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群體上訪事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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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以來，群體上訪事件急劇增多，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的不利因素。從社會學角度看，群體上訪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成員集體焦慮引發的社會沖突現象。由于社會中的不確定因素而使民眾產生了壓抑、煩躁、不滿、非理性沖動等緊張心理。當這一緊張心理聚集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形成社會張力（socialtension），最終以群體上訪等社會沖突方式釋放出來。也有學者稱此為“社會緊張”或“社會挫折感”。

社會成員集體焦慮的形成一般要經歷兩個階段，一是部分焦慮階段；二是普遍焦慮階段。區分兩個階段的唯一標準要看是否形成了社會張力，即個人或集團之間幾乎不能控制的敵意或緊張局勢。部分焦慮在任何社會都是存在的，因為社會總是變動不居的，總有一部分人會落伍于時代的步伐，因而會感覺到緊張。部分焦慮有增加社會活力，淘汰后進者的正功能。普遍焦慮的狀態通常發生在社會環境急劇變化時，大量人群承受焦慮的精神壓力，形成社會張力，從而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為什么普遍焦慮情緒的存在會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呢？美國社會學家默頓提出了一種“緊張理論”。他假定社會上所有經濟階層的人都持有基本相同的價值觀念和生活目標，但是取得這種目標的能力對每個人來說并不都一樣，而是因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在中高階層，取得成功標志的受教育程度、體面而高薪的職業、物質財富等是較為容易的；然而對于下層階層來說，由于不利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幾乎所有通向成功的正常道路都被堵死了，因此他們感到緊張，即社會焦慮。如果沒有合法的途徑使他們獲得成功，這些人常常會通過越軌的方法（典型的是群體上訪）去尋求實現他們的目標，進而破壞社會穩定。

一般而言，在我國，普遍焦慮的情緒較易發生在失業者、復員退伍軍人、進城農民和殘疾人等弱勢群體中。他們由于經濟上貧困，發展機會匱乏，主觀承受能力較弱，因而比較容易感染焦慮情緒。但現在的情形是在社會的中間群體和精英群體中，焦慮的情緒也普遍存在，并正成為值得密切關注的社會問題。大學生擔心畢業后找不到工作；退役軍官、青年公務員擔心買房子、結婚、孩子上學、老人生病等一系列問題；工人擔心下崗；離退休人員擔心養老金不能兌現等。就“社會精英”而言，由于社會競爭激烈，他們也在憂慮著如何維持現有的精英地位。政治精英憂慮如何晉升；經濟精英憂慮如何獲利；知識精英憂慮學術壓力?？傊鐣鱾€階層都在承受著程度不同的精神壓力。

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是社會憂慮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我國的現代化將經歷三個階段：侵蝕、轉型和重建。目前步入了轉型后期，即市場經濟體制全面確立的時期。強烈、高速的社會轉型帶來了社會結構的大規模變動，社會群體利益的大幅度調整，不斷的分化組合觸動了生活于其中的每一個成員。新事物、新觀念、新的行為方式和新的規則大量出現，而人們對于這些事物的認同與適應需要經歷一個時期（吳忠民，2002，《重視社會焦慮》，《南方周末》1月31日第16版）。社會發展與公眾認同心理發展間的不同步性必將造成心理失衡，導致“手足無措”、“無所適從”的局面在人群中大量出現，進而引發普遍的社會焦慮。

社會轉型中不確定的因素過多是普遍的社會焦慮生成的又一原因。我國的社會改革目前雖然有明確的目標模式和整體戰略，但在具體措施上尚缺乏深思熟慮，提出了要“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這種社會發展的“試錯法”導致了民眾對切身的改革取向缺乏清晰的認識，無法確定下一步的改革措施會對個人造成何種影響。

市場經濟本身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是普遍的社會焦慮生成的第三個原因。這個原因不是中國獨有的，“置身于市場經濟中的民眾無人能預測社會制度中的各種動力，以及伴隨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等，總是惶惶不可終日”（卡爾·曼海姆，1990，《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此外，導致社會焦慮的因素還有犯罪率的上升和民眾職業心態的變化。社會治安惡化使人們的基本安全需要也不能完全滿足。市場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職業心態。比如，隨時可能下崗的壓力帶來的精神壓力倍增，對個體未來的職業發展難以把握，競爭無處不在等。雖然這種種壓力可能是發達國家的民眾已經習以為常的，但我國的民眾畢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穩定慣了，對比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強烈襲擊著置身其中的每一個人，普遍的社會焦慮引發上訪也就不難理解了。

當前，群體的社會焦慮表現出以下特點：一，指向的明確性。處于焦慮狀態的民眾擔憂的事情總是一定的。對個體而言，他擔憂的事情才有意義。也就是說，它并不是一種模糊的情緒，而是針對一定的事情發生的，是清晰可辯的。雖然各個階層的個體可能有不同內容的擔憂，但是某一特定階層（指相似的教育程度、年齡段、職業等個體屬性）內部，個體間的焦慮有相似的趨向。二，指向的差別性。雖然民眾的焦慮指向明確，層內指向的差異較小，但層間的差異非常大。公務員、轉業軍官和下崗職工的社會焦慮的指向一般而言是迥異的。三，指向的交織性。各種引起憂慮的事物往往交織在一起，接踵而至。例如，剛退役的士兵可能既擔憂個人的工作，又憂慮結婚與購房問題，還要考慮是不是想辦法留在城市安置?？傊?，各種令人焦慮的東西好像在赴一個共同的約定似的。四，焦慮的解決指向是尋求外部的正式庇護。大部分民眾在尋求解決方案時，不是依靠個人自身的努力，而是寄希望于外部的援助?！敖M織”、“政府”是兩種普遍的民眾外部訴求的力量。如服過兵役的國企職工下崗后，往往不是想著和企業其他職工一樣，在政府的再就業政策扶持下通過自身努力實現再就業，而是上訪到各級政府，要求政府重新予以指令性安置。這大概與我國的公共領域發展不充分、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力量過于強大、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一些本來應該由政府履行的職能卻沒有履行好、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薄弱有關。五，問題的隱蔽性。由于社會焦慮主要是民眾內心的不安定感，是未付諸行動的心理感受，因此容易受到社會的忽視。雖然它已經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了，但尚未引起有關方面的足夠重視。往往當某類社會成員的集體焦慮以群體上訪等社會沖突形式爆發出來時，才想起亡羊補牢。如當前復員退伍軍人群體上訪問題，從總體上看大多數屬于經濟利益方面的問題，其中不少涉及到“還歷史舊賬”。

普遍的社會焦慮情緒除了給社會穩定帶來影響外，還會造成下列的負效應：首先，它可能降低社會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力。在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的特殊狀態下，凝聚力對于保持這種狀態的平穩發展至關重要。這尤其需要獲得民眾廣泛的參與和支持，然而社會焦慮情緒的大量存在造成了離心力的增強和內聚力的下降，特別是在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的情況下。專家普遍認為，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數――基尼系數我國已超過0.45，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水平，有些困難群體的生活十分艱難，從而使一些人心理嚴重失衡?？梢韵胂?，社會改革在失去廣泛支持的情況下會出現混亂。其次，它可能對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造成沖擊。如果社會焦慮處理不當，會爆發對現存政治系統合法性的沖擊。盡管目前我國現存的政治系統仍然有著有效性，即可以帶來經濟的增長。但一旦經濟增長低迷，往往會引發大的動蕩。當經濟增長的面紗被吹去后，可能會帶來合法性與有效性的雙重危機，最終對社會的價值系統和評判機制造成損傷。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公正、平等、民主、進步等理念成為社會的價值系統和評判機制。但當現實一次又一次地違背了上述發展理念時，民眾的不滿就會積聚起來，從而對公正、平等、民主、進步等理念喪失信心。特別是極少數干部腐敗問題嚴重，官商結合，甚至執法犯法，嚴重侵害群眾利益，加劇了部分群眾的不滿情緒，有的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工作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大的事端。

如何緩解社會緊張，消除社會焦慮，維護社會和諧？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安全閥。安全閥的功能就在于以制度渠道減弱社會焦慮的程度，以促進社會穩定。安全閥機制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社會保障機制。加快建立完善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制度，擴大覆蓋率。（2）第三方調停機制。沒有第三方參與調停的沖突，雙方容易采取極端態度與行動。第三方的調停有利于降低不合理性，排除非理性，試探解決方法，體面退讓等。政企分開可以使政府避免或減少成為沖突對象的可能性。（3）沖突處置規范化機制。即通過法律等手段，在可控制的范圍內容忍沖突的發生，并建立起處置沖突的規則，減少其造成的損失。依法行政，并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履行職責、行使權力，可以為化解、疏導、處理社會矛盾、社會沖突提供規范的、穩定的、有力的依據和手段。特別是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運用法律手段，堅持依法辦事，既有利于緩解矛盾、維護穩定的大局，又可以避免政府與群眾的對立，對于極少數蓄意破壞社會穩定且觸犯法律的人，可以依法予以打擊和制裁。（4）分配調節機制。經濟發展的同時，還需要改善分配，保證大多數人受益。（5）情緒宣泄機制。如體育活動，甚至可以允許小規模的游行、集會以釋放焦慮情緒。

二、中間層。中產階級階層被認為是社會的緩沖帶，是最穩定的社會力量，他們遵守行為規范與交易原則，創建并引導社會潮流，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由于他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均處于中間狀態，他們一旦獲得合法性地位，便有可能發揮該階層的“中間價值”――預留社會政策調整空間，以緩解上、下兩層的緊張沖突。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培育一定數量的中產階級階層，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促進合理的階層結構的形成。

三、代言人。我國已形成具有不同利益的群體，雖然界限還不夠明確，但他們已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這種利益不僅指經濟利益，還包括社會的、文化的、情感的、政治的利益。針對利益群體的分化，建議建立體制內、制度化的“代言人”制度，讓真正代表各個利益群體的人在國家各項政策的制定上有話語權，尤其是要保證社會貧困群體的聲音。各群體的代言人的發言權要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