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關于政黨變革與轉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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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學者開始對各國政黨的發展變化進行比較研究，并且試圖探討政黨執政的一般規律。學者的這種努力無疑是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許多學者注重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來闡釋和分析政黨轉型的依據和重要性，對于國外關于政黨變革與轉型的學術成果介紹的特別少。實際上，西方許多學者不僅對西方各國的政黨的變化和轉型研究特別多，而且對于一般的政黨變革還發展出一些一般理論和學術分析框架，對于我們認識世界各國政黨發展變化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政黨理論研究的一個分支

從現代政黨雛形英國的輝格黨和托利黨開始，政黨組織不僅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出現，政黨組織形態也不斷發生變革?？枺扛ダ锏吕锟送ㄟ^考察發現，政黨發展是政治生活中最充滿生氣的領域，從來沒有靜止形態，沒有終極的模式，它們朝著這個或那個方向不斷地變化，永遠也不會回到起點。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政黨的組織結構、意識形態、選民基礎或者階級基礎都跟以前大不一樣，一些成立很早的老黨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一些新黨不斷出現；一些國家剛剛步入多黨競爭的時代，學者們卻已經開始辯論政黨衰落的話題。

盡管大多數政黨學者一般都首先引用奧斯特羅果爾斯基（M.Ostrogorski）(1902)和米歇爾斯（RobertMichels）(1915)的經典著作，薩托利（Sartori）認為馬克斯？韋伯才是政黨組織研究現代傳統的奠基人。在政黨理論研究之中，政黨變革與轉型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個分支。然而，關于政黨變革的大部分研究？？以沃林奈次（Wolinetz1988）、梅爾（Mair1989）、梅爾和史密斯(Mair；Smith1990)等人的著作為代表？？關心的則是政黨體制的變革，關于政黨個體的變革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筆者在查閱西方政黨研究文獻中，發現許多政黨變革理論都是穿插在研究政黨體制變革理論的文獻中，毫無疑問，政黨變革與政黨體制變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梅爾認為政黨變革要比政黨體制變革更難于界定。政黨體制包括構成體制的各個政黨及其互動關系，一種政黨體制轉型為另一種政黨體制比較容易判斷。但是，政黨本身是否變革或者轉型往往缺乏度量的標準。很難說政黨的某個方面或特征發生了變化就簡單地說政黨發生了變革。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政黨變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理查德？卡茨（RichardKatz）和皮得？梅爾（PeterMair）在關于卡特爾型政黨的出現與新的政黨轉型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羅伯特？哈莫爾（RoberHarmel）、詹尼斯？瓊達（KennethJanda）、亞歷山大？坦恩（AlexanderTan）深入研究了政黨變化的內在原因與途徑，羅伯特？哈莫爾對各種政黨變革理論進行了系統地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論。

政黨變革的三種分析路徑

羅伯特？哈莫爾對政黨組織變革文獻分為三種分析路徑，一種分析路徑將政黨變革解釋成政黨功能的成長和成熟的過程，另一種認為政黨變革是對環境變化趨勢的適應性反應，還有一種認為是對突變性環境刺激抑或內在因素的結合的反應。第一種是一般所謂的“生命周期”分析路徑，其最佳代表作是米歇爾斯（Michels1911）的經典著作；第二種是所謂“系統層面趨勢”分析路徑，包括這些人的著作：迪維爾熱（Duverger1951）、基希海默爾（Kirchheimer1966）、帕里比昂科（Panebianco1988）、以及卡茨和梅爾（Katz;Mair1995）；第三種是“突變”分析路徑，反映了最近的政黨變革著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例如，威爾遜（Wilson1980;1994），阿爾賓遜（Albinsson1986），貝勒（Bille1997），穆勒爾（Muller1997），哈莫爾和瓊達（Harmel;janda1994），哈莫爾（Harmel1995）等人的著作。

1．生命周期分析路徑

米歇爾斯（1911）提出了現在已經臭名昭著的“寡頭鐵律”，認為任何一個成立時沒有高度集權的政黨都會最終形成一個越來越集權的結構，呈現更明顯的寡頭集權趨勢。這種轉型體現在由群眾運動形成的大眾型政黨身上尤為明顯，這些政黨最初強調通過大眾實行民主控制。指導運動的群眾的不穩定性不可避免地導致產生專業化的、非代表性的、相對不變的領導小集團，群眾運動最終由這些人控制，他們更關心的是組織的生存和他們在其中的地位，而不是政黨成立之初所追求的公共目標。這條“鐵律”如此普遍地起作用，沒有一個最初追求民主的政黨能夠避免這個寡頭趨勢而成長和成熟起來。

除了米歇爾斯以生命周期的理論來解釋政黨變革以外，斯坦（Stein1973）發現組織領導人在群眾運動初期到組織階段，然后到制度化階段過程中所起作用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運動演變為真正的政黨。與此相似，哈莫爾和斯瓦桑德（Svasand1993）論證了政黨由形成認同到組織化，最后到穩定化不同階段中領導人作用有著明顯區別。

2．系統層面趨勢分析路徑

系統層面趨勢分析是西方政黨變革與轉型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流派，其影響最廣，從某個角度來說，系統分析提出了政黨變革與轉型的理論范式，理論范式的轉化連接著相應的政黨轉型過程。

3．突變分析路徑

政黨變革并非全部是全面轉型，一些學者關注政黨某個方面的變革，外部環境或內部環境的劇變可能導致政黨的突變。其他分析路徑可以發現一些模式化的變革案例，但是突變分析路徑常常表現為非連續性的變化，這些變革的發生看起來有些“隨機”或“偶然”。

帕里比安科（1988)將這方面的理論歸納為三種基本問題。第一個問題關于政黨變革是“演進的（evolutionary）”還是“發展的”(developmental)，在這個問題上，帕里比安科認為羅伯特？米歇爾斯（1962)的理論是演進的。演進的觀點認為政黨變革是由自然趨勢決定的，組織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所有政治組織都要經歷同樣的階段。帕里比安科把自己歸為發展的觀點，認為“組織變化是組織行為者之間聯盟關系變化的結果，不是組織發展的必然結果。在這種視角中組織變化沒有必然遵循的路徑?！?1988)

第二個問題是政黨變革是有目的的還是無目的。有目的論與管理理論聯系在一起，“把變化看作精心選擇的結果”，而非目的論認為“功能紊亂；只有在情況特別嚴重的時候，出現嚴峻的組織危機的時候，才導致變化”。用帕里比安科的話說，這兩種觀點分別“對應的是‘理性’模型和‘自然系統’模型”。他的結論是，“這兩個學派都不完全錯。組織變化是兩類選擇的結果，而且原因在于行為者的有限理性，組織壓力的多樣性以及不可預測的結果”。

第三個問題是變化的根源是外生的還是內生的。外生性根源論認為政黨變革是外部環境變化誘發的，內生性根源論認為政黨變革的主要原因是“組織內部權力分配的變化”。

在羅伯特？哈莫爾和肯尼斯？瓊達看來，組織變化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外部刺激（環境的和技術的）和內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后者（甚至包括代際變化）削弱著權力結構。

羅伯特？哈莫爾和肯尼斯？瓊達認為，前兩個問題最好被視為解決的是變化的主要前提，而且他們同意帕里比安科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取舍。第三個問題，可能是最重要的理論核心問題：組織變化主要是環境變化和相關決定的結果，還是內部變化和相關決定的結果，或者是前兩者的共同結果。

大量的經驗研究提供了有關突變方式的研究結果，威爾遜（1980；1994）首先研究了法國政黨的變化，然后分析了英國、德國和西班牙的社會。他得出結論，認為某種外部因素？？尤其是競爭環境和影響環境的因素的變化？？為政黨變革開辟了道路，但是政黨領導人和改革家是政黨變革能否發生的關鍵干預性變量。阿爾賓遜（1986）的研究與此相似。瓊達的“績效理論”發現選舉失利并不能構成變革的必要或者充分條件，還必須結合考察組織行動者的因素。無論是環境的還是內部的沖擊都可能產生重要的變革刺激，但是決定突變最終會否發生還取決于政黨的行動者是否允許或促成它們這樣。

以上三種分析路徑看起來好像是“相互競爭性解釋”，它們之間確實存在著區別，如下表所示，但是哈莫爾認為，如果把它們看成是相互補充性解釋的分析框架的一部分將更加正確和有意義，構建更完整的政黨變革理論以及在現有的“理論島嶼”之間架起適當的橋梁將是未來研究的重要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