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自己的社會保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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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呼喚理論創新

中國20多年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成效顯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適應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需要，社會保障制度實現了由“國家—單位制”向“國家—社會制”的轉變，擴大了社會保障覆蓋面，使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等項目成為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并逐漸擴大到城鎮各類所有制企業職工，做到社會保障資金來源多元化、社會保障管理社會化，逐步實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社會救助制度，積極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加快社會保障制度立法工作。所有這些成就的取得，既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打下了良好基礎，也為更好地構建自己的社會保障理論提供了充足資源。

但是最近幾年，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問題。集中表現在：人們對社會保障的認識存在偏差，不是從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角度，而是僅僅從解決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角度去理解社會保障制度，因此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與原則、內容和目標、結構及功能、標準與覆蓋面等問題上還存在許多分歧和爭議。而這又反過來直接制約著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革實踐，使得我們建立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進展緩慢。

分析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出現的這些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20多年來我們對社會保障理論建設重視不夠。特別是只重視西方現成的社會保障理論，不重視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理論創新。常常采取以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實際困難為目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地制定各種具體的社會保障制度，而沒有努力建立自己的社會保障理論并以此指導實踐。

忽視理論建設的另一面，就是過分強調社會保障的實用性，把社會保障作為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具體社會問題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社會設置中具有獨立性質的制度安排。于是，當經濟結構轉型導致大量下崗職工時，我們才考慮對這部分職工進行生活保障；當老工業基地出現大批離退休職工而原有企業又無力提供相關保障時，我們才意識到加快社會保障社會化改革；當大量農民工涌進城市出現許多社會問題時，我們才考慮如何給他們提供必要的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以及子女教育等保障措施；當部分群眾看不起病時，我們才考慮如何健全城鄉居民醫療救助制度、完善醫療保險制度、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過分重視實用性的社會保障，必然帶來實際工作中的被動。缺乏理論上的前瞻性，就沒有實踐上的主動性。

中國社會保障理論建構中存在的問題

回顧以往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實踐與理論探索可以發現，我們在理論構建方面存在如下主要問題：

一是抽象地肯定西方社會保障理論的公平基礎，把它簡單地移植到中國社會保障理論構建當中來。自工業革命到20世紀50年代，西方社會保障理論普遍強調生存性或救濟性公平理念，認為以社會保險為核心的社會保障制度要能夠提供維持民眾生存最低限度的收入，確保任何一個參保人員“即使沒有其他經濟來源，社會保險提供的基本生活最低收入也足以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上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解決了貧困問題，西方社會保障所注重的公平才逐漸由原來的生存性公平轉向發展性公平，從原來的救濟性公平逐漸轉變為體面性公平，強調作為一種社會福利的社會保障應當是“高水平、廣覆蓋、無差別”，保證每個人“過上體面的生活”。但是，這種社會保障理論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問題，導致有的國家不得不進行“痛苦的改革”，有的國家試圖以新的公平理念重建社會保障理論。這表明，作為社會保障基礎的公平從來都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

可是，在社會保障理論研究中，我們片面地理解社會保障的公平基礎，總是試圖尋求那種絕對的公平，照搬西方國家的體面性公平，忽視了實現這種公平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心理基礎，忽視了社會公平的民族差異性及其他屬性。事實上，在經濟并不發達的當代中國，我們不可能建立起高福利、彰顯體面公平的社會保障理論，只能夠構建一種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解決民眾基本生存需求、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和諧發展、體現“底線公平”的社會保障理論。否則，很容易使我們患上貧窮國家的富貴病。

二是過分依賴西方社會保障理論派別和理論內容。應當看到，無論是新歷史學派、凱恩斯主義、貝弗里奇主義、新劍橋學派、新自由主義以及“第三條道路”，還是新制度經濟學派、經濟增長學派甚至未來學派，都是西方學者或者根據本國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或者為解決本國當時的民生問題而形成的理論派別?？傮w上看，這些形態多樣的理論派別實際上都有其獨特的時代性，明確的針對性以及鮮明的國家性特征，不僅不同的國家產生了不同的社會保障理論派別，而且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也出現了不同的社會保障理論形態，從來就沒有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理論形態始終一成不變。因此，西方社會保障理論派別只具有相對合理性，它們不可能超越時空“放之四海而皆準”。

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保障理論

我們提出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保障理論，不是簡單地否定西方社會保障百年來所取得的理論成就，不是簡單地否定中國20多年來的社會保障實踐探索，更不是按照玄思冥想的方式去建立什么宏大的理論體系，而是運用科學的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厘清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遇到的問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用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按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進行理論概括與理論升華，形成自己的社會保障理論，以此來解決我們的社會保障問題。為此：

一是要以解決民眾最基本生存問題為主要出發點，把“底線公平”作為建構中國社會保障理論的基礎。我們的社會保障理論應當體現為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主要解決民眾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如吃飯（就業）、看病、教育以及住房等方面，因為這些是每個人一生都無法回避的問題。要公平對待相對貧困以及其他在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努力使每一個人都能夠獲得最起碼、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讓他們能夠得到社會的保護和支持。

二是要明確中國社會保障理論的目標。中國的社會保障理論應當切實保障廣大民眾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是非基本生存需求，保障整個社會乃至我們子孫后代持續和諧發展需求而不是僅僅滿足個別階層的特殊需求。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保障理論應當在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的保障文化、心理和方式基礎上，基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與現實，吸收西方社會保障理論與實踐中的合理成分，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創新理論。目的就是滿足人民群眾的最基本生存需要，努力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社會排斥與社會對抗，保證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和諧。

三是要建立起城鄉統籌、涵蓋各個階層、努力縮小階層之間對立的社會保障理論。在社會保障項目上，要能夠界定出中國社會保障所應包括的項目、內容、目標及任務，理順它們之間的關系，使社會保障能夠在解決城鄉居民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等方面發揮基礎性作用；在社會保障待遇上，要能夠從廣大民眾所有基本需求中找出一些更具有前提性、基礎性以及無法回避的需求，如解決溫飽問題的基本生活需求、解決看病難以及公共衛生服務的基本健康需求、解決基礎教育問題的基本發展需求等；在保障層次上，要夯實最低生活保障和社會救助制度，以解決最基本的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等需求為目標的相關社會保險為主體，形成多層次社會保障理論體系。