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博士論文范文10篇

進入1990年代中葉后，我國的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發展，隨著教育產業化，各個高校開始擴大招生，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使藝術學生的招生數量大增。80年代至90年代，我國又新建一批藝術學院，如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在原?？茖W校的基礎上成立全日制本科學院，上海大學建立美術學院，湖北藝術學院分開為武漢音樂學院和湖北美術學院，此外，幾乎所有的有一定規模的師范大學和師范學院都恢復和增設藝術學院、或音樂學院、美術學院、藝術設計學院，與此同時，綜合大學也看到藝術學學科發展的光明前景及藝術學生報名人員踴躍和收費較高的經濟效益，紛紛開辦藝術學院。90年代成為中國藝術教育飛速發展的第二個高峰。90年代以來，以北京地區為例，綜合大學與理工商農林礦等大學紛紛增辦藝術學院。如北京大學在原藝術系基礎上成立藝術學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增設新媒體藝術學院，北京理工大學設立藝術與設計學院，北京林業大學最近成立藝術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設計珠寶藝術學院、中央財經大學設立藝術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國人民大學設立徐悲鴻藝術學院，現改為藝術學院，中國農業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和北京工業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北方工業大學、北京郵電學院、北京商學院等，均設立了藝術設計學院，此外，還有北京服裝學院等，由于社會經濟、商業、工業、廣告、信息新媒體、建筑等的發展，對設計人才空前需要，各大學看準這一機遇，紛紛以設計為切入點，開始組成藝術學院。所以，中國的第二次藝術教育高潮，是由于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而設計藝術正是連接藝術與社會經濟的橋梁，所以各個綜合大學以藝術設計為切入點建立藝術學院就是合乎邏輯的事情。北京其他藝術院校也在發展。中央美術學院每年招生一千多人，在原來造型藝術基礎上，又新建了建筑學院、設計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1999年底合并到清華大學，清華大學建立研究型大學的統一要求，使清華美學院成為全國唯一沒有擴大本科招生的藝術學院，現本科招生的數量每年仍控制在二百四十人左右，分為環境藝術設計、視覺傳達設計、信息藝術設計、工業產品造型設計、陶瓷藝術設計、金屬工藝設計、服裝藝術設計及繪畫藝術、雕塑藝術、藝術史論等專業。清華美院一方面發揮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在設計藝術方面的優勢，另一方面在美術學方面也加快步伐發展，建立了繪畫系和雕塑系。

在搞好本科教學的同時，特別注重博士生、博士后及碩士生的培養。清華要求本科生與碩博生的比例是1比1。清華美院美術學原二級學科2003年建立博士點,在繪畫創作與理論研究、當代藝術研究及公共藝術研究等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張仃、袁運甫、杜大愷、劉巨德、陳丹青、包林、陳輝、劉臨等教授為導師,在全國率先招收繪畫藝術創作與研究的博士生,培養了繪畫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的高級人才。2000年,清華首先由張仃、吳冠中、袁運甫、杜大愷、劉巨德、陳丹青等教授開始招收“繪畫博士”時，當時曾引起非議和討論,并受到有關兄弟院校的反對,現經過十多年的博士生招生培養,已畢業約50名繪畫博士研究生,他們分別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電影學院、北京林業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廈門大學等單位工作,在繪畫創作與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顯著成果。清華建立起繪畫創作與理論研究相結合復合型博士生培養的教學機制,而原反對清華招收繪畫博士生的單位也開始招收繪畫博士生。現有中央美院、中國美院、中國藝術研究院、南京藝術學院等單位均在繪畫博士招生與培養方面積累了經驗,適應了社會文化與高等教育發展對高層次繪畫創作與理論研究相結合人才的需求。清華近年又以李象群教授和許正龍教授為首,開始招收與培養雕塑藝術創作與雕塑理論相結合的博士生的新的嘗試。與此同時,清華美院自2003年建立美術學博士點后,在美術歷史與理論研究方向招收和培養博士生。2004年國家批準清華設計藝術學一級學科博士后流動站,現已招收和培養了近五十名藝術學博士后人員,開展藝術學相關課題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相應的科研成果。

2011年，經國家批準，藝術學由原來文學門類下屬的一級學科上升為和文學門類并列的藝術學門類，從文學門類中獨立出來，藝術學門類下屬美術學、設計學、音樂舞蹈學、影視戲劇學及藝術學理論五個一級學科。這次學科升級和調整，為藝術學各部門的發展帶來新的歷史機遇，同時藝術學各部門及藝術學理論如何發展，取得新的創造性成果，也面臨新的挑戰。特別是藝術學理論作為一級學科，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現，對于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各個層面，如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的教學與科研及學科建設方面還有諸多工作要做。我國在民國時期興辦藝術學院，以美術和音樂為主，主要培養美術與音樂創作人才及師范教育人才，如上海美專、北京藝專、國立杭州藝專，都主要培養國畫、西洋畫、雕塑等創作人才及美術師范教育人才，均沒有設理論專業。但為各專業開設有中國美術史（或中國繪畫史）、西洋美術史（或西洋繪畫史）、及藝術概論、美學等主要藝術史論方面的理論基礎課。有的綜合大學哲學系偶爾也開設藝術理論或稱藝術學課程，如南京的中央大學宗白華先生在哲學系開設過藝術學的基本原理課程。新中國成立后，在民國時期藝術學院的基礎上建立新的藝術學院，仍以美術、音樂、戲劇、舞蹈、電影創作與表演為主要教學任務，直到1957年，中央美院才成立第一個美術史系，開始招收美術史論方面的本科生。1983年，中央工藝美院成立藝術史論系，開始招收工藝美術史論方面的本科生。中央音樂學院開始招收音樂學方面的本科生。“”結束后，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84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當時藝術類碩士研究生招生，創作與理論研究兩個方面均同時進行，而在藝術博士生招生和博士點審批方面，主要是理論方向，如美術史論、音樂學等，改革開放以來培養的碩士、博士生，現已在高校和研究機構，文化教育部門發揮重要作用。目前的藝術學理論學科有了以上的學科發展基礎，這使我們藝術學理論學科有了良好的學科根基。無論是美術史論、音樂史論本科生招生培養，還是美術學、音樂學、設計藝術學等學科的碩士、博士生培養工作，都為我們的藝術學理論學科的教學、人才培養和學科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國的文學學科和哲學學科有深厚的歷史傳統。民國時期的綜合大學都設有文學系和哲學系。新中國的綜合大學，文學和哲學都是人文社科的主要系科。我國古代的詩論、文論有豐富的文獻資料，且詩、書、畫常常聯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所以詩文理論和書畫理論呈現出互補互證的狀況，如南朝齊梁時期有鐘嶸的《詩品》，謝赫的《畫品》、庾肩吾的《書品》，詩書畫三品同時出現，相映生輝，這說明我國古代的書畫理論和文學理論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的文學理論常常用“文藝理論”加以代替。在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中，現在所設的二級學科“文藝學”，在1950年代至80年代，我們都稱為“文藝理論”，即使現在的“文藝學”，也沒有稱“文學學”或“文學理論”，而是將“藝”包括進來，稱為“文藝學”，這個名稱說明，無論是“文藝理論”還是“文藝學”，在研究文學理論時，都是注重對藝術理論的關照。反過來，我們的藝術學理論研究也要關注文藝學或文學理論的研究成果，在我國文藝理論或文藝學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礎和豐碩的成果，常常在文學藝術思潮與理論的研究中，文學理論處于前衛狀態，他們在觀念、思想、方法上常走在前面，值得藝術學理論研究工作者加以借鑒。所以藝術學學科雖然從文學門類中獨立出來，但不要絕對分開，借鑒文學理論的成果來發展藝術學理論，對藝術學學科建設是大有益處的。況且諸如戲劇戲曲理論、電影電視藝術理論，都是文學學科和藝術學學科共同關注和研究的對象。所以在中國文學理論和藝術學理論的聯系，是一種客觀的歷史存在，我們要續接歷史而不是割斷歷史。

藝術學和哲學美學的關系亦很密切。西方的美學學科是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但仍從屬于哲學。后來德國美學家馬克斯•德索想將藝術學從美學中分離出來，單獨建立藝術學，但藝術學和美學哲學仍割不斷。黑格爾曾將美學稱為藝術哲學。哲學要研究人的思維和意識精神活動，主要有三大塊，一是認識論；二是宗教論；三是藝術論。藝術是人的精神創造活動，是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往往大哲學家也是藝術學家。而美學更要研究藝術創造與藝術鑒賞和藝術作品的審美特征，藝術是人類和自然審美關系及人的審美理想的最高表現，美學如果不研究藝術，其領地就所剩無幾了。所以朱光潛先生要求不通一藝莫談美。北大幾位美學大家對藝術都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思想。宗白華、鄧以蟄對中國書畫藝術的空間意境和審美形式有精辟見解，朱光潛認為其代表作不是《文藝心理學》和《西方美學史》，而是《詩論》，宗白華、鄧以蟄的學生劉綱紀結合中國書畫來研究中國美學史，著有《謝赫六法論》、《書法美學簡化》、《書法美》、《文征明》、《黃慎》、《龔賢》等書畫研究專著。他們能從哲學與美學的高度來審視藝術學問題，提高藝術學的理論思維能力。在我國，藝術學學科和美學學科雖然沒有直接聯系，但是在美學研究中也離不開對藝術問題的研究。我國綜合大學哲學系及社會科學院的哲學研究所，或文學系中，往往都設有美學教研室或美學研究室，從事美學研究有一大批學者，他們對中外美學史及藝術理論的研究均有可觀的成果。因此，我們從事藝術學理論的同仁應加強同哲學美學學科的聯系，以期在哲學美學思維方法、思想觀念上，借鑒其研究成果來發展藝術學理論學科。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藝術學學科發展過程中，和西方航海擴展相伴，西方的一些科學家、人類學家、民俗學、社會學家與藝術學家，對一些新發現島嶼上的土著民以及南太平洋、非洲的原住民進行科學考察與人類學調查的同時，對這些土著民族的藝術活動也進行了考察，他們運用了人類學、民俗學和社會學的方法，考察了土著民族的藝術活動和藝術作品，取得一些藝術學研究成果，諸如德國學者格羅塞的《藝術的起源》、法國學者布留爾的《原始思維》等，藝術學在十九世紀后期的發展，正是靠藝術社會學、藝術心理學和藝術人類學來推動的。所以今天我們的藝術學理論學科建設，應考慮交叉學科對本學科發展的作用，注重運用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以及歷史學等學科的方法來進行藝術學的研究，開拓藝術學的研究新領域。我國當代藝術學家張道一先生就十分重視將民間藝術研究同藝術學理論的研究結合起來，取得突出成果。他的博士、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潘魯生教授在民間藝術學研究和民間美術收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版了《民藝學論綱》等多部專著，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還建立了民間美術博物館，這都為藝術學理論研究作出實質性的貢獻。

關于美國大學培養史學專業研究生的情況，其實是一個相當難寫的題目。因為美國有幾千所大學，能授予史學博士學位的至少上百，能授予碩士學位的更是數不勝數，雖然研究生訓練的過程大致相同，但全國并無統一的規則，一概而論顯然不合適。此外，我雖然先后在美國東西部5所大學的歷史系（所）或讀學位或做研究或當教授，但我的觀察和經歷畢竟有限，加上我學的和教的是美國史，對歷史系其他專業的情況并不了解，以偏概全更可能造成誤導。因此我希望事先提醒讀者，本文最多只能算是一種從個人經歷的角度對美國史學研究生培養過程的描述和觀察。

與國內史學研究生的培養一樣，美國的史學研究生也有碩士與博士兩種學位之分。從訓練模式來看，兩者沒有特別大的區別，不同的是，在美國，博士訓練的過程更長，工作量更大，要求也更高。有人將“Ph.D.”戲稱為“PiledhigherandDeeper”（“壘得更高、專得更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就讀學位的時間而言，碩士學位一般在兩年內可以完成，博士學位的完成則至少需要5－7年，有時甚至更長。與國內的碩博士培養時間相比，美國的史學碩士訓練時間至少短一年，而博士訓練則要比國內長一倍以上。就訓練目的而言，美國的史學碩士學位基本上是一個專業知識的進修學位，強調學生在某一領域內史學知識的積累和熟練，培養學生從事有限規模的史學研究的能力。博士學位以培養大學教師和專業史學家為目標，課程訓練時間更長（如從本科直接讀博士，一般要選3年的課），外語要求更高（至少兩門），選課結束后，要通過資格考試，然后才能開始寫論文。理論上，一個史學博士不僅要系統、全面和有深度地了解本專業的知識，了解本領域的前沿研究，還要擁有一個相當廣闊的知識面。與此同時，他還必須具備獨立進行原創性史學研究的能力。同是學習美國史，博士生所接受的知識面和研究能力的訓練在深度和廣度上要非常明顯地遠遠超過碩士生。

史學博士研究生的訓練過程包括這樣幾個過程：（1）申請與錄?。唬?）課程訓練；（3）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4）論文的寫作與答辯；（5）獲取就業和出版博士論文的機會。嚴格地說，最后一項不應算在研究生的培養過程之中，但研究生畢業后能否找到稱心如意、學以致用的工作，博士論文能否最終得以出版，出版后能否得到學術界的認可，都是很重要的問題，與學生、導師、系和學校都有關系，直接關系到系研究生培訓項目的質量和名聲。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討論前面四個過程的內容，并以博士生的培養過程為主。

一、申請與錄取

在美國申請讀史學研究生，手續和過程要比國內簡單。除GRE外，無需經過其他形式的全國性考試。選擇專業和學校的自由度也比較大，只要不惜報名費，一個人可同時申請多所大學。按時將要求的材料寄達學校，申請過程就算完成。近年來網絡的發展更加簡化了申請手續。申請材料包括申請表、本科學歷的成績單、碩士學歷證書和成績單、GRE成績和推薦信（3封）。母語不是英語的外國人要寄TOEFL成績。個別學校要求附上寫作樣本。與國內報考研究生相比，申請材料要多一些，但這些材料可從不同的角度反映申請人的教育經歷、專業基礎、綜合素質和接受深造的潛力。

申請材料到齊后，先經研究生院初審，合格者轉至歷史系，由歷史系的錄取委員會來做錄取決定。錄取委員會由本系教授輪流組成，其職責是負責閱讀每位申請人的材料，逐個討論，決定一個初步錄取的名單。錄取決定以集體討論的方式做出，不存在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如遇有爭議的人選，則通過投票來裁決。初步錄取名單確定之后，有的學校會邀請申請人到學校面試，然后再做出正式錄取的決定。接到錄取通知后，申請人有2－4個星期的時間決定是否接受錄取。

新時期傳播學理論的發展對高校輿情處理有至關重要的作　新聞傳播學作為一門應用性較強的新興學科，客觀上要求新聞教育必須滿足新聞傳媒的實踐需求，同時又必須符合新興學科對學科建構和理論研究的需要。因此，自我國開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以來，就面臨著新聞傳播學博士教育是順應媒介發展需求，著眼于培養應用性人才，還是堅持學術導向，培養新聞理論人才，推動新聞學學科發展的爭論。近年來最有影響的一次大討論是2005年。2005年12月7日新華網刊發《新聞教育的失?。盒侣剬W博士不會寫消息》，次日《新華每日電訊》又刊發《新聞學博士不會寫消息，算合格嗎？》，兩文集中關注新聞學博士教育出現的博士生新聞業務能力不足的問題。這個質疑在輿論界引起重大反響，也引發了學界的回應。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全球新聞傳播業發生了顛覆性巨變，新聞傳播教育亦受到劇烈沖擊，走到了理論與實踐、學科自足與交叉融合等多元復雜關系重構的十字路口。技術革命和媒介融合充滿不確定性、傳播生態急劇變化的當下，“向何處去”成為新聞學博士培養必須面臨的問題。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開啟與發展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4－1998年間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培養的初步發展、重點建設時期。1984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研究生，開啟了中國自主培養最高級別的新聞專業人才的新時期，中國新聞教育體系也趨于完備。這一時期，西方傳播學理論的引入，推動了中國新聞學人對新聞學學科的內省和反思。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關系與范疇成為新聞學的入門知識點，博士研究生培養也以新聞學和傳播學為兩大培養方向。這一時期不僅僅是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填補空白，初步發展，也是中國新聞學學科自證、學術路徑自創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博士生培養，一方面是新聞教育體系的完備，另外一方面開始了依靠學科自身發展來解決學科基本問題的探索之路，所以培養的焦點都是圍繞著新聞史、新聞理論開展的。第一個在我國本土獲得新聞學博士學位的童兵先生，其博士論文便是以《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奠基人———馬克思恩格斯新聞思想研究》為題，“對拓寬和深化馬克思理論研究，填補新聞學研究的空白，具有開拓和創新的意義”［1］。第二階段是1999－2010年間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培養呈現躍進式發展，布局由點及面時期。200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還只有博士授權點8個，到2010年底則已發展成15個。在布局上，盡管還只是集中在少數高校，但是已開始從北京、上海等學術高地向中部地區擴展，也從以人文學科為主導的院校向綜合類高校推進。在開放辦學方面，同與國外新聞學院廣泛交流的碩士培養相比，博士研究生的國內外聯合培養模式還在探索中，僅有少數高校開展。也是在這一時期，新聞傳播學博士生不會寫消息的爭論開始出現，而爭論的根源在于博士生規模雖然擴大了但并未形成明確的培養模式和方向。此時的博士生教育還未與新聞學的學術探索直接掛鉤，仍然非?？粗匦侣剬崉铡５谌A段是2010年以來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培養逐步細化和擴展，呈現多點覆蓋的時期。在培養模式上，我國的新聞傳播學博士開始傾向多學科的知識積淀和學術訓練方法，不僅借助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人文學科，還借助自然科學的學術范式和思維方式，尤其新媒體發展迫切需要的大數據處理和分析上的研究方法；在培養規模上，呈現層次性的穩定推進。2010年全國新聞傳播學（不含南京政治學院和交叉學科、掛靠學科）博士研究生共招錄215人，2015年增長為280人，至2017年則發展為303人（數據來源于2016－2018年《中國新聞教育年鑒》）。在學科設置和研究方向上開始細化，更加豐富和多元。以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為例，2010年尚未有明確的專業研究方向，到2019年已經有新聞與傳播歷史及理論研究、全球傳播研究、廣播影視傳播研究、傳媒經濟與管理研究、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新媒體研究、中國特色新聞學、媒介批評等八個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多元化，一方面是新聞學科對快速發展的媒介現實做出的調整和適應，另一方面，也用實際發展情況回應了2005年的那次爭論：那就是中國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在不斷配合媒介實踐、適應媒介發展需求的同時，進一步堅定了博士生培養的學術導向。

二、學術化視閾下新聞傳播學博士研究生的培養現狀和問題

（一）招生上以“申請—審核”制為主，傳統考試和碩博連讀為輔。當前，新聞傳播學博士招生模式上普遍采用碩博連讀和直接招收兩種方式。其中碩博連讀方式中，不論是于在讀碩士中選拔較優秀者攻讀博士學位，還是招考時即明確以碩博連讀方式攻讀博士學位，都側重對學科基礎知識的考察。在直接招收攻讀博士方面，注重學術能力和學術積累的“申請—審核”制漸成重心?！吧暾垺獙徍恕蹦Ｊ绞菄H上博士生招生的通用方式。不同于傳統的“筆試＋復試”錄取模式，該模式由招生單位對遞交入學申請博士學位的學生進行篩選，合格者接受能力測試，擬通過這種方法，選拔出科研能力強而不是應試能力強的考生。至2019年，已有多家高校開始施行“申請—審核”制。清華大學早于2016年全面推行博士生招生“申請—審核”制，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于2019年全部以“申請—審核”制方式選拔新聞學博士研究生。不僅有上述老牌博士點，也有剛加入新聞學博士教育的安徽大學等高校。不同的是有些院校是全面實行，有的是部分實行。從目前的發展態勢預測，“申請—審核”制會逐步成為各大院校博士招生的主要方式。但如何協調“申請—審核”模式與傳統的筆試＋復試模式之間的關系，如何規范“申請—審核”制中的人為主觀因素，保證選拔標準的客觀公正等，還需進一步研討。（二）培養上探索以碩士生培養“雙軌制”為基礎的博士生教育模式。新聞傳播學碩士教育的雙軌制，是指將碩士生培養分為學術導向和應用導向兩類，既堅持傳統的學術性主導，也滿足媒介實踐對有一定特殊技能的新聞人才的需求，體現了新聞學學科的注重實踐又注重理論的發展導向。專碩和學碩并行標志著中國新聞教育的兩個方向———媒介實踐和學術研究開始明確分化開來。新聞傳播學碩士研究生教育的“雙軌制”，直接影響了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教育，重點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為博士招生提供了豐富的生源。二是學術性碩士的產生，尤其是碩博連讀模式，延長了博士研究的學術周期，使得新聞博士培養更加學術化和專門化。三是助推學生在碩士期間就有明確的學術方向的概念，為整個新聞教育體制的分野，和整個學科的學術化，奠定了人才基礎。這種學術導向延伸到博士培養期間，學術要求更加嚴格，學術規范更嚴謹。不僅表現在發表一定質量的論文、開題等，還表現在對整個學習過程學術能力的考察和審核。但是這種分野只是理想化的，實際上目前而言兩者的培養模式并沒有太多實質性區別，導致培養結果的區別也不明顯。大部分學術型碩士畢業之后并沒有攻讀博士學位繼續開展學術研究，而是立即從事新聞實踐，而專業型碩士中也有少部分從事新聞教育和新聞學術活動。（三）學科設置上堅持對新興交叉學科領域的學術化關注。學術化導向并非忽視媒介實踐，而是關注媒介實踐的學術化，從學術角度審視、考察、分析媒介實踐。這體現在：一是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不斷借助外學科的研究方法，拓展學術研究的空間和內涵。因此在培養中尤其重視交叉學科的學術背景的新聞學博士的培養?！靶侣剬W和傳播學本來就是綜合性非常強的科學，因此通過跨學科的方式培養博士生，是拓展階段的必然趨勢”［2］?；谶@個判斷，很多高校設置交叉學科的博士點，以培養多學科背景、多元分析方法的跨學科博士生。不僅有文史哲，也有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甚至計算機、城市設計與規劃等以前看來相關性較弱的學科。強化交叉學科的學科背景有助于借力其他學科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豐富新聞學的研究，也有助于在借鑒中推動新聞學科的發展，而最直觀的呈現就是在交叉學科基礎上誕生了很多全新的專業和培養方向。二是新聞學博士生培養不斷豐富新聞傳播學科的研究理論、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展開對新聞實踐新興領域的研究。首先在專業分類上，大部分新聞學博士點都有與媒介新興領域相關的專業設置。如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跨文化傳播學數字媒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全球傳播、文化產業與媒介經濟、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開設全球化與傳播、品牌傳播、影視文化與產業、節慶文化與新聞傳播研究、媒體與社會變遷等等。其次在實際的培養中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研究內容和關注焦點與新興領域的高密合度。以近幾年的博士學位論文為例，內容從傳統較多關注新聞理論、新聞史，發展為幾乎囊括與新聞學、傳播學相關的新型的傳媒業態、傳播景象和社會事件的大部分議題。如在跨文化傳播、虛擬社區、社會治理、漢傳佛教、數據新聞、景觀社會、網絡段子、口語表達等相關議題。然而，過于寬廣的交叉界面，以及所交叉學科自身發展的細分，學科體系學術性不足等，也導致培養中產生了研究方向不明、研究深度不夠，對新理論和新方法的掌握能力不足等問題，或者盡管同為新聞傳播學科范疇，卻出現了各自為陣、互不相通的研究方向。這些問題的產生，也很容易使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教育重新產生應用性與學術性之爭。（四）培養目標上堅持以教學科研類學術化就業為主。目前，我國高校對新聞傳播類博士生畢業要求仍然以學位論文和為衡量指標，未有以媒介實踐作為畢業必備條件的培養單位。從培養對象的目標就業來看，博士學位及博士就讀期間的學術成果和學術經歷是個分界線，它決定了目前新聞教育中，不同階段畢業生能否從事教學科研類學術性就業?？傮w而言，新聞學博士生畢業多是以教學科研類為主。以2016年為例（見圖1），該年度273名新聞學方向博士畢業生中高校去向的占59％，科研單位去向的占2％，這兩項明確以科研和教學為指向的已超過六成。此外，4％的境外去向中也多是學?；蚩蒲袡C構。剩余35％中，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公司共占據的16％中，絕大多數都是從事與本專業相關的研究工作，如各級政府政策研究室、企業的研發中心等等。真正選擇媒體工作的只有20人，這其中尚有一些是媒體的研究室［3］?？傮w來看，學術導向在就業中影響顯著。博士畢業之后繼續新聞學方面的相關研究絕對比值非常高，大多數畢業生去向都以新聞教育和學術科研為主。圖1　2016年新聞學博士畢業去向統計圖這種學術偏向的就業訴求，導致博士生在培養期間為了達到應聘單位的論文和項目的條件，大多從事的是非常純粹的傳統的新聞學知識的科研活動，對新知識接受能力不強，且缺乏對現實的關注度。尤其是以教學為主要就業目標的博士生，對新聞學基礎理論、新聞基本知識的框架非?？粗?，導致對新興理論、新興研究方法關注度不夠。

三、學術化訴求下新時代新聞傳播學博士生培養的圖景與路向

在應法律出版社要求撰寫這篇自述性文字時，我無法掩飾自己對韓非這句名言的偏愛，將它錄在了本文卷首的題記位置。毫無疑問，韓非的這一論斷是十分深刻和大氣的。當時，戰國紛爭，諸候稱雄，秦王朝順天時，立新法，勵精圖治，變法自強，最后終于滅六國而統一天下。但秦朝統一后，卻行獨裁暴政，施苛刑峻法，終致激起民變，二世而亡?！皢韬?！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鼻爻d衰強弱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行良法之治，人人奮發；施惡法之治，人人自危，則無疑是其內在的根本原因。唯有崇尚和信奉集人民之智慧、聚民族之精神、合一國之力量的良法，才能萬眾一心，所向披靡，推動國家走向強盛。

建國于公元1776年的美國，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為世界首強，首功當歸因于美國的開國精英們制定了一部順應法治規律、適合美國國情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以及在此憲法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國有史以來真正開始從人治向法治邁進的“盛世”?！胺ㄖ巍币巡辉偈侨嗜酥臼康膲粝?，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高度共識，是中國21世紀唯一正確的政治選擇。法治正在由于我們每個公民的不懈努力，而變為可觸可摸的實實在在的具體制度乃至生活方式?！胺罘ㄕ邚妱t國強”。兩千多年前韓非子揭示的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紀的中國再次成為現實。而我決心做這千千萬萬個“奉法者”中的一員，將畢生精力貢獻于探索中國的行政法治之路?！奥仿湫捱h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回顧自己近20年來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歷程，深感其間既充滿了努力耕耘的艱辛，又洋溢著春華秋實的甘甜。

一、開啟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縣的一個干部和教師家庭。據縣志記載，舒城在周武王克紂后即被立為舒國，戰國時代滅于楚。漢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縣，翌年別置龍舒縣，唐開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縣，沿續至今。舒城自古以來雖未必英雄輩出，卻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當數三國周瑜，有蘇東坡的《赤壁懷古》為證：“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逼湮捻w武略、風流倜儻的青年英才形象，躍然紙上。近代以來，舒城在教育文化上與鄰縣桐城一樣，尊師重教的傳統十分深厚?？赡苷堑靡嬗谶@一傳統，當我6歲時，因不在父母身邊，就自己搬著凳子，從寄養的鄉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學報名上學了。從此與書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中學有一段時間甚至是嗜書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縣山區插隊勞動兩年，我的眼睛和身體說不定會嚴重受損于讀書?；蛟S有這個原因，我至今對曾插隊兩年的山村仍有一種懷念之情。

我雖然愛讀書，但與生長在那個極“左”年代的大多數青少年一樣，既沒有讀到太多的好書，也沒有真正讀通書。最明顯的標志就是思想和行動帶有當時極“左”年代的鮮明印記。記得我插隊到山村不久，一些農民在議論年代餓死了很多人。我當時一聽就大為憤怒，斥為謬論，以致雙方差點動起手來?？珊髞聿胖?，我自己就差點餓死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還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當我正扛著紅旗走在崎嶇的山路上時，突然聽到廣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訃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識地長時間盯著太陽，看太陽有沒有隕落和變色。因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聽著“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的歌聲長大的。紅太陽已經成了的化身。太陽怎么會隕落呢？怎么會去世呢？這是我從來沒有想也不敢想的問題。

但是，從來沒有想也不敢想的問題一個又一個接踵而至。一個偉人去世了，又一個偉人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一個時代結束了，又一個中華民族的“盛世”改革開放時代來臨了。我們這一代或許命運注定將要承受不同時代社會現實的巨大反差，不同時代價值觀的猛烈撞擊，以及不同時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變。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泵献釉谶@里沒有說“必先變其觀念”，我也不敢說我們這一代是“天將降大任”的一代。但歷史已經證明，我們這一代是在兩個時代斷層的擠壓碰撞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勤奮、堅韌、勇于追求真理、負有責任感和使命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品格主調。

一、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四個層次的失范

當然，不能僅僅因為在國際上發表的成果少就貶低我國的新聞傳播研究。應該說，我國新聞傳播學雖然是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在量的方面有著很多累積，在質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學術規范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與我國龐大的學術資源（主要是人才資源）相比，只能說是差強人意。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失范的問題，或者說不規范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由淺層到深層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層次：

其一為具體操作的層面，表現為缺乏規范的注釋、引文等。一項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聞傳播研究論文篇平均引文數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聞傳播學論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無引文的文章之比為（50.5：49.5），這意味著只有一半論文含有引文，這個比例同樣大大低于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學術規范中技術層次的規范，包括各種符號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釋等，雖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內容、道德水平，是基礎性、核心性的要求[4]。學術論文規范的注釋、引用，一方面體現對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時也促使研究者將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脈絡，實現知識增量。在國外的許多論文中，有引文注釋四五十條是很常見的。

其二為內容問題，許多論題大而無當，實際上是在做重復研究；從小問題入手進行原創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識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論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創新，像拉斯韋爾整合出“五個W”的理論，像羅杰斯整合出創新擴散理論，那是大師級的整合，因為這些整合性研究發現了其他人多項研究的共同的本質性聯系、規律性特征。而我們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別人的研究結果進行一般性的歸納（還不一定都標出是別人得出的結論），稍加一些個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論文。其論點隨意、論證松散，完全不能體現學術研究的延續與繼承。最近一個時期，“時評式論文”更是見諸學術期刊，實際上是一些隨筆或政論型的作品，針對某一問題、事件表達個人的觀點，論文并沒有經過嚴密邏輯的論證過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內對于事物性質作出判斷，有些觀點初看令人新目，但細品之下難以信服。

其三為學術倫理上的失范，包括學術品質、學術責任等方面。前文講到我國新聞傳播學術論文引文、注釋少的狀況，實際上其中包含一種現象，就是作為論文重要論點出現的觀點，明知是別人的研究成果，卻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話說出來，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該觀點就是這位作者的創新觀點。這種不尊重別人知識產權的做法，嚴格說起來有剽竊之嫌，卻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還有人，并無真知灼見，卻搬來一些國外的或外學科的連自己也沒搞清的詞匯裝點文章，結果是繞來繞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論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發表，也有人在不該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問題卻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擾亂了正常的學術秩序。

今年夏天，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來北京參加道家國際會議，見面便送給我一篇他新寫的文章，題目是“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的亞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東京大學研究講學時，對東京大學近年的教育改革頗為留意，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的開場白仍然使我吃了一驚：“本文標題采用‘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而不用‘東京大學文學部’，是因為1995年隨著大學院重點化的實施，‘大學院’已取代‘文學部’成為部門名稱?！边@是什么意思呢？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介紹池田教授，標準的表達是“這是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們現在就應介紹說“這是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新變化，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東京大學（下簡稱東大）及日本大多數大學的建制與英美俄中皆不同，據說源出于德國的制度。東大文科的設置結構在歷史上變化甚大。東大初創期（1877—1884）文學部除哲學科外，包括政治學及理財學科、和漢文學科。1885年政治學、理財學編入法政學部，同年文學部和漢分家，分為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在帝國大學時代（1886—1895），人文學科已形成文、史、哲、語言的基本學科內容。到東京帝國大學（1897—1945）初期則明確確定文學科、哲學科、史學科三大學科的人文學科結構。這種結構一直維持到二戰結束，1946年時三大學科共21個專修科（專業）。1947年恢復東京大學，舊的專業名稱如“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改稱“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取消了文史哲三“學科”，而使19個專修學科都自成為“學科”。中國哲學也成為19個學科之一。1963年，文學部的21個專修課程被重新歸入四個新的大類：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學文學，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學學科的內容，但從大類的名稱上說，“哲學”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變也可以說在60年代已經開始。這樣的四大類結構至今未變，只是不斷加以局部的調整。1988年，把原屬“文化學”中的印度文學改入“語學文學”類，把原屬“文化學”的美術史改入“史學”類，又把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改稱為“行動學”。1994年，類與類名未變，但專修課程的名稱（相應地研究室的名稱）作了較大改變，“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國史學”改為“日本史學”，“國文學”改為“日本文學”，“印度哲學”改為“印度哲學佛學”等。此外還增設了朝鮮文化、澳洲語言（土著）等亞洲文化研究的課程。1995年，學科的四大類更名為：一思想文化學科，二歷史文化學科，三言語文化學科，四行動文化學科。四大學科共26種專修課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學科全部變為“文化學科”，這種名稱上的漢字形式的改變無疑體現了東大人文學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發展的一種變化動向。在1995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的“修習注意”中說：“本專修課程領域甚廣，研究時代可從上古（甲金文）至現代（、新儒家）各時代中選擇。領域包括中國思想、哲學，及其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和文化（語言、藝術’風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科技（天文、醫學、農學）背景，可從中選擇。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溝通、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西洋思想之比較?！边@個的例子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這種變化的內涵。

東京大學大學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學部中，“綜合文化學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東大各學部皆設在東京市內的本鄉校園，綜合文化學科則與各學部不同，設在距市中心較遠的駒場校區，屬教養學部。據說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國立大學的教養學部，而東大的教養學部卻得以保存，此端賴其綜合文化學科的活力及表現。綜合文化學科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碩士課程有七大類，其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課程24門，“地域文化研究”專業設課程達48門，“文化人類學”專業設文化理論、文化過程、社會人類學等課程27門，雖然其中含有不少演習課程，但其課程開設的數量確實令人驚嘆。七類之外，在“廣域科學”專業中還有科學史、科學哲學及大量邊緣交叉學科。綜合文化學科產生的歷史也許有其特殊的緣由，而這一學科已經成為今天東大最具活力的一個部門，也是東大與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文教交流特別活躍的一個學科點，相當突出地體現了“文化研究”在現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來，東大的教育一直維持著“大學—學部—學科—專修課程”的主體結構，例如現在的文學部—思想文化學科—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思想文化學科下有七個專業：哲學（專指西方哲學）、中國思想文化學、印度哲學佛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學、美學藝術學、伊斯蘭學。學部主要擔當本科教育的責任，故以學部為部門名稱的作法體現了以本科教育為主的方針。東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養學部修完兩年前期課程，然后進入學部，選定一個專業修后期課程。如選定文學部的思想文化學科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學科的其他六種專業課程。每一專業都規定了后期課程在該專業應修的科目和學分，一般學生在三、四年級應修科目6—8項不等，需完成專業學分約40—44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社七種必修科目：中國思想文化學概論、中國思想文化史概說、中國語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思想文化學特殊講義（專題課）、中國思想文化學演習（資料課）、畢業論文，共44學分，其中畢業論文12學分。此外還要必修東洋史、中國語中國文學等文學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學分。在“學部—學科—專業”的結構下，專業與研究室相對應，如思想文化學科有七個專業，即有七個研究室，分別承擔其專業課程。整個文學部26個專業，即有26個研究室，類似我們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學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國人教師5人。其中思想文化學科（哲學類）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為2—4年，多由新畢業的博士生充任。教員的數量比我們（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東京大學的文學部相當于中文一般說的“文學院”，現在臺灣的大學如臺大、政大、輔大等也還都有文學院，作為大學和系之間的一層機構。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學生一二年級在教養學部，三四年級便直接進入學部下的專業，由研究室來管理，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學部下面沒有“系”一級，學科或在名義上也可稱為系，但并不存在這樣的實體機構，學科或系亦無實體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學部來管轄，而以研究室為教員人事和預算執行的基本單位，這是體制上的最大不同。在這種體制下面，顯然教育的重點是落實到專業的教育；由于較早進入專業，本科畢業時的專業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從教養學部一下子進入專業研究室，學科的統一性不被強調，學科的整合意義沒有了。一個后期學生從三年級起在專業研究室的團體中學習和活動，這是集體文化和專精技術結合的例子，但一個進入中國哲學專業的三年級學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沒有一個機制保證他學得必要的哲學類課程。從我們習慣的“哲學系”的立場來看，其長處和短處還值得研究。

摘要：優秀文化的傳承跨越國界，日本茶道對中國茶文化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就是其中的典例。當代日本茶道大師里千家第十五代千宗室在其于南開大學發表的博士論文中用確切的史料論證了日本茶道的由來與演變，勾勒出日本茶道精神的理想世界。在肯定了陸羽《茶經》對日本茶道的作用的同時，也分析出形成日本茶道本質，并使其成為日本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

關鍵詞：茶文化；茶道精神；十五代千宗室

在當代中日茶文化交流中具有很高聲譽的千宗室大師（1923-），是日本戰國時代茶道宗師千利休（1522-1591）的后人，也是日本最大茶道流派里千家的十五代家元（以下簡稱千宗室），成長于日本京都的千宗室，在就讀同志社大學法學院經濟系期間，因逢太平洋戰爭爆發而作為海軍應召入伍，戰后復學直至畢業。戰爭的體驗令千宗室倍感和平的珍貴，通過著書及友好訪問等多種形式積極宣傳其和平思想，一生致力于茶道文化的傳播與推廣，提倡“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在千宗室的著書中有《茶的精神》《里千家茶道教科》《里千家茶道》《茶中精神》《原色道具的用法》等。而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茶經〉與日本茶道的歷史意義》（千宗室南開大學博士論文的中文譯本）中包含了千宗室多年茶文化研究的成果。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中日兩國茶文化思想傳承和發展的理念。

在序言里，千宗室提到“若問我‘什么是茶的境界’的話，我會回答說，在于它的‘他界觀念的娛樂性’。依我之見，能在現實社會里實現高層次上的精神性娛樂的，便是茶道?！睂τ凇恫杞洝芬郧暗牟?，千宗室提出“茶究竟是傳入中國還是野生于中國，雖然很難斷定，但因《本草綱目》中有神農嘗百草，其中百分之七十有毒，以茶解毒的記載，或者曾有野生茶樹在中國。能夠確定的是隨著佛教的東移，茶樹也隨其傳到中國?！蓖ㄟ^一定的史料查找，千宗室感到詳細描述陸羽以前的茶的問題的相關論述中含糊者居多，茶書中被奉為最高而且最古的經典著作的應該就是《茶經》。對于陸羽所處的中國唐代，千宗室評價道“說起唐代-迎來七、八世紀最盛時期的時代，就是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可謂是國際色彩濃厚的文化最繁榮的時期?！蓖ㄟ^對陸羽生平和相關著書的分析，千宗室得出陸羽著作可能有后人補筆。對于陸羽其人，千宗室通過參照對比相關傳說和相傳為陸羽親筆撰寫的《陸羽自傳》中的共同點，歸納總結出關于陸羽的相關資料。其一陸羽是出身、家系不明、徹底的孤兒；其二陸羽容貌不佳，口吃，卻有善辯的才能，善于思索；其三陸羽性格為隱蔽型，專心讀書，嫌棄雜事，不大與人交往，被視為一種狂人；其四陸羽所交之友皆為文人、詩人，常與高士同居；其五陸羽有很強的超脫世俗的孤傲性格；其六陸羽逝去的時間及地點不詳。對于陸羽的一生千宗室認為其悠閑自在而人格高雅，贊嘆陸羽的茶的世界觀，不是誰都能吟誦的，相反必須說是只有極少數人才能理解的天賦之物。千宗室認為貫穿在陸羽《茶經》中有力求通過論及正確的飲茶方法，來達到從正面引導讀者進入由喝茶所能達到的最終境地的意圖，分析陸羽茶學思想中包含的易學與佛學理念，提到“從其敘述和表現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陸羽精神的基調，陸羽把佛教上所說的地、水、火、風、空的五大思想和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世界觀渾然一體，在陸羽精神的基調中，某種要從一碗茶中感受到通向其自然之根源的意志在起作用?！辟潛P陸羽敢于取經緯的“經”、經典的“經”字于自己的《茶經》是有強烈自信與極大抱負的做法。對于《茶經》以后的中國茶文化千宗室總結為茶可使飲者在無形中醸成一種意境，因此效應，使得茶成為受尊之物。在論述日本茶道時，千宗室認為自平安時代起興起的日本茶文化是使節、留學生和留學僧侶為移植中國文化所做出的貢獻，這些中國使節們所繼承的正是由陸羽首次集大成的茶的高超哲學和思想。而對于有些學者認為從茶的植物學觀點來看日本也曾有野生茶樹的觀點，千宗室提出“即便假定日本自古就有茶樹，而將其用于飲料、發現其作為飲料的無尚價值，以及發現茶是人類追求、向往自由王國不可缺少的從飲茶中能領略的意境中發現作為人的無尚喜悅的，卻不是日本人。這一切，其實都是中國的以陸羽為首的詩人和文人們告訴我們的。他們在教導我們茶擁有作為飲料的無尚價值的同時，又告知了我們茶的哲學性。”千宗室還分析隨著《吃茶養生記》與榮西東渡，茶文化漸漸滲入日本武士和貴族階層。室町時代村田珠光等學者的出現產生日本茶道，而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的《南方録》，象征著日本茶道“一期一會”思想的確立，千宗室對此給予了極大的肯定，評論正是這種基于傳統的創造性，才能經常地為其注入新鮮的感覺，成為明日之茶道的最為必要的真諦。對于千宗室《〈茶經〉與日本茶道的歷史意義》，南開大學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給予了很高評價。評價這是一部系統研究日本茶道源流及其所體現的文化精神的學術專著，也是一部以茶為主題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專著，確認了中國的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源頭，被后世尊為“茶圣”的唐代陸羽的《茶經》，是中日兩國茶人所共奉之最早和最高的經典作品，指出日本茶道雖源于中國，但又絕非中國茶文化的簡單移植或翻版，歷史性地考察了日本茶文化的發展演變過程，把它概括為了追求理想境界的幻想型、重視實物性能的養生型和升華為宗教審美意境的理想型。

在科技騰飛的二十一世紀，綜合性文化“茶”依然與人們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究其原因在于茶文化是人類在發展、生產茶的過程中，以茶為載體表達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各種理念、信仰、思想情感和文化形態的總稱。其中茶文化思想是茶文化的精神內涵，其研究主要在東方國家，尤以中日研究歷史悠久，水平最高，代表當代茶文化思想研究前沿。中國是茶的故鄉，茶文化源遠流長，茶圣陸羽是世界茶文化及其思想研究的始祖。當代中國茶文化思想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茶學大師陳文華對于中國茶文化思想的形成歷史及其特征與儒、釋、通的道德關系的整理與論述、茶文化思想知名學者朱仲海對中國茶文化思想獨有的精神之美等方面的分析與研究等。國內學者如林治克、莊曉芳等對茶文化思想有“和靜怡真”“廉美和敬”等概括。而日本茶文化研究的當代代表人物千宗室大師在學習了陸羽的《茶經》及傳統的中國茶文化史和繼承日本茶道思想集大成者千利休的“和敬清寂”茶道思想的基礎之上，結合日本國情，提出了新的茶文化理念，形成了一種具有日本特色的綜合性茶文化體系，創立了“道學實”三位一體的茶道思想，他所推廣的“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為世界所關注，在當今的年輕一代中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正如千宗室在論文中所提到的“我堅信，通過內外共捧一碗茶，會使人與人在深層次的交往下相互服務，并在此種產生出真正的和平。”他的茶文化思想不僅在中日兩國間的交往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文化思想層面對世界和平也具有積極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關鍵詞】散曲;散曲學;20世紀;新世紀;危機;對策

在20世紀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紀已面臨生存與發展的危機。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問題并存，面臨新世紀散曲研究的種種危機，我們應有相應的對策。

在中國古代詩歌三大體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詩詞藝術而又別開新面，不僅體式繁多，而內容亦最為駁雜。論體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帶，其體之繁富，非詩詞可匹;論內容，“我國一切韻文，其駁雜廣大，殆無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論》)。要之，在詩詞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詩歌藝術中，散曲實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個世紀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新的世紀里，散曲研究卻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危機。筆者謹就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提出一些粗淺看法，希望能得到關心散曲學和民族文化承傳的學人們共同關注。一20世紀散曲研究的簡略回顧

回憶上一個世紀中國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績，有兩個時期是令人驕傲的。

第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胡適等人對于白話文學、俗文學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戲曲、散曲文學，受到極大重視，學者們投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曲學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興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時從籠統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展的新學科。在這一時期，任中敏先生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構建散曲研究的學科框架，搜輯刊布散曲文獻和編輯刊行散曲研究資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論》，作為第一部系統的通論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在戲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觀，是奠定散曲研究學科基本框架的開山之作。他編輯的《散曲叢刊》和《新曲苑》，分別是散曲文獻與研究資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學者和重要著述相繼涌現，如盧前的《散曲史》、《詞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開啟了散曲史研究中斷代史研究的先河。盧前的《飲虹卷所刻曲》也是可與任中敏《散曲叢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獻。另如陸侃如、馮玩君的《中國詩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有關章節，也是當時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總之，這是20世紀散曲研究中成績很輝煌的時期。

第二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使整個文化學術研究煥發了青春，幾乎被人遺忘的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績。如在散曲文獻和研究資料的搜輯整理方面，謝伯陽先生輯編的《全明散曲》、謝先生與凌景誕先生合編的《全清散曲》，分別是明清兩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獻;還有王文才的《元曲記事》、《白樸戲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盧疏齋集輯存》、青惠民等人的《貫云石作品輯注》、王學奇等人的《關漢卿全集校注》、呂薇芬、楊鐮的《張可久集校注》、隋樹森的嶸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趙景深、張增元的《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張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匯編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選注》及其與謝伯陽一起編注的《元明清散曲選》、寧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選粹》、蔣星煌等人的《元曲鑒賞辭典》、黃天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選》、吳新雷、楊棟的《元散曲經典》、呂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應特別指出的是，在本階段中，有較高質量的散曲通史、斷代史、通論、專論和辭書類著作也不斷涌現，如門巋的《元曲百家縱論》、《元曲管窺》、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中國古代曲學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論》、趙義山的《元散曲通論》、《斜出齋曲論前集》、孫玄齡的《元散曲的音樂》、洛地的《詞樂曲唱》、湯易水的哎散曲藝術談》、的《元散曲藝術論》、王星琦的《元曲藝術風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論》、呂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辭典》、顧學領、王學奇的《元曲釋詞》、袁世碩主編的《元曲百科辭典》、李修生主編的《元曲大辭典》、卜健主編的《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正是由于這些著作的出版，本時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躍興盛起來，使許多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開拓和向縱深的發展，散曲研究獨立的學科意識被進一步強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是，8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設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掛帥的國內第一個散曲學博士點;90年代初，“中國散曲研究會”成立并召開了4次有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參加的散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兩部論文集，國內外研究散曲的學者們加強了聯系和交流;90年代末，楊棟的《中國散曲學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進一步強化散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意義。港、臺方面，本階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羅炕烈《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和《兩小山齋雜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學論文，羅錦堂主編的《元人小令分類選注》、曾永義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詩》及其與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選詳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賴橋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論叢》、黃敬欽的《盧摯及其散曲研究》、范長華的《張可久散曲研究》、何貴初的《張養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論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在20世紀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紀已面臨生存與發展的危機。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問題并存，面臨新世紀散曲研究的種種危機，我們應有相應的對策。

在中國古代詩歌三大體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詩詞藝術而又別開新面，不僅體式繁多，而內容亦最為駁雜。論體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帶，其體之繁富，非詩詞可匹;論內容，“我國一切韻文，其駁雜廣大，殆無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論》)。要之，在詩詞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詩歌藝術中，散曲實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個世紀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新的世紀里，散曲研究卻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危機。筆者謹就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提出一些粗淺看法，希望能得到關心散曲學和民族文化承傳的學人們共同關注。一20世紀散曲研究的簡略回顧

回憶上一個世紀中國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績，有兩個時期是令人驕傲的。

第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胡適等人對于白話文學、俗文學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戲曲、散曲文學，受到極大重視，學者們投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曲學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興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時從籠統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展的新學科。在這一時期，任中敏先生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構建散曲研究的學科框架，搜輯刊布散曲文獻和編輯刊行散曲研究資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論》，作為第一部系統的通論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在戲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觀，是奠定散曲研究學科基本框架的開山之作。他編輯的《散曲叢刊》和《新曲苑》，分別是散曲文獻與研究資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學者和重要著述相繼涌現，如盧前的《散曲史》、《詞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開啟了散曲史研究中斷代史研究的先河。盧前的《飲虹卷所刻曲》也是可與任中敏《散曲叢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獻。另如陸侃如、馮玩君的《中國詩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有關章節，也是當時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傊@是20世紀散曲研究中成績很輝煌的時期。

第二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使整個文化學術研究煥發了青春，幾乎被人遺忘的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績。如在散曲文獻和研究資料的搜輯整理方面，謝伯陽先生輯編的《全明散曲》、謝先生與凌景誕先生合編的《全清散曲》，分別是明清兩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獻;還有王文才的《元曲記事》、《白樸戲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盧疏齋集輯存》、青惠民等人的《貫云石作品輯注》、王學奇等人的《關漢卿全集校注》、呂薇芬、楊鐮的《張可久集校注》、隋樹森的嶸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趙景深、張增元的《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張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匯編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選注》及其與謝伯陽一起編注的《元明清散曲選》、寧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選粹》、蔣星煌等人的《元曲鑒賞辭典》、黃天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選》、吳新雷、楊棟的《元散曲經典》、呂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應特別指出的是，在本階段中，有較高質量的散曲通史、斷代史、通論、專論和辭書類著作也不斷涌現，如門巋的《元曲百家縱論》、《元曲管窺》、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中國古代曲學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論》、趙義山的《元散曲通論》、《斜出齋曲論前集》、孫玄齡的《元散曲的音樂》、洛地的《詞樂曲唱》、湯易水的哎散曲藝術談》、的《元散曲藝術論》、王星琦的《元曲藝術風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論》、呂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辭典》、顧學領、王學奇的《元曲釋詞》、袁世碩主編的《元曲百科辭典》、李修生主編的《元曲大辭典》、卜健主編的《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正是由于這些著作的出版，本時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躍興盛起來，使許多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開拓和向縱深的發展，散曲研究獨立的學科意識被進一步強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是，8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設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掛帥的國內第一個散曲學博士點;90年代初，“中國散曲研究會”成立并召開了4次有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參加的散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兩部論文集，國內外研究散曲的學者們加強了聯系和交流;90年代末，楊棟的《中國散曲學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進一步強化散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意義。港、臺方面，本階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羅炕烈《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和《兩小山齋雜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學論文，羅錦堂主編的《元人小令分類選注》、曾永義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詩》及其與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選詳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賴橋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論叢》、黃敬欽的《盧摯及其散曲研究》、范長華的《張可久散曲研究》、何貴初的《張養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論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個世紀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間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擾太多太大，大陸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氣，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獻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績。在50年代，隋樹森先生先后對《陽春白雪》、《樂府新聲》、《太平樂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選集進行了精細校訂，并在此基礎上廣搜博覽，最后編成《全元散曲》，總輯一代文獻。在作家考訂方面，孫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譚正璧的《元曲六大家傳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階段，港臺方面的實績要超過大陸，特別是在曲譜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羅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譜》、羅錦堂的《北曲小令譜》、《南曲小令譜》、汪經昌的《南北曲小令譜》、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鄭賽的《北曲套式匯錄詳解》、《北曲新譜》等，都是較有影響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創作、藝術形式和發展歷史等研究方面，有羅錦堂(中國散曲史》、鄭賽《從詩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與研究》、王忠林《元曲論叢》等專著，另如鄭賽《景午叢編》、羅錦堂《錦堂論曲》等論著中也收人了他們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20世紀80年代初之前，中國電影在歐美還基本不構成一個學術研究領域。80年代中期的幾件事，促成了中國電影研究的興起。首先，1985年4月，《黃土地》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大獲好評，象征著中國電影已經成熟，中國電影從此不斷進軍世界，80年代末起一一獲取西方國際電影節的大獎。其次，1982—1984年間幾次空前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也大大激發了西方觀眾的興趣，把中國電影推到了世界電影舞臺的中心。再次，1983年秋，中國電影學者程季華、陳梅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首次開課，標志著中國電影正式進入了美國大學課程。此后，中國電影逐漸在美國確立了自己作為專題學科的地位。但是，要歷史地了解中國電影在歐美的發展，我們還必須回到50年代。

漫長的認可之路：1980年前的出版物

在歐美較早的中國電影研究成果是電影史，作者多與中國有直接聯系。1959—1961年問，雷吉·柏格森在北京大學教授法國文學時，即想撰寫一部中國電影通史。幾經周折，他的《中國電影，1905—1949》(勞贊，埃貝，1977)在法國問世。陳利(杰·雷達)是研究俄蘇電影的美國學者，1959—1962年間，在北京為中國電影資料館收藏的大量外國電影編目，十多年后出版《電之影：中國電影與電影觀眾》(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72)，覆蓋1896—1967年，包括一章簡述香港電影。還有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瑟杰·托洛普采夫，用俄語出版了《中國電影史概論，1896—1966》(莫斯科，1979)，時間跨度跟陳利的書類似。該書被譯成中文，于1982年由中國電影家協會資料室以內部交流的形式出版。另外，意大利第14屆國際新電影節，出版了意大利文的《當代中國的電影與表演》(法諾，1978)，一本早年的電影節刊物?？偟膩碚f，1980年以前歐美出版的關于中國電影的書籍，信息性強于學術性，提供基本的、為當時所急需的，關于現代中國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的文獻資料。

電影節出版物與電影史，1980—1987

20世紀80年代，歐美陸續出版了不少關于中國電影的著作。它們可分為三類：電影節出版物、電影史和學術專著。第一類中，湯尼·雷恩斯與司格特·米克合編的《電之影：中國電影45年》(倫敦，英國電影研究所，1980)，但無論從所提供的信息上，還是從版式設計上，它與類似書籍相比都遜色一籌。著名的都靈中國電影節伴生了兩個電影節出版物：一本是意大利文的《電影：中國電影論文與研究》(米蘭，伊雷塔，1982)；另一本書是法文的《電影：中國電影概觀，1925—1982》(巴黎，中國電影資料中心，1982)，是為1982年6月在巴黎舉辦的另一個規模較小的活動而出版的?，旣悺ぜo可梅與讓·帕塞克合編的《中國電影》(巴黎，篷皮杜中心，1985)使電影節出版刊物的樣式近乎完美。這本厚重的法文參考書在各個主要方面都勝過前人。比如，它有簡便易用的大事記，把電影、政治事件、文化事件排成三列相互對照；有141部電影的簡介(1922—1984)，并附有評論；有人物生平；此外，還收入中日和歐洲學者寫的14篇短文。

第二類出版物是電影史。其中，約格·洛瑟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故事片的政治功能，1949—1965》(慕尼黑，米聶瓦，1980)，為中國電影的政治史提供了早期典范。在這部德語著作里，電影政治在事件和文章的組織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柏格森的三卷本《中國電影，1949—1983》(巴黎，拉瑪坦，1984)把覆蓋的歷史時期一直朝后推到了結束，但也同樣著重電影政治，密切關注主要政治人物。盡管洛瑟爾與柏格森這兩本著作都有政治大于藝術的局限，它們仍是歐美中國電影研究領域的重要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