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研究論文范文10篇

一

語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基礎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兩方面的來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員，二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高等院校抽調來的部分學者。建所初期，語言所規模不大，卻匯集了丁聲樹、羅常培、呂叔湘、陸志韋、傅懋勣等著名學者，他們領導了語言所早期的漢語語法研究、漢語方言研究、漢語音韻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漢語語音研究等學科的工作。

1，現代漢語規范工作

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黨和政府對語文規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同時開始連載呂叔湘、熙的《語法修辭講話》。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語法的熱潮。語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圍繞著促進漢語規范化的目標而展開。如《語法講話》的編寫，方言調查工作的開展，《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以及《中國語文》雜志對現代漢語規范化、推廣普通話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討等。

1955年10月，由語言所負責籌辦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在開幕詞里說：“我們所提出的漢語規范化問題，那就是要確定漢民族共同語的組成成分盡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標準，那就是要根據語言發展的規律，采取必要的步驟使得這全民族的語言在語音、語法、語匯方面減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統一性?！眳问逑嬖跁闲x了他和羅常培合作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的報告，報告中對漢語規范化的意義、原則和需要做的具體工作項目作了詳盡論述。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提出了若干研究課題，并就組成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擬訂《現代漢語詞典》編纂計劃、擬訂漢語方言初步普查計劃等工作形成了決議。這次會議的文件后來匯編成《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科學出版社，1956)。這以后，語言研究所的各個研究組分別就語法、語音、詞匯、方言、詞典編纂等工作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2，漢語語法研究

一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現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武威療養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疤煊用癜病蹦宋飨哪晏?，張澍遂判定碑陽所刻不識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現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現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現的數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卷數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鶴遂判斷該經必為《法華經》，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三冊殘卷，此經第一卷第一頁經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

鮮為人知的臨夏人鄭?。?884－1938），亦曾著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譯華嚴經普堅行愿品考釋》、《西夏譯妙法蓮花經考釋補》等文章。國學大師王國維及陳寅恪等人亦對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見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圖書館隆重出版了館刊“西夏文專號”紀念該館1929年從寧夏購得的西夏文佛經百余冊。刊物中收錄國內外專家著譯36篇。當時西夏研究在中國可謂盛況空前。

繼羅氏兄弟之后，王靜如教授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1930－1933年他連續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除論述西夏國名、語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對西夏文佛經的譯釋，首次為學界提供了長篇漢譯西夏文材料。同時，王氏還在《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了有關論著（注：詳見《王靜如教授學術著作目錄》，載《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這一學科被迫中斷了數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老一輩學者王靜如、羅福頤等，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后備人才方面，同時，在西夏歷史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發生了反對科學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動之后，新老西夏學者才能有機會發表有關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靜如、史金波、白濱、李范文等對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經幢和甘肅武威新發現西夏文字的考釋、討論，陳炳應對武威西夏碑的介紹和譯釋；李新魁對西夏文字構造方式的初步探討；史金波、白濱對國內外西夏文字研究狀況的介紹；史金波對西夏文字及辭書的論述；李范文對西夏文字的論述等，一步步把中國的西夏學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為西夏學的黃金時代，單就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就有百余篇，專著10余種。專著分三個方面：1.對西夏辭書的研究和整理，計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漢合時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類文物的研究，計有《西夏官印匯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獻的譯釋和研究，計有《類林研究》（1993）、《西夏諺語》（199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994）、《圣立義海研究》（1995）、《貞觀玉鏡將研究》（1995）等。這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著述，尤其辭書研究，對學界了解和運用西夏文字資料提供了工具書。論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1.對辭書的研究，如《西夏文辭書的特點和歷史價值》（1983）；《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1986）；2.語音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西夏語音系導言》（1982）；3.語法方面，如《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的復合構詞法》（1988）、《西夏語的音韻轉換與構詞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這些都提出了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內容提要】

在文學語言觀上,古典的“載體”說和現代的“本體”說都有片面性。文學語言既是文學的工具,又是文學的對象。作家感受到言不盡意的痛苦,追求“言外之意”是解除這種痛苦的一個策略。文學的幻象應該真實而新鮮,與此相對應,文學語言的深層特征是“內指性”、“本初性”和“陌生化”。

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但至今我們在文學語言方面研究得很不夠。對于文學語言的種種問題,只停留在淺層的描述上。如語言在文學中到底具有什么功能、處于什么地位呢?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作家呼喊“語言的痛苦”呢?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有沒有區別?如果有區別的話,那么文學語言的深層特征又是什么呢?本文將對這些問題做初步的探討。

一、語言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功能

從古典到現代,人們都非常重視語言在文學中的地位。但他們對語言在文學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具有什么功能的看法是各異其趣的。中外古典文論所持的是“載體”說,語言只是一種“形式”、“工具”、“媒介”、“載體”,它的功能在表達生活和情感的內容,內容有“優先權”,包括語言在內的形式則處于被內容決定的地位。20世紀西方科學主義文論則持“本體”說,認為語言是文學的“本體”,文學就是語言的建構,語言是文學的存在的家園。古代文論與20世紀西方文論的文學語言觀就這樣分道揚鑣。文學語言觀念從古典到現代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呢?

20世紀西方哲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所謂的“語言論轉向”。在西方,在19世紀以前,占主導地位的是理性主義,理性制約一切,所以理性作為文學的內容也自然處于“統治”地位,語言只被看成是傳達理性內容的工具。20世紀初葉以來,人們覺得過去崇拜的理性不靈了,反理性的思潮應運而生。這就導致了所謂的“語言學轉向”。人們不再追問語言背后的理性,而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想像一種語言意味著想像一種生活方式”(維特根斯坦)。語言不是單純的媒介、手段、載體,它是存在本身。人是語言的動物,語言觀上的這種變化,很自然引起文學觀念的變化。本世紀形成的科學主義的文論流派在文學語言觀上一脈相承。他們認為作品中的語言就是文學的本體。什克洛夫斯基在《藝術作為手法》一文中在反復強調了文學語言的特異性之后說:“這樣,我們就可以給詩歌下個定義,這是一種困難的、扭曲的話語?！保?）羅蘭·巴爾特走得更遠,他強調“語言和文學之間的一致性”,認為“從結構的角度看,敘述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質”,“敘述作品是一個大句子”,（2）超過語言層就是文學的“外界”。

一、語言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功能

從古典到現代,人們都非常重視語言在文學中的地位。但他們對語言在文學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具有什么功能的看法是各異其趣的。中外古典文論所持的是“載體”說,語言只是一種“形式”、“工具”、“媒介”、“載體”,它的功能在表達生活和情感的內容,內容有“優先權”,包括語言在內的形式則處于被內容決定的地位。20世紀西方科學主義文論則持“本體”說,認為語言是文學的“本體”,文學就是語言的建構,語言是文學的存在的家園。古代文論與20世紀西方文論的文學語言觀就這樣分道揚鑣。文學語言觀念從古典到現代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呢?

20世紀西方哲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所謂的“語言論轉向”。在西方,在19世紀以前,占主導地位的是理性主義,理性制約一切,所以理性作為文學的內容也自然處于“統治”地位,語言只被看成是傳達理性內容的工具。20世紀初葉以來,人們覺得過去崇拜的理性不靈了,反理性的思潮應運而生。這就導致了所謂的“語言學轉向”。人們不再追問語言背后的理性,而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想像一種語言意味著想像一種生活方式”(維特根斯坦)。語言不是單純的媒介、手段、載體,它是存在本身。人是語言的動物,語言觀上的這種變化,很自然引起文學觀念的變化。本世紀形成的科學主義的文論流派在文學語言觀上一脈相承。他們認為作品中的語言就是文學的本體。什克洛夫斯基在《藝術作為手法》一文中在反復強調了文學語言的特異性之后說:“這樣,我們就可以給詩歌下個定義,這是一種困難的、扭曲的話語。”（1）羅蘭·巴爾特走得更遠,他強調“語言和文學之間的一致性”,認為“從結構的角度看,敘述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質”,“敘述作品是一個大句子”,（2）超過語言層就是文學的“外界”。

這種現代語言論的文學觀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們可以從“人”和“文化”這兩個視角來證明文學語言本體論有其理論基礎。

語言是人的最重要的一種符號,因此,在卡西爾看來語言也是區別人與動物,并指明人的獨到之處的一個重要方面。卡西爾說有兩種不同的語言,一種是情感語言,一種是命題語言。在類人猿那里有情感語言,它可以表達情感,但不能指示和描述。因為它不具有“延遲模仿”和“移位”的認知機制,也不具備轉換、開放的機制。只有在人這里,才用具有認知、轉換、開放機制的“命題語言”進行交往活動。人才是真正的語言符號動物。進一步說,人的語言與人的感覺、知覺、想像、理解等心理機能是同一的。語言是內在于人的感覺的,就以個體的人的語言發展而言,他的語言與他的感覺是一致的。一個老年人說不出兒童的那樣天真爛漫的話,是因為他已經在社會化過程中失去了“童心”,找不到兒童的感覺;同樣的道理,兒童有時會說出一些完全不合理不合邏輯但卻極生動和極富詩意的話,就是因為他們無知,他們還沒有“社會化”,他們的語言與幼小心靈的感覺是同一的。在現代生活交往中擁有一個新詞或新的詞語組合,就表明對生活的一種新態度,或者是人們的一種舊的生活方式的結束,或者是一種新的生活的開始,或者顯示某種生活正處在變動中。

既然語言是與人的感覺、知覺、想像等是同一的。那么文學語言的“美學功能”與人們的藝術直覺具有同一性就更凸現出來了。如果說日常語言具有“實用”和“美學”兩種功能的話,那么在文學語言中,語音的搭配,詞的組接,句子的連接,就不單是為了傳達信息,它們本身就具有審美意義。例如,唐代岑參的詩《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摘要：語言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也會由于不同語言交流時所產生的相互影響而變化，與語言息息相關的翻譯也會隨之而發生變化。本文以英漢兩種語言為例，從不同的視角分析了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及其相互翻譯時發生的變化。

關鍵詞：語言；變化；翻譯；音譯；意譯

一、概說

人類創造語言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語言來表達思想。交流感情，進行人際溝通，傳播人類文明與進步，傳承科學創造與發明。其實語言本身也是一門科學。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在目前世界尚存的2000多種語言中。漢語的使用人口最多，英語的影響面最大，實屬世界上最活的兩種語言。究其發展規律。人們不難發現：語言只有在發展中才能求生存，在變化中才能求發展。

作為與語言文字密切相關的翻譯，也難免要隨著語言的發展而發展。隨著語言的變化而變化，只有這樣，翻譯工作才能與時俱進，與時代同步。

二、語言的變化

（一）開展學術評論，批評剽竊、偽科學和吹噓等不良學風

我國原本有良好的學術評論傳統，且都是指名道姓的。例如1935年唐蘭在他的《古文字學導論》自序中說：“在本書里不免要批評到許多學者的錯誤。這里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輩和密切的朋友。就如羅振玉先生，他對于著者的學業，曾有不少的鼓勵。他的一生著述和搜集材料的盡力，在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甲骨學可以說是他手創的。但他那種考釋文字的方法是著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羰显嬖V我‘昔人有一字之師，今人有一語之敵’。不過，治學問而不敢明是非，還成什么學問。學問本只是求真理。我們找出自己過去的不是，指摘別人的不是，同樣，也愿意別人指摘我們的不是”（見該書增訂本，齊魯書社，1981年，第11—12頁）。這是何等可貴的學風啊！

王力在《中國語文》1962年第10期所刊文《中國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也曾批評著名的語言學家傅東華。非常遺憾的是，可能是由于的大批判嚴重損壞了批評和批判的名譽，以致后我國語言學界很少展開學術評論，尤其是指名道姓的學術批評。即使有星星點點學術交鋒，讀者也如墮五里云霧，不知是針對誰的哪本書而發。這十分不利于學術的健康發展。“破就是立”固然不對，但“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塞不流，破中有立”還是合乎辯證法的，應大力提倡。在這方面，夏淥教授專為批評康殷對漢字源流的種種錯誤解釋而寫的厚達493頁的著作《評康殷文字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在夏書出版以前，《光明日報》等報刊曾發文，對康書進行了不少無原則的宣揚，該書竟成了市場暢銷品，使不少讀者從康書得到錯誤的知識。遺憾的是同外國相比，學術批評的著述在我國少得可憐。當然，我們充分肯定夏先生十年來帶頭寫學術批評專著的功勞，并不等于說夏先生對每個字的解釋都無懈可擊，我們也不應對批評者提出這種苛求。

我們不得不坦率地承認，在開展學術評論和批評方面，我們要向外國學習。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1928—）曾指名道姓地批評美國的社會語言學家，說他們所做的工作類似收集蝴蝶標本。［①a］他們也指名道姓地對喬姆斯基進行了反駁［②a］。美國著名語言學家H．阿斯勒夫、C．F．霍凱特（1916—）、R．A．霍爾（1911—）都比喬姆斯基大十幾歲，照樣對喬姆斯基的著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①b］

我之所以特別提出這一點，是因為有人用種種理由反對進行學術批評，其中之一是長輩不宜批評晚輩或相反，晚輩不宜批評長輩。還有人認為，無名小卒不應批評名人，因為我國有“為尊者諱”的傳統。這些錯誤觀點嚴重影響了我國開展學術批評，不利于學術進步，因為學術只有在交鋒中才能得到更好、更快的發展。

還有人認為批評文章沒有學術價值，這也是不對的。上面提到的霍爾寫了一本著名的書《語言學和偽語言學》（JohnBenjamins出版公司，1987年），它就是霍爾進行學術批評和評論的12篇著名論文的匯編，在國外語言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引言

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類社會的產物；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是人類歷史文化的沉淀。所謂“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指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和和一般的知識，也特指某一領域或某一范疇體現的思想觀念，道德和行為規范以及風俗習慣等。各個民族，各個國家有著鮮明的文化特性，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作為信息傳遞的工具，地位舉足輕重。

“翻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轉換成另外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也指民族共同語與方言，方言與方言，古代語與現代語之間地轉換。作為語際的交流，把握文化所傳承的信息，至關重要。曾經有一個翻譯的軼事：一位外國人參加中國的朋友的婚禮，他稱贊新娘很漂亮，新郎謙虛地回答：“哪里，哪里?！蓖鈬笥汛蟪砸惑@，以為是問哪里美，只好硬著頭皮說：“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都很美。”無獨有偶，在我們地現實生活中，大型公司也因為不懂文化的內涵，同樣犯了大笑話。BraniffAirlines（布蘭尼夫空公司）想宣傳其舒適的座位，可當它的廣告語從英語翻譯成西班牙語時，意思卻告訴人們乘坐他們的飛機可以不穿衣服。同樣theChevroletautomobilecompany（雪佛萊公司）試圖在拉丁美洲推銷theChevyNovacar，廣告譯文同樣也很糟糕。Nova意思是星星，而在西班牙語里是走不動的意思。

故而，翻譯不僅僅單純是語言的轉換，更蘊含與文化之中。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說：“對于真正成功的翻

譯而言，熟悉這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

二、地理位置的不同

摘要：幼兒三歲時是語言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培養小班幼兒語言能力是家長、教師共同關心的問題。本文淺議了在家庭與幼兒園兩種不同的環境中如何培養幼兒語言的表達能力。實踐證明：家、園及全社會共同為幼兒創設讓幼兒想說、敢說、喜歡說、有機會說的良好環境對幼兒的語言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關鍵詞：想說；敢說；喜歡說；有機會說；心靈溝通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的工具，三歲是人一生中語言發展的關鍵期。那么如何培養小班幼兒的語言表達能力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提及語言教育，一般人會認為在幼兒階段也就是講講故事，說說詩歌，每當與家長談及這類話題，家長總是感到非常困惑，不知如何來教。經過長期的實踐，我認為要讓孩子的語言表達能力得到健康全面發展，應做到家園共育，共同培養。家園以及全社會共同為幼兒創設一個使幼兒想說、敢說、喜歡說、有機會說的良好環境對幼兒一生的語言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一、家庭中的幼兒語言教育

家庭是幼兒生命的搖籃，是孩子們最溫暖、最安全、最自由、最快樂的港灣，家庭成員的講話水平及語言表達能力直接影響幼兒語言的發展。因此，作為家長，在家庭中應做到以下幾方面：

1.家長要做好榜樣，培養幼兒學習語言的興趣

[摘要]影視表演特征是運用接近生活的動作和語言創作影視角色形象。表演的特點是，演員是創造者，自己的身體和聲音是創造工具，運用肢體動作和語言手段來體現角色的表演行動。因此，演員的創作狀態應是既有藝術創作性的體驗、感受又有高度的自我控制的能力。

[關鍵詞]肢體語言表演語言動作體驗

影視表演的肢體語言包括動作、語言。表演主要是運用動作和語言來進行創作的，用接近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動作和語言作手段來創造人物形象。影視表演藝術的特征是：一種運用接近生活的動作和語言創造角色形象的藝術。首先演員應當考慮，他不僅必須模仿自然，而且還必須把自然完美地再創造出來，以期在他的表演中真和美是相結合的，因此，身體的每一部分都應當在演員的支配下，使他能夠隨心所欲地根據既定目的和諧而優雅地運用任何的一部分肢體。本文就提高影視表演的肢體語言談些粗淺的體會。

一、演員創造角色是自己的身體和聲音

演員的身體和聲音是我們創造的工具。每次表演都是創造，為了保持作品的準確性、生動性，就必須體驗、感受、熱情飽滿。我們在這里強調身體、聲音、表情都是創造角色的手段，動作和語言、表情牢牢地掌握在演員自己手中，創造好所扮演的各種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說：“……身體松弛肌肉沒有任何的緊張，整個形體器官完全服從于演員意志的支配，這對創作狀態有很大的作用。有了這種訓練，便能呈現組織良好的創作之作，演員便可以自由無礙地用自己的身體，把心靈所感覺到的東西表現出來……”

比如：曾有一部電影，一個炮手在打法西斯匪徒，陣地上中了敵人一炮，把炮手耳朵炸聾了，嗓子也沙啞了，于是這演員要從本來用悅耳的聲音表演忽而轉到用沙啞的聲音說出對白。再如有一些特殊要求：一邊哭。一邊念臺詞：一邊笑一邊說話；或受重傷而囑咐什么：一邊喝著水或一邊吃東西說話；最后觀眾能聽到耳語或悄悄話；因悲痛或情急而高聲喊叫嘶啞……等等。可見，沒臺詞戲常常是最好的戲，演員通過動作、表情把它細致準確地表達出來，讓觀眾清楚地“看”到它。

一、漢語網絡語言的分類

1．縮略語

第一種是用拼音代替文字，如MM——妹妹、美眉；GG——哥哥；DD——弟弟；SJB——神經病；PMP——拍馬屁；MPJ——馬屁精；PLMM——漂亮美眉；XDJM——兄弟姐妹；PFPF——佩服佩服；BT——變態；SL——色狼；BL——玻璃，不是指一種易碎品，而是同性戀；BC——白癡；BD——笨蛋；RY——人妖；LM——流氓；JJWW——唧唧歪歪，指人說話的樣子；蛋白質——BD+BC+SJB(神經病)。

第二種是用數字代替文字，如4242——是啊是??；847——別生氣；987——就不去，就不去；886/88——再見；9494——就是就是；74——去死；771——親親你；881——抱抱你；7456——死我了；55555——哭。

現代人生活在一個從未有過的色彩斑斕而又節奏快捷的氛圍里，緊張的工作、放松的期望使得人們不僅要求新奇的語言形式進行交際，而且要求交際的符號越簡便、越省時、越省力越好。很多新詞、新用法大多是對原詞的縮略，因為這樣能夠減少擊鍵的次數。提高網上聊天的效率。

2．諧音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