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與執政能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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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然而，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困難，黨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讓部分人對黨的執政能力產生了懷疑。改革開放與黨的執政能力之間到底是怎樣的關系，需要我們認真探索和理順。

一、改革開放促使黨對所處歷史方位作出了科學判斷

黨的領導能力建設總是和黨的歷史方位、歷史使命相聯系的。對歷史方位作出科學判斷是解決好“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的基本前提。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黨的領導能力建設總是圍繞開辟正確的革命道路、壯大革命力量等方面而展開。歷史證明由于對所處方位判斷的正確性，黨領導革命的能力不斷增強，領導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建立后，我們黨的歷史方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執政黨。從這時起，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就擺到了全黨的面前。但是長時期以來我們黨并沒有科學區分革命黨與執政黨的不同，仍然是沿用革命黨的思維來解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沒有解決好“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由此，走了不少彎路，出現了不少曲折。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主要從三個方面促進我黨對歷史方位作出科學判斷：一是改革開放、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改變了我國面臨的各種環境。在新形勢、新事業面前，黨的領導要卓有成效，不落后于時代和潮流，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成為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堅強核心，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就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黨是用來干什么，然后才能解決怎么干的問題。就象搞建筑。在開工之前，必須明確要建的建筑物是用來干什么的，然后根據不同的用途，不同的要求，來解決設計、建筑材料等問題。如果連基本用途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以后怎么來建設？改革開放帶來的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促使我們黨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長期執政的黨，是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黨，是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黨。認識到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對所處的歷史方位作出了科學判斷。二是改革開放促進進一步恢復和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應該說改革開放是思想解放的結果，但改革開放的實踐則促進全黨上下，進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原有的思維定勢，促進與時俱進、創新思維模式的迸發，敢于和善思考和解答黨怎樣才能解決改革開放事業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怎樣才能總攬全局，應對國際國內各種復雜局面，怎樣才能在新形勢下不斷提高領導改革開放事業的能力、鞏固黨的政治地位等一系列關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而要回答和解決這樣的問題，繞不開對所處的歷史方位作出科學判斷。否則，就會出現超越或落后于時代左的或右的錯誤，游離于黨的歷史使命。三是改革開放促進我們黨具有高度的世界眼光。探討執政黨的建設規律，及時總結自身建設的經驗教訓是極其必要的，但是考察、借鑒和總結世界其他執政黨的經驗教訓也是必不可少的。執政既然存在規律，國內和國外、相同性質的執政黨和不同性質的執政黨之間就必然存在共性。我們應當認真研究，加以借鑒。正是改革的深入，開放的擴大，同世界各國的交流日益廣泛和加深，黨的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的日臻成熟，突破了只研究自身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局限性，既考察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興與衰，也考察和研究資本主義執政黨的成與敗。由于放眼全世界，放眼全球，從整體上考察黨的建設，有助于我們黨克服局限性和片面性，對所處的歷史方位作出準確判斷。總之，我們黨在總結改革開放和黨的建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保ㄊ髨蟾妫┑目茖W判斷。這就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方向。

二、改革開放豐富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內涵

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執政黨建設的根本，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重視執政能力建設問題。同志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曾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提高做好經濟工作的本領。否則，“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選集》第4卷，第1428頁）這實際上提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初步構想，但遺憾的是建國后同志并沒有深入探討黨建規律，也沒有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付之于黨建實踐。應該說關于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思想和理論體系、科學內涵的形成，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而逐步形成的。為適應經濟、政治等領域的改革，確保改革成果和方向，保證黨對改革開放的領導，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必須加強黨自身建設，必須改善黨的領導；要把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問題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任務密切聯系起來。他強調指出：實現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偉大革命，全黨必須再重新進行學習，除學馬列主義、思想之外，還要學經濟學、學科學技術、學管理，“幾百個中央委員，幾千個中央和地方的高級干部，要帶頭鉆研現代化經濟建設”。（《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3頁）標志著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思想進一步豐富，但這一時期的思想只是初具雛形，內涵并不豐富、完整。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領域的擴大，對外開放的加強，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促進我們黨更加警醒：要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必須抓住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個根本。抓住這個根本才能解決“本領恐慌”，抓住機遇而不是喪失機遇；才能解答各種問題，從容應對挑戰和困難。因此，以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根據當今國際國內環境和時代要求，根據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根據黨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艱巨任務，根據黨的自身狀況和存在的問題，秉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開拓創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斷對黨的執政能力進行研究和闡發，逐漸形成了明確的執政理念和理論體系。它的形成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五大以前，提出強化執政意識，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的思想。第二階段，從十五大開始，提出加強執政黨建設的兩大歷史性課題——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第三階段，從黨的十六大開始，明確提出提出了“執政能力”概念及思想體系。十六大報告將“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并且對“執政能力”的內涵初步概括為五個方面，這就是：“必須以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正確把握時展的要求，善于進行理論思維和戰略思維，不斷提高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必須堅持按照客觀規律和科學規律辦事，及時研究解決改革和建設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善于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不斷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善于協調不同利益關系和克服各種困難，不斷提高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必須增強法制觀念，善于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不斷提高依法執政的能力；必須立足全黨全國工作大局，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善于結合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不斷提高總攬全局的能力”。以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為標志，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理論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其內涵不僅科學、完整，而且明晰了今后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著力點：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必須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實踐呼喚理論，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同樣呼喚偉大的理論。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對執政能力建設科學內涵的形成、著力點的科學把握，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

（一）市場化改革，要求執政黨必須增強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黨在總結歷史經驗中深刻認識到過去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把經濟搞得太死，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黨提出了實行市場化改革。實踐證明，這一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地解放和發展，整個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經濟得到又好又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取得很大進步，綜合國力、國際地位獲得顯著提高。但是，市場經濟不同于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實現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偉大變革和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它要求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經濟事務。由于我們黨是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執政，形成了一整套根深蒂固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干預經濟生活的理念、方式、方法。黨員干部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不深刻，對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市場經濟缺乏經驗，駕馭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跟不上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要求。不少領導干部在實際工作中違背經濟法則，以言代法，以權代法，單純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事務、干預經濟生活的現象比比皆是。這就要求我們黨轉變傳統的思維定勢和行為模式，根據實踐的要求，積極探索，總結經驗，把握和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發展規律，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黨提出要不斷增強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對黨提出的新要求。黨具有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才能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才能實現新世紀的歷史使命，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才能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公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要求執政黨必須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我國是一個有著2000多年封建專制制度的農業大國，政治上的封建專制制度，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制度哺育了國人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心理。這種文化心理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沒有權利觀念和維權意識。建國后，人民雖然成了國家的主人，但由于我們實行的是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人們的生產、生活等各個方面都由黨和政府包辦，人民群眾并沒有多大的追求經濟發展、生活改善等方面自由，導致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的義務本位而非權利本位占據主導地位，只能被動地服從——服從——再服從，造成人們具有強烈的的消極歸屬心理。對政治漠不關心，政治參與率低。這一時期人們并沒有多大的民主訴求，對黨和政府的領導只有絕對地服從。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臣民社會逐漸讓渡于公民社會，即具有權力本位、法制意識、自主意識、科學理性精神的現代公民取代了義務本位的社會。產生這一重大變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市場化改革，二是對外開放。

從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來看：（1）搞市場經濟必然允許人們對利益的追求。計劃經濟體制把個人利益限制得過死，抑制了人們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結果社會發展缺乏活力和效率。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的之一就是要給人們以利益，進而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市場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經濟主體，無論是個人或是法人，產生一系列利益要求。而市場經濟利益最大化原則，恰恰能夠刺激人們對利益的追求，進而激發公民的權利意識和自主意識；（2）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等價交換是市場經濟固有的法則，自由、平等是市場主體從事經濟活動的基本權利和規則，折射到政治生活中就是要求權利平等和人身自由；（3）契約合同是市場經濟中濟經濟交往的基本形式。市場經濟的基礎在于市場，市場變換主要是通過市場主體之間經過自由、平等的協商所訂立的契約來進行的。離開契約，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存在，而契約必須以法律對契約原則、方式和結果的確認和保護為前提。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是契約合同經濟或者說是法制經濟。這種契約合同原則，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現就是法治社會而非權力社會、等級社會、人治社會。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這些基本的規則，必將不斷煥發公民的權利意識、民主意識、法制意識。

從對外開放的角度來看：（1）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強化，中國經濟與世界各國的交往和聯系越來越密切，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這種趨勢必然帶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激蕩與融合，必然隨之伴生法律等相關制度，以及平等、自由、人權等觀念的彼此“接軌”；（2）對外開放的擴大，交流的密切，讓國人以更寬闊的眼界觀察世界，了解世界，更多的人能夠了解西方民主有益的一面，促進公眾民主意識的覺醒；（3）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帶動了“媒介”民主的發展，為公眾更好地實現知情權、表達權提供了暢通的渠道，為權利訴求提供了更有力的背景和支持?？傊?，改革開放的實踐活動，促使黨的領導對象發生了重大變化，人民群眾對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參與意識、對權利和利益的保護要求、對自身價值的追求呈現出越來越積極的發展態勢。這種現狀和積極的發展期望要求執政黨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探討和建立完善新的領導體制和管理機制，不斷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轉變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實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這樣才能既能鞏固執政地位，又能領導中國社會健康穩定地發展。

（三）社會多元化的顯現，要求執政黨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伴隨著經濟體制深刻變革，我國呈現出經濟成份和經濟利益多樣化、社會生活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形式和分配方式多樣化的新格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必然帶來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作為反映多樣化社會存在的價值觀念、思想觀念、文化觀念必然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這說明我們已經告別單一化的時代，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這種局面可能帶來兩種結果：一是放任自流，思想混亂，甚至可能導致部分人心理失衡，招致部分人出現文化心理不適和焦慮，無所適從，社會陷入混亂狀態；二是多元要素提供了相互學習、創新、互補的機會，特別是多元的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激發出巨大的社會活力，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要實現后一種結果，需要有超越多元文化之上的人們能夠共同認可和遵循的先進文化進行整合。在現代社會，精神文化建設不僅能夠為經濟、政治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而且還是經濟、政治建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重要保證。面對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明顯增強，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執政黨必須具有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始終站在時代的前列，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整合多元的思想、價值觀念、行為模式，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把社會活力轉化為推動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發展的強大合力。如果執政黨對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多元的現狀熟視無睹，或者沒有駕馭先進文化的能力，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泱泱大國，只能是一片散沙。執政黨不僅不能保持社會穩定，而且還存在喪失執政地位的危險。前蘇聯的解體，執政黨的下臺，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執政黨喪失了駕馭和建設先進文化的能力，丟掉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前車之鑒告誡我們黨：建設先進文化必須孜孜以求，毫不懈怠。

（四）社會轉型期的到來，要求執政黨提高構建和諧社會的能力。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經濟社會進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型時期，經濟社會出現了新的特點和新趨勢。一是階級和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1）工人階級隊伍不斷壯大，呈現出新特點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以及進城務工的農民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同時隨著社會的進步，學習型社會的形成，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工人階級的科技文化素質、道德素質不斷提升，工人階級不僅是生產一線的主體，而且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生產的設計、技改的重要承擔著，成為生產管理、監督的重要參與者。知識、技術、點子等等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并且參與分配，成為重要的財富來源。（2）農民階級隊伍不斷縮減。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化為市民和工人階級，務農比重大幅度降低。（3）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在社會結構中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新的社會階層。而且，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這種變化還會繼續下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4）產生了新的弱勢群體。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民的整體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有了顯著地的提高，但是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和個人之間發展很不均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一些人的社會地位相對下降了，產生了以下崗職工、失地農民為代表的新的弱勢群體。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必然帶來利益結構的深刻調整。這種調整僅憑市場機制是無法實現公平公正的。只有通過執政黨的領導，科學協調，才能使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群體不同的利益訴求相對得到滿足，讓不同的群體“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睦相處”。二是經濟社會進入關鍵時期。2003年我國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2010年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從世界一般發展規律來看當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就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進入了關鍵時期。這一時期既是黃金發展期，又是矛盾凸顯期。搞得好經濟社會能夠又好又快發展，搞不好則要出現“拉美陷阱”。要避免“拉美陷阱”，實現前一種結果，執政黨就必須具有超強的化解矛盾，協調各方利益，維護社會穩定的能力。

(五)對外開放的擴大，開放水平的提高，促進執政黨必須提高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當今世界是一個開放的世界，任何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國際環境。因此，黨一直堅持擴大開放的方針政策，發展外向型經濟，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同時，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促使執政黨必須不斷提高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第一，對國際環境和形勢的判斷是否科學是決定我們黨的發展戰略是否科學的一個基本前提。比如上個世紀，同志對世界形勢的基本判斷是“戰爭與和平”，“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就會爆發”，基于這樣的判斷做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深挖洞，廣積糧”等戰略決策，從而導致方向性錯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甚至導致了嚴重的“”。鄧小平同志對國際形勢的基本判斷是“和平與發展”，“和平與發展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基于這樣的判斷，鄧小平同志做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等重大戰略決策。在這樣的戰略決策指引下，我們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有力顯著提高。第二，國際形勢風云變換，執政黨必須具有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國際局勢總體和平、發展、合作，同時變幻莫測，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局部沖突不斷，恐怖活動時有發生，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和平演變危險依然存在。我們黨要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必須有能力帶領人民把握時代大勢，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從容應對，否則難以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占領制高點。機遇與挑戰并存，希望與困難同在。在錯綜復雜的局面下，執政黨是喪失機遇還是抓住機遇，抓住更多更大的機遇，就要看執政黨有沒有寬廣的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有沒有敏銳的洞察力和處理各種國際事務的能力。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與緊緊抓住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機遇是分不開的，他們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有機遇必然有挑戰，要抓住機遇必須經得起挑戰。帶領中華民族從容應對各種挑戰和困難，關鍵看執政黨有沒有更高的應對和處理各種國際局勢和事務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