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治理智慧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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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城鎮化；動力機制；農業剩余；比較利益；經濟結構

R.M.諾瑟姆認為，城鎮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是一種粗略的線性關系，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城鎮化水平就越高。然而，我國社會在長期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鎮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這嚴重阻礙了國民經濟發展，帶來了“離農人口‘兩棲化’、城鎮化水平地區差異較大”等許多問題。據統計，我國城市化的滯后程度，1985年為-28.1%，1990年為-24.6%，1995年為-27.8%，1998年為－29.9%。目前，我國城市化滯后狀態不但沒有改變，甚至還在不斷發展，比相應發展水平國家的標準結構的城市化比率低了30%。發展中小城鎮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選擇，而且完善我國城市體系，特別是加速發展小城鎮更是我國城市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本文著重研究中國社會城鎮化的動力機制，從而為進一步研究如何推進城鎮化進程做鋪墊。

一、城鎮化的內涵

關于城鎮化內涵的討論很多，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較具代表性的觀點：

城鎮化是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集中的過程。

城鎮化是指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識在內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擴散和傳播過程。

城鎮化是指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農村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轉變為城市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過程。

城鎮化，就是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從而使城鎮數量增加，城鎮規模擴大的一種歷史過程。

城鎮化作為一種歷史過程，不僅是一個城鎮數量與規模擴大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城鎮結構和功能轉變的過程。

城鎮化，就是指“農村城市化”。

城鎮化，就是指城市自身實現向更高層次發展，國民經濟中的各種生產要素組合而成的生產函數向更高層次變革，向城市現代化邁進。城鎮化可以分為迥然不同的“城市鄉村化”和“鄉村城市化”兩個階段。

本文認為城鎮化是農村地區演化為集鎮的現象和過程，其實質就是農村剩余生產要素的轉移過程，即生產要素點由分散到聚集的過程。由于農業生產的主要特征為廣大的勞動力與自然資源（如土地等）相結合，如果把每一個能夠獨立生產的生產要素抽象為一個點，則在空間上，在很廣大的區域中農村生產要素以點狀遍布整個區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結合在自然資源中的生產要素（大多為農村的生產要素）被排擠出來，自由地游離于社會之中，處于一種自由狀態，而工業化的發展使城鎮對生產要素也有現實的需求，在比較利益下，城鎮或農村非農產業對剩余生產要素產生引力，剩余生產要素向城鎮或農村非農產業聚集，向城鎮聚集使城鎮規模增大、城鎮功能完善，向農村非農產業了聚集，使農村逐漸轉變為城鎮，這樣城鎮化過程隨之發生。

二、城鎮化的深層動力機制

農村城鎮化運動的動力源于農業生產剩余生產要素的產生和社會工業化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我們認為要加快城鎮化的步伐：一方面，就是要解除對農村生產要素的束縛，使農村剩余生產要素處于自由狀態，并同時具有較大的追求利益的動力；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城鎮具有容納更多生產要素的能力，還要使對農村剩余和生產要素有更大的吸引力，并排除對農村生產要素流向城鎮的限制，從而有效地推動社會城鎮化的過程。目前我國城鎮化出現了動力不足的情況，分析城鎮化的動力機制的構成，研究各個動力機制與城鎮化之間的關系，對于強化城鎮化的動力，推進城鎮化進程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農業剩余是城鎮化的啟動機制

農村生產要素作為點依附在廣大的土地上，呈現出分散狀態。由于種種原因使得農村生產要素受到束縛和限制，要實現生產要素由分散到聚合的過程，首先單個的生產要素必須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通過創造農業剩余一方面可以使生產要素從土地資源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農村剩余生產要素的總量。農業剩余包括農產品的剩余、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和農業資本的剩余。農業剩余是實現城鎮化的前提條件，沒有農業剩余，工業化、城鎮化都是零，農業剩余是城鎮化的啟動機制。

一些有關農業剩余與城鎮化的經典理論。劉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即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有兩類性質不同的部門構成的。一是用傳統生產方式進行生產的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部門，二是采用現代生產方式的現代工業部門。他認為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中存在著大量的邊際生產率接近零或等于零的剩余勞動力，現代生產部門在高于農業部門維持生計的很低的固定工資水平下，就可以得到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持續不斷地向工業部門轉移，一直到農業部門由勞動力剩余經濟開始變為勞動力短缺經濟，國家進入工農業協調發展的階段。1961年，拉尼斯和費景漢在劉易斯的模型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和修正，建立了一個更為精細的勞動力轉移模型。這模型把經濟發展的過程劃分成3個階段：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階段，偽裝失業者被工業吸收的階段，以及農業現代化的階段。拉尼斯－費景漢模型強調了農業對工業的貢獻不僅在于提供工業部門所需要的勞動力，還為工業部門提供農業剩余。如果農業剩余不能滿足工業部門擴張后新增工業勞動力對農產品的需求，經濟增長和勞動力轉移就會受到阻礙。因此，在鼓勵工業部門擴張，加快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了農業。亞當?斯密也說過：“要先增加農村產物的剩余，才談得上增設都市”。這些理論告訴我們，農業的發展是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基礎，大量農業剩余是城鎮化的先決條件。

實現城鎮化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偨Y發達國家成功實現城鎮化的經驗，農業剩余創造為發達國家城鎮化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英國是通過圈地運動，剝奪了農民的生產資料，使這些農民不得不離開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向本國城鎮非農產業轉移。這些農民被迫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為英國的城鎮發展提供農業剩余勞動力?！叭Φ剡\動”為英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原始資本積累，提供了原始的農業剩余，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才是發達國家真正使農業與城鎮發展形成良性循環的主要途徑。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兩次“農業革命”。第一次農業革命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之前，這場農業革命較大幅度地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使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和城鎮的轉移成為可能。第二次農業革命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基本實現后，通過機械的引進和化肥的使用，工業反哺農業，農業在生產率和產量上均實現了新的飛躍。這兩次農業革命為城鎮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相反，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追求高速工業化之時，普遍忽視了農業的發展。結果，這些發展中國家工業產值以每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長，而農業卻長期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發展中國家盡管大部分勞動力在從事農業生產，但農產品卻還不能自給。工業發展和城鎮化所需的農產品還不得不依賴進口。發展中國家工業高速增長難以持續下去， 農村日益陷于貧困的境地，出現城鎮繁榮與鄉村貧困并存、城鄉差距懸殊、地區發展極度不平衡的現象。

比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做法，發達國家重視農業發展，使其為工業、城鎮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農業剩余，等工業、城鎮發展到一定程度又反哺農業，為農業提供機械設備、運輸工具等現代化裝備，提高農業生產率，于是形成了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而發展中國家一味追求工業化與城鎮化，在農業尚未發展成熟之時，通過行政手段使農業為工業化、城鎮化提供剩余，導致工業發展了，城市發展了，農業卻停滯不前，最終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都受到農業水平低下的牽制。我國就是長期以來采用偏重工業發展，利用“工農產品剪刀差”強制性讓農業為工業發展提供農業剩余。這種對工業發展的偏重，導致我國城鎮化發展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發展，城鄉差距很大，地區差異很大。

創造農業剩余是我國社會城鎮化的充要條件，是我國社會城鎮化的啟動機制。農業剩余為城鎮的發展提供剩余的土地要素、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等生產要素，大量的農業剩余的產生使這些剩余要素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在城市和非農產業的強大吸引力下聚集起來。這些要素向城鎮聚集形成城鎮的一部分，增大城鎮的規模，增強城鎮的功能；或者這些要素向農村的非農產業聚集形成鄉鎮企業、農村工業、農村第三產業等，使農村向城鎮過渡。要素無論是按這兩種方式中的哪種方式聚集，最終都將產生城鎮化的結果。沒有農業剩余，作為生產要素點無法解放出來，成為自由的點。這時工業化、城鎮化即使程度很高，也會因為缺乏基本的要素支持而變成空中樓閣，發展不下去，出現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所以解決城鎮化問題的前提在于要能創造農業剩余，要創造大量的農業剩余，要創造源源不斷的農業剩余。農業剩余的獲取主要依靠農業自身的發展，依靠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二）比較利益是城鎮化的驅動機制

托達羅模型（Todaro model）指出：農村勞動力移入城市的決定因素，是城鄉經濟結構差異和對于遷移成本及效益的權衡。其中，強調決定遷移的是城鄉之間“預期收入”的差異。人口學理論得出“人口流動高位移規律”：勞動力總是由低層次向高層次轉移，由生存條件差向生存條件好的地方轉移，由勞動收益低向勞動收益高的區位轉移，由簡單勞動向復雜勞動轉移，由農村向城市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向非農產業部門的基本原因是比較利益差異所致，不僅是農業剩余勞動力，所有的農業剩余要素都會在比較利益的驅動下，產生這樣的流動規律。在這個要素流動過程中起主觀能動作用的是幾個相關行為主體：政府、企業和農民，他們通過對這個流動過程的比較利益與比較成本的權衡，決定最終的流動行為。在我國，城鄉巨大的收入比較利益驅使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但現階段出現農民轉移不徹底現象，比如離農人口“兩棲化”、“民工潮”等現象，另外還出現了“城市病”等問題。所以，要推進城鎮化進程，也就是要加快農村剩余生產要素向城鎮和非農產業流動的速度，相關行為主體的行為選擇起了很大的作用。要刺激相關主體的正向行為選擇，一方面可以直接提高城鄉的比較利益差異，而我國目前城鄉的比較利益差異已經很大，并且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我們現在都努力爭取如何縮小這個差異；另一方面就是通過降低城鎮化過程中相關主體比較成本，提高城鄉的比較利益。顯然，后者是更為可取的。

從企業的角度分析，企業作為經濟主體在比較利益驅動下，它有從農村遷往城鎮的意愿，但是如果遷移成本較高，它可能會放棄遷入城鎮的機會。城鎮較農村有較多的優勢，如便利的交通運輸、通訊、信息，較高素質的勞動力，先進技術的獲得等等。城鎮相對于在本村或本鄉鎮較高的土地使用費，各種名目繁多的收費（而在村、鄉、鎮由于地處偏僻地方可以獲得較多的逃、避稅收的機會），城鎮較高的環境指標要求導致企業必須支出較高的污染治理費用，解決職工的生活住宿支出的費用等等。那么企業如果想遷入城鎮，它必須權衡收益與成本的差異。遷移一次企業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從土地審批，到廠房建設，機器設備搬運，工人招收，大小事務，企業主不僅要有相當財力的支持，還要投入相當的精力。同時，企業主在本地已建立起一定的社會網絡，便于生產經營工作的開展，這些社會關系也會被企業主計算在遷移成本之內。因此，沒有長遠的打算和更大的發展目標，一般的企業主是不會做出搬遷決策的。所以要采取一些降低企業遷移成本的措施：千方百計降低遷移企業的土地成本，對企業遷移給予一定補償政策。

從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角度分析，應該降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遷移成本。在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遷移過程中出現了離農人口“兩棲化”，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減緩等現象，這是因為農民實際上也是“經濟人”，有趨利的動能，他們會對轉移的成本和收益做出一個比較?？梢姳M管城鄉比較利益明顯存在巨大差異，城鎮就業機會較多、工資收入較高、生活水平和生活環境較好、有良好的受教育機會，但他們還是會在比較轉移的成本與收益后決定是否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成本有現實成本和隱形成本?，F實成本是生產和生活環境改變所支出的費用，包括農民進城所需支付的住房購買費（或房租費）、城市生活的交通費用、城鎮生活貨幣化進而生活費用提高的費用等等，隱形成本包括農民要放棄依戀已久的土地，離開熟悉的自然環境和人際關系環境等等。農民向城鎮轉移成本是直接的，短期內就要付出的，而取得的收益卻是不確定的，因此，農民向城鎮永久性轉移是具有一定風險的，如果這個風險超出了農民自身所能承受的范圍，則農民很可能就會放棄向城鎮轉移。尤其是當非農就業機會不足、不穩定，農民收入水平低，由于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滯后，農民進入城鎮后不能享受到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城鎮化的漸進性就更加明顯，甚至有可能停滯。國家應該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農村人口培訓和素質教育等措施降低農民遷移成本，轉變農民陳舊的思想觀念，來達到推進城鎮化進程的目的。

總之，城鄉比較利益的差別是直接推進城鎮化的驅動力，但是由于過高的遷移成本這一進程受到了很大的阻礙，使城鄉比較利益差別對城鎮化的驅動作用受到了限制。通過降低城鎮化過程中相關性主體的遷移成本，才能使比較利益的驅動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三）經濟結構變革是城鎮化的持續動力機制

由于比較利益的驅動，城鎮化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但是要使城鎮化的進程持續、快速、健康的推進，經濟結構的變革才是真正的持續推動力。這里所說的經濟結構變革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勞動力的工業化和非農化；二是農村經濟結構的變革――農村非農化和農村工業化。據統計，1989年我國每個農業就業人員提供的凈產值，分別只有采掘業的15%，制造業的14-64%，初級基礎設施部門的17.8%和服務業的37.l%。平均而論，每向非農產業轉移一名農業勞動力，可增加1979.4元凈產值。農業與非農產業勞動生產率如此懸殊的差異，還將在較長時期繼續存在。經濟結構變革是要建立在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在推進城鎮化發展過程中，應該重視一、二、三產業的聚集、關聯和協調發展，注重城鎮產業經濟的擴展和升級。一是非常重視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的發展。二是重視二、三產業的轉換和升級，注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及其對傳統產業的知識化改造。三是重視農業的現代化。前面提到過，農業為其他產業提供農業剩余，農業自身的發展是不能忽視的，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進行經濟結構變革，為城鎮化提供持久的動力。經濟結構變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將伴隨著城鎮化步伐向前推進，持續不斷地為城鎮化創造動力。

1、工業化（包括勞動力的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為城鎮化提供持續動力。在我國工業主要分布在城市，工業化也較城鎮化的程度更高，城鎮工業的發展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城鎮化過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城鎮化的內在要求是產業的聚集和擴散的統一。農業剩余的創造使各種生產要素解放出來，自由流動。沒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就不可能形成產業的聚集，沒有產業的聚集就不可能形成聚集經濟，產生城市；沒有生產要素尤其是人的自由流動，就不可能形成產業的關聯，城鄉之間的融合就不可能實現，城鎮化也就不可能實現。因此，農業剩余為城鎮化創造了前提，比較利益驅使自由流動的要素向城鎮聚集，而工業化對這些自由流動的要素產生了強大的聚集力，使這些自由流動的要素不斷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聚集。工業的發展能帶動當地就業機會、勞動收入的跨越式增加，會吸引眾多趨之若鶩的外地人到來，一些外地人直接參與到工業生產中，大企業或中小企業效益的增加，促使地方財政收入的直線上升，財政收入又會反饋到當地基礎設施的完善上。當一個區域成為越來越適合企業生活的優質土壤，受利益驅動的上下游產業和競爭對手都會來尋找更大的利益，經濟中的“乘數效應”就會讓當地經濟如滾雪球般越做越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城鎮的工業化必然增強城鎮吸納生產要素的能力，擴大城鎮規模；如果是農村工業化，必然帶動一方經濟發展，漸漸由農村轉變為城鎮。城鎮化也就隨之發生。尤其是農村工業化，它對農業剩余的生產要素聚集作用非常大，它符合了農民的戀土、戀鄉的心理，對農業剩余生產要素產生強大的吸引力。1984年以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渠道。從1984-2002年，鄉鎮企業職工人數由5200萬人增加到1.3億人，年均吸納433萬人，職工總數占到農村勞動力的27%。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發展速度放慢、技術水平提高和產業結構升級，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呈現下降趨勢。鄉鎮企業是我國農村工業化的一個階段性成功典范，但卻擱淺了。我們應該總結經驗和教訓，繼續大力推進農村工業化。

2、第三產業的發展為城鎮化提供又一持續動力。有學者提出“第三產業是城鎮化的最大推動力”。發展經濟學指出，隨著資本密集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現代工業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已越來越少，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將轉移到城鎮商業、服務業等第三產業領域。美國、日本等國經濟發展實踐也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城市化水平與第三產業發展的相關性高于與第二產業發展的相關性，第三產業是城市化的最大推動力。長期以來，我國第三產業一直比較落后，目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33%左右，低于國際上同收入組別的國家近20個百分點。正是這樣，我國的第三產業將會有巨大的發展潛力。與第二產業相比，第三產業具有資本密集程度低、人力密集度高、就業彈性大、容易進入等特征，因此，第三產業將具有更大的聚集農業剩余生產要素（尤其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潛力。學者們普遍認為要解決“三農”問題根本途徑就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往哪轉呢，如果往城市轉，城市人口現在也面臨前下崗失業，也有著同樣的就業難的問題，而第三產業已成為為就業的主渠道。據報道，1990年，我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是18.5%；到2001年，這一比重提高到27.7%。勞動保障部有關負責人說，這證明我國就業結構逐步改善，第三產業已成為擴大就業的主渠道。要提高城鎮化的程度，必須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發展各類綜合性和專業性商品批發市場，加快金融、保險、信息等新型的第三產業的發展。

經濟變革，尤其是農村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還能給農業剩余勞動力、農村其他生產要素聚集創造巨大的空間。它的發展將與城鎮化過程一起，相互促進、相互推動，形成良性發展的局面。

三、城鎮化的直觀動力機制

上文分析了我國社會城鎮化的深層動力機制，這些深層的動力機制外化為以下幾個直觀的動力機制。我國城鎮化的直觀動力機制是多元化的，城鎮化過程就在這些動力的綜合作用下發生，我們必須分析清楚哪些是向心力，哪些是離心力；應該強化向心力，弱化離心力促進我國社會城鎮化健康、快速的發展。

城鎮自身的吸引力（收縮力）。城鎮較農村的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城鎮有較高的工資收入、較好的生活環境和娛樂設施、受教育的機會較多、生活水平和生活品味較高，城鎮經濟文化的多元性，也為人們實現自我價值提供了可能；同時，相對農業而言，第二、三產業比較利益較高，在比較利益的驅動下，城鎮吸引資金、勞動力、資源等經濟要素向其集聚；因此，城鎮化成了一個必然的選擇?？偠灾?，城鎮自身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通過示范效應對周邊農村發生作用，它是社會城鎮化最直接的動力。

農村趨向城鎮的聚集力。農村自身的發展，尤其是農村非農產業的高速發展產生了趨向城鎮化的強大聚集力。隨著我國農村的實行，農民獲得了經營自，農村生產力得到了充分解放，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鄉鎮企業的迅猛崛起，打破了“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傳統觀念，農村第二、三產業迅速發展。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使得農村人口的工作領域由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變化，農村勞動力向鄉鎮工業小區區域集中，加速了資本、信息、技術、等經濟要素的聚集。最終，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改善了農民生活質量、增強了農民整體科技文化素質，使農民過上與城鎮居民無多大差別的生活，為城鎮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實際上，隨著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經濟要素不斷集中，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城鎮化的一個過程，一些非農產業發展較好的鄉、村就可以直接轉變為城鎮，或者成為準城鎮。

城鎮對農村的擴散力。在農村的經濟要素不斷聚集的同時，城鎮的經濟要素也會向周邊農村滲透，城鎮對農村的這種強大的擴散力也是推動我國城鎮化的重要動力。城鎮經濟發達，生產社會化水平高，科技實力雄厚，交通便利，信息靈通。它對其周邊農村具有擴散力，可以在較短時間里，以比較低的費用，組織大規模的商品流通與物資集散，并以其生產、科學技術、經營管理經驗影響其周邊地區，從而加快鄉村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城鎮可以通過“城鎮興龍頭，農村建基地”的方式，把資金、技術、信息擴散到周邊農村，培植龍頭企業，開拓農副產品交易市場，與周邊農村資源共享，帶動周邊農村的發展。

中心城鎮對周邊城鎮的吸納力。隨著城鎮的不斷發展和城鎮功能的不斷提升，中心城鎮應運而生。中心城鎮規模得到擴展，城鎮基礎設施得到完善，城鎮職能得到加強，向周邊地區輻射和吸引能力不斷增強。在中心城鎮的作用下，周邊的城鎮不斷向中心城鎮合并，或者圍繞中心城鎮形成“城鎮群”。某些地區還通過實施中心城鎮聯網輻射與邊緣城鎮突破戰略（中心城鎮一致行動，協同發揮作用，以中心城鎮的經濟力量進行輻射，包括中心城鎮之間的小城鎮一同發揮輻射作用的一種戰略），以縮小和逐步消除處于這些城鎮周圍的不發達地區，實行空間整合發展，充分發揮城鎮在區域整合中心作用，形成以中心輻射區域，以區域促進中心的互動態勢。這些在成功的經驗和做法都是十分可取的。通過充分發揮中心城鎮對周邊城鎮的吸納力，強化了城鎮的“極化效應”，加快了城鎮化的進程。

阻礙城鎮化的離心力。城鎮化有著其深刻的動力機制背景，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但同時這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還有很多因素制約著我國社會城鎮化的發展，形成阻礙城鎮化的離心力。這個離心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體制和政策障礙。打破長期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不僅是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城鎮化的內在需要。必須徹底進行制度創新，下決心改變二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離的各種制度，盡快疏通聯結城鄉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的渠道；并采取改革戶籍制度，明晰土地產權制度，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二是城鎮化與失業貧困的矛盾。有關專家指出，目前，城鎮化進程中已經開始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失業和貧困問題。一方面，城鎮化的加快可能加劇城鎮失業和貧困現象；另一方面，如果不加快城鎮化進程，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將面臨最大的制度約束，失業和貧困這些最終需要持續發展來解決的問題也得不到根本的解決。所以我們應該探求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解決城鎮化過程中這對尖銳的矛盾。三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城鎮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凸現出來，成為阻礙城鎮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解決城鎮環境污染問題，必須大力宣傳可持續發展戰略，搞好區域的城鎮體系規劃，做到小城鎮的相對集中和鄉鎮企業的相對集中，科學編制、嚴格實施小城鎮總體規劃。另外，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還有許多諸多交通擁擠、社會秩序較難維持等問題出現，成為我國社會城鎮化的阻礙。我們必須采取積極的措施為城鎮化道路掃清障礙，削弱或削除阻礙城鎮化的離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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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2月28日上午，浙江省綜治辦組織召開《浙江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視頻培訓會，省委政法委副書記、省綜治委副主任朱晨作講話，省綜治辦專職副主任謝小云作專題解讀。健跳鎮綜治辦根據上級要求，組織辦公室全體人員及網格員收看視頻直播。

新修訂的《浙江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經浙江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五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該《條例》的正式實施將我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條例》對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信息化的職責分別進行了明確，比如規定省政府應依托省電子政務網建立全省統一的綜治工作信息化平臺，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開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業務信息采集、交換、共享、加工、研判等工作，保障信息安全，并及時向綜治工作信息化平臺提供相關信息數據資料。同時，各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和有關部門也應推進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深度融合，加強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系統的建設和聯網應用，提高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智能化水平。

作為基層網格員，我們更關注《條例》中對于網格化管理工作的規定，其中第二章第九條明文規定：縣（市、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根據地域面積、人口分布、產業布局、社會發展等因素，制定網格劃分和管理的具體辦法，明確相應標準、程序和管理措施。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應當按照網格劃分和管理的具體辦法，在村（社區）劃分網格、配備網格管理人員。網格管理人員協助做好網格管理區域內的基礎信息收集、社會治安巡防、安全隱患排查、矛盾糾紛化解、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宣傳等工作。

《條例》的出臺全面激發了網格員的工作熱情，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我們將不斷提高個人的理論知識水平、開拓工作視眼，使個人的工作能力水平有所提高，注重農村基礎管理工作，引導和鼓勵村民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