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論文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BOT模式西部地區基礎設施

[論文摘要]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發展的相對落后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瓶頸”，公共財政資金作為基礎設施建設的惟一來源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巨大的資金需求。BOT模式作為一種新型的融資模式，不僅可以吸引外資，同時也可以吸引國內資本進入基礎設施領域，從而為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加快發展提供了新思路。

一、BOT模式的概念和特點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通常直譯為“建設－經營－移交”。BOT實質上是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和經營的一種方式,以政府和私人機構之間達成特許權協議為前提,由政府向私人機構頒布特許,允許其在一定時期內籌集資金建設某基礎設施并管理和經營該設施及其相應的產品與服務。在特許期內,該項目公司向設施的使用者收取費用,依次收回項目投資、融資、建設、經營和維護的成本,并獲取合理的利潤。政府對該機構提供的公共產品或服務的數量和價格擁有監督權，項目特許經營權期滿后私人機構根據協議將基礎設施無償或以象征價格轉移給政府。

一個國家的公共基礎設施領域，能通過收費獲得收入的設施或服務項目等都是BOT方式的使用范圍，具體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公共設施項目,如電力、電訊、自來水、排污、公共體育設施等;二是公共工程項目，如大壩、水庫、倉庫等;三是交通設施項目，如公路、鐵路、橋梁、隧道、港口、機場等。這些項目都適合于采用BOT方式來進行融資建設。

BOT模式具有市場機制的競爭作用和政府干預相結合特點。一方面，BOT能夠保證市場機制發揮作用。BOT項目的大部分經濟行為都在市場上進行，政府以招標方式確定項目公司的做法本身也包含了競爭機制。作為的市場主體的項目公司是BOT模式的行為主體，在特許期內對所建項目具有完備的產權。這樣，承擔BOT項目的項目公司在BOT項目的實施過程中的行為完全符合經濟人假設。另一方面，BOT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有效的途徑，這就是和私人機構達成的有關BOT的協議。盡管BOT協議的執行全部由項目公司負責，但政府自始至終都擁有對該項目的監督權和控制權。在立項、招標、談判三個階段，政府的意愿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履約階段，政府又具有監督檢查的權力，項目經營中價格的制訂也受到政府的約束，政府還可以通過相關的BOT法來約束項目公司的行為。

一、制度環境的涵義

青木昌彥等人將制度概括為一種關于均衡策略組合的共享的、穩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約著人們在經濟特定域的相互作用。這種制度均衡觀使得研究內生于多個域的制度及制度間的多重關聯在分析上成為可能。在某個域流行的制度從其他域的參與人角度看，只要他們把它們看作參數，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圍，它們就構成了一種制度環境。

二、我國其他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的制度障礙

在傳統的城市基礎設施項目中，由于建設資金單純依靠政府投資，政府直接對項目的建設和運營進行管理，然而政府畢竟不是建設管理領域的“專業選手”，因此政府的這種對基礎設施項目的壟斷專營勢必會帶來效率低下、管理混亂等諸多問題，也會極大地挫傷參建企業的積極性。其他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正在全國范圍內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許權經營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還存在著觀念障礙及行政障礙，仔細分析，所有這些障礙無不來自壟斷的慣性。

1、市場準入的隱性壁壘——利益集團中梗阻

就其他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而言，已經不存在來自中央行政的市場準入障礙。最近推出的投資審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審批部門“核準”的城建項目包括新建機場、燃煤熱電廠、城市快速軌道交通、大型主題公園等，針對的都是項目類型而不是資本類型。

一、制度環境的涵義

青木昌彥等人將制度概括為一種關于均衡策略組合的共享的、穩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約著人們在經濟特定域的相互作用。這種制度均衡觀使得研究內生于多個域的制度及制度間的多重關聯在分析上成為可能。在某個域流行的制度從其他域的參與人角度看，只要他們把它們看作參數，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圍，它們就構成了一種制度環境。

二、我國其他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的制度障礙

在傳統的城市基礎設施項目中，由于建設資金單純依靠政府投資，政府直接對項目的建設和運營進行管理，然而政府畢竟不是建設管理領域的“專業選手”，因此政府的這種對基礎設施項目的壟斷專營勢必會帶來效率低下、管理混亂等諸多問題，也會極大地挫傷參建企業的積極性。其他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正在全國范圍內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許權經營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還存在著觀念障礙及行政障礙，仔細分析，所有這些障礙無不來自壟斷的慣性。

1、市場準入的隱性壁壘——利益集團中梗阻

就其他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而言，已經不存在來自中央行政的市場準入障礙。最近推出的投資審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審批部門“核準”的城建項目包括新建機場、燃煤熱電廠、城市快速軌道交通、大型主題公園等，針對的都是項目類型而不是資本類型。

一、制度環境的涵義

青木昌彥等人將制度概括為一種關于均衡策略組合的共享的、穩定的和扼要的表征，它制約著人們在經濟特定域的相互作用。這種制度均衡觀使得研究內生于多個域的制度及制度間的多重關聯在分析上成為可能。在某個域流行的制度從其他域的參與人角度看，只要他們把它們看作參數，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圍，它們就構成了一種制度環境。

二、我國其他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的制度障礙

在傳統的城市基礎設施項目中，由于建設資金單純依靠政府投資，政府直接對項目的建設和運營進行管理，然而政府畢竟不是建設管理領域的“專業選手”，因此政府的這種對基礎設施項目的壟斷專營勢必會帶來效率低下、管理混亂等諸多問題，也會極大地挫傷參建企業的積極性。其他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正在全國范圍內形成潮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特許權經營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之外，不少城市還存在著觀念障礙及行政障礙，仔細分析，所有這些障礙無不來自壟斷的慣性。

1、市場準入的隱性壁壘——利益集團中梗阻

就其他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基礎設施而言，已經不存在來自中央行政的市場準入障礙。最近推出的投資審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審批部門“核準”的城建項目包括新建機場、燃煤熱電廠、城市快速軌道交通、大型主題公園等，針對的都是項目類型而不是資本類型。

社會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是基金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將社會保障基金投資于股市是保值增值的較好途徑。我們浙江省嘉興市目前嚴格按照國家規定進行管理，結余資金除用于購買專項分配的國家債券、留有正常周轉資金外，均存銀行定期存款進行增值保管。本文試圖在現有政策即在保證基金安全的前提下，探索社會保障基金投資基礎設施的可行性研究，供領導決策參考。

一、拓寬社保基金投資領域的必要性

（一）社?；鸫媪坑斜匾貙捦顿Y領域。根據2001年度嘉興市本級社會保障基金決算反映，市本級五項社會保險基金年初余額為24428萬元，年末余額為44912萬元（其資金分布情況為：經辦機構支出戶銀行存款13139萬元，財政專戶存款28405萬元，暫付款563萬元，債券投資3888萬元）。從年度社會保險基金存款余額的變化情況看，市本級社會保險基金存款余額已經走出了前幾年的下降趨勢，并逐年在增加。

根據浙江省財政廳《2001年度養老、失業基金決算情況》通報反映，嘉興市本級養老保險基金支撐能力為15．1個月，高于全省9．9個月和全市13．4個月的水平。從市本級2001年社會保障基金收支情況分析，在社會保險擴覆不開展的前提下，如果從2001年存量資金中留出15000萬元作為2002年的收不抵支部分，留出投資國債和定期存款未到期部分10000萬元，還有20000萬元可以用于其他投資。

（二）社保基金增值有必要拓寬投資領域。根據2001年度嘉興市本級社會保障基金決算反映，市本級五項社會保險基金年度利息收入774萬元，年綜合利率2．23％。從目前我國經濟形勢分析，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完全淡出前，銀行儲蓄存款利率的走勢預計在三、五年內仍將維持現有水平，目前存貨款利率差在加大。

（三）政府資金經營需要拓寬投資領域。目前，政府一方面要通過建立投資性公司向商業銀行貸款并以貸款利率支付利息，另一方面則將大量的社會保障基金存入銀行，以銀行存款利率得到利息。按照現行存貸款三年期年利率進行測算，存款利率3．24％、貸款利率5．76％、差額2．52％，如按5億元社會保障基金存款進行測算，年基金少收入利息1250萬元。

農村基礎設施是為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及農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各種要素的總和。作為農村社會生產、生活活動的“共同生產條件”，基礎設施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是加快農村現代化、城鎮化建設的根本，是增加農民收入、緩解農村就業壓力、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的關鍵。但由于它具有潛在的高風險、農業自我積累能力弱、二元財政供給體制等原因，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入不僅總量不足，而且結構不合理，以致農村基礎設施供給能力嚴重滯后于農業現代化、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需求。本文試圖在評析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現狀的基礎上，運用公共財政相關理論，從制度創新、體制改革、融資方式創新、政策導向等角度探尋近期我國有效增加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的具體對策。

一、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最關鍵的問題是投融資方式的選擇，因為投融資方式不僅關系到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還決定了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來源。從各國的實踐來看，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融資方式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資，無償提供方式；政府直接投資，非商業性經營方式；財政投融資方式；建設—經營—轉讓投資方式，即BOT方式。當前，我國農村基礎設施資金主要來自財政投資、農民集資（包括以工代資）等渠道。

（一）供給主體及其供給能力的基本判斷

1、財政資金正在成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過去，在“二元化”發展模式和體制下，形成了城鄉有別的差異性基礎設施供給體制和基本制度。這種供給制度主要表現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主要由財政預算安排，而農村所需的基礎設施政府提供較少，許多方面主要由農村基層負責提供，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落在了村委會的頭上，所需資金主要通過向農民收取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的方式籌措，成本支出主要由農戶或由屬于村民共同所有的集體企業承擔。并且，各級政府應提供基礎設施的責任及其界限不明確，從而造成了城鄉基礎設施供給的嚴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歷史欠賬。近年來，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增加較快。就基本建設領域而言，“九五”以來，特別是1998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國家較大幅度地增加了農業基本建設投資。1998年至2003年，中央累計安排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量超過3000億元，在國債及中央預算內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均達到30％左右。在2005年的國債投資和新增中央預算內投資當中，用于大農業方面的投資比例比2004年提高了2.4個百分點，主要投向農業和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六小工程”建設。但從整體上來看，我國農村基礎設施供給尤其是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總量仍然明顯不足，從投資的結構看，仍偏重于大江大河的治理，直接用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生活條件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比重偏低。在WTO規則所允許使用的12類“綠箱”措施中，我國僅使用了6類，政府支持總量占農業總產值的比例遠未達到加入WTO時承諾的8.5％的水平。政府各部門對農業的投入總量不及美國聯邦政府農業預算的1／5.

2、以工代資曾經是農民參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形式。由于機構膨脹、縣鄉財政困難、分稅制改革不徹底等原因，許多本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或物品的責任卻由農民承擔，提高了農民的生產成本。在我國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鄉鎮道路、農業技術服務以及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資金主要來自農業和農民，財政支出對這些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沒有顯著貢獻。近兩年，由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沒有多余的資金投資于農村基礎設施；同時農村基礎設施產權不明晰，部分項目沒有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來運作，因而影響了農民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積極性。再者，農村稅費改革以后，“兩工”在3年內逐步取消的政策，使農村基礎設施特別是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失去了原來的主要投入渠道。

1998年6月，深圳市委二屆八次全會（擴大）明確提出要充分利用港口、鐵路、公路、機場等物流基礎設施，把深圳建成區域性的物流中心。自此，物流業在深圳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從全國范圍來看，深圳市物流業的發展還是比較快的。成立于1991年的福田保稅區，已先后引進了22個國家和地區的37家倉儲企業，并且明確提出了以國際貿易為龍頭、以倉儲物流為基礎、建設區域性國際貿易及物流分撥中心的發展構想。另據有關資料表明：從1991年到1995年，深圳市物流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郵電等產值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31．79％，保證與國內生產總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同步增長，1996年又比1995年增長了34．08%，大大超過了GDP等的增長速度。盡管如此，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和全新的經濟概念，人們對物流業的認識難免會有一個過程，在當前的形勢下，如何引導全社會正確地理解和認識物流業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對建設物流中心城市戰略全面有效地貫徹和實施，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物流不等于簡單的商流，更不是簡單的建市場。商流是物流的前題和一個于項，物流是商流的基礎和母項，是包括商品交易在內的綜合的系統工程。

所謂物流，是由“物”和“流”這兩個基本要素構成的。物流中的“物”是物質資料世界中同時具備物質實體特點和可以進行物理性位移的那一部分資料，不論它處在哪個領域。哪個環節。物流中的“流”，指的是一種物理性運動，這種運動也稱為“位移”。上述既定條件下的“物”和“流”加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物流呢？也不完全是。物流的定義有很多，至今也沒有哪個學者的定義因其天衣無縫而具有權威性，大多是各有各的側重。筆者認為：物流是物質資料從供給者到需求者的物理性運動，包括處在供給者內部的物理性運動，物流并不是“物”和“流”的簡單組合，而是經濟、政治。社會和實物運動的統一，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它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時間創造價值，彌補時間差創造價值，延長時間差創造價值。場所價值包括從集中生產場所流人集中需求場所創造價值；從分散生產場所流人集中需求場所創造價值；從甲地生產流人乙地需求創造場所價值?，F代物流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可以根據自己的優勢從事一定的帶有完善。補充、增加性質的加工活動，這種活動必然會形成勞動對象的附加價值。

從行業構成來看，物流業一般包括五大行業，即信息業。配送業、倉儲業。多式聯運業和商品交易業。在這五大行業下，還涉及到眾多的小行業。

從業務范圍來看，物流業又包括以下幾種，即生產物流、供應物流、銷售物流、回收物流和廢棄物流。

一、數據描述

本文使用的數據是1995－2005年中國28個省份的面板數據(不含重慶、四川、西藏)，數據來源主要是國家統計年鑒及中經網提供的公開官方數據。我國大部分的基本建設支出都是屬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范疇，因此，我們用國家預算內資金的基礎建設支出比例作為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度量。從圖1可看出，平均的政府公共設施投資率基本呈上升的趨勢。本文的居民消費率取自國家統計年鑒中各省份私人消費占地方GDP的比例。從圖2中可看出，平均居民消費率逐年顯著遞減，充分體現了我國消費不足的現狀。圖3進一步給出了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和居民消費率之間的關系，橫軸代表居民消費率，縱軸是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圖中是各省份簡單混合的截面數據?？梢钥闯?，這兩者之間呈較不明顯的負相關，若進一步控制其他宏觀因素后，兩者間則呈顯著負相關，即提高一個省的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比例，將會導致省內的居民消費率降低。

二、簡約式計量模型和變量

(一)基本回歸結果

我們首先分析政府公共基礎設施率和居民消費率之間的簡約式回歸結果，基本回歸采用雙向(two－way)固定效應模型:hconsmpit=α0+α1pubinvit+βXit+vi+vt+uit(1)其中，hconsmpit是第i個省第t年居民消費率;pub-invit是第i個省第t年政府公共設施投資率;Xit是一組協變量，包括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地方人均GDP(萬元)及其平方項、地方貿易開放度(進出口總額/GDP)、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vi和vt分別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應;uit是獨立同分布的殘差項;α0，α1，β是待估系數。在這里，如果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與居民消費率是負相關，則α1應為負。下面討論引入的協變量。本文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占比來控制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對居民消費率的直接“擠出”效應，這一點可從GDP恒等式得出。C/Y+G/Y+I/Y+(X－M)/Y=1(2)其中，C/Y代表居民消費率，G/Y代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I/Y代表私人投資率，(X－M)/Y代表凈出口額占比。通過控制G/Y，回歸方程(1)中的α1即衡量了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對居民消費率的間接效應。然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如2008年地方政府支出總額為4．92萬億，而地方政府收入總額僅為2．86萬億，兩者之差即為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如果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更多用在非資本項目上，如社會醫療保障，那么該省的居民消費率就會提高。由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與當地經濟情況聯系更緊密，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所帶來的“擠出”效應更明顯，故在本文的基本回歸中用政府收入占比代替了政府支出占比，在后面的分析中也會用政府支出占比來進行穩定性檢驗。加入地方人均GDP及其平方項是基于李稻葵等(2009)的結論:勞動收入份額隨經濟增長呈U型曲線，而勞動收入份額越高，居民消費率也越高［7］，因此地方人均GDP對地方居民消費率也應有二次項的影響。此外，由于我國出口是勞動密集型，因此，貿易開放度越高的省份所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越多，勞動收入份額也越高，居民消費率也應越高。最后，地方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也對該地區的居民消費率有影響:一方面，第二產業是資本密集型，其從業人員比例越多，則勞動收入份額越低;另一方面，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的工資更高一些，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也會更高。在基本模型的回歸中，可以驗證這兩種效應的大小關系。表1是本文使用的主要變量的統計描述。對于回歸中可能出現的反向因果及聯立性問題，其中，貿易開放度及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這兩個控制變量不太可能出現聯立性問題，因為這兩個變量衡量的是一個省份的經濟結構，與居民消費沒有太大關系。而人均GDP及政府收入這兩個變量則可能受到私人消費影響而出現反向因果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并不嚴重:首先，正如傳統消費理論的研究認為，居民收入決定居民消費，因此將收入視為先于消費決定的變量更合理些。同理，地方政府收入與地方GDP及稅收聯系更緊密，也是一個先驗的控制變量。其次，即使這兩個變量中存在與消費相關的因素，也可以被回歸模型中的省份及年份的固定效應所控制。另外，由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來源于政府收入，因而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也沒有嚴重的聯立性問題。對于可能出現的遺漏變量問題，基本回歸模型采用了含省份和年份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表2給出了簡約式計量回歸結果。表2中第1列給出了基本計量模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所有待估系數都是統計上高度顯著的。其中，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為負: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提高1%，居民消費率將會降低0．13%，這符合我們的假設。更有趣的結論是，由于樣本中平均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為0．066，因此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占GDP比例提高1%，意味著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占政府收入的比例)提高15．15%，那么，回歸的結果表明居民消費率將會降低0．132*15．15%=2%，即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下降的幅度是政府投資占GDP比例的2倍。表2還顯示，政府財政收入對居民消費會產生負向作用，政府收入占比每提高1%，居民消費率則下降0．465%，正如前面的分析，這一系數衡量了財政收入對消費的直接“擠出”效應，從GDP恒等式出發，回歸的系數小于1，表明政府財政收入還存在其他途徑來補償居民消費，如中央轉移支付等。此外，人均GDP對消費的影響呈現出了U型關系，即一次項系數為負，兩次項系數為正，這符合了李稻葵等(2009)的結論。進一步，貿易開放度越高，居民消費率越高，這也符合關于我國的出口是勞動密集型的假設。雖然這一影響很微弱:貿易開放度提高1%，消費率僅提高0．036%，但由于我國的出口地是高度集中的，沿海省份幾乎貢獻了全國總出口額的90%。因此，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會使沿海省份的居民消費率增加更多。最后，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越高，則居民消費率也越高，這表明第二產業對消費的后一種效應更加顯著，即第二產業有更高的工資待遇，使得居民勞動收入提高，帶動了居民消費。

(二)穩定性檢驗

一．商業銀行介入基礎設施融資：良好的社會和信貸效應

基礎設施是一國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物質前提，是推動社會發展實現城市化、現代化的主要物質支持系統。為推動我國城市化、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自1998年以來，政府采取增發國債，增加財政赤字等措施加大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然而，隨著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的加快，政府財政資金越來越難以滿足快速增長的建設需求，基礎設施建設與資金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為了彌補財政建設性資金缺口，各級政府開始利用銀行貸款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逐步出現了貸款建設的高潮。1998年至2003年期間，基礎設施融資中的國內貸款由1998年的28.1%上漲至2003年的37.8%,財政預算內資金與銀行貸款大體保持著1：2的配比關系，銀行貸款在基礎設施融資結構中居于主導地位，成為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

近些年來，商業銀行經營開始走向市場化，風險防范意識逐漸增強，對貸款的風險度和贏利性的要求日益提高，尋求理想的放貸對象日益成為各家商業銀行面臨的首要問題?；A設施建設龐大的資金需求，給商業銀行提供了巨大的業務開發機會。一般而言，基礎設施項目作為市政重大工程，其工程進度通常都有嚴格的控制，將信貸資金挪做他用的可能性相對較小?；A設施項目中的經營性項目和部分準經營性項目，貸款規模大，現金流量穩定，回報相對可靠，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項目往往以政府信用做擔保，具有較高的信用等級，還本付息有一定的保障。這對各商業銀行而言，顯然極具誘惑力。因此，各商業銀行紛紛將基礎設施項目貸款視為優質貸款，作為市場開發和信貸投放的重點。

二．商業銀行介入基礎設施融資：存在的主要風險

雖然從目前各銀行信貸資產的質量來看，基礎設施不良貸款所占的比重很小。但是，由于諸多原因，一些潛在的風險和隱含的問題陸續浮出水面，已給銀行資產質量埋下了一定的隱患。

1.長期信貸資產隱藏的流動性風險

[摘要]目前，對民營企業進入城市基礎設施產業的研究，大多數是站在如何吸引民營企業投資基礎社會領域的角度，而本文站在民營企業的角度，從基礎設施產業的特點和民營企業自身優勢兩個角度闡述了民營企業進入基礎設施產業的理由，分析了民營企業進入基礎設施產業的不利因素，介紹了民營企業進入基礎設施產業的主要方法，最后，為民營企業進入城市基礎設施產業提供了建議。

[關鍵詞]民營企業基礎設施產業產業分析

隨著一系列開放性決策的制定，特別是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民營企業進入城市基礎設施產業得到了全面的支持和鼓勵。盡管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一些民營企業嘗試性的涉足城市基礎設施產業，但面對相對陌生的基礎設施產業，面對有成有敗的實際案例，該不該涉足？如何涉足？也許是大多數民營企業困惑的問題，也是妨礙民營企業進入基礎設施產業的障礙之一。本文試圖立足基礎設施產業及民營企業的特點，為民營企業解除困惑。

一、基礎設施產業概述

1.基礎設施產業的界定

廣義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泛指所有基礎性結構或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軍事各個方面，包括軍事基礎設施、政治基礎設施、經濟基礎設施和社會基礎設施。經濟基礎設施主要是指為居民生活和經濟生產所服務的永久性基礎性工程、設備、設施等，它包括公用事業、公共工程以及其他交通運輸等。社會基礎設施則主要包括教育、衛生醫療等方面，還包括福利住房等。（天則公用事業研究中心，2005）本文所指的基礎設施主要是經濟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