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義流派范文10篇

【內容提要】本文把當代自然主義分為三派：以奎因、吉爾和撒加德為代表的科學自然主義。由于他們把認識論問題還原為科學問題，看作是科學的一部分，用科學替代哲學，這在某種程度上取消了認識論的地位。以勞丹為代表的規范自然主義把認識論同價值論聯系在一起，把自然主義倫理學融入到科學哲學之中，描述性和規范性也融合在一起。第三派認為認識論不但要自然化，還應該社會化、歷史化。該派著眼于認識的社會文化性，認為不但要研究個體的認識，還應著重研究群體的社會認識。代表人物是瓦托夫斯基、富勒以及唐斯等人。本文試圖對各派觀點加以評析。

【關鍵詞】自然主義/認識論

【正文】

自然主義（naturalism）是一個意義模糊的概念，它貫穿于歐洲哲學發展的全過程。縱觀西方哲學史，我們可以把自然主義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古希臘萌芽時期；十七——十九世紀的自然主義；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自然主義以及當代西方（特別是美國）科學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本文擬就當代的自然主義進行考查。

一、科學派的自然主義

在后現代哲學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義的復歸和計算科學與認知科學的迅速發展的前提下，特別是在科學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的懸而未決的爭論之后，自然主義的科學哲學思潮出現了。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什么是印象主義畫派？印象主義畫派是什么意思？

印象主義(impressionl9n)在19世紀60一70年代以創新的姿態登上法國畫壇，其鋒芒是反對陳陳相因的古典畫派和沉緬在中世紀騎士文學而陷入矯揉造作的浪漫主義。印象主義吸收了柯羅、巴比松畫派以及庫爾貝寫實主義的營養，在19世紀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光學理論和實踐)的啟發下，注重在繪畫中對外光的研究和表現。

印象主義是一個松散的藝術社團。這個社團沒有明確的綱領。藝術家集合在一起，僅僅因為畫風比較一致，便于共同舉辦展覽。參與展出的藝術家，有的僅在一段時間內迷戀于印象主義畫風，后來則另有追求；有的在繪畫風格上曾多次變化反復。

19世紀西方美術的中心在法國，主宰法國畫壇的仍是有勢力的官方學院派。19世紀下半葉法國畫界有一部分青年畫家反對官方學院派藝術的墨守陳規，由于自己的創新作品不能在官方沙龍展出而強烈反對官方的審查制度，他們要求藝術上的革新和創作自由，經常聚集在巴黎的蓋爾波瓦咖啡館自由交換對藝術的見解，共同尋求藝術創新道路。

由于他們把“光”和“色彩”看成是畫家追求的主要目的，就不可避免地將畫家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停留在感覺階段，停止在“瞬間”的印象上，這就導致創作中竭力描繪事物的瞬間印象，表現感覺的現象，從而否定事物的本質和內容。在他們看來世界萬物在陽光下一律是平等的。雷諾阿曾說過：“自然之中，決無貧賤之分。在陽光底下，破敗的茅屋可以看成與宮殿一樣，高貴的皇帝和窮困的乞丐是平等的。”這種藝術觀念導致他們在創作中全力以赴地描繪“光”。只重藝術的形式，忽視乃至否定藝術的內容。如支持印象主義的左拉所說：“繪畫所給予人們的是感覺，而不是思想。”所以我們在印象派的畫中所看到的是充滿陽光的色塊組合，充滿空氣感?？偟恼f來印象派創作只重感覺，忽視思想本質，以瞬間現象取代之；以習作代替創作；以素材代替題材；以偶然代替必然；以次要代替主要的。既然是憑感覺，那必然是主觀的，所以印象派所描繪的是主觀化了的客觀事物。這標志著與傳統藝術觀念、藝術表現方法和藝術效果的決裂。所以說印象派是西方繪畫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藝術流派。

不可否認印象派畫家在陽光探索和色彩分析上有重要發現，在對光與色的表現上豐富了繪畫的表現技巧，他們倡導走出畫室，面對自然物進行寫生，以迅速的手法把握瞬間的印象，使畫面出現不尋常的新鮮生動的感覺，揭示了大自然的豐富燦爛景象，這是對藝術創造的一大貢獻。他們的藝術是屬于現實主義范疇的，他們的藝術是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在藝術中的反映。他們的藝術創造是具有革新和進步意義的。

“自然主義”既然是以“自然”一詞的基本含義為依據的，那么要深究“自然主義”的概念，就必須從探究“自然”一詞的含義開始。本文試圖通過分析東西方首次系統清理并確認“自然”一詞內涵的自然主義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和早期道家老子的相關論述，恢復“自然”一詞的古典含義，進而總結出“自然主義”概念的確切的含義。這一做法在柯林伍德那里得到了支持，他說：“在現代歐洲語言中，‘自然’一詞總的說來是更經常地在集合的意義上用于自然事物的總和或聚集，當然，這還不是這個詞常常用于現代語言的唯一意義，還有另一個意義，我們認為是它的原義，嚴格地說是它的準確意義，即當它指的不是一個集合而是一種原則時，它是本源。……它總是意味著某種東西在一件事物之內或非常密切地屬于它，從而它成為這種東西行為的根源，這是在早期希臘作者們心目中的唯一含義，并且是作為貫穿希臘文獻史的標準含義。但非常少見地且相對較晚地，它也富有第二種含義即作為自然事物的總和或聚集，它開始或多或少地與宇宙、世界一詞同義?！?/p>

一、“自然”一詞的古典含義

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書中認為，古法文nature和拉丁文natura可以視為現代英語詞匯nature一詞的詞源，這兩個詞都源自拉丁文nasci，其含義均是“出生的”［2］。“自然”在希臘文中對應的詞匯是“phusis”，含義也是產生、生長，這均是從詞源上說的。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時期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對“自然”概念作出明確規定和闡釋的第一人，他對“自然”概念的分析和規定主要集中在其《形而上學》和《物理學》兩部著作中。在《形而上學》第五卷第四章中，他先分別列舉了“自然”一詞的六種含義。第一，生長物的生成；第二，生長物最初由之長出的那個內在的東西，強調“自然”的內在性含義；第三，自然物自身內最初的運動來源；第四，自然物由以存在和生成的那個最初的東西，即質料；第五，自然物內在的“形式”。針對這一點，亞里士多德說：“因此，那些由于自然而存在或生成的事物，盡管它從其生成或存在的東西已經存在著，但倘若還不具有形式和形狀，我們就不說它有了自然。”［3］第六，“自然”是實體，這是從自然的形式實體的意義擴展到一切實體的意義上。亞里士多德進而總結說：“從以上所說，自然首要的和根本的意義是，在作為自身的自身之內具有運動本原的事物的實體，質料由于能夠接受這種東西而被稱為自然，生成和生長由于其運動源出于它而被稱為自然。它是自然存在物運動的本原，或潛在地或現實地內在于事物之中?！保?］所以，從亞里士多德的本體論思想，尤其是其關于事物構成的四因說理論的角度來考察，“自然”的根本的和準確的含義是內在于每一個自然物之中的“形式”。因為質料只有在獲得形式之后才成為某一確定自然物，而此一自然物也才能獲得運動的來源。亞里士多德的這一觀點與之前的自然哲學家不同，后者用自然界中某種形式的物質質料來解釋一切自然事物的本原，只說明了事物“從所出”的質料本源，沒有說明事物“其所是”的本性。這一做法導致的結果就是在事物外部尋找事物運動的原因，而亞里士多德賦予事物以“形式”，并將其作為事物生成變化的根本原因，既使事物獲得本性，解決了事物的“其所是”，也從事物內部解釋了事物的生成變化和運動，表明了自然界的每一事物都是活性的、有機的，并且是具有獨立本性的。

在《物理學》第二卷第一章中，亞里士多德也集中分析了“自然”一詞的含義。他說：“在存在著的事物中，有些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些則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存在?！驗樗杏捎谧匀欢嬖诘氖挛?，都明顯地在自身之中有一個運動和靜止的本原———有些是在地點方面的，有些是增加或減少方面的，有些則是性質變化方面的。相反，床榻、罩袍以及諸如此類的其他東西，在它們各自的名稱所規定的范圍內，并且就它們是工藝制品而言，都沒有這樣的內在沖動?！眮喞锸慷嗟略趯λ写嬖谖镒髁艘陨蟽煞N區分后，提出了自己關于“自然”的定義：“所謂自然，就是一種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運動和靜止的最初本原和原因。”［3］我們可以看到，在《物理學》中，亞里士多德是通過區分兩類存在物即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制品而得出“自然”的含義的，即“自然”是事物自身之內使其運動和靜止的本原。這一結論和他在《形而上學》中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他接著又說：“自然就是目的和所為的東西?！保?］這一視“自然”為目的觀點也是他本人思想的歸結。所以，結合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給“自然”下的定義，“自然”一詞的含義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自然是“形式”，而“形式”就是事物的本性，所以，“自然”是事物的形式，是事物的本性。第二，亞里士多德將“目的”納入“自然”一詞的含義中，表明自然物是自足、獨立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亞里士多德還從“自然”的角度論述了人的天性和城邦的起源?！缎味蠈W》開篇就說明：“求知是人類的天性。我們樂于使用我們的感覺就是一個說明：即使并無實用，人們總愛好感覺，而在諸感覺中，尤重視覺。”［4］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自然”，即人之為人的本性就是“求知”。這句話說明，首先，亞里士多德將求知即追求對事物的理解、追求生活中的至善美德作為人的天性，這一做法比將理性作為人的天性更加指向一種心靈的原始力量和傾向；其次，這句話也表明亞里士多德認識論的經驗主義傾向?？梢哉f，經驗主義就是自然主義者的認識論方法。在關于城邦的起源上，他說：“城邦顯然是自然的產物。”

城邦的產生具有必然性，具有自然意義上的根源，即產生于人類對最優良、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人們出于自然本性以及延續后嗣的自然需要最先結合成為家庭。當多個家庭為了實現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需要比如生命安全、生活富裕等等而聯系起來時，便產生了村落。當數個相互臨近的村落為了進一步滿足生活需要并為了更美好的至善生活而結合為一個更大的共同體，大到足以自足或接近自足時，城邦就產生了。所以，城邦是自然的產物，源于人的自然物質需要和求知的精神天性?？傊瑏喞锸慷嗟碌淖匀恢髁x政治學理論弱化了柏拉圖政治學的神秘主義色彩，削弱了政治學所具有的神學色彩，主張社會、國家和政治活動的自然主義起源，這之中尤其注重人的物質需要和求知的精神天性在社會政治的起源和演變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在漢語中，“自然”一詞是先秦時期的老子發明并首先使用的。在《道德經》中，老子多次提及“自然”一詞，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保ǖ诙逭拢肮Τ墒滤?，百姓皆謂我自然”（第十七章）［6］。同時，老子首次賦予“自然”一詞以特定內涵。他在《道德經》第三章說：“……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關于這一句話，王弼注道：“守其真也。”關于王弼的注解，樓宇烈也寫道：“‘真’，即‘樸’。”［6］王弼注解中出現的“真”字是關于人之本性而言的。老子又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王弼注：“各返其所始也。”（第十六章）［6］就是說，人之為人存在一種質樸本性，統治者真正的統治是無為而治，以維護這一質樸本性；而在日常之中，人也要進行持續修煉以持守住這一質樸本性。這是“自然”的“人之自然”的含義。在第五章，老子又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王弼注道：“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保?］這句話里出現的“真”字意指一種自然物的本性。就是說，“道”化育萬物、滋養萬物，但對萬物卻無一絲偏愛之心，似乎漠然無情。如果硬要說有什么感情，那么可以這樣說，正是這種“無愛”成就了“道”對萬物的“大愛”，即“道”以自己的無為而順從萬物本性的方式成就了萬物，成就了萬物存在之“真”。這是“自然”的“物之自然”的含義。從這里出現的兩個“真”字出發，可以說，在老子這里，“自然”具有兩層基本的含義：一是物之自然，即一切事物根源于道的原初本性。二是人之自然，即人的質樸本性。人的質樸本性是通過人的有為過程來實現的，是通過具備了自我意識的人，在主動反思自身行為和自然界運行的基礎上，自覺遵從自然規律，進而順應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以求達到物我一體、天人合一的和諧圓融境界的方式實現的。這里的“人”經歷了從躍出自然又回歸自然，從自在的自然到自為的自然的過程，最終成為老子說的“絕圣棄智”、“絕學無憂”的“返璞歸真”的人。在人與物的關系上，“物之自然”與“人之自然”聯通的方式是人的自覺意識。因為任何物之“自己”，物的所謂原初本性即物之自然都只有在人的意識的照亮下才顯示出其存在意義來。這一點在西方哲學中，尤其是在從笛卡爾到康德建構“人之主體”的過程中闡釋得已經很明白了。“物之自然”所具有的價值也只有在人的反思的前提下才顯示出來。然而老子的意思并不是要人在對物的反思中脫離物并與之對立而將人視為在價值上高于物的理性主體，進而在對物的占有和征服中滿足人不斷膨脹的欲望，也不是要人在沒有自覺意識和主體意識的無知無覺的狀態中和自然保持一種純粹的一體狀態，而是要人在自覺的意志努力下，將自身的主體意識視為對物之自然的遵從和持守，從而實現人之自然，最終達到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的合一，實現“道”的最高理想。同樣，政治活動也應遵循人和外物的原初的質樸本性，尊重社會和國家的自然演變，盡量減少外在的人為干預，尤其反對違背社會自身規律的激進變革。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保ǖ诹拢┩蹂鲎⒌溃骸安粩_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p>

這里又出現一個“真”，意思是要統治者自覺維護社會的存在、演變之“真”。實際上，老子自然哲學的深層現實關懷就在于反思國家政治領域中統治者膨脹的占有欲望導致的主觀妄為對人性之“自然”的扭曲、割裂，所以才提出一個無為政治的“小國寡民”式的政治理想，以此來實現其哲學中深沉的人文關懷。老子在論述“自然”的同時倡導人的“主體性”。然而這一“主體性”不是西方那種與自然界割裂的、進攻性和欲望型的主體性，而是在自我意識和理性地反思自身行為和自然運行的基礎上，以事實性的“自然”為價值理想，要人進行內心修煉，作出意志上的努力以“回歸”而不是“躍出”自然的整體存在和秩序的另一種主體性。也就是說，這一主體性恰恰是要人通過反思來意識到自己對于本性之“自然”、自然界、自然秩序的守護者身份。老莊的這一對人的“主體性”的主張來源于對周朝末年價值失序、群雄混戰、生靈涂炭的社會歷史現實的深刻反省，其目的在于防止人的原初質樸本性被愈來愈強大的國家、權力、制度、軍國體制等等人為制度所野蠻規訓、戕害，避免人在有限生命中盲目爭奪外物而遺忘人的本真之性的迷妄，防止人“役于物”；同時又防止人的主體意識惡性膨脹，結果陷入人與自己的原初自然本性相分裂，與他人相分裂，與自然界相分裂，而走入人類中心主義的物質紛爭的迷途上，即防止人“役物”。無論“役于物”還是“役物”都是違背“自然”的。老子說的“大制不割”、“圣人方而不割”，都是要人順應自然，避免諸種分裂，主動歸附自然秩序之中。綜上所述，“自然”概念在古典時代的含義可以歸結如下：第一，在對外物和人的存在上，主張“自然”就是一切事物（包括作為純粹生物體的人）在自身之內的就具有的運動本原（這一本原作為了事物的本性、自性和目的）。所以，“自然”是自然物的形式、內在本性而不是具體自然物式的實體；主張從事物自身說明事物自身，反對任何以超驗、先驗唯心的方式解釋萬物的存在；側重從人心靈中天然的原始情感、傾向或結構的角度解釋人的本性。第二，對于人和物（包括社會制度）的關系，主張“自然”的事物都是完整的獨立的自足的“實體”，強調事物和某一特定的社會、政治制度形式在非人為性的自身演變過程中實現自身目的，反對來自人為的違背社會本性的激進干擾、破壞；人不應將事物視為實現自己欲望的手段，而應該尊重其本性和存在，并使自己主動遵從并維護整體自然的秩序，進而在人和“自然”的事物之間達到和諧的平衡。第三，在價值論上，“自然”或“天道”是“損有余而補不足”，因而是完美的，而相比較之下“人道”卻是“損不足以奉有余”因而是有缺陷的，所以主張“以天道明人道”，要人以“自然”的自然界的完美性作為價值追求理想，以此彌補人為世界的不足?！白匀弧钡膬r值高于人為的價值。所以這就必然引出第四點，即方法上是從事實推出價值。

一近代日本文學的開端———明治文學

近代日本文學史上，尤其是進入明治20年代，尾崎紅葉、幸田露伴等人創作了《兩個比丘尼色懺悔》、《風流佛》等一系列作品。這些作品賦予了寫實主義之后的新的文學理念，后來被稱為“擬古典主義”。該文學創作思潮的產生是以當時反對“極端歐美化”的“國粹主義”為背景，希望通過該文學思潮可以彰顯本國的歷史與文化的優點，維護本民族固有的精神特征。他們大多采用古典式文體，題材也大多屬于過去的時代。作為文學流派或團體，他們以“硯友社”為代表。其中尾崎紅葉與幸田露伴在文壇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尾崎紅葉從坪內逍遙的文學理論中汲取了寫實主義精神，繼承了日本文學的表現方法，吸取了西方短篇小說的寫作技巧。幸田露伴作為“硯友社”的特邀作家，“他的作品風格完全貫穿著東方的強烈意志、淵博的儒學知識和佛學思想渾然合為一體的特殊的理想主義。”自然主義文學的建立始于島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镀平洹肥且徊块L篇小說，描寫的是一個特殊部落出身的年輕的小學教員瀨川丑松遵守父親的遺言把自己的出身隱瞞起來。由于出身于同一部落的前輩豬子蓮太郎堂堂正正地公開了自己的身份，并在反抗時代偏見中死去，丑松內心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最后，他終于公開了自己的身份。小說通過主人公丑松這個人物性格的發展過程，用寫實手法描寫了覺悟的下層階級的代表同壓迫他的封建社會之間的沖突，并通過孤獨的先驅者同半封建的日本近現代倫理之間的矛盾、斗爭，從更廣闊的社會范圍來反映尊重人權的要求，因而可以說是一部優秀的自然主義文學作品。田山花袋是繼島崎藤村之后的又一自然主義文學旗手，他于1907年發表了《棉被》，完全是按照自然主義文學理論寫成的，當然也由此演繹成為日本“私小說”（心境小說）的開端。作為近代日本文學開端的明治文學的特點之一在于對舊的文學的批判。這種批判的特點首先是基本上否定了舊的文學表現形式，如對江戶末期的以“歌舞伎”為代表的舞臺文學等的疏遠；其次是對過去封建性的政治認識、道德觀念、文化修養的諷刺，更多地歌頌和宣揚自由、民主、人權等文化理念。明治文學的另一個特點是對舊的文學意識、文學理念的主觀留戀和客觀殘留。這一特點表現在文學上就是很多作品仍然以“戲作文學”出現，仍然帶有“勸善懲惡”的舊的文學觀和教化意識。當然，這一特點與處于“文明開化”時期的日本社會有著直接關系，并更多地表現為一種順應和自然剝離，并在明治后期有更為明顯的表現。

二近代日本文學的發展———大正文學

大正前期，自然主義文學在評論方面已出現衰微，而在創作實踐方面仍有島崎藤村、田山花袋、正宗白鳥等作家的佳作問世。明治末期出現的唯美主義傾向是試圖擺脫自然主義的一個突破口，涌現出不少作家。但進入1916年，除了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作為唯美主義的代表之外，大多數都曇花一現地消失了。恰好在此時，由自我主義、生命主義發展為人道主義的白樺派作家牢牢地占據了文壇，成為勢力最大的文學派別。1916年之后，以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等一批出身于貴族和資產階級的人物出現，他們在貴族院較早地接觸了西歐近現代文學，深受歐美一些著名作家與畫家如托爾斯泰、歌德、羅丹等人的影響，力圖吸收歐洲文學的精華，為人類求得新的力量。他們肯定積極的人生，尊重自由的個性，主張通過個人或者個性來發揮人類意志的作用。他們重視倫理，認為個性的自由伸張和自我完全發展就是善、就是美，比單純的美更美，所以要在深信生命的創造力的理想主義基礎上發現倫理道德之美，因此他們的文學又被稱作人道主義文學或新理想主義文學。其代表作有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志賀直哉的《在城崎》等。大正后期是日本近現代史上最動蕩的時期。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出現。早在明治時期，作為無產階級文學先聲的社會主義文學就已初露端倪，主要作家有木下尚江等。進入大正時代，又有大杉榮等為代表的勞動文學的出現。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文學的興起，是以1921年《播種人》的創刊為標志。其代表作家有平林初之輔、金子洋文等。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后，《播種人》的發行遭到了禁止，第二年他們又創立了《文藝戰線》，并在一年之后成立了無產階級文學聯盟。由此，無產階級文學以不可擋之勢席卷了日本文壇。葉山嘉樹、黑島傳治等作家有許多作品問世，而評論家青野季吉在理論與思想上起了先導作用。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興起，遭到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鎮壓。作家們并沒有因此放下戰斗的筆，文學聯盟分裂后，繼而成立了全國無產階級藝術聯盟，并創立了雜志《紅旗》。以評論家藏原惟人、宮本顯治為先導，涌現出小林多喜二、宮本百合子等一批無產階級作家。但這一文學運動及其影響隨著政治的變更，即大正時代的結束而最終成為歷史。大正時期的文學特征在于首先繼承了明治以來的文學發育、文學成長、文學成果，這一點在小說創作上得到了明顯的體現。芥川龍之介的出現就是對明治后期夏目漱石文學的一種繼承與發展，當然，他的自殺也使明治時期的文學理想、文學斗爭上走向了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終結。而且，由于這一時期政治的變革，也導致了文學上出現了劇烈的變革乃至革命。以小林多喜二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出現和消失，成為了詮釋這一時代的一個較好的注解。

三近現代日本文學的過渡———昭和文學

1945年后，一個引人注目的流派———戰后派登上了舞臺。其成員大多數是戰后初期開始從事文學創作的中、青年作家。其代表有野間宏、中村真一郎、平野謙等。他們作品中的強烈的憤慨和發自肺腑的真情實感有一定的感染力，因而獲得社會的好評，對日本文化的復興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也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動。野間宏的《陰暗的圖畫》、中村真一郎的《在死亡的陰影下》等是戰后文學的代表作。其他重要作品還有椎名麟三的中篇小說《深夜的酒宴》，大岡升平的中篇小說《俘虜記》等。他們在創作上努力擺脫日本文學中以個人身邊瑣事為題材的“私小說”傳統的束縛，強調文藝要在觀念中探索世界和人類存在的意義，反對描寫人物行為的表面現象。他們喜歡用抽象的語言，要求突破現實主義，確立新的表現形式，這些都來源于近現代西方的文學觀念。進入50年代，日本推理小說開始流行，其中社會派推理小說尤其令人矚目。其代表作家有松本清張、水上勉、黑巖重吾等。社會派推理小說是日本推理小說發展的新階段，它常把偵探案的基本情節放在較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展開，或揭露美軍占領日本時期社會的黑暗，或反映日本資本主義的罪惡，具有比較明顯的批判日美相互利用與勾結的傾向，因而為廣大讀者所喜愛。主要作品有松本清張的《日本的黑霧》，水上勉的《花的墓碑》等。60年代初期，日本文壇出現了一些具有現代主義文學表現意識的作家，被稱之為“內向派”。在這一時期，一部分新作家對社會現實深感不滿，但又沒有勇氣去變革社會現實，企圖通過超脫和逃避的方式把自己引入“非現實的世界”，使思想意識內向化，由此產生內向派文學。其主要作家有古井由吉、阿部昭、小川國夫、森萬紀子等。內向派文學在內容上，著力探索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我之間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協調關系和矛盾沖突，并從這一點出發，用存在主義來闡釋人在社會中生存的意義，但又對社會漠不關心，回避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把生活看作是不可理解的，使個人與自我脫離人群，脫離現實世界而無意義地存在。70年代的重要流派是“透明族文學”。1976年，青年作家村上龍發表了小說《近乎無限透明的藍色》，轟動一時，從而形成一股文學思潮。他們在作品中把現實描繪成瘋狂、混亂、漆黑一團，把人描寫成只是本能沖動的動物；把感覺和感性放在首位，運用感覺的語言，詳細描繪由性、麻醉刺激神經等形成的感覺世界。他們的作品往往缺乏緊湊連貫的故事情節和嚴謹的結構，現實與夢幻交織，內容荒誕離奇。其主要作家作品有池田滿壽夫的《獻給愛琴?！?、中上健次的《岬》，以及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林少華對村上春樹評價道：“村上春樹的文學特點是不動聲色地拆除著現實與非現實或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之間的藩籬，像一只獵鷹一樣在潛意識王國的上空盤旋著尋找更深更暗的視野底層，力圖從庸常的世俗生活中分離出靈魂的結構和人性的光輝?！边M入80年代，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出現了二分天下的態勢：一個是勝目梓的作品如《昏暗的死刑臺》，故事性強、寫法硬朗，但由于過分渲染暴力與色情，因而在格調上不是很高，在文壇上的影響也并不是很大；另一個是赤川次郎開創的青春幽默推理小說。他的作品可謂家喻戶曉，其代表作品有《幽靈列車》、《消失的男人日記》等。赤川次郎的創作首先是面向年輕人，其作品大多構思新穎、文筆俏皮、符合現代人的閱讀心理，而且節奏感強、文風簡潔明快。除此以外，有影響力的作品可舉西村京太郎的《伊豆七島殺人事件》、椎名誠的《蚊子》等。而森村誠一以其角川書店出版的三部作品《人性的證明》、《野性的證明》、《青春的證明》也為人們所稱道。昭和時期的主要文學特征是在時間上跨越了一個重大的歷史分界，即1945年日本戰敗。如果以此為分界線分前后兩個時期，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文學與政治的關聯與關照。在前期，盡管文學形式有一定的發展和演變，但更多是受政治的強烈干預和社會的客觀影響。這種影響嚴重地戕害了作家對現實的自我理性判斷，因而出現了背離文學自身發展的畸形狀態。進入戰后，日本迎來的民主、自由給文學以最大的影響與活力。概括來說，戰后文學首先承擔了對軍國主義政治進行批判的歷史使命，之后的現代主義、透明族文學創作等也反映出文壇走向了自我回歸。而進入經濟高度增長之后，社會小說、推理小說之所以成為這一時代的主旋律，亦因反映了社會本身趨于復雜和多變的特性與走向。

中國現代文學從倡導和誕生之日起，便與西方文學的各種思潮構成了緊密而穩定的參照關系，這是新文化和新文學界面向西方思潮敞開門戶的必然結果；惟其是在思潮意義上發現了西方的各種“主義”與新文學之間相互參照的可能，“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被帶入對各種主義的評價之中，于是人們既從積極意義上理解西方浪漫主義、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等等之于新文學的正面參照關系，也從消極方面評估西方古典主義、自然主義等等之于新文學建設的逆向參照關系。

在逆向參照的對象中，自然主義還一度受到過正面的肯定，陳獨秀、沈雁冰在新文學運動之初都曾贊賞甚至倡導過自然主義，而古典主義則在新文學倡導初期備受規避、批判和遺棄，只有到了通常被視為“新文學的反動”的學衡派文人那里，古典主義才得到了某種學理的肯定，后來在梁實秋的批評理論中得到了積極的闡發和利用。然而即便如此，古典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形跡仍不宜夸大。近些年來，也有研究者將古典主義視為與新文學創作密切相關的一種創作方法，然后從中艱難地尋找其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藝術合法性與文化生存的價值。

也有學者根據古典主義的某些刻板的條規，試圖將古典主義與以樣板戲為代表的特定年代的文學原則之間建立過某種聯系，例如認為樣板戲意味著“古典主義的復活”，樣板戲是“革命古典主義的經典”等等。這種種努力都有相當的學術內涵和理論灼見，但似乎難以形成相應的說服力：即便是從古典主義的理論條規確實能夠尋找到與樣板戲或其他中國文學現象之間的全面對應，也仍然難以避免人們在面對這些文學現象之時對于其與古典主義聯系的將信將疑。為什么古典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在理論框架上的哪怕完全的對應現象，最終無法打消人們對其間同一關系的懷疑？

原因蓋在于，將古典主義理解為一種工具性的方法論，本身就體現為一種認知上的迷誤；當古典主義作為新文學的逆向參照物時，它被無可置疑地理解為一種文學思潮和文學流派，或者說一種創作傾向，然而古典主義在現代中國文化語境下并不真正體現一種價值形態，不適合當作價值理性去張揚抑或去批判，因而所有關于古典主義的價值批判都流于偏激，難以中肯剴綮，切中要害；古典主義其實更多地體現著一種理念的內涵，適合運用于文學與文化觀念的申述與表達，而且僅僅就是申述與表達而已，形不成倡導的力量。這便是梁實秋對古典主義最為切合實際的理解，也是他的古典主義論既精當中肯同時又未曾產生實質性影響的緣由。

工具理性的克服古典主義在新文學建設初期備受質疑與排斥，蓋因為其名稱既與新文化和新文學所忌恨和反對的舊文學諸多瓜葛，其內涵又被理解為對舊文學的眷戀、認同與倡導。那是一個以新與舊劃分價值傾向并判斷其對與錯的時代，人們普遍習慣于這種兩極化的認知，于是古典主義不可避免地成為新文學界的攻擊和唾棄的對象。最先對古典主義發起猛烈攻擊的是文學革命的倡導者陳獨秀，他不僅在戰斗檄文式的《文學革命論》中借批判古典的文學否定古典主義，此前，在《現代歐洲文藝史譚》中，他已經從文學的進化觀出發。

摘　要：經濟思想和經濟學研究方法深受各種科學哲學思潮的影響，現代主流經濟學研究以實證主義的支配為典型特征。在科學哲學領域，批判實在論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視角對實證主義進行了闡釋和批判。比較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在這些根本問題上的不同見解，可以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分析方法選擇提供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實證主義；批判實在；比較分析

經濟理論的產生和發展與科學哲學的進步間存在密切關系，不同流派的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研究中對象的選擇、方法的使用，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其不斷發展完善中，經由經濟學家推動，逐漸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據支配地位。但是，從科學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取得的新進展來看，實證主義仍然主導著經濟學研究的進展，而實證主義遭到批判和挑戰，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這種源自不同科學哲學流派的實證主義批判，并未對主流經濟學研究造成影響，一是因為經濟學忽視科學哲學研究中的新進展，也是因為在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造成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興起、世紀之交影響領域迅速擴展的批判實在論，對實證主義進行了較全面的評價和批判。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進行比較研究，借鑒科學哲學領域的新進展，是創新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徑。

一、實證主義的基本類型及其發展簡史

一般認為，有三種彼此分離，但又存在有機聯系的實證主義哲學流派。第一種是19世紀孔德和馬赫的實證主義；第二種是20世紀20－30年代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第三種是在20世紀中期成為英美科學哲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邏輯經驗主義。在這三種流派中，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最為系統，最具凝聚力。因此，人們更多的時候談論的實證主義指的是邏輯實證主義（Davis　＆Hands，1998：347）?！皩嵶C哲學”一詞由孔德所創，隨后演變為實證主義?？椎聦⑷祟愔R的進展分為神學、形而上學與實證主義三個階段，他的目標是建立以自然科學方法為基礎的社會科學，他認可的自然科學方法是觀察，認為所有科學都能通過方法論達致統一。這種實證主義由穆勒、斯賓塞、涂爾干等進一步發展。他們“認為實證主義的知識，是科學地規劃社會和引導社會的基礎……所用的方法一般是歸納主義的方法”（貝爾特，2002：233）。邏輯實證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綱領的恰當描述，因為該學派的成員極力整合“邏輯主義和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目標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寫的小冊子《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學派》中表現的最為充分，這個宣言指出，邏輯實證主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專門學科和人們能夠獲得的全部知識的統一。他們所采用的方法是邏輯分析，運用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極方面，從自然科學、數學以及廣而言之從人類知識中清除形而上學的陳述，（b）在其積極方面，澄清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類知識是從經驗與料中構造起來的”（D．J．奧康諾，2005：935）。一般認為，數學和邏輯命題是分析性的，它們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從而代表了一種先驗的，而不是后驗的或經驗的知識。而科學是關于事實和經驗的，它的命題是綜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種經驗條件下才是真的。邏輯實證主義認為，除經驗科學的綜合性事實性真理和邏輯與數學的純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義哲學、神學和倫理學，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無意義的。實證主義的第三種類型，通常被稱作邏輯經驗主義。主導近幾十年來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正是這種邏輯經驗主義。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邏輯主義：科學理論必須符合演繹邏輯；（2）經驗證實：陳述必須可由經驗證實或證偽，或是定義在分析上為真；（3）理論與觀察分立，觀察可以在理論上是中立客觀的；（4）休謨式的因果律理論：從被觀察的事件之間發現不變的關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種類型的實證主義中，影響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邏輯經驗主義，這種邏輯經驗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項目的延續和發展?？嫉峦栒J為邏輯經驗主義是某種更為成熟的邏輯實證主義，他認為邏輯經驗主義是邏輯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結合（Caldwell，1994：19－35）。在對先前類型的實證主義做出的發展上，邏輯經驗主義帶來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理論和證據之間關系的理解上，從強調歸納方法轉向強調假說—演繹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釋視為科學活動的合理目標。在對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上，假說—演繹方法，不同于先前維也納學派的歸納方法。這種方法認為，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演繹式的。檢驗一個科學理論的第一步，是從理論和它的初始條件中推論出某種經驗預測；第二步是根據可觀察到的證據檢驗這些預測，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真實的，理論就得到了確證，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那么理論就得到了反駁。推動由歸納向假說—演繹轉變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為了避開在歸納方法中存在的休謨難題。無論人們對假說—演繹方法有什么樣的評價，有一點是明確的，它與邏輯經驗主義的第二個重大貢獻：科學解釋的演繹法則模式密切相關。假定—演繹模式這個正式術語，首先出現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論文中。他們認為，所有真實的科學解釋，都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結構，所有科學解釋都至少包括一個一般規律，再加上對有關初始或邊界條件的闡述，規律和闡述組成了前提，從這個前提出發就可以推論出待做的解釋，即關于所要解釋的事件的闡述，在這個推論過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幫助，只需要推理邏輯。這里所說的規律是指“在所有情況下，只要事件A發生，事件B就發生”這種命題。Hempel和Oppenheim進一步指出，解釋和預言都采用了同樣的邏輯推理法則，兩者的唯一區別在于，解釋發生在事件發生之后，而預言發生在事件發生之前。對于解釋來說，是從需要解釋的事件出發，找到至少一條普遍規律和一套初始條件，這些條件在邏輯上包含了對所要解釋的事件的說明。由于這個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評者把他們的模式稱為“解釋的覆蓋率模式”。而對于預言來說，是從一條一般規律和一套初始條件出發，推論出關于一個未知事件的說明，解釋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倒過來的預言”。這種認為在解釋的本質和預言的本質之間存在完美的、邏輯對稱的看法又被稱為“對稱論題”，它構成了科學解釋的假定—演繹或覆蓋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釋中用到的一般規律，并不是通過對個別例子進行歸納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規律僅僅是一種假定，如果愿意可以進行猜想，通過把一般規律運用于對特定事件的預言對規律進行檢驗，但是一般規律本身不能被簡化為對事件的觀察結果。盡管存在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但實證主義卻遵循著某些相同觀念。比德辨析了實證主義的主要特征：（1）科學知識，包括邏輯與數學，是知識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學的申辯、規范的陳述、論點、價值判斷和意見不是有效的知識；（3）建立在常識經驗基礎之上的經驗數據，是除邏輯與數學外的有效知識的唯一來源；（4）有效知識只能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獲得，尤其是物理學、應用邏輯與數學；（5）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學之外）只能通過推理的方法從經驗數據中得到；（6）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學理論外）只能通過經驗數據得到證實；（7）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應當以數理邏輯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達；（8）規范的觀點、價值判斷、信仰與意見不應當進入經驗數據搜集、理論的形式化或證明的范圍內；（9）獲得有效科學知識的方法對于所有經驗領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

一、自由主義思想的歷史發展

1、思想流派

(1)英國當代政治理論家戴維·米勒認為西方曾出現過三種主要的自由傳統

第一種，共和主義的自由傳統，認為自由人是一群自由政治共同體的公民，而自有政治共同體是自主的共同體，主張通過某種政治方式實現自由;

第二種，自由派的自由傳統，認為自由是不受其他人制約或干預的狀態，它不主張以政治方式實現自由，反而認為政治終結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

第三種，唯心主義的自由傳統，自由從個人生存的社會制度轉移到了決定個人行為的內在力量上，即認為一個人只有在有自己的理性信仰時才是自由的。

一、引言

縱觀國內文學研究領域，有關島崎藤村的研究基本上都圍繞國外研究范疇以及對中日近代文學進行比較的角度來開展的。其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翻譯和介紹島崎藤村及其作品。這個方面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出現了，比如1920年徐祖正對島崎藤村《新生》的翻譯；20世紀八十年代內再次出現翻譯熱潮。第二類則是運用各種理論解讀島崎藤村的創作思想和單部作品的比較，或將之與某位中國現代作家加以比較研究，例如邱嶺的《巴金的〈家〉與島崎藤村的〈家〉》，肖霞的《論島崎藤村早期浪漫主義思想》、劉曉芳的《島崎藤村與郁達夫的文學創作之比較》等。遺憾的是，作為深受日本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風格影響的創造社作家群像在這些已有成果基本都沒有涉及和體現。

二、文化之橋———創造社作家群體對島崎作品的翻譯和引進

1872年2月17日，島崎藤村出生在長野縣的一個名門望族。1891年，畢業于明治學院，開始作為老師在明治女子學院教授英文。明治26年受到北村透谷等人的影響，與其創立了雜志《文學界》。明治30年獨自創作了詩集《若菜集》，從此蜚聲日本文壇。明治39年發表小說代表作《破戒》，并一舉確立了他在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上的代表地位。誠如鼎堂先生在《桌子的跳舞》中說：“中國的新文藝深受了日本的洗禮?！薄＃?］結合當下學界對島崎的研究成果來看，第一個將島崎藤村的小說作品翻譯成中文并引入中國的也是一名留日作家———創造社早期成員徐祖正。徐祖正早年與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留學日本，并參加了創造社，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對于島崎藤村極為推崇，回國后在北大任教，分別于1928年和1932年翻譯了島崎藤村的小說《新生》（北新書局）和《春》（原稿存人民文學出版社，未出版），第一次以完整的小說形式，將島崎的小說作品引入中國。陶晶孫在《給日本的遺書》一書中，詳細介紹了徐祖正翻譯《新生》的過程，說“想到藤村時，自然會想到他”，并指出“這位徐祖正氏便是將藤村介紹到中國的人”［2］。然而由于歷史和國內政治環境的影響，直到1954年和1958年島崎藤村最具批判現實主義色彩的小說《破戒》才由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并成為目前中國大陸最早的中文譯本。在1955年國內又出現了兩個翻譯的版本，分別是上海文藝和平明出版社翻譯的版本。應該說，徐祖正先生對于島崎作品的翻譯和引進，對于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在中國的發展，具有跨時代的意義。而從創造社另一位創始人張資平的早期作品中，我們也很容易就會找到島崎藤村及其作品的影子。例如他在留日時期創作的《木馬》、《銀躑躅》、《一班冗員的生活》；回國后創作的《一群鵝》、《寒風之夜》、《明珠與黑炭》等等，無論是創作思路還是描寫方法上，都照搬、模仿島崎的小說作品，有些可以說就是島崎藤村小說的中文版，很多研究者都將張的《梅嶺之春》與島崎的《新生》相提并論。在《梅嶺之春》中，女主人公方保瑛向往梅嶺外的世界，不滿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村野農婦，在教會學堂讀書的時候與遠房表叔吉叔之間萌生了一段不倫的“叔侄戀”，并在吉叔被學校解職后完成了兩人的“靈與肉”結合。然而，在強大、落后的宗法勢力眼中，這種有悖倫常的“自然之愛”是萬萬不能饒恕的，最終兩人都帶著巨大的身心創傷回歸了封建家法既定的社會關系框架。從小說表現的悲劇中，讀者可以看到，童養媳和叔侄的名分本身，便在保瑛與吉叔之間構成巨大的障礙，這種理想的從萌芽的開始便已經決定了痛苦、悲劇的必然結局。在當時以封建禮法作為社會、倫常第一要義的中國社會里，自然的情感、與欲望的需求是沒有任何的價值可言的?？梢哉f，從對個體的自然生命與社會的群體道德的沖突構成上，這篇作品顯然具有模仿島崎小說《新生》的痕跡。

三、島崎藤村與前期創造社作家的“新浪漫主義”特色

在創造社未成立之時，對于以何種文學思想立社，郭沫若在回答友人陶熾的這個問題時，指出要用“新羅曼主義”［3］。前期創造社側重于反對封建思想，主張個性張揚和自我表現，以文學創作應該忠實于作家自身的“內心的要求”為其文藝思想的核心，表現出濃郁的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傾向。而對于郭所言的“新羅曼主義”，及新浪漫主義則需要在這里進行深入詮釋。

從史前的洞窟巖畫到古埃及和古希臘藝術的偉大，古羅馬文藝復興的輝煌等，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和流派，僅從繪畫看，就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野獸派、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立體主義等；進入二十世紀，隨著科技的進一步發展，電影、攝影等新的藝術門類出現了。追溯藝術的真正起源，我們這些自以為聰明的“文明”人有時會感到一絲困惑，很多藝術珍品的創作源頭我們是無窮追溯的，只有通過作品來品味藝術創作者當時的心理狀態，這種揣摩更加增添了藝術表現的神秘性。

一、攝影對繪畫的模仿

模仿是藝術創作的方式之一，“由于原始人思維能力的限制，其在努力尋求力量征服異己和滿足自身愿望的過程中，自然而方便地選擇了模仿其自身存在與生活在客觀時空里的存在物的行為和狀態”。攝影術的誕生對繪畫形成了很大的沖擊，曾有人驚呼“繪畫”從此死亡了，但事實是這樣嗎？經過一百七十多年的發展，攝影和繪畫“分而合，合而分”，在相互的借鑒中，尤其是攝影形成了自身獨特的語匯。攝影術誕生早期的攝影家也是畫家，攝影是他們作畫的輔助方式。從19世紀50年代起，出現了諸多的攝影藝術流派，如畫意攝影，其流派有高藝術攝影、自然主義攝影、印象派攝影，未來主義攝影，后來又出現了體現攝影本體語言的直接攝影和純攝影，人們在不斷探索攝影的藝術表現，例如英國畫家兼攝影家奧斯卡?古斯塔夫?雷蘭德模仿拉斐爾的名畫《雅典學院》拍攝的《兩種人生》。該作品展出時引起轟動并且被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購買。雷納德的成功讓世人第一次看到攝影不是簡單的光影魔術，同樣也是藝術創作的形式之一。

二、攝影的瞬間特性

法國攝影大師布勒松曾說:“攝影，照我的想法———就是繪畫的速寫，憑直覺完成，不容修改。若非改不可，那只好等下一張再改了。生命是隨時在變的，有時景象一消失，你就無能為力了?！惫P者有這樣一幅攝影作品，表現的是農忙時節農婦收割麥子的場景：揚起的麥粒，被定格在瞬間，畫面的凝固讓人仿佛感到了土地的深沉。在拍攝時，并沒有這樣的感覺，只是本能地拍攝記錄，但當照片沖洗放大后，筆者無意中卻發現這張照片與19世紀法國畫家米勒的名畫《拾穗者》中的情節十分相似。繪畫是對現實某一特定瞬間的精心描繪，攝影更何嘗不是這樣呢，只不過，后者來的更加客觀罷了。拋開數字攝影的后期創意不談，傳統攝影的獨特在于它瞬間的不可修改性，它不像繪畫作品或者其它藝術形式一樣可以在反復的修改，一直達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所有的精彩和失敗在一瞬間決定了，那么如何把這種瞬間的短淺變為藝術的永恒，這是攝影藝術的特性之一，也是攝影創作中的難題。在數字攝影大行其道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攝影人忘記了攝影的這種本質特性，而極少數真正的攝影人在堅持，品味，他們的作品少了一份視覺的浮華，但卻凝聚著深深的文化情結，是文化的因素讓攝影走得更遠，也讓瞬間的記錄成為永恒。

三、攝影中的“移情”效應

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建筑、雕塑等等，通過塑造具體可感的藝術形象，幫助讀者、觀眾認識和理解生活中的各種事物和現象，使他們得到美的享受和教育，這些門類都叫藝術。

各種不同的藝術用來塑造藝術形象的方式和使用的材料各不相同。繪畫、雕塑、建筑，采用的是線條、色彩、泥土、磚瓦；音樂、舞蹈，用的是音響、節奏、旋律、人體動作……文學塑造形象的材料是語言，所以，文學是“用語言來表達和造型的藝術”，或者稱為“語言藝術”。

用語言來塑造形象的有小說、詩歌、劇本、散文等等。作家把自己對生活的觀察、體驗、認識、理解，用語言表達出來，構成文學形象；讀者通過作品的語言，經過一番理解、感受和再創造，在自己頭腦中形成了文學形象。因此，語言成了作家與讀者心靈溝通的橋梁。

文學借助語言來塑造形象，具有其他藝術無法相比的優勢。因為一幅畫可以畫出一個人的相貌和神態，卻很難畫出這個人頭腦里思維活動的復雜過程；但是一篇小說就不同了，它不僅可以描寫出人物的肖像、衣飾、表情等外表的東西，而且還可以表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細致的心理活動。語言可以狀物抒情、敘事議論，可以描繪事物發展的過程。它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可以自由靈活地表現過去與未來、現實與虛幻的各種各樣的情境。所以，用語言塑造形象的藝術——文學，是藝術門類中最富有表現力的一種藝術。

文如其人的風格

相傳，宋代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曾把李清照的詞句混在自己的作品內，讓朋友品評，朋友說就是“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這兩句最好。原來這兩句正是李清照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