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收入分配角度促進經濟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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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投資率偏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等結構性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有關，或者說這些經濟結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問題的反映。因此，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并根據形勢變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導向，是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一個重要著力點。

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總量的增長，一些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也逐步突出起來。特別是今年上半年受非典疫情的影響，某些問題變得更為突出，須及時采取措施加以解決。有鑒于此，黨中央、國務院最近反復強調，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點放到調整經濟結構上。從當前的實際看，我們認為，從收入分配角度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著力點。經濟發展總是與經濟結構調整相伴隨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階段的形成，往往伴隨著一次大的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常常通過結構的規律性調整和轉換而實現。結構不合理，各方面關系不協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就不可能有效地推進。經濟結構是否合理，不僅決定著經濟增長的速度，而且決定著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造成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收入分配問題是導致某些經濟結構問題的重要原因。同樣，收入分配政策的有效調整，也是解決某些經濟結構問題的重要著力點。

與收入分配問題有關的幾個經濟結構問題

在宏觀層次上，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表現為投資率偏高。

投資率偏高是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曾經研究過在當時條件下我國適當的積累率應該是多少，其結論是在25％—30％之間。但是，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投資率不僅偏高而且大幅度波動：在50年代后期“”期間，積累率曾經高達51％以上；而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積累率又降低到僅有16％左右。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我們主動保持了較高的投資率。在制定“八五”計劃時，提出了30％的投資率指標，并以此投資率來綜合平衡宏觀經濟增長計劃。但是，在經濟體制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重投資、輕消費”的思想仍有一定市場，80年代和90年代，我國的投資率實際上沒有一年低于30％，而是基本保持在35％—40％、接近40％的水平上。90年代后期，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我國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增長成為GDP增長的主要拉動因素，有效地擴大了內需，但也使投資率攀升，2002年投資率已經超過40％。2003年上半年，在消除非典對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造成的不利影響的過程中，投資的增長速度進一步與消費增長拉開差距。上半年社會商品零售額的實際增長率為8％左右，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高達31．1％。按目前的投資增長勢頭估算，2003年全年的投資率可能達到甚至超過45％。

實現較高投資率是后發展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重要優勢，世界上不乏通過一定時期的高投資使本國經濟迅速增長的例子，但其投資率都沒有達到過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樣高的程度和這樣長的持續時間。投資和消費是國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長的一對矛盾，長期過高的投資率意味著長期偏低的消費率。消費率低是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礙。從長遠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當，會造成長期國內有效需求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不足，不利于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長期的投資率偏高，再加上投資結構不合理，還會引起其他結構性問題的產生和惡化。

投資率長期偏高又導致了另一個結構性問題：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增長滯后。

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曾有效地推動了第三產業的快速增長，使三次產業結構得到了明顯改善。80年代，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率為10．4％，而第三產業為12．3％，同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由80年代初的21．8％增加到90年代初的33．4％，同期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則由46．4％下降到41．6％，三次產業結構呈現出優化和升級的趨勢。但在90年代，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率提高到了13．5％，而第三產業卻減慢到9．1％。在這10年中，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42．1％增加到50．2％，而第三產業的份額卻基本上沒有增加。在經濟過熱的1993年—1994年，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年增長率接近20％，而第三產業只有10％左右。投資增長過猛是造成經濟過熱時期三次產業結構失衡的重要因素。而長期的投資率偏高以及投資結構不合理，則是導致三次產業結構不平衡加劇的基本原因之一。1998年以來的5年中，第二產業增加值的年均增長率為9％，而第三產業為7．7％，增長速度滯后，仍然未能實現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2003年上半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長速度的差距更是明顯擴大。目前我國第三產業在GDP中所占比重不僅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

第三產業增長速度連續多年滯后于第二產業，使得三次產業結構呈現出愈加不合理的趨勢，這一最基本的經濟結構關系所存在的問題不僅會影響總體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而且會影響其他各類型、各層次結構問題的調整，最終將影響我國宏觀經濟總體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第三產業增長的滯后也意味著服務業發展的滯后，這對于通過擴大居民對服務消費的需求來拉動國內消費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也是不利的。積極發展第三產業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增加就業。據計算，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系數是第二產業的5倍以上?！熬盼濉逼陂g，我國新增就業人口的85％是在第三產業就業的。此外，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也要求我們加速發展第三產業，以應對新的挑戰。

在微觀層次上，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表現為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經濟增長速度。20世紀80年代GDP年均增長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按城鄉人口比重加權平均的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3％、4．5％、8．4％、7．5％；90年代這四項增長率分別為10．1％、6．8％、4．5％、5．2％?？梢钥闯?，無論城鄉居民分別計算還是總體計算，居民收入增長都明顯低于經濟增長，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擴大趨勢。

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城鄉居民收入絕對量高速增長，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了4倍，農村居民實際純收入增長了5倍，但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明顯拉大。目前，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8．4％，明顯高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4．5％的速度。進入90年代以后情況發生了反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8％，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僅有4．5％。90年代后期開始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拉動城市經濟的作用比對拉動農村經濟的作用更為明顯，造成這一問題的一個原因是國債資金用于農村發展的部分相對較少。2003年上半年受非典影響，農民收入增長明顯下降，更加重了這一問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將造成較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和社會問題。

以上分析的三個結構性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有關，或者說這些經濟結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問題的反映。

通過改進收入分配政策促進經濟結構調整

十六大明確提出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務，指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要求“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這為我們在新形勢下通過改進收入分配政策來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指明了方向?？偟膩碚f，經濟結構通過不斷調整而實現優化升級，是保持宏觀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的關鍵；收入分配政策導向根據形勢的變化作出調整，是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一個重要著力點；而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政策的根本宗旨，也是在宏觀調控中保持適當投資率、注意提高消費率的關鍵。

在存在著相當數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和其他困難群眾的情況下，千方百計解決就業問題，同時加大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工作的力度，非常重要。我們必須積極改進和調整就業政策，但僅僅強調擴大就業還不夠，因為我們不僅需要解決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的問題，還需要解決提高占居民大多數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問題。只有有效地解決各個階層特別是中等收入階層提高收入的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提高有效消費需求。這就需要根據目前不同階層的收入特點，采取適當的政策措施，達到總體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目的。

對于農民，要調整農業生產結構，使農民從單純的農業生產中轉移出來。同時，應增加國債資金中用于農村發展的部分，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從根本上為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創造條件，使農村居民能夠直接從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得到好處。這樣做，不僅能有效地提高占全國總人口2／3的農村居民的收入，而且有利于減緩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

對下崗失業的困難群體，各級政府應廣開門路，努力為他們增加就業機會。同時，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真正困難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應注意區分真正的未就業者與隱性就業者，使真正的未就業者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促使隱性就業者包括靈活就業和非正規就業者進一步做到完全自食其力。

對國家公務員，政府應承擔起根據經濟總體增長情況不斷提高其收入水平的責任。為公務員提高工資，不僅能增加這一部分人的收入，還能對社會各方面注意提高其雇員的收入水平發揮示范效應。

對一般企業職工，應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和落實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最低勞動報酬標準。要通過立法和加強管理，認真保護職工的利益。同時，應鼓勵和支持在用人單位和被雇用者之間建立和完善勞動報酬談判機制。此外，可以考慮進行結構性減稅，如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標準，適當減少對用人單位的稅收等。還應加強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監管，加大維護社會公平的轉移支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