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機論文范文10篇

1、美國金融危機透視

此次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是美國2008年8月爆發的“次貸危機”。美國人購物尤其是購買住房等高檔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貸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實上，美國借貸消費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已有近百年歷史,借貸消費也曾經受到清教倫理的譴責，經受過社會文化的挑戰。但上世紀30年代以后，這一消費方式逐漸為社會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們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國人崇尚超前消費，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蔚然成風。他們手握信用卡盡情購物、瘋狂消費，卻似乎忘記了“欠債還錢”這個道理。隨著房產泡沫的破裂，美國房產價值逐漸蒸發，現在有近1/6的美國房主背負的房貸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價值，這也增加了拖欠償還按揭貸款的可能性，從而為次貸危機乃至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2、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沖擊

曾經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一位中國老太太，含辛茹苦地過了大半輩子，終于在臨終前攢夠了買房子的錢，搬進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國老太太，在年輕的時候通過貸款買了一套房子，一輩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臨終的前一天，終于把貸款還清了。這個故事在中國剛剛出現商品房的時候，為推動中國的房地產還有金融業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時至今日，貸款買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畢竟一次性付款購買商品房對多數中國人來說還難以做到。而隨著金融危機進入中國并在中國蔓延，一些我們不愿意看到的負面報道也在不斷出現：許多企業倒閉，特別是一些外貿企業；企業掀起裁員潮；工作越來越難找，即便對今年大學畢業生乃至研究生來說情況也不容樂觀，據媒體最新報道，截止今年7月日，經多方努力，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達68%；在許多行業，加薪開始變得遙不可及；隨著需求減少，商品價格正在不斷下降，從而導致企業生產的熱情也在不斷降低?？偫斫衲?月28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也造成較大沖擊，主要表現在：外部需求明顯收縮，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城鎮失業人員增多，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明顯加大。據媒體上報道，僅廣東一個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萬多家企業，大多是加工制造業，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業；另一個事件恐怕就是武鋼前期出臺的裁員減薪計劃了。國有企業率先扛起了裁員減薪的大旗，對整個市場的影響恐怕更多的是會造成人們心理上的恐慌。

3、減少與防范金融危機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國老太太”有“中國老太太”一半勤儉持家的態度，貸款消費悠著點，量力而行，美國的金融危機或許就不會爆發了；而如果那位“中國老太太”有“美國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費的理念，存一點消費一點，量入而出，生產的東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內需也就強起來了，我們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或許就更強了。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危害和影響依然在持續，這也為置身其中的我們帶來許多啟示與思考，為減少金融危機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與抵御，筆者建議：

內容提要：丹尼爾·貝爾是當代美國批判社會學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從傳播技術和傳播內容、傳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眾傳媒在新教倫理向享樂主義、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反文化蛻變過程中的社會作用，從而把大眾傳媒與資本主義文化危機之間的關系揭示出來。他對資本主義文化危機的透辟分析，對以大眾傳媒為載體的大眾文化的批判，體現了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觀點，但其新保守主義的文化立場，又決定了他的這種批判是溫和的、不徹底的。

一、貝爾的學術研究與其批判性傳播觀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傳播學界，首先是西歐的傳播學家們，圍繞“信息時代”的社會制度、傳播體系和意識形態等問題，曾展開一場廣泛的國際討論。這場國際討論直接發端于兩本書的問世，第一本是《意識形態的終結》(1960)，另一本是《后工業社會的來臨》(1973)，均為丹尼爾·貝爾所著(張隆棟，1993：287～290)。

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1919——)是當代美國大名鼎鼎的學者和思想家。貝爾在四五十年代主要從事新聞工作，曾任《新領袖》雜志主編、《幸?！冯s志編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從事教學工作，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還從事一些與未來研究和預測有關的活動，擔任過美國文理學院“2000年委員會”主席、美國總統“八十年代議程委員會”委員等職。貝爾在戰后西方的社會學、未來學和發達資本主義研究諸領域均處于領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識精英普測時，他曾名居10位影響最大的著名學者之列，在歐美思想界聲望甚高(Bell,D.1980:11～13;Waters,M.1996:11～16)。

貝爾的學術著述很多，構成其綜合思想體系的關鍵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兩書外，還有一本就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6)。在前兩本書中，貝爾著重探討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會(技術—經濟)結構的變遷，認為在現代西方社會(主要是美國)向“后工業社會”的萌發階段，技術性決策將在社會中發揮重大作用，傳統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將為科技治國論所取代?！顿Y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則追溯了資本主義文化的發展歷程，并剖析這種文化如何與經濟和政治中的軸心原則、軸心結構發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貝爾全面探查當代西方社會結構、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領域的努力。他對資本主義文化乃至整個社會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會學和發達資本主義研究的一項開創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對大眾傳播媒介與資本主義文化危機的關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美國傳播學批判學派的觀點。

貝爾所說的資本主義文化危機，在其表層上，是指技術—經濟領域與文化領域之間的斷裂和沖突(這種斷裂和沖突，同樣存在于技術—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資本主義技術—經濟體系以功能理性和節儉效益作為它的調節方式(軸心原則)，本身是一個官僚等級制結構(軸心構造)，其中的個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為最大限度謀取利潤的工具。文化領域的特征卻是自我表現和自我滿足(軸心原則)，它以個人的感覺、情緒和興趣作為衡量尺度，追求個性的無限張揚和獨立不羈，因而同技術—經濟領域所要求的組織形式之間發生激烈的沖撞。從更深的層次上說，“文化領域是意義的領域”(貝爾，1989：30。下引該書只標頁碼)，它通過宗教、文藝、價值觀念等象征性的表現方式，給人類生存提供一種超越性的信仰，成為一種將整個社會凝聚起來的道德紐帶。然而，以自我表現和自我滿足為特征的現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卻只能導致人們意義的迷失，從而瓦解文化對整個社會的聚合力。長此以往，將會使西方社會重蹈古代文明由奢華到內亂的覆滅之路。

1、

金融危機又被稱為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自2008年9月美國雷曼公司申請破產保護標志金融危機開始以來，這場危機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價下挫，出口放緩，消費滯漲，失業率增加。危機現在依然在持續，其破壞力及影響力是巨大的。在此情況下，國人的消費觀念是否發生了一些變化？發生了什么變化？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消費觀念帶來了什么啟示？

2、美國金融危機透視

此次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是美國2008年8月爆發的“次貸危機”。美國人購物尤其是購買住房等高檔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貸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實上，美國借貸消費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已有近百年歷史,借貸消費也曾經受到清教倫理的譴責，經受過社會文化的挑戰。但上世紀30年代以后，這一消費方式逐漸為社會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們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國人崇尚超前消費，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蔚然成風。他們手握信用卡盡情購物、瘋狂消費，卻似乎忘記了“欠債還錢”這個道理。隨著房產泡沫的破裂，美國房產價值逐漸蒸發，現在有近1/6的美國房主背負的房貸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價值，這也增加了拖欠償還按揭貸款的可能性，從而為次貸危機乃至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3、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沖擊

曾經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一位中國老太太，含辛茹苦地過了大半輩子，終于在臨終前攢夠了買房子的錢，搬進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國老太太，在年輕的時候通過貸款買了一套房子，一輩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臨終的前一天，終于把貸款還清了。這個故事在中國剛剛出現商品房的時候，為推動中國的房地產還有金融業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時至今日，貸款買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畢竟一次性付款購買商品房對多數中國人來說還難以做到。而隨著金融危機進入中國并在中國蔓延，一些我們不愿意看到的負面報道也在不斷出現：許多企業倒閉，特別是一些外貿企業；企業掀起裁員潮；工作越來越難找，即便對今年大學畢業生乃至研究生來說情況也不容樂觀，據媒體最新報道，截止今年7月日，經多方努力，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達68%；在許多行業，加薪開始變得遙不可及；隨著需求減少，商品價格正在不斷下降，從而導致企業生產的熱情也在不斷降低?？偫斫衲?月28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也造成較大沖擊，主要表現在：外部需求明顯收縮，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城鎮失業人員增多，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明顯加大。據媒體上報道，僅廣東一個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萬多家企業，大多是加工制造業，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業；另一個事件恐怕就是武鋼前期出臺的裁員減薪計劃了。國有企業率先扛起了裁員減薪的大旗，對整個市場的影響恐怕更多的是會造成人們心理上的恐慌。

摘要：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2008年金秋時節，萬載人民敢闖敢拼，克服困難，成功舉行首屆中國萬載花炮文化節，在利用大事件傳播花炮文化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當前，為克服金融危機給萬載花炮文化傳播帶來的影響，在當今如此復雜的媒體環境和競爭環境下，創新花炮文化傳播手段顯得尤為重要，科學運用媒介組合策略，長期不問斷傳播推廣“萬載花炮”這一證明商標，同時加強與其他花炮主產區的交流與合作，從而打造萬載花炮“時尚、安全、美麗、響亮”的新形象。

關鍵詞：萬載；花炮文化；金融危機；傳播策略

美國“次貸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2007年8月開始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金融危機給我國花炮出口企業帶來重大影響，湖南、上栗不少企業，尤其是出口企業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據了解，上栗某花炮廠2008年底因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來自歐美地區的訂單減少70％。萬載也不例外，花炮產業是萬載經濟支柱產業，出口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訂單減少，在突然而來的金融危機影響下，萬載花炮產區當前是如何傳播其花炮文化的?在花炮文化傳播過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難?萬載該如何解決花炮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問題?本文將就以上問題提出相應的看法和建議。

1金融危機背景下萬載花炮文化傳播狀況

自2007年8月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萬載并沒有放松其花炮文化傳播活動，近兩年來，宜春中秋時節的月亮文化節上都可以看到萬載花炮的精彩表演，特別是2008年中秋萬載更是成功舉辦了聲勢浩大的首屆花炮文化節，向外界極大地宣傳了萬載的花炮文化。當前萬載花炮文化傳播狀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1成功舉辦彩天情2008中國·萬載首屆花炮文化節，向國內外展示萬載花炮文化。

布勞代爾（FernandBraudel）將金融活動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最高形態（具有超越分工的傾向），列寧則將之歸結為資本主義最后階段（金融寡頭壟斷）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馬克思制度分析影響的制度經濟學家眼里，金融是信用關系從“前資本主義”簡單生產擴展到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關鍵環節?？傊?，金融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關聯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危機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玒的挑戰。當人們的物質利益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損害時，人們便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性發生疑問。不僅如此，人們還進一步對カ場經濟制度的基本原理發生疑問。在所有這些疑問之上，人們最終會懷疑∶來自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否真的適用於非西方文化傳統諸社會的經濟？我在這篇短文里提出來討論的，就是由金融危機所揭示的、在經濟活動與道德基礎之間的關系，以及在“非西方社會”（non-westernsocieties）諸經濟的現代化過程（從傳統農業到現代工業的“轉型期”）中，傳統與現代化的沖突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更深入的討論，參閱文末參考文獻）。

金融固然歸根結柢是一種信用關系，但是“金融”這種信用關系所要求於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條件卻比一般信用關系強得多。托賓（JamesTobi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為《新珀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金融”詞條里說∶一張借據，僅當它進入流通領域時，即被債權人拿來當做“信用”轉讓給第三方時，才具有“金融”的意義。在韋伯（MaxWeber）的論述傳統中，金融，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股票カ場這樣的金融活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過程。在這里，我把“大眾”定義為超越了“私人聯系”所能維系的竤體的規模。與托賓的定義一致，當我們考察一張借據能夠成為一項“金融工具”的前提時，馬上會注意到金融與“信用一般”之間的本質差異∶在傳統社會里相當常見的借據，只要求借貸方對出據方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而且經常僅僅依癠於私人聯系（血緣、地緣、業緣）；在大眾參與的金融過程中，出具這張借據的個人的信譽，對多次轉讓以后的債權人而言幾乎沒有甚么意義。沒有誰會因為不認識一家企業的老板而拒絕購買普遍被看好的該企業的股票（盡管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那家企業的老板而購買該企業的股票）。金融過程所依賴的，不再是幾乎每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社會的道德傳統中都具備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聯系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是必須依賴於“非個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聯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稱作“抽象規則”（abstractrules）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韋伯那里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支撐體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與法庭抗辯系統，以及使“自由契約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種種制度。事實上，當我們（跟著韋伯）如此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計算性”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支撐體系”的超越私人聯系的性質，如果不是因為這種“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鐵面官僚”的冷淡，無情地排除或極大地減弱了那些時刻包圍著我們的、無孔不入的“私人聯系”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就難以存在。

讓我從股票交易中提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論點。在美國流行的網上股票交易商當中，明確地規定了所謂“跳一價位”（stickup）制度。就是說，當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發出交易指令時，如果指令是“賣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場價格從下降過程中停穩的某個價位再跳上一個價位時執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價位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票カ場在高度不穩定期間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盤的地步，因為從理論上說，賣空股票的數量可以無限大地超出股票發行的總量。當股票從一個過高的價位下滑時，往往引發“雪崩效應”，手中執有股票的人會爭先恐后賣出股票，而原本沒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機，會大量賣空股票。跳一價位的規定使得賣空行為相對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現在賣出股票的行為而言，處於劣勢。例如當IBM股價一天之內從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時，如果中間沒有停頓，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賣空方基本上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虧損（如果股價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彈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隨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執行的賣空就會造成虧損）。

跳一價位規則也許或者肯定對社會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甚么呢？我還是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要求。在跳一價位的規定下，委癠方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1）向方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在該指令下，委癠契約關系規定，方必須“盡最大努力”（besteffort）為委癠方賣一個好價錢；（2）向方發出“限定價格”（limitorder）指令（當然包括“止蝕限定價格”）。在該指令下，方要么不賣，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價格以上將股票賣出。對華爾街的許多股票及其期權（options）而言，價格在一天之內的變動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計算機業三巨頭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內變動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鐘走勢圖上顯示，Dell從85美元幾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與此同時，Dell的期權價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權為例，則毫無停留地從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內的變動幅度幾乎達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正是股票交易人謀私利做“老鼠倉”的大好時機。仍以Dell為例。如委癠人發出的指令是“隨行就カ”購買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權，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當日最高價格6美元為委癠人“買進”期權，而實際上自己以例如當日行價3美元買進再轉讓給委癠方，獲利100%.如果委癠人發出的是賣空指令，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人仍可以在當日的較高和較低兩個價位上自己賣空，然后把那些在較低價位上賣空的股票“轉讓”給委癠人（即在低價位上買回并在同一價位上借出該股票給委癠人）。盡管有詳細的規則禁止人這樣做，但由於監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實上很難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個價位上執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夠看到交易當天“場內專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記錄。我在香港曾經聽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說，香港交易機構里幾乎人人都有“老鼠倉”。這或許是夸大的，但離現實應當不會太遠。另一方面，以我個人多年的經驗，美國的網上交易員，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聯網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倉”。所以我相當放心地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并經常於事后得知成交價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這個例子說明，跳一價位規則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實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賴於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監督成本高昂的場合尤其如此。這也是諾斯（DouglasNorth，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第一方監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詳細介紹過，在成熟的資本カ場里，各大交易公司不僅為競爭客戶而珍惜自身名譽，而且還要競相為客戶提供可靠和權威的信息諮詢。后者比前者更加難能可貴，也更難以靠第二方（即參與契約的其他當事人）或第三方（即與契約利益無涉的仲裁者）來監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來監督人行為的成本高昂，許多原本對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項目，在缺乏道德共識的社會環境里就無法實行。試想，假如我發現每一次我的“隨行就カ”賣空的指令得到的結果都比我預期的價格低得多，我就不會繼續使用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來的交易中，當カ場變化劇烈時（限定價格的指令往往無法執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間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摘要：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迅速的蔓延，國際金融形勢急劇變化，迅速演變成自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可能進入較長時間的衰退。中國也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各行各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得打擊。而與全球金融環境的一片看跌的形式相反，金融危機反成為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契機。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帶著逆流而上的力量快速發展，展現出了這一新型產業的活力，如今文化創意產業所釋放出來的巨大生產力、推動力和影響力,都超乎了人們的想象。但是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的發展還是存在許多的不理想和局限性，依舊有許多在發展上的困惑和障礙。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多學習西方發達國家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發面的成功經驗，以加快發展我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另一方面我國也應該認真分析現在的發展形式和發展趨勢，結合自身的優勢走出符合我國自身發展的一條道路。

關鍵詞：文化創意產業；金融危機；產業發展

前言

金融危機早已像瘟疫一樣在全球蔓延開來，在全球金融環境一片混亂的情況下，中國在應對這一次金融危機的挑戰的時候，卻在一些行業看到了希望和機遇，文化創意產業就是其中之一。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證明，當人均GDP在1000-5000美元時，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制造業、加工和傳統服務業；當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間，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科技創新、創意產業、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產業。中國的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已經完全可以滿足這類要求。所以在這樣混亂的時候文化創意產業反而顯示出了自己的光輝，展現出了朝陽產業的魅力。

一、現階段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背景

（一）國際經濟發展現狀

關鍵詞：金融危機文化產業基金

文化產業基金對于我國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產業鏈的形成也亟須基金的支持，尤其是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特殊時期。那么，在非常時期、面臨非常機遇的情形下設立國家級的“國家文化產業引導基金”與“國家文化產業擔保基金”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運作？下面就這個問題略作初步的分析和探討。

一、中國文化產業基金的發展現狀

我國文化產業基金的發展起步較晚，雖然目前我國已經有部分省市政府、機構、公司率先開始設立與運營文化產業基金，并進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從總體上看，以地方省市政府、機構、公司發起與設立為主，基金規模相對弱小是我國文化產業基金發展的現狀，隨著近兩年來各地文化產業基金的快速成長，我國的文化產業基金的發展正從初創階段逐漸過渡到成長階段。

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專門針對文化產業而設的國家級文化產業基金，都是以地方省市政府、機構、公司發起與設立為主。例如由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卡通藝術委員會和湘財證券有限公司及其旗下湘財貫通投資管理公司主導設立的中國文化產業基金（CCF）；由上海市委宣傳部和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共同發起設立的上海市東方惠金文化產業投資資金；由中國孔子基金會和華夏濟南分行在2000年發起成立的中國孔子文化產業投資基金；以及近兩年以來陸續發起設立的天津濱海新區文化產業發展基金、萊蕪市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淄博市文化產業基金、杭州市文化創意產業專項基金、青島市文化產業發展基金等等。

無論是浙江省第一只國有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總規模計劃為2.5億元人民幣的東方星空文化傳播投資基金，還是北京市計劃每年拿出5億元人民幣建立的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專項資金，但也僅僅是停留在發展本地方文化產業的層面，基金規模不僅比國外的國家文化產業基金規模小，就連相比于國內其他產業基金來說也是弱小的。在國內外運作良好的其他產業基金，例如，在2006年12月30日正式掛牌的我國第一只經國家特批設立的契約型中資產業投資基金——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其總規模就達200億元人民幣；另外，于2007年9月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山西能源產業基金是我國首個能源產業基金，其基金總規模也高達100億元人民幣，更不用說動輒就高達數百億的外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

關鍵詞：金融危機中國文化

如今，文化軟實力在提升國家整體實力方面的作用越來越顯著，通過文化走出去，讓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國，從而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已成為中國轉型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戰略抉擇。然而，一場發端于美國金融業的危機正逐步擴散到全球各行業，國際間的文化交流也難免受到影響。因此，本次金融危機對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危還是機？中國文化產品及服務如何在本次危機中面對挑戰，抓住機遇，持續有效地推進“走出去”戰略？等等，是目前中國文化相關業界亟需思考的問題。

一、現狀：本次金融危機對中國文化“走出去”影響概述

文化“走出去”有兩層含義，其一是通過文化交流活動向世界各國傳播文化理念，展示具體的文化形態，其二是指國際貿易中文化產品及服務的出口，包括廣播影視、信息服務、演藝劇目、文化用品等方面。而文化理念的傳播，往往要通過一定的文化載體，并且最有效的實現方式是受者自覺的文化消費，因此，文化出口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部分。

自2006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這場始于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波及范圍越來越廣，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金融業到各行業，正逐步蔓延。文化貿易方面，文化出口一直是國際貿易中的重要部分，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各國文化市場均受到不同程度沖擊，從而對文化產品及服務的出口造成一定影響。

由于文化產業多側重于創意型經濟，介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而中國文化出口總量較小，因此金融危機初始，產業鏈上尚未顯現出大規模的受影響狀況。目前波動較大的出口部分在文化相關類，如文化產品制造業。由于歐美市場萎縮，江浙一帶的工藝品制造商均表示今年圣誕禮品的歐美訂單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原本抱了較大希望的廣交會也未能如預期帶來大量訂單。這對國內部分資本儲備不足、產品單一的中小型企業是嚴重的打擊。其次是中國當代藝術品在海外拍賣會上表現均不如從前。在11月初結束的倫敦蘇富比秋拍會中，中國當代藝術品共成交203件，平均每件成交價107萬港元，較春拍的每件158萬港元降低了32%，成交總額已萎縮至最近三季最低。[1]海外演出方面，楊麗萍領銜主演的《云南映象》，原計劃年底赴日本進行的巡演臨時取消；天創國際演藝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出品的舞臺劇《功夫傳奇》，原計劃明年4月在美國拉斯維加斯進行的幾十場演出，如今也生出許多不確定因素。[2]而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擴散，我國社會經濟各方面必然受到波及，中國文化走出去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布勞代爾（FernandBraudel）將金融活動歸結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最高形態（具有超越分工的傾向），列寧則將之歸結為資本主義最后階段（金融寡頭壟斷）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馬克思制度分析影響的制度經濟學家眼里，金融是信用關系從“前資本主義”簡單生產擴展到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關鍵環節?？傊?，金融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密切關聯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危機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玒的挑戰。當人們的物質利益在金融危機中受到損害時，人們便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性發生疑問。不僅如此，人們還進一步對カ場經濟制度的基本原理發生疑問。在所有這些疑問之上，人們最終會懷疑∶來自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否真的適用於非西方文化傳統諸社會的經濟？我在這篇短文里提出來討論的，就是由金融危機所揭示的、在經濟活動與道德基礎之間的關系，以及在“非西方社會”（non-westernsocieties）諸經濟的現代化過程（從傳統農業到現代工業的“轉型期”）中，傳統與現代化的沖突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更深入的討論，參閱文末參考文獻）。

金融固然歸根結柢是一種信用關系，但是“金融”這種信用關系所要求於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條件卻比一般信用關系強得多。托賓（JamesTobi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為《新珀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金融”詞條里說∶一張借據，僅當它進入流通領域時，即被債權人拿來當做“信用”轉讓給第三方時，才具有“金融”的意義。在韋伯（MaxWeber）的論述傳統中，金融，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股票カ場這樣的金融活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過程。在這里，我把“大眾”定義為超越了“私人聯系”所能維系的竤體的規模。與托賓的定義一致，當我們考察一張借據能夠成為一項“金融工具”的前提時，馬上會注意到金融與“信用一般”之間的本質差異∶在傳統社會里相當常見的借據，只要求借貸方對出據方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而且經常僅僅依癠於私人聯系（血緣、地緣、業緣）；在大眾參與的金融過程中，出具這張借據的個人的信譽，對多次轉讓以后的債權人而言幾乎沒有甚么意義。沒有誰會因為不認識一家企業的老板而拒絕購買普遍被看好的該企業的股票（盡管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那家企業的老板而購買該企業的股票）。金融過程所依賴的，不再是幾乎每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社會的道德傳統中都具備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聯系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是必須依賴於“非個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聯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稱作“抽象規則”（abstractrules）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韋伯那里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支撐體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與法庭抗辯系統，以及使“自由契約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種種制度。事實上，當我們（跟著韋伯）如此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計算性”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支撐體系”的超越私人聯系的性質，如果不是因為這種“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鐵面官僚”的冷淡，無情地排除或極大地減弱了那些時刻包圍著我們的、無孔不入的“私人聯系”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就難以存在。

讓我從股票交易中提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論點。在美國流行的網上股票交易商當中，明確地規定了所謂“跳一價位”（stickup）制度。就是說，當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發出交易指令時，如果指令是“賣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場價格從下降過程中停穩的某個價位再跳上一個價位時執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價位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票カ場在高度不穩定期間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盤的地步，因為從理論上說，賣空股票的數量可以無限大地超出股票發行的總量。當股票從一個過高的價位下滑時，往往引發“雪崩效應”，手中執有股票的人會爭先恐后賣出股票，而原本沒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機，會大量賣空股票。跳一價位的規定使得賣空行為相對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現在賣出股票的行為而言，處於劣勢。例如當IBM股價一天之內從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時，如果中間沒有停頓，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賣空方基本上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虧損（如果股價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彈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隨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執行的賣空就會造成虧損）。

跳一價位規則也許或者肯定對社會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甚么呢？我還是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要求。在跳一價位的規定下，委癠方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1）向方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在該指令下，委癠契約關系規定，方必須“盡最大努力”（besteffort）為委癠方賣一個好價錢；（2）向方發出“限定價格”（limitorder）指令（當然包括“止蝕限定價格”）。在該指令下，方要么不賣，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價格以上將股票賣出。對華爾街的許多股票及其期權（options）而言，價格在一天之內的變動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計算機業三巨頭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內變動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鐘走勢圖上顯示，Dell從85美元幾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與此同時，Dell的期權價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權為例，則毫無停留地從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內的變動幅度幾乎達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正是股票交易人謀私利做“老鼠倉”的大好時機。仍以Dell為例。如委癠人發出的指令是“隨行就カ”購買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權，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當日最高價格6美元為委癠人“買進”期權，而實際上自己以例如當日行價3美元買進再轉讓給委癠方，獲利100%.如果委癠人發出的是賣空指令，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人仍可以在當日的較高和較低兩個價位上自己賣空，然后把那些在較低價位上賣空的股票“轉讓”給委癠人（即在低價位上買回并在同一價位上借出該股票給委癠人）。盡管有詳細的規則禁止人這樣做，但由於監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實上很難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個價位上執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夠看到交易當天“場內專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記錄。我在香港曾經聽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說，香港交易機構里幾乎人人都有“老鼠倉”。這或許是夸大的，但離現實應當不會太遠。另一方面，以我個人多年的經驗，美國的網上交易員，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聯網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倉”。所以我相當放心地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并經常於事后得知成交價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這個例子說明，跳一價位規則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實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賴於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監督成本高昂的場合尤其如此。這也是諾斯（DouglasNorth，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第一方監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詳細介紹過，在成熟的資本カ場里，各大交易公司不僅為競爭客戶而珍惜自身名譽，而且還要競相為客戶提供可靠和權威的信息諮詢。后者比前者更加難能可貴，也更難以靠第二方（即參與契約的其他當事人）或第三方（即與契約利益無涉的仲裁者）來監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來監督人行為的成本高昂，許多原本對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項目，在缺乏道德共識的社會環境里就無法實行。試想，假如我發現每一次我的“隨行就カ”賣空的指令得到的結果都比我預期的價格低得多，我就不會繼續使用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來的交易中，當カ場變化劇烈時（限定價格的指令往往無法執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間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關鍵詞：金融危機文化產業基金

文化產業基金對于我國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產業鏈的形成也亟須基金的支持，尤其是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特殊時期。那么，在非常時期、面臨非常機遇的情形下設立國家級的“國家文化產業引導基金”與“國家文化產業擔?；稹本烤褂卸啻蟮目赡苄院捅匾?？以及如何運作？下面就這個問題略作初步的分析和探討。

一、中國文化產業基金的發展現狀

我國文化產業基金的發展起步較晚，雖然目前我國已經有部分省市政府、機構、公司率先開始設立與運營文化產業基金，并進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從總體上看，以地方省市政府、機構、公司發起與設立為主，基金規模相對弱小是我國文化產業基金發展的現狀，隨著近兩年來各地文化產業基金的快速成長，我國的文化產業基金的發展正從初創階段逐漸過渡到成長階段。

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專門針對文化產業而設的國家級文化產業基金，都是以地方省市政府、機構、公司發起與設立為主。例如由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卡通藝術委員會和湘財證券有限公司及其旗下湘財貫通投資管理公司主導設立的中國文化產業基金（CCF）；由上海市委宣傳部和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共同發起設立的上海市東方惠金文化產業投資資金；由中國孔子基金會和華夏濟南分行在2000年發起成立的中國孔子文化產業投資基金；以及近兩年以來陸續發起設立的天津濱海新區文化產業發展基金、萊蕪市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淄博市文化產業基金、杭州市文化創意產業專項基金、青島市文化產業發展基金等等。

無論是浙江省第一只國有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總規模計劃為2.5億元人民幣的東方星空文化傳播投資基金，還是北京市計劃每年拿出5億元人民幣建立的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專項資金，但也僅僅是停留在發展本地方文化產業的層面，基金規模不僅比國外的國家文化產業基金規模小，就連相比于國內其他產業基金來說也是弱小的。在國內外運作良好的其他產業基金，例如，在2006年12月30日正式掛牌的我國第一只經國家特批設立的契約型中資產業投資基金——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其總規模就達200億元人民幣；另外，于2007年9月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山西能源產業基金是我國首個能源產業基金，其基金總規模也高達100億元人民幣，更不用說動輒就高達數百億的外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