時間較短，師資引進渠道單一，人才培養模式不健全，最終導致院校的師資結構不合理，教師的專業水平參差不齊。大部分教師雖然具有高學歷，具備豐富的理論知識儲備，但普遍存在重文輕武的問題，理論研究能力較強，但教學實踐能力偏弱，在日常教學中，只能沿用傳統的照本宣科式講法，大大降低了課堂教學效率，影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些現象從側面反映出高校教師隊伍中創新精神的普遍缺乏。

二、促進新建本科院校師德建設的有效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