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財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剖析了現階段我國政府理財存在的若干問題，提出了現階段我國政府理財中應把握的原則和戰略，有較強的現意意義和指導意義。

一、現階段我國政府理財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一）居民收入在全國GDP中的比重偏低且分配不公平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逐漸增強。但在我國經濟總量在不斷攀升的同時，資本收益過分壓低勞動報酬的現象已成為當前全社會面臨的嚴峻問題。1980年、1990年和2000年我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7%、16%和12%，2000年至2005年這一比重依然徘徊在12%~12.5%之間。與之相對應，美國2000年以后這一比重一直穩定在50%左右。從1999年以來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最終分配比例上看，政府最終可支配收入的規模迅速擴大，企業的份額進一步上升，居民的份額則明顯下降，相應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明顯削弱。有很多學者認為，僅能勉強糊口的“生存工資”使我國產業具有低成本國際競爭優勢是一種錯誤認識。在我國20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攤的改革成本過多地由“弱勢群體”承載了；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享的經濟成果，過多地由所謂“精英團體”瓜分了。概括起來，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如下特點：（1）目前反映全國收入分配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46，收入分配相當不均；（2）收入差距拉開的速度非?？?，短短20多年時間從相當均等拉開到如此差距，在世界范圍內較罕見；（3）與收入分配結果相比，起點不公平較過程不公平更嚴重。起點不公平主要指有關社會政策的選擇，表現為人們接受教育的機會、就業的機會、健康的機會等的不公平；過程不公平主要指進入市場和發展事業的機會不平等，表現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實行區別對待的企業所得稅，國有企業改制中內外勾結低價處置資產，利用內部信息或散布虛假信息惡意炒作股票獲取暴利，通過征地剝奪農民，通過關系或賄賂低價獲得國有土地等；（4）公共政策對起點不公平和過程不公平關注得不夠，民眾只能接受效率優先形成的結果不均等，每萬元GDP增長所包含的就業機會在最近若干年內不斷減少，就業機會減少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分配；（5）農民工的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如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長率平均在20%以上，但目前珠江三角洲農民工的工資絕大多數在600元左右，最近12年僅增長68元。

（二）優勢產業占壟斷地位導致行業發展差距過大目前我國各行業的發展不平衡，某些產業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壟斷而獲得高速發展，行業收入也遠高于其他競爭性行業。電信、鐵路、電力、民航、金融和煙草等壟斷性行業職工平均工資較輕紡、建材、采掘、塑料制品、林業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高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別，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間。壟斷行業囤積的巨額資源及利潤，使其應對國家宏觀管理的能力和空間大大增加，客觀上減弱、阻礙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效果，這在房地產業表現得最為突出。另外，一些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壟斷價格，強制交易；一些地方政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企業間的合并、重組日趨活躍，部分地區、行業壟斷苗頭開始顯現，形形色色的限制性競爭行為不僅損害了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且阻礙了國家經濟和技術創新的發展。

（三）國有企業的發展沒有體現全民利益的增加1994年稅制改革后，國有企業的稅后利潤全部歸企業所有，因此有些企業既壟斷了國有資源又享受稅收返還等財政支持政策。對這些企業而言，它們不需支付任何資本成本，但對市場中的其他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來說，客觀上形成了不公平競爭。財政部統計的數字顯示，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1.1萬億元，同比增長19.7%。同時，由于未建立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制度，效益好的企業職工收入不斷膨脹，困難企業職工收入卻不斷減低，以至2006年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專門下發通知，要求有關主管部門加強對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發放的調控，避免工資水平過快增長，導致社會分配不公平。國有企業利潤持續增長，與國有企業大多屬各種形式的壟斷行業、享有對諸多資源和要素的壟斷特權不無關系。與此同時，國有企業雖然源源不斷地獲取了高額利潤，卻并未按國際慣例向企業的所有者——國家分紅。2006年初，世界銀行發表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盡管我國中央國有企業近年來利潤持續大幅度增長，但是不論財政部、國資委還是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門，都未從中央國有企業獲得股利，這與其他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德國、法國、丹麥、新加坡等國家，國有企業向國家上繳紅利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這部分收入可以用來解決在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改革中的資金短缺問題。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會分紅”理論認為，在一定地域內，政府從投入國有企業或社會化企業的資金和土地中獲得利潤后，應將一部分作為“社會紅利”分給全體公民，以體現公民對企業或資源的全民所有性質?！吧鐣旨t”在一些國家已成為現實。從操作層面看，中央國有企業的利潤應向國家分紅，省市級國有企業的利潤應應向社會分紅。因此應理順機制，創造條件，認真解決與落實國家和人民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收益權。

（四）政府參與分切房地產利潤蛋糕無助于降低房價我國目前高昂的房價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在城鄉居民收入增加不多的情況下，房地產價格卻高歌猛進。近10年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幾乎沒有增長，但房地產價格同期卻上漲了至少5倍以上。造成房價上升的原因很多，但囤積土地是開發商利用不可再生資源待機獲取高額利潤的重要方式。土地本應受政府有關部門的嚴格監管，但在國家整頓土地批租背景下愈演愈烈的囤地風潮顯示有關部門對此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土地資源的流失，導致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手段減弱，而房地產商對樓市的操縱空間更大。大規模的圈地囤地使房地產商通過壟斷土地壟斷房價，形成區域性房地產主導價格。一些地方政府將土地作為城市經營的重要手段，也為開發商圈地囤地提供了機會。開發商大肆囤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謀求通過房地產開發創造GDP增量縱容的。被囤積的土地長期處于待開發或閑置狀態，對國土資源造成了巨大浪費，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公共利益的瓜分。在房價調控上，國家開征土地增值稅、房產交易所得稅等稅收政策無法抑制房價上升的勢頭，相反推動了房價上升。古往今來，征稅從不能壓低商品的價格。拉姆齊說：在食鹽的交易中，由于需求者好歹都得吃鹽，需求較缺乏彈性，所以政府即使向供應者征稅，稅負也必定會轉嫁給需求者；而在青菜交易中，由于供應者好歹都得把當天的青菜賣掉，供給較缺乏彈性，所以即使政府向需求者征稅，稅負也必定會轉嫁給供應者。房地產屬于食鹽類商品。在房地產市場總體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開發商或賣房者定會將這部分稅收轉嫁給買房者負擔，在這點上，所有的開發商或賣房者是利益一致的。因此，政府通過征稅方式調控房地產，稅收最終會轉嫁給購房者，加重購房者的負擔。降低房價需要靈活的調控手段，“一刀切”的征稅辦法只會加重普通購房者的負擔。

摘要：本文剖析了現階段我國政府理財存在的若干問題，提出了現階段我國政府理財中應把握的原則和戰略，有較強的現意意義和指導意義。

一、現階段我國政府理財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一）居民收入在全國GDP中的比重偏低且分配不公平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逐漸增強。但在我國經濟總量在不斷攀升的同時，資本收益過分壓低勞動報酬的現象已成為當前全社會面臨的嚴峻問題。1980年、1990年和2000年我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7%、16%和12%，2000年至2005年這一比重依然徘徊在12%~12.5%之間。與之相對應，美國2000年以后這一比重一直穩定在50%左右。從1999年以來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最終分配比例上看，政府最終可支配收入的規模迅速擴大，企業的份額進一步上升，居民的份額則明顯下降，相應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明顯削弱。有很多學者認為，僅能勉強糊口的“生存工資”使我國產業具有低成本國際競爭優勢是一種錯誤認識。在我國20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攤的改革成本過多地由“弱勢群體”承載了；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享的經濟成果，過多地由所謂“精英團體”瓜分了。概括起來，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如下特點：（1）目前反映全國收入分配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46，收入分配相當不均；（2）收入差距拉開的速度非?？?，短短20多年時間從相當均等拉開到如此差距，在世界范圍內較罕見；（3）與收入分配結果相比，起點不公平較過程不公平更嚴重。起點不公平主要指有關社會政策的選擇，表現為人們接受教育的機會、就業的機會、健康的機會等的不公平；過程不公平主要指進入市場和發展事業的機會不平等，表現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實行區別對待的企業所得稅，國有企業改制中內外勾結低價處置資產，利用內部信息或散布虛假信息惡意炒作股票獲取暴利，通過征地剝奪農民，通過關系或賄賂低價獲得國有土地等；（4）公共政策對起點不公平和過程不公平關注得不夠，民眾只能接受效率優先形成的結果不均等，每萬元GDP增長所包含的就業機會在最近若干年內不斷減少，就業機會減少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分配；（5）農民工的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如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長率平均在20%以上，但目前珠江三角洲農民工的工資絕大多數在600元左右，最近12年僅增長68元。

（二）優勢產業占壟斷地位導致行業發展差距過大目前我國各行業的發展不平衡，某些產業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壟斷而獲得高速發展，行業收入也遠高于其他競爭性行業。電信、鐵路、電力、民航、金融和煙草等壟斷性行業職工平均工資較輕紡、建材、采掘、塑料制品、林業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高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別，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間。壟斷行業囤積的巨額資源及利潤，使其應對國家宏觀管理的能力和空間大大增加，客觀上減弱、阻礙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效果，這在房地產業表現得最為突出。另外，一些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壟斷價格，強制交易；一些地方政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企業間的合并、重組日趨活躍，部分地區、行業壟斷苗頭開始顯現，形形色色的限制性競爭行為不僅損害了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且阻礙了國家經濟和技術創新的發展。

（三）國有企業的發展沒有體現全民利益的增加1994年稅制改革后，國有企業的稅后利潤全部歸企業所有，因此有些企業既壟斷了國有資源又享受稅收返還等財政支持政策。對這些企業而言，它們不需支付任何資本成本，但對市場中的其他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來說，客觀上形成了不公平競爭。財政部統計的數字顯示，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1.1萬億元，同比增長19.7%。同時，由于未建立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制度，效益好的企業職工收入不斷膨脹，困難企業職工收入卻不斷減低，以至2006年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專門下發通知，要求有關主管部門加強對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發放的調控，避免工資水平過快增長，導致社會分配不公平。國有企業利潤持續增長，與國有企業大多屬各種形式的壟斷行業、享有對諸多資源和要素的壟斷特權不無關系。與此同時，國有企業雖然源源不斷地獲取了高額利潤，卻并未按國際慣例向企業的所有者——國家分紅。2006年初，世界銀行發表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盡管我國中央國有企業近年來利潤持續大幅度增長，但是不論財政部、國資委還是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門，都未從中央國有企業獲得股利，這與其他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德國、法國、丹麥、新加坡等國家，國有企業向國家上繳紅利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這部分收入可以用來解決在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改革中的資金短缺問題。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會分紅”理論認為，在一定地域內，政府從投入國有企業或社會化企業的資金和土地中獲得利潤后，應將一部分作為“社會紅利”分給全體公民，以體現公民對企業或資源的全民所有性質。“社會分紅”在一些國家已成為現實。從操作層面看，中央國有企業的利潤應向國家分紅，省市級國有企業的利潤應應向社會分紅。因此應理順機制，創造條件，認真解決與落實國家和人民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收益權。

（四）政府參與分切房地產利潤蛋糕無助于降低房價我國目前高昂的房價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在城鄉居民收入增加不多的情況下，房地產價格卻高歌猛進。近10年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幾乎沒有增長，但房地產價格同期卻上漲了至少5倍以上。造成房價上升的原因很多，但囤積土地是開發商利用不可再生資源待機獲取高額利潤的重要方式。土地本應受政府有關部門的嚴格監管，但在國家整頓土地批租背景下愈演愈烈的囤地風潮顯示有關部門對此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土地資源的流失，導致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手段減弱，而房地產商對樓市的操縱空間更大。大規模的圈地囤地使房地產商通過壟斷土地壟斷房價，形成區域性房地產主導價格。一些地方政府將土地作為城市經營的重要手段，也為開發商圈地囤地提供了機會。開發商大肆囤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謀求通過房地產開發創造GDP增量縱容的。被囤積的土地長期處于待開發或閑置狀態，對國土資源造成了巨大浪費，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公共利益的瓜分。在房價調控上，國家開征土地增值稅、房產交易所得稅等稅收政策無法抑制房價上升的勢頭，相反推動了房價上升。古往今來，征稅從不能壓低商品的價格。拉姆齊說：在食鹽的交易中，由于需求者好歹都得吃鹽，需求較缺乏彈性，所以政府即使向供應者征稅，稅負也必定會轉嫁給需求者；而在青菜交易中，由于供應者好歹都得把當天的青菜賣掉，供給較缺乏彈性，所以即使政府向需求者征稅，稅負也必定會轉嫁給供應者。房地產屬于食鹽類商品。在房地產市場總體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開發商或賣房者定會將這部分稅收轉嫁給買房者負擔，在這點上，所有的開發商或賣房者是利益一致的。因此，政府通過征稅方式調控房地產，稅收最終會轉嫁給購房者，加重購房者的負擔。降低房價需要靈活的調控手段，“一刀切”的征稅辦法只會加重普通購房者的負擔。

摘要：本文剖析了現階段我國政府理財存在的若干問題，提出了現階段我國政府理財中應把握的原則和戰略，有較強的現意意義和指導意義。

一、現階段我國政府理財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一）居民收入在全國GDP中的比重偏低且分配不公平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逐漸增強。但在我國經濟總量在不斷攀升的同時，資本收益過分壓低勞動報酬的現象已成為當前全社會面臨的嚴峻問題。1980年、1990年和2000年我國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7%、16%和12%，2000年至2005年這一比重依然徘徊在12%~12.5%之間。與之相對應，美國2000年以后這一比重一直穩定在50%左右。從1999年以來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最終分配比例上看，政府最終可支配收入的規模迅速擴大，企業的份額進一步上升，居民的份額則明顯下降，相應地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明顯削弱。有很多學者認為，僅能勉強糊口的“生存工資”使我國產業具有低成本國際競爭優勢是一種錯誤認識。在我國20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攤的改革成本過多地由“弱勢群體”承載了；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享的經濟成果，過多地由所謂“精英團體”瓜分了。概括起來，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具有如下特點：（1）目前反映全國收入分配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46，收入分配相當不均；（2）收入差距拉開的速度非?？?，短短20多年時間從相當均等拉開到如此差距，在世界范圍內較罕見；（3）與收入分配結果相比，起點不公平較過程不公平更嚴重。起點不公平主要指有關社會政策的選擇，表現為人們接受教育的機會、就業的機會、健康的機會等的不公平；過程不公平主要指進入市場和發展事業的機會不平等，表現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實行區別對待的企業所得稅，國有企業改制中內外勾結低價處置資產，利用內部信息或散布虛假信息惡意炒作股票獲取暴利，通過征地剝奪農民，通過關系或賄賂低價獲得國有土地等；（4）公共政策對起點不公平和過程不公平關注得不夠，民眾只能接受效率優先形成的結果不均等，每萬元GDP增長所包含的就業機會在最近若干年內不斷減少，就業機會減少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分配；（5）農民工的工資增長緩慢，工資水平普遍偏低，如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長率平均在20%以上，但目前珠江三角洲農民工的工資絕大多數在600元左右，最近12年僅增長68元。

（二）優勢產業占壟斷地位導致行業發展差距過大目前我國各行業的發展不平衡，某些產業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壟斷而獲得高速發展，行業收入也遠高于其他競爭性行業。電信、鐵路、電力、民航、金融和煙草等壟斷性行業職工平均工資較輕紡、建材、采掘、塑料制品、林業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高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別，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間。壟斷行業囤積的巨額資源及利潤，使其應對國家宏觀管理的能力和空間大大增加，客觀上減弱、阻礙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效果，這在房地產業表現得最為突出。另外，一些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壟斷價格，強制交易；一些地方政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企業間的合并、重組日趨活躍，部分地區、行業壟斷苗頭開始顯現，形形色色的限制性競爭行為不僅損害了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且阻礙了國家經濟和技術創新的發展。

（三）國有企業的發展沒有體現全民利益的增加1994年稅制改革后，國有企業的稅后利潤全部歸企業所有，因此有些企業既壟斷了國有資源又享受稅收返還等財政支持政策。對這些企業而言，它們不需支付任何資本成本，但對市場中的其他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來說，客觀上形成了不公平競爭。財政部統計的數字顯示，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1.1萬億元，同比增長19.7%。同時，由于未建立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制度，效益好的企業職工收入不斷膨脹，困難企業職工收入卻不斷減低，以至2006年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專門下發通知，要求有關主管部門加強對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發放的調控，避免工資水平過快增長，導致社會分配不公平。國有企業利潤持續增長，與國有企業大多屬各種形式的壟斷行業、享有對諸多資源和要素的壟斷特權不無關系。與此同時，國有企業雖然源源不斷地獲取了高額利潤，卻并未按國際慣例向企業的所有者——國家分紅。2006年初，世界銀行發表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盡管我國中央國有企業近年來利潤持續大幅度增長，但是不論財政部、國資委還是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門，都未從中央國有企業獲得股利，這與其他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德國、法國、丹麥、新加坡等國家，國有企業向國家上繳紅利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這部分收入可以用來解決在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改革中的資金短缺問題。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會分紅”理論認為，在一定地域內，政府從投入國有企業或社會化企業的資金和土地中獲得利潤后，應將一部分作為“社會紅利”分給全體公民，以體現公民對企業或資源的全民所有性質。“社會分紅”在一些國家已成為現實。從操作層面看，中央國有企業的利潤應向國家分紅，省市級國有企業的利潤應應向社會分紅。因此應理順機制，創造條件，認真解決與落實國家和人民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收益權。

（四）政府參與分切房地產利潤蛋糕無助于降低房價我國目前高昂的房價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在城鄉居民收入增加不多的情況下，房地產價格卻高歌猛進。近10年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幾乎沒有增長，但房地產價格同期卻上漲了至少5倍以上。造成房價上升的原因很多，但囤積土地是開發商利用不可再生資源待機獲取高額利潤的重要方式。土地本應受政府有關部門的嚴格監管，但在國家整頓土地批租背景下愈演愈烈的囤地風潮顯示有關部門對此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土地資源的流失，導致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手段減弱，而房地產商對樓市的操縱空間更大。大規模的圈地囤地使房地產商通過壟斷土地壟斷房價，形成區域性房地產主導價格。一些地方政府將土地作為城市經營的重要手段，也為開發商圈地囤地提供了機會。開發商大肆囤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謀求通過房地產開發創造GDP增量縱容的。被囤積的土地長期處于待開發或閑置狀態，對國土資源造成了巨大浪費，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公共利益的瓜分。在房價調控上，國家開征土地增值稅、房產交易所得稅等稅收政策無法抑制房價上升的勢頭，相反推動了房價上升。古往今來，征稅從不能壓低商品的價格。拉姆齊說：在食鹽的交易中，由于需求者好歹都得吃鹽，需求較缺乏彈性，所以政府即使向供應者征稅，稅負也必定會轉嫁給需求者；而在青菜交易中，由于供應者好歹都得把當天的青菜賣掉，供給較缺乏彈性，所以即使政府向需求者征稅，稅負也必定會轉嫁給供應者。房地產屬于食鹽類商品。在房地產市場總體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開發商或賣房者定會將這部分稅收轉嫁給買房者負擔，在這點上，所有的開發商或賣房者是利益一致的。因此，政府通過征稅方式調控房地產，稅收最終會轉嫁給購房者，加重購房者的負擔。降低房價需要靈活的調控手段，“一刀切”的征稅辦法只會加重普通購房者的負擔。

［提要］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居民理財的愿望日益強烈，居民財產性收入不斷增加；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不斷深化，隨著打破剛性兌付政策的實施，居民投資理財的風險凸顯，如果沒有理財風險意識，可以影響金融秩序與穩定發展。本文通過對江蘇地區居民理財情況的調查，對打破剛性兌付下居民理財的情況進行深入的剖析與研究，揭示居民理財風險，從居民、金融機構、政府三維度提出風險防范的建議，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進理財市場健康有序發展。

關鍵詞：打破剛性兌付；居民理財風險；風險防范

2018年4月，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簡稱“資管新規”），明確規定打破剛性兌付，2020年延期一年執行。國內學者對剛性兌付的成因及其影響做了很多研究，認為其嚴重破壞了金融市場的客觀規律，引發投資者不理性行為，對金融市場配置效率產生影響，加劇道德風險。資管新規出臺后，嚴禁金融機構承諾保本保收益，希望以此來打破剛性兌付。此前，我國理財是在剛性兌付的背景下由金融機構擔保提供保本收益。居民理財思維固化，沒有考慮思考投資與風險并存，再加之沒有穩健、健全的法律來規范居民理財，存在巨大法律風險。政府提出“防范金融風險”作為三大攻堅任務之一。因此，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防范和化解居民理財業務的風險愈發重要且刻不容緩。本文在對江蘇地區居民理財情況的調查基礎上分析居民理財風險的狀況，提示存在的風險，最后提出打破剛性兌付下居民理財風險防范對策。

一、打破剛性兌付下居民理財現狀

（一）調查基本情況。在對相關文獻和政策深度解讀的基礎上，我們通過實際發放調查問卷來了解打破剛性兌付下居民理財的現狀，主要從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對理財產品的認識、對理財的風險認識和對打破剛性兌付的認識四個方面進行設置。本次調查，我們針對江蘇銀行南京支行、中國農業銀行南通支行、張家港農村商業銀行等銀行，在各大行經理和工作人員的配合下，我們共發放300份問卷，剔除72份無效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28份，有效率為76%。對受訪者的基本信息進行簡單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下：（1）在性別方面，男性占比46.05%，女性占比53.95%，男女比例相當，數據受性別因素的影響較小。（2）在年齡方面，40歲以下的所占比重為76.32%，表明年輕人是當今理財的主體。（3）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到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的所占比例為65.79%，受過大專教育的為5.26%，受到高中教育的為9.21%，受到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占比19.74%，表明理財涉及一些專業知識，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很難參與其中。（4）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年收入水平在10萬～20萬元的人數最多，約占總受訪人數的36.84%，年收入水平在5萬～10萬元和20萬元以上的人數占比相當，年收入水平在5萬元以下的比重最小。（5）在家庭所處地理位置方面，位于城市的占總調查人數的46.05%，位于鄉村的占比53.95%，城市與鄉村居民的比例約為1∶1。（二）居民理財情況。根據調查情況，從居民理財主要目的、居民選擇理財方式的考慮、居民對理財產品打破剛性兌付的認識情況、居民理財的風險意識等四個方面對問卷進行分析，情況如下：1、居民理財主要目的。我們在設計問卷時，考慮到居民理財往往存在多個目的的情況，設置了多個選項。統計表明，大部分居民理財的主要目的是合理安排收入，占比67.11%，為了家庭保障的占比50%。居民理財主要是為了合理安排家庭剩余財產，并且居民更多的在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進行投資理財，以此保障家庭成員的健康和未來發展。2、居民選擇理財方式的考慮。理財方式和理財產品的不斷增加，一方面豐富了金融市場產品；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居民投資理財的風險，因此居民選擇何種理財方式需要謹慎考慮。被調查者反映在其選擇理財產品時，首要考慮的是產品的收益及安全性的比例為72.37%；緊隨其后的是金融機構信譽，占比為57.89%；對理財產品的了解程度，占比為53.95%?？粗禺a品服務的占比為23.68%，關注周圍人選擇的占比為17.11%，這兩點人們考慮的不多。表明居民在進行理財時，還是保持著低風險的原則，最先關注產品的收益性和安全性。金融機構的信譽和了解程度，對于那些依托金融機構進行投資理財的人群十分重要，在缺乏足夠理財知識時，選擇一個信譽度高的金融機構，也不失為一種好的理財方式。就產品服務，跟從他人理財這塊，人們還是較為謹慎，不會因為服務到位而忽視理財產品的實際優劣情況，也不會盲目地跟隨眾人進行理財，這是很值得肯定的。3、居民對理財產品打破剛性兌付的認識情況。為了解居民對理財產品打破剛性兌付的認識情況，我們對被調查者認為購買的理財產品出現了虧損，金融機構應多大程度給予賠償進行調查。結果表明，89.94%的居民認為金融機構應給予剛性兌付，2.21%的居民對金融機構給予剛性兌付持反對意見，剩余被調查者認為兩種結果均可以接受。從調查結果來看，居民對理財出現虧損是很反感的，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理財虧損應該由金融機構給予賠償，但這是不符合當前打破剛性兌付下理財的實際情況的。這說明大部分的居民并不了解剛性兌付，更是沒有去了解我國居民理財的相關政策，這種情況對于居民規避理財風險是不利的。4、居民理財的風險意識。此次問卷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居民理財時對理財風險的認知情況，以及分析其對打破剛性兌付下理財的看法。因此，居民理財的風險意識是理財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考慮因素。調查顯示，居民保守理財所占比例為18.37%；不希望本金損失，愿意承擔一定幅度的收益波動，厭惡風險的占比78.89%。在購買理財產品時基本沒有閱讀，直接在工作人員指引下簽名的人所占比重為87.32%；有4.68%的居民在購買理財產品時詳細閱讀產品合同；8%的人只閱讀利率、期限等基本要素。說明大部分居民理財時都沒有充分重視理財產品的風險提示以及操作流程、買入賣出的手續費等相關事宜。

二、打破剛性兌付下居民理財風險表現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先輩們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同時也創造了豐富多彩的財政思想。在中國古代財政思想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關于要不要理財，如何理財，有不同的觀點和相應的派別。但凡儒家，大多從社會道德規范角度出發看待義利關系，主要的觀點是諱言財利，以為理財就是頭會箕斂。如孔子、孟子、董仲舒、司馬光、方孝孺等。但凡法家，大多重視理財。如管仲、李悝、商鞅、桑弘羊、劉晏、王安石、葉適、邱浚、王韜等。當然也有儒門之人而主張理財者，如范仲淹、歐陽修、李覯等。這些觀點各異的理財思想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它們對當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所謂“觀古知今，古為今用”，縱觀中國古財思想的興替得失，對我們今天開創經濟建設新局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大社會主義國家財政，可收借鑒之效。

一、理財的必要性

理財對于政權的穩固，國家的興衰，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所謂“《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半理財?！笨梢娭袊怨乓詠砭桶牙碡斄袨橹卫韲业拇笫?。宋代的蘇轍曾說：“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南宋葉適更是指出：“財者，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笨梢娎碡斉c否，理財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寧，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危和民族的興衰。重視理財并善于理財，就能富國裕民，國盛民興。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以“相地衰征”、“向壤定籍”、“官山?！钡壤碡敶胧┒过R國迅速強大起來，確立了齊國的霸主地位。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開阡陌而賦稅平”，“訾粟而稅，上壹而民平”，從而充實了國家財政，為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雄厚的財力基礎。西漢的桑弘羊通過統一鑄幣權、實行鹽鐵酒專賣和“均輸”、“平準”等政策，統一了國家財政，成功地解決了當時十分沉重和緊迫的財政需要，對完成漢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連不贊許他的司馬遷也不得不承認他的財政成績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唐朝的劉晏在發生安史之亂國家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以“轉運、鹽法、稅制與常平”等財政措施，恢復了由安史之亂所摧毀的唐帝國之經濟繁榮。北宋的王安石一反以往儒者服官“恥言財利”的舊傳統，推行了多項財政改革，極大地改善了宋朝的貧困狀況，使宋朝一度出現中興景象?？梢?，理財好壞直接關系一國財力的強弱。若理財不善，勢必是民不聊生，社會動蕩，政權傾覆，國家滅亡。秦朝由于賦役征收過急、過重，同時支出又十分浩大，最終僅建朝十五年就被漢朝所取代。元朝因不屑于財政的籌劃,以致于自建元以來,國家財政就是一塌糊涂。不用說“盡究其本末”,就是進行一些簡單的策劃,也是淺嘗輒止,最終偌大江山在財政的崩潰中而滅亡。明朝自中期以后，統治者日趨腐朽，政以賄成，財政積貧積弱日漸加深，最終明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清朝后期，由于統治者理財不善，加之政治上的腐敗，使中國淪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梢?，理財關系社稷安危，百姓幸福，是十分重要的問題。理財，不可小視。

在中國古代的理財思想中，有一種理財觀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即“諱言財利”思想。該思想認為，不用理財，理財就是頭會箕斂。如：孔子曾明確地肯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表示了其以社會倫理規范制約人們獲取財富活動的傾向。孟軻對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國”的答復就是“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宋代的司馬光提出君子“固不能言利”，并認為“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明代的方孝孺認為“以理財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其實，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這種思想是不對而應加以批判的。從理論的角度來說，該思想就站不住腳。理財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裕民。如果不理財，甚至“諱言財利”，那么國家的財源從何而來，國家如何能夠長治久安？如果不理財，甚至“諱言財利”，難道任由統治者揮霍無度而坐視不管嗎？國家的興盛必須有強大的財力做支撐，而財力的強大則要求必須重視理財，善于理財，理好財。否則，將淪入國將不國的悲慘境地。從實踐的角度來說，財盛國興，財貧國衰的眾多事實已有力地證明了“諱言財利”思想的局限性。這一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諸多消極的影響，造成了人們普遍的不敢名正言順的追求財利，不敢理財或不屑理財。這一思想也成為中國古代財政經濟發展的嚴重阻礙。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很多理財家對“諱言財利”思想進行了批判。其中，北宋的李覯否定“貴義而賤利”的傳統觀點，指出“圣賢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的反傳統觀點。他不僅認為“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還認為“欲”也應該談，因為“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南宋的葉適從功利主義角度出發，根本否定了傳統的諱言財利的思想。他認為理財是天經地義的，不善于理財，就不能成為圣君賢臣，從而對"圣賢不為利"的古老命題進行了批判。他說：“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竭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明朝的邱浚認為不能以聚斂為借口反對理財，諱言財利。他認為財用是不可一日缺少的“國之常經”。如諱言理財而使國用不給，“終不免于橫取于民，則是以理財為諱者乃所以為聚斂之張本也”。意思是說，以聚斂為名，反對理財，而不做好生財工作，那么當國用不足時，必然要橫征暴斂。所以，諱言財利，其實是為聚斂開了方便之門。

二、理財的涵義

關于什么是理財，北宋的王安石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意思是說，理財是政治的唯一內容，是合乎正義的行為。王安石所謂理財的涵義，除了封建國家財政而外，還意味著組織國民財富的生產和協調其分配與流通，其內容是極廣泛的。明代的邱浚認為理財就是對谷與貨的治理。“谷以資民食，貨以資民用，有食有用，則民安國富”。在他看來，理財實質是人為分疏問題，即管理和控制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領域。邱浚認為理財分理民之財與理國之財。他指出：“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清代的王韜對理財的認識，與西方資產階級財政的認識漸趨相同。他認為應該發展國營經濟事業收入和發展民營工商業，以增加財政收入，這就是所謂“興大利”。這就突破了原來重農抑商或通商概念的理財意識，而具備了資本主義近代財政思想的特征。

近年來，圍繞建設法治財政這個目標，我局結合本縣實際，不斷深化財政改革，全面推進依法理財，我縣財政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的軌道，實現了財政收入快速、穩步增長，*年全縣地方一般預算收入7577萬元，為歷史最好成績，綜合增長率為36.2%，在全省67個山區縣排名第28位。

一、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樹立依法理財觀念

俗話說：“窮家難當”，我縣是山區縣，經濟基礎相對較差，政府可支配財力不足。*年，全縣一般地方財政收入2876萬元，財政供養人口近1萬人。如何在保工資、保運轉的同時，保障全縣經濟和社會發展，是我縣財政工作急待解決的一個難題。對此，我局黨組認清形勢，統一思想，以黨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基本方略和國務院頒布實施《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為契機，將依法理財工作列入黨組重要議事日程，在局機關開展依法理財大討論，使全局干部職工深刻認識到：推進依法理財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舉措；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實施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內容；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公共財政的必然趨勢；是加強財政自身建設，提高政府理財水平的有效途徑。

在深刻領會推進依法理財重大意義的基礎上，我局要求全體干部職工務必樹立依法理財觀念，重點提出要樹立三種意識：一是法制意識。必須忠實履行憲法和《預算法》等法律賦予的職責，圍繞建設法治財政的目標，努力實現靠人理財向靠機制理財的轉變。二是時不我待意識。正確認識依法理財的艱巨性和重要性，既不能過于樂觀，也不能消極等待，要立足于從財政自身抓起，以時不我待的精神推進依法理財工作。三是艱苦奮斗意識。牢記“兩個務必”，堅持“量力而行、量財辦事”原則，把有限資金用在刀刃上，切實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

二、內強素質，外樹形象，提高依法理財能力

（一）強化財政法制教育和業務培訓

摘要：近幾年，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明顯增加。但農村家庭傳統的攢錢觀念和不合理的理財方式導致農村理財狀況不佳。本文以魚臺縣農戶為訪談對象，對魚臺縣農民的理財模式進行分析研究，進而對農民理財模式的改進提出建議。

關鍵詞：農村居民；理財模式；理財建議

近些年，我國經濟發展迅速，為了進一步降低貧富差距，國家也越來越注重農村經濟的協調發展，并不斷地出臺一些有利于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使得農村經濟得到了良好的發展，農民的收入不斷增加，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農村居民長期受到傳統理財理念的制約，農村居民的實際理財狀況與其收入增長狀況并不協調。農村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狀況將對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對于如何完善我國農村居民的理財模式，提高我國經濟的整體健康度，是目前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魚臺縣農民經濟收入現狀

山東省濟寧市魚臺縣周樓村現有農戶100余戶，村民近500人，以種植大蒜、棉花、玉米、小麥等為主，還有很多農戶以種植蔬菜、喂豬養羊為輔業。此外，很多農戶在閑暇時會外出打工，甚至還有一些常年在外打工。因此，他們的收入包括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兩部分。無論是純農戶還是外出打工者，2013年到2014年其收入整體都呈現上升趨勢，其中外出打工者的收入要比純農戶高一些。通過對農戶訪談可以發現，2014年的人均收入普遍高于2013年的人均收入，其中種植業仍然是農戶收入的主要來源。另外，隨著近幾年養殖業熱潮的推進，周樓村一些農戶還通過飼養豬、羊以及各種家禽來進一步擴大收入，由于飼養規模并不是很大，其承擔的風險也相對較小，所以收入也比較穩定。

二、魚臺縣農村居民理財模式分析

一、指導思想

加強財政依法行政能力建設，加強財政管理制度建設，完善財政體系和機制建設，規范財政行為和運作程序建設，不斷深化財政改革，創新財政管理方式，建立穩健的財政機制，提高財政運行效能，為建設法制財政目標而努力奮斗。

二、基本原則

一是堅持貫徹依法治國方略與加強財政法治建設相結合。

二是堅持科學發展觀與財政改革相結合。

三是堅持財政規范化管理與強化服務意識相結合。

一、中國銀行業資產管理業務發展現狀

當前，銀行業經營轉型，利率市場化改革持續推進，金融脫媒趨勢逐步深化，社會理財需求旺盛，銀行資產管理業務迅速成為財富管理市場上一直重要力量。2004年2月，中國光大銀行發行了國內首款理財產品———陽光理財外幣A計劃，歷經10多年的高速發展，截至2015年底，銀行理財資金賬面余額23．50萬億元，較2014年底增加8．48萬億元，增幅為56．46%。截至2015年底，共有15．88萬億元的理財資金投入實體經濟，占各類資產余額的67．09%，比2014年增加5．17萬億元，增長48．27%。主要方式是通過加大購買債券、非標資產和權益類資產的力度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投向涉及國民經濟90多個二級行業，主要有土木工程建筑業、公共設施管理業、房地產業、道路運輸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等。在國內銀行資產管理市場中，商業銀行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市場占有率90%以上。國家開發銀行雖然設立了專業理財事業部從事資產管理業務，但因缺乏私人柜面業務和自身業務性質約束，在資金募集和投資能力方面相對于傳統商業銀行處于弱勢。然而，資產管理業務作為推動國家經濟結構轉型，改善金融體系結構的重要手段，開發性金融機構的參與具有重要意義。

二、開發性金融資產管理業務面臨的機遇

(一)傳統信貸業務競爭加劇，企業理財作為利潤增長新渠道

伴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逐步深入，在央行2015年5次降息的影響下，銀行業普遍利差收窄，傳統信貸業務利潤空間越來越薄。目前，通過降低負債平均期限降低成本，拉長新增資產平均期限提高收益，以“收益覆蓋風險”的策略差別化投入，成為銀行業應對利差縮窄的常用策略。受此影響，國家開發銀行“大額，長期”信貸優勢被不斷弱化。與此同時，受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雙重影響，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超過2萬億元，不良率突破2%，為平衡風險，稀釋不良貸款，商業銀行近年來加大了與政府平臺類客戶的合作力度，大舉進入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等國開行傳統優勢領域。為深化改革，中央對地方政府類平臺采取市場化、透明化的管理方式，國開行持續數年保持高速擴張態勢的平臺貸款業務發展空間受到限制，市場環境不斷惡化。資產管理作為非利息收入表外業務，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斷加深，傳統優勢領域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國家開發銀行作為“投貸債租證”全牌照銀行，開展理財業務，豐富了非信貸業務融資方式，開辟了表外直接融資渠道，有助于順應金融改革潮流，發揮綜合金融服務優勢，提高中間業務收入占比，改善盈利結構，培育業務新增長點。

(二)地方政府融資模式不斷創新，PPP項目落地加快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加強對投資理財類公司的監督管理，規范各類投資理財行為，促進投資理財行業健康發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等，參照中國銀監會等七部委下發的《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制度》，結合全市實際，制定本制度。

第二條在本市行政區域內設立投資理財類公司及分支機構，從事投資理財業務活動，適用本制度。

第三條本制度所稱投資理財業務是指以自有資金對外投資、融資咨詢、投資顧問、資金中介等行為。

本制度所稱投資理財類公司是指依法設立，經營投資理財類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合伙制企業。

第四條投資理財類公司應當堅持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誠實守信的經營原則，建立市場化運作的可持續審慎經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