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范文10篇

一、問題的提出

銀行作為典型的周期性行業，更多地表現在信貸的順周期性，即銀行信貸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動態的相互作用的關系。這種順周期性在加大實體經濟波動的同時也會加劇銀行系統自身的不穩定性。歷次的金融危機爆發前都伴隨著信貸的擴張和資產價格的上漲，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影響了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也凸顯了金融監管的缺陷，給我國商業銀行穩健經營帶來了風險隱患，促使人們重新審視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各國及國際金融組織通過對此次金融危機的反思，一致認為應當實施宏觀審慎的監管政策，針對金融體系順周期性，引入逆周期政策，從而降低信貸風險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2011年11月3－4日二十國集團戛納金融峰會上指出，自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通過嚴格審慎監管力圖打破金融危機的惡性循環，防止大規模金融危機再次爆發，已經取得了積極進展，二十國集團希望繼續倡導加強宏觀審慎監管，防范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我國在“十二五”規劃中，正式提出了“逆周期宏觀審慎制度框架”。因此構建宏觀審慎的監管體系，實施逆周期政策是我國商業銀行緩解信貸順周期的重要舉措。在此背景下，研究基于宏觀經濟波動下的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描述性統計

本文以我國商業銀行為研究對象，測度其信貸行為是否存在親周期性，以及相應的逆周期監管政策是否能達到對沖親周期性的效果。為此，本文建立如下計量經濟學模型對銀行信貸行為進行計量分析:Loangt=c0+c1CaRt+c2NPLt+c3LLPt+c4GDPGt+c5M2t+c6CPIt+εt(1)其中，Loangt表示銀行在t期的貸款總額增速，CaRt為銀行在t期的資本充足率，NPLt是銀行在t期的不良貸款率，LLPt代表銀行在t期的貸款損失撥備額，GDPGt描述的是GDP的年度增長率，考察了經濟周期因素是否對貸款總額的變動產生影響。M2t則表征了廣義的貨幣供應量，CPIt表示了t期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0，…c6則為相應的系數。由于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占貸款總額的50%以上，因而本文主要收集了5家國有商業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2000年－2010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見表1、表2)，涉及到貸款總額增速、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等銀行財務指標，并同時選取了GDP年度增長率、廣義貨幣供應量以及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等宏觀經濟指標的數據。

三、實證分析

關于商業銀行親周期性的實證研究多側重于探討資本約束對于銀行信貸以及經濟運行的影響。如Ayusoetal(2004)通過實證模型，對資本充足率與經濟周期相關性進行研究。他們利用了西班牙涵蓋一個完整經濟周期(1986年－2000年)的數據(共1309個年樣本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的面板數據模型，探究了西班牙銀行的資本緩沖與經濟周期波動的相關關系。Jolipii和Milne(2007)同樣運用了面板數據模型，選取歐盟25個國家銀行(總共486家銀行)覆蓋一個經濟周期(1997年－2004年)的面板數據，研究了資本緩沖與經濟周期的關系。本文利用式(1)進行線性擬合回歸分析(最小二乘法)。由于大多數時間序列數據存在非平穩性特征，因此在進行模型估計前，需對數據進行一階對數差分運算。而數據處理的結果可通過ADF平穩性檢驗和PP平穩性檢驗方法進行驗證。

居民消費品（包括服務）包括兩大類：第一類是私人消費品，例如食品、服裝、現代家電、現代家具等，這種私人消費品具有排他性，當消費主體（包括個人與家庭）購買之后，消費主體就擁有了獨有的消費與處置權。第二類是公共消費品，例如公共交通、救火防火、環境保護、醫療衛生、體育健身、文化教育與休閑娛樂等，這種公共消費品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公眾均可按規定（包括收費規定等）享受，其消費權是公眾性的。上述兩類消費品對于消費主體都是極為重要的。但從滿足的程度順序來看，一般都是先從私人消費品開始，然后再根據私人消費品的滿足程度發展公共消費品；私人消費品的發展水平與公共消費品的發展水平是相互促進與相互帶動的，共同循環式地提高社會消費水平。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公共消費品也有了長足的發展，政府一直很注重公共消費品的發展，但是居民消費品的發展基本上還是首先從滿足私人消費品開始的。從城市居民消費來看，大致上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1978年到1985年，這一階段主要是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中心，即解決吃飯與穿衣的問題。第二個階段是自1985年到1996年，這一階段主要是以發展與滿足對現代家電與現代家具的需求為特征。由于我國在傳統體制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例如糧、棉、油、肉、蛋等最基本生活品都是定量限量供給，因而在改革開放后發展私人消費品的上述兩個階段中，市場表現出了極為強勁的需求，甚至不少年份都表現為所謂的消費需求膨脹。這種強勁的私人消費品的市場需求，是促進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最主要推動力。

我國城市居民的私人消費品在經歷了上述兩個發展階段后，應該繼續朝著私人住宅、私人小轎車、現代私人通訊設施（即電話、電傳、電腦三位一體的信息高速路）的所謂新三件的方向發展，但因為除了對現代通訊設施居民的購買力還能承受之外，對于私人住宅與私人小轎車居民的購買力還難以承受，所以我國居民的私人消費品在經歷了上述兩個階段之后，其需求急驟下降，出現了嚴重的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導致了企業開工不足，失業人口增加，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局面。這種現象的產生是正常的，因為私人住宅與私人小轎車的支付價格比較高，居民現在還難以承受，居民在經歷了上述兩個私人消費品發展階段之后，需要有一個消費能力的積累時期，然后才能進入新的消費階段。

在居民私人消費能力的積累時期，消費需求增長速度會明顯下降，其下降必然會導致市場需求不足，從而使生產增長乏力。在這種條件下，如何保證總需求有效增加，從而使經濟發展有足夠的需求拉動力？從消費方面看，唯一的辦法是利用財政政策，加大對公共消費品的投資，彌補私人消費品需求的不足，刺激經濟發展，保證經濟在缺乏私人消費品需求拉動力的條件下，能夠實現穩定而持續的增長。財政政策的這種作用是在需求不足和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時通過加大投資而實現的，因而稱之為反周期。這種反周期作用對經濟增長具有乘數效應，因為它除了增加公共消費品的投資需求之外，還會增加人們的收入，從而增加人們的私人消費品需求，最終會促進經濟的較快發展。

從我國目前的居民消費狀況來看，公共消費品的發展也確實嚴重滯后于私人消費品的發展，例如交通擁擠，環境惡化，文化教育設施落后，抗災救災能力低下，等等。總之，從居民消費發展的規律來看，我們在大規模發展居民私人消費品之后，也應加大財政對公共消費品的投資。因此，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是與經濟發展趨向相吻合的。反周期財政政策實現了刺激經濟與發展經濟的內在有機統一。

財政政策的這種反周期作用，往往是通過財政赤字來實現的。因而人們往往擔心這種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會增加財政赤字，從而從另一個方面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效應。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我國目前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來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還不會對經濟發展帶來負面效應。因為：第一，我國目前實施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所引發起的赤字，從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等方面來看，還遠遠沒有達到赤字負效應的警戒線，是屬于正常性赤字。第二，我國的公共消費品實際上分為兩類，一類是消費者無償性享受的，一類是消費者有償性享受的，而且后者的比重還不小，因此財政對公共消費品的投資有一部分最終會收回來，從而會減輕赤字的壓力。第三，經濟的發展是反周期性的，當經濟高漲時，政府財政收入肯定會增加，從而會有能力彌補赤字。也就是說，財政在經濟低速增長時期為刺激經濟而引發的赤字，會在經濟高漲時期因財政收入增加而得到彌補。第四，通貨膨脹等經濟因素的存在，也會為政府利用財政赤字政策創造有利的條件，從而會有利于政府減輕因刺激經濟而形成的赤字的壓力。

居民消費品（包括服務）包括兩大類：第一類是私人消費品，例如食品、服裝、現代家電、現代家具等，這種私人消費品具有排他性，當消費主體（包括個人與家庭）購買之后，消費主體就擁有了獨有的消費與處置權。第二類是公共消費品，例如公共交通、救火防火、環境保護、醫療衛生、體育健身、文化教育與休閑娛樂等，這種公共消費品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公眾均可按規定（包括收費規定等）享受，其消費權是公眾性的。上述兩類消費品對于消費主體都是極為重要的。但從滿足的程度順序來看，一般都是先從私人消費品開始，然后再根據私人消費品的滿足程度發展公共消費品；私人消費品的發展水平與公共消費品的發展水平是相互促進與相互帶動的，共同循環式地提高社會消費水平。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公共消費品也有了長足的發展，政府一直很注重公共消費品的發展，但是居民消費品的發展基本上還是首先從滿足私人消費品開始的。從城市居民消費來看，大致上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1978年到1985年，這一階段主要是以解決溫飽問題為中心，即解決吃飯與穿衣的問題。第二個階段是自1985年到1996年，這一階段主要是以發展與滿足對現代家電與現代家具的需求為特征。由于我國在傳統體制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例如糧、棉、油、肉、蛋等最基本生活品都是定量限量供給，因而在改革開放后發展私人消費品的上述兩個階段中，市場表現出了極為強勁的需求，甚至不少年份都表現為所謂的消費需求膨脹。這種強勁的私人消費品的市場需求，是促進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最主要推動力。

我國城市居民的私人消費品在經歷了上述兩個發展階段后，應該繼續朝著私人住宅、私人小轎車、現代私人通訊設施（即電話、電傳、電腦三位一體的信息高速路）的所謂新三件的方向發展，但因為除了對現代通訊設施居民的購買力還能承受之外，對于私人住宅與私人小轎車居民的購買力還難以承受，所以我國居民的私人消費品在經歷了上述兩個階段之后，其需求急驟下降，出現了嚴重的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導致了企業開工不足，失業人口增加，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局面。這種現象的產生是正常的，因為私人住宅與私人小轎車的支付價格比較高，居民現在還難以承受，居民在經歷了上述兩個私人消費品發展階段之后，需要有一個消費能力的積累時期，然后才能進入新的消費階段。

在居民私人消費能力的積累時期，消費需求增長速度會明顯下降，其下降必然會導致市場需求不足，從而使生產增長乏力。在這種條件下，如何保證總需求有效增加，從而使經濟發展有足夠的需求拉動力？從消費方面看，唯一的辦法是利用財政政策，加大對公共消費品的投資，彌補私人消費品需求的不足，刺激經濟發展，保證經濟在缺乏私人消費品需求拉動力的條件下，能夠實現穩定而持續的增長。財政政策的這種作用是在需求不足和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時通過加大投資而實現的，因而稱之為反周期。這種反周期作用對經濟增長具有乘數效應，因為它除了增加公共消費品的投資需求之外，還會增加人們的收入，從而增加人們的私人消費品需求，最終會促進經濟的較快發展。

從我國目前的居民消費狀況來看，公共消費品的發展也確實嚴重滯后于私人消費品的發展，例如交通擁擠，環境惡化，文化教育設施落后，抗災救災能力低下，等等?？傊?，從居民消費發展的規律來看，我們在大規模發展居民私人消費品之后，也應加大財政對公共消費品的投資。因此，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是與經濟發展趨向相吻合的。反周期財政政策實現了刺激經濟與發展經濟的內在有機統一。

財政政策的這種反周期作用，往往是通過財政赤字來實現的。因而人們往往擔心這種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會增加財政赤字，從而從另一個方面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效應。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我國目前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來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還不會對經濟發展帶來負面效應。因為：第一，我國目前實施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所引發起的赤字，從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等方面來看，還遠遠沒有達到赤字負效應的警戒線，是屬于正常性赤字。第二，我國的公共消費品實際上分為兩類，一類是消費者無償性享受的，一類是消費者有償性享受的，而且后者的比重還不小，因此財政對公共消費品的投資有一部分最終會收回來，從而會減輕赤字的壓力。第三，經濟的發展是反周期性的，當經濟高漲時，政府財政收入肯定會增加，從而會有能力彌補赤字。也就是說，財政在經濟低速增長時期為刺激經濟而引發的赤字，會在經濟高漲時期因財政收入增加而得到彌補。第四，通貨膨脹等經濟因素的存在，也會為政府利用財政赤字政策創造有利的條件，從而會有利于政府減輕因刺激經濟而形成的赤字的壓力。

[摘要]每一次世界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都會伴隨某些突發性的不可預測的非周期性波動?？梢哉f經濟波動就是周期波動與非周期波動的復雜重組，對非周期波動風險的不確定性，政府和企業應給予高度的重視，本文著重探討我國外貿企業在面臨次貸危機非周期性波動的應對機制。

[關鍵詞]經濟周期非周期性相關性GDP增長率

一、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對周期性波動的影響

我們以GDP的增長率作為衡量世界經濟周期波動的指標分析問題，主要的采用世界總體GDP的增長率,以及中、美、歐盟的GDP增長率，為了便于和世界其他國家進行比較研究，我們估且將世界經濟的周期也按照我國的周期劃分標準進行。在這里我們主要考察我國經濟周期的兩個周期階段（1980年～2001年，2002年至今）。

注：數據來源與統計局官方網站（其中2008年為IMF預測數據）

可以看出，世界經濟GDP是呈現出上升的趨勢的，但如前述，非周期波動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如2001年美國網絡泡沫經濟危機，世界經濟GDP增長率由2000年的4.8％下降到2.5％，美國經濟出現了最大幅度的下滑，由3.7％降到0.8％。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美國大量投資銀行破產和一系列銀行的國有化，歐洲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出現大量資產價格扭曲，冰島、巴基斯坦等出現國家危機。這些事件都說明：經濟周期性波動中非周期性波動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按照IMF給出的預測，中國09年的GDP增長率可能會在9.6％。

經濟周期這個曾經被視為只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才存在的經濟現象，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和宏觀經濟調控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中國經濟波動的規律，對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一、中國的經濟周期波動狀況

經濟周期是國民經濟擴張與收縮、波峰與波谷不斷交替的運動，具體包括復蘇、繁榮、衰退和蕭條四個階段，用以反映國民經濟在動態的增長中運行的起伏狀態。它通常分為古典型周期和增長型周期兩類。古典型周期是指經濟總量水平的周期波動，也就是產量絕對值指標的波動；而增長型周期是指依經濟增長率上升或下降而定義的經濟周期波動，表現為增長態勢下速度的加快與放慢。

經濟周期按時間長度可分為四種類型：（1）短周期，即基欽周期，平均長度約40個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長度8－10年。（3）中長周期，即庫茲涅茨周期，平均長度15－25年。（4）長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長度50年左右。

建國以來我國的經濟周期波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53年到1976年，第二階段從1977年到2000年。下面對改革前后這兩個階段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狀態進行對比分析：

第一，從波動的深度看，改革前五個周期波動以古典型為主，波谷平均值為－6.4％，總的呈現為古典型；改革后四個周期的深度平均為6.2％，波動轉變為增長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國經濟的增長增強了抗衰退力。

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為早在1988年發表“危機論”和1993年發表“國家資本再分配和民間資本再積累”時,我既已經對近半個世紀的危機周期做過總結。此次應社科院經濟所和上海經濟預測處之約再度捉刀,旨在以研究角度剖析危機政策的得失,指出經濟危機與中國屢次進行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之間存在因果性的相關。

在回顧危機周期之前有兩個因素必須首先考慮：一是在集權性的政府經濟體系中財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門；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過國家財政再分配對全社會固定資產進行投資以外,沒有其它資金來源。所以,財政收支變化直接反映經濟周期變化。

一.中國的四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對應政策

第一個經濟危機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機發生。政府財政赤字1958年約為60億,1960年達到100億,占當年收入的比例從5.6%增長到14.3%,三年赤字總額達到2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收入最高才600億左右,高額赤字擠占了財政用于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機會的開支。1960年以后,由于財政投資能力下降,就業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動員大約2千萬城市人到農村去生產自救,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1960－1962年,經濟蕭條。國家財政年收入進一步由572.3億下降到313.6億。從1982年重新修訂并公開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960－1962這三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下降趨勢,“未增加人口”大約為2千萬人,這其中大部分可認為死于饑餓。人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經濟周期這個曾經被視為只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才存在的經濟現象，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不可否認的基本事實和宏觀經濟調控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中國經濟波動的規律，對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一、中國的經濟周期波動狀況

經濟周期是國民經濟擴張與收縮、波峰與波谷不斷交替的運動，具體包括復蘇、繁榮、衰退和蕭條四個階段，用以反映國民經濟在動態的增長中運行的起伏狀態。它通常分為古典型周期和增長型周期兩類。古典型周期是指經濟總量水平的周期波動，也就是產量絕對值指標的波動；而增長型周期是指依經濟增長率上升或下降而定義的經濟周期波動，表現為增長態勢下速度的加快與放慢。

經濟周期按時間長度可分為四種類型：（1）短周期，即基欽周期，平均長度約40個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長度8－10年。（3）中長周期，即庫茲涅茨周期，平均長度15－25年。（4）長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長度50年左右。

新中國建立以后，1949－1952年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真正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是自1953年開始的，因此我們在這里僅對1953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實際情況進行分析，詳見表1。

表11953—200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

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為早在1988年發表“危機論”和1993年發表“國家資本再分配和民間資本再積累”時,我既已經對近半個世紀的危機周期做過總結。此次應社科院經濟所和上海經濟預測處之約再度捉刀,旨在以研究角度剖析危機政策的得失,指出經濟危機與中國屢次進行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之間存在因果性的相關。

在回顧危機周期之前有兩個因素必須首先考慮：一是在集權性的政府經濟體系中財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門；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過國家財政再分配對全社會固定資產進行投資以外,沒有其它資金來源。所以,財政收支變化直接反映經濟周期變化。

中國的四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對應政策

第一個經濟危機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機發生。政府財政赤字1958年約為60億,1960年達到100億,占當年收入的比例從5.6%增長到14.3%,三年赤字總額達到2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收入最高才600億左右,高額赤字擠占了財政用于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機會的開支。1960年以后,由于財政投資能力下降,就業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動員大約2千萬城市人到農村去生產自救,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1960－1962年,經濟蕭條。國家財政年收入進一步由572.3億下降到313.6億。從1982年重新修訂并公開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960－1962這三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下降趨勢,“未增加人口”大約為2千萬人,這其中大部分可認為死于饑餓。人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為早在1988年發表“危機論”和1993年發表“國家資本再分配和民間資本再積累”時,我既已經對近半個世紀的危機周期做過總結。此次應社科院經濟所和上海經濟預測處之約再度捉刀,旨在以研究角度剖析危機政策的得失,指出經濟危機與中國屢次進行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之間存在因果性的相關。

在回顧危機周期之前有兩個因素必須首先考慮：一是在集權性的政府經濟體系中財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門；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過國家財政再分配對全社會固定資產進行投資以外,沒有其它資金來源。所以,財政收支變化直接反映經濟周期變化。

一.中國的四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對應政策

第一個經濟危機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機發生。政府財政赤字1958年約為60億,1960年達到100億,占當年收入的比例從5.6%增長到14.3%,三年赤字總額達到2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收入最高才600億左右,高額赤字擠占了財政用于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機會的開支。1960年以后,由于財政投資能力下降,就業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動員大約2千萬城市人到農村去生產自救,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1960－1962年,經濟蕭條。國家財政年收入進一步由572.3億下降到313.6億。從1982年重新修訂并公開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960－1962這三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下降趨勢,“未增加人口”大約為2千萬人,這其中大部分可認為死于饑餓。人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為早在1988年發表“危機論”和1993年發表“國家資本再分配和民間資本再積累”時,我既已經對近半個世紀的危機周期做過總結。此次應社科院經濟所和上海經濟預測處之約再度捉刀,旨在以研究角度剖析危機政策的得失,指出經濟危機與中國屢次進行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之間存在因果性的相關。

在回顧危機周期之前有兩個因素必須首先考慮：一是在集權性的政府經濟體系中財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門；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過國家財政再分配對全社會固定資產進行投資以外,沒有其它資金來源。所以,財政收支變化直接反映經濟周期變化。

一.中國的四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對應政策

第一個經濟危機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機發生。政府財政赤字1958年約為60億,1960年達到100億,占當年收入的比例從5.6%增長到14.3%,三年赤字總額達到2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收入最高才600億左右,高額赤字擠占了財政用于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機會的開支。1960年以后,由于財政投資能力下降,就業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動員大約2千萬城市人到農村去生產自救,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1960－1962年,經濟蕭條。國家財政年收入進一步由572.3億下降到313.6億。從1982年重新修訂并公開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960－1962這三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下降趨勢,“未增加人口”大約為2千萬人,這其中大部分可認為死于饑餓。人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