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建設考驗執政黨的執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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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型時期，歷史發展的轉折或轉型過程給社會帶來的震蕩和沖擊是急劇而強烈的，解決貧富懸殊、收入差距等問題不僅是解決窮人的問題，也是解決全局性的社會經濟問題

10月11日，青海省海西州天峻縣縣委書記劉文鵬和來自新疆、青海、湖南等地的100余位縣委書記正在中央黨校接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專題培訓。是日，為期4天的十六屆六中全會落下帷幕。

當記者與劉文鵬等學員談起“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在新世紀新階段“被擺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特別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將逐步扭轉，來自西部地區的縣委書記們對和諧社會建設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中國社會存在“五失”

大凡和諧社會建設相對成功的國家，政治領導人大多能把握社會發展的動態，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根據社會矛盾的運動變化，在執政理念上進行適時而必要的調整和革新，以防止出現社會矛盾激化而引起社會發展的大起大落

“東西部差距有歷史的、自然的諸多因素。西部大開發對西部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劉文鵬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采訪時說，“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西部地區人口素質、教育水平都不高，整個發展還有一些制約因素，所以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西部地區還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和政策傾斜。這樣，西部基礎設施才能夠得到改善，教育才能得到發展，人口素質才能得到提高。”

改革開放28年來，中國經濟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長。2005年,GDP已達2萬億美元，人均GDP也由改革開放前的幾百美元增長到現在的1700美元，發展的潛力巨大。但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嚴重失衡。國家統計局的最新監測結果顯示，2005年全國農村全面建設小康實現程度達到28.2%，比上年提高6.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東部地區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的實現程度為47.6%，而西部僅為1.3%，兩者差距懸殊。

從結構上看，西部與東部地區農村全面建設小康實現程度差距較大的是經濟發展、人口素質和生活質量等方面。在經濟發展方面，西部與東部地區農村的發展差距在8年以上；在人口素質方面，西部與東部的差距在10年以上；在生活質量方面，西部與東部的差距在5年以上。

青海省治多縣縣委書記吳春慶告訴記者，以長江源頭第一縣治多縣為例，其財政收入幾乎為零。“當前迫切要解決的是人民最基本、最初級的生活保障問題，例如看病難、學生食雜費和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等等?！?/p>

在中國經濟的版圖上，一邊是東部地區快速發展，另一邊是西部貧困地區部分人群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

“我們希望通過和諧社會的提出，能真正解決西部偏遠農村地區基本的生產、生活條件”，吳春慶說。

曾深入全國1300多個市縣調查農民、農村與農業問題的三農專家、中央黨校研究室曾業松教授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采訪時說：“解決城鄉、區域發展失衡的問題，解決八九億農民這個巨大群體與城市四五億市民群體利益、權力的失衡，是中國和諧社會建設最突出的關鍵環節?！?/p>

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和國際經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處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間，可能會出現貧富加大、兩極分化加劇、失業人口激增、社會矛盾激化等社會經濟問題，處理不當將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引發社會動蕩與倒退。

中國是在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05年達到人均1700美元。中國也從一個收入分配較為平均的國家，成為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一些不和諧現象已有所顯現，如環境問題、就業問題、分配問題、公共服務問題、社會公平問題等等。

曾業松教授將中國的社會問題概括為“五失”，即城鄉、區域之間發展的“失衡”；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失調”；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犯法等司法的“失準”，道德觀念混亂，是非榮辱混淆等道德的“失范”；貧富差距拉大與社會不公、社會腐敗導致人們心理的“失落”。

中國身處轉型時期，歷史發展的轉折或轉型過程給社會帶來的震蕩和沖擊是急劇而強烈的，解決貧富懸殊、收入差距等問題不僅是解決窮人的問題，也是解決全局性的社會經濟問題。在一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如東亞新興工業體比較順利地度過了這一關鍵期，使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各方面都出現了質的提升，和平、穩定、順利地實現了社會轉型；一些拉美國家就在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未能及時采取正確的方法和手段化解各種矛盾，因而被這些社會矛盾所糾纏，從此止步不前，使社會陷入動蕩甚至出現倒退。

北京的政情觀察家認為，大凡和諧社會建設相對成功的國家，政治領導人大多能把握社會發展的動態，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根據社會矛盾的運動變化，在執政理念上進行適時而必要的調整和革新，以防止出現社會矛盾激化引起社會發展的大起大落。今天，中國的執政黨居安思危，并順理成章地把和諧社會建設當作當務之急，開辟了執政理念的新境界?！昂椭C社會建設是整個社會發展階段的根本要求，更是我國現階段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痹鴺I松說。

在中央黨校經濟部主任王東京看來，政府關注建設和諧社會與公平問題有三方面的考慮：首先，政府的目標要追求穩定最大化，“小平同志講，穩定壓倒一切，從這一點考慮，政府要關注公平問題”；其次，建設小康社會，要追求整個經濟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第三，中國經濟要持續發展，至少到2020年要保持高增長，前提條件就是擴大內需，擴大內需兩種途徑中其一是刺激投資，其二是擴大消費。對中國來說，擴大內需必須擴大消費，因為只有消費才是終極的需求。而刺激消費就要有購買力，這需要提高人們的收入。提高收入在多與少、有與無之間如何進行選擇，“首先應優先解決年老的、病弱的、生活無自理能力的弱勢群體，然后再解決收入少的群體?！?/p>

“政府追求穩定、社會福利最大化、經濟持續發展這三個目標是環環相扣的，緊密聯系在一起，解決這三個目標關鍵要實現公平。”王東京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采訪時說。

收入分配不公是影響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

收入差距擴大是一個歷史過程，只有加速發展才能夠較快地越過這種痛苦

“在經濟領域，當前老百姓反映最強烈的就是分配不公的問題，所以中央多次講，效率優先要更加注重公平，公平問題是當前經濟工作中一個突出的問題?！蓖鯑|京認為，分配不公主要反映在行業、地區、城鄉之間，尤其是通過腐敗、尋租造成的收入差距，制假販假、以非法收入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

正如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所言，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必須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以保障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權利和利益，引導公民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

從查處轟動全國的鄭州非法批地案到最近浮出水面的上海社?；鸢?，表現了執政黨懲治腐敗、實現公平、構建和諧社會的決心。

兩年前就曾參與“和諧社會”調研工作的曾業松教授認為，六中全會公報特別關注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收入分配決定著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又決定著幸福指數，收入分配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之間、行業之間、階層之間，是牽動國民的一個焦點問題，也是影響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p>

近日，波士頓咨詢，在中國，0.4%的富有家庭占有70%的國民收入。而在成熟市場，財富聚集的程度不會那么集中，一般會是5%的富有家庭占有50%國民收入。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迅速擴大，爾后是短暫的穩定，然后在增長的后期階段逐漸縮小?！边@也是庫茲涅茨倒U形的收入分配特點。

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工業化過程造成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的過程，還有分配政策不合理的因素。一是過分重視財稅收入向中央集權，造成了上下財政收入的“兩重天”；二是財權與事權極不對等，造成地市以下干部收入上的不公。三是壟斷行業的高收入，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凸現。

收入分配不公的現狀引起了中國領導層的高度重視。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強調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并提出“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p>

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任玉嶺撰文提出，要改革財稅體制，使財稅利益向下傾斜，向欠發達地區與低收入人群傾斜，從根本上改變上下收入懸殊的現狀；規范收入分配，“吃皇糧”的應統一工資標準，地域間可拉開檔次，但不宜差別過大；限制壟斷行業待遇，實行利潤上繳；做好轉移支付、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等。

經濟學家茅于軾近日也撰文提出，如果農村人口收入增長的速度趕不上城市的話，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還會擴大，基尼系數還會上升。緩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實現工業化。當農業人口逐漸減少時，農民的收入就能逐漸增加，收入分配的差距就會慢慢減少。

茅于軾還表示，收入差距擴大是一個歷史過程，只有加速發展才能夠較快地越過這種痛苦。

王東京則認為，“中國到了工業化中期階段，我們關注公平問題是對的，公平是政府的事情，要由政府來調節，不能讓企業也去搞公平，企業要追求利潤最大化。否則，企業追求公平就談不上效率了?！?/p>

從意識形態層面的論證轉移到制度層面建設

和諧社會的愿景，存續中華文化傳統，需要有更大的社會視野、更深的歷史意識、更全面的戰略思維，需要有超越的胸懷與創新的勇氣來界定

正如西部基層縣委書記所期待的，建設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協調發展，要讓改革惠及到13億人民，大家共同分享改革的成果，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實現“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把寫在紙上的變成實際是非常重要的，”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陳劍說，和諧是由多種聲音組成的，“和”是每個人能有飯吃，“諧”是每個人能平等的說話，這就是社會的進步；提高社會公正程度就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架構，建立一個較為完善的社會政治體制。“一個較為完善的社會政治體制一定把對社會公正的追求作為主要價值目標，并最大限度體現社會公正”。

“根本的問題是要通過制度創新，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解決制度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問題。”聯系建設和諧鄉村的實際，曾業松教授指出：首先，要做到“政策惠農”，即調整政策導向，保障農民增加收入，獲得平等的權利、福利；其次，“制度興農”即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建立城鄉一體化制度體系；第三，“發展興農”，包括大力發展現代農業、鄉村二三產業；第四，“基礎強農”，增加投入，從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入手；第五，“環境利農”，從生態環境角度出發為農村發展提供支持，“這五方面是構建和諧鄉村的客觀需要，哪一方面都需要制度創新才能實現?！?/p>

王東京則表示，關鍵要轉變政府職能。他認為，行業間的分配不公是政府行政壟斷造成的，就要按市場經濟重新定位政府的職能，嚴格控制在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公正，提供公共產品、實施扶貧四方面；原來政府角色錯位用公共財政資金辦企業，真正的公共財政資金沒有到位，導致現在的公共設施、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短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要轉換成服務型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同時，由行政審批制造成的腐敗、權利尋租行為導致社會不公，責任還在政府?！耙虼烁母镄姓徟贫仁钱攧罩?，不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公平問題就難以解決；通過制度安排監督高官仍然是當今要研究的一個課題?！?/p>

和諧社會體現了人本主義發展觀，是社會從物質過渡到人的現代化為目標的歷史必然。從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社會更加和諧”的奮斗目標，到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再到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全面部署，預示著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重點已經悄然從思想意識形態層面的論證轉移到制度建設層面，“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鄭永年如此評述。

和諧社會的愿景，存續中華文化傳統，需要有更大的社會視野、更深的歷史意識、更全面的戰略思維，需要有超越的胸懷與創新的勇氣來界定。2020年，政府預期的涵蓋城鄉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能否實現、社會趨于和諧公平的目標能否實現，“這是對執政黨執政能力的考驗，也是對其先進性的檢驗”，曾業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