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領導需要解決的十個三農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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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最大制度創新是建立以戶為經營單位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這個制度創新，確實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但是，這一以戶為單位、分散經營的制度安排，是對規模經營的反動，長遠看將制約農業現代化。事實確實如此，從農民收入增長情況看，承包制的制度能量到1983年基本釋放完畢。1984到1988年屬于徘徊期，1989年之后的18年，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民工隊伍的擴大、費改稅的調整、農業稅的取消、對“三農”投入的加大等等，多表現為“少取多予”?！叭r”等待“治本”已經足足等了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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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三農”問題是一個系統性的工作，既要抓住重點和“死穴”，又要全面推進。1979年、1991年、1998年的前三次專題研究“三農”問題的中央全會，會后實際成效并沒有預期的那么大，特別是1998年之后，1998、1999、2000、2001、2002五年，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比農民人均年收入分別高出1.5、5.5、4.3、4.3、8.6個百分點，1999年到2003年精神產量也持續四年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被拉得更大，而“三農”工作真正開始好轉則是2004年。

明天，全黨和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的農民朋友翹首企盼、專題研究“三農”工作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人們希望“三農”工作能夠突破制度瓶頸，希望三中全會能夠拿出點到“三農”問題“死穴”的政策，從而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局面，使科學發展觀在“三農”工作上有更好體現，希望三中全會是一次非常務實高效、研究和解決“三農”難題的會議。因此，這次全會務必直面“三農”問題。

1．能否有勇氣和信心給出一個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化問題量化的指標分解方案。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了34.35倍，但是，本來就比農民富裕的城鎮居民，其收入卻增長了52.02倍，城鄉居民人年均收入差距由1977年的2.22倍擴大到2007年的3.33倍。這種結果違反了科學發展的精神，嚴重制約內需增長，從而給國民經濟發展增添了不確定性。解決這個問題，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應有之義，是國民經濟實現良性發展的迫切需要。沒有壓力哪來動力，我們應該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自信，為自己設定目標方案，通過若干年努力，逐步解決這個問題。

2．土地經營權的流轉能是解決規模經營的制度突破嗎？由于我國還是農業大國，農村生產力水平還很低，土地還是農民維持生計賴以依托的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在于此，中央一再強調以承包經營責任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制度長期不變。但另一方面，“單干戶”使規模經營的效率損失日益增大，所以，中央同時強調在條件允許、群眾自愿的前提下，可以搞適度規模經營。這次提出的土地經營權流轉，目的就在于促進土地集中、實現規模效益，這其實是對在實踐中已有做法的總結、固化。所以，如果把經營權流轉作為會議的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則名不副實。何況，早在上個世紀已經屢次提出過條件允許的地方可以搞適度規模經營的政策建議。促成規模經營還有待更大的制度創新！

3．如果土地經營權長期不變，無法回避的是經營權的繼承問題，這其中潛藏巨大不公需要配套制度設定。為了保護農民積極性，為了確保農民能夠愛惜土地資源，中央一再強調承包經營制度長期不變。但是，這其中潛藏著巨大的不公：土地是死的，擁有土地的人卻是流動的。有的“入土為安”消失了，有的打工進城買了城鎮戶口了，有的上學成為城市新居民了，有的嫁人成為他鄉成員了，每年還有新生命到來了、新媳婦進門了，有的家庭消失了、新的家庭誕生了。如果承包權一包五十年、甚至七十年，這個承包權仍然給予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原居民還有意義嗎？結果必然造成“有地沒人，有人卻沒地”局面，導致這樣局面的承包責任制弊端太大。

4．何時、以何種方式盡快解決農民住宅建設中的巨大浪費問題。農民從外出打工和種地中獲得的汗水錢，期中絕大部分轉移到房產上，或者將老宅住房推倒重建，或者開辟新宅基地新建，以改善居住條件，為孩子娶媳婦創造條件。但是，目前農村住宅高度分散、占用土地太多，且不利于改善生存環境。農民住宅集中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是讓農民享受城市文明的必由趨勢、且已經被提上日程。一方面農村村莊建設布局面臨調整，大部分現有住宅將被撤除、異地重建；另一方面，農民繼續把辛苦錢投到現有房屋建設上，這是巨大的浪費。對此，中央應該盡快給出明確說法，是否進行集中、何時進行集中、如何集中，讓農民心里有底，不要讓農民有限的收入再“打水漂”。

5．村莊和農戶住宅周邊環境惡化問題如何解決？改革開放以前，集體的、公共的事情是有人干的，生產隊會統一組織，村莊里面的道路、田頭的小路、小溝小渠、村莊周邊的綠化是有人負責的，農民雖然很窮，但環境基本是整潔的?，F在雖然“村村通”、大的水利設施等由上級財政幫助解決了，但是，由于集體力量的削弱，既沒有錢、也沒有人去做村子內部公共的、集體的事情，再加上壯勞力都外出打工了，家鄉的居住環境在嚴重退化，很多地方可用破爛不堪來形容。

6．農民外出打工、常年不歸，導致溫馨家庭生活缺失，堅持以人為本、在收入增長同時幸福指數如何不降下來。由于種糧收益低和農村勞動力過剩，很多地方農民收入主渠道是外出打工。剛結婚生子的年輕夫婦們走了，而把出生不久的孩子留了下來交老人看護，中老年男性基本上獨自出走，而把媳婦、父母留了下來種地和看守，村莊上留下來是基本是婦女、老人、兒童和病人，這是常態狀況。這使得孩子缺少健全的家庭培養，老人、病人缺少兒女、親人的親情照顧，夫妻缺少基本的家庭生活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氛圍喪失了。長期通過外出打工的務工形式，雖然提高了農民的財產收入，損失的是家庭的幸福生活，這不是應該被忽視的問題。

7．除了通過電視娛樂消遣，留守農村的農民基本上沒有其他文化生活享受，這是真正的常態。最近，無論是報紙還是電視，都在贊揚新農村建設中文化生活是多么豐富多彩，實事求是地講，媒體宣傳的這些只是少數地方存在的個別現象，目的恐怕在于發揮輿論宣傳導向作用。改革開放前，農村并不是文化沙漠，記得當時很多縣都有自己的劇團，且經常下鄉演出，甚至很多生產大隊每到農閑時都成立文藝宣傳隊，舉辦演出晚會。當時，每個都有電影放印隊，到每個大隊巡回放映，每個月基本能夠巡回一次。現在，不要說村文藝宣傳隊，就是縣劇團大都被解散，而電影更成了大城市人的“專利”。農民業余時間只能由電視來打發、消遣。公務員之家

8．農民工事實享受著“二等”公民待遇，這實質是對農民的一種歧視，背離公平公正的基本道德準則?，F在，無論在特大城市的首都北京，還是中小城鎮，都涇渭分明地生活著兩大群體，一是擁有城市戶口的城鎮居民，二是農民工隊伍。兩大群體等級分明，臟活、累活、工資低的活、城鎮居民不愿意干的活、被城鎮居民認為是低人一等的活，留給了農民工。不僅如此，各個城市多少都有諸如孩子上學要繳贊助費、能買房不能落戶口、住同地享受不了同樣社會保障等的歧視性制度安排。農民工已經是一個城市正常運行離不開的群體，為城市整潔、文明、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面對歧視性的待遇，他們心寒。這不但不利于建設和諧社會，也大大延緩了城市化進程，沉淀了“三農”問題。

9．農民社會保障嚴重缺失，托底機制不健全導致農村改革舉步艱難。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目前主要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合作醫療、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及優撫、補貼等。據江蘇省泰州市一個調查，在調查的2743人中，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只有98人，占3.5%，參加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僅26人，占0.94%，兩種社會養老保險合計124人，只占4.5%，已享受政府救濟、優撫、五保、低保等補貼的共有11人，占調查總人數的0.4%。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覆蓋面還未達到5%。失地農民、老年農民、傷殘農民、大病農民、其他失去勞動能力、失去勞動收入的農民，他們的生活應該得到保障。只有解除后顧之憂，才能放心大膽到城里闖蕩、進行土地產權交易、發展現代農業產業、推動農村改革，這也是消除工農差異、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的重要步驟。

10．村級組織軟弱渙散，黨和政府的領導力在基層缺失，導致村、組集體事務普遍“撂荒”。隨著國家計劃體制和體制解體，黨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能力嚴重削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扁平化的市場運行模式，導致組、村兩級組織人力、物力、財力、領導力喪失殆盡。目前，事實上的居民小組的組長僅僅是掛名而已，村級組織保留的大概只有村支書、村長、會計、計劃生育主任等崗位，由于農業費稅被取消，他們待遇僅靠鄉政府統支甚少，收入少，事情少，人員少，可支配的財力沒有，“無米下鍋”，即使想干事也沒有辦法干，何況已經失去了干事的動力和條件?；鶎咏M織力的喪失，是農村集體公共事務無人問津的主要原因，是農村改革動力不足的直接原因，還將動搖黨的建設的根基。

“三農”問題還有很多很多，例如：政府支農補貼如何發放、從而保證避免腐敗交易、從而最大限度提高效益；新農村建設需要領頭羊，這個具有資金、技術、產業、能力優勢的引路人如何培育、如何發揮作用；“三農”發展缺少相應金融支持，對農村金融業發展如何網開一面；等等……。由于全國各地生產力發展狀況差異比較大，有的省市、有的省市的有的地方走得快一些，相反其他地方走得慢一些，因此，“三農”面臨的問題也不完全相同。這里所列問題以江蘇省蘇北漣水縣為例。江蘇對全國來講是發達省份，蘇北、尤其漣水這個老區在江蘇屬于落后地區，蘇北的漣水面臨的情況對全國來講應該具有普遍意義。因而相信，這里所列問題帶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