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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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1935),原名遠鎮,號慧生。出生在江西弋陽一個農戶家。

從小勤勞好學。7歲開始放牛、割草。8歲入本村私塾就讀。14歲時,因家境中衰,不得不輟學,在家一邊勞動,一邊自學。

17歲時,考入弋陽縣立高等小學。當時,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也聯絡一些同學,組織社團。他們聚在一起閱讀進步書刊,談論國家大事,探討社會問題。

1919年夏,以優異成績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甲種工業學校。除認真學習功課外,還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學習革命理論,接受新思想、新知識。同時還和南昌各校的愛國學生一道到車站、碼頭發表演說,查禁日貨。由于在南昌青年學生中有一定影響,1921年被選為南昌學聯的負責人之一。同年秋,他來到九江,考進了教會學校南偉烈大學。在這里,并非想學“洋教”,而是為學英文,經常閱讀借來的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他還發起成立了“讀書會”和“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

1922年春,參加了“非基督教大同盟”,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不久,因家里債臺高筑,他決定退學。

1922年夏,來到上海,與惲代英、向警予、趙醒儂等結識,并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后,要求返回江西,去做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實際工作。

1924年,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作為“滬案”交涉江西后援會的組織領導者之一,積極組織仇貨檢查隊、募捐隊、演講隊,深入街頭巷尾,奔走于學校、工廠、領導罷課、罷工,舉行示威游行。由于勞累過度,幾次吐血。

1925年冬,黨派回鄉開展農運工作。他開辦農民夜校,組織秘密農會。1926年,北伐軍進攻江西,組織了數千農民為北伐軍探送情報,帶路籌糧,有的直接參戰,有力地支援了北伐軍攻占南昌城。1927年2月,當選為江西省農協執行委員兼秘書長。不久,他告別新婚的妻子,深入贛西南農村,開展農民運動。7月中旬,大革命失敗,決定回贛東北,組織那里的農民暴動。11月下旬,主持召開了弋陽、橫峰、貴溪、上饒、鉛山五縣黨員會議,擬定暴動綱領,成立了暴動總指揮部,由任總指揮。12月,著名的弋橫暴動開始了,六七萬農民參加了暴動。暴動持續了兩個多月,在國民黨軍隊的鎮壓之下,遭受嚴重挫折。及時總結經驗教訓,改變斗爭策略,整頓農民軍,健全組織,創立蘇區和紅軍,進行游擊戰爭。1928年3月,從農民軍中挑出30多名骨干,集中了30多條槍,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二軍第二師第十四團一營一連,在弋陽東北部的磨盤山開展游擊戰。不久,游擊隊擴充改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五團。1930年7月,獨立團擴編為紅十軍。同時,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贛東北特委和工農民主政府,調擔任工農民主政府的領導工作。在贛東北蘇區大力加強政權建設和發展經濟,得到蘇區人民的高度贊揚。

1931年3月,發動向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反革命大圍剿,贛東北蘇區也受到敵軍的圍攻。根據中央指示,紅十軍政委工作。他與軍長周建屏指揮紅軍,連戰皆捷。4月下旬,閩北蘇區告急,率師增援,與閩北獨立團聯合作戰,穩定了閩北蘇區局勢。到1931年5月,贛東北蘇區已橫跨閩、浙、皖、贛四省,擁有52個縣,加上游擊區,人口達2000多萬,進入了全盛時期。這一年,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1931年11月,又擔任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1932年9月,根據中央指示,率紅十軍二進閩北,擴大蘇區。12月,贛東北省改稱閩浙贛省,繼續任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3年1月,中央電告紅十軍赴中央蘇區參加第四次反“圍剿”。以大局為重,堅決執行命令。紅十軍一走,閩浙贛省形勢嚴峻起來。立即著手組建新十軍,保衛閩浙贛蘇區。同年底,任中央閩浙贛省委書記,當選為中央委員。

1934年11月,中央決定將紅7軍團和新十軍合并,成立紅十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皖南挺進。在皖南,紅十軍團成立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閩浙皖贛邊黨的組織和武裝力量。任軍政委員會主席。

和軍團長劉疇西繼續率部北上,翻越黃山,幾次與國民黨軍隊發生激戰。在皖南敵我力量懸殊,給養困難,部隊過度疲勞,作戰艱難。為保存抗日力量,再圖北上,向中央報告,將部隊帶回贛東北蘇區休整。

1935年1月,中央電令紅十軍團向浙西南行動。召開軍政干部會,決定率部離開皖南,在赴浙西南之前,先到贛東北蘇區作短暫休整。軍團出發時,、粟裕等率先頭部隊800余人,由浙江開化,翻過幾座大山,到達江西境內。

不料敵人尾隨而至,將先頭部隊與主力部隊割斷,使劉疇西率領的2000多人陷入敵人重圍。命令先頭部隊繼續前進,自己和少數干部留下接應主力。

這時,敵人以7倍于我的優勢兵力,將紅10軍團主力圍困在縱橫不過15里的懷玉山區。冒著生命危險,趁天黑鉆進了敵人的包圍圈,找到了主力部隊。與軍團其他領導人多次研究突圍,但都沒有理想的方案,部隊輾轉在越來越小的包圍圈內。時值隆冬季節,部隊連日翻山突圍,又凍又餓,疲憊不堪,最后有80余人鉆進深山老林。有人勸化裝到白區暫避一下,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由于敵人搜山,大家便分散隱蔽。敵人懸賞8萬塊大洋,捉拿。1月29日,由于叛徒告密,敵人得知就在高竹山上,連續搜山六個小時。不幸被俘。

1月31日,被戴上十斤重的腳鐐,從懷玉山押解到上饒國民黨贛浙皖閩四省“剿匪”司令部。四省“剿匪”司令趙觀濤與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書記長俞伯慶對進行“審訊”。他們時而威脅,時而利誘。早就決意為革命犧牲,沒有作過別的考慮,在敵人面前理直氣壯地闡述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揭露投降賣國的罪行。第二天,敵人在上饒城里召開所謂“慶祝大會”,由敵兵將戴上重鐐的背上臺“示眾”。昂然挺立,正氣凜然,群眾無不黯然落淚。

2月2日,敵人出動了四輛裝甲車和五輛卡車,由趙觀濤、俞伯慶“陪送”,將解往南昌,關押在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

敵人為了擴大影響,2月7日,在南昌豫章公園召開了所謂“慶祝生擒大會”。一位美國記者寫道:“戴了腳鐐手銬而站立在鐵甲車上之,其態度之激昂,使觀眾表示無限敬仰。”上?！蹲至治鲌蟆返囊晃挥浾咴儐栍泻胃邢?說:“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就是不惜生命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為民族獨立而奮斗?！?/p>

國民黨為了勸降,不擇手段進行威逼利誘。一方面在生活上加以改善,另一方面物色了一批黨政軍要員,網羅了的幾個同鄉同學,輪流探監,假獻殷勤,充當說客。就連綏靖公署主任顧祝同也親自出馬勸降。對他們的回答是:“我們與你們反革命國民黨是勢不兩立的,你法西斯匪徒們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絲毫動搖我們的信仰!我們的信仰是鐵一般的堅硬的?！?/p>

他在獄中,鼓勵被俘的其他同志,要堅定革命信念,尋找機會越獄。后來,敵人把他強行移入所謂優待室,使他失去了與其他同志聯系的機會。在優待室,對看守人員和關在優待室里的其他特殊囚犯進行教育,有些人和他交上了朋友。他們中的一些人同情,為他的精神所感動,為他傳遞消息。在獄中寫的許多文稿就是由被關押在優待室的原國民黨江西省高等法院院長、中央軍人監獄長胡逸民先生帶出監獄,按照的囑托,親手交給上海黨的組織。

在昏暗的牢房里,抓緊時間揮筆疾書。由于早年染有肺病,入獄以來,又備受苦刑,身體極度虛弱,還要時常提防敵人的搜查。在這樣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他用自己的心血寫下了《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給黨中央的信》等約13萬字的文稿和信件,給我們留下了一份極其珍貴的革命遺產。

在這些文稿中,熱情地謳歌了偉大的黨和可愛的祖國,表達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耿耿忠心和堅強意志。他在《死----共產主義的殉道者的記述》中寫道:“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著共產主義犧牲,為著蘇維埃流血,那是我們十分情愿的啊!”

1935年8月,密令駐贛綏靖公署,將“秘密處死”。

8月6日凌晨,南昌城天色昏暗,細雨蒙蒙。一群全副武裝的敵兵,將從獄中押出。

預料敵人對他下毒手的時刻到了,他拖著沉重的鐐銬,挺著胸膛,毫無懼色,邊走邊用堅定的目光向難友告別。敵人把架上一輛卡車,向城北駛去。馬路兩旁崗哨林立,軍警密布,戒備森嚴,一路不見車輛、行人。刑車快到下沙窩的地方,由于路面狹窄,在一口水井邊停了下來,意識到刑場快到了,下車后,連聲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的國民黨!”“紅軍萬歲!”“蘇維埃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響亮的呼聲使敵人驚恐萬狀,慌忙弄了一團棉花塞進口里,又用一條白布把他的嘴巴緊緊扎住,然后將推向刑場。年僅36歲的共產主義戰士,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流盡了自己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