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與農村黨支部建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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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50年來，上海地區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由于實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農村可經營性的資產正在重新組合，農村的產業結構正在不斷地調整，農村的人口正在向城鎮集中，這一切都標志著，上海農村正在向現代化社會邁進。而這一切，對于立足在農村經濟基礎之上進行活動的農村黨支部來說，又產生著極其深刻的影響，使得農村黨支部無論在組織設置原則、組織結構與模式，還是在組織管理工作機制等方面，都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

一、農村資產重組，使農村黨支部由按行政村單位設置，向按產權關系設置的方向發展

建國以來，上海地區農村黨支部的組織設置幾經變化。完成之后，黨在農村中的支部，基本上是按照行政村或行政鄉為單位設置的。在其后的農業合作化和期間，又分別以農業生產合作社和生產大隊為單位建立農村黨支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體制解體，農村黨支部又改為按行政村設置。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村級經濟逐步由自然、半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但一旦跨入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村級規模狹小，整體資源配置不甚理想，其局限性便突出地顯露出來。因此，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通過適當行政推動，并借助市場化辦法，對農村可經營性的資產實行重新組合。主要形式有：一是富村、強企業兼并窮村。富村、強企業利用自身的經濟實力，通過兼并的手段，扶持窮村脫貧。同時，窮村也為富村、強企業提供了可供發展的土地、人力資源。這種兼并雖然帶有扶貧的性質，但已包含著資產重組的意義。二是“撤二建一”或“撤三建二”。就是將相鄰的兩個村并為一個村，或是將三個村并為兩個村。這種形式較之前一種形式又進了一步，即村際合并的動因不是為了減少幾個薄弱村，而是擴大村級規模，增加村級經濟總量，以盤活農村資產。三是建設中心村。即以某個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村為骨干，將附近的幾個村合并組建一個新的中心村。由于中心村一般規模較大，再加上以骨干村為龍頭，這就使得農村經濟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更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在這種形勢下，以行政村設置黨支部的格局正在逐漸發生變化，而開始出現以產權關系為基礎來設置農村黨支部的新趨勢。

首先，農村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必須以組織資源的優化配置作保證。

要實現農村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并產生理想的經濟效益，一是要掌握農村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土地、勞力、資金、物資等生產要素的現狀，并預測這些生產要素的變動趨勢，從而選擇合適的模式和途徑，做到合理開發與利用經濟資源；二是要制定農村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減少重復投入、盲目投入，使有限的經濟資源真正用在刀刃上，以最少的投入、最短的時間和最佳的方式獲得農村經濟發展的最好效益。而以上這兩個方面，都有賴于有一個堅強有力的組織系統來加以具體實施。如果缺乏一個堅強有力的組織系統，則很難為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提供可靠的組織保證。因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村中可經營性的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勢必要求農村組織資源同樣實行優化配置。農村的組織資源十分豐富，包括農村基層黨組織、村民委員會、集體經濟組織、共青團組織、婦女組織和民兵組織等。其中，農村基層黨組織是農村中最可寶貴的組織資源。農村基層黨組織是農村基層社會中的第一類組織，是農村其他各種組織的核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歸根到底，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核心領導作用。如果忽視農村基層黨組織這個最可寶貴的組織資源的作用，農村資產運作和經濟發展就會喪失強有力的保證。但必須看到，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發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基層黨組織很強，有的一般，有的甚至處于軟弱渙散和癱瘓狀態而根本無法發揮核心領導作用。而對于那些核心領導作用薄弱的農村基層黨組織來說，單靠自身力量又難以解決問題，因此，為適應農村資產重組、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要求，以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有利于加強黨的工作為原則，合理調整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設置，實現農村組織資源的優化配置，則是勢在必行。

其次，以產權關系為紐帶，實現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

村際合并、廠村合一本身就是一種重新組合。但這種組合不是原有成分的簡單聯合，而是在原有框架中引入新的市場機制。因為，村際合并、廠村合一是中國農村走向市場經濟進程中的一種產權制度創新。農村資產重組的結果，形成新的產權關系，這對于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重新設置來說，產生著極其深刻的影響。從具體實踐來看，村際合并、廠村合一之后，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以誰為主體來建立新的農村基層黨組織。而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根據以下兩種情況進行判定：

一是在資產重組中，各投入主體資產量的多寡。一般來說，資產投入量多的主體，應是基層黨組織所依托的載體。按照市場化的原則，兩個或兩個以上投入主體的合并，應進行產權評估，對各投入主體擁有的實際資產值進行具體量化，以確定新的資產歸屬。但由于目前市場發育尚不成熟，上海地區農村尚處于邁向市場經濟的早中期階段，這種資產重組主要是通過行政推動來實現的，因而對各投入主體的資產值并未作出具體量化。但這并不等于未作任何產權界定，在實際操作中，還是大體上界定了各投入主體所占的比重，這在富村、強企業兼并窮村以及建設中心村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即都是以經濟實力的強弱為依據的。而經濟實力的強弱，就反映了投入主體資產量的多寡。因此，以富村、強企業以及骨干村為載體建立新的基層黨組織，就體現了在農村資產重組中，基層黨組織設置必須根據資產投入量多寡的這一原則。

二是在資產重組中，各投入主體產權營運效率的高低。農村資產重組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產權營運的新機制，即明確產權營運責任，提高產權營運效率，以鞏固和擴大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而提高產權營運效率，實現農村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一方面固然取決于農村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又取決于經濟資源的合理使用效率，這就需要資產經營主體不僅有較高的經營管理水平和豐富的資產運作經驗，而且具有完善的經營機制。一般來說，產權經營機制完善的主體，往往是產權營運效率高的主體。因此，在村際合并、廠村合一的過程中，必須把產權歸屬于營運效率高的投入主體，并依托產權營運效率高的主體來建立黨的基層組織。

投入主體資產量和產權營運效率，實際上就是農村資產重組中產權關系的體現。這就說明，在發展農村市場經濟進程中，既然資產重組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打破行政村地域界限，而以產權關系為紐帶設置黨的基層組織，這種新趨勢也是必然的。

再次，以產權關系為紐帶設置黨的基層組織，體現了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五個好”的目標要求。

中共中央在《關于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通知》中指出，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要努力實現“五個好”的目標要求，即：一是建設一個好領導班子，尤其要有一個好書記；二是培養鍛煉一支好隊伍；三是選準一條發展經濟的好路子；四是完善一個好經營體制；五是健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拔鍌€好”的目標要求，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但其中建設好班子和選準一條好路子是重點。

在農村資產重組過程中，以產權關系為紐帶來設置黨的基層組織，同“五個好”的目標要求是相一致的。首先，無論是村際合并，還是廠村合一，資產投入量為多的主體，無一不是由于那里的領導班子力量比較強，特別是黨的支部書記具有較高的思想政治素質，能夠帶領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并積極引導農民群眾走發展市場經濟的道路，從而使集體經濟不斷發展壯大，資產存量不斷增加。因此，以資產投入量多的主體作為建立新的基層黨組織的載體，最能體現建設一個好班子的目標要求。其次，產權營運效率高的主體，也必定是經濟發展路子好的主體。這些主體往往能夠抓住機遇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在一、二、三產業齊頭并進的前提下，積極發展村辦企業，使村辦企業日漸成為農村的主柱產業；往往能夠充分利用本地區的資源優勢，實現生產布局的區域化；往往能夠在實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中，堅持集體統一經營的主導地位；往往能夠把農村經濟引向市場，商品的生產率比較高。正因為這樣，依托產權營運效率高的投入主體來建立新的基層黨組織，最容易找到一條發展經濟的好路子。再次，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衡量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是否實現“五個好”的目標要求，歸根結底，是要看那里的生產力發展了沒有，集體經濟上去了沒有，農民的生活富裕了沒有。鄧小平曾經指出：“今后，政治路線已經解決了，看一個經濟部門的黨委善不善于領導，領導得好不好，應該主要看這個經濟部門實行了先進的管理方法沒有，技術革新進行得怎么樣，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長了多少，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和集體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條戰線的各級黨委的領導，也都要用類似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保ā多囆∑轿倪x》第2卷，第150頁）而資產存量增多和產權營運效率提高，則是農村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具體表現。因此，在農村資產重組過程中，以產權關系為紐帶來設置黨的基層組織，也符合新的歷史條件下檢驗“五個好”目標要求的標準。

二、農村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使農村黨支部由一體化逐漸趨向多樣化

上海地區農村過去一向以種植糧棉為主，產業結構非常單一。農村改革之初，由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業生產率有了較大的提高，因而這一時期農業產值比重仍然較高。1985年后，隨著村辦企業的崛起，農業產值比重逐步下降，工業產值比重以較快速度上升，第三產業產值緩慢攀升。特別是1992年后，由于確定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從而加快了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業產值份額繼續以較快的速度下降，工業產值份額以更高的速度增長，第三產業的產值份額增長有所加快，這一變化表明上海地區農村產業結構正在向多元化方向邁進。而隨著農村產業結構的多元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設置形式也日趨多樣化。

一是使部分黨支部的內部結構呈現多元結構狀態。在以農業為主的傳統結構模式下，與單一的產業結構相聯系，農村黨支部的內部結構也比較單一。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在村級經濟內部逐漸產生出新的經濟實體，特別是二、三產業的經濟實體。為了加強對這些新的經濟實體的領導，必須在其中建立起黨的組織，從而使農村黨支部內部結構，由原來的簡單型結構發展為復合型結構；同時，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加速了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而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必然引起農村黨員分布狀況的變化，從加強農村黨員的教育管理出發，也必然按照黨員的就業崗位，分別建立帶有不同產業屬性的黨組織。于是農村黨支部的內部結構，由原來的一元結構演變為多元結構。如全國著名的馬橋鎮旗忠村，1992年以后加大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力度，不僅第二產業占據主體地位，而且第三產業發展迅速，超過了第一產業。隨著產業結構的迅速調整和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張，1993年，村黨支部改建為黨總支。到1995年，村黨總支下屬分支部由原來的3個發展到6個。按其所在產業屬性劃分，第一產業支部1個，第二產業支部2個，第三產業支部2個，另有1個行政性支部。從黨員的分布情況看，全村109名在職黨員中，行政部門17名，占15.6％；第一產業6名，占5.5％；第二產業48名，占44％；第三產業38名，占34.9％。二、三產業的黨員占全村在職黨員總數的78.9％。這表明，旗忠村黨總支的結構狀況同該村產業結構狀況是一致的。

產業結構的多元化程度，直接影響到農村黨組織結構的多元化程度。一般來說，產業結構多元化程度越高，黨組織結構多元化程度越高；產業結構多元化程度越低，黨組織結構多元化程度也越低。那些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產業結構調整較慢的村，其黨組織的內部結構仍然比較單一。

二是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與二、三產業的發展，農村黨支部的外在形態也開始發生變化，由單一形態逐漸發展為多種形態。產業結構是農村黨支部的物質外殼，產業結構不同，農村黨支部的外在形態也就不同。根據產業結構的不同狀況，上海地區農村黨支部大致有如下幾種形態：

第一種是工業主體型支部。這些支部所在的村，村辦工業已成為村級經濟的支柱產業，工業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較高。這一類型支部在上海農村黨支部中占有較高的比例。這類黨支部領導農村經濟工作的方向十分明確，重點放在發展村辦工業，以此帶動村級經濟的全面發展。

第二種是農業主體型支部。這些支部所在的村，以第一產業為主業，積極發展特色農業，走農業規模經營道路，積極推進農業的商品化、專業化、現代化，其第一產業產值占社會總產值50％以上。這類支部在上海農村黨支部中占有相當的數量。農業主體型支部領導經濟工作，重點放在發展農業特別是特色農業上。

第三種是企業型支部。近年來，由于經濟開發等原因，一部分村的第一產業逐步萎縮以至消失，而第二產業或第三產業成為村的唯一產業形態，于是，這部分村黨支部便轉化為企業型的黨支部。這類支部目前數量并不多，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卻有增加的趨勢。

第四種是混合產業型支部。這些支部的主要特點是，所在村一、二、三產業同時發展，但主體產業的地位尚未形成?；旌袭a業型支部在農村黨支部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這類支部在今后發展村級經濟過程中，或是繼續走三業并舉的道路，或是調整本村經濟的產業結構，以確立具有優勢的主體產業。

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隨著農村第二、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各種形式的新經濟組織的大量出現，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以及黨員在不同產業間的流動，農村黨支部的結構與模式問題，就突出地顯示出來。必須針對組織設置形式中的一些不適應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要求的狀況，及時地采取相應的措施，調整黨組織的設置，推行多結構，多模式的不平衡戰略，允許多種結構、多種模式的農村黨支部存在和發展，并改進農村黨支部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使農村黨支部的組織建設不斷得到加強，核心領導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三、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使農村黨支部從村級地域管理逐步邁向新的區域管理

隨著上海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水平的提高，一個以中心城、重點集鎮、一般集鎮和中心村組成的城鎮體系建設的規劃正在開始啟動。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而加快小城鎮建設，必然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向小城鎮集中。農村人口向小城鎮集中，又勢必推動農村黨支部由原來的村域管理走向新的社區管理，使農村的組織管理體制發生了新的變化。

第一，實施社區的管理職能。農村人口向小城鎮集中，極大地提高了上海農村城市化的水平。目前，上海郊區非農人口已從1992年的156萬人增加到216萬人，占郊區總人口的37％，城市化水平處于全國的領先地位。與此同時，在上海郊區陸續崛起了一批現代化城鎮。為了適應小城鎮建設的要求，并加強新社區的管理工作，在小城鎮中普遍建立了居民委員會，這樣，原有的農村黨支部便轉化為城鎮居委會黨支部，擔負起社區的管理職能。

第二，兼具社區管理的職能。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土地被大量開發，農村基本上同土地分離，相當部分的農民已遷居新的居民小區，但村的經濟實體依然存在，農民同村之間仍保持著緊密經濟關系的地區。在這些地區村黨支部的工作機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即：一方面要領導本村的經濟工作，村黨支部書記兼任著村實業公司的董事長，具有農村黨支部工作職能；另一方面要擔負新村社區的管理職責，各行政村成立新村物業管理小組，負責計劃生育、民事糾紛、社會治安、衛生綠化、宣傳教育、外來人員等管理工作，其中除社會治安、衛生綠化管理屬物業管理外，其他幾項均為居委會工作內容，因而又具有居民委員會黨支部工作職能。這種村黨支部，從領導經濟工作來說，有別于居委會黨支部；從擔負新村社區管理工作來說，又有別于一般農村黨支部。因此，這是一種介于兩者之間，具有雙重工作職能的村黨支部。

第三，正在探索新的組織管理機制。在大部分地區，農民同土地仍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土地仍是他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收益仍是他們收入的主要來源，即使是遷居城鎮的那部分農民，也沒有完全脫離土地，他們居住在城鎮，種田回農村，離鄉不離土。但由此也造成了農民居住區和工作區的分離，以及居住和戶籍的分離，給農村組織管理工作帶來了許多困難。有的村支書說：現在開會通知不到人，收稅收費見不到人，釘“新風戶”、“五好家庭”的牌子找不到門。針對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進一步加強農村組織管理工作，這已成為擺在大多數農村黨支部面前的一個新課題。這就要求農村黨支部的組織管理工作必須從狹小的村級地域管理逐步走向更廣闊的區域管理，以建立和健全農村社區新的組織管理體制。同時要理順組織關系，按照黨員的工作地和實際居住地，加強對黨員的組織管理。特別是對那些已遷居城鎮的黨員，如果是退休黨員，則劃歸當地居委會黨支部管理；如果是在職黨員，則按其工作單位參加一個支部的活動，從而使黨組織能找到黨員，黨員也能找到黨組織。

由于上海地區農村城市化體系是多層次的，即按中心城、重點城鎮、一般集鎮、中心村的層次有步驟地推進，這就要求農村黨支部必須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條件，采取不同的目標，來建立新的管理體制，而決不能采取單一的管理體制。對于不同地區和農村黨支部來說，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及時總結經驗，逐步完善適合本地區、本層次特點的組織管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