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范文10篇

探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原因，有兩種途徑。第一種，是從宋元以來和明初的歷史背景出發，宏觀分析明朝出動大軍下西洋的實力、條件、動力，由此得出的“外交說”[1]與“貿易說”[2]，的確言之成理、信而有據。但是，永樂時期的明朝何以在國家急需全力對付北方壓力、穩定內部的同時，先后七次派出如此龐大的船隊，前無古人地深入遙遠的大洋，動輒在外游蕩、滯留數年之久呢？僅僅從外交目的和貿易角度解釋，尚且不夠完滿，所以，還存在第二種途徑，即從微觀的角度，探究下西洋的具體動因，由此得出了“蹤跡建文說”等結論?！佰欅E建文說”種種其實不能成立，需另撰專文討論，本文的目的，是從鄭和下西洋軍隊的龐大規模這個特別引人矚目的環節出發，從歷次下西洋時的明朝政治、軍事行動中，去尋覓下西洋的另一種具體動因。

永樂初年，西洋各國在明朝使節的鼓動下，紛紛前來朝貢，一派祥和盛況。西洋使節之遣，多為文官多為行人，間有按察副使、給事中、翰林待詔，武官多為千戶，唯不見派遣大隊海軍隨行。所以，鄭和船隊下西洋的確是一種十分突兀的重大軍事行動，船隊兩萬七千人的規模，僅僅用護航或操作大型船只來解釋[3]，是遠遠不夠的。

鄭和出使不止七次，所謂下西洋，應以鄭和等自述“統領舟師”的七次為準，即永樂三年至五年、五年至七年、七年至九年、十一年（或十二年）至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宣德六年（或五年）[4]。但鄭和等人或以受命、或以自南京一帶出發、或以自福州等地出發時間為起始年份，或以歸港、或以赴南京復命、或以赴北京復命為結束年份，故所記年份不能反應決策、受命、出發、歸港等的精確時間。鄭和下西洋需要利用南海和印度洋的季風，所以一般是冬春出洋，夏秋歸國。無論官方記載受命和復命于何月，均不能用以修正這個由自然地理規律所限定的事實，而受命、復命與實際出洋、歸港時間的不同，正可以展示歷次下西洋與政治、軍事行動的密切關系。

第一次下西洋，鄭和受命于永樂三年（1405年）六月，目標是古里、滿剌加等已經建立往來的國家。到十月，朱棣自撰賜滿剌加國鎮國山碑銘，說明鄭和船隊尚未出發。結合永樂五年（1407年）九月壬子鄭和歸國[5]的記載，可知鄭和船隊是永樂三、四年之際出發的。

第一次下西洋的過程，與明朝對安南的戰爭環環相扣。從表面看，戰爭是在鄭和出發以后的永樂四年四月才決策、七月才爆發的，但實際決策要早得多。永樂二年八月，老撾護送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訴說國家被黎氏篡奪之事。三年正月，朱棣遣使前往安南問罪，使臣尚未歸還，又接到云南遭安南侵掠的報告，可能此時朱棣已動殺機。在下令鄭和出洋的同月，安南請還陳天平，四年正月陳天平離京歸國。朱棣是絕對不至于相信黎氏會拱手出讓王位的，雖然派兵護送陳天平，不過是場面文章罷了，等到四月朱棣得到陳天平被殺的消息[6]，就迅速宣布發動戰爭了?？傊扉ψ钤缭谌甓?，最晚在四年正月已經定策開戰，與鄭和下西洋的受命和出發正相吻合。

永樂四年大軍出發的同時，朱棣命占城阻遏安南。按，占城既是鄭和船隊出洋的第一站，又是船隊歸國的最后一站。五年五月在安南明軍獲勝，八月占城來南京獻安南俘虜，九月鄭和回國，三天后明軍凱旋[7]，舉行獻安南俘虜的典禮。顯然，占城所獻的俘虜是鄭和船隊帶回國內的，也就是說，鄭和船隊已于夏天進駐戰場以南的占城，戰爭結束后揚帆歸國，于八月回到南京。

引言

2005年7月11日是“鄭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紀念日，從此每年這天被定為中國的“航海日”。五十三年前的1956年，臺灣當局也將同一天定為“航海節”。

世界進入后工業化以至信息化時代，全球一體化蔚成潮流之際，有心“以史為鑒”，憶鄭和（1371-1433？），知興衰，不免面對以下大哉三問：

1.梁啟超（1873－1929）問題：

1904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一文，將“鄭和下西洋”與西方的哥倫布（ChristopherColumbus，1451-1506）、達伽馬（VascodaGama,1460—1524）等的航海事業進行了比較。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梁啟超問題”：

“……鄭氏之烈，隨鄭君之以俱逝。則哥倫布之后，有無量數哥侖布，維哥達嘉馬以后，有無量數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之后，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

從明成祖時的1405年，到成祖之孫宣德帝時的1424年，鄭和七下西洋。其船隊規模之大，人員(絕大多數為軍人)力量之強，技術水平之高，航行范圍之廣，在當時都是空前的。[1]鄭和下西洋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創舉，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然而，為什么氣勢恢宏的航海壯舉卻很快“隨鄭君之沒以俱逝”，[2]沒有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沒有使中國更加開放？

事實上，對于上述問題已有學者提出并回答過，但他們主要是從中國的思想文化、民眾心理、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角度來分析的[3]。這種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因片面強調主觀因素而略顯歷史唯心主義傾向。還有些學者盡管強調了經濟、階級等客觀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持而流于空泛。鄭和的航海屬于實踐活動，而作為主體的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這正體現了主體的能動性。目的實際上是利益的表現形式，是主體對自身利益的判定結果，說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內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體的目的一定要與自身的利益相適應，正確地反映利益。這樣對主體實踐活動的分析就由對目的的分析轉化成對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筆者嘗試使用演繹法，以政治學理論中有關利益的闡釋為大前提，以歷史材料為小前提，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鞍凑振R克思主義的論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中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盵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盵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盵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摘要：在下西洋中，鄭和使團作為中國對外傳播文化的使者，在海外進行了多種文化傳播活動。無論在鄭和使團內部還是在鄭和使團與海外人民之間，都進行了宗教文化傳播，且大多通過宗教活動進行傳播，從傳播目的、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及傳播效果上，都體現了規范性傳播的特點。

關鍵詞：鄭和下西洋；鄭和使團；宗教活動；規范性傳播

鄭和使團七下西洋，歷時二十八年，前后到達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無論出發前在國內還是下西洋在海外，都進行了許多宗教活動，這些宗教活動的開展促成了下西洋的順利進行。從傳播學角度來說，每次宗教活動都是一次有效的宗教文化傳播活動，從傳播目的、傳播內容、傳播技巧和傳播效果看，都體現了規范性傳播的特點。

一、使團內部的規范性傳播

傳播學理論指出，在一個組織群體中，群體意識的強弱對組織內部凝聚力的形成有直接影響，群體意識強，組織內部的凝聚力就強，反之則凝聚力弱。而群體意識又包括群體目標、群體規范、群體感情和群體歸屬意識，這幾個要素越具備，群體意識就越強，越欠缺則群體意識越薄弱。鄭和使團作為中國對外傳播文化的組織，怎樣才能形成很強的群體意識以建立一個凝聚力強、有中國特色的形象組織?怎樣才能形成一套自覺遵守的行為規則和價值取向呢?“群體意識無疑是在群體信息傳播和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币虼?，在鄭和使團內部需要進行規范性傳播，有意識地營造一種傳播情境，有目的地傳播有效信息，促成群體意識的形成。

鄭和使團下西洋，目的明確，紀律嚴明。也就是說，鄭和使團群體目標具備了，還要有統一的群體規范、強烈的群體感情和濃厚的群體歸屬意識，在思想、言行等各方面始終保持高度統一，嚴格遵守規則，保持組織形象，以求完成下西洋的使命。要形成統一的群體規范，除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和措施外，還需要宗教文化：要使全體成員對組織在精神上形成一體化的感情，產生濃厚的群體歸屬意識，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也離不開宗教文化。因為自古以來，宗教在中國一直有較強的影響力，人們能夠憑借共同的宗教信仰形成有效的傳播關系，加深感情。從鄭和使團內部的宗教文化傳播來看，在傳播目的、傳播內容、傳播技巧等方面都是圍繞規范性傳播進行的。

【教學目標】

通過本課學習，使學生了解鄭和下西洋、戚繼光抗倭、葡萄牙攫取澳門的居住權等基本史實，掌握明朝對外關系的概況。

通過本課學習，培養學生的識圖能力、觀察和分析圖片及史料的能力。引導學生綜合評價戚繼光為民族英雄，以提高學生評價歷史人物的能力。

通過鄭和遠航的盛況所體現的我國古代造船業、航海技術在世界的先進地位，以及鄭和遠航增進我國同亞非各國的友誼這些史實，增加學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教材分析】

本課重點是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標志著我國古代航海事業發展達到了頂峰，是我國古代經濟發達的體現，同時也表現了中國人民英勇無畏的精神。學習這一內容，對于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有重要作用。另外，鄭和下西洋后，中國文化進一步影響到亞非地區，鄭和遠航架起了中國同亞非各國友誼的橋梁，在鄭和船隊到達的很多地方，都有紀念他的遺跡，影響至今，意義深遠。

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老師，同志們、同學們：

在全國航海院校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教育活動暨首屆航海技能大比武活動開幕之際，我代表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代表交通部和張春賢部長、翁孟勇副部長表示熱烈的祝賀！對支持本次活動的教育部、大連市政府、各航海院校和有關航運企事業單位表示衷心的感謝！

今年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中央非常重視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20*年就決定成立了由交通部牽頭、、教育部等部門和單位組成的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并以“熱愛祖國、睦鄰友好、科學航海”為主題，開展了一系列紀念活動。今天在這里舉行的全國航海院校首屆航海技能大比武活動就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這次活動也是航海院校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的具體體現。

600年前，我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歷時28年七下西洋，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時間之早、規模之大、技術之先進、活動范圍之廣泛，堪稱十五、十六世紀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先驅。鄭和七下西洋，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創舉，也譜寫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光輝篇章。鄭和下西洋，傳播了中華文明，促進了與亞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架起了中外友好的橋梁，為世界航海事業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600年后的今天，我國已經成為世界航運大國。目前全國水上運輸船舶超過21萬多艘，凈載重量8700多萬噸；已經擁有了具備世界先進水平的萬箱級集裝箱船、30萬噸級油輪和大型客貨滾裝船，現代化的大型液化天然氣船不久也將投入運營；衛星定位導航、計算機信息采集處理等先進技術在航運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我國擁有萬噸級以上泊位近1000個，對外開放港口達130多個，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0多個港口建立了業務往來；港口吞吐量和集裝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航海院校是航海家的搖籃。建國以來，各航海院校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了10多萬名遠洋船員和數十萬名專門管理人才，航海教育事業為促進我國航運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98年交通教育體制改革以后，原上海海運學院、武漢交通科技大學、集美航海學院等院校管理體制發生了變化，并脫離了交通部的直接管理。7年來，盡管這些院校相繼更名并隸屬于不同的部門管理，但是各院校為交通事業培養人才的宗旨沒有變，并繼續為我國航運業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交通部一直關心著航海類專業的學科建設，關注著航海院校的發展。今天，由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武漢理工大學、集美大學、寧波大學等5所本科院校和12所高職院校選派航海類專業學生代表，共同參加全國航海院校首屆航海技能大比武活動，是部屬院校管理體制調整后首次開展的大規模學習交流活動，具有特殊的意義。尤其是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際舉辦這次活動，就是要激勵廣大航海類專業師生弘揚鄭和不辱使命、不畏艱險、勇于開拓、百折不撓的偉大精神，就是要大力倡導熱愛祖國、睦鄰友好、科學航海的時念。希望通過開展這次活動，進一步激發廣大師生熱愛航海事業的熱情，增強航海類專業學生的自豪感與責任感，加強航海類院校間的學習與交流，進一步營造全社會關心重視和支持航海教育事業發展的良好環境。

摘要：印度尼西亞號稱千島之國，地域廣闊，歷史悠久，民族眾多，信仰多種宗教，其建筑風格受中國文化、宗教信仰影響深遠木結構房屋、門面排房、宗教建筑、園林景觀等都體現中國文化的印跡。

關鍵詞：印度尼西亞：建筑風格：中國文化

印度尼西亞地處亞洲東南部，俗稱“千島之國”，公元3世紀，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就與印尼古奴隸王國毗騫國互派使者來往，中國南部的少數民族也陸續與南亞的種族融合，將中國文化帶入到東南亞各國，公元15世紀初中國明朝鄭和下西洋。更是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成就傳播到印尼各島，對印尼的建筑風格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印度尼西亞木結構建筑風格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1．1印尼的木結構房屋則隨各民族的習慣而建造不房屋同式樣的住房，如爪哇人、巽達人的住房，一般是方形的，多數建在抬高的地基上，但也有高腳屋，不過離地面不高；米南加保人的住房，屋頂兩端翹起來，形成馬鞍形，房屋內部很寬敞，分為好幾間屋，供年長者、孩子、新婚夫婦居住；巴厘人的住房，一般都蓋在一個小院內，院子用土墻圍著，院內有住房、附房和家廟；因為雨季時雨水多，印尼大多數民族的木結構房屋都是高腳屋，地板離地面高2米或更高。一般木結構住房內也會分為幾間屋，有臥室、有廚房，房子門前都設有梯子，大部分木結構房屋建筑能體現了中國木結構建筑的特點，斗拱結構，崇尚自然，著重通風，遮陽，隔熱，防潮，輕巧通透、淡雅明快。

1．2中國唐朝時代的商船常在馬六甲海峽與古印尼人交換香料和珠寶，同時中國的斗拱結構形式也傳入印尼，印尼屬于熱帶海洋性氣候。多風雨。不適合建造多層的木結構房屋，因此多為一層或兩層房屋，采用過渡搭接方式連接支撐方木或圓木柱和橫梁，形成上下層柱和屋頂架之間的整體構造層，保障了木結構房屋的牢固安全。

一、“宣德柔遠”的歷史使命

永樂一朝到宣德初期，明廷多次派遣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巡航西洋，其目的是什么，以往多有論說。有說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有說是為了海外貿易的經濟目的；有的認為是為防御帖木兒帝國的入侵。我以為，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和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永樂帝即位以后，急切希望一展新朝的氣象，力求建立一個以明帝國為主導的和平友好國際邦交的新局面。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歷來都有以我為中心，“君臨萬方”、“敷德四海”的思想。永樂皇帝也不例外，他即位之初給禮部的詔諭里就認為：“帝王居中，撫馭萬國，當如天地之大，無不復載”，因而要令“遠夷知尊中國”。這是明王朝當時“銳意通四夷”的世界意識。雖然這種世界意識中帶有唯我獨尊的消極思想，但是仍應看到，其遣使各國是以通問結好、相互親睦等美好愿望為出發點的。比如，永樂皇帝在永樂七年(1409)鄭和二下西洋時給各國的“敕書”中就說，“今遣鄭和赍敕普諭朕意，爾等只順天道，恪守朕言”，“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明確指出了與各國相互親睦、共享太平的意愿。因此，永樂朝溝通四夷是以宣德柔遠，以求和平共處為主要目的的。

永樂皇帝即位之時，明朝西北邊鄰的中亞一帶，雖在洪武初年興起了強大的帖木兒帝國，并于1404年正式向中國宣戰，集步騎兵四五十萬人開始東征。然而，永樂三年(1405)帖木兒病死于兀答刺兒，東征之役只好作罷57,58。而且，帝國也隨之陷于分裂，不能再威脅明廷西北邊陲的安全。東南一帶，洪武時就有走私豪民勾結方國珍舊部或倭寇橫行掠奪；永樂即位初，則有豪民“私截海舡，交通外國，因而為寇”。而海外西洋諸國，也因明朝內政的變化，許多與明廷失去了聯系?！坝捎谏搪米瓒簦T國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朝貢如故”[9]。因此永樂皇帝將注意力集中于東南、南海及西洋一線，屢遣鄭和船隊遠航西洋各國，“開讀詔敕”，恢復明廷與海外的關系。

馬歡、費信、鞏珍所撰三書皆以親身的見聞，記載了鄭和下西洋的詳細經歷。三書中馬歡《瀛涯勝覽》記西洋國家與地區20處，寫成于永樂十四年(1416)，成書最早，故有首創之功；且其書記各國物產最為豐富，描述最為詳盡。費信《星槎勝覽》寫于正統元年(1436)，所記西洋各國家地區數量最多，達45個，全書分前后集，前集是費氏親歷之地，后集是費氏據他人講述而記錄之地。鞏珍《西洋番國志》寫成于宣德九年(1434)，亦記20國，此書內容多承襲《瀛涯勝覽》，無太多新意；然書中對某些物產的記述，對航?；顒拥慕榻B，也可補充其他二書。

馬歡等人所撰下西洋三書雖在內容上詳略有別、各具特點，然而卻都明確記述了鄭和船隊“前往海外，開詔頒賞，遍諭諸番”[10]5；“宣布綸音往夷域”[11]1的共同使命。

內容摘要：朝鮮早期瓷器受到我國元朝和明朝青花瓷器的影響，并在15世紀中期開始生產青花瓷器。文章以紋樣為中心來考察朝鮮早期瓷器中體現的明代青花瓷的影響。尤其是朝鮮早期青花瓷的紋樣中，中國色彩較濃的龍紋和纏枝蓮花體現了較多的宣德之前期樣式的特點，以此來考察宣德年間之前明青花瓷流入的可能性。

關鍵詞：朝鮮早期紋樣明朝青花瓷

15世紀前半葉流入朝鮮的我國明朝青花瓷直接影響了朝鮮早期的青花瓷。首先，在朝鮮早期青花瓷傳世品的紋樣中經常出現中國題材：纏枝蓮花紋和波濤紋、聯珠紋、蓮瓣紋、纏枝蓮花紋等附屬紋樣。尤其是在宣德年間青花瓷6次大量流入①，宣德樣式成為了朝鮮早期青花瓷的模本。其中于宣德五年傳入朝鮮的青花云龍白磁酒海的云龍紋直到16世紀為止都沒有大的變化，由此也可看出朝鮮早期青花瓷確實受到了宣德青花瓷的直接影響。但是，纏枝蓮花紋并不是宣德時期的樣式，相反與洪武年間纏枝蓮花紋相類似。因此，本文以朝鮮早期青花瓷傳世品中出現的龍紋和纏枝蓮花紋樣為中心，來考察明朝早期洪武、永樂、宣德時期對朝鮮早期青花瓷的影響。

朝鮮青花瓷器受明代影響最明顯的一個部分就是朝鮮早期青花瓷器的紋樣。尤其是波濤紋和聯珠紋、蓮瓣紋、纏枝蓮花紋等從屬紋樣的影響較大，主紋樣中的纏枝蓮花紋和云龍紋體現了所受宣德時期瓷器的影響。

1430年明朝宣德皇帝下賜了3件青花云龍白磁酒海，《五禮儀》的圖說中白磁青花酒海圖（圖1）和青花云龍白磁酒海的名稱一致，由此能夠推測出當時傳入朝鮮的宣德樣式的面貌。與日本出光美術館所藏宣德款的青花云龍紋壺（圖2）的紋樣也非常類似，能夠推斷出云龍紋的樣式：以身體蜷縮為S型的3爪龍為中心，旁邊配有如意珠和如意云彩，整體構成和龍的姿勢與韓國湖巖美術館所藏的國寶785號和786號的青花云龍紋玉壺春瓶（圖3）非常類似。②

露著爪子、胡須飄舞、蜷曲著身子的3爪龍以及如意珠和如意形的云，這些與宣德年間云龍紋的樣式都非常相似。宣德年間的云龍紋有翼龍和閉嘴龍兩種，其中閉嘴龍在宣德晚期出現，胡須在風中飄蕩，舌頭不往外伸，朝鮮前期的云龍紋體現了閉嘴龍的特征。成化以后，與波濤和云彩一起出現的龍紋逐漸減少，與纏枝蓮花紋相結合的龍紋逐漸增多，龍的形象也逐漸從威嚴轉變為輕松、可愛的類型。③朝鮮的玉壺春瓶很多為白瓷，其器型的特點為頸部較為短、厚，從瓷體到頸部展開得要平緩一些。與明永樂宣德時期的玉壺春瓶肩部上的伸展類似。底足比元代的要寬，更具安定感，底足更薄，更富美感，這在朝鮮15—16世紀的青花玉壺春瓶中有所體現。

摘要:基于航海精神的提煉，針對目前航海類專業學生職業素養培育存在的困惑，以加強頂層設計理念為突破口、撥正人文素養為方向標、確立校企合作為主陣地、拓展航海精神為立足點，以堅定、嚴謹、勤奮、開拓的航海精神促進航海類專業學生職業素養的培育。

關鍵詞:航海精神;航海類專業學生;職業素養

一、引言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為標志和統領的奮斗目標”，習強調海洋強國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這些都標志著振興海洋、發展航運事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工程。從“鄭和下西洋”體現出來的無畏進取、開拓創新精神，到西方航海人勇往直前、勇于實踐的無畏氣魄，其共同點即為航海人在航海事業過程中，結合海洋文化、航海品質后所形成的航海人特殊具有的一種文化。航海精神，即在從事航海領域的實踐基礎上，人類在傳承航海文化的同時，結合自身基本精神、社會和諧文化后所形成的有航海品質、航海氣魄的一種人類精神。它是航海文化的精髓，是人們對海洋表征、航海實質的有機組成，是從事航海領域工作人員必須具備的一種精神。［1］這種精神結合了中西方對航海精神內容的整合，將航海精神融入航海類專業學生職業素養培育，既是航海專業教學的需要，又能滿足企業對人才的要求，更能為學生的就業成長提供長足而有效的幫助。國內對于航海精神的研究文獻尚不多見，有代表性的有:黃潔［1］以船的結構和部件為原型，總結出與錨、鐘、槳、舵的特性相符合的船員的堅定、嚴謹、勤奮、開拓的航海精神;崔國恒、李海林等［2］分析了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技術應用與創新，總結了鄭和下西洋在航海方面的成就與航海精神。上述研究為明確航海精神內涵提供了必要的借鑒，但也可以發現，我國對航海精神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對航海精神的關注缺乏實踐，航海精神應用于航海類學生職業素養培育還比較滯后。本文試從航海精神談航海類學生職業素養培育，將理論應用于實踐研究。

二、航海精神、海員職業素養的內容與關系

不同的歷史、不同的時代造就了不一樣的航海精神。但是對現當代航海精神內容的構建中，則是將航海精神形象化地指向了海員應該具備的職業精神，即堅定的從業思想、嚴謹的工作作風、踏實的工作態度以及無畏的開拓精神。職業素養一般包括職業道德、職業意識、職業行為、職業技能等幾個方面［3］，其中職業技能是職業素養中一個重要方面。海員職業素養簡單地說是海員在從事與海域相關工作的過程中需要遵守的與工作相關的職業行為，是航海人在航海職業活動中表現出來的綜合品質，其內容是在職業素養的基礎上，進一步包括組織能力、團隊協作能力、服從意識以及環保理念等。分析大航海時代的航海精神以及海員職業素養的內容，不難發現，兩者之間是一個互相促進、互相交集的概念。從內容上說，航海精神是結合內在精神的研究，是對海員職業素養表征培養的一種深化。從現階段研究的深度上說，目前對航海精神的關注缺乏一定的實踐，而對海員職業素養的研究相對比較超前。從教學上說，航海精神的培育還未真正進入人才培養方案，而海員職業素養的培育已被各航海院校所重視。為此，若在教學、實踐等過程中將航海精神融入航海類專業學生職業素養的培育，實現航海精神培育促進航海類專業學生職業素養提升的目的，將兩者之間緊密結合，切實發揮兩者之內容優勢，將航海精神為海員職業素養所服務，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航海類專業學生職業素養的培育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