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影響范文10篇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悄然出入我國的熱錢有所增長，特別是2002年以來，隨著對人民幣升值預期以及中外幣利差加大，熱錢流入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筆者認為：這對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的協調性以及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熱錢”流入降低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主動性

首先，熱錢流動與貨幣政策方向和目標往往不一致。當一國中央銀行為抑制通貨膨脹而提高利率時，熱錢會大量涌入，迫使該國被動增加貨幣投放，抵消了相關貨幣政策的效應。而當國內經濟形勢低迷或惡化，中央銀行采取放松銀根、降低利率的政策，熱錢又會轉換成外幣迅速撤離，使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政策操作效應減弱。同時本幣面臨更大貶值壓力，資本市場的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降低公眾對經濟前景的預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成效。不過，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和浮動匯率的國家，當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出現較大逆差時，中央銀行有時會調節短期利率吸引包括熱錢在內的國際短期資本流入，以彌補經常項目逆差，促進實現外部均衡，因而具有較強的貨幣政策主動性。而我國中央銀行對利率的調控完全是針對經濟內部失衡或為改變國有企業利息負擔，因此由利率調整所引起的熱錢流動與貨幣政策的方向和內部平衡目標通常不一致。如1993年下半年以后，央行為抑制通貨膨脹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將一年期存貸款利率提到10.98%的高位，一部分“熱錢”伺機而入，混入我國套取利差、匯差。在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和實行強制結售匯制前提下，央行被迫擴大人民幣投放，從而削弱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力度。再如2002年，我國結售匯順差達648億美元，上升48.5%，如此大的順差進一步增加了央行在貨幣投放方面的壓力和經濟通貨膨脹的壓力。

其次，熱錢的隱蔽性使外匯指定銀行和中央銀行難以區分所結售外匯的性質，因而加大了央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進行調控的難度。當中央銀行的調控措施經過一段時滯產生效果時，具有高度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的熱錢很可能因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等因素又突然調轉方向，使貨幣政策失效甚至適得其反。

“熱錢”流入使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產生一定的沖突

在實行資本自由流動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利率和匯率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通常，當一國利率水平高于別國時，會吸引外國資本包括熱錢流入，使外匯供過于求，本幣升值；反之，則使本幣貶值，因而其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之間沒有沖突。在對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都實施嚴格管制和實施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利率與匯率之間的聯系可以被割斷，即使國內外利差較大，利率政策與匯率穩定政策也可以相對獨立地實施，彼此沒有沖突，我國在1994年以前基本上屬于這種情況。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經常項目和部分資本項目已經放開。由于利率的市場化程度較低，無法通過市場供求及時進行調整，國內外容易形成較大的利差，同時，政府對匯率的隱性和顯性擔保，使人民幣匯率保持較強的穩定性，匯率風險小，以套利為目的的國際熱錢出入我國幾乎不需要承擔匯率風險，必然想方設法繞過或突破資本管制，從而引起利率政策與匯率政策的沖突。如1998年以來，我國中央銀行一方面要維持匯率穩定，一方面為治理國內通貨緊縮而連續降息。由于中美經濟周期不一致，人民幣利率與美元利率出現倒掛：人民幣一年期定期居民儲蓄利率從1996年10月23日以前的7.47%逐步下調，到1999年6月10日下調到2.25%，而同期美國經濟過熱，1999年6月份以來，美聯儲連續六次加息，聯邦基金市場利率由1998年的4.75%上升到2000年年中的6.5%.本外幣利率倒掛以及對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加劇使得在90年代中期流入我國的熱錢大量抽逃，使匯率穩定政策受到較大的沖擊。2002年結售匯出現大量順差，已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目前我國已出現了外匯流入大于外匯流出的逆轉，我們必須對此提高警惕，給予密切關注。

財政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分析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可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這為保險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同時財政政策中的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又對保險政策產生直接的影響。

一、稅收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為實現財政收入，調節經濟而制定的稅收行為規范。稅收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體現在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上。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是指國家對保險的稅率、稅種以及稅收分配等設定行為規范，以實現稅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關系著保險政策的實現以及保險業的發展。

我國長期以來對保險實行的是嚴格的稅收政策，并且稅收制度不盡合理和完善。

1．長期的高稅率和不合理的保險調節稅的設置（1994年以后取消調節稅），削弱了保險公司的積累能力。保險公積金是按稅后利潤的一定比例計提的，稅率的高低、稅種的多寡對稅后利潤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較高的稅率和不合理的調節稅的設置必然減少保險公司的稅后利潤，保險公積金的積累也就自然減少。由于保險公積金是保險償付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到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這有礙培育保險市場主體，穩定保險市場的保險政策目標的實現。

2．不公平的所得稅率政策，破壞了保險市場秩序的重要基礎——公平競爭。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團公司的所得稅率高于國內其他股份保險公司。外資保險公司的所得稅率一直低于內資保險公司。這種不公平的所得稅率政策導致保險市場各競爭主體競爭起點的懸殊。競爭的不公平影響了建立規范有序的保險市場的保險政策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可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這為保險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同時財政政策中的稅收政策，轉移支付政策又對保險政策產生直接的影響。

一、稅收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為實現財政收入，調節經濟而制定的稅收行為規范。稅收政策對保險政策的影響體現在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上。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是指國家對保險的稅率、稅種以及稅收分配等設定行為規范，以實現稅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國家對保險業的稅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關系著保險政策的實現以及保險業的發展。

我國長期以來對保險實行的是嚴格的稅收政策，并且稅收制度不盡合理和完善。

1．長期的高稅率和不合理的保險調節稅的設置（1994年以后取消調節稅），削弱了保險公司的積累能力。保險公積金是按稅后利潤的一定比例計提的，稅率的高低、稅種的多寡對稅后利潤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較高的稅率和不合理的調節稅的設置必然減少保險公司的稅后利潤，保險公積金的積累也就自然減少。由于保險公積金是保險償付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到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這有礙培育保險市場主體，穩定保險市場的保險政策目標的實現。

2．不公平的所得稅率政策，破壞了保險市場秩序的重要基礎——公平競爭。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團公司的所得稅率高于國內其他股份保險公司。外資保險公司的所得稅率一直低于內資保險公司。這種不公平的所得稅率政策導致保險市場各競爭主體競爭起點的懸殊。競爭的不公平影響了建立規范有序的保險市場的保險政策目標的實現。

一、引言

傳統的貿易理論分析其實是把貿易政策當成了國家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工具，是外生的，而新政治經濟學在分析貿易理論時，考慮到公眾等方面的因素，其實根本上來說是內生的。因此我們在做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時候要考慮到公共選擇，也就是要從政府自身的目標，利益集團等方面著手。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迅速，公共的利益表達相對于以前更加突出，但是我國的政治體制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集中制，和西方國家的分權制是不一樣的。貿易政治決策主要是以中央政府為主。在發達國家各種利益集團游說要進行注冊登記，是合法的行為，是一個很龐大的團體，對政策的制定實施很有影響力。雖然有各種利益團體存在，利益表達并不是非常明顯，主要通過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間進行聯系。相對來說中央政府在服務貿易的決策過程中起到主導作用。關于政治決策對貿易政策影響的模型有阿蘭•希爾曼（ALHillman）構建了政治支持模型，以斯蒂格勒（Stigler）與皮斯曼（Peltzman）提出的經濟管制理論為基礎，將關稅稅率視為政府在政策抉擇上的最優化問題。政府需選定一個均衡關稅水平，使來自于利益集團與消費者的總體政治支持最大化[1]。芬德利（Findlay）與威爾士（Wellisz）提出游說支出模型，構造了一個對立利益集團之間的游說競爭模型。格羅斯曼（Grossman）與赫爾普曼（Helpman）提出了影響當權政府的政治捐獻模型——“保護待售”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的政治捐獻應集中于已勝出的當權政府，其目的與動機便是通過捐獻直接影響當權政府的貿易政策，政府為實現其自身福利最大化，依賴于獲得的總的捐助和選民的福利。許多經濟學家基于上述模型對利益集團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做了研究。格羅斯曼與赫爾普曼通過1995年的游說揭露法案第一個收集了關于利益集團聯合游說花費的數據，建立數據系統來來記錄美國行業部門政治性組織游說的程度。指出行業競爭越激烈，更傾向于一起游說。有更高集中度和產品差別的行業則傾向于獨立游說。在最近文獻中，特定利益集團也被用來加入模型中，作為一個影響因素使模型更全面。莫妮卡•興法爾（MonicaSinghal）關于財政聯邦主義提出了一個新的理性模型[2]，加入了特定利益集團的潛在作用來影響公共基金的分配。巴勃羅•斯皮勒和桑尼•廖）（PabloT.Spiller，SannyLiao（2006）在調查中提供一個框架來理解特定利益集團參加公共政策決定。發現立法者有重要政策制定角色的情況下更傾向于發展更多明顯和直接的利益集團行為。競爭貢獻，游說和訴訟之間的權衡也被體制環境的性質影響。強調公共機構環境的作用來理解利益集團策略。我國的許多經濟學者運用了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對許多國際和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了合理和全面的分析。高建從小布什上臺執政后美國現行貿易政策的特點入手，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指出美國貿易政策帶有重商主義，針對美國的貿易政策中國采取的相應對策，有很深刻的現實意義[3]。胡海波在《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綜述了貿易政策決定的政治經濟學模型，并對國內進行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文獻進行概括[4],仝娜利用中點選民模型對產生保護貿易政治原因進行分析，并進行數學化推導[5]。

以上這些研究得出的結論基本符合現實情況，但是在模型設立上有很大缺陷，他們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國家的分權制是不同的，他們把地方政府作為分析的目標，地方政府高度自治。而且把中國內部市場按地區劃分，但是中國是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國家，中央政府在政策決策過程中占的絕對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選取變量的時候都是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綜合做出判斷，并且在選取的也是按服務貿易部門來分類的，而不是按照地區來劃分。

二、中國服務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從國內外形勢來看，政府的政策導向對于企業對外投資發展至關重要。根據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下面分析影響我國政府制定服務貿易各部門開放度的具體影響因素，這里我們考慮比較重要的和服務貿易關系比較大的因素，按照服務貿易中政策決策過程中的影響方面來分析。

（一）國家自身利益，實現經濟和產業發展

一、金融危機與第一次量化寬松政策

由于美國次貸危機而爆發的2008年金融危機將全球各大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卷入其中，造成全球經濟衰退，各國央行不斷降息，短期利率近零，美聯儲在雷曼兄弟倒閉后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過主要購入長期國債和其他方式向經濟注入巨大流動性以應急日益崩潰的市場和各大企業，其關鍵是在于穩定銀行體系，這種極端性政策通常是在利率無效時才推出。盡管早在2001年日本首次推出量化寬松政策后慘遭敗局，在美作出這一決策后，日、英和其他主要經濟體還是紛紛進入量化寬松，以此謀求金融市場穩定。這是經濟危機歷史上首次全球大規模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但此政策很難把控，風險非常大，難免對全球經濟金融產生深遠影響并在各個層面引發惡性循環式的共振。

一般來說在正常情況下，央行降息會引發一系列資產替代，而導致證券收益率下降，而經濟衰退時期就多可能出現短期利率近零，由于利率再無法下調，重復操作上述措施就可能失效，或形成癱瘓，陷入流動性陷阱。如今對于凱恩斯的這個理論存在一些爭議，但無論是否有流動性陷阱，在低利率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傳導變得非常困難，因而量化寬松變成一個有效的措施。然而就其本質而言，量化寬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央行承擔經濟風險的程度，一旦經濟無法復蘇，央行承擔的風險就很可能爆發，而最終由社會承擔；假如經濟得到復蘇，其逆向操作在使市場正?；倪^程中則會出現通貨膨脹，引發新的惡性循環。

然而在第一次量化寬松過程中各央行背負了大量不良資產之后，經濟雖然得到持續復蘇，但形勢疲弱，近兩年來未擺脫短期利率近零狀態，而通貨膨脹問題仍然存在，美國在接受了這一事實和適應了這種“慢性病”后。奧巴馬內閣出于一部分政治因素，提出第二次量化寬松政策，繼續忽視通脹率和試圖減輕對中國這個最大的債務對象的還貸壓力。

二、二次量化寬松對美國和全球的影響

由于美國經濟復蘇緩慢乏力，就業增長遲緩，失業人口數字依然龐大，各種數據均不樂觀，奧巴馬內閣救援經濟力不從心，中期選舉失利，因而不難想象二次量化寬松這劑非常規激素被迫打入。新一輪的量化寬松通過將本來近零的基準利率再壓零邊，以大量買入國債和機構債券等中長期債券的方式來增加基礎貨幣供應，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提出二次量化寬松政策不久后，G20(二十國集團會議)便在韓國舉行，本次與會中有不少新興經濟體，白宮委托美聯儲在會上提出此政策，被“G19”聯合圍攻，各國央行紛紛表示擔憂量化寬松既無擔保又無助于應對美國以致全球的經濟問題，而本，伯南克則聲稱-、此舉是為拯救全球經濟(并不只為了標治美國就業問題)。事實上此政策在美國金融投資界也引起很大轟動，美國多位來自各個金融與投資機構的投資家，基金會長，以及著名大學的經濟學家聯名寫給伯南克一封關于反對量化寬松政策的公開信，而伯南克只是在華盛頓郵報上輕描淡寫地表示：美聯儲并不能夠獨自解決所有危機。從美國方面對量化寬松的反應中可以看到，假如不印刷新貨幣，大量放債將會引發經濟走向通貨緊縮的邊壓中，而美國承諾的可承受的3％通脹率未必就能夠使經濟的多方面矛盾走向平衡。二次量化寬松不僅使美元再度貶值，還會讓美聯儲地位和美元可信度走上危機邊緣，同時界內巨大的爭議還將帶來偏見和誤解，而導致未來經濟市場的混亂和扭曲，即使美聯儲能夠利用量化寬松政策解決一時需要，在量化寬松逆向操作中推出正?；邥r極有可能再次進入另一個惡性循環。

1998年下半年面對日益顯現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貨幣政策連續啟動無效狀況，中央果斷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通過增發國債進行大規?；A設施建設、利用政府投資擴張來確保經濟快速增長無疑是正確的選擇，因為出口需求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難以大幅度增加，消費需求由于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預期看淡、體制變遷引起的支出預期增加等因素影響在當前很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在保證需求總量擴張的情況下注重了結構調整，對緩解基礎產業的瓶頸約束和以后的經濟持續增長有著重要的作用。經濟運行實踐表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為實現政府確定經濟增長目標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出現了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景象，即財政投資擴張只帶動國有部門投資大幅增長，而民間投資沒有相應跟進。財政相對大規模投資擴張本想起著先導作用，帶動社會投資，但國有投資和民間投資異步前進局面的出現從另一方面說明財政政策的投資擴張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今年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目前重新認識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保證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財政政策調節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

從理論上說，當總需求不足時，一般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入手，通過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響消費、投資，擴大總需求，以達到供求平衡。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調節是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兩方面來實現的。收入方面對投資總量的調節主要是減稅和稅收優惠。通過減稅和稅收優惠可以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增強了他們的投資能力，擴大其投資需求，從而增加投資總量。支出方面對投資總量的影響首先表現為財政自身的投資支出，這項支出規模占總投資比重的大小決定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程度；其次財政投資的帶動效應，通過財政投資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進而引起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擴張來影響投資總量?？梢?，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如下：政投資支出增加財政支出帶動社會投資增加財政政策的運用投資總量的擴大減稅和稅收優惠社會投資能力增強，投資增加當然，確保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地影響投資總量需要滿足一系列的約束條件，一是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財政投資要有充裕的財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內使用，不能指望長期通過無節制發債、大規模減稅、擴大赤字規模來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和國際經驗一再表明，持續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是引發通貨膨脹和造成本幣幣值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我們應從中吸取教訓。二是在國家財力有限、財政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如果財政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效應不明顯，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效果必定大打折扣。當今各國財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給，財政直接投資的份額在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不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財政的直接投資關鍵在于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三是財政投資擴張要避免對其他社會投資主體投資的“擠出效應”。

二、積極財政政策在影響投資總量中存在的問題

從1998年下半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確保了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與此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1.受國家財力約束，財政投資支出在總投資的比重過低，對投資總量影響作用甚微。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困境日益加重，滿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設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幾年來，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在財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別為3.7%、3.9%、3.9%、4.0%？。1998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增發的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也只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3.5％?？梢?，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很低，即使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增發國債、增收節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資，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不會很大。

摘要：本文基于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中國貨幣供給的增長率、美國貨幣供給的增長率、美國進出口價格指數、中國進出口價格指數等相關季度數據，運用VAR模型通過單位根檢驗、脈沖響應函數等計量經濟分析方法對中美貨幣政策對其雙邊貿易動態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貨幣政策的擴張將有利于中美貿易余額的調整，而美國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在中美貿易余額的調整過程中能夠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

關鍵詞：貨幣政策；VAR模型；中美貿易

一、引言

21世紀以來，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成為了眾多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目前國內外流行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中美順差是由于中國通過貨幣政策將人民幣匯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引起的，也即中國貨幣政策是一個“以鄰為壑”政策。Obstfeld和Rogoff（2005）等研究者認為，美元貶值或人民幣升值可以通過支出轉換效應促進美國出口和中國進口增加，從而減少中美貿易失衡程度。然而，實際情況是，在2005至2008年期間，中美貿易順差并未隨著人民幣快速升值下降，順差反而持續積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隨著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出，中美貿易失衡有所調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也明顯下降。我們不禁要問，美國寬松貨幣政策對美元指數的影響有多大?該政策在中美經貿往來中是否體現了“以鄰為壑”?本文旨在探究中美貨幣政策對其雙邊貿易差額的影響，本文基于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的季度數據，選取中國貨幣供給的增長率、美國幣供給的增長率、美國進出口價格指數、中國進出口價格指數等變量，利用eviews9.0軟件，采用單位根檢驗、脈沖響應函數等計量分析方法，對中美貨幣政策對其雙邊貿易的動態影響進行實證研究。

二、模型構建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構建。VAR模型是研究中美貨幣政策對其貿易差額變動的常用模型，是一種運用非結構性方法來建立各個變量關系的模型，克服了傳統模型在估計和推斷上的復雜性。VAR（p）模型的數學表達式為：yt=a1yt-1+...+apyt-p+bxt+εt其中，yt、xt是內生變量，p是滯后階數，εt是隨機擾動項。如果模型中不含有外生變量，模型即為簡化的VAR模型。本文采用時間序列計量分析模型對中美貨幣政策對其雙邊貿易動態影響進行實證研究，采用VAR模型通過單位根檢驗、脈沖響應函數計量學方法，從定量分析的角度來判別變量之間的關系，以達到有理、有據，定性與定量分析的統一。（二）數據說明。本文選取2000年1月至2018年6月的季度數據，變量選取了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率（M2c）、美國的貨幣供給增長率（M2u）、美國進口價格指數（IPIU）、美國出口價格指數（EPIU）、中國進口價格指數（IPIC）、中國出口價格（EPIC）以及中美貿易差額（TB）和中美雙邊實際匯率（ER）。中美雙邊實際匯率以雙邊名義匯率與中美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之比的乘積來計算，公式為：ER=EER(P1/P)其中，EER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名義匯率。P1和P分別表示美國和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數據來源于wind宏觀經濟數據庫。）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要求各個變量是平穩的隨機過程，因此要對各個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先對各變量進行季節性調整，即通過Eviews9.0軟件用X-12法對各變量進行處理，以此來消除季節波動。同時對數據取自然對數，以此來消除數據異方差，從而使數據更趨于平穩。對于處理過的數據分別用LNM、LNTB、LNIPIC、LNEPIC、LNIPIU、LNEPIU、LNER表示對數中的中國的貨幣供應增長率、美國的貨幣供應增長率、中美貿易差額、中國進口價格指數、中國出口價格指數、美國進口價格指數、美國出口價格指數以及中美雙邊實際匯率。

資本流動與外匯占款的變動

按資本流動期限可以將國際資本流動分為長期與短期資本流動，具體資本流動的差額可以表示為資本賬戶投資收益差額、資本和金融賬戶差額以及凈誤差與遺漏三項之和（參見表1）。其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國在華直接投資構成中國的直接投資部分，中國對外證券投資和外國在華證券投資構成中國的證券資本流動部分。此外，國際資本流動還包括一些其他的地下資本流動，反映在凈誤差與遺漏中。中國宏觀經濟金融的運行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和影響，特別是伴隨我國資本賬戶的逐漸開放，根據WTO的相關規定，將逐漸放松對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限制”，國際資本進入我國的程度逐漸加深，這一定程度上會帶來國際收支失衡壓力。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的外匯儲備、外匯占款規模與資本流動差額的走勢基本一致，大量的資本流入、持續巨額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急劇增加，進而導致外匯占款激增。外匯占款從2000年底的14291．14億元增加到2011年底的263161．15億元。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的外匯儲備也突飛猛增，2008年到2011年短短四年時間，我國的外匯儲備達到近翻番的水平（見圖2）。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經初步具備規模優勢，國際支付能力與日俱增，但是如此規模的外匯儲備也增加了中國人民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困境。因為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是以外匯占款為前提的，相當于向市場中投入了基礎貨幣，從2008年以來我國的M2、外匯儲備增長趨勢來看，二者走勢相近（見圖2）。這種外匯儲備的增長模式，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影響，而且中央銀行也將左右為難：如要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就需要被迫投放基礎貨幣，但是這樣就形同為市場注入流動性，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因而又需要收緊貨幣政策。這就需要進一步分析如何在國際資本流動的條件下保持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并根據資本的流動情況相機實行貨幣政策，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國際資本的不完全流動對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

從上文的數據分析中可以發現，資本流動變化會對貨幣供給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中外匯占款則是一個重要的中間變量。鑒于我國國際收支實踐的具體情況，國際收支對貨幣供應量產生影響有兩種渠道：一是貨幣需求渠道，這種需求也是部分社會總需求，最終的表現形式是外匯儲備；另一種渠道是匯率的安排，通過匯率途徑使外匯占款有所變動，對基礎貨幣產生影響，導致貨幣供應量的變動。為了更好地詮釋在國際資本流動條件下的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及對策，以下選用蒙代爾－弗萊明（M－F）模型加以說明。（一）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基本框架①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假定商品價格不變且產出完全由總需求決定。這兩個假定表明M－F模型的分析和結論具有短期特征。用簡單線性的形式表述，有如下方程。1．商品市場均衡（IS曲線）商品市場均衡是指國內總供給等于總需求，可以表示為：Y＝（A－βi）＋（γe－tY），其中b＞0，c＞0，0＜t＜1（1）式中左邊表示總供給，右邊表示總需求。其中，β、γ分別是利率和匯率對需求影響的系數，A是自發吸收余額，e是直接標價法下的匯率。所以右邊第一部分表示國內吸收，第二部分表示凈出口。在短期內，產出完全由總需求決定，所以（1）式可以改寫成：i＝A＋γe－（1＋t）Yβ（2）式（2）表明，在一定的匯率水平上，利率i下降，則產出Y增加；本幣貶值（e上升），則在一定的利率水平上鏟除增加。2．貨幣市場均衡（LM曲線）貨幣市場均衡是指居民對貨幣的需求等于貨幣供給，可以表示為：MS＝p（δY－θi），k＞0，h＞0（3）式（3）左邊是貨幣供給，右邊是名義貨幣需求，p為物價水平，δ、θ分別是產出和利率對貨幣需求影響的系數。貨幣市場達到均衡的調整過程，就是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通過利率的變化而使居民的貨幣需求等于外生的貨幣供給。因為商品價格不變，所以可將價格p一般化為1，改寫式（3）得到：i＝δY－MSθ（4）式（4）表明，隨著產出增加，利率會上升；隨著本國貨幣供給的增加，利率下降。3．國際收支平衡（BP曲線）國際收支平衡表現為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之和的平衡?？梢员硎緸椋海╟e－tY）＋ω（i－i＊）＝0（5）經常賬戶的收支由貿易決定，即凈出口。資本賬戶的收支由國內外利率差異決定，國內利率i高于國際市場利率i＊時，就有資本流入。其中，ω由資本流動程度決定。當資本完全不流動時，ω＝0，BP是條垂直線；當資本完全流動時，ω→＋∞，BP是條水平線；當資本不完全流動時，ω＞0，BP是條斜率為正的直線。（二）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對我國當前貨幣政策的分析通過前文關于我國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和資本流動情況的分析，當前我國為了抑制通貨膨脹，正在施行提高利率的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以此為例，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分析框架下本文對當前的貨幣政策實施效果加以討論。由于我國資本流動仍受到一些管制，因此BP曲線的斜率較大，這里假設其斜率大于LM曲線斜率更符合我國的實際。在M－F理論框架下，當資本不完全流動，且處于浮動匯率制度下時，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調節過程如圖3（a）所示（由于我國資本管制較為嚴格，所以BP曲線斜率較大）。初始狀態為A點，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之后，LM曲線左移至LM＇處，此時，LM＇曲線與IS曲線相交于B點，位于BP曲線左側，導致貿易順差。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貿易順差將引起本幣升值，根據公式（2）與（5），e下降，引起IS曲線與BP曲線左移，最終在LM＇曲線上相交，達到新的均衡點A＇。在這個過程中，貨幣政策是完全有效的，但是在理論模型中沒有考慮資本流動等其他因素。在M－F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加入資本流動因素，并考慮我國當前所實行的內外政策，模型可以改進為如圖3（b）所示。當政府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時，LM曲線左移至LM＇處，此時LM＇曲線與IS曲線相交于B點，此時，國際資本流動將基于以下幾點因素對貨幣政策產生影響。第一，利差因素。利率由原來的i0處上升到達i′處，通過前文對資本流動要素分析的結果，我國與資本市場利差的加大將吸引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入，而增加的國際資本流入又會增加我國貨幣的被動發放，這在之前的經驗事實分析中已經加以驗證。第二，升值預期因素。LM＇曲線與IS曲線相交于B點，位于BP曲線上方，相對于國際收支平衡的水平而言，產出偏低，利率偏高，所以帶來了國際收支順差，外匯市場外幣需求小于供給，從而會加大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預期，因而會進一步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第三，匯率有限浮動因素。雖然我國已經加大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彈性，但是如上一節中討論的那樣，我國為了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只達到了資本的有限流動和匯率的有限浮動，因此匯率的有限浮動也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貨幣政策的效果。因此，在多種作用下，LM＇曲線向右移動，同時IS、BP曲線左移，最終IS＇曲線、BP＇曲線與M＇＇曲線相交于A＇點，此時，相對于原來的B點貨幣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國際資本流入削弱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果，這主要是通過外匯占款影響貨幣供給實現的。從理論上說，如果一國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匯率的波動就能夠消除資本流動對于本國貨幣儲備的影響；但是如果是固定匯率制度，國際流動資本就會對國內的外匯儲備產生影響。我們國家自2005年開始，實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是人民幣匯率的實際情況是只在小范圍內浮動，行政干預的痕跡仍舊濃重。在此背景下，如果有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市場，中央銀行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就會進行必要的管控，購買國外貨幣而減少持有人民幣，在增加外匯儲備的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基礎貨幣，貨幣供應量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質疑。

實證分析

上一部分我們利用M－F理論模型定性分析了資本流動對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這其中一個重要的中間變量就是外匯占款。高增的外匯儲備，使央行被動地放出巨額基礎貨幣，從而造成了大量外匯占款，人民幣的被動發放直接削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因而通過外匯占款對我國貨幣發放的影響程度，可以反映我國國際資本流動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從2000年以來我國外匯占款和M2的增長情況來看（見圖4），外匯占款占M2的比例逐年攀高，尤其2008年以來已經達到30％左右，其對M2的影響已經不可小覷。下面將利用計量經濟模型對其進一步做定性分析。（一）模型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基于上文的分析，外匯儲備是資本流動影響貨幣供給量的重要參數，而外匯占款更能直接反映資本流動對M2的影響，所以這里選擇外匯占款（PFP）作為外匯儲備的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另外，選擇貨幣供給量M2作為貨幣供給的變量，數據來源為中國人民銀行網站。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樣本空間選擇2000年1月到2012年2月月度數據。（二）單位根檢驗及Granger非因果關系檢驗1．單位根檢驗從表1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對于貨幣供給量M2和外匯占款PFP都是一階平穩向量，而且對變量實施一階差分后，結果顯示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備擇假設，拒絕了原假設，即M2與PFP都為I（1）變量。2．Granger非因果檢驗由于Granger非因果檢驗的前提是數列必須是平穩的，因此通過上邊的平穩性檢驗，我們必須先對變量貨幣供給量M2和外匯占款PFP做一階差分，即對M2增加值與PFP增加值做Granger檢驗，結果見表2。從Granger非因果檢驗的結果來看，與我們之前的理論分析結果大致相符。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DPFP不是DM2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接受DM2不是DPFP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設，即說明外匯占款增長具有很強的解釋貨幣供給量增長的能力，而相反，貨幣供給量增長卻不具備解釋外匯占款增長的能力。金融研究｜JINRONGYANJIU（三）VAR模型及相關分析1．VAR模型建立及單位根檢驗建立VAR模型前首先考慮滯后階數k的選擇問題，根據施瓦茨（SC）檢驗的結果，滯后2期為最優滯后期，所以選擇最優滯后階數為2。含有單位根的自回歸過程對脈沖沖擊具有長久記憶能力。同理，含有單位根的VAR模型也是非平穩過程，將對接下來要做的脈沖響應分析有不小的影響，因此，在此對VAR模型進行平穩性分析。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沒有特征根在單位圓之外，即特征值的模均小于1，則過程平穩。2．脈沖響應分析研究VAR模型的穩定性目的在于，當把一個脈動沖擊施加在VAR模型中的一個方程的新息過程上時，隨著時間的推移，旨在分析這個沖擊是否會逐漸消失。如果是，則系統是穩定的。從上面的分析來看，該系統穩定，在此基礎上，對模型進一步天津財經大學進行脈沖響應分析。脈沖響應是分析一個誤差項發生變化，這里主要分析外匯占款增量DPFP對貨幣供給量增量DM2當前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沖擊作用。將脈沖響應時間設定為20期。用殘差協方差矩陣的Chol－esky因子的逆來正交化脈沖，結果如圖5所示，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間數，縱軸表示貨幣供給增量DM2的響應，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代表了外匯占款增量對貨幣供給增量的沖擊的反應，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從圖5可以看出，當在本期給外匯占款增量一個正沖擊后，貨幣供給增量在第二個月小幅下降之后，將在第三個月產生最大的正向沖擊，之后這種沖擊波動逐漸呈波浪形減弱，并在1年半后逐漸接近零點。這表明，外匯占款增量對貨幣供給增量的正向沖擊效果主要在短期顯現，而之后這種影響逐漸減弱。3．方差分解為了進一步分析外匯占款增量DPFP在貨幣供給增量DM2被動增加方面的影響程度，即貢獻率，這里將采用方差分解方法做進一步分析。圖6中橫軸表示之后期間數（單位：月度），縱軸表示DPFP對DM2變化的貢獻率（單位：％）。從圖可以看出，在第3個月DPFP對DM2的貢獻率上升幅度最大，達到約4％，在之后的半年內貢獻度逐漸上升，并在半年后穩定在8％左右。總體來看，外匯占款增量DPFP對貨幣供給增量DM2變動的貢獻率將近達到8％，影響不容忽視，可以進一步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一定的決策依據。（四）實證分析結論通過上述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第一，通過Granger非因果檢驗分析，外匯占款增量對貨幣供給增量的影響是顯著的，即外匯占款是我國貨幣供應量變化的原因之一。通過外匯占款與貨幣供應量的因果性檢驗，證明了中國國際資本流動變化通過外匯占款對貨幣供給量的影響傳遞途徑及其作用效力。第二，通過脈沖響應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外匯占款增量對貨幣供給增量的正向沖擊在第3個月達到最大，并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減少并消失，這說明我國外匯占款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有一定的時滯，這里包括內部時滯與外部時滯。不過這種影響是收斂的，因此，其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短期內。第三，方差分解的結果顯示，國際資本流動所引起的外匯儲備流動已成為我國基礎貨幣變動的重要因素。但是從結果來看，外匯占款增量對貨幣供應增量的影響并不十分明顯，這也使得基礎貨幣呈現很強的內生性。

摘要:在最優跨時消費的基礎上,建立國際貨幣政策影響貿易收支的短期和長期理論模型,使用該模型對中國1979—2008年的貿易收支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美元的過度發行是造成中國貿易順差的重要因素;短期內,使用人民幣升值的辦法對平衡中國貿易收支的作用較小;消費不足不能解釋中國長期的貿易收支問題,長期的貿易收支是最優跨時貿易的結果,體現出中國與其它國家貿易的互補性、互利性。

關鍵詞:貨幣政策;貿易收支;貿易順差;最優跨時貿易

一、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貿易收支一直保持順差。中國貿易順差問題成為國內乃至全球關注的焦點。巨額的貿易順差不僅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而且會引起越來越多的貿易糾紛,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絆腳石。在世界經濟陷入困境的2009年度,貿易保護更是集中爆發,僅美國和歐盟涉嫌中國制造的“雙反”案件就高達101起,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貿易順差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從Keynes的宏觀經濟模型出發,提出內需不足是中國貿易持續順差的根本原因,認為中國應該放棄“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通過刺激內需改變經濟發展對國外需求的過分依賴;二是遵循國際收支調節的彈性理論,提出人民幣低估是中國長期保持順差的主要原因,建議通過人民幣升值調節貿易順差。這兩種觀點都有合理性,但與現實似乎不太吻合。如果內需不足相對于外需充足,那么在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為何外需不足我國貿易仍保持順差?如果人民幣升值可以調節,為何我國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適度升值后,對外貿易仍然是順差?本文認為,中國貿易順差短期內是國際貨幣政策造成的輸入性順差,長期是最優跨時貿易的結果。

近年來,作為世界貨幣符號的美元供給量超常增長,可能是短期中國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長期,中國貿易順差是平衡前期貿易逆差的跨時貿易結果,體現了國與國之間跨時貿易的互利性和互補性。

一．我國金融創新的現狀

1、近年來，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信貸類金融創新產品不斷增加，資產業務產品創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高信貸業務服務質量成為金融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實現了信貸結構優化，也改善了客戶結構。當然，一些金融機構在創新過程中，過于盲目，給企業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因此對于我國金融企業來說，實現金融創新是必要的，同時也要根據機構的現狀，嚴格控制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

2、保險、基金等理財產品成為金融創新產品中的新亮點，為企業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益。理財產品是金融機構負債業務產品中的一部分。能夠確保本金不受損失的基礎上獲得一定收益成為客戶投資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這樣也給銀行帶來了一定的壓力，銀行需要承擔一部分金融風險。并且對于我國金融機構發行的理財產品來說，缺乏個性化的服務是其需要突破的瓶頸。

3、另外，中間產品業務質量的提升是我國金融機構獲取經濟效益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就目前各大金融機構的現狀來說，中間業務產品較多但是技術含量并不高。機構之間的競爭較激烈，很多金融機構在產品開發過程中不能實現真正的創新。這些現狀都對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造成一定的影響。

二．金融創新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

金融創新對我國貨幣傳導政策的影響主要包括對貨幣供給變動以及貨幣傳導渠道的影響兩個方面。其中貨幣供給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貨幣層次界定、外匯存款、融資貸款以及基金等業務辦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而貨幣傳導渠道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