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范文10篇

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是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密不可分的。

（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摘要：本文利用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誤差糾正模型、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山東省1985年至2004年間的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后表明，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單方向的因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協整關系。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協整檢驗；誤差糾正模型；因果檢驗

一、引言

隨著山東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山東省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據山東省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底，累計已有113家世界500強在山東省興辦企業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資214.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3.7%，實際外商直接投資87.0億美元，增長22.7%；新簽外商直接投資項目5891個，增長11.1%。與此同時，山東省的進出口貿易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年出口額由1985年的23.4652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億美元；年進口額由1985年的17.9796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億美元。

對于國際直接投資東道國而言，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或出口的關系表現為二者的互補性、替代性或是相互關系的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分析來探討山東省FDI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影響因素綜述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顯著決定因素，這一結論在實證研究中比較一致。20世紀9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市場規模的變量是FDI的顯著決定因素。朱津津(2001)認為，GDP總量的規模較大，反映地區消費市場容量較大，就是市場需求較大。項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接受投資的東道國GDP是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雙邊貿易聯系。出口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FDI與出口之間被認為存在一種因果關系，企業最初的外國市場聯系是從偶然的、零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出口活動的增加，母公司決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后，當市場條件成熟后，母公司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東道國市場的一個間接指示器。因此，用對東道國的出口作為反映雙邊貿易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變量，反映了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是FDI的決定因素之一。

(三)東道國的匯率水平。國際投資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主要因為強勢貨幣具有購買力的優勢，可以在貨幣相對弱勢的國家獲得較低的資本成本。在一個低資本成本的東道國，外國公司能夠以一個比其母國國內公司低的貼現率來資本化其在外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樣就刺激相對強勢貨幣國家的公司更多地對外直接投資。根據這一理論，如果東道國貨幣相對于母國價值越高，那么母國貨幣在東道國的購買力越弱，從而對其直接投資越少；反之，則投資越多。

(四)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將稅收作為FDI的決定因素，理論上，高公司稅減少了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實證結果卻表現為兩種傾向：一部分研究并沒有發現東道國公司稅對FDI有顯著影響。Mutti＆Grubert(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對出口市場的投資對當地的稅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證明母國的公司稅將促進其對外投資，東道國公司稅的保留則與母國對其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五)投資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從而為其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投資環境建設對FDI流入與流出來說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這里，一國投資環境的好壞主要體現為產業增長潛力的大小和一國綜合治理基礎的高低。我們考慮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來合成該變量。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對歐洲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2013年起中國對歐直接投資高速增長，每年投資企業都超過100家，2016年直接投資總額超過350億歐元，同比增長高達77%。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尤其使南歐國家顯著受益。2016年，希臘議會批準了中國遠洋海運集團與希臘政府簽訂的收購希臘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多數股權的協議。該協議金額高達43億歐元，是“一帶一路”倡議推進過程中的重要經濟成果，是迄今為止中國在歐洲進行的最大一筆對外直接投資項目。2011年，中國三峽集團以26.9億歐元的價格購買葡萄牙電力公司21.35%股權，為進一步開拓南歐新能源市場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做出巨大貢獻。2014年，國家電網公司以21億歐元收購意大利能源網公司35%股權，成為意大利輸電網和天然氣輸氣網市場的重要力量。這三項具有代表性的項目表明我國企業對南歐能源市場的重視。中國已成為對地中海沿線國家的跨境投資強國。目前，關于中國對南歐國家能源市場對外直接投資及策略的相關問題仍未得到足夠的關注。我們選取南歐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四國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一方面，南歐四國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最為集中的目的國，具有代表性意義;另一方面，四國數據資料較為完整，有利于對我國向南歐的資本輸出策略進行全面比較研究。本文通過收集國內外數據資料，嘗試從南歐主要發達國家入手，分析中國對南歐能源市場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影響和差異化投資策略，以期為中國企業拓展南歐能源市場提供有益對策建議。

二、中國對南歐主要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及成因

中國對歐洲的對外直接投資始于21世紀初。相關數據表明2008年之前，中國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非常有限。南歐國家的保護主義經濟政策是造成這一時期中國在該區域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2008年以前，南歐大多數國家被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劃分為“隨和的重商主義”國家，與我國的經濟交往相對較為保守。(一)中國企業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隨著金融危機爆發，南歐主要發達國家開始對我國企業保持市場開放政策，為中國企業在南歐投資提供更多優惠。其中，意大利和希臘兩國在2008年前后的政策變化最為明顯。意大利在2008年率先從我國中聯重科對世界混凝土機械公司三巨頭之一意大利西法公司2.2億歐元的并購投資項目中獲益。同年11月，我國中遠集團完成45億歐元的希臘港口投資項目。中國聯通對西班牙電訊的投資也使西班牙成為我國直接投資的重要目的國。2011年，中國對葡萄牙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金額高達30億歐元。南歐四國成為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中國對南歐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盡管起步晚，但過去五年增長穩健。我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占中國對歐洲對外直接投資的份額增長迅速，由2009年的8%快速增至2014年的33%。截至2014年年底，中國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同期我國對歐盟投資的23.5%。近年來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也幫助南歐發達國家躍居歐盟資本輸入大國的行列。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為歐盟成員國中接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0強國家。希臘的名次也升至歐盟第15位。近兩年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情況表明，未來幾年四國的地位還將繼續上升。(二)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成因。中國近年來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是內外兩個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我國對歐直接投資的內部因素看，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等對外直接投資鼓勵政策成為推動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南歐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經營活動的重要助推因素。中國對歐盟和南歐的區域對外直接投資動力中，來自歐盟方面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投資接收國的國民收入增長、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對外開放度和自然資源稟賦、雙邊貿易關系以及南歐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盡管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普遍呈現高速增長趨勢，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方向在四國間也表現出差異化特征。十四年來，我國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差異明顯。第一，中國對希臘和意大利的對外直接投資雖然都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業，但中國對希臘交通運輸業的投資占比高達95%，而對意大利的投資則更多元化，包括能源、科技等行業。第二，我國對葡萄牙投資一直以來主要集中在能源業，但近幾年也呈多元化趨勢。2014后中國對葡萄牙投資轉向金融業、醫療服務業和生物科技。從行業分布看，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主要分布在四大領域:交通運輸、能源、科技和金融。這一戰略投向與我國對歐盟整體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向有一定差異。中國企業對歐盟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行業分別是:能源、汽車與交通運輸、農業、房地產。中國在信息和通信技術、運輸、金融與及商業服務領域對歐盟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放緩。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形式與歐盟整體形式差異較小。國有企業仍是中國在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總體而言，在我國對南歐的區域對外直接投資形式中，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超過以并購方式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主要是由于南歐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較低，更易于我國企業采用設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但中國企業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與對歐盟的整體直接投資形式一致，并購方式均多于設立境外企業方式。四國中，我國企業只有對希臘的直接投資項目采用設立企業的形式多于并購形式。

三、中國對南歐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差異化策略分析

(一)對傳統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分析。與歐洲其他國家類似，南歐四國的能源業也表現出“三高兩低”的特點。南歐傳統能源行業的國有化程度高，政府管控度高、外資準入門檻高。這些特點進一步造成南歐國家能源市場效率低，國際化程度低。歐盟的成立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扭轉了這種局面，推動南歐能源業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進程。中國對南歐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決定于以下三個方面因素。第一，多數南歐國家在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后開始改革包括能源市場在內的國有資產結構和管理方式。其中，希臘和葡萄牙先后出臺市場化改革政策規定，有利于我國企業走出去，參與南歐能源市場的競爭。第二，南歐市場形勢的變化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調整相適應。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引發國際經濟形勢變化，我國開始調整自21世紀初實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戰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更加強調海外直接投資的效率，回報率更高的項目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首選。中國積極推進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戰略，對國有和民營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給予鼓勵和支持。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以來，南歐工業化國家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受益更多。我國能源企業通過投資南歐尋找更廣闊的機遇，融入國際能源市場，以優質產品和服務，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優勢。中國企業對南歐能源市場的直接投資活動表明，我國對南歐的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具有差異化的特點。這種差異化戰略源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形成機制廣泛性，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格局涉及多部門、多產業、多區域的參與。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聯合促進了我國能源企業對南歐能源業投資的蓬勃發展。第三，中國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促進了企業對海外綠色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中國對經濟可持續增長日益重視，逐步擺脫對傳統高污染能源和傳統能源供應渠道的依賴。我國能源戰略的“綠色”轉型直接影響到全球能源市場，給南歐等經濟發達區域能源產業的轉型帶來挑戰和機遇。早在2009年年末我國就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海外投資國，2014年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高達833億美元，遠遠超過以383億美元排在第2位的美國。我國公布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和《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將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國內外投資作為重要發展目標。可再生能源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我國中長期發展規劃。以上因素為中國對南歐能源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將南歐四國發展成為我國能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接收國。我國的投資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其中戰略投資占主導地位。盡管近年來我國在南歐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投資仍較為分散，總體戰略趨勢較弱。此外，我國民營企業在該區域的戰略投資有限。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戰略主要以開拓市場和尋求高價值資產為目標。我國企業近年來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直接投資體現出這種戰略目標。對意大利開展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企業開拓地中海區域市場，而能否進入西班牙市場也間接為拓展拉丁美洲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多數集中在南歐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區域，而投資于不同行業也體現了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目標的差異化特點。中國對南歐能源業直接投資最主要的接收國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對兩國能源業的直接投資超過對南歐區域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95%。我國對葡萄牙的直接投資占葡萄牙能源業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高達90%。除上述三個決定因素外，葡萄牙加速國有資產重組和私有化過程也是我國對葡萄牙能源業直接投資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私有化后葡萄牙能源網公司的股價下降，為2012年國家電網并購其25%的股份創造了有利條件。(二)可再生能源市場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分析。中國對南歐可再生能源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不同的趨勢。對意大利和西班牙可再生能源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我國對歐盟可再生能源業投資的12%，兩國成為我國企業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在南歐地區的最大對外直接投資國。相反，我國企業對希臘和葡萄牙兩國可再生能源領域投資相對滯后。中國對意大利、西班牙兩國可再生能源對外直接投資幾乎全部集中在太陽能產業。對西班牙的太陽能產業投資更突出，包括金科、正泰等多家企業。相比之下，由我國華銳風電等企業投資的西班牙風能市場上投資項目較少，規模有限。投資意大利太陽能產業的企業包括賽維、尚德、英利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太陽能產業主要是由于我國企業有傾向于太陽能產業的投資傳統，與風能相比，企業更熟悉太陽能市場。同時，意大利、西班牙兩國相繼出臺的對太陽能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寬松和優惠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雖然希臘、葡萄牙兩國也為投資于本國可再生能源業的外國資本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但中國對這兩個國家的投資相對較少。多數投資都集中于風能產業，如華銳風電投資希臘PPC公司項目、三峽集團投資葡萄牙電力風能項目等。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業方面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資水平明顯高于對希臘和葡萄牙兩國的投資，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希臘、葡萄牙兩國國有資產的私有化重組的時機和速度都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兩國，這是造成中國對新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在南歐四國間的這種分化的主要原因。直到近兩年，希臘、葡萄牙兩國的新能源市場始終把持在壟斷勢力較大的幾家國有和混合所有制企業手中，造成外資進入阻礙重重。第二，葡萄牙自身的風能產業在發展程度上和體量兩個方面都遠遠優于太陽能產業，這種自身條件限制了我國優勢太陽能企業對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造成整體投資水平較低的局面。第三，中國風能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運用的方式方法較為保守。我國風能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采用的是投資合作建廠的傳統方式，這種投資方式的項目規模較小，發展速度緩慢。對于太陽能產業發展滯后只能在風能領域吸引外資的希臘、葡萄牙兩國，降低了我國資本的進入規模和速度。中國在傳統能源業和可再生能源業方面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分布不均衡，在主要投資形式上也存在差異。中國在意大利和葡萄牙兩國能源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采用并購的方式，較少采用設立境外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相比而言，對希臘和西班牙兩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則更多采用設立境外企業的投資方式。這種在投資形式上的分化是由于中國對四國投資領域的不同造成的。傳統能源業的投資形式一般多采用并購，而新能源領域的投資形式更多采用成本較低的設立境外企業的投資方式。中國企業對意大利、葡萄牙兩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多集中在傳統能源業，而對希臘、西班牙兩國的投資則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業，從而造成我國在四國間的對外直接投資形式上出現的分化。

90年月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范圍的迅速擴大，是與80年月末以來經濟舉世化的加速推進密不行分的。

（一）商業舉世化的生長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商業自由化的生長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全部權上風與東道國的區位上風相團結，為跨國公司調解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散布和增長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列國關稅水平不停低落，非關稅壁壘不停淘汰，跨國公司海良人公司在東道國的中心投入品入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議決內部商業，為一些子公司管理因東道國難以提供富足切合其要求的中心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題目；另一方面，公司內部商業的生長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憑據差異東道國的區位上風，議決直接投資實驗地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范圍經濟優點。另外，公司內部商業的生長還為跨國公司議決轉移定價獲取特別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商業自由化的生長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團體市場情況的革新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低落在東道國的生產資本、前進謀劃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著末，商業自由化的生長，特別是服務商業自由化的生長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遼闊的空間。

（二）金融舉世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舉世化從兩個方面低落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資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舉世化的生長，套匯、套利活動加劇，舉世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降落，這低落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資本。第二，金融市場舉世化低落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舉行直接融資的資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緣故原由：其一，金融市場舉世化大大轉變了資本提供人和企業之間的關連。金融市場舉世化的生長使企業的潛伏投資者大大增長，而潛伏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低落了企業舉行直接融資的利息資本和交易資本。其二，金融市場舉世化使爭取企業控制權的競爭越發猛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職員的監視，低落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資本。金融市場的舉世化給企業管理職員帶來了壯大壓力：要是他們謀劃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大概成為被吞并的目的。相反，企業謀劃狀態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伏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長，這有利于企業低落進一步融資的資本。其三，金融市場舉世化低落了證券交易的資本，直接和間接地低落了企業直接融資的資本。在金融舉世化不停生長的配景下，證券掮客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相互之間的競爭日趨猛烈，它們為爭取客戶而不得不低落服務價錢，從而低落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資本。同時，企業也可議決選擇屈從高的證券交易所，低落證券交易的資本，進而低落籌資資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表露必須遵照嚴酷的劃定，因而議決得到有價錢的內部消息舉行內部交易的大概性大大低落，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掮客人將會增長，該企業證券的活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資本低落。其四，金融舉世化使企業能有用使用種種差異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能，以低落危害和籌資資本。

金融舉世化的生長所帶來的籌資資本低落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長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范圍的動力和基礎。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我國對外投資的增加是我國市場經濟同國際市場接軌的一種標志，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開放程度不斷上升，人們對于對外投資的興趣也越發的濃厚。本著同國際市場逐步接軌的戰略規劃，我國對于對外投資的行為予以在政策上的支持。要發展對外投資，需要對我國對外投資的現狀有所了解。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我國對外貿易的經濟行為大多還停留在貨物出口和技術引進方面。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國際資本和外商對于我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功不可沒。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以及全球一體化的經濟形勢。我國企業和資本需要更多的發展空間和對外貿易的途徑。為此，在資本流通的動因上，我國已經初步具備了發展對外投資的前期條件。

1、我國貨幣的穩定和升值在美國信貸危機對國際市場產生了嚴重的沖擊以后，國際市場內的原有投資者的投資能力出現了問題。而我國人民幣在貨幣穩定和升值上的潛力被許多金融運作者所相中。隨著人民幣的穩步升值，對我國外貿投資產生了巨大的動力。由于美元在國際市場當中穩定貨幣的地位下降。使得在國際市場當中人民幣的購買力和儲藏價值穩步上升。而我國貨幣的升值帶動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流通的價值也就隨之上升了?？偨痤~為我國對外投資提供相當良好的環境。

2、我國工業化生產的需求隨著我國工業化事業的逐步發展，工業生產對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也在不斷的增加。而我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對于擴大我國國內能源開采的行為不予提倡。這時，投資國外能源產業，特別是國際發展中國家的能源產業對于我國工業化的發展和進程都有著很好的經濟效益。同樣的，通過對外投資專業我國國內多余產業的重復建設與優化我國產業鏈條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3、貿易摩擦。近些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的摩擦在不斷上升。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開放，我國特色企業在國際市場當中出色的競爭實力被各國所關注。這導致近幾年來國際市場當中對于我國的貿易壁壘逐漸增多。如何減少對外貿易當中摩擦，將產業生產轉移到國外進行是良好的方式。不僅能夠保證我國貿易出口產業的良好發展，同時也能夠為國內市場創造更為開放和先進的競爭環境，保證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當中的穩步發展。

摘要：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已成了世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經濟一體化、金融自由化使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日益凸顯。文章探討了金融業跨國投資的理論依據，并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以美國的實踐為主驗證了金融業跨國投資也符合鄧寧的這一直接投資主流理論；同時，分析總結了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

關鍵詞：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效應

197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銀行的迅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以銀行、證券和保險為代表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已成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新生力量。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為它們在母國擴展國際業務提供了新的機會，而且為它們拓展海外市場提供了機會。金融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金融市場發展、金融體系穩定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隨著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銀行、保險和證券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全球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勢逐漸明顯，考慮到金融業在一國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有必要將包括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等領域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納入研究視野。

一、金融業跨國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

金融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作為跨國公司的一種特殊形態，適應于國際貿易的快速增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的需要、其母國和潛在東道國政策、制度的變化，為實現其整體戰略而從事跨國投資經營。金融業跨國投資一般也是出于節約成本費用、分散經營風險、追逐更多的利潤；同時還有為客戶跨國經營服務、減少市場不完全的影響和對不完全市場結構的寡占反應等動機。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摘要]本文首先對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影響的具體機制進行了闡述，然后在趙奇偉等（2007）所構建的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進行經驗分析。采用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表明，相對于現有外資規模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滯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為負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針對提高對外開放程度以獲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提出了政策建議。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