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為什么總是開錯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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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一些專家學者為中國三農問題開出的藥方，總是道理上行得通，事實上則寸步難行？為什么有些“研究成果”尚未論證，就被地方官員從容笑納？公務員之家，全國公務員公同的天地為什么拿財政工資的他們，似乎老是摘不了“御用”的帽子？

如果一個官員對農民沒有深入骨髓的感情，很難想象他能正確地理解農民和三農問題。

為什么苦孩子出身的王懷忠最后落得個被注射死刑的下場？這個分管農業的前安徽省副省長如果真的體味農民的苦難，他會把苦難的農民和農民的苦難包裝成金燦燦的政績農業，去上級長官那里邀功請賞嗎？

如果一個官員的眼睛始終向上，他就不可能為底層社會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同樣的道理，一個學者如果沒有品味低層社會苦難的現實情懷，他就很難在學術研究時，保持獨立的學術態度，作出符合實際需要的政策建議。

如果我們仔細梳理一下三農研究的歷史流變，就會發現，三農問題的研究大規模進入到社會經濟學領域，是年以后的事情。此前年，中國三農問題已顯出種種危險的征兆，但社會經濟學家沒有任何研究成果，向人們證明他們把眼光投注到三農問題上。年代對中國農民問題的在意，全憑著官方智囊機構的一些良心。

年，當下的農業部副部長范小建還是一個官居中層的司長。敏感于年后農民收入連續年負增長的嚴酷現實，范在將近半年的時間內，騎單車微服私訪多個縣。當自行車由新車變成舊車，他的中國農民調查，漸趨沉重起來。末了，范把他的基本結論呈送給時任農業部部長的劉中一：農民收入下降導致相對負擔過重，執政黨和農民的政治關系由此受到影響。

據稱，劉拿著范的報告盤桓良久，最后決定力排眾議，以個人的名義據實上報。

與此同時，一些接近中央決策層的“前官員”，也以各種途徑陳述他們對三農問題的擔憂。

年，又一個與農村打交道的司長寫出了又一個驚人的調查報告。據悉，國家發改委農村司司長杜鷹，經由對農業大省安徽長時間的調查，小范圍內公布了“一個農業大省面臨的困境”。

同年，聲名尚不為人知的溫鐵軍，在當時影響力甚大的《經濟日報》上，發表研究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真的要解決三農問題，“功夫在農外”。

遺憾的是，“官方智囊”們就農民問題發出的聲音，相對于中國宏觀經濟一路高歌的“熱環境”，顯得那么的虛弱單薄。我們的社會經濟學家，那時候也壓根沒有注意到社會低層的農民。

中國社會經濟學家加入到農村政策研究的大合唱，大約是年代中葉民工潮興起時的事。清華大學秦暉等學院派教授的參與，改變了官方智囊在這個領域內的壟斷地位。

他們令人尊敬的立場和成果，漸漸啟發了知識界。至于社會的廣泛關注，要等到年后幾本書的出版：

“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是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一書的副題，年，溫將自己對三農問題的研究和主張，由當下一直追溯到世紀之初。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是湖北監利縣棋盤鄉原黨委書記《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的主題，年出版的該書，也是他上書國務院總理的個主題句。

……

由此，中國社會興起關注農民問題的一股潮流，而不再像先前僅局限于政界和理論界。

綜觀三農問題由地下而地上的喚醒國人的過程，我們遺憾地發現，中國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并沒有做出多大的貢獻。

其實，問中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為什么會開錯藥方，并不準確。事實上，他們當中很多人根本就沒有開過藥方，即便是亡農論，或者消滅農民論，也都是不加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輕率言論。動輒把問題歸因于制度不合理，或者套用書上看來的歐美的經驗，用以指點中國三農問題的“江山”。

年月，中國頂級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北京大學創業投資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一次引發民間反彈的演講。媒體以《我們有世界最大的金礦》為題，刊發了這位北京大學知名教授的言論，李昌平以這篇講演錄為對象，批評厲以寧不了解中國農村的真實世界，認為厲應該“到農村接受再教育”。

由于對中國產權制度改革功莫大焉，厲以寧被業界推崇為“厲股份”。在北京大學的這次演講，厲提出中國農村有億農民，這個巨大的市場是世界最大的金礦，若要開發，需有法，其中一條“用公司加農戶”，用股份制的辦法，讓農民富裕起來。

厲認為，公司加農戶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訂單農業；第二階段是租地經營；第三階段是“股田制”。因為中國的農民和企業缺乏誠信，所以訂單農業沒有把農民搞富；租地經營因為租金是固定的，農民收入不能逐步增加，所以也不能把農民搞富；股田制則不同，農民入股后，每月都可以按股份分紅，那個錢就不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時股票還在增值，幾年后，如果股權轉讓的話，又是大筆的可觀收入。

李昌平用自己的話，概括了“厲的觀點”：從租地經營到“股田制”是一個飛躍的發展，中國農業走這樣一條路，就可以發展起來，農民收入就可以提高了，農村市場啟動了，整個中國的市場就啟動了。

李有些尖酸地說：厲果然三句話不離本行，為中國農業發展、農民富裕開了一個“股田制”的好方子。

駁斥厲所謂的三個階段后，李昌平指出，即使厲的“股田制”能有神奇產生巨大的“泡沫”，農民也未必能得到好處。最后，他給厲的言論扣了頂情緒化的“帽子”：“歪理邪說”。

李昌平對厲以寧的批評一俟見諸報章，輿論大嘩。有報道說，厲指責李昌平曲解了他的原意，對他的批評多有不實。

顯然，沒有多少人靜下心來，聆聽厲先生的辯解。人們由此引發開來，聯想到李所謂的“中國的經濟學界太令人失望了”?！昂芏啻蠼洕鷮W家都思想短路了，口吃了。”這樣籠統的批評，似乎喚醒了公眾的某種共識。李發出了內心的呼喊：呼吁中國的經濟學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進生活，認識自己的祖國，開出符合國情的方子。

溫鐵軍在理解總理的治理思想時說，總理強調的農村生產力，應該是特指億小農戶，其中是純農戶，是以農業為主的兼業農戶，也就是說，我國的農戶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這就是無法與照搬的上層建筑相適應的現實生產力。溫鐵軍指出，這就是我們考慮一切事情的基礎和前提。

坦率地說，指望中國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就中國的三農問題，給出一個個立竿見影的良方，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們不能希望學者取代官員去具體行政，但吁請知識階層走進現實世界的要求，是不過分的。以學者專家自居的人們必須自律，必須尊重科學精神，不能眼光始終向上，官員們需要什么理論，就從紙上給他們畫一個“餅”。

“沉”到鄉村社會的底層，從調研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破解三農的政策，是吃“三農飯”的學者們的本分。

一、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于“消滅農民”？

考察南平的現實，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會發現高瞻遠矚的“消滅農民論”，多么像那個聽說災民饑荒遍野就說“給他們肉吃”的皇帝。而明知非農化有害的縣域經濟執行者，在尋求“消滅農民”理論支持時，又是怎樣的一種冷酷。

今年春天，筆者在南平電力賓館上網時，偶然看到一個投資機構的宏觀政策分析。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在于消滅農民，已經作為一個常識，一個無須再經論證的公理，成了投資決策者分析投資增長模式的論據。

我們不妨將部分相關文字援引如下：在投資的內生性與行政干預的較量中，有個因素決定了目前投資增長模式的合理性和持續性。首先是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為投資大幅增長提供了外部推動力，其次便是農村城市化的新思路為城市基建投資提供了持續推動力。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就是消滅農民，讓農民變成城市工人；消滅農村，讓農村變成城市。農民變成農業工人，農業的產業化才有基礎。這一過程從城市向周圍農村的擴張開始，農民向中心城市聚集、城市群帶的發展對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及相關行業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由于城市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此導致的投資活動也將是持續的。

筆者無意于辯駁該分析的正確與否，筆者關心的是，消滅農民怎么成了一個廣泛的共識？誰說“消滅農民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消滅農民需要多長時日？在一個有著億農民的國家，我們怎樣才能消滅農民？

記憶中，過去的年里，中國的很多理論家和農村問題專家提出過這樣的“高見”。原以為他們的說法，僅僅是一種說法而已，沒料到它們對中國公眾的影響力竟然如此之大。

去網絡搜索引擎上一查，“消滅農民”確已成為公眾廣泛接受的概念，一個可以解決三農問題的“動賓結構”。從作客著名網絡媒介的人大代表，到著書立說的理論家，把脈三農問題，無不言之鑿鑿地開出“消滅農民”的藥方。

當然，他們一般會解釋其實不用解釋的兩個小問題：消滅農民不是從肉體上消滅，而是讓他們轉變為工人；農民的出路在于消滅農民，消滅農民的出路在于市場經濟和市場化的綜合改革，這是古典經濟學的邏輯。

顯然，這樣的藥方，已經贏得廣泛的認同。

××年月日，一位知名策劃人以特約評論員的身份，出現在南方電視一頻道的“兩會報道”上，講到三農問題，他援引了當天早上從報章上看到的專家的一句話：“解決農村的問題在于消滅農村，解決農民的問題在于消滅農民。”他說：“雖然極端了一點，但是也不乏道理。”

記者出身的策劃家，顯然要比一般的專家冷靜，他在電視上說：中國的三農問題與美國等國家的情況不同，畢其功于一役的短線思想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主張“戰略眼光，長線思維”的策劃家認為，如果能用年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貢獻了。

他的估計，應該是樂觀了。我們從不相信中國農民問題無解，但我們絕對沒有樂觀到“年解決三農問題”的程度。從西方經濟學中克隆出“消滅農民論”的專家學者們，如果沒有時間或者沒有興趣，把自己心靈中的“皮球”真正沉到鄉村的“水”中，那么可以看看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比較而言，李的書對中國鄉村現狀的描述，應該更客觀更真切些。

中國鄉村還沒有懂得市場經濟的原始概念，他們以為市場經濟就是集市上的提籃小賣，他們還不知道美國的柑橘商人的到來，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曉得大山外的市場是什么樣子，也無從獲悉上海小姐們對竹筍的口味需求，有了什么樣的變化。

面對這樣的情勢，年解決三農問題，不是非常了不起，而是根本不可能?；蛟S局部地區可以，但整體上是不可以想象的?？梢哉f，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副有效療治中國三農沉疴的靈丹妙藥，遑論畢其功于一役。

讓我們先考察一下世界歷史上解決三農問題的案例。一個大眾化的說法是：日本解決三農問題用了年，美國花了年，英國拖了近百年。考慮到中國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不知道專家們有什么理由相信，我們能在短期內消滅農民，完成農業現代化。

沒有人能推算，中國的三農問題能在多長時間內解決，中國的農民能在多少年后被消滅。但我們可以嘗試著以空間為經，以時間為緯，作個比較后的揣度。

從時間來看，消滅農民，進入農業現代化，是中共全面奪取政權后就開始追求的目標。年代初葉，就從提高生產力水平入手，提出農業現代化的第一步：農業機械化。年后，終生的革命同志總理，亮明了四個現代化的第一個目標：農業現代化。又年過去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農村大部分田地上的勞作方式，還是千年來亙古不變的牛前人后。

當然，應該客觀地指出，年沒有“消滅農民”，沒有進入農業現代化，癥結在于領導層的精力不在生產力，而在生產關系的調整上。更為重要的是，農業完全是“零積累”，農業創造的剩余價值，都被工業化所榨取。如果排除這兩個要素，“消滅農民”的愿望是否就指日可待了呢？這讓人毫不樂觀。

僅就人口而言，較之過去可謂長勢憂人。人地關系高度緊張，這個中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關鍵要素，變得更為突出。根據農業問題觀察家溫鐵軍的數據，中國人均耕地減少到約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畝，有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畝的警界線，個縣低于人均畝的危險線。

從空間看，中國農村貧富狀態的地區差異委實太大。最近兩年，筆者頻頻造訪蘇南和浙江紹興嘉興一帶的鄉村，那里的工業化程度，可以從農民的腳部看出，有人形容為：赤腳上田，穿上皮鞋，打上領帶。

年，筆者曾去紹興采訪土地流轉，發現多數農民的土地，確如西方經濟學所理解的那樣，已是體現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的“生產要素”。

而南平，耕地對占南平市總人口的農民，是“生產資料”，是“命根子”。土地所承擔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遜色于生產功能。

××年，筆者去溫州農村采訪，一個鄉鎮民政辦的小公務員，遞出的香煙是三五十元一盒的中華煙。

年后的今天，筆者在南平農村采訪。順昌縣一個鎮長接待包括縣委辦公室主任在內的我們，在食堂吃了一頓晚飯，寒酸得讓我們驚訝不已。那時候，我們心想，要是把溫州鄉鎮干部的生活告訴他們，他們會不會不想干了？

我們在談論空間差異的時候，還要強調一句：富裕的鄉村，是少數，貧窮的地方，是多數。

綜觀時間和空間的比較，現在，請專家們揣度一下，把“消滅農民”當作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妥當嗎？

二、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農民？

××年春節，光澤縣“當代農場主”傅光明，請來四鄉八鄰的“村官”們，搞了個縣城水平的，一頓酒席，外加一個元的“紅包”。“村官”們驚嘆，這個將農業產業化的老板，這一回真大方。

知情者感慨，再富有的老板天性都是摳門的，要不古人怎么說“慈不帶兵，義不養財”呢。傅老板這樣做，也是無奈。他的養雞場都建筑在農民的承包責任田里，土地要想集中在自己手里，沒有村官們的支持，怎能輕而易舉地辦妥？

個月后的延平區爐下鎮下井村，“還我良田”、“還我耕地”的標語插在正待開發的“工業園區”上。鎮黨委書記對前往調查的新華社記者說，年春天，為調整爐下鎮的產業結構，三級政府共同努力，從福建省鄉鎮企業局獲得了第一個“省級工業園區建設基地”。依規劃，首期畝工業園區和畝商貿住宅。一年以來，延平區已投入萬資金用于土地的平整，填埋了畝農田，涉及農戶戶。

對于不同意征地的農民，官員們的想法是宣講開發區的意義、政策和前景。他們考慮農民以被征用的土地入股，逐年返還，讓農業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長期捆綁在一起，以尊重失去土地的農業的利益。

這樣的場景，雖然很多專家和官員們沒有見過，但他們想象過。年筆者在京都一位智囊級學者家中，聽到他感嘆我們的滯后。土地不能私有化，不能買賣，在不少學者眼中，是政策上的遺憾。他們的論點大致如下：工業化的生產方式早已普遍進入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領域，而我們中國的文盲半文盲的農民，還在牛前人后地從事小農意識下的分散經營，如果我們不能創新土地經營制度，就走不出規模化、集約化、科技化的路子，社會資產就不能進入農業領域，在政府的政策性資金杯水車薪的冷酷現實下，傳統農業比較效益低的可憐狀態就難以改變。如此一來，當美國的農民說起基因農業太空農業，我們的農民可能連聽都聽不懂。

應該說，這樣的觀點，在邏輯上是沒有問題的。何況，臺灣的農民，就是在土地私有后獲得階段性飛躍的。

但是，這樣的觀點在現實中，是經不住推敲的。富裕地區的農村開展土地流轉是有必要的，可中國農民貧困的根源是什么？農業問題專家溫鐵軍提出了“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說法。

截至××年，中國人口已增加到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畝。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畝，有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畝的警界線，個縣低于人均畝的危險線。

由于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中國的耕地，不再是西方經濟學者眼中的“生產要素”，它不能體現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不可以源源流向收益高的行業或者個人。

為什么那么多的農民把耕地當作他們的命根子？

我們可以聽聽爐下鎮農民的說法。下井村歲的老農王火金，從家中拿來兩本“承包土地經營權證”和“耕地承包合同書”，遞給新華社記者張國?。骸拔壹铱谌耍值盟锂€，上面寫著承包經營權年不變，如今怎地說收回就收回呢，現在我家一分地都沒有了，我人老了又不會做別的，除了種田根本就沒有其他收入，你叫我吃什么？”

在另外一個村，中年農民陳水金等春耕大忙時節坐在村口閑談，論及原委，陳說：“我家畝水田，這次搞開發全部填埋了，現在又找不到別的活干，不聊天還能干什么？”

由此可見，耕地，對南平農民乃至中國的多數農民，還是生產資料。它所承載的生產功能，遠遠不如它對農民的福利保障功能。所以，我們應當強調耕地的公平原則，高于效率原則。

未來幾年，農業剩余勞動力不會少于億，如此之多的失業農民怎樣才能棲息在我們這個地球上？這時候，專家們所呼吁的給農民以公平的國民待遇，讓他們自由地流動，就有了制度保障意義。讓農民在城鎮中尋找非農就業的機會，以增加他們的收入，就能解決三農問題嗎？

有人說，必須發展工業，通過工業帶動第三產業。并列舉了江蘇昆山的例子。問題又回到老路上，我們從哪里獲得發展工業的土地？規模經營，土地流轉，土地私有化，循環又出現了。

但是，如果農民不能在非農產業的土地上獲得就業機會，贏得更大收益，如果大多數農民離開被流轉的土地就找不到飯碗，規模經營，農業產業化等等，就失去了前提。

年，記者去浙江紹興采訪有第三次土地革命之稱的“土地流轉制度”。那里的經驗，確實值得借鑒。采訪期間，接待我們的地方官員應接不暇，因為從中國諸多省份來的取經者“踏破了門檻”。時任紹興市農辦副主任的陳功苗向筆者抱怨偏遠落后地區的一哄而上：“我們紹興綜合經濟規模早就跨入全國大中城市強行列，紹興農民年人均收入元，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農業占，這樣的前提條件，是取經者都具備的嗎？”

不曉得南平的官員們當時有沒有出現在取經的隊伍里。南平以及南平之類的農村，根本就沒有土地流轉的前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在福建泉州舉辦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研討會上說：“農村集體土地的流轉和集中，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切忌一哄而上，一股就靈。如果一個地方，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么多地，特別是土地使用權沒有發生多大變化的地方，流不流轉沒有多大必要?！?/p>

中國的學者們在鼓吹土地私有化的同時，要保持一份冷靜和責任心，不能被地方官員們謀求的熱情所蒙蔽?！痢聊瓿跞~，國土資源部官員對第三輪圈地風潮作了一個分析，稱違法圈地存在著周期性，一般情況下，新一屆地方政府這邊宣布各就各位，那邊圈地風馬上刮起。

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改革》農村版刊載的一項計算表明，如果按照現行征地制度與經濟發展速度，年，中國的失地農民將超過萬人，占現有農民數量的。

××年《南方周末》記者曾在一個大城市的郊區，作過一個郊區城市化的調查，最后的結論中有一點：農民在失去土地的城市化過程中，表面上從農民變成了市民，卻在實際上變成無所事事的流民。

所以，在人地矛盾暫時得不到緩解的當下，耕地與其說是生產資料，不如說是生存資料。我們對耕地意義的分析，首先要亮明的，是它的福利保障功能，而不是其他。中國的學者們，在為中國農民問題開藥方時，在農業產業化或者土地經營管理的研討會上，千萬別忘記了這個背景。中國需要摩登大廈，中國農民也需要穿衣吃飯。

三、“盆景農業”能救中國“三農”于未來？

南平期間，聽到一個未經考證的故事，主人公是福建省長盧展工。故事說，盧以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的身份，曾去福建一個落后地區考察他分管的農業。地方官員興致勃勃地把盧領到一個投資千萬元計的高新農業基地。故事說，面對這樣的“盆景農業”，盧表現出罕見的冷漠。盧對地方官說，用鈔票堆積起來的“現代農業”，除了觀賞價值外，他還看不出對三農問題的解決有什么實在的益處。

當筆者將聽來的這個故事，轉述給中部省份一個前“縣官”，他說他對素不相識的盧的印象陡然好了起來。

稍有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都明白，南平這樣的窮鄉僻壤，若想求出三農這個方程式的解，絕不能仰仗高科技農業的“高招”。這樣的“高招”，唯一的效果就是“政績農業”，別無其他。

這不是反對農業高科技化，而是擔心打著“高科技”旗號的農業，最后會把正常的農業搞砸了。

正如前文所說過的那樣，農民連初級科技都沒有掌握的南平，怎么可能搞出“高科技農業”，沒有點滴市場經濟常識的農民又如何搞出適合都市需求的“都市農業”呢？

然而，過去幾年里，中國不少地方興起了高科技農業園區的風潮。它的理論基礎大抵來自“消滅農民”，“消滅農村”，搞休閑農業，提高都市人生活品質，讓農民過渡成“從事高科技農業的工人”。

××年月日，深圳市政協向市府遞交了他們的“一號議案”：加快發展深圳都市農業。深圳市政協領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宣稱：發展都市農業也是每個城市的大勢所趨。

從“都市農業”的描述中，大致可以窺見中國官員心目中的“都市農業”是什么樣一個狀態：

新型農業。是結合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質量、集約型、長產業鏈條、高環保、具有較強生態功能的新型農業；

生態農業。是特別注重農業生產與城市生態環境的協調互補、特別注重為居民提供無公害綠色農產品的生態農業；

工程農業。是為市民提供休閑度假服務的觀光農業；

創匯農業。是實行工廠化、企業化運作的工程農業；是充分利用農業、農村外部資源、資金、技術的創匯農業；

集約農業。是集生產、流通、服務、信息、科研于一體，產、供、銷、種、養、加工于一身，產前、產中、產后相銜接的高附加值集約農業。

我們不能懷疑報告所強調的，發展都市農業對于深圳的重要現實意義。但敢肯定“都市農業”不是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靈芝草”。就南平這樣的中西部落后農村而言，都市農業在本質上，只能是“盆景農業”，中看不中用。

專家提出的“高科技農業園區”是否被沒良心的官員所利用了？官員們加快城市化進程中擺正不了三農的位置，但又似乎不能置農民問題于不顧。恰好，以“消滅農民”為旨歸的“現代農業”“都市農業”，給了他們一箭雙雕的機會。如果不是出于無知，貿然在一個經濟不甚發達的地區大張旗鼓搞“現代農業”的官員，一定是“官德”不佳者。一個洞察中國農村真實情境的人，斷然不會被所謂的現代農業迷亂雙眼。

輿論認為，苦守著傳統的稻谷，中國農民日后怎么會有出路？苦守傳統農業的南平鄉村，今后哪里有出路？也許寄希望于科技特派員隊伍，快速提升他們的經濟作物的科技含量，寄希望于流通人才的培養，能夠培育他們的市場感覺，讓他們的農副產品更好地適應城市的趣味。

我們絕對不能指望，南平的農民能在短期內走出所謂的“都市高新農業”，那種用錢財堆積起來的農業，可能會博取領導參觀時的一笑，也可能招致不懂農業的高級官員的贊嘆，但對農民脫離貧困又能有什么益處？

還記得業已鋃鐺入獄的中國首富楊斌嗎？當初將他從北京招商至沈陽的官員們，看重的就是他所吹噓的高新農業、都市農業，最終沈陽人沒有等來一片花卉的海洋，一片農業昌盛的景象，而是土地被掠奪被工業化的景象。

同樣是東北，兩年前，筆者去一個老工業基地。作為一個資源枯竭型城市，政府號召工人去郊區從事農業生產，以救濟貧困的當下。有新聞記者聞訊后報道了“工人做農民”的新聞，地方當局惱羞成怒，認為報道誤會了他們的意圖，強調他們的高科技農業園區，走的不是傳統農業的老路。年過去了，回望那片曾經插著高科技牌子的土地，我們看到最多的還是傳統的種植方式，傳統的謀生手段，傳統的農業場景。

客觀地說，在深圳這樣一些條件較為成熟的地區，探索性搞一些高科技農業，未嘗不可。但貧困地區的政府，不應該指望靠此脫貧，更不能將之理解為中國農業的未來方向。

杭州市蕭山區毗鄰蕭山國際機場處，有一個投資億萬元的高科技農業園區，××年當選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的徐冠巨，是這個現代農場的“農場主”。筆者兩度鉆進開滿蝴蝶蘭的花房，那個被現代科技縈繞的園區內，處處能夠聞到歐洲花園的味道。私營企業主憑借他的市場感覺，打造他的現代農業園區，即便政府給予政策諸多方便的便利，終究還是市場行為，迥然不同于政府投巨款鍛造現代農業的神話。它不可能也不應該被為中國三農問題求解的人們所效仿。

概而言之，中國的三農問題，不能靠非農化的路徑選擇去突破，對中國積弊深重的三農問題，盆景農業只能是個案性質的探索，或者富裕地區點綴生活的象征。

僅此而已。

四、民主制度能解決三農問題嗎？

農民的主要問題是窮，但窮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概括部分中國精英知識分子表述不一的回答，大體的邏輯是這樣的：沒有國民待遇，沒有民主，我們的制度設計有問題。

從來不必懷疑，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三農”之外的制度設計，簡單說，就是中國的農民在城鄉二元結構中缺乏平等的國民待遇，心靈和身體都受到壟斷和束縛。如果我們永遠不給農民以民主，不改革針對農民的制度，三農問題則永遠無解。

然而，民主、私有化這些制度要素能在一夜間還給農民嗎？讓政治素質文化素質最低的人享受層次最高的民主，就能解決三農問題嗎？

南平采訪期間，那些熟悉鄉村情況，并在城市里獲得碩士博士文憑的官員們，幾乎都承認，制度層面的補償，不可能在短暫的時間內破解三農問題。

過去的年內，中國鄉村漫天飛舞的選票，不僅以選舉的名義表達了民主對民意的尊重，而且改變了中國鄉村民主制度推行之前，鄉村領導人的合法性由上一級政府任命而后確認的威權傳統。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的轉變中，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年，筆者去浙江富裕地區的鄉村，發現那里的鄉村民主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義烏，新富階層走向鄉村政治前臺，已成民主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瑞安，防止新富參政“為政不仁”的協議村官制度，使得草根民主的制度創新，大大邁進了一步；

溫州，賄選風的刮起，以及賄選班底的出現，標志著溫州式的賄選早已超越貧困鄉村以鈔票易選票的原始方式，“黑金政治”驟然升級。

這一切都讓人震撼。經濟的繁榮已使那里的鄉村成為開放性社會。民主的訴求，被那里的人們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浙江的民主故事還提醒我們，即便是草根民主成熟到已在制度層面開始創新的浙江，民主發展水平也不是所有的區域都一般齊整，個體上的差異依舊存在，其整體狀態還可以用“紅”“黑”膠著來描述。

《南方周末》報道了××年月日山東淄博的“暴力民主”案，一個農民因為拒絕選舉自己不信任的候選人，在“不選我就打死你”的怒罵中，被候選人的獵槍打得彈痕累累。

宗族勢力，官方任命，這些影響鄉村民主的要素，暫且擱置不談，單看諸如舊惡勢力強暴民主的極端個案，我們就可進一步意識到，全國范圍內的民主發展水平，是多么的不平衡。

或許，這就是我們身處其中的轉型時期的現實：一方面，選民在眾目睽睽下被候選人打得血肉模糊，另一方面，遏制新貴為政不仁的協議堆積如山?？春笳?，我們有理由對鄉村民主的未來表示樂觀，但我們必須還要看到前者，我們的樂觀不能演化成急切?？疾靷€案之間的差異，我們發現，在同一個中國，在不同的角落里，民主進步的差異委實太大。

現在，讓我們將視角從發達的浙江鄉村社會，轉移到貧困的閩北鄉村。今天的南平，官方已認同經濟能人走上政治前臺的合理性。官員們認為，讓鄉村新富階層走上政治前臺，不僅有利于農村增收現實，而且有利于改善干群關系，有利于社會穩定。過去，即便是浙江等思想開放的地區，人們對經濟能人參與鄉村政治還是極為擔憂的。為了解放思想，年前江蘇省人大一名高級官員還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號召解放思想，主張道德權威讓位經濟能人，讓村里的“能人”經依法選舉成為“領頭羊”，使得他們在當選后把自己的事業和集體的事業結合在一起，獲得“雙贏”。

事實上，中國落后的鄉村，其政治生態不像精英知識分子所說的那樣，給點民主的陽光就燦爛?！痢聊暝绱海P者去經濟學家們從事“天村實驗”的漢江平原，在湖北省沙陽縣群力村，訓政的民主之花終于在幾次失敗后掛果群力村。農民也可以搞民主，民主并不招致混亂，這是我們當時的結論。回想起來，當初興奮異常的我們，現在冷靜了許多。因為，筆者不能肯定，離開博士生的指導培訓，離開縣鄉政府的關注，群力村能否收獲有秩序的鄉村民主？記者同樣不能肯定，沒有培訓一天發元錢的激勵機制，農民們是否愿意參加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民主訓練？所以，筆者在兩年后的今天，開始擔心這樣的結論是否具有普遍意義。

就南平而言，他們的“大戶強村”戰略推行得一直較為艱難。首先是“大戶”少，其次是大戶不愿意染指“村政”。距離建毆市大約公里的井歧村，有個經濟能人劉義海，有文化，見多識廣，敢闖敢干，會做生意。為了土地承包的年限，以及村民負擔，劉從地方一路上訪去了北京，驚動中央?？墒?，就這樣一個人，在獲得下派書記認同后，怎么也不接受出任“接班人”的角色。

“大戶”，雖然是農村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農村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但采訪中接觸到的“大戶”普遍不愿當村官。他們有樸素的公平觀念，路遇不平，會挺身而出，但他們缺乏進步的政治意識，認為“當官”是個專業性極強的工作，不是他們的所為。

于是，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南平鄉村的村官們，大體上還是鄉村道德權威在主政。井歧村下派村支書黃長榮年下派期滿，返回法院當他的法官去了，接任書記之職的是一名歲的女村官，她怯生生跟我們握手的感覺，至今還存留在我的記憶中，不由得讓人擔心這樣的道德權威，能否真的引領村民走上小康的路？

當下的村民自治，僅僅保證了村務公開，至多只是限制了村官為所欲為的不良習慣。農民對其利益受“剝奪”的不滿，開始從村官身上轉移開來，鄉村社會漸趨穩定。但能就此贏得一個沒有怨言的鄉村社會，農民可以就此過上和諧的、令人愉悅的幸福生活？置身于后時代的中國農民，即使真的擺脫了盤剝和欺凌，也不可能過上桃花源式的生活。

當封閉的自我循環被開放的全球化所株連，中國農民需要的就不是單純的公平問題，他們還要擁有效率、發展。而后者不是淺層次的村民自治這個民主制度所能給予的。對關注中國三農問題的官僚階層和知識階層來說，制度設計的藍圖業已繪出，接下來的問題是技術層面的執行力，鄉村公共事業管理，農村基礎醫療，九年義務教育，路橋水電的基礎建設，通往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的鋪設，這些歷史上對農民欠下的呆壞賬，不是靠村民自治或者民主制度所能消弭的。

如果我們的知識階層，不就這些具體的現實問題給出一個個清晰的解答，而是大而化之地談制度，這對農民命運的改變，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