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論文范文10篇

關于古典文學研究與當代意識問題,在我看來,本不成為問題。因為研究過去,總是為了現在和將來。不管哪個時代,誰也知道,著書立說,是給當代和后代的人看的。問題是自覺與否。

例如王國維,他通過對甲骨文的研究,改正了殷商先王的世序,從而糾正了《史記·殷本紀》的錯誤,使后人研究“兄終弟及”的王位承襲制度時,更準確地理解了“國賴長君”的道理。

這看起來似乎和我們當代無關,是純學術的研究。其實不然,它正反映了人類社會進化的邏輯:奴隸主政權為了統治的鞏固、秩序的穩定,它深思熟慮,設計出當時認為合理的王位繼承方案。這一方案直到春秋時期,吳國還在繼續實行這一制度;余波所及,北宋的杜太后還曾囑咐宋太祖死后應傳位于弟趙匡義即后來的宋太宗。那么,這一制度后來怎么又讓位于父傳子的世襲制呢?原來兄終弟及制多次發生搶班奪權、兄弟相殘的現象,因此認為索性確定立嫡長子,以免旁支的覬覦。當然,如無嫡長子,則立賢。而所謂賢,全憑“父皇”的認定,這就必然產生偽裝,如隋煬帝之蒙騙其父隋文帝。這一繼承人問題,紛紛擾擾,不但苦惱了中國,也苦惱了外國;不但苦惱了古人,也苦惱了今人。迄今為止,民主國家的總統直選制,勉強為這一紛擾畫上了一個句號。

我們現當代人懂得這些,就既明白歷史是這樣過來的,一切存在過的都有合理性;但又知道它不斷地在走向它的反面,由合理的轉化為不合理的,最后,皇權的專制必然為民主的政治所取代。所以,研究過去的一切,首先是求“真”,即求得歷史的真相。

但,一切過去的“真”,既有善的,也有惡的。我們繼承發揚善的,批判揚棄惡的,無論正反面,都可給后人以裨益:懲惡而勸善。

求“真”與“善”,是哲學和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任務,而文學則在“真”、“善”基礎之上更追求“美”?？鬃釉缇椭赋觥把灾疅o文,行而不遠”,可見文學藝術擁有“美”的專利。之所以出現“文”、“理”現象,背景或實質是由于“情”與“理”的存在。求“真”與“善”,是理性的思維活動,而求“美”,則是感情的思維活動。我們常說的邏輯思維即前者,而形象思維則指后者。

內容提要：本文是一篇講演辭,從文學觀念的厘定與變遷,理論系統的認識與應用,研究方法的創新與進退三個方面來探討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及其如何尋找出路。

一

首先,我想應該對題目的"中國文學研究"稍加界說。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的意義并不相同。文學創作,重在藝術的創造,表現的是作者的才情;而文學研究則屬于科學的范圍,要求的是研究者必須具備思辨的能力。

①廣義的文學研究,還可以包括具有系統的傳箋注疏、鑒賞和批評在內。

②一般說來,文學研究是伴隨著文學創作而來的。中國文學因為歷史悠久,名家輩出而佳作如林,所以伴隨而來的,有關中國文學的種種研究論著,數量也就相當可觀,可謂同樣源遠而流長,在歷代的文壇上,并開而爭茂,互相輝映。就前者而言,有如韓昌黎所說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就后者而言,也正如陶淵明所說的那樣,值得我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文學的注釋、鑒賞、批評和研究,都要經過"疑義相與析"的階段,才能達到"奇文共欣賞"的境界。因此我今天題目所說的"中國文學研究",討論的不是歷代文學創作本身,而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再批評,中國文學研究的再研究。

十年來,或許由于二十世紀已近尾聲,所以在大陸、臺灣以至新加坡等地,都分別舉辦過有關中國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的學術討論會,對本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作不同層面的檢討。

摘要

文學與科技的的對立肇基于文學工作者對科技威脅的恐懼，而非對科學本質的懷疑。然而當二十世紀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計算機及網絡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學工作者是否還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紀的前輩一樣，抱持不信任的態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壓力下，尋找一個共生的環境，實為當今研究文學與科技關系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本文試圖從共生的結構中，尋找文學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網絡世界里，去發掘自己的研究與論述空間，也闡明這些論述與研究有何前景與局限。

數字文化及因特網的發展，改變了我們的書寫與閱讀習慣，然而它所帶來的新鮮經驗也重新開啟了文學研究的另一層關系。在此提出幾項重大的改變與重整，希望與讀者來討論文學研究的前景與局限。筆者認為，現今因特網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影響可以分成幾個面向：（一）因特網成為研究的重要的資源或是圖書館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觀念受到挑戰、（三）傳統的文學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疇、（四）跨地域性的文學研究主題（如性別、階級、主題認同、realityvs.virtuality等）受到重視、（五）文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學與科學間的糾葛關系，建立在西方傳統的理性與感性的二元對立上。從十八世紀以來，以分析(analysis)及類化(generalization)為主導的所謂科學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學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學者對科學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慮。十八、十九世紀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這種反理性及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一種感性訴求。

英國十八世紀在啟蒙運動的籠罩下，理性的思考與分析邏輯的介入，再加上經驗論的盛行，建立秩序與規范成為知識分子的迷戀(obsessions)。十八世紀的文學作品一方面反應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維，試圖建立人類社會生存的有機體制，一方面卻也自覺地感受到邏輯論辯與理性分析的威脅。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Swift《格利佛游記》(Gulliver’sTravels)。作者借著格利佛的觀察，諷刺Laputa中科學院所從事的科學實驗與哲學論辯，比如說在語言學院中，所從事的乃是將言談簡化成為單音節的字眼，省略所有動詞與分詞，因為在現實中的所有可認知的事物都是名詞。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來描述具有人類理性的馬國Houyhuhnms，在此馬國中，人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類，受制于理性溫和的馬，在在顯示理性思考的吊詭。而在另一篇〈一個小小的建議〉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討論應將剩余的小孩制成罐頭外銷，以解決愛爾蘭的貧窮問題，深具“想象力“。Swift這種反理性思考的論點，雖然簡化了（甚至誤解了）理性與科學思維的辯證邏輯，但是也具體地反應文人對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Shelley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時期對人文與科技對立論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學工作者對科技發展懷疑與不信任的理論佳構。早期感情與理智、想象力與分析力、文學與科學的對立祇是意識形態，或許是基于對科學的誤解，或許是文學工作者的保守心態。但是當Dr.Frankenstein將科學的產品（科技的成果）化為人類的夢厭(TheMonster)，人文學者找到了攻擊的對象。人文與科技的對立已不可避免，也為人文學者找到了反科技決定論的依據。

摘要：世紀之交國際文學理論學會主席、西方當代杰出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希利斯·米勒在《黑洞》、《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論文學》等一系列論著中對傳播媒介與文化文學的關系問題以及文學符號和文學符號研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走向問題作了專題性的論述，在國內外理論批評界引起了巨大反響。文章以上述論著為根據全面闡發了米勒關于傳播媒介與文學關系，關于人類文學符號及文學符號研究的發展變化過程和未來走向，關于西方現代和當代的文學符號及文學符號研究的具體形態、性質特點等問題的理論學說，為我們了解當代西方理論批評界關于這些問題的基本看法提供了一幅明晰而透徹的剖面圖。

關鍵詞：媒介決定論紙質媒介文學電子媒介后文學

一、媒介決定論

拿破侖說過：“三張敵對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0世紀30年代希特勒曾利用廣播煽動起了德國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60年代肯尼迪曾利用電視贏得了美國選民的好感，在大選中獲勝。人類的傳播媒介，無論是紙質媒介如報紙、書刊等還是電子媒介如廣播、電視、電腦等，都對社會文化有巨大的影響力，這是不言而喻的。

為其如此，西方的傳媒理論家們便不約而同地指出：傳播媒介在人類社會文化活動中扮演著主導性的角色。如20世紀20、30年代一些學者提出，媒介猶如槍彈，對接觸到它的人會產生直接、迅速、有力的效果，發揮巨大的影響力。后來人們將此種觀念稱作是“槍彈理論”(bullettheory)。70年代西方著名傳媒理論家諾利一紐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認為，媒介對社會觀念的形成有強大的影響力：某一時期某一媒介宣揚某種觀點，一些持不同觀點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不愿表達他們的看法，這樣在大眾媒介的壓力下支持異常意見的人越來越少，而媒介所宣揚的東西越來越有影響力，以至便變成了主導性的觀點。紐曼將她的這種大眾媒介強力影響公共輿論的理論稱作是“沉默的螺旋”(spiralofsilence)理論。

與“槍彈”論者和“沉默的螺旋”論者一樣，西方最負盛名的傳媒理論家麥克盧漢也認為媒介具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不過在他看來媒介的巨大效力不是由媒介所傳輸的內容引發的，而是由媒介的傳輸方式本身引發的。他在名作《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明確指出：過去人們只注意到了媒介的內容的作用，而沒有注意到媒介形式的效力，事實上“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自身”，“技術的影響不是發生在意見和觀念的層面上，而是要堅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變人的感覺比率和感知模式”。換句話說，媒介的效力主要發生在形式的層面上，主要源自它的運作方式本身對人們的“感知模式”或者說思想方式的“堅定不移、不可抗拒”的深刻影響力。歷時地看，人類的傳媒方式主要經歷了口頭語、書面語和電子媒介三大階段?？陬^語發生得最早，是人類早期的基本傳媒形式。口頭語是一種用聲音傳達人的感知經驗的形式，是一種不經過任何中間環節可以直接通達到人的內在生命經驗中去的傳輸形式。正是這種直接的通感式的傳輸形式賦予了早期的人類以特殊的思想方式即“整體直覺”式的思想方式，賦予了他們以特殊的思想意識即將全身心完全融會到大自然中和社會集體中的神秘意識和社會集體意識，從而促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機制即“永恒的集體和諧與太平”社會。麥克盧漢將之稱作是“部落社會”。書面語發生在口頭語之后，是對口頭語的超越。西方最典型的書面語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雖產生得很早，但在上古和中古它只是作為一種儲存文獻的手段而存在，直到文藝復興后期印刷術出現以后，它才被人們當作一種傳輸感覺和思想觀念的傳媒方式運用，才變成了一種主導性的傳播媒介?！捌匆粑淖质切温暦至训奶厥馕淖??！彼藶榈貙⑽淖峙c聲音割裂開來，用視覺壓制聽覺，是一種分割肢解性的傳媒形式?！捌匆粑淖衷谑谷嗣撾x封閉的部落回音室而轉入線形組織的視覺世界中的轉換作用，是無與倫比的?！逼匆粑淖謴母旧细淖兞宋鞣饺嗽缙谡w的立體的有機的直覺的即興的思想方式，而賦予了他們以分析的線形的機械的邏輯理性的統一的思想方式?！拔鞣降膬r值觀念建立在書面語的基礎之上。”正是基于這種分解性的線形的機械的統一的思想方式之上，西方人建立起了他們的線形的連續的機械的現代文化，麥克盧漢將之稱作是“文明”狀態。20世紀以來隨著電子技術的發展，廣播、電視、電腦、因特網等電子傳媒形式得到了廣泛應用，逐步取代了書本、報刊等紙質媒介的主導地位?！斑^去的技術是不完整的、支離破碎的，而電力技術是完整的、無所不包的。”電子媒介是一種既有聲音又有文字和圖像的集合性的傳媒形式，在它那里聽覺、視覺、觸覺等相互融會，混為一體，不可分離。正是這種渾一的多維的整體性的新媒介培育了人們渾一的多維的整體性的思想方式從而拓制出了一種全新的文化景觀——即豐富、多元、整體、和諧的新社會機制，西方人又返回到了前書面語時期通感式的、整體化的、人的心理能得到全面釋放的、部落式的文化狀態中，麥克盧漢將之稱作是重新“部落化”狀態。

一殘葉的時代

《三國志演義》現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學術界習稱的“嘉靖本”。嚴格地說，“嘉靖本”的簡稱是不準確的。因為刊行于嘉靖年間的《三國志演義》刊本不只一種。例如，葉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稱其為“嘉靖壬午本”，比較合適。該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一般認為該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為最早。在它之前，有沒有更早的刊本？——這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問題。

《三國志演義》殘葉的發現，有助于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

所謂“殘葉”，指的是上海圖書館收藏的某個明刊本《三國志演義》的殘葉。

此殘葉保存于《陶淵明集》周顯宗刊本之中。《陶淵明集》周顯宗刊本八卷，共兩冊，其前后襯葉恰恰是《三國志演義》某個版本的殘葉。

怎樣判斷此殘葉的刊行年代呢？

新媒體必然帶來新的傳播方式,而新的傳播方式則必然催生新的文學樣式｡

繼傳統文學之后,隨著網絡的普及,網絡文學應運而生｡而作為網絡媒體的延伸,手機被稱為“第五媒體”,以這一媒體為載體的文學被稱為是“手機文學”,但是,盡管手機媒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網絡媒體的延伸,但手機文學不能等同于網絡文學｡手機文學有著不同于網絡媒體傳播的新模式,這是一種將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融為一體､兼具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之優勢又突破二者之局限的一種全新的傳播模式,而這種傳播新模式將在較大程度上實現文學的娛樂功能｡

手機文學時代來臨

2006年12月25日,第三屆e拇指手機文學原創爭霸賽在海南省?？谑新湎箩∧?#65377;而就在這項賽事舉辦的第一年中國手機文學史的標志性事件在廣東發生:2004年的7月,廣東文學院以正式名義宣布其簽約的作家千夫長創作的手機短信連載小說《城外》誕生｡《城外》這部手機短信連載小說,每70字(含標點符號)為一篇,一共60篇4200字｡隨后被一家移動電信公司以18萬元的價格買下其版權,供有興趣的人付費訂閱｡訂閱者花3毛錢得到一條短信,每天2條,花30天讀完｡

多數研究者都同意,手機文學發端于手機短信｡而手機短信發展成為一種新的文學樣式,當追溯到日本｡2000年春天,一個通過“援助交際”賺零用錢的少女阿雪的故事,通過手機在日本高中生之間廣為流傳,這就是首部手機小說《深愛》｡結果,在短短的時間里,“購閱”這部短信小說的手機讀者高達2000萬人次｡2003年1月,作者還自費出版《深愛》的印刷版,通過手機網上書店販賣｡據報道,目前日本有數萬個手機網站在銷售新鮮出爐的手機文學作品｡為了應付市場需要,東京､大阪的移動通信公司求才若渴,雇傭了數以千計的各種文體的｡

繼日本之后,手機文學熱潮又在我國臺灣興起,并迅速蔓延到了祖國大陸地區｡

摘要：對于人類精神的深入探討不斷揭示了精神王國的面貌，在世人眼前展示出一個嶄新的、陌生的、難以用世俗語言表達的、與我們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對稱的廣大無邊的世界。自古以來，對于這個"虛無飄渺"的世界的描繪，是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共同的工作。

在文學家中有一小批人，他們不滿足于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層次，他們的目光總是看到人類視界的極限處，然后從那里開始無限止的深入。寫作對于他們來說就是不斷地擊敗常套"現實"向著虛無的突進，對于那謎一般的永恒，他們永遠抱著一種戀人似的痛苦與虔誠。表層的記憶是他們要排除的，社會功利（短期效應的）更不是他們的出發點，就連對于文學的基本要素--讀者，他們也抱著一種矛盾態度。自始至終，他們尋找著那種不變的、基本的東西，（像天空，像糧食，也像海洋一樣的東西）為著人性（首先是自我）的完善默默地努力。這樣的文學家寫出的作品，我們稱之為純文學。我愿自己永遠行進在這個人數不多的隊列中。

"純"的文學用義無反顧地向內轉的筆觸將精神的層次一層又一層地描繪，牽引著人的感覺進入那玲瓏剔透的結構，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的內核突進。凡認識過了的，均呈現出精致與對稱，但這只是為了再一次地向混沌發起沖擊。精神不死，這個過程也沒有終結。于寫作，于閱讀均如此，所需的，是解放了的生命力?？梢韵胍?，這樣的文學必然短期效應的讀者不會很多，如果又碰上文學氛圍不好的話，作者很可能連生存都困難。

中國文化傳統勢力是太強大了，它那日益變得瘠薄的土壤中如今孕育的，是普遍的萎靡與蒼白，它早已失去了獨自擔負起深入探索人性的工作的力量，但它仍能匯集起世紀的陰云，擋住有可能到來的理性之光。我認為我們的文學急需的，不是那種庸俗的關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討論，（這種討論令人顯得猥瑣）而是一種博大的胸懷和氣魄，一種對于生命的執著，和對于文學自身的信心。只有建立起這樣的自信，才不會局限在日益狹小的觀念中，才有可能突破傳統的束縛，逐步達到為藝術而藝術的境界，從而刷新傳統。

一些別有所圖的大人物由于自己所處的高位，也由于知識結構的陳舊過時，在文壇上不斷發表言論，企圖將純文學的概念限制在狹小的范圍內，讓其自行消亡。他們口口聲聲強調作家要關懷他人，理解他人，對大眾的疾苦不能熟視無睹等等。試想一個人，如果他連自己的內心都不關懷，也不去認識，任其渾渾噩噩，那么他那種對"他人"的關懷，對于被關懷的對象，又有多大的作用呢？即使當下"贏得"很多讀者，他的作品又能否給讀者帶來精神上的福音？恐怕更多的是暫時的麻醉吧。還有的人將"自我"限定為表面層次的世俗觀念，缺乏起碼的文學常識，以自己的半桶子水來蒙混讀者，以掩蓋自己創造力的消失……這些觀念之所以能流行一時，說明讀者對于究竟什么是純文學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是非常模糊的。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純文學在中國這個古老守舊的國度中還是屬于新生事物，它的生長，有賴于作家們和批評家的共同努力。

當純文學的探索開始之際，寫作者立刻會發現自己站在了已經存在的自我的對立面，這個自我是由文化、社會、教育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構成的表層的自我。這些因素堅不可摧，聚成銅墻鐵壁。如果人要進行純度很高的創造，他就必須調動深層的潛力，戰勝舊的自我，到達空無所有的極境。因為只有在那種地方，精神的好戲才會開始。那一次又一次對于已有的傳統、文化等等的突破。其實也就是精神對于肉體桎梏的掙脫。每一位寫作者，他的肉身都是由過去的傳統滋養著的，而如今他所進行的發明創造，卻使得他必須決絕地向肉體挑戰，將這種自戕的戰爭在體內展開，僅憑著一腔熱血和自發的律動進行那種野蠻而高超的運動，并且絕對不能停下來，因為停止即死亡。這便是純文學作家的危險的困境，也是自古以來純文學作家的命運。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的辭世，并沒有寫完他傳奇人生的最后一筆。1980年代以來，由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發端，“重寫文學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格局發生了根本上的變化，茅盾被戲劇性地從現代文學大師的地位上趕了下去，而沈從文和張愛玲這些曾經被排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秩序之外的作家，則被供奉到了“純文學”的神壇之上，占據了現代文學史的高峰。到20世紀末，沈從文和張愛玲成為了一種不可回避的閱讀時尚。從文學史的被迫遺忘到“沈從文熱”，沈從文的閱讀史也具有了傳奇的色彩。

沈從文的家鄉湖南鳳凰和瞿秋白的家鄉福建長汀被路易·艾黎并稱為中國兩座最美麗的縣城?？墒牵@里自然的美麗和生命的殘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是歷史悠久、多災多難的少數民族——苗族的聚居地之一。不斷地起而反抗和一再地被鎮壓和殲除的苗族的民族歷史，給這一方神秘美麗的水土染上了特殊的悲涼色彩。沈從文從小就耳聞目睹了對于生命的隨意的處置。20世紀中國被迫面對民族的滅頂災難而蘇醒過來，大時代的沖擊也波及了這塊古老、遙遠、閉塞和悲劇性的土地。1922年，由于對于生存的偶然和盲目的反抗，沈從文離開家鄉——邊陲之地的湘西前往新文學的首都北京，去尋找生命的合理的形式和意義。

沈從文成長為著名作家之路具有傳奇的色彩。從郁達夫《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中那個窮困潦倒的主人公到北方文學的重鎮和京派作家的領袖，從小學畢業生和被大學拒之門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學教授。這是一部傳奇。一個“鄉下人”由于個人才華受到徐志摩、胡適、林宰平、林徽音等紳士和太太的賞識，從而為紳士太太們的紗籠增添了傳奇的光彩。這正是一個能夠配合紗籠里恰到好處的明暗和色調的傳奇。在童話中最常見而在現實中很少發生的丑小鴨變成天鵝和灰姑娘嫁給王子的故事，這種奇跡終于在沈從文這里閃現了。

1924年，沈從文開始以休蕓蕓等筆名在北京《晨報副刊》、《現代評論》等報刊發表作品，成為新文學的“第一個職業作家”。1928年，隨著文化中心的南移，沈從文也隨波逐流地從北京來到了上海，以幾乎每月一本書的生產速度為當時新興的小書店供稿，成為著名的“多產作家”。由于胡適等人的引薦，他先后在中國公學、武漢大學和青島大學任教。1933年，他重返北平，從學衡派吳宓手中接收了《大公報·文學副刊》。《大公報·文藝副刊》體現了沈從文以及“京派”的文學主張，對于北方的文藝活動產生了重要的引導和組織作用，并且由對上海的作家發難，挑起了“京派”與“海派”的論戰。正如沈從文自己在《從現實學習》中自述的那樣，他的成功“是適之先生嘗試的第二集，因為不特影響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還是影響我對工作的態度，以及這個態度推廣到國內相熟或陌生師生同道方面去時，慢慢所引起的作用。這個作用便是‘自由主義’在文學運動中的健康發展，及其成就?！毖刂艾F代評論派”、“新月派”、“京派”以及自由主義文人集團的發展脈絡，沈從文最終歸納為共同的流向。

沈從文是一部傳奇，同時，他的創作也是不同于現代主流小說的傳奇。與現實主義對于文學的“認識”作用的強調相反，他不是要使我們去接近現實，去“認識”現實；而是要給我們一些色彩，一些音樂，一些故事，一些使我們脫離現實苦難的美麗夢境。193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邊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記》使沈從文達到了他創作的高峰。這是他最美麗的作品。與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橋》等運用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描寫中國城市和農村的騷動和崩潰的現實主義的小說和戲劇以至新感覺派作家穆時英的《一九三一年》不同，沈從文具有明顯的裝飾風格的作品體現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情調和創作態度。正如他在《〈長河〉題記》中所說的，“特意加上一點牧歌的諧趣，取得人事上的調和”。

沈從文反感現代商業文明對于鄉村的侵蝕和腐敗，對于鄉土自然人性的贊頌和對于城市病態文明的批判形成了他作品的基本結構，同時也鮮明地規范了沈從文創作的兩種風格：一種是對于鄉村的牧歌式的繪畫風格的抒情小說，一種是對于城市文明病態的批判揶揄的諷刺小說。這一點沈從文在《習作選集代序》里說得異常明白：“請你試從我的作品里找出兩個短篇對照看看，從《柏子》同《八駿圖》看看，就可明白對于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分子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反映在作品里。”

說起京味文學，不能不弄明白它的含義。隨著京味和京味文學近十年來在學術界內外持續升溫，這個術語自然被許多人談論，但我感覺談論中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由此引發種種誤解。出于這種考慮，這里嘗試對京味文學的含義作點梳理工作，并進而就其要素和特征做點初步探討，以就教于方家。[1]

一關于“京味”的界說與質疑

談論京味文學的含義，當然首要的是辨明京味文學一詞中“京味”的含義。學者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對此有著開創性界說。她把京味文學與寫北京的文學、京派文學等外在概念清晰地區分開來，并著重對京味文學本身做了具體分析。在她看來，“老舍是使‘京味’成為有價值的風格現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說’這名目，卻只是在新時期的當下才被叫了開來。”[2]同時，趙園還對京味文學的含義和特質作了富有洞見的界說：“‘京味’是由人與城間特有的精神聯系中發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對于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3]她揭示了京味文學中(1)人與城的精神聯系、(2)人的文化體驗、(3)人對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進而她認定，需要(4)把“京味作為一種風格現象”去把握。[4]這四方面在今天看來對把握京味文學仍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值得注意的是，她清晰地回答了有關京味文學的四個重要問題：第一，老舍是京味文學的開創者；第二，京味文學這術語是后起的，產生于“新時期的當下”即20世紀70至80年代；第三，京味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或是人對于北京城的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第四，京味是一種文學風格現象。對頭兩個問題，她的界說是沒有疑問的，然而，對后兩個問題，就存在著需要質疑并重新考慮的地方了。首先，所謂“人所感受到的城”中的“城”是指什么？是指古代的北京城還是指現代的北京城？這里的“古代”與“現代”之關系是值得重視的。其次，“城的文化意味”中的“文化”是指何種文化，古代的北京城文化還是現代的北京城文化？這里的“文化”的所指同樣需要關注。再次，京味中的味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文化意味”，那么這種“意味”究竟是指什么？是指“人對于文化的體驗和感受方式”本身，還是指人所“體驗和感受”到的“文化”？最后，京味的特質究竟在“風格”還是在別的什么？它是一種古往今來的地域文學風格，還是一種只在歷史的某一時段才出現的特定現象？這四個問題其實是相互聯系著的，難以分開。繼趙園女士的開創性探討之后，我們有必要繼續前行，從一個新視角對京味文學現象做進一步把握。

二京味文學的含義與特質

要明確京味文學的含義和特質，需要依次回答如上提出的相互聯系著的四個問題。

語文是什么？答：語文就是語言和文學。這本來是常識，即早已經被人們長期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誰也不會懷疑，因而也無需論證。世界上教育發達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日本等，語文就是語言和文學，是常識；中學語文（母語）課程，或分成兩門課──語言（含寫作）課和文學課；或合成一門語文課，每一冊語文課本都分成平行而相對獨立的語言（含寫作）和文學兩個系統；無論是分成兩門課還是合成一門課，文學的分量都要重于語言。在我國的大學里，語文就是語言和文學也是常識；誰也不會懷疑，為中學培養語文教師的師范大學中文系，就是中國語文系，也就是中國語言文學系。

然而，在我國中小學語文教育界，語文就是語言和文學這一常識，不僅不適用，而且簡直還不啻于離經叛道。“語文是什么”這個常識問題，困擾我國中小學語文教育界竟然長達半個世紀。語文教育專家（更不用說語文教師）對“語文是什么”的解釋，不僅悖乎常識，而且還顯得荒謬。

近半個世紀來，我國語文教學界對“語文是什么”的權威回答，大抵有三種：

第一種解釋，語文是語言和文字?！拔摹钡耐庋泳窒抻凇拔淖帧?，不僅空間太狹隘，而且邏輯上也成問題，因為文字只是語言的記錄，只是語言學科系統的組成部分?？偛荒芤驗闈h語的方塊字掌握起來比拼音文字難度要大，就規定我國的學生要花12年時間去掌握漢字吧？

第二種解釋，語文是語言和文章。把“文”的外延無限擴大了，所有形成書面文字的東西，一份文件、一個合同、一張便條、一個寫在黑板上的通知，都可以稱為文章；收在語文課本里的都是文章，歷史課本、地理課本、數學課本、物理課本、政治課本、生理課本地都是文章，是不是都要納入語文教學系統？這種解釋經不起分析同樣是顯而易見的。

以上兩種解釋，雖然謬誤是顯而易見的，卻在很長一段時期里被視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