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范文10篇

內容摘要：本文根據庫恩范式概念的內涵，分析了當前三農研究范式危機的原因和類型、進行范式依賴的必要性和方式以及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關鍵詞：三農研究；范式危機；范式依賴；范式轉換三農問題指涉的事實在不斷變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實之為事實又并非那么類同而簡單的事情，加之三農研究涉及的是一個多維復雜多變的系統，在當前三農研究成為所謂的顯學狀態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達的權利，如何把握三農之真實的互動確實涉及到了三農研究的范式問題，本文將從范式的方法論上提供一些思考。一、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范式是托馬斯．庫恩科學哲學的重要概念，與范式密切相關的科學共同體和不可通約性也是庫恩理解科學本質和科學進步的重要命題。庫恩將凡是具備兩個特征的成就稱之為“范式”：它們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同時，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1]庫恩的范式源自對自然科學史的研究，但是這一概念同樣適用于社會科學，而且庫恩在解釋解讀科學文本的不可通約性時也認為，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科學活動是“一種人文事業”，它本身就是不斷生成和變化的理解文本。狄爾泰認為社會科學指涉的人類生活具有一種時間的結構，韋伯在《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一文中指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價值和意義兩種基本要素。[2]庫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對本質主義的，它既指科學共同體的共有信念，同時它也是富含實踐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純粹經驗的一種方法論，它將范式置于優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學從對實在的關懷到對實在知識的關懷，再從對知識的關懷到對尋求實在知識的正確方法關懷的轉向，它將科學研究截持在本體與主體間性關系既非深層又非淺表的時空上，所以，無論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共性，還從社會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特點看，庫恩范式更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還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義，與此相對應，三農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部分，其應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農研究人員對三農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論、基本觀點和基本技術方法的一種互動體系。庫恩范式對三農研究仍具體理論和實踐意義，但按照庫恩范式的標準來衡量，當前中國三農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機的。三農問題難以解說的現狀是三農研究范式危機的總體表現，面對問題的競爭性意見，人們甚至開始反思，三農研究的某種方式是否是科學的，或者說三農研究的科學意義是什么？這些問題似乎超過了三農研究的范圍，在庫恩范式的范疇下分析，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具體表現在多方面和多重意義上。學科的范式危機。三農研究不象一個完整的學科，是一個多科學，甚至是一個邊緣的研究，三農研究的對象和領域幾乎隨處可得，三農研究也只是因為當前三農問題的升溫而熱了起來，三農研究本身缺乏一個完整的學理規范，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管理學等等都可以問事于三農。對三農中某一具體的現象研究時，也沒有單一的范式。有時甚至出現眾說紛紜的亂象。方法的范式危機。實證的方法、規范的方法、各種經驗技術性方法都可用在三農研究上，面對活躍變化的三農，在一個寬泛的時間段內反觀，諸多方法都有令人質疑的地方。有些所謂計量或調查的方法應用于三農研究，還很難說是方法論的創新，只能說是一種新式工具的應用。對這些具體方法掌握不透時，會出現明顯虛假的實證，還很難從范式的視角上去把握三農實證研究的真諦。理解的范式危機。這是三農范式危機的主要方面，以上兩個方面都是三農范式危機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機更符合庫恩范式的概念。三農研究只是緣引多學科范式成就進行的，對同一問題和現象的解說存在不同的范式競爭，甚至出現各說各話的現象，使得經驗資料獨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為一個永恒的問題，這也是范式自身悖論的一種表現。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還表現在，三農研究不像自然科學，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會學科那樣具有自明的實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種共同體，這種學術共同體的研究擴展到真實世界中去也存在問題，而難以做到理論范式與事實范式的融合，比如當我們研究三農問題時，我們自以為如此，但我們所研究的三農對象的行為果真如此嗎？而且，三農研究還沒有象自然科學范式的有效解釋和應用那樣，讓世界在范式下動起來，范式理論的反映與真實世界范式還難以一致激活。三農研究還未能達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農研究沒有一個較有影響的共同體，即便有一些共同體，這些共同體的規模也不是很大，很難形成廣泛成就性影響。存在三農研究范式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三農研究屬于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特點和范式的內涵決定了三農研究不成熟階段的范式危機。其次，三農研究的涉及面太廣，面對寬泛的對象研究，一時間要想有一個統一的范式顯然不可能。研究人員會從農民、農業和農村的不同維度來看待三農問題，有人會從農民收入問題進行分析，有人會把三農看著是農民權益問題；有人會從演進的方式分析三農問題，有人則會從建構的角度進行分析；有人從國家視角解讀三農問題，有人則從公民社會的發育不足來進行詮釋；即便從國家視角進行分析，有人會特別強調國家功能，有人則注重國家型態的變化和結構的合理轉換。第三，現實社會的快速變化，急切地催逼對舊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現，而新范式又遲遲不來，這是由社會事件類比和重復性問題引起的困境。第四，還有意識形態的干擾，即是一些規則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擾，三農研究多是前置性問題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匱乏的情況下，潛意識規則就會大肆侵入。比如農村治理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話題，但一些研究者徹頭徹尾地用政府計劃管制的思維來研究；又如關于農民組織的問題，一些學者只從所謂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勢的農民需要組織，甚至會出現“組織農民農民怕，農民組織政府怕”的境況。等等問題不一而足。第五，盡管一些三農研究是以某種范式作支撐的，但是這種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顯。當前三農研究并非是完全處于前范式階段，而是同時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農范式危機的狀況總的來說，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機可以說是一個非壟斷性學術氛圍的結果，有利于學術觀點的競爭，但是如果所指同一問題的競爭觀點久久不能歸一，那么每一個競爭性的東西都難以說是成熟的科學，培根也說過，真理從錯誤中比從混亂中更容易獲得。另外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也多少是在中國社會具備一定程度的后現代性的情況下發生的，這與不存在單一范式的社會分化發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樣性的情況下，尋求挑戰性的新范式的沖動仍然很強烈，追求三農共識性研究仍然讓人激動不已。二、三農研究的范式依賴科學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進行，同時也使研究囿于共同體內，有利于解謎活動的進一步完備。無論研究是處于常規科學階段還是需要進行科學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進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強把大自然塞進由專業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訓練而成的。庫恩認為科學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學家，他們可以拒斥舊范式，但又必須同時接受一個新的范式，因此對于科學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員來說，依賴范式是必須的。從廣義來講，尋找一種觀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賴，這種觀念依賴已經內化為人類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實如果沒有范式的指引，我們根本不會把一些事實當作問題，另外我們能夠發現事實和問題，也是因為有范式的潛在影響的。當前三農研究并非是完全處于前范式階段，而是同時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這主要是因為三農研究仍然是依賴了某種小范圍的范式。三農研究范式依賴的意義：使三農研究成為一個富有成就的常規科學，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釋問題，并應用于三農研究的社會活動之中。并以此為基礎通過范式轉換的科學革命來實現三農研究向另一階段常規科學的過渡。盡管作為專門的三農研究人員來說，不必過多地思考方法論上的問題，向其追問三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圍，但是不管怎樣，任何研究人員要想進入三農研究方面，就得進入某種范式狀況，要想進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為基礎。具體研究三農問題時的范式依賴形式有：一、單一范式的借用。盡管三農研究還存在某種程度的范式危機，但是我們還是有可供選擇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單一范式的。這是一種對既存范式的類比依賴，或者說是范式在三農研究中的解謎應用，而這種解謎應用是不知足的。二、對不同范式的比較依賴。因為三農研究并非處于完全的前范式狀況，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應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農研究，而這種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顯明的前范式特點，必須進行比較應用。三、不同范式的組合依賴。范式的組合依賴適合三農問題多樣化分析，這種依賴有利于既關注個體又關注整體的研究。范式依賴對三農研究也存在一個悖論性影響。一方面因為范式是一種前理解，范式依賴使得事件有意義，它對研究有一種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體詮釋時的原初事件的顯明而來的，范式的作用表現為事件突現----形成思維系統（前理解）----多事實映證（常規科學）----反常事實的激發的循環過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賴也會讓人有戴著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覺，防礙人們獲得較為中性的觀察，使得搜索事實的“無污染知覺”不大可能，事實上任何的觀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張白紙上去畫畫，如果真是一張白紙，可能就等同于白癡，他會對一切事實無知。這樣就要學會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同時在范式的依賴下，給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間也是很重要的，當然仍然要讓范式優先，這樣才具有科學性，這也是范式依賴時應當注意處理的關系?？傊?，我們在依賴范式進行三農研究時，一定要面向對象，面向真實的場景，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經驗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應干擾經驗的再生。特別是在快速變化的社會，我們對所依賴的歷史范式應該持過多的懷疑。比如我們在對三農問題進行個案研究或區域比較時，我們就應該得出三農問題的異質性與同質性，而不應該迂腐地將三農研究局限在自認為的范式上。三、三農研究的范式轉換范式危機、范式依賴和范式轉換是從范式作用的不同階段分析范式形態的特征，三者之間其實是相互聯系和互為因果的，范式依賴是范式轉換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種范式，何以進行科學革命的范式轉換，有范式依賴的基礎，也容易實現范式的團體性轉換。依賴范式是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會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從認識的發展來看，任何一種范式都會淪為被拋棄的地步。范式轉換因人因事因時而變，在需要轉換時而不知轉換，就會要么不知著落，要么陷入讀書陷阱和知識的負擔之中不能自拔。庫恩范式不僅強調不可通約性的范式，而且庫恩后期還強調語言的不可通約性。庫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對主義觀，庫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轉換是人與物互通的結果。因為三農研究存在明顯的范式危機，又因為三農研究范式依賴的非常規科學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轉換和新范式的確立是三農研究應當突出關注的問題。當今三農研究存在前范式類的紛爭，我們所說的需要三農研究范式的轉換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難以解釋范式的不可通約性，更難以體現科學革命的徹底性，即便與老范式存在概念語言等形式上的類同，新的范式在觀念視角方面則發生了不可通約性的變化，這是范式轉換的本質特點。競爭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實與理論的深入同化，范式轉換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拋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體現在轉換之中，而決不是新范式對舊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圖。庫恩范式革命的意義在于鼓勵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終將范式超越的無限層次包裹在一起，實現范式思維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由于處處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所以需要范式轉換而在某些方面達致統一，即便三農研究處于成熟的常規科學階段，也會有反常的出現，而需要實現從舊范式向新范式的轉換。范式既是一種共有信念，也是一種科學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轉換既是觀念的轉換，同時也是方法的轉換。三農研究范式的轉換也是指兩者合二為一的同步轉換。方法是依賴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設計的，通過方法獲取觀察事實是一個事情顯現的閉合過程，在此過程中，反常會觸發新的元理解和對應的新方法，使得范式進入另一有效的輪回之中。本文并不指定三農研究范式轉換的具體方向，因為一旦這種方向已經明了，何來范式危機的持存和始終保持危機意識的覺醒呢？本文只是特別提示三農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現，需要特別的個人在非連續非累積的情況下“悟出”一個新的系統來，并且需要符合理論與事實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規律，形成能夠解說和應用的三農研究范式，并將此范式與共同體一起做大做強。參考文獻：[1]（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2]（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9月。

內容摘要：本文根據庫恩范式概念的內涵，分析了當前三農研究范式危機的原因和類型、進行范式依賴的必要性和方式以及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三農研究；范式危機；范式依賴；范式轉換

三農問題指涉的事實在不斷變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實之為事實又并非那么類同而簡單的事情，加之三農研究涉及的是一個多維復雜多變的系統，在當前三農研究成為所謂的顯學狀態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達的權利，如何把握三農之真實的互動確實涉及到了三農研究的范式問題，本文將從范式的方法論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農研究的范式危機

范式是托馬斯．庫恩科學哲學的重要概念，與范式密切相關的科學共同體和不可通約性也是庫恩理解科學本質和科學進步的重要命題。庫恩將凡是具備兩個特征的成就稱之為“范式”：它們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同時，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1]

庫恩的范式源自對自然科學史的研究，但是這一概念同樣適用于社會科學，而且庫恩在解釋解讀科學文本的不可通約性時也認為，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科學活動是“一種人文事業”，它本身就是不斷生成和變化的理解文本。狄爾泰認為社會科學指涉的人類生活具有一種時間的結構，韋伯在《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一文中指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規定包含價值和意義兩種基本要素。[2]庫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對本質主義的，它既指科學共同體的共有信念，同時它也是富含實踐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純粹經驗的一種方法論，它將范式置于優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學從對實在的關懷到對實在知識的關懷，再從對知識的關懷到對尋求實在知識的正確方法關懷的轉向，它將科學研究截持在本體與主體間性關系既非深層又非淺表的時空上，所以，無論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共性，還從社會科學區別于自然科學的特點看，庫恩范式更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本質和發展規律。

摘要：本文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結合實踐觀察，回顧實用觀和體驗觀兩種對立研究范式，探討不同消費觀念的哲學基礎，以及當代消費者研究領域內的體驗的轉向，并對體驗轉向的演變進行分析和述評。對研究范式的分析和述評能幫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費觀念，從不同視角理解人的消費行為，有助于管理實踐者理解消費的性質和動態。

關鍵詞：消費研究范式；范式轉向；實用性消費；體驗性消費

在當代商品化社會里，消費無處不在。我們為整理文件而購買一盒燕尾夾，為消遣娛樂而花費不菲的價格購買迪士尼門票，為身份和體面而購買名牌衣服和包，為結婚而購買上好的戒指，也為好友相聚而購買可口的茶點。顯然，以上這些不同的消費行為，具有不同的意義。購買燕尾夾，是為商品的功能性；迪士尼門票則是為了身心的放松、感官的享受；名牌衣服和包則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讓自己顯得高人一等或不那么掉價；而戒指，則是一種符號或標志，告訴別人自己已婚了；好友相聚的茶點酒品則是一種滿足人的社交和交流需求的媒介，使人融入特定的團體或社區。消費研究領域已有具體概念闡釋上述各類消費現象，可分別稱之為實用性消費、體驗性消費、區分性消費、符號消費和趣味性消費。這些不同的概念，表征著學者試圖從不同的視角理解人的消費行為，蘊含著從實用觀向體驗觀研究范式轉向的思想。本文在國內外現有研究文獻的基礎上，結合實踐觀察，試圖探討以下幾個問題：首先，回顧消費者研究領域中的實用觀和體驗觀兩種對立研究范式，探討其哲學基礎，以深入理解人的消費行為。其次，簡述這種轉向的歷史演變以及這些趨勢對當代消費社會的影響和作用。本文對消費范式的梳理和述評，能幫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費理念，從不同視角理解人的消費行為，并為企業如何合理區分不同類型的消費者提供支撐。

一、消費的實用觀和體驗觀轉向

在當代消費領域中，依據對商品的認識，存在兩種對立的研究范式：一是實用觀，它關注商品的工具性或實用性功能，如訂書機的功能就是把文件訂起來；二是體驗觀，它關注產品所提供的享樂、游玩、審美、刺激、象征等愉悅品質的價值，如跑車、休閑、畫展、跳傘等。實用觀將消費對象作為人類改造自然的工具，強調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是主體對客體的外向性行為，以哲學中的實在論為基礎，注重消費對象的實質屬性。而體驗消費觀，則將消費目的指向人本身，愉悅人的情感，助其滿足對新奇性、刺激性、情感性、回憶性以及象征性的需求。這種觀點是自尼采伊始的人的轉向的延續，即將關注重心回到人本身，以哲學中的意向論為基礎，強調人的主體能動性，人對消費對象的意義賦予和操縱。1.消費的實用觀傳統的實用觀認為消費者對于產品價值的界定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強調產品實質屬性的表現（Hirschman&Holbrook,1982），主要利用產品特性或產品效用方面的價值（Bettman,1979），認為消費者均理性地將產品作為實現其生活和工作目標的工具和手段，這種目標既可以是一些實用性目標，如填飽肚子，御寒等，也可以是一些社會性目標，如贏得他人的承認、接受或羨慕、取得社會地位等。這種研究視角以個人或家庭為研究單位，強調個體理性，認為個人或家庭行動者具有自主性，在理性算計的基礎上做出消費選擇。主要代表有“消費者決策過程模型”（Nicosia,1966）、“家庭決策制定模型”（Sheth,1974）、“信息處理模型”（Bettman,1979）與顧客行為模型（En-geletal.,1995）等。這些模型以系統性的觀點，將消費行為視作一種解決問題的理性過程：先確認需求，接著處理信息，再評估方案，最后制定購買決策等。消費者在整個過程中均以理性人出現，將商品的有形品質及其實用性作為價值的主要形式（Hirschman&Holbrook,1982）。顯然，實用觀的工具理性消費范式留下了許多解釋盲區（Sheth,1979），無法解釋一些自目的性、滿足情緒需要（emo-tionalwants）的消費現象，如各類趣味性的休閑活動、感官愉悅、白日夢、審美消費以及消費過程中想象的、情緒的和鑒賞性（appreciative）體驗等；也無法解釋以群體為單位的群體性、聚眾性消費行動，如狂歡節、節日聚會等。為克服信息處理主導研究范式所預設的消費者工具理性的局限，在消費者行為研究領域出現了“體驗的轉向”（ExperientialTurn）（Jantzen,Lindberg&Østergaard,2015）。2.消費的體驗觀轉向Kotler和Levy于其1969年的著作《拓寬營銷的概念》中，將體驗消費現象納入營銷范疇。此后，體驗和享樂性價值不斷獲得消費研究學者的認可。Kotler（1972）認為，“營銷人員的責任在于創造有吸引力的價值”，而“價值是完全主觀的，其值如何仰賴于消費者如何理解和認知該商品”，如同產品的物質實體一樣，產品的美學和無形特征也可以產生消費價值，這也正是Hirschman和Holbrook（1981）組織的“消費者美學與符號消費”第一次營銷大會的主題。消費者創造消費意義和價值的主體性開始獲得研究者的認可，市場研究不再局限于傳統產品如肥皂、豆類罐頭和刀具等，參觀博物館或歌劇欣賞、冒險、游戲等亦成為合理的研究課題。不久之后，Holbrook和Hirschman（1982）發表了他們里程碑式的文章：“消費的體驗方面”。Holbrook等人從精神現象學出發，以意向性認識論為基礎，提出了消費的“體驗觀”。他們將消費者作為商品的感知者以及思考者（Addis&Holbrook，2001），而不僅僅是使用者；認為消費是一種伴有各種象征意義、享樂回應和審美標準的主觀意識狀態，以滿足消費者精神上的需求（Hirschman&Holbrook,1982）。相較側重消費對象實質屬性的實用觀，體驗觀強調消費者對于消費對象的主觀、個人化的體驗和感受，探求消費者對產品符號、美學、意象和幻想意義的反映，注重感覺和樂趣，關注消費對象的象征性品質，而非其有形的物理構成，重視對多感官體驗的研究（Addis&Holbrook，2001）。體驗觀認為所有商品，無論多么平凡，都可以具有符號/象征意義（Levy,1980）。所以，像騎單車和滑雪活動等，消費者均可主觀施加象征品質（symbolicqualities）于其上。可見，體驗觀擴大和補充了以理性為基礎的實用觀消費模型。體驗的轉向表征了消費研究領域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以及研究焦點的演變，反映了對消費意涵認識上的轉向。過去，消費一詞一直被定義為消耗、浪費、揮霍，被理解為一種經濟損失，是對物質實體的消耗。體驗觀的轉向，大大拓展了物的本體，物不再僅僅是其實質構成，還包括其所蘊含的文化意義。體驗視閥下的消費，正如波德里亞在其《物體系》所述，是“一種系統化的符號操作行為”。

二、消費研究范式的演變

只要現代性理論以反思哲學的基本概念，諸如認識、意識和自我意識等，作為自己的取向，那么，它就與理性或合理性概念之間有著一種顯著的內在聯系。但它和實踐哲學的基本概念，諸如行為、自我生成以及勞動等之間的關系就沒有這么簡單了。雖然，在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當中，實踐和理性，生產活動和合理性等概念的規范內涵仍然還有著不易發覺的盤根錯節的聯系。但是，這一聯系到了20世紀20年代已有所松動：此時此刻，葛蘭西、盧卡奇、科爾施、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一批理論家批判第二國際的經濟主義和歷史客觀主義，主張恢復物化批判原初所具有的實踐意義。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分裂出了兩種不同的路線：一條繼承了馬克斯?韋伯的傳統，另一條則受到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影響。青年盧卡奇和批判理論把物化理解為合理化，并從唯物主義的角度接受了黑格爾的思想，提出了一種批判性的合理性概念，而且，他們沒有為此而動用生產范式。

相反，早期馬爾庫塞和晚期薩特則更新了已經失去活力的生產范式，為此，他們根據胡塞爾的現象學解讀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闡述了實踐概念的規范內涵，而且，他們沒有為此而訴諸于合理性概念。只有在完成從生產活動向交往行為的范式轉型，而且，交往理論還要完成對生活世界概念（自從馬爾庫塞討論哲學勞動概念的文章發表之后，生活世界概念就不斷重新融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概念）的重建之后，上述兩個傳統才能匯合到一起。這就是說，交往行為理論在實踐和合理性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內在聯系。它所研究的是日常交往行為實踐的合理性假設，并用交往理性的概念探討了以溝通為取向的行為的規范內涵。這種范式轉型的動因主要在于，社會批判理論的規范基礎不能單純依靠某一個傳統。我在其他地方已經了韋伯式馬克思主義的困境?，F在，我想討論一種試圖根據現象學來更新生產范式的馬克思主義的困境。為此，我選擇了布達佩斯學派的兩個代表人物作為討論對象。具有反諷意義的是，晚期盧卡奇還曾為人類學轉向和復興作為“日常生活世界”的實踐概念鋪平了道路。

胡塞爾在分析生活世界時引入了實踐這一建構性的概念。但他從一開始就不是依靠馬克思主義的原始問題。這一點在以下例子中反映得非常清楚：由伯格（Berger）和盧克曼（Luckmann）（在舒茨的基礎上）和海勒（Heller）（在盧卡奇的基礎上）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生活世界理論，顯示出了驚人的相似性。兩種理論的核心范疇都是客觀化概念：“人的表達具有客觀化的能力。也就是說，人的表達表現在人類活動的產物當中，無論是對于勞動者，還是對于作為共同世界組成要素的其他人而言，這種產物都是可以把握住的”。

“人的表達”用英文來說是“humanexpressivity”，所涉及到的是被泰勒追溯到赫爾德的關于創造和教化的表現主義模式，這種模式通過黑格爾、浪漫派當然還有費爾巴哈一直傳續到了馬克思。這種本質力量的外化和占有模式，一方面是來源于亞里士多德形式概念的動態化——個體通過他自身的生產活動展示出他的本質力量；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反思哲學對于亞里士多德主義形式概念與審美形式概念的調和——主體性外化自身的對象化活動，同時也是一種有意識的創造活動和一種無意識的教化過程的符號表達。因此，藝術天才的創造性堪稱這樣一種活動的典范，在這樣活動當中，自主性和自我實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讓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無論在面對外在自然或內在自然時都失去了暴力特征。伯格和盧克曼把這一觀念和胡塞爾超驗意識建立世界觀的創造性結合了起來，而且，根據以下模式來把握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人類活動外化的產品獲得客觀性的過程，……就是客觀化的過程”。但對象化表明的只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外化、客觀化、占有和再生產這一循環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在這個循環過程當中，創造性活動和社會化主體的教化過程是融為一體的：“社會是人的活動的產物；社會是一種客觀現實性。人是一種社會的產物”。

由于這種生活世界的實踐在意識哲學當中仍然被解釋為一種先驗主體性的勞動，所以，它的內部仍然包含著自我反思的規范性。在意識的形成過程中，在結構上就存在著一種錯誤的可能性：把自身的勞動具體化為一種自在（An-Sich）。與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康德的先驗表象批判一樣，晚期胡塞爾在他的科學批判中也運用了這種思想框架。所以，伯格和盧克曼才順利地把胡塞爾的客觀主義概念與物化概念聯系起來：

“物化是關于人的產物的觀念，仿佛它們不是人的產物，而是其他什么東西：自然決定性、宇宙法則的結果或神圣意志的啟示。物化暗示著人會忘記他自己才是人類世界的起源，而人對他作為生產者與產品之間的辨證法也失去了意識。按照定義，物化的世界就是一個非人化的世界。人把這個世界體驗為陌生的事實，一個人無法駕馭的異化產物。人沒有把這個世界體驗為自身生產活動的先驗產物”。

【摘要】目的分析與探究在兒科護理管理中使用風險防范式護理的應用價值。方法選取本科室就診的96例患兒為研究對象，隨機將其分為護理組和常規組，各48例，常規組進行傳統護理管理，干預組實施風險防范式護理，對比2組護理風險及護患糾紛的發生情況。結果結果顯示，干預組患兒風險事件的發生情況和糾紛事件的發生率均少于常規組，P＜0.05，有統計學意義。結論在兒科護理管理中進行風險防范式護理科有效降低風險事件的發生，同時可有效減少糾紛事件的發生。

【關鍵詞】兒科護理管理；風險防范式護理；護理效果；糾紛事件

兒科是醫院中非常重要的科室之一，是一個預防與治療，并保證兒童身體和心理正常發育的綜合學科[1]。兒科護理工作具有風險大、難度大，極易出現糾紛和投訴事件。本研究主要以96例患兒為研究對象，分析對其實施風險防范式護理管理的臨床效果。

1資料與方法

1.1患兒資料。選取本科室兒科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的98例患兒為研究對象，隨機將其分為護理組和常規組，各48例，常規組患兒男女比例為25:23，年齡范圍在1至12歲之間，平均年齡為（4.36±3.22）歲，主要患病類型為消化系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及呼吸系統疾病，患病人數分別為18例、16例和14例；護理組患兒男女比例為25:23，年齡范圍在1至12歲之間，平均年齡為（4.15±3.48）歲，主要患病類型為消化系統疾病、神經系統疾病及呼吸系統疾病，患病人數分別為17例、14例和17例。對比2組患兒基本資料，P＞0.0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2護理方法。對照組采取傳統護理管理模式,未對可能出現的風險進行評估。研究組開展風險防范式護理干預,具體方法如下。1.2.1護理風險評估。組建護理防范小組,組員將循證醫學作為工作基礎,通過查閱資料結合臨床的方式評估兒科常見的風險問題,組內討論后進行總結。本次評估發現,兒科護理事件的主要風險因素包括:(1)醫囑執行風險;(2)技術操作風險;(3)患兒自身潛在風險。針對上述風險因素,制定出針對性的預防措施,以便降低護理風險事件的發生率。1.2.2護理風險管理的實施方法。醫囑執行風險:強化醫生、患兒家屬與護士間的溝通,及時將患兒的監護情況向醫生報告;建立良好的護患關系,指導患兒家屬積極配合醫療操作,以便保證醫囑執行的質量,降低護理糾紛;在執行醫囑的過程中,若遇到疑問應在認真分析的同時及時與醫生溝通,以便提高醫囑執行的安全。技術操作風險:嚴格落實三查八對,通過自查、責任護士、辦公護士查對的方式強化護理質量。護士長定期對護士的業務操作能力進行考核,對其中存在的隱患及時糾正,并分析操作失誤的原因,提出處理方案。患兒自身潛在風險:(1)多形式風險教育。將護理風險及其預防內容設計成圖文并茂的畫冊、卡片,發放到患兒家屬手中,同時輔以口頭宣教,以強化患兒家屬對風險事件的印象,提高配合度。(2)護理風險管理的實踐要點。宣教材料與口頭宣教時應以言簡意賅、通俗易懂為原則,以便患兒家屬可以理解與接受。例如:宣教材料中可多加入溫馨的漫畫內容,直觀展示出風險問題與注意事項,提高宣教質量。(3)心理健康指導。護理人員在患兒入院與出院時,對其家屬實施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指導,舉成功案例以強化他們對患兒治療的信心,以積極的態度配合風險健康宣教與相關護理工作。1.3觀察方法。觀察兩組患兒護理風險與護患糾紛的發生率。1.4統計學意義。本次研究中所有數據信息均使用SPSS20.0進行分析，計數資料以（%）表示，通過x2進行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通過x2進行檢驗計數資料，使用P值進行判定，P＜0.05時則說明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關鍵詞：傳播學庫恩范式融合競爭

[摘要]：

對庫恩提出的范式概念的本質含義考察與分析，范式具有創新循環性、命題示范性與動態競爭性。作為新興發展的傳播學，由于學科的邊緣性與交叉性，多元范式的格局顯露出尚未成熟與缺乏獨立的特征。目前多元范式的融合與借鑒的主流解決策略，并非符合范式的本質與規律，而是應強調多范式之間的競爭機制，以此促進學科的成熟與獨立，形成科學客觀的一元獨大或雙元交織上升的傳播學范式格局。

Abstract:AnalyzingtheconceptionofparadigmbyT.S.Kuhn,thethesispointsouttheparadigmofscienceresearchhavethreefeatures:recyclinginnovation,demonstratingsubjectandcompetitivetrend.Asarapidlyrisingacademicfield,multi-paradigmofcommunicationreflectsthesituationwhichislackofmatureandindependence.Amalgamationofthemulti-paradigmisthecurrentmainstreamstrategy.Onthecontrary,competitivesystemneedstobeemphasizedinordertofacilitatethehealth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ommunicationresearchparadigmstructure.

Keywords:CommunicationResearch;ThomasS.Kuhn;Paradigm;Amalgamation;Competition

近十年來，對于回答中國傳播學的研究范式的“是什么”問題，學者與研究人員已經有相當積極的嘗試與貢獻。在回答“是什么”的同時，“為什么”會出現這些研究范式，研究者們也有所涉及，但一般點到為止。面對多范式的現狀，研究者們給出的解決方案幾乎達成難得的共識——融合或相互借鑒。然而，研究范式的融合之道是否符合科學范式的本性呢？是否有利于中國傳播學的學科發展與建設呢？當前，三十年中國傳播學正處于一個多范式并存階段，對其進行研究的獨特意義在于“對其自身研究的本質和合理性有自覺的反思和觀照”（金兼斌，1999）?！皞鞑W拒絕反思，將意味著傳播學的研究仍將停滯不前，傳播領域將進一步充滿困惑。屆時，不僅僅是傳播學的研究范式，甚至傳播學這一學科的生存權也會受到質疑”（胡翼青，2004：47）。本文將在傳播學學科發展的現狀與背景下，通過對范式概念的本質分析，對中國傳播學范式的選擇與走向提出一孔之見。

摘要：論證農村法治的重要性也即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邏輯起點，從農村法治建設存在的問題為起點，研究農村法治的方法論--法律社會學的方法問題，并在考察法律社會學方法范式的基礎上，比較指出傳統范式的問題以及缺陷。

關鍵詞：農村法治；研究范式；社會學研究范式

Abstract:Beginningfromtheanalysisofproblemsinnomocracyinruralareas,thispapermakesastudyontheresearchmethodologyofnomocracyinruralareas.Basedontheexplorationofmethodologyoflegalsociology,thepaperpointsoutproblemsandlimitationoftraditionalresearchmodel.

Keywords:nomocracyinruralarea;researchmodel;sociologicalresearchmodel

當法治成為中國發展的一種方略①之后，我們自然得出這樣兩個結論：其一，我們已經接受了西方社會環境下所孕育出來的“法治”話語，這包含法治的理念、制度以及相關的一系列知識。盡管我們會懷疑法治的移植能否在中國生根發芽。但是大的方向已定，學者們所能做的只是法治作為一種制度如何能夠更好地克服傳統治理方式的阻力而生存的問題，而不是擔憂傳統會吞噬法治進而徹底否定其存在。其二，我們如何使制度設計在表層面上發揮規范社會的功能,達到法治的社會治理的目標,同時也要關注如何培植法治的理念，使其發揮潛在的功能。第一個方面是價值判斷問題而第二個方面則是實證分析的問題。前者的解決是一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或根本不接受這個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后者。而后者是一個更加復雜和艱難的過程，但后者的解決更具有實踐性，另一方面也會對前者給予一種事實的支持。本文的落腳點在于后者，所以有關前者的相干問題并不是本文的范圍，因此也不構成對于本文結論的威脅。②另外，本文關注的是中國農村的法治建設，所以“城市法治”只是以比較的客體而存在的，結論的得出具有嚴格的空間效力，這是第二層限定。

一

內容提要以購買力平價理論為代表的傳統匯率理論認為均衡匯率是合理的匯率水平，匯率政策應當圍繞均衡匯率來制訂，這種分析范式具有局限性。本文指出匯率分析應當貼近現實，應當更關注匯率變動的影響而不是“合理、均衡”的匯率水平。均衡匯率并不存在，圍繞影響外匯市場供求的因素展開的市場匯率分析更為有效。文章強調匯率決定權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人民幣匯率政策由我國根據國家利益，獨立自主自行決定，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中國較為現實的匯率制度選擇。

一、傳統匯率理論及其局限性評述

西方經濟學家在長期進行深入研究中，從不同角度闡述匯率的決定及其波動，提出了幾種典型的匯率理論：

1.國際借貸理論（TheoryOfInternationalIndebtedness），又稱國際收支理論。該理論由英國學者葛遜（GeorgeGoschen）于1861年提出。他認為匯率是由外匯的供給和需求決定的，而外匯的供給和需求是由國際借貸所產生的，因此國際借貸關系是影響匯率變化的主要因素。這里所講的國際借貸關系不僅包括貿易往來，還包括資本的輸出和輸入。國際借貸分為固定借貸和流動借貸，前者指借貸關系已經形成但尚未進入實際支付階段的借貸；后者指已經進入支付階段的借貸。國際借貸說認為只有流動借貸相等時，外匯供求也相等，外匯匯率保持穩定；當流動債權大于流動債務時，外匯供大于求，外匯匯率下跌；當流動債權小于流動債務時，外匯供小于求，外匯匯率上升。葛遜的理論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從國際收支的角度解釋外匯供求的變化，分析了匯率波動的原因，因此他的理論又稱為國際收支說或外匯供求說。這一理論產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金本位貨幣制度時期。從目前的角度看，國際收支仍然是影響匯率變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筆者認為從國際收支角度分析影響匯率的因素很具有現實性，在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國際收支對匯率的影響越來越大，根據國際收支中細致的結構分析，更有可能看出一個國家匯率的基本走勢和主要影響因素。

2.購買力平價說（TheoryofPurchasingPowerParity），簡稱PPP理論。1916年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GustavCassel）在總結前人學術理論的基礎上，系統地提出：兩國貨幣的匯率主要是由兩國貨幣的購買力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說分為兩種形式：絕對購買力平價（AbsolutePPP）和相對購買力平價（RelativePPP）。絕對購買力平價認為：一國貨幣的價值及對它的需求是由單位貨幣在國內所能買到的商品和勞務的量決定的，即由它的購買力決定的，因此兩國貨幣之間的匯率可以表示為兩國貨幣的購買力之比。而購買力的大小是通過物價水平體現出來的。根據這一關系式，本國物價的上漲將意味著本國貨幣相對外國貨幣的貶值。相對購買力平價彌補了絕對購買力平價一些不足的方面。它的主要觀點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兩國貨幣的匯率水平將根據兩國通脹率的差異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它表明兩國間的相對通貨膨脹決定兩種貨幣間的均衡匯率。從總體上看，購買力平價理論至今仍受到西方經濟學者的重視，在基礎分析中被廣泛地應用于預測匯率走勢的數學模型。筆者認為購買力平價理論實際上是傳統實物經濟理論，不是現代金融經濟理論?，F代金融經濟時代，經濟已經基本上實現貨幣化，并且在國與國之間流動著巨額資本，包括很多以短期投資套利的“熱錢”，而以貨幣購買力為基礎計算所謂的匯率是不現實的。現實情況是，匯率本身也可作為貨幣購買力的一個測量標準。而且匯率和通貨膨脹率也有密切關系，二者相互影響。一般情況下，匯率對通貨膨脹率的影響力度遠遠大于通貨膨脹率對匯率的影響力度。因此，購買力平價理論基本上只有理論上的意義，對于現實匯率走勢分析和匯率政策的制訂指導意義不大。

3.利率平價說（TheoryofInterestRateParity）。由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于1923年首先提出，解釋了利率水平的差異直接影響短期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從而引起匯率的變化。投資者為獲得較高的收益，會把資金從利率較低的國家轉向利率較高的國家，資金的流人將使利率較高國家的貨幣匯率上升。凱恩斯的學說解釋了貨幣市場上的利率差異同即期匯率、遠期匯率之間的關系。實際上，遠期匯率的推導過程就是應用了利率平價的理論。雖然該理論的前提假設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因為資本流動不僅僅受利率影響，還考慮很多其他因素，但是利率平價說直接考慮利率對匯率影響，從資本流動的角度研究匯率的變化，奠定了現代匯率理論的基礎。該理論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市場經濟相對較發達的國家之間資本流動對于利率的敏感性，利率變動引起資本流動，進而影響？正率變動。這個因果鏈條對于發達國家直接資本套利影響匯率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現實性。

一、范式的出現及進入高校教學管理實踐中

在高等教育管理范式應用中關注學生的生活生存。關注生存在當今現代社會發展中已達成共識，具體到高等教育管理范式，從本質上來講是要實踐具體的關注人的因素，是要正確認識學生潛在的價值，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以時代精神影響學生的主體精神，增強學生的自尊、自強、自立、自主、自覺的獨立意識。以增強學生的主體思想意識，及其全面發展為基礎，充分開發出學生的積極性，實現教育管理的民主性、創新性，加強高等教育對人才的培養。以培養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人才為核心目標，最終實現學生全面發展的終極理想。

二、高等教育實踐管理范式的中心

隨著時間的發展，高等教育實踐管理范式正處于新舊范式轉變之間。它們并非不可逾越，而要看其關注點。高等教育實踐管理研究范式并沒有將量變和質變統一結合，而是將二者進行分散。高等教育實踐管理的新舊范式不僅要加強轉換，還加強互動并存。在一個新的教學理論范式還沒有完善之前，先要探究教育所處的狀態。若當前的高等教育實踐管理是緩慢的，沒有突破的，那么范式的管理在其中的作用就尤為重要。確定高等學科管理的范式，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與評價，在不同層次不同視角分析其特征差異。高等教育管理范式有大范式和小范式之分，在新的高等教育管理中大范式與小范式也將會有相應的轉換。范式作為基本范例，主要為高等教育管理行為破解中的疑惑。其強調思維活躍，解決了高等教育實踐管理模式的思想束縛。高校教育管理研究人員通過實踐，實現思想的解放，使其行為受到尊重，從而獲得更大收益。高等教育管理人員認為先有所認識再進行行動，這樣可以有目的地對思維進行有效的邏輯整理，再加以范式的指導可進行理論突破，保證對高等教育管理在特定的時期有特定的解釋。在高等教育管理下，范式的轉換具有概念的延伸、學術的互通。

三、發展高等教育實踐管理范式

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各種文化在多元化的觀念中相互沖擊。在高等教育管理中，這些多元文化沖擊將導致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無路可尋，這時，不是要改變高等教育實踐管理范式，而是要將范式進行有效轉換。一些國家，特別是其重要地區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引領該國教育的整體改革與發展，而這些影響將關系到該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發展。高等教育實踐管理是影響高等教育發展的驅動力量?；仡櫸覈F代高等教育實踐管理研究的歷程，我們應以史為鑒。在困難中求生存、求發展，推動我國高等教育實踐管理持續、穩定的發展。當高等教育實踐管理范式受到沖擊時，要結合社會形式對其進行轉換。高等教育之所以采用范式作為管理學科的理論體系，是因為對高等教育實踐管理范式來說，它就是理論體系中的一門學科。范式的變化也將影響高等教育實踐管理的突破，使高等學科擁有一個全新的模式。

“科技銀行”美國范式

美國存在兩類“科技銀行”：銀行類“科技銀行”和非銀行類“科技銀行”，前者以硅谷銀行為代表，后者以西部技術投資公司（WesternTechnologyIn－vestment，以下簡稱WTI）為代表（朱鴻鳴、趙昌文等，2011）〔2〕。兩類“科技銀行”代表兩類不同“科技銀行”范式：硅谷銀行范式和WTI范式。關于兩類“科技銀行”的異同，DMIbrahim（2009）〔10〕采取訪談法，在對美國主要“科技銀行”工作人員訪談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詳盡研究。DMIbrahim發現，銀行類“科技銀行”和非銀行類“科技銀行”在風險控制方面都強調客戶的遴選，如以企業是否有VC支持和是否擁有知識產權作為信號來判斷企業質量；都強調與VC的緊密合作和創業企業家的日常交流，認為正的經營現金流量并不一定是必要的，將創投提供的后續融資視為還款來源。但銀行類“科技銀行”可以，而非銀行類“科技銀行”不能通過監控貸款企業的存款賬戶來實施風險控制。在盈利模式方面，兩者都收取較高的利率。銀行類“科技銀行”收取利率相對較低，一般是在基準利率基礎上增加1％到2％，而非銀行類“科技銀行”收取利率則較高，一般都在10％以上。銀行類“科技銀行”之所以收取相對較低的利率，主要是由于其吸納的企業存款能帶來的其他衍生收益。在單筆貸款額方面，非銀行類“科技銀行”要高于銀行類“科技銀行”。期權收益是美國“科技銀行”收益的重要來源。需要注意的是，在動機上，獲取期權收益并不是其開展科技貸款業務的主要目的；在實際結果上，期權收益也不占“科技銀行”收入的主要部分。以硅谷銀行為例，總體來講，期權收益占非利息收入比例很低，也不占利潤的主要部分。即便沒有期權收益，硅谷銀行的盈利能力依然很強，仍能保持運營的可持續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員工能力方面，DMIbrahim的研究表明“科技銀行”的運營并不一定像VC一樣需要技術專家。這與國內的觀念不同，在中國，“科技銀行”實踐者和理論研究者一般都認為“科技銀行”需要既懂技術又懂金融的復合型人才。

“科技銀行”中國范式

科技支行是商業銀行內部設立的支行或分行級別的科技信貸專營機構，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是在直接復制硅谷銀行模式未果的情況下做出的現實選擇。科技支行是當前“科技銀行”中國化的主流模式，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11年12月20日，近3年來全國7個省至少成立了23家科技支行，其中江蘇省的科技支行數占全國科技支行總數的70％以上，超過一半的科技支行為當地城市商業銀行或農村商業銀行設立。杭州銀行科技支行是目前運營相對成功的科技支行②〔11，12〕。作為硅谷銀行范式的中國化，科技支行范式在很多方面與硅谷銀行范式相似，如選址、定位、盈利模式與風險控制。在機構性質方面，兩者也有一定相似之處，雖然硅谷銀行是獨立法人，而科技支行或分行是非獨立法人機構，但科技支行可以通過獲得帶有“一行兩制”色彩的特殊政策來盡量保持營運的獨立性。全國一半以上的科技支行都由當地中小銀行設立，這一現象其內在邏輯便在于當地中小銀行能給予科技支行更大的獨立性。由于中美科技金融生態的差異，科技支行范式與硅谷銀行范式也存在顯著差異。在定位上，囿于中國創投業發展滯后的現實，科技支行將目標客戶定為有發展前景的科技型中小企業，而非有VC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業。在風險控制方面，科技支行范式除了重視創投的作用外，也強調通過與擔保機構和政府的聯動來控制風險。在政策支持方面，科技銀行模式強調政策支持是必要的，而硅谷銀行模式對此并無特別要求。科技支行為什么主要集中在江蘇，而非北京、上海和深圳等金融資源稟賦和科技資源稟賦都更高的地區，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有效的政策支持是科技支行范式的重要原則。值得注意的是，在利息方面，雖然科技支行范式要求高風險高利率，但在實際運營中，政府出于扶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目的，一般都要求科技支行按基準利率或優惠利率放貸。對于優惠利率所導致的未覆蓋的風險，政府采取貼息或提供擔保、設置風險補償基金等方式予以處理。對硅谷銀行范式的一些誤讀也是導致科技支行范式與硅谷銀行范式存在差異的重要原因。如在盈利模式方面，科技支行范式十分強調期權收益，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大部分“科技銀行”實踐者和理論研究者均認為大量期權收益的獲得是硅谷銀行成功的至關重要的因素，認為在中國若不能獲得期權收益就意味著不能有效復制硅谷銀行模式。但實際上，硅谷銀行范式僅將期權收益的獲得視為“中彩票”，利息收入才是重點。很明顯，科技支行范式對期權收益的過度關注正是對硅谷銀行范式誤讀所造成的。此外，在風險控制方面，科技支行范式強調抵質押物，對企業的經營現金流量十分關注；但硅谷銀行范式則認為創投提供的后續融資是企業重要的還款來源，認為正經營現金流量不是必要的，對企業經營現金流量和抵質押物的關注度相對較低。這種差異雖然有科技金融生態差異的因素，但對硅谷銀行范式研究得不透也是重要原因。科技小貸公司是科技小額貸款公司的簡稱。國內目前存在兩類性質不同的科技小貸公司：天津模式科技小貸公司和江蘇模式科技小貸公司。本文的科技小貸公司特指江蘇模式科技小貸公司。這類科技小貸公司“是不吸收公眾存款，面向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園區）內企業，經營小額貸款和創業投資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截止2011年12月20日，江蘇省內已有至少15家以上的科技小貸公司正式運營。由于科技小貸公司和科技支行在性質上和業務種類上存在很大的差異，科技小貸公司范式和科技支行范式在盈利模式和風險控制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在盈利模式方面，科技小貸公司可投可貸，既可以獲取利息收益，也可以獲取期權收益及股權收益，而科技支行在獲取期權收益及股權收益方面面臨重重限制。此外，科技小貸公司還可以獲取較高的利息（可以達到基準利率的兩倍以上），而科技支行在運營過程中，經常被要求按基準利率給予科技型中小企業貸款，或利息上浮幅度很受限。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科技小貸公司范式認為杠桿率至關重要，杠桿率的提高既可以增強科技小貸公司的商業可持續性，也能增強其科技貸款供給能力；但科技支行并不太在意此，因為科技支行幾乎不受杠桿率限制〔2〕。在風險控制方面，科技支行不僅受到總行政策的影響，還受到銀監部門的監管，因此其對不良貸款容忍率低，而科技小貸公司的不良貸款容忍率則不受監管部門監管，只要能夠滿足商業可持續性便可，因此不良貸款容忍率高。此外，科技小貸公司缺乏科技支行擁有的通過監控客戶存款賬戶來實施風險控制的機制。在政策支持方面，科技小貸公司范式也強調政策支持的必要性。但在實踐中，由于政府對其認識未上升到“科技銀行”的高度，科技小貸公司所獲政策支持力度遠遠低于科技支行?？萍紓鶛嗳谫Y平臺是科技型中小企業債權融資平臺的簡稱，是一種政府主導的，虛擬的、集成式的“科技銀行”，通過財政嵌入金融交易結構的方式為科技貸款供給主體提供一種風險控制機制，達到激勵其向科技型中小企業發放科技貸款的結果。蘇州市科技金融服務中心運營的“科貸通”是科技債權融資平臺的典型。與科技支行和科技小貸公司不同的是，科技債權融資平臺本身并不是信貸主體，而是一種機制，一種促使商業銀行“科技銀行”化的機制。其主要業務模式是促使商業銀行發放科技貸款的模式。在業務模式方面，科技債權融資平臺的“常識”原則包括財政嵌入金融交易結構和聚合科技金融供給主體。所謂財政嵌入金融交易結構是指通過補貼、貼息和風險補償等財政資金運用方式來改變科技貸款供給主體的科技貸款業務的風險收益結構。在風險控制方面，科技債權融資平臺關注的是財政專項資金的風險，其范式是通過對財政專項資金的穩健性運營，保證平臺運營的可持續性，擺脫依賴政府財政資金持續注入來維持平臺運營的思路。科技債權融資平臺范式在美國并無對應的范式，是一種基于中國國情的“科技銀行”范式的創新。

結論及建議

近年來，“科技銀行”實踐在中國取得了巨大進步，產生了科技支行、科技小貸公司和科技債權融資平臺3種不同類別的“科技銀行”，拓展了“科技銀行”的概念，并相應形成了科技支行范式、科技小貸公司范式和科技債權融資平臺范式。但對“科技銀行”美國范式的片面理解以及對硅谷銀行范式的誤讀嚴重阻礙了“科技銀行”的發展：科技支行在業務開展方面并不盡如人意；科技小貸公司和科技債權融資平臺的實踐僅在個別省份開展；“科技銀行”風險控制能力仍需進一步提升?！翱萍笺y行”的發展的確需要政策上的支持及政策上的突破，但更需要全面了解和借鑒“科技銀行”美國范式，更需要“科技銀行”理念和范式上的突破，更需要在范式創新基礎上的政策支持。在觀念的突破上，首先要與時俱進，突破“科技銀行必須首先是銀行”這一觀念的限制，將“科技銀行”的本質特征定義為商業可持續性地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對“科技銀行”進行廣義化理解為信貸機構，乃至一種科技貸款機制。這有利于在“科技銀行”實踐的過程中突破單一范式的限制，充分發揮民間智慧，不斷推動“科技銀行”中國范式的創新及演進。在對“科技銀行”廣義化理解的基礎上，基于“科技銀行”范式“常識”原則，我們提出以下促進“科技銀行”發展的政策建議：（1）大力推動科技支行的發展?？萍贾蟹矫?，要全面、準確認識硅谷銀行范式的內核，不要把眼睛只盯在股權或期權上，應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產品創新和創新風險控制機制上，如借鑒硅谷銀行模式，嘗試將創投提供的后續融資作為還款重要來源考慮。政府方面，在加強政策支持時，也應堅持市場化原則，適當放寬對科技支行貸款利率方面的實質性限制，允許科技支行按風險收益配比法則定價科技貸款。（2）大力推動科技小貸公司的發展?？萍夹≠J公司，要加強與銀行、創投和擔保機構等科技金融供給主體的交流，提升風險控制能力。政府方面，首先要將科技小貸公司視為“科技銀行”，推動相關優惠政策的普惠化，其次是有步驟地、在風險可控的原則下逐步放開科技小貸公司資產負債率的限制，即適度增加杠桿率。（3）推動科技債權融資平臺的發展。創新政府作用機制、在金融資源富集、科技資源富集和財政實力雄厚的地區推廣科技債權融資平臺，并注重科技債權融資平臺的風險控制和運營的可持續性。不斷探索市場化的科技債權融資平臺模式。（4）大力發展創業投資，營造促進“科技銀行”發展的良好科技金融生態環境。要推動創業投資與“科技銀行”和其他科技金融主體的互動，優化創業投資風險收益結構，以“科技銀行”促創業投資發展，以創業投資促“科技銀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