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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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的一個亮點，被認為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農村的建設和發展問題是一個老生常談的題目，這次作為一個重頭戲出現在十一五規劃中，一方面體現了當前解決農村問題的緊迫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黨中央對此所抱的決心之大。

發展農村，首先要有正確的發展觀。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看，正確的發展觀應該是辯證的發展觀，是全面的、協調的、可持續的發展觀，是實事求是的、遵循規律的發展觀，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科學的發展觀。只有以科學發展觀考察和研究我們的社會現狀，分析和預測我們的未來趨勢，才能把握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正確方向，才能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一個正確的體認。我們必須摒棄不切實際的想法，重新審視我們的農村工作，踏踏實實地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村道路。

一、建設新農村是長期革命而非短期運動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議出臺后，一些地方習慣性地拿起了以往“搞活動”的套路，較沉著者，制定了“一年農村大變樣，兩年舊村成新村，三年鄉村變城鎮”的計劃藍圖；較沖動者，則干脆著手在農村大建統一設計的農民別墅，或者以輕車熟駕的老練開始了示范點的建設，試圖以一兩個示范點的完成來應付整項工作。這些理念和做法體現了一些地方把建設新農村短期化、運動化、形式化的危險趨向。

我們并非是反對農村筑建統一別墅，也不是排斥以示范點作為工作的帶動點，更不是不希望農村日新月異，但歷史和經驗告訴我們，農村建設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新農村也并不等同于漂亮整齊的別墅農村或少數幾個有質量的示范村莊。解決“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已經給我們上了一堂實實在在的課。人們，特別是領導干部，對“新農村”的正確理解是使建設新農村這項任務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前提，一旦理解出現嚴重偏離，必將在實施過程中給農村工作帶來不可挽回的負面影響。我們的農村經濟還是相當脆弱的，農民尤其經不起折騰，而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任務如此緊迫，也已經浪費不起時間、花費不起代價來瞎折騰了。改革需要冒險，需要超常規，但并非是急躁冒進。特別是在現今我國這樣一個敏感的轉型時期，穩定更是關乎改革成果能否得到鞏固、改革能否繼續順利快速推進的決定性因素。國際上的種種現象已經或正在向我們昭示一個明白的道理：內亂不治，必招外患。而一個內憂外患的國家，又談何發展？我們難道能苛求正陷于混亂中的伊拉克有多大的發展嗎？所以我們必須謹記，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場革命而不是一場運動，它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它的客觀規律性決定了它必須經歷一個較長的培育生長過程。因此，建設新農村應該是一個中長期目標而非一個短期目標，是一場革命而非一場運動。

二、城鄉一體化是最終目標而非近期目標

一提到建設新農村，馬上有一些人不假思索地喊出了“城鄉一體化”的口號。對于“城鄉一體化”這個名詞，我們也確實不算陌生，這也是我們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的一個名詞?；仡欉^去，我們確實看到了農村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和可喜景象，農民的生活水平相對過去也確實有了相當大的提高。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農村離城鎮化還有相當遠的路要走，城鄉一體化的目標離我們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我們的農村絕大部分仍然是貧窮落后的，我們的農民絕大部分仍然是過著和城里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城鄉非但沒有一體化，兩者之間的差別反而越來越大，農民非但沒有因為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而感到滿足，反而對現實產生了越來越多的不滿。古人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此語并非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樣是提倡“大鍋飯”的意思，據知，古籍里尚未發現中國古代史上哪個朝代曾提倡過“大鍋飯”。在我的理解里，“不患寡而患不均”更多的是強調社會財富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對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性，“均”是指一定程度的均衡而非完全的平均化。當今我們社會的貧富分化已到達警戒線，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多，主要并非因為“寡”，而是因為“不均”。在這種情況下，妄談在短短幾年內實現“城鄉一體化”，只能是一句空話、大話，操之過急的結果只會是付出更大的代價。

但我們并不應因此而放棄“城鄉一體化”的構想，而應把它作為建設新農村的長期目標和最終目標，有計劃、分階段地逐步實現。正如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分三步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同樣需要分幾步走?？茖W發展觀告訴我們，只有遵循規律逐步推進，才能最大限度地減低改革成本和改革風險，才不至于把弱勢群體再一次推向改革的風口浪尖。也只有尊重現實和客觀規律，才能使城鄉一體化的最終目標因順利和無反復而得以更快實現，正所謂“欲速則不達”，“磨刀不誤砍柴工”啊。因此，我們必須要耐得住心、沉得住氣，步步為營，從高處著眼，從低處著手，把方方面面的基礎砸牢筑穩再縱身一躍，才可謂之真正的“跨越”。中國是儒家文化的源國，但縱觀世界近現代史，把儒家文化運用得最出彩的并不是我們，而是日本、韓國等一些國家，他們把“韜光隱晦”、“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等等儒家思想演繹得淋漓盡致。我們建設新農村就應該回過頭去溫習我們的儒家文化，向日本、韓國學習，懂謙、善忍、耐苦、甘寂、大智若愚，腳踏實地地做好工作。

三、農民進城潮應理智疏導而非單純鼓勵

我們曾經認為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認為“城鄉一體化”的加速推進更有利于加快改革的步伐。但現實表明，城鄉二元結構并不是愿望所能拆開，它仍是我們當前應該選擇的一種框架模式。

1、“農民進城”出現回潮。

改革開放后，城市的蓬勃發展吸引了眾多的農民進城打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城市成為青壯年農民擺脫土地、改變命運的夢想之地。陽春也不例外，對城市的向往和對改變命運的強烈愿望，驅使一批又一批的陽春農民紛紛走向珠三角為主的一些較發達城市，以至到后來幾乎形成了一種慣勢，呆在家中的農村青年反而被視為“另類”了。在這樣的進城潮中，包括陽春在內的很多地方的農村都只剩下一些“老小病弱”，守著村子候望兒女、父母逢年過節回來一趟。城市成了農村青壯年的奮斗之鄉。但二十多年過去了，看看陽春，也看看別的地方，我們發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打工的農民既不屬于農村，也不屬于城市。農村因為他們的離開，出現了大量的“空心村”，村里大量的土地因缺少勞動力而被迫丟荒，發展生產成了無兵之仗，而他們從城市帶回來的財富卻仍然不足以讓農村有太大的改變。城市因為他們的到來，工業和服務業得以更迅速地發展，但同時也很快顯露出準備不足的尷尬：沒有足夠的廉價住房，缺少合適的服務產品，配套管理也跟不上。城市的社會秩序因此而出現某些混亂，城里人和來城里的人相互埋怨著彼此。在這樣的尷尬中，農民在城市里找不到歸宿感、安全感和方向感，象無根的水草一樣漂著。不是農民不愿意融進城市，而是城市抗拒著農民。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農民進城熱潮，不少農民或者因為年歲漸大歸根意濃，或者因為對城市產生了失望，紛紛回歸農村，這也是近年珠三角企業招工難的原因之一。而這一回歸風潮，對當前的建設新農村來說，卻未嘗不是一個利好消息，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難得的契機，不容錯過。這些回歸農民是農村的一筆財富，他們因為見過世面而視野更廣、思維更活，是建設新農村的骨干力量。

2、“農民留村”符合國情。

有些人認為鼓勵農民進城應該堅持下去，而農民進城后的城市化遺留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就如美國后來基本解決了貧民窟式的城市化帶來的問題。但美國和中國不同。一戰后，美國可以把本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負面后果通過戰爭和不平等貿易轉嫁給他所擁有的殖民地國家，而今天的中國根本不可能具有這樣的條件，城市化所帶來的問題只能靠自己消化，無法向外轉嫁。而且，今天的中國擁有9億農民，遠遠超出任何一個早發現代化國家的農民數量。如此龐大的農民人口基數，加之城市就業機會有限，城市接納系統不完善，9億中國農民在短時期內從農村迅速轉移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國的城市化只能走城市建設與鄉村建設并行的道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建設鄉村而不是破壞鄉村，讓農民能在城市里不想呆或呆不下去的時候，愿意且能夠順利回到鄉村，并能得到一定的保障生活和發展生產的條件和機會，從而“力避貧民窟式的城市化”，為我們的現代化提供一個穩定器。光是把勞動力轉移出去從事非農產業的想法，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來說只是一種緣木求魚的行為。如果最終留下的是一個凋敝的農村，這肯定不是我們心目中的新農村景象，也不符合科學發展觀提出的全面、協調發展的要求。

四、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村的幾點建議

中國的農村有著相當濃的中國特色，這與中國的發展歷史以及積淀的國情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們必須從國情和現狀出發，制定建設新農村的政策和措施，摸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村的道路?！靶罗r村”在本質上還是農村，是“種田人”生產、生活的地方。如果農村各方面狀況較好，農民大多是不愿意背井離鄉的，因為這要付出情感、家庭和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成本。鑒于此，我提出“農村自城化”的概念。所謂“農村自城化”，是指立足于農村本土，通過政府的主導力量和其他輔助力量，引導和幫助農民建設適宜居住宜生產的、具有城鎮生活質量的現代化農村。通俗地說，就是把農村建設得跟城鎮一樣，讓農民在農村里過城鎮般的生活。它和以“農民進城”為主要手段的城市化概念有著形式上的不同。那么，如何能更好地實現農村自城化，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村道路呢？這是個很大的課題，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探討，在此僅就現階段的農村現狀略舉幾點不成熟的工作性建議以供討論。

（一）政府主導

1、實行適度聚居化政策。目前，由于高度散居，農民的生產效率、生活效率過于低下，有限的收入被空耗，公共服務的成本過高，農業組織化程度也難以提高。若適度規劃聚居點，每年實現10%左右的農村人口向聚居規劃點移居，可望逐步提高農民的聚居化水平。聚居規劃點可考慮以教育、衛生服務等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較集中，水電、交通、通訊等較方便的地方為圓心，畫出一個聚居生活圈，規劃出移居農民的生活用地（含宅基地）以及用于種菜的自留地；生活圈外延為生產圈。這樣，相當于相鄰的幾個小村聚居成一個大村，共同分享便利也共同分擔成本。為了降低農民移居的門檻，除了可考慮以財政購買或投資的方式取得規劃點土地并向移居農民廉價出售外，還可制定執行土地使用權置換的政策，允許移居農民用其原有的山場或田地使用權置換規劃點的生活用地使用權。走聚居化的道路，經濟門檻比城鎮化低得多，有利于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和降低公共服務成本，適合目前大部分偏遠山區農村的實際情況。

2、實行財政傾斜政策。安排更大的財政資金投入到農村的基礎硬件設施建設以及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產品提供上。這一措施應從中央財政預算做起，采取層層補貼的做法，中央、省、市、縣、鎮、鄉各投入一點，專款專用于農村基礎公共產品建設。

3、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政策?？煽紤]設置促農捐助基金會，以減稅費、增優惠等經濟政策鼓勵工商企業捐助農村基礎性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或其它項目建設，可由單個或聯合企業自行指定捐助項目，并由企業和村民派選代表組成監督會對基金會資金籌集、使用等情況進行監督。

4、建立城歸農民管理機制。以鎮為單位，成立“城歸農民交流協會”，把從城市回流的農村青壯年納入協會管理，通過交流、培訓等手段，對城歸農民進行分類、引導，從而使城歸農民中的優秀分子成為建設新農村的骨干力量。

（二）集體配合

1、分擔建設資金。新農村建設不可能完全由農民來買單，但完全依賴政府財政的投入，目前來說也是相當困難。特別是如陽春等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的地方，財政力量相對薄弱，更是難以一力承擔。因此，公私結合應當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公”主要指的是國家財政投入、社會上的捐助等等，側重于基礎建設、農村科教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態環境的保護；“私”主要指的是村集體和農民自己的投入，側重于村容村貌的改善和農業生產的投入。也許要農民掏腰包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只要充分尊重民意，以農民自愿、村民自治為主，不搞強迫命令，不搞大包大攬，并把農民的利益融進建設項目中，還是大有可為的。江西贛州在這點上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他們堅持農民自主申報，凡是群眾申報率未達到80％以上、自籌資金未達到工程總投資60％以上的一律不立項。建設模式、項目也由農民自行決定，建設資金由農民投入為主，政府獎勵為輔?？h、鄉分別按項目工程造價的30％和10－15％，通過以獎代補的形式扶助農民。按照農民“自己辦自己的事，自己的事自己辦”的原則堅持農民自主管理。由民選理事會全權負責發動群眾、籌措資金、組織建設、監督質量、后續管理等工作。他們的這一做法大大地提高了農民的參與積極性，可推廣至村一級的有關建設管理工作上。

2、壯大集體經濟。集體經濟有實力，才能有錢為農民辦實事，村級組織才有號召力和凝聚力。辦集體經濟的路子可以多樣化，在陽春，可利用特色農業的優勢，劃出部分集體經營用地，以股份制創辦村集體果園、集體豬場、集體桑蠶園等等，把村民個體的資金以股份形式投入農村經營性項目，所得收益留出集體流動資金后由村民按股份分紅。根據陽春目前民營工業的發展形勢，還可以在時機成熟時嘗試把工業用地指標劃出一定比例，讓村級組織來經營，如建標準廠房、打工樓用以出租，或在工業區點周圍建設相關配套和生活配套設施等，為工業化提供服務，同時返利于村，造福于民。

3、成立互助合作社。以鎮為單位，在相鄰的村與村之間建立互助聯盟，實行財力、人力、物力和信息的互通互借互換互聯。在當前的陽春農村，勞動力因外流而顯得緊缺，勞動資料仍然不足，村與村之間的發展也不平衡，建立互助合作社就可以在一些特殊時期（如農忙季節）或特殊需要方面做到村落內部和村與村之間互通有無，相互幫助。互助可分為付償相助、互換相助和無償援助三種。實行農村互助合作社，可以讓一定范圍內的農民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源共享，實現成本最大節約

4、建立聯合購銷制度。現在的商業環節所占利潤相對于農民的承受力來說顯得過高，為此可考慮以村或鎮為單位，成立聯合購銷小組，對農用資料需求實行統一登記、統一采購。建立聯合購銷制度，可以把降低農民購買風險，節約成本，也就同時意味著農民增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的一個亮點，被認為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農村的建設和發展問題是一個老生常談的題目，這次作為一個重頭戲出現在十一五規劃中，一方面體現了當前解決農村問題的緊迫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黨中央對此所抱的決心之大。

發展農村，首先要有正確的發展觀。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看，正確的發展觀應該是辯證的發展觀，是全面的、協調的、可持續的發展觀，是實事求是的、遵循規律的發展觀，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科學的發展觀。只有以科學發展觀考察和研究我們的社會現狀，分析和預測我們的未來趨勢，才能把握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正確方向，才能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一個正確的體認。我們必須摒棄不切實際的想法，重新審視我們的農村工作，踏踏實實地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村道路。

一、建設新農村是長期革命而非短期運動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議出臺后，一些地方習慣性地拿起了以往“搞活動”的套路，較沉著者，制定了“一年農村大變樣，兩年舊村成新村，三年鄉村變城鎮”的計劃藍圖；較沖動者，則干脆著手在農村大建統一設計的農民別墅，或者以輕車熟駕的老練開始了示范點的建設，試圖以一兩個示范點的完成來應付整項工作。這些理念和做法體現了一些地方把建設新農村短期化、運動化、形式化的危險趨向。

我們并非是反對農村筑建統一別墅，也不是排斥以示范點作為工作的帶動點，更不是不希望農村日新月異，但歷史和經驗告訴我們，農村建設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新農村也并不等同于漂亮整齊的別墅農村或少數幾個有質量的示范村莊。解決“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已經給我們上了一堂實實在在的課。人們，特別是領導干部，對“新農村”的正確理解是使建設新農村這項任務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前提，一旦理解出現嚴重偏離，必將在實施過程中給農村工作帶來不可挽回的負面影響。我們的農村經濟還是相當脆弱的，農民尤其經不起折騰，而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任務如此緊迫，也已經浪費不起時間、花費不起代價來瞎折騰了。改革需要冒險，需要超常規，但并非是急躁冒進。特別是在現今我國這樣一個敏感的轉型時期，穩定更是關乎改革成果能否得到鞏固、改革能否繼續順利快速推進的決定性因素。國際上的種種現象已經或正在向我們昭示一個明白的道理：內亂不治，必招外患。而一個內憂外患的國家，又談何發展？我們難道能苛求正陷于混亂中的伊拉克有多大的發展嗎？所以我們必須謹記，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場革命而不是一場運動，它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它的客觀規律性決定了它必須經歷一個較長的培育生長過程。因此，建設新農村應該是一個中長期目標而非一個短期目標，是一場革命而非一場運動。

二、城鄉一體化是最終目標而非近期目標

一提到建設新農村，馬上有一些人不假思索地喊出了“城鄉一體化”的口號。對于“城鄉一體化”這個名詞，我們也確實不算陌生，這也是我們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的一個名詞?；仡欉^去，我們確實看到了農村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和可喜景象，農民的生活水平相對過去也確實有了相當大的提高。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農村離城鎮化還有相當遠的路要走，城鄉一體化的目標離我們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我們的農村絕大部分仍然是貧窮落后的，我們的農民絕大部分仍然是過著和城里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城鄉非但沒有一體化，兩者之間的差別反而越來越大，農民非但沒有因為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而感到滿足，反而對現實產生了越來越多的不滿。古人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此語并非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樣是提倡“大鍋飯”的意思，據知，古籍里尚未發現中國古代史上哪個朝代曾提倡過“大鍋飯”。在我的理解里，“不患寡而患不均”更多的是強調社會財富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對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性，“均”是指一定程度的均衡而非完全的平均化。當今我們社會的貧富分化已到達警戒線，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多，主要并非因為“寡”，而是因為“不均”。在這種情況下，妄談在短短幾年內實現“城鄉一體化”，只能是一句空話、大話，操之過急的結果只會是付出更大的代價。

但我們并不應因此而放棄“城鄉一體化”的構想，而應把它作為建設新農村的長期目標和最終目標，有計劃、分階段地逐步實現。正如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分三步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同樣需要分幾步走?？茖W發展觀告訴我們，只有遵循規律逐步推進，才能最大限度地減低改革成本和改革風險，才不至于把弱勢群體再一次推向改革的風口浪尖。也只有尊重現實和客觀規律，才能使城鄉一體化的最終目標因順利和無反復而得以更快實現，正所謂“欲速則不達”，“磨刀不誤砍柴工”啊。因此，我們必須要耐得住心、沉得住氣，步步為營，從高處著眼，從低處著手，把方方面面的基礎砸牢筑穩再縱身一躍，才可謂之真正的“跨越”。中國是儒家文化的源國，但縱觀世界近現代史，把儒家文化運用得最出彩的并不是我們，而是日本、韓國等一些國家，他們把“韜光隱晦”、“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等等儒家思想演繹得淋漓盡致。我們建設新農村就應該回過頭去溫習我們的儒家文化，向日本、韓國學習，懂謙、善忍、耐苦、甘寂、大智若愚，腳踏實地地做好工作。

三、農民進城潮應理智疏導而非單純鼓勵

我們曾經認為城鄉二元結構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認為“城鄉一體化”的加速推進更有利于加快改革的步伐。但現實表明，城鄉二元結構并不是愿望所能拆開，它仍是我們當前應該選擇的一種框架模式。

1、“農民進城”出現回潮。

改革開放后，城市的蓬勃發展吸引了眾多的農民進城打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城市成為青壯年農民擺脫土地、改變命運的夢想之地。陽春也不例外，對城市的向往和對改變命運的強烈愿望，驅使一批又一批的陽春農民紛紛走向珠三角為主的一些較發達城市，以至到后來幾乎形成了一種慣勢，呆在家中的農村青年反而被視為“另類”了。在這樣的進城潮中，包括陽春在內的很多地方的農村都只剩下一些“老小病弱”，守著村子候望兒女、父母逢年過節回來一趟。城市成了農村青壯年的奮斗之鄉。但二十多年過去了，看看陽春，也看看別的地方，我們發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打工的農民既不屬于農村，也不屬于城市。農村因為他們的離開，出現了大量的“空心村”，村里大量的土地因缺少勞動力而被迫丟荒，發展生產成了無兵之仗，而他們從城市帶回來的財富卻仍然不足以讓農村有太大的改變。城市因為他們的到來，工業和服務業得以更迅速地發展，但同時也很快顯露出準備不足的尷尬：沒有足夠的廉價住房，缺少合適的服務產品，配套管理也跟不上。城市的社會秩序因此而出現某些混亂，城里人和來城里的人相互埋怨著彼此。在這樣的尷尬中，農民在城市里找不到歸宿感、安全感和方向感，象無根的水草一樣漂著。不是農民不愿意融進城市，而是城市抗拒著農民。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農民進城熱潮，不少農民或者因為年歲漸大歸根意濃，或者因為對城市產生了失望，紛紛回歸農村，這也是近年珠三角企業招工難的原因之一。而這一回歸風潮，對當前的建設新農村來說，卻未嘗不是一個利好消息，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難得的契機，不容錯過。這些回歸農民是農村的一筆財富，他們因為見過世面而視野更廣、思維更活，是建設新農村的骨干力量。

2、“農民留村”符合國情。

有些人認為鼓勵農民進城應該堅持下去，而農民進城后的城市化遺留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就如美國后來基本解決了貧民窟式的城市化帶來的問題。但美國和中國不同。一戰后，美國可以把本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負面后果通過戰爭和不平等貿易轉嫁給他所擁有的殖民地國家，而今天的中國根本不可能具有這樣的條件，城市化所帶來的問題只能靠自己消化，無法向外轉嫁。而且，今天的中國擁有9億農民，遠遠超出任何一個早發現代化國家的農民數量。如此龐大的農民人口基數，加之城市就業機會有限，城市接納系統不完善，9億中國農民在短時期內從農村迅速轉移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國的城市化只能走城市建設與鄉村建設并行的道路。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建設鄉村而不是破壞鄉村，讓農民能在城市里不想呆或呆不下去的時候，愿意且能夠順利回到鄉村，并能得到一定的保障生活和發展生產的條件和機會，從而“力避貧民窟式的城市化”，為我們的現代化提供一個穩定器。光是把勞動力轉移出去從事非農產業的想法，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來說只是一種緣木求魚的行為。如果最終留下的是一個凋敝的農村，這肯定不是我們心目中的新農村景象，也不符合科學發展觀提出的全面、協調發展的要求。

四、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村的幾點建議

中國的農村有著相當濃的中國特色，這與中國的發展歷史以及積淀的國情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們必須從國情和現狀出發，制定建設新農村的政策和措施，摸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村的道路?！靶罗r村”在本質上還是農村，是“種田人”生產、生活的地方。如果農村各方面狀況較好，農民大多是不愿意背井離鄉的，因為這要付出情感、家庭和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成本。鑒于此，我提出“農村自城化”的概念。所謂“農村自城化”，是指立足于農村本土，通過政府的主導力量和其他輔助力量，引導和幫助農民建設適宜居住宜生產的、具有城鎮生活質量的現代化農村。通俗地說，就是把農村建設得跟城鎮一樣，讓農民在農村里過城鎮般的生活。它和以“農民進城”為主要手段的城市化概念有著形式上的不同。那么，如何能更好地實現農村自城化，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村道路呢？這是個很大的課題，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探討，在此僅就現階段的農村現狀略舉幾點不成熟的工作性建議以供討論。

（一）政府主導

1、實行適度聚居化政策。目前，由于高度散居，農民的生產效率、生活效率過于低下，有限的收入被空耗，公共服務的成本過高，農業組織化程度也難以提高。若適度規劃聚居點，每年實現10%左右的農村人口向聚居規劃點移居，可望逐步提高農民的聚居化水平。聚居規劃點可考慮以教育、衛生服務等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較集中，水電、交通、通訊等較方便的地方為圓心，畫出一個聚居生活圈，規劃出移居農民的生活用地（含宅基地）以及用于種菜的自留地；生活圈外延為生產圈。這樣，相當于相鄰的幾個小村聚居成一個大村，共同分享便利也共同分擔成本。為了降低農民移居的門檻，除了可考慮以財政購買或投資的方式取得規劃點土地并向移居農民廉價出售外，還可制定執行土地使用權置換的政策，允許移居農民用其原有的山場或田地使用權置換規劃點的生活用地使用權。走聚居化的道路，經濟門檻比城鎮化低得多，有利于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和降低公共服務成本，適合目前大部分偏遠山區農村的實際情況。

2、實行財政傾斜政策。安排更大的財政資金投入到農村的基礎硬件設施建設以及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產品提供上。這一措施應從中央財政預算做起，采取層層補貼的做法，中央、省、市、縣、鎮、鄉各投入一點，?？顚Ｓ糜谵r村基礎公共產品建設。

3、實行工業反哺農業政策。可考慮設置促農捐助基金會，以減稅費、增優惠等經濟政策鼓勵工商企業捐助農村基礎性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或其它項目建設，可由單個或聯合企業自行指定捐助項目，并由企業和村民派選代表組成監督會對基金會資金籌集、使用等情況進行監督。

4、建立城歸農民管理機制。以鎮為單位，成立“城歸農民交流協會”，把從城市回流的農村青壯年納入協會管理，通過交流、培訓等手段，對城歸農民進行分類、引導，從而使城歸農民中的優秀分子成為建設新農村的骨干力量。

（二）集體配合

1、分擔建設資金。新農村建設不可能完全由農民來買單，但完全依賴政府財政的投入，目前來說也是相當困難。特別是如陽春等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的地方，財政力量相對薄弱，更是難以一力承擔。因此，公私結合應當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公”主要指的是國家財政投入、社會上的捐助等等，側重于基礎建設、農村科教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態環境的保護；“私”主要指的是村集體和農民自己的投入，側重于村容村貌的改善和農業生產的投入。也許要農民掏腰包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只要充分尊重民意，以農民自愿、村民自治為主，不搞強迫命令，不搞大包大攬，并把農民的利益融進建設項目中，還是大有可為的。江西贛州在這點上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他們堅持農民自主申報，凡是群眾申報率未達到80％以上、自籌資金未達到工程總投資60％以上的一律不立項。建設模式、項目也由農民自行決定，建設資金由農民投入為主，政府獎勵為輔。縣、鄉分別按項目工程造價的30％和10－15％，通過以獎代補的形式扶助農民。按照農民“自己辦自己的事，自己的事自己辦”的原則堅持農民自主管理。由民選理事會全權負責發動群眾、籌措資金、組織建設、監督質量、后續管理等工作。他們的這一做法大大地提高了農民的參與積極性，可推廣至村一級的有關建設管理工作上。

2、壯大集體經濟。集體經濟有實力，才能有錢為農民辦實事，村級組織才有號召力和凝聚力。辦集體經濟的路子可以多樣化，在陽春，可利用特色農業的優勢，劃出部分集體經營用地，以股份制創辦村集體果園、集體豬場、集體桑蠶園等等，把村民個體的資金以股份形式投入農村經營性項目，所得收益留出集體流動資金后由村民按股份分紅。根據陽春目前民營工業的發展形勢，還可以在時機成熟時嘗試把工業用地指標劃出一定比例，讓村級組織來經營，如建標準廠房、打工樓用以出租，或在工業區點周圍建設相關配套和生活配套設施等，為工業化提供服務，同時返利于村，造福于民。

3、成立互助合作社。以鎮為單位，在相鄰的村與村之間建立互助聯盟，實行財力、人力、物力和信息的互通互借互換互聯。在當前的陽春農村，勞動力因外流而顯得緊缺，勞動資料仍然不足，村與村之間的發展也不平衡，建立互助合作社就可以在一些特殊時期（如農忙季節）或特殊需要方面做到村落內部和村與村之間互通有無，相互幫助?；ブ煞譃楦秲斚嘀⒒Q相助和無償援助三種。實行農村互助合作社，可以讓一定范圍內的農民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源共享，實現成本最大節約

4、建立聯合購銷制度?，F在的商業環節所占利潤相對于農民的承受力來說顯得過高，為此可考慮以村或鎮為單位，成立聯合購銷小組，對農用資料需求實行統一登記、統一采購。建立聯合購銷制度，可以把降低農民購買風險，節約成本，也就同時意味著農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