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群關系調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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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我們黨確立了反映人民群眾利益的正確政治路線。應當說，改革開放以來的**多年，是廣大人民群眾受益最大的**多年，也是黨群關系基本上呈良性發展態勢的**多年。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經濟體制的轉軌，社會利益格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有的一些社會調節機制和制度效能呈弱化態勢，利益沖突不斷顯性化，直接影響著黨與群眾的關系，導致干群關系緊張。深入分析新時期社會利益格局重組的特點及對黨群關系產生的影響、帶來的挑戰，對于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新時期利益格局變化的主要特點

改革作為一場深刻的革命，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呈現出利益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帶來社會利益格局和利益關系的調整與變化。

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集體和個人三方面高度一致的利益格局被逐漸沖破。新的經濟成分相繼涌現，新興社會階層不斷發展，導致社會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工人隊伍有了新變化。改革前，我國工人隊伍成分單一，主要是國營、集體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中的職工。改革開放以來，大批的、新興的非公有制企業的員工、鄉鎮企業職工、進城農民工等成為工人隊伍的新成員。二是農民隊伍有了新變化。隨著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許多農民從繁重的農村勞動中解放出來，成為鄉鎮企業職工、進城農民工、個體經營者和私營企業主。三是社會分層有了新變化。在社會變革中，出現了一些新興的社會階層，如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科技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技術管理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擇業者等。多元化利益主體的形成，使“群眾”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新時期的黨群關系更加復雜化。

利益需求趨向多樣化。在過去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人的物質利益主要由集體和國家直接分配和調控，加之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促使人們淡化對利益的追求。經過**多年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人們才逐漸拋棄了舊觀念、舊傳統的束縛，開始接受了具有差異性、個性化的社會價值取向，利益需求逐步趨向于多樣化。在市場經濟初期，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受市場運行規律的影響，往往注重的是物質方面的經濟利益。在經濟上獲得較大利益后的普通民眾，并不會僅僅滿足于物質上的享受，必然會產生政治利益需求，希望通過政治參與、行使權利來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文化利益是人的利益的組成部分，也成為人們利益需求的一個重要方面。利益需求的多樣化客觀上必然要求表達渠道、溝通渠道的多樣化。一旦制度化的利益表達長期得不到滿足，暴力或冷漠就成為他們宣泄不滿、表達利益的基本方式。

利益分化逐步明顯化。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從根本上徹底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僵化的、平均主義的利益格局。當然，要改變原有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在社會利益總量相對確定的情況下，必然要發生利益群體之間和社會成員之間利益關系此消彼長的沖突。一方面，改革初期掌握知識、資本和權力資源的人日益成為改革的主要收益者，呈現出利益積聚態勢；另一方面，在改革初期得到一定利益的社會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日益成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利益受損者。這個群體的人數占我國總人數的相當比例，其中包括生活在貧困線下的農民、城鎮下崗及失業人員和生活沒有保障的老弱病殘者。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少數黨員干部思想發生嬗變，利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瘋狂地進行尋租活動，腐敗的程度已經發展到體制內的團伙性腐敗，成為既得利益者、暴富者。整個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使人民群眾正在經受利益分化帶來的社會心態劇烈動蕩和失衡的考驗。

二、利益格局的變化對黨群關系帶來的挑戰

首先，黨能否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對自己的認同感。黨群關系發展的過程，就是關系主體之間長期互動的過程。而這對關系主體也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從黨的方面來看，在革命戰爭年代，黨處于一種非常態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客觀上使黨必須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才能生存。而取得執政地位以后，黨員干部隊伍的構成發生了變化，大多數黨員干部是建國后參加工作的，他們對黨群關系重要性的體驗程度是不同的。與此同時，黨的生存環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使黨存在著脫離群眾，疏遠群眾的危險和可能。鄧小平早在**世紀50年代就深刻地指出，執政使黨脫離群眾的危險大大增加了。從群眾的方面來看，革命年代的群眾主要是指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社會分層并不復雜，并且親身經歷了翻身解放的歷史，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對黨存在一種深厚的感情，黨群關系不成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建國后出生的社會成員已成為群眾的主體，而且呈現出主體多元化、需求多樣化的特點。他們對黨的評價更多的是以執政績效為標準，更加理性化、功利化了。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如果說政治合法性意味著民眾對政治體系的認同和支持，那么認同就需要以利益的滿足為前提。在這種情況下，黨能否有效協調和整合各方面的利益，不斷拓寬溝通渠道，使人民群眾從過去那種“感恩性”認同轉變為利益認同，真正將黨看成是代表和維護其根本利益的“自己的黨”，就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制約黨群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次，黨能否不斷增強自身的包容性，提高吸收和同化新生社會階層的能力。在改革過程中催生出來的新生社會階層，是黨的政策的體現者和見證者。他們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政治、經濟、文化的參與能力也相對較強。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如果對他們長期采取關門態度，這個群體或者是轉向其他的政治方向，轉而尋求其他的政治和利益表達途徑，成為我們黨潛在的反對力量；或者是促使他們在黨的內部尋找人，為腐敗現象的產生提供土壤；或者是通過一些非正常渠道爭奪公共權力，這都是我們所不允許的，同時也會失去新生社會階層對黨的認同，損害黨群關系。另一方面，黨能否將新的社會階層中的精英分子吸納到黨內來，通過對他們的管理、教育和監督，使他們真正在思想上加入自己的組織，加強黨與新生社會階層的密切聯系，也是一個制約黨群關系的重要方面。作為執政黨，只有廣泛認同、密切聯系，把新興社會階層及時作為自己的社會基礎力量，提高自身的吸收同化能力，才能不斷增強黨的領導的影響力和凝聚力，使黨群關系的發展有一個好的起點。

再次，黨能否有效地防止自身內部出現既得利益集團。黨內既得利益者的存在，社會成員利益分化的加劇、貧富差距的懸殊，也對黨群關系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理，黨不能有獨立于群眾之外的特殊利益，黨內絕不能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在這方面，蘇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教訓。1935年訪問過蘇聯的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中就深有感慨地寫道，蘇聯已經出現了一個“特殊的共產主義特權階層”，并深深地擔憂著蘇聯黨和人民群眾之間會出現“危險的緊張關系”。蘇共的失敗歸根到底是黨群關系的失敗。事實上，隨著執政地位的獲得，黨手中掌握了權力，而權力本源于權利，最終源于利益。在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權力的消極因素便會膨脹，加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所形成的不合理、不科學的體制和機制，不但把官僚主義等不良風氣帶入了黨內，而且也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并存在朝著集團化發展的危險趨勢。而既得利益集團是以損害、擠占其他社會階層和群體的利益為前提的，嚴重影響著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社會貧富差距的懸殊，利益分配的失衡，會極大地削弱黨的執政權威，影響社會穩定，惡化黨群關系。如何在保證效率、不斷增加經濟總量的前提下，有效防止社會的兩極分化，遏制黨內既得利益者的發展，是新時期黨群關系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